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化范文10篇

摘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依法治国”已经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国”，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而在此过程中，能否学会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设中继承精华，去除糟粕就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本土化；西方化；精华；糟粕

目前，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加快法制建设也是我国目前各项建设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在法治的具体构建上，目前却存在两种声音，一个是本土化，另一个是西方化。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无法满足现如今依法治国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摘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依法治国”已经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国”，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而在此过程中，能否学会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设中继承精华，去除糟粕就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本土化；西方化；精华；糟粕

目前，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加快法制建设也是我国目前各项建设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在法治的具体构建上，目前却存在两种声音，一个是本土化，另一个是西方化。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无法满足现如今依法治国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摘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依法治国”已经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国”，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而在此过程中，能否学会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设中继承精华，去除糟粕就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本土化西方化精华糟粕

目前，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加快法制建设也是我国目前各项建设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在法治的具体构建上，目前却存在两种声音，一个是本土化，另一个是西方化。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无法满足现如今依法治国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摘要：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依法治国”已经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国”，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如今，我国的法制建设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而在此过程中，能否学会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设中继承精华，去除糟粕就成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本土化；西方化；精华；糟粕

目前，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加快法制建设也是我国目前各项建设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在法治的具体构建上，目前却存在两种声音，一个是本土化，另一个是西方化。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无法满足现如今依法治国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庀省＃?］”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内容提要：20余年来中国经济学思潮的变迁表现为西方经济学上升为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主导地位的丢失。西方经济学前沿的变化主导着经济学今后的发展路径。西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念不仅在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而且在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观念中也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但是经济学的全面西方化无论对于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其他门类的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学的出路在于正确处理经济学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学思潮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在国际上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奠定至今已经有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经了曲折的道路。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至今刚好100年。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流的话语系统经常在转换。在新中国，经济学主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后到1978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个阶段也即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学主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个阶段，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交替着控制着主流话语权，政治经济学仍然略胜一筹。第三阶段，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开始凸现，并且日益加强。本文着重对第二、三两个阶段也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基本潮流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几大变化

综观这20多年来的经济学思潮变化，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并且逐步占据主流话语的地位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站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高度，对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行为的选择做了正确的回答。当前，面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在新形势下坚定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每个共产党人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基本内含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的基本内含主要包括：一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特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因此，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价值目标，并把今日的努力同实现大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实践着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二是把劳动创造、无私奉献作为价值实现的条件。劳动创造是价值的源泉，为社会多做贡献是价值的真谛，不能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毫无价值可言。共产党人对集体、对社会贡献越大，他的个人价值也就越高。因此，劳动创造、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价值观和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点，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只有通过劳动和奉献才能实现对共产主义的实践功能。三是以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融合作为价值实现的标志。共产党人把个人利益融合在整体利益中，把个人利益的实现融合在人民利益的实现之中。四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标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衡量人生价值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质量、效果为尺度，每个党员价值的大小、正负都系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这是共产党人价值观不同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价值观的显著特征，它在指导共产党人的价值行为时像一盏不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共产党人在价值取向、价值评价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有史以来最先进、最科学、最合理的价值观。一个共产党人真正具有这样的价值观，他就能够坚持正确的人生道路，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精神高尚，眼界开阔，胸怀坦荡，生活充实；他就会彻底冲破追逐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笼，在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广阔天地里找准自己的位置，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共产党人价值观面临的冲击

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价值观，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凯歌，影响和教育着亿万群众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共产党人的价值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一、法治下掠夺的演变及表现

（一）经济基础上的掠夺合法化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元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和黄金挂钩，成为世界性货币，这为美国推行掠夺合法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可知，美国的外交手段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策略通常是以经济实力换取议题话语权，尤其在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扶持政策方面，在资金、技术输出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对这些国家进行法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同化，这些不发达国家为换取经济发展对这种掠夺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二）意识形态中的掠夺合法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霸权国家推行掠夺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掠夺的合法性在于使附庸者服从并接受这种思想的优越性。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不仅会遭到被侵害国家的反抗，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所以，完全采取暴力手段不是长久之计并且需耗费巨额成本，思想控制才是以最小投入换取高额收益的最佳途径。强权主体往往利用专业精英在国际社会的优势地位来影响民众，最终实现掠夺。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跨国交流日益频繁，专家学者对思想意识的传播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其实，他们对其自身法治系统和政治系统不加批判本身就已经发挥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为附属国家服从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了合法化的理由。

（三）法律掠夺法律是保障权利的工具，而这种权利保障方式最终通过法院来加以实行。如果法院依附于政治甚至放弃权利保障时，法院就变成了压迫性工具。在全球化视野中，对附属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法律统治是美国法律帝国主义的核心。如今，与掠夺相关的帝国主义法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法治系统的主导层面。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压迫落后地区的法律，旨在使落后国家丧失法律决断权，被动地捆绑在帝国主义强加的法治要求之上，以实现掠夺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帝国主义法治丝毫不具有合法性基础，但却通过其宣称的“民主”和“法治”来强加于落后地区并强制推行，其后果是落后地区的法治出现紊乱，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对这些地区的法律霸权控制，为全球性掠夺中见不得光的活动提供了遮羞布。

二、国际法下掠夺的合法化进程

西方国家的法律因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支撑而一直占主导性地位，而由西方国家推动的国际法也无形地提供了一个压迫性的全球治理机构所应遵循的为西方国家量身打造的准则。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企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军事授权行动来为武力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寻求国际法依据。如在两次海湾战争中，英美等国家通过安理会实现了对该区域的武装干涉，进而对该地区的石油资源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处置。在这一过程中，原本非法的干涉行为变成了“正义”、“合法”的必要行动。他们打着国际人权的旗号来粉饰非法的干涉行为，并极力促使国际法的集权化以达到对国际法更加公开的意识形态利用的目的。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拒绝控制美国和联合国军，从而允许联合国以使伊拉克倒退到工业化前水平的方式与发动无限制的战争正式联系起来，最终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在霸权国家的统治下，非霸权国家对国际法的正当运用被视为违反了国际法，一些国际性机构即使基于国家主权考虑也被认为偏离了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人权合法性标准。

摘要：市场经济又称为法制经济，它是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态。并且，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支撑它得以正常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作用

目前，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加快法制建设也是我国目前各项建设中的重点内容，然而在法治的具体构建上，目前却存在两种声音，一个是本土化，另一个是西方化。其实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都无法满足现如今依法治国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摘要：

本文通过对现代性的回溯发现，现代性作为人类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其发生的深层机制在于人类思维在把握外部世界的过程中有一种本能的自洽性预设，这也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而超越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在于回到人类的原初自我，即前概念、前反思的“生活世界”。

关键词：现代性理性化同一性自洽性预设生活世界

一直以来，现代性就是一个有着颇多争议的概念。“现代性”显然对应于西方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其中主要是指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性”也牵扯到某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一般被称为“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①在今天，现代性的全球规模已经形成，它在给人们带来健康、富足和繁荣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以至于当今时代强调许多现代性策略的不良后果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而且，在回溯现代性的过程中，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应该说，后现代性是隐含在现代性中的，因为现代性以及现代的时间性自身就带着一种冲动，要突围到与自身不一样的一种状态中去。从其构成看，现代性充满着后现代性。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消除在人类自我可能性的扩展过程中的障碍。利奥塔就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②这种思想方式是为某种“解放的观念”所支配的。在利奥塔看来，“解放的观念”实质上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即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于一个终极目的，达到一种普遍的自由王国。

一、现代性的源起：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