西方马克思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4-03-31 05: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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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大半个世纪,它在中国的传播则不到20年。时间虽短,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态度、运用却有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20年来中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迁,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把握西方思潮并用之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动向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时刻,我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洞察和对于人类命运归宿的方向感和健全感,正在受到考验。中国最新一轮现代化的努力已历时20年,既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又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的内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盛行,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它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造就出几个西方“新左派”的育目追随者和鳖脚模仿者,有碍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

中国理论界正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始于70年代末思想解放,探索之风大盛的潮流中。但若认真追溯,这个起始时限可提早到60年代。那时为了“防修反修”,内部发行了萨特、梅罗—庞蒂、布洛赫、柯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对卢卡奇关于异化的沦述,也通过苏联的批判为人所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资格接触这些“反面材料”的高级理论家中,有少数好学深思之士愿意抱着同情态度理解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在80年代初表示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当然,这栅栅来迟的开放态度仍嫌为时尚早,思想的新芽一露头就天折了。

60年代末,举国上下大学“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曾经狂热和盲从的一代人中产生了一股自发的、强大的,然而是逆向的学习马克思理论的潜流。上述内部书刊广泛地散落民间,被飞快地传阅并热烈地讨论。“”的非人环境,“”理论的空前武断使人更加相信马克思的论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魅力,首先就在于它从人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

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学者、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有人力图做借鉴和接纳的工作,以扩大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国和世界现状的视野。但占主导地位的作法仍遵循以下思路:“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因此,人们在零零碎碎地获得有关知识时,耳朵里也充斥着“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战斗口号。

时代毕竟在前进,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开放。到了90年代,带着敌情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如果说,专业研究者不论态度是严峻还是宽容,始终在理论领域做文章的话,g15么如年代初出现的另一种动向则更有意义,更值得注意。如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突然间汹涌澎湃的商品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文化人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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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20世纪一切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思潮,它的每一个流派,每一种新思想的提出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对于从卢卡奇开始到今天仍然活跃于理论舞台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革命的失败、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莫斯科审判及斯大林主义、匈牙利事件、苏军入侵捷克、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热秋”、波兰工人罢工、苏军入侵阿富汗、战后科学技术勃兴的社会后果以及当代生态运动等等,没有一件停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界之外。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对欧洲革命失败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社会矛盾更加深化,更加尖锐,因而也造成了巴黎公社以来鲜有的革命时机。十月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于是,从1918到1923年间德国、匈牙利、芬兰、奥地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相继爆发了工人起义和人民起义,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德国、匈牙利、芬兰等国在革命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意大利发生了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其它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8至1923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与第二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就表露于外的形势看,这一期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了工人起义,甚至有些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可能象俄国那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实际上,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是根本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因为深刻影响着中西欧各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是考茨基提出的所谓“消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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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论文

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学界大都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的思想和著作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源。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很多,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的区别也很多,徐崇温、杜章智、王雨辰、陈学明、张一兵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分别做了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人”的关怀,即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从流派分类的角度来划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我国学界大都采用徐崇温的观点把它分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个大类。具体说来,人本主义又包括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人”的首要地位,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我国当前强调的“以人为本”也是有密切相关的,以及与管理学中重视的“人本管理”也有联系,反观当前社会现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人”的关系,以及当前怎样看待“人”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人把握为自我创造、自我生成的活动,将人的本质界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即人作为“类存在”意义上的劳动的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则摒弃了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类学概念理解人的本质的做法,将人的现实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性。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分立为青年、老年马克思的做法(即早期马克思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退化)正是基于对这个研究而得出的,而马克思的人学思想统一于人道主义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流观点。大多数西方学者明确反对“两个马克思”论,认为“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本文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统一的人道观点出发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点。

1923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明确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就此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反对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为经济决定论,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机械化的经济决定论,而必须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人是历史的主体。他们认为现实的总体性,就是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即主客体辩证法。而“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1]279。人类历史过程中最真实的存在是人的客观活动本身,即社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如果“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1]50。在主客体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卢卡奇认为只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才能做到把自身作为主体的同时,把客体也作为同一整体的一个方面来认识,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他认为马克思第一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地说明和揭示了历史的本质,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历史的主体,即无产阶级。卢卡奇认为:“每个社会的力量按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认识能够使我们从中解放出来。”[1]350据此,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一种意识活动,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指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出路”[1]136,因而也就把意识形态斗争提高到了革命的首要位置。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梅劳·庞蒂认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者只看到外部的客观因素,而低估了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观作用。这种观点体现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人学来源于黑格尔的主观辩证法,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过分强调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以至于陷入一种“意识决定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当中,忽视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弗洛姆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的哲学误解为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这种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马克思的目的在于人的精神解放,在于人从经济决定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在于恢复人的完整性,使他有能力达到与他人和大自然的统一与和谐。”[2]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将所谓的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不是试图将人性泯灭在历史物质的总体运动中,总而言之,马克思从不否认人之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恰恰相反,马克思追求的正是人的解放。马尔库赛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问题上,也说明了他把马克思的人学理解为人道主义。他在《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一文中说:“最近《手稿》被用来证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对抗官僚极权的苏联模式;这些手稿有力地推动了反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3]弗洛姆认为马克思把人性理解为人的本能和欲望。弗洛姆的目的是在突显人的自然存在,而贬低马克思的人的社会存在本质。马尔库赛认为,马克思把感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人学的根本变革在于感性这个本质规定上,他说:“也许正是在感性(作为对象化)这个概念上,在人的本质规定这个中心问题上,马克思完成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转变。”马尔库赛最终把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归结到了一点:人的自由和全面性的实现,在马克思那里是人的感性需要、情欲和本能的实现。西马理论家们都从马克思学说的社会批判方面中获取了最初动力,都以批判作为人本主义立场的原点。他们力图使自己所关心的对象是现实中具体的、个人化的实际存在。

