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范文10篇

议会、政党和选举制度被誉为西方民主制的三大支柱。它们都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过程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欧美各国普遍设立议会。世界范围内的议会普及完成于20世纪中叶。据统计，在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国家议会（不包括地方议会和区域议会）有180个。在这些国家中，都有政党的组织存在。有的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多数国家有几个、十几个政党，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有300多个政党同时存在。由此可见，议会与政党在西方国家中，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最初起源于西方，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西方国家议会和政党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议会与政党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为政党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同时，政党的出现也为议会运行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本文尝试着从这两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复杂化，金融监管问题成为了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很多国家都相继进行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践，希望通过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使国家的金融业健康稳步发展。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宏观趋势。1、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机制不断加强西方金融监管实践证明，不管外部监管力量怎样强大，监管如何谨慎，没有内部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这些都不一定有效。事实上，从巴林银行的破产就可以看出，若是银行制订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且严格实施，纵然是有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动荡，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的金融机构行业自律机制，也一直受到西方各国的关注。如美国的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进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2、金融监管的市场导向和信息披露不断加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微观经济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主要是市场替代性规制。这为金融业的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保障。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的基础，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决策之前，必须掌握关于金融机构准确、及时、有内涵的信息，而它们的决策本身又对金融机构的行为构成市场约束。因此，信息披露、透明度是西方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的。如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制定对所有金融机构采取同样的会计和披露标准，以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的约束作用。3、金融监管全球化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各国之间的金融风险转移和扩散的趋势日益增多，金融监管全球化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近年来，环球范围、地区范围以及双边范围内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管合作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如东亚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在东亚，中、日、韩与东盟每年也开始召开央行行长、财长会议以讨论地区金融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加强了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的表现。（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微观趋势。1、金融监管方式的新变化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方式从原来的只重视的外部监管转为内外部监管相结合，尤其重视调整和运用金融机构本身的正面作用。从传统监管者的角度看，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则，确保参与者遵守执行，就可以实现监管目标。可是随着金融业的创新和变革，其缺点也不断暴露，因此，实施全方位的风险监管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是要求金融机构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自控机制，二是要求对信用风险，甚至是对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2、金融监管手段及内容的新变化在监管手段上，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普及，利用计算机和计量模型对监控系统进行收集、处理、评价和预测，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所采用的方法，不仅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应变能力，也使监管手段更加现代化。在扩大了监管的范围的同时又提高了监管效率。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内容也呈现出标准化、统一化的特征，如近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己经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和建议要求，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3、金融监管范围及监管体制的新变化在监管规模上,各国监管当局都更加看重监管的全方位和多角度，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经营领域。而在国际范围内，则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并表监管。另外，由于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实行分业监管的国家正在逐步缩小，各国在金融监管体制向一部分是混合监管，甚至完全分业监管模式转型。例如，银行从传统的贷款业务到证券投资，证券、保险等金融公司也开始向特定客户提供贷款。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全面审慎的金融体制。建立和深化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这在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目前，我国已建立“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并积极进行金融监管的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顺应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趋势，适应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识别、应对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二）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多对宏观层面的金融机构监管进行规制，但并没有成立专门负责消费者保护事务的机构，也缺乏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因此，我国有必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监管目标，建议在由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消费者保护协会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赋予其监管金融机构行为、调查、处罚违规的权力，并执行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监管规则；同时，要建议专门接受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投诉建议的机制，逐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建设。（三）强化系统性风险的控制。现在不断发展壮大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使得金融行业的系统风险更加突出和敏感，任何金融领域的风险都有可能蔓延和扩散到整个金融行业，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因此中国应当更加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央行的维护金融稳定的权力。其次应当立法赋予央行更多有效的手段和措施管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金融领域与金融稳定有关的事务。再次对于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应当得到加强。（四）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中国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监管之间的不匹配，加大了监管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导致监管范围的重叠和空白。分业监管更注重个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缺乏对整个金融行业的风险监管体系，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缺乏一个涵盖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这需要一个完善的监管框架才能更好地协调各金融部门之间的行动。

三、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提要：西方发达国家合作金融的发展有比较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国在改革和发展合作金融中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管理体制、组织形式和体系、市场定位、监督管理、政策支持及法律建设等方面进行借鉴和创新。

合作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合作金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日趋规范和完善，研究西方国家合作金融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推进我国合作金融改革，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脱离服务“三农”的方向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是否应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对这个问题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因为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合作金融业务经营的商业化倾向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农业和农村对资金的需求减少，农村合作金融吸收的资金超过了农业和农村对资金的需要，因此，它们把满足会员需要后的资金用来从事商业化经营。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近8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相当庞大。所以，如果盲目仿效西方国家模式走单一化经营的路子，同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是不相符的。

