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范文10篇

了解西方发达国家近年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将给我国税制改革工作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最新发展状况，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国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税制改革的主旋律是减税，然而减税减的只是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税改开始阶段，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将所得税的税基却相应拓宽了。这样，发达国家初期税改的减税，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相反，各国税收收入的水平还普遍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各国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在税制改革中相应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不再一味追求“宽税基”的原则，这自然造成了税收收入规模的下降。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美国的宏观税率已经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荷兰从41.2％下降到38.8％，英国从37.4％下降到35.3％，瑞典从53.8％下降到50.8％。

第二，资本的税收负担开始减轻。一般情况下，政府课税的税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而政府无论对哪种税基课税，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各种税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间的选择。例如，如果一国对劳动力课征较重的税收，那么，其就业形势很可能会恶化：一方面，雇主会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用机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会因缴税过多而自愿失业。因此，各国税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税收的总体负担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劳动力的税负是比较重的，表现在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即税额与应税税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由于劳动力的税负已经很高，加之对消费的课税具有累退性，以及人们担心提高对消费的课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很多西方国家过去进行税制改革时往往把保证税收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增加资本的税负上。例如，1995年～2000年，欧盟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就从24％提高到了31％。特别是劳动力税负较高的国家，更是把增税的重点放在了资本这个税基之上。然而，资本的税负高并不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国对资本和经营所得课征高税，就会导致或加剧本国资本以及所得税税基的外流。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降低资本的税负。例如，2000年～2005年，欧盟原有的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到2005年，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兰为29％，瑞典、丹麦和挪威为28％等。

第三，税制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纷纷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出现了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下降，社会保险税（缴费）和一般商品税（主要是增值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呈加快趋势。例如，德国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3年，所得税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会保险税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长0.4％，而2000年～2003年平均每年增长1.5％；商品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间接税在税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30％。

目前发达国家在控制传统税收增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税的调节和筹资作用，并开征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抑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政府筹集一定的财政资金。特别是在所得税、财产税等传统税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加大环境税的课征力度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做法。例如，瑞典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一项称为“环境税转换战略”的10年计划，目的是限制人们对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用该计划所筹集到的税款来填补因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而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

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西方发达国家电子政务的发展概况

1.1美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

政府电子网络构建做的比较好的，是美国、新加坡，还有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中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公认做的比较好的，也最具代表性。美国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是1993年，由副总统戈尔提出一个国家资讯规划，国会通过了方案，提出到2003年10月，政府机构要逐步消除市场化办公，并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电子化的在线交易。为了推动政府信息化，美国在推动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时，甚至通过总统命令这样一种形式来规范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比如1997年12月，克林顿了一条命令，要求政府的信息不是根据机构进行组织，而是根据用户可能寻找的服务，或者是信息的类型来组织，即政府要帮助公民一站式地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

在应用领域方面，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构建电子网络政府开始时，也不是全面出击，而是重点突出应用。但是这些应用是有选择的，在推动电子政务应用时，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对社会、对企业的服务，对公众的信息服务。美国确认了重点应用：建立国际性的贸易资料系统。建立政府部门的电子邮寄系统。这是美国在推动政府信息化，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时，最初确立的一些重点应用领域。

