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范文10篇

一、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

“协商”是指为了达成一致而进行的对话。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协商就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是“协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有其重要的影响。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500人大会、陪审团制度都是政治生活中人们进行协商的缩影。中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都是把“和”当作政治的最高境界，其中也深含协商的过程。但是，这种政治生活中的协商同今天普遍关注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并非一回事。尽管“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1〕，但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有其独特的特征。

1．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利益的分化在不同族群、阶层、宗教、社会团体之间越来越明显，多元的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如何保证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和，就成为政治理论家关注的重要现象。因此，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性的社会现实也是协商民主的动力。〔2〕

2．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完全平等，不存在一个事先的权威影响或操纵协商各方及协商结果。协商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偏好的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这些参与的政治主体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具体的，包括地位的平等，对协商结果影响力的平等，获得协商机会的平等，获得信息和资源的平等，提出自己理由的权力的平等，倾听他人意见的平等以及说服他人能力上的平等。

3．协商民主的形式是包容和开放的。人人都可以参与协商，每个参与主体都可以在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对自身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和法律，整个协商程序是公开的，讨论形成的结果也是公开的。“讨论中提出并最终被公民接受的理由必须首先满足公开性条件，也就是说，其理由必须让所有人信服。”〔3〕(P322)

4．协商达成的共识建立在公共理性和责任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共识为目标，这种共识就是参与者普遍拥护的政策和法律。在协商过程中，多元分化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关键在于参与者具有的公共理性和责任。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人们普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协商民主中，参与者不仅知道自身的偏好和利益，而且也知道他人的偏好和利益，更知道促进公共利益的责任所在。为了达成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参与者会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认真倾听相反的观点和理由，并接受其它观点对其自身观点和理由的批判性审视，乐于修正自身的观点和偏好，实现偏好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成一致，形成共识。

一、选举民主的理论构架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民主，是一种别于君主独裁和寡头统治的政府形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是其基本要义。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不现实的。于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成为必然选择。这样，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让少数人在多数人的真正同意或委托下执政并受到多数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而体现对执政者或代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科学可行的形式就是选举，选举无疑体现的就是多数人对自己代表的授权与控制。可见，选举和民主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成为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平等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那种方法产生的政府。”[1]可见，在亨廷顿看来，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和基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载体的选举民主，是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国宪法和选举法，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其中有的是“海选”。因此，中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二者相辅相成。由人民代表选举国家各级领导成员，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主要渠道和制度保证。为了保障人大代表的选举民主真正得到落实，中国选举法明确规定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差额选举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权利保障原则；还规定了选区的划分办法、选民登记办法、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程序、投票选举程序等，从法律上保证了选民的民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从具体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上确保了选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另外，选举法的各项原则和程序设计也直接反映了民主的原则，具有民主的特征，符合民主的要求，能最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本质。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是协商民主的推崇者。尤其是哈贝马斯，他批判传统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提出“协商政治”新模式。可见，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的民主模式的批判和修补。

所谓协商民主，“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平等、自由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提出各种相关理由，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2]与选举民主相比，最典型的特征是：第一，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化。协商民主以多方协商作为决策的基本形式，是平等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政党或政府、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公民通过参加政党和社会团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对政治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第二，以有效的程序作为保障。公共协商是一连串的沟通、辩论、磋商和协调的过程，是一个互相提供信息，交流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第三，协商民主中各政治组织的协商权利，一般由法律或政治惯例所保障。第四，协商民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协商一致，通过商讨和吸纳不同意见或相互之间的妥协来达到意见的一致。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商讨等方式来取得共识，使少数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尊重[3]。可见，与选举民主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偏好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协商民主关注的则是偏好转变和聚合的具体过程。

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一张圆桌，数杯清茶。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一场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来自民盟、民进等派的政协委员与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围桌而坐，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共商应对之策。