实践证明，合作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农村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市场发展定位，坚定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宗旨，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农村合作金融的战略规划、发展目标和业务运作机制，坚决纠正背离“三农”的经营运作，要把服务“三农”的指导思想贯穿到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个层面和每个员工的具体业务中并坚持下去。

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832年第一次选举改革前，英国人民的选举权是极为可怜的。那时的选举制度极为混乱。例如，在有些城镇，不少成年男人可参加选举，但在有些城镇中，能参加选举的成年男人不足百分之一。此外，选举权之有无，在有的城镇取决于财产，有的则以自治机关的成员资格为转移。当时，下议院议员也不是在人口比例的基础上选出的，而是每一郡每一自治城市，不论人口多少、面积大小，都有两个席位。工业革命以后，这种不平等情况更加突出。那些仅有少数居民的衰败城镇，甚至一个已陷人海中的城镇，在下院还拥有两个席位，而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一些新兴的大工业城市，也仅有同样数额的席位。

1832年通过的第一个选举改革法案，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城市选民资格扩大为收入10磅以上的房主和年付10磅以上房租的房客；农村选民的资格扩大为收入10磅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和年收入50磅以上的租地经营者。通过这一改革，增加了约20万选民，比以前增加45％左右。然而即使在实施这一改革法案后，在全部成年人口中，也只有7％的人有选举权。

通过1867年第二次改革和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英国大部分成年男人开始享有选举权。1918年在法律上规定成年男人普及选举权，与此同时，30岁以上的妇女也开始享有选举权。1928年，妇女选举权的范围扩大到年满21岁以上。经过这次改革，在成年人中享有选举权的人达到90％。1969年再一次扩大选举权，选民最低年龄从2l岁降为18岁。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文本中没有规定选举资格，它将制定选举法的权力留交各州，因而无权参加州选举的人当然也无权参加联邦的选举。根据当时一般的州法律，拥有选举权者仅限白人、男性、有财产的公民，在有的州的全部成年男人中，享有选举权的仅有10％左右。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中，选举权的扩展大体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30年代初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大部分被取消，但直到内战前，也仅有40％以下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

第二个阶段是内战结束后，根据1870年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但事实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在联邦政府的纵容或参加下，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对黑人的选举资格作了各种严酷的规定，剥夺了绝大部分黑人的选举权。据统计，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各州的成年黑人中，登记为选民的仅有5％而已。

一

处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当我们回望即将告别的20世纪时，会识别出主宰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四股浪潮——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这四股浪潮孕生于西方文化，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大西洋岸边；到19世纪，已经将全世界卷入它们的游涡。百年来，它们汹涌澎湃，鼓荡起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景观。正是它们使人类在这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在它们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从没像今天这样光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迷悯、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几股浪潮似乎仍然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未来的世纪似乎仍将受到它们的支配。

这四股浪潮是相互激荡的。不过，与其它三股浪潮相比，民主化浪潮却显得步履艰涩，一波三折。它时而翻涌泛起，时而销声潜迹；时而奔腾向前，时而迟滞洄旋。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自19世纪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在西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逆流一度使它受到巨大挫折。在非西方地区，它在不同的文化壁垒前受到阻滞，也因各国的低度发展水平而削弱了势头。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人们对民主在各不同文化区域的普适性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向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传播中的阻力最小，合理的官僚政治模式的传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文化成份，这些成份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他问道：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作为一整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框架中移植出来呢?

但是，就在20世纪临近结束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巨大的能量。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

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一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

19世纪末，古典芭蕾舞开始走向衰落，一成不变的动作传统和陈规陋习使舞了鲜活的气息和崇高的品味。人们也急欲打破中世纪以来对人体的束缚，无论是思想观念上，还是行为规范，都需要一场革命来应和解放身体与追求自由的呼声。在工业革命带来的喧嚣中，艺术家们热衷于回归自然，田园和古代文化，去寻找一种感性的真实和人性的力量。伊莎多拉．邓肯的出现，掀起了20世纪一场波澜壮阔的人体文化的复兴。她抛却了紧身胸衣和芭蕾舞鞋，穿上了图尼克衫，赤足而舞，从大自然和古希腊文动的灵感。