1.2欧盟各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

欧盟15个成员国目前绝大多数都是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电子网络政府的构建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按照欧盟提出的目标，这15个国家在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方面是统一步调的。他们提出在15个欧盟国家内部，重点或者部分推动20项几乎全部是面向社会的具体应用。具体来讲，有12项是面向社会成员个人的，有8项是面对企业的。而且要求在2000年底以前，欧盟15个成员国大体都要能实现这20项应用，也就是说这20项具体应用都能在网上办理。通过对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概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化的力度，推动电子网络政府的建设，说到底他们的本意是要提高本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一、利用法律手段强制和保障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为使各种力量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从法律上加以强制和保障。如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对学校、社会团体、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美国政府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1990年颁布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不但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要求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比如社区，该法就要求其把校长、教师、学生、企业界、官员、新闻界、医务界与社会服务机构、公民与宗教团体、执法机关、成年监护人和友好邻居组织起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除了制定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上的法律以外，还针对每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运作法规。如为了督促家长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美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列为8项国家教育目标之一；同年修订公布的《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规定，接受联邦Title补助的贫穷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推行家庭参与教育伙伴计划，鼓励有关学校与家庭拟订学校家长公约。与此同时，各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措施，规定家长若未能协助学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将会触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额罚金的严厉处罚。再如，为了发挥宗教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使宗教教育获得在教育体系中合法宣传教义的制度性地位。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德国对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的《基本法》，一个是各州的州宪法及其具体的教育法规。前者规定的是德国保障宗教教育权利的宪法原则，后者则主要依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订成文法律来具体落实。如：德国基本法第141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自由履行宗教职责。”为了保障青年学生参加志愿者团体，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有的州专门通过法案支持甚至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才能毕业，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学生不但不能毕业，而且难以进入著名高等学府。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财政支持与税收等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限制，其经费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性相当大，因而财政支持，就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过有选择的、针对性比较强的具有倾向性的财力支持，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调控，使其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国，教育的分权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是学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通过财政投入资助比较有权威性的专业协会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据研究成果，经常公布对学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的建议或者样本。由于建议和样本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多数都能被采纳，从而使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财政支持的积极引导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法国政府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科研经费为9.5026亿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亿法郎，增幅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亿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国，马普学会是德国的四大科研组织之一，在社会科学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国之首，学会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资助比例最高，在非营利部门的总收入中政府投入高达70％。除了财政支持这一经济手段以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免税政策，主要是企业或个人向非营利性组织捐款或捐物，经核准可以抵扣交税税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税，该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价外的消费税。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具体政策，如西方国家志愿者服务团体是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种政策方面的优惠。在美国，志愿者服务期间，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之后上大学期间，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完成学业；在税收方面，还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来抵税。

三、建立社会合作机制，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

本文主要概念

高等教育体制是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它由高等学校这个实施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学校教育体制，由高等教育行政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由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三个子体制系统所组成。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中央办高等教育与地方办高等教育、政府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涉及的是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执行体制、咨询体制和监督反馈体制的问题。

本文写作框架

本文考察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首先从高等教育体制的两个要素，即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的规范来考察，其次从由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的规范所组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所包含的三个子体制来考察。

中国高校：政府？企业？社会？西方高校：关注学术品味

[摘要]绩效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主线，也是取得较大成效的改革领域，它推动了以结果为基础的责任机制的探索。探讨当代西方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动因，它的主要内容，以及有哪些成败得失，可以为我国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深入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绩效化取向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英国、新西兰，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一直持续了1/4个世纪，至今方兴未艾。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依莲。修拉。卡马克的统计，世界上超过34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123个国家中，99个国家开展了行政改革运动，其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包括在内。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有两条主线，即市场化与绩效化。政府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体现的是市场化的主线，其背后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内部管理改革体现的是绩效化的主线，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其指导理论。与中国行政改革侧重机构调整不同，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改革侧重管理层次，其总的改革导向是绩效化。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动因

1、财政、信任和管理危机是改革的直接动因。

【正文】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0)06-0004-06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西方人民解放道路而形成的一股哲学和政治理论思潮。认真地分析和总结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的现实，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如下几个比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共在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中推行教条主义，要求西方共产党以苏共为中心，听从苏共的指挥，严格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使得西方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的西方革命却相继失败。苏共这一做法首先引起了西方共产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由此他们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总体革命”模式。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葛兰西的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摘要】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既有以知识产权、低碳环保和社会责任标准为名义出现的贸易壁垒，也有以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摩擦、多样化歧视进口产品政策为名义的保护措施，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不仅外贸摩擦频繁出现、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也受到较大影响。应采取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加快出口行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建立健全相关应急机制等措施，更好地应对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泛滥。在全球经济与贸易进入低增长的时期，发达国家国内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且表现出对传统贸易保护框架的突破，覆盖和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动向、新的特点，严重制约着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开展。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研判，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秩序，不仅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复苏乏力的困境也至关重要。