圆桌体现平等，协商凝聚共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写下辉煌的篇章……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去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两会”期间，一些委员“出人意料”的提案、建议在代表委员中引发争议。比如，来自科技界的秦大河提出制止沙尘暴违反自然规律，来自医药界的钟南山建议高校应当免费培养社区医生等。

尽管记者不便轻易判断其中的是与非，但却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专家学者是作为所在界别的委员建言的，而且他们的观点也来自本人对相关学科的潜心研究。

以记者的观察，委员以本界别的名义个人或集体建言献策是本次政协会议的一个亮点。

“点燃”这一亮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政协经过50多年的发展，政协委员的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界别性特征越来越明显。据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统计，在本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来自党派和社团系统的委员共843名，其中以党派名义参加政协的占24％；而来自13个界别系统的委员就达1079名，占全部政协委员的48％。

与此相应的是，委员提案和建议的专业性显著增强。比如：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外事委员会联合提交的《关于国家高度重视“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提案》；新闻出版界委员以界别名义提出《关于加强预决算审核和建立某些重大项目向人大专项报告制度的提案》；社会福利界委员共同提出《关于尽快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界别提案。这些提案因为是该界别内的委员们共同调研、共同研究得来的成果，既有专业性，又有可行性，很可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而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以及学术研究和现实经验的信息不对称，一些专家的观点引发争议在所难免。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以记者之见，这样的争议可以使提案集中更多的真知灼见和理性之光，更加科学合理，这正符合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本意，正是协商民主必不可少的过程。

转型期中国政府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公共行政价值，只有确立起适合转型期行政环境的行政价值体系，政府方能在各种行政管理实践中拥有充分的价值判断依据，进而为指导、整合、评估政府行为提供伦理支持，并且行政价值体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政府合法性问题，而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探讨行政价值问题，可以为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协商民主：语境、内涵

（一）协商民主的语境分析

“协商民主”在中国学术背景中亦译作“审议民主”，“商议性民主”，“审慎的民主”以及“慎辩的民主”等，于1980年由约瑟夫．M．毕塞特最先提出。［1］（P4）之后，伯纳德•曼宁、乔舒•亚科恩、詹姆斯•伯曼等对之作了拓展性研究，［2］（P1－7）西方当代政治哲学大师哈贝马斯（交谈伦理学）和罗尔斯（交叉共识的观念）也对之进行了深入研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理论研究范式，其核心要旨在于追求实质的政治平等和各种决策中的实质民主。本文从如下四个语境对协商民主予以分析：

1．后现代主义视角中协商民主的影像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福柯、利奥塔等是其典型代表人物。后现代主义者高扬革命性思维和颠覆性的知识论，以“解构”为工具，否定“逻各斯中心论”即认为任何特定的语言结构之外都独立存在着某种意义秩序，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例如斯坦利•费希认为“文本”的意义只在某一特定的群体和时空结构中才有意义，我们对于其意义的判定要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阐释，因此需要反对一切普遍性理论。同时后现代主义还反对基础主义（即试图从某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基点出发导出结论），［3］（P133－246）将所有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后工业时代社会及其所谓的“现代性”，对包括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学科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政治现代性为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建立起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尽管在限制专制王权、维护民主权利以及建立宪政等方面有极大进步意义，但只是解决了形式平等和形式民主的问题，在很多方面缺乏有效的实质民主。另外，西方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需要，基于其多党制、普选制、媒体自由等，将其民主模式包装成普世民主模式向全球推广，体现出了西方政治普遍主义的传统，对此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同思维范式在认识真理的本质上未必真的就那么差异悬殊，不同的范式间应该进行‘范式间的交流’。双方的讨论必须自由、真诚，并要对讨论中使用的术语进行明确的界定，须公开陈述其观点的含义”，［3］（P133－246）这里面透漏出来的一方面是一种特定主体间通过对话与协商去解决公共问题的理念，另一方面是反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在国际上的的霸权色彩即“逻各斯中心”主义、普遍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体现。这实际上是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政治民主模式进行了批判。就一国内部的政治民主而言，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西方所谓具有现代性色彩的代议制（自由民主、选举民主）远非完美，比如他们建立起一门“怀疑的解释学”，以西方一些政治丑闻为事实依据，认为由民选出的掌权者照样可能将“真理和知识作为操纵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的私利目的，因为掌权者决定知识是什么它就是什么”，［3］（P133－246）批判了西方代议制政治实践中出现的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的分离问题，强调人应具有“根本的自由和根本的民主”这一命题，抛开其“无政府主义”的政策建议不谈，后现代主义与协商民主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呼应。