她提出的“反芭蕾”的口号和灵魂肉体高度结合的宣言，是与当时人们内在需求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邓肯对自然的憧憬，是自然情感对社会习惯的胜利，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如果说邓肯是不自觉、本能地反叛了芭蕾传统，带来了一场舞蹈革命，那么当德国的玛丽．魏格曼、美国的玛莎．格莱姆、多丽丝．韩芙丽出现时，她们就是在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舞，不仅仅作为一种身体的复兴运动，而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与观点，它是以产生新的动作体系和动作理论，并逐渐成熟为标志，以人类精神的观照为初衷，创造一种个性化、时代化的，以身体动作认知世界、表达情感的方式。舞者们穿着日常生活的装束走出了剧场，在湖面、楼顶、街边、美术馆等熟悉的生活景象中创造出“陌生”的视觉环境和听觉氛围,同时也反映了当代舞者放松的心态与人格。后现代舞蹈的冷漠、躁乱，却越来越真实地贴近了生活。德国现代舞不象美国那样舞派繁多，随心所欲，而是保留了内省的特质和思考的习惯。这种表现主义的舞蹈风格汲及到美国，对美国的现代舞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0年代，皮娜．鲍希的“舞蹈剧场”的出现，使德国现代舞内省张力达到一个高峰。“舞蹈剧场”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她自己所说“令我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动作，而是动作的内涵。”不受羁绊的动作语汇冷静地表述了真实的人性，使德国现代舞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保持了永不落伍的姿态。20世纪是人类身体全面觉醒的世纪。现代舞从反芭蕾的自由的动作，到情感动机中挖掘动作，到纯动作的实践，到生活化动作的大量参与，归还给人民，成为生活的舞蹈，扮演着一个唤醒身体的使者，而当工业文明对人的身体、心灵重新构成了抑制的无形桎梏时，现代舞成为了一种人的内在需要，它高度地宏扬了个体生命，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完成表现的权力、倾述的愿望，感受自我的存在。

从现代舞的欣赏角度来说，适合采取宽容的心态，这也许是针对所有现、当代艺术的一种欣赏姿态。实验性的离经叛道，严肃主题的沉重费解，会象一次过火的行为艺术和没有标点的小说一样令人难以接受。宽容，可以会容纳一些伪艺术，但是宽容可以让人们尝试去接受和理解一个陌生人、一种新的形式。在现代舞中，观众可以领略新鲜怪异的动作形式的冲击、快感，可以在动作与听觉、视觉环境的关系中发现特殊的意识，可以大声咳嗽、提前退场、现代舞让你愤怒、快乐、感动、恶心，就是不能让你无动于衷。请做出你的反应，你的动作。

这里谈及的现代舞是以欧美两大发源地为主要对象，而现代舞的发展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日本的“舞踏”、朝鲜、中国的“新舞蹈”、以色列、澳洲、非洲等独具特色的现代舞在此都无法一一囊括，但有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民族和国家的现代舞的存活、发展、壮大最终都是在自己的生活、时代、文化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体语言和表达方式。目前当代舞的概念正在逐渐代替现代舞，当代舞比现代舞在时间上和舞种上有更大的宽容度，更加平易近人。现代舞已成为一种固有风格，新一代舞者需要叛逆、法”，现代舞者地都发现了“易”中蕴藏的现代舞审美标准之真义，“变”即是“常”，变化是生存之道，是保持新鲜的秘诀，不断地抛弃一些已有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现代舞在中国有着宽泛的定义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新舞蹈艺术的先驱们在自身的舞蹈启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师学习过地道的西方现代舞。在他（她）们的艺术实践中，葆有与现代舞相通的自由与创新的理念，同时更强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其中，吴晓邦“和着时代的脉搏跳舞”的至理名言和以《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等为代表的“20世纪经典”之作，应视为“中国现代舞”的珍贵精神财富。

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晓邦创建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系统的推行他所创建的——源于现代舞——的教学体系，为走出一条“中国现代舞”的路子，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从古曲中获得灵感，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沙落雁》……；也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牧童识字》《足球舞》《花蝴蝶》……等。他的艺术信念依旧，但上述作品的影响却不及他抗战时期的那些舞蹈。后来，随着“天马工作室”的中断，现代舞在中国的探索势渐衰微。

西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英、法、德等国的工人运动是近代国际工人运动的“突击队”，十月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共产党为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开始进行变革，苏东剧变使这一变革的速度加快。目前，西方国家共产党在各方面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那么，当代西方国家共产党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特征？我们又该怎样认识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呢？

近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深刻变化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群众性政党

如何给共产党的性质以科学的定位，是关系到共产党的阶级认同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被公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国家共产党对其性质的表述又有新的变化。此时除希腊共产党继续坚持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这一传统理论观点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已不再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日共自称“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是日本国民的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称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葡萄牙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政党”，等等。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共产党虽然还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还认为自己是全体劳动阶层的党，甚至是全体国民的党，其阶级基础已经扩大；另外，西方国家共产党强调自己是群众性的政党，而不强调是职业革命家的政党，不再提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不能不认为是西方国家共产党对党的性质的新表述，也是西方国家共产党性质的一个新变化。