一、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措施的表现

（一）新型贸易保护措施。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体现在多种新型贸易保护措施上，这些措施突破了传统的贸易保护范畴，手段更新、覆盖范围更广，对国际贸易的伤害更大。一是围绕知识产权展开的贸易保护。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往往利用其自身在专利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将一些不合理的壁垒强加给其他国家。以美国的337调查为例，近年来频繁使用，成为美国打击贸易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2010年、2011年，美国政府发起的337调查分别达到58件和69件，为2012年前最多的2个年份，2012年～2018年也保持在36件～59件（如表1所示），其中超过1/3是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发起的，已成为其打击中国出口美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手段。二是以低碳名义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低碳发展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走向，影响低碳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资源、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借口。[1]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研发更早、投入更多，其相关技术占据了垄断地位。据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低碳排放纳入到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包括其发起的“碳标签”“碳足迹”认证等，给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设置了高门槛。近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推行其在环境问题上的主张，并将达成绿色产品贸易协定作为其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的条件对于刚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不公平的，造成了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三是以社会责任标准方式出现的贸易壁垒。其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主要有欧洲BSCD、SA8000等，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主张。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强调要将劳工标准纳入到国际贸易规则中来，包括TPP和TTIP的谈判内容中都包括了劳工标准，目的就是要使其成为区域贸易协定的范本，甚至成为国际多边规则的范本。从现实情况看，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打着保护劳动者的旗号，但其真实作用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其出口，是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措施。（二）技术性贸易壁垒。WTO框架下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是可利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属于合理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领域具有极强的主导能力，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中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自然驾轻就熟。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数量增加、覆盖面扩大、扩散效应加剧的趋势，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点领域包括环境、安全、卫生等方面，多以保护本国国民身体健康、保护环境为由，通过制定品种、数量众多的严法规、高标准和检测手段，采取检验检疫措施来限制其他国家向其出口。[2]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掌握、技术检测手段等方面具有明显劣势，技术性贸易壁垒明显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据WTO报告统计数据，2014年以来WTO成员国每年提交的SPS通报超过1600件，每年提交的TBT特别贸易关注事项在70件以上，而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SPS通报和TBT关注的主要来源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强度正在提升，给全球贸易制造的障碍可想而知。（三）国际服务贸易摩擦。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13%，高于同期的全球经济增速和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额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全球服务贸易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受到各国经济实力、经济结构、服务业基础差异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结构、规模及竞争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趁机借助国际服务贸易摩擦来巩固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统计数据显示，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国际服务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通用服务和分销服务等领域，当事国主要是中国、中南美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3]当然，后者是起诉方，前者是被诉方，其中美国是发起诉讼频率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是被诉讼最高的国家，这样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弱势。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服务贸易摩擦，实际上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针对的就是后者服务贸易相对滞后、服务业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制度性缺陷明显。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定较高的技术壁垒来阻止发展中国家进入某些服务贸易领域，并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以方便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咨询、信息等高端服务业的进入。发达国家频频挑起服务贸易摩擦，给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四）多样化的歧视进口产品政策。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及就业的需要，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歧视进口产品政策或措施。限制贸易措施包括关税措施、国家援助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政府采购等，其中政府援助与贸易救济由于隐蔽性和杀伤性强大得到大量使用。2017年5月～2018年10月，发达国家共实施了52项新的一般性经济支持措施，其中大部分措施是为本国农业和制造业提供支持，相当于提升了其本国相关产品的竞争力。[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不断完善其贸易救济机制，同时强化对贸易救济调查的执法。如欧盟加快了贸易保护措施改革，一方面放松贸易立案标准，另一方面强化双反调查，并进一步收紧贸易调查裁决。美国商务部为了提升贸易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直接从贸易规则和政府执法两个方面为本国企业保驾护航。澳大利亚对贸易救济措施进行大规模改革，其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的指向性更加明显。

二、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的影响

一、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是个历史概念，它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表现为以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为原则。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的主权非正义性，它是跨国垄断资本实现其侵略扩张的工具，应加以警惕和抵制。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主权/正义

【正文】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提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是个概念，它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家的主权、正义表现为以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为原则。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的主权非正义性，它是跨国垄断资本实现其侵略扩张的工具，应加以警惕和抵制。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主权/正义

【正文】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来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