2．超越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尝试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基于自由市场机制和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政府的职责便是维护以经济自由为核心的个人自由。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政治自由和民主，［4］首要的原因便是这样的体制下不存在个人的经济自由。贝淡宁将自由主义民主定义为三个主要支柱：人权、民主、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演变成一人一票、普选制、多党轮流执政、军队国家化等一套固定的模式，美国政府更是将这种民主模式鼓吹成“普世价值”，把它和其标榜的“人权”当成制定外交政策的标准，不顾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社会发展水平与需要大力推进所谓民主。从实践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民主至少回避不了如下问题：自由民主的实质是精英政治，其实际的运作主要操作在少数人手中并极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充其量只是解决了领导人如何产生即“谁统治”的政治问题，而不能回答和解决“如何统治”这种更具程序性的难题。也可以说它只是一种形式上民主或者说政体民主而不涉及更深层次的“国体民主”，即不涉及多数人的统治，因而产生了民众普遍的“被代表”的无奈、普遍的政治冷漠等政治文化现象。博曼认为，协商民主观念的源流之一是经典的民主理念，即一个合法的政府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一观念，［1］P4－85）也就是对共同利益的强调。协商民主论者批判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方面是，在自由主义民主实践中，对于解决票决制下的种族差异和宗教冲突问题的束手无策，对于如何解决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避免多数暴政和宗教冲突问题自由主义开不出有效的药方。解决诸如“文明的冲突”需要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而非用“自由”“民主”统一的手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省市相关工作要求，现结合实际，就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思想自觉；要深刻理解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是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责任担当，切实增强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行动自觉；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协调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局面积极探索，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推动全镇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开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新格局。

（一）促进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创建“有事来协商”基 层协商平台。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原则，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支持、政协指导、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的组织架构和多层次的协商工作格局。深化“有事来协商”平台建设试点工作，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村民议事厅、农村社区院落等现有资源，持续推进镇村（社区）院坝协商议事平台建设，使议事协商平台切实成为聚焦中心、服务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宣传政策、推动落实，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平台。

（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切实提高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实效。完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制度，加强议事协商。聚焦党政工作的要事、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精心选择协商议题，让协商更加契合发展大局，更加贴近基层群众。灵活运用多种协商方式，进行面对面的协商沟通，凝聚共识、化解矛盾。充分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进程中的独特优势，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夯实乡村振兴根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论文关键词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价值局限

论文内容提要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的一种补充、完善和超越而非替代。它具有增进社会阶层和谐、提高公民参政素质、促进决策有效实施、保证社会持久效率等价值，同时也难以避免民主本身成本较高以及金钱操控等问题。人们只能寻求较好的制度，而不能奢求完美的制度。在我国当前阶段，应当实现协商与选举的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的优势。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在协商民主体制中，平等、自由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意见，倾听并考虑不同的观点，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并最终通过多数决定，使决策得以实施。它吸收了以往各种民主理论的合理成分，是民主制度的一项新设计。

一、协商民主的价值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人们针对传统代议制选举民主的局限，对民主本质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传统的代议民主制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投票为中心，容易被非理性和私利主导。这种传统体制容易使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冷漠症，难以真正展示公民精神,保障公民权益。因此，从“以投票为中心”的民主向“以对话为中心”的协商民主转型，以弥补民主选举、多数决定的制度缺陷，便成为时展的要求。