第二，关于党的运行体制:从实行民主集中制转变为强调民主运行体制

摘要：国债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交易方式由现货交易发展到期货交易，是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历史必然。国债期货交易始于1976年的美国，随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相继推出各自的国债期货交易，并获得巨大成功。重新启动我国国债期货交易，应借鉴其成功经验：注重国债现货市场的培育完善，设计科学合理的国债期货合约，加强风险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注重国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等等。

关键词：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国债期货合约；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1992年推出后，由于缺乏对国际成功经验的研究以及其它多种原因，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就夭折了。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重推国债期货交易已提到了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为此，研究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对于重推我国国债期货交易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概况

（一）美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1.国债期货合约。美国国债现货市场十分发达，交易活跃，国债发行规模大、品种丰富、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合理、流通量大。美国的国债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与此相对应，国债期货合约也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

议会、政党和选举制度被誉为西方民主制的三大支柱。它们都是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过程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欧美各国普遍设立议会。世界范围内的议会普及完成于20世纪中叶。据统计，在目前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国家议会（不包括地方议会和区域议会）有180个。在这些国家中，都有政党的组织存在。有的国家只有一个政党，多数国家有几个、十几个政党，最多的一个国家就有300多个政党同时存在。由此可见，议会与政党在西方国家中，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这种政治现象最初起源于西方，到目前为止，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西方国家议会和政党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议会与政党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为政党的活动提供了舞台，同时，政党的出现也为议会运行提供了强大动力，促进议会民主制度的发展。本文尝试着从这两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内容提要：西方各国依法行政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深层次的共性特征。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依法行政既根植于各国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国情基础，又遵循着普遍的行政法治规律。本文对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内在比较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四点启示：（1）现代行政权管制功能减弱，服务功能加强，行政权宏观上扩张，微观上收缩；（2）行政权的运行规范于行政程序法，行政权的行使依托于公务员法；（3）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为社会发展所必需，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4）救济制度的建立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救济体系的完善是依法行政的根本保障。

引言

比较法学传统上主要以私法为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行政法的概念和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尤其是得到普通法系国家法学家的承认，曾被国外有的法学家认为不可比较的行政法也就当然成了比较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比较行政法近年来能够取得一些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外国的行政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为解决“行政国”问题的需要。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各种事物间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有所鉴别和启示。“把一座希腊雕像与一座埃及或亚洲雕像对比，就比只观察一百座希腊雕像更能了解希腊人的才华”.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外国行政法律制度，翻译了一批西方行政法原著.但从整体而言，比较行政法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从历史演变角度来比较西方国家依法行政的道路和特色，在国内尚属空白。

行政法被视为动态的宪法，是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目标，就必须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依法行政的历史演变，尤其是法治较完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必将有助于把握当今我国依法行政的发展方向。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承认行政法较早，法国更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其依法行政历史演变轨迹形成了大陆法系行政法的发展历史和特点；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承认行政法的存在较晚，其依法行政历史轨迹演变形成了普通法系行政法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日本早先深受德法行政法理论影响，二战后又接受英美法治传统和法律制度，其依法行政历史演变轨迹形成了既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有联系，又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有区别的混合型特点。上述各国依法行政既有形式的差异性，又有深层次的共性。无论是差异性，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各国依法行政的不同历史发展模式，均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对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不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自孟德斯鸠《法意》一书出版后，极少有人敢于自称本国的制度是世界上唯一最好的制度。‘最好的制度’一说自被孟德斯鸠否定以来，一般人士就开始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不同的国家，从实际出发，探索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了。”笔者拟研究西方主要国家依法行政的道路和特色，并从中探寻依法行政的法治规律，从而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提供某种启示。

一、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个性特色

“法治政府的建设从来没有一种划一的模式，各国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性构成了制度资源的多样性。……我们不能只偏重某一种制度模式，而忽视其他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对各种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符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多种资源。”③“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制度资源，借鉴英美的经验和欧陆的经验都是同等重要的。”④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在依法行政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构架上存在着较大不同。如各国对依法行政的称谓即有较大差异，德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英国称为“法治”或“依法行政”，美国将依法行政包括在“法治”原则之内，日本则称为“依据法律行政”或“法治行政”。在制度构架上，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权较强大，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强制权也较大，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由行政法院进行；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行政权相对弱小，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强制权也较弱小，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由普通法院进行。即使同属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国家，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制度上也有一定差别。总之，西方各国依法行政在理论观念和制度体制上各有其特色。依法行政的理论观念和制度体制的多样性，为我国实现行政法治提供了可供借鉴和比较的多种依法行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