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从各个方面构建不同的主体观,卢卡奇人的总体性、马尔库塞的多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人以及列斐伏尔总体的人都把人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不大一样的理论背景又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救赎之途。比如卢卡奇的浪漫主义,霍克海默的理论批判性,萨特的哲学确证,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弗洛姆的技术人道化,还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改造。不过,他们的相同处在于,都把革命从街头挪进了书斋,企图通过心灵革命和思想改造来变革社会,从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行动取向和现实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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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正文】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一百多年中,社会主义除了从列宁、斯大林到、邓小平这一条主流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线索外,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能忽视的一派。研究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学术研究之必要,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促进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与第二国际观点相对立,也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自称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潮。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1923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发表被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大派别,主要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60年代,出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趋向和流派,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人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1968年在法国“五月风暴”中,“新左派”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把马尔库塞、萨特奉为精神领袖。这场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到了历史的前端,并使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把理论重点从哲学转向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和革命前景的研究上,出现了众多流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种种的分歧乃至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有着共同或相近的见识。本文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主流的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第一,他们认为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康德的伦理学,而是人道主义哲学构成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一种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自己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把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但是,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理解成僵硬的经济决定论,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社会主义。这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正统,甚至也不新鲜。伯恩斯坦则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修正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认为要用康德伦理学来补充唯物史观,而是强调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他们所理解的人道主义哲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试图通过拯救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总体性,强调主观意识的作用,从而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质,对抗第二国际的正统派的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中,卢卡奇批评经济决定论所表现出来的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认为这种观点虽然看起来强调经济运动规律的客观“科学”性质,但“它取消人和社会活动的地位”,使人们在所谓的外在永恒的“自然法则”面前无能为力,社会主义成为不用革命主体参与的自发运动的结果。实际上,在任何历史运动中,人已经成为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因而,历史发展的本质,就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如果看不到主体的能动作用,把客体始终当做思想之先和之前的不变的东西,思想只是对它的直观,那么就失去了理解辩证法、理解历史的关键东西。既然历史过程是自觉的意识主体与客体——历史结构和现实——作用的结果,那么十月革命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主要应通过分析无产阶级的“意识”状况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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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比较论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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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多样化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本文提出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三条标准,并以卢卡奇和弗罗姆为例作了具体分析。

【英文摘要】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ceptionandconnotationofWesternMarxismaswellasitsrelationswithLeninism,holdsthatWesternMarxismisnotaunifiedschoolofideologicaltrend,and,basedonaconcreteanalysisofG.LukacsandE.Fromm,proposesthreecriteriaforjudgingthenatureofWesternMarxis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4-0067-04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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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多样化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本文提出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三条标准,并以卢卡奇和弗罗姆为例作了具体分析。

【英文摘要】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ceptionandconnotationofWesternMarxismaswellasitsrelationswithLeninism,holdsthatWesternMarxismisnotaunifiedschoolofideologicaltrend,and,basedonaconcreteanalysisofG.LukacsandE.Fromm,proposesthreecriteriaforjudgingthenatureofWesternMarxis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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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多样化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本文提出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三条标准,并以卢卡奇和弗罗姆为例作了具体分析。

【英文摘要】ThisarticleanalyzestheconceptionandconnotationofWesternMarxismaswellasitsrelationswithLeninism,holdsthatWesternMarxismisnotaunifiedschoolofideologicaltrend,and,basedonaconcreteanalysisofG.LukacsandE.Fromm,proposesthreecriteriaforjudgingthenatureofWesternMarxism.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卢卡奇/弗罗姆/WesternMarxism/Marxism/Leninism/Lukacs/Fromm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4-0067-04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共产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对此,笔者不揣冒昧,拟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内涵、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界定等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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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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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论文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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