协商民主所具有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它把协商主体从政治精英扩展到广大公民，有助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在协商民主的体制中，对共同关注事务的协商不再局限于政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普通民众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平等的话语权，在一些不够真实和健全的民主体制中，广大公民经常只是充当投票工具的角色，他们在政治机器的灌输、宣传下容易被操纵、被欺骗。而协商民主则更强调为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对话构建一个平台，保证人们进行商谈所必需的各项权利以及有效实现这些权利所必需的权力。在这种较为包容、平等、公正、自由的讨论沟通机制的基础上，各个社会阶层都有渠道来反映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少数特权阶层和巨富阶层控制政治决策的现象。公民在协商过程中分享彼此的观点，分析彼此产生分歧的原因，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有助于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改善决策的品质，促进社会和谐。当然，各阶层在协商中形成某种共识并不是预设的目标，而且即使达成了某种共识也并非意味着就此完全消除了分歧。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协商民主的根本精神。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经过长期发展，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协商制度。这其中既考虑了各派在参政议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又考虑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一直以来，我党非常重视各级民主协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这其中既有成绩，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将围绕如何建设协商民主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措施。

一、我国协商民主之发展历程

从概念来看，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内涵就是公民充分进行政治参与。在我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述确认了“协商民主”概念，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求社会各方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既要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又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主体思想，并将其作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是需要各利益群体和广大公民参与的，这种参与既体现了公民权利也体现了民主精神，也是政治生态文明发展的变现，国家要允许公民进行正常的利益诉求，但这种诉求应该以一种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这样才有利于解决利益矛盾。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三制民主政权”尝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的国情，分析当时的形势，提进的创新性的协商方式，这可以视为协商民主思想的萌芽和雏形。而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后，经全国政协建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召开后，作为协商机关的政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公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公民参与民主决策，参与民主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我国的村民自治与居民自治制度已经运行得非常成熟，在乡村和城市社区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这样的基层自治组织，这类组织的建立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使很多事解决在基层，满足了城乡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实现了公民对于基层公共事务自我管理。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动，基层的社会矛盾还是会随时出现，但这些矛盾通过合理的方式是可以解决在基层的，因为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公民与社区管理者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与理解，进而产生的不信任感，而并不是公民对社会制度的不满。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平台，并加强与上级管理者沟通与交流，促进双方互相理解。例如，近期北京卫视推出的《向前一步》节目，其中有一期关于北京农村拆迁过程中宅基地确权的争议问题，节目组将当事人和相关负责的村干部及相关部门人员请到节目现场，大家敞开心扉，坦诚相对，彼此进行了良好的沟通，最终达成了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

三、加强社会民主协商建设的具体措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为了加强我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逐步实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发挥各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在我省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映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为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发挥作用开辟畅通的渠道，集思广益，促进我省重大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监督国家宪法、法律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协助并推动我省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推动我省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促进各方面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加强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的团结合作；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第二条政治协商是对我省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

省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的重要部署；全省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决策及重要部署；省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全省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中共*省委提出的有关省级领导人人选；重要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全省有关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外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贯彻中央民族宗教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各党派之间的共同性事务；政协*省委员会参加单位和委员人选；政协内部需要协商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

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有：政协*省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需要召开的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座谈会等。

第三条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一、协商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一)协商民主的内涵

在协商过程上表现为两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特质外，还有着自己独特的优越性。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协商民主，可以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提高决策效率;可以有效克服不同的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倾轧的弊端，保证协商渠道的畅通。在开展协商民主中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利于集中全社会的智慧与力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理论根基，来源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伟大创造。

(二)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

协商民主作为世界民主理论的新浪潮，虽然直到21世纪才被中国学者引入中国，但我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却早已有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有力地团结了各个抗日阶层，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体制改革日益深化，政治协商制度面临着从具体内容到形式的创新和探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内部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阐述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同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更为具体论述了如何开展协商民主，“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首次被纳入党的政治报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指明了方向。

二、协商民主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