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范文10篇

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首要职能，是人民政协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切实做好政治协商，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真正从遵循宪法精神，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深化对这一工作的认识，真正把政治协商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规则，作为科学决策的必经程序，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如何搞好协商活动的具体组织和操作，则直接关系到这一首要职能的有效履行。我们根据政协章程，在实践中较好地把握了五个环节，使政治协商不断出现新的气象。 一、周密计划———不随意协商。政治协商要讲政治，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的放矢，早作方案。协商什么，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协商，同谁协商，都要周密计划，及早安排。今年**市政协拟在主席会议、常委会议上举行5次大的协商，涉及8个方面的内容，协商对象有党委、政府、检察院、人民法院及19个市直相关部门。早在2月份，中共**市委就发文批转了**市政协常委会全年工作要点，将几次协商活动的时间、内容，参与单位以一览表的形式，发至区县(市)、市直党政机关和派，使之心中有数，早作准备，将其纳入党委、政府的年度计划，使协商活动在各自的全局工作中有安排、有位置，从而有效防止了临时性、随意性的低水平协商活动。

二、选新话题———不老调重弹。根据政协章程，政治协商具有丰富的内涵，广阔的空间。如果协商范围窄小，话题陈旧，就会说的枯躁无味，听的不感兴趣，双方都提不起精神，纯粹走一走过场。近两年，我们依据政协章程规定，紧紧围绕党委、政府工作中心，在紧扣“大政方针”、“重要问题”的前提下，拓宽领域，精选话题，力求与时俱进，在协商内容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每次协商都形成会议纪要，重要的协商意见以主席会议建议案、常委会议建议案的形式提送市委、市政府，协商活动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三、充分准备———不仓促上阵。协商在会上，功夫在会外。每次协商前，我们都反复钻研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进行充分调查，集思广益，真正把一个方面的情况搞清楚弄明白。为协商职业教育、民办教育问题，我们不仅对本地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剖析，还由副主席带队上湖北，赴海南带着问题学习、考察。为搞好思想宣传工作的协商，我们先后到宣传文化部门、新闻媒体、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多次举行座谈会，上门走访各方面代表数十人次，还印发1000份问卷调查，由委员们分头下去，广泛征求机关干部、企业员工、社区居民的意见，然后综合分析，写成专题报告。“超期羁押”、“执行积案”问题，关系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形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为了搞好这个方面问题的协商，刘春林主席和几名副主席分别带领政协委员到基层法院、检察院、看守所调查、视察，走访有关当事人。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现状、成因，解决的措施都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调查深入，准备充分，每次协商都很主动、很从容。发表意见都能切合实际，切中要害，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度，为协商对象所接受。

四、双向互动———不自娱自乐。政治协商的过程是一个发扬民主的过程，提高政治文明的过程，需要协商双方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去年，我们以学习贯彻政协章程为契机，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大力宣传统一战线理论，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和职能，并主动沟通，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使“协商于决策之前”原则不仅成为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并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以前政协会议往往一厢情愿，很多时候是自己发言自己听，被委员们戏称为“自娱自乐”。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较好地克服。书记、市长、常委、副市长和检、法两院领导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都主动和应邀同政协进行过重大问题的协商，并真心真意地听取和采纳政协意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五、注重效果———不一商了之。每次协商总得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欲达到一定的目的，决不能满足于走走过场，一商了之，否则就失去了政治协商的意义。我们就《加快**市公共体系建议》、《发展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认真协商后，形成的主席建议案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书记程海波批示：“政协主席建议案，提之有据，议之有理，请市政府就此事专题研究，卫生部门、教育部门拿出具体方案，报市委、人大、政协研究审定。”为了防止协商意见一提了之，领导批示一批了之的现象，政协办公室和政协提案委加强了同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的联络沟通，建立了行动跟踪和意见反馈制度，推进参政议政成果的落实。在市委的关注下，政协的建议大都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纳。为了督促提案的办理落实，每年我们都选择一批办理难度较大的提案，由正副主席带领专委会同志和提案人深入到承办单位督办，有效提高了党政机关对政协意见的重视程度，促成了一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也大大激发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积极性。

一、国外学者对立法协商理论的研究

20世纪末期以来，协商民主理论一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主流话语。立法协商理论渊源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随着协商民主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立法协商也开始受到国外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规范的立法协商理论研究依然显得相对匮乏。协商民主是在对西方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批判中产生的，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其内涵不断地得到充实与丰富，研究视角与范式也得到不断创新，但其内涵在学术界依然莫衷一是。然而总的来看，协商民主理论家都认为协商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和利益竞争，其最基本的主张是将个体间相互的论理作为指导性的政治程序，而不是利益竞合和讨价还价。协商民主是协商与民主的有机融合，它体现在对公众期望的回应和参与者平等这两条最基本的民主原则上[1]。协商民主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立法协商思想，该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历经了三代学者的努力与贡献：第一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孕育形成期；第二代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第三代是协商民主和立法协商理论的实践期。

（一）协商民主理论孕育形成期

协商民主，即公众参与、公开运用理性进行公共协商和决策。其实，它并不是现论的创新，而是早期公民资格概念的复兴[2]1。在亚里士多德、伯克、密尔、约翰•杜威等学者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协商民主的少量论述，但这些论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直至20世纪80年代，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进入孕育期，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这一时期学界对协商民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概念、内涵的解释上，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进行宣传。埃尔斯特是最早提出协商民主概念的学者之一。埃尔斯特认为，协商民主就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之间通过讨论做出决策的过程。也就是说，协商民主可以拆解成协商与民主两个部分，民主即所有受该决策影响的人都有权且都应该参与决策过程；协商即所有参与决策过程的人都应运用理性、讨论与辩论等方式来参与这一过程，参与者需具备理性和公正的协商美德[2]1–2。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在学术意义上正式提出了“协商民主”概念。他阐述了反对精英主义、提倡公民参与的协商民主思想。他反对将美国宪法作精英式、贵族式和理性计算式的解释，赞同基于《联邦党人文集》论述美国的宪政结构，他对美国宪法的民主性进行了理论阐释和辩护：美国宪法既体现了多数原则，又是对多数的制衡；这两个方面必须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即是协商民主的鲜明写照和题中之意[2]。但是，对协商民主进行更深入阐述的是曼宁和科恩。曼宁主要从合法性基础角度来考察协商民主，认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需要一套正义的原则和稳定的制度。我们仅仅知道什么是理想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探索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制度使这样的社会更合理[3]338–368。由此，曼宁提出了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科恩与曼宁不同，他将协商民主作为社团组织的自我组织方式，更细致地论述了作为社会自组织形式的协商民主的特征[4]。

（二）协商民主理论发展成熟期

继毕塞特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不断拓宽协商民主的研究范围。可以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民主理论明显地朝协商转向，即公共政策由此前的通过投票和理性利益计算等方式实现集体决策偏好转变为由所有公共政策相关者通过实质性的协商实现其合法性[5]。而直至1994年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加入，协商民主理论才开始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者开始深刻地构建与反思协商民主，并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中呈现出了旨趣各异的多种研究路线、视角和范围。细考察之可以发现，这些对协商民主理论的不同路线、视角和范围的阐发并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甚至内在地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张力，但“自由、平等公民通过理性、述理和说服来实现共识”这一共享观念已经基本形成[6]。下面笔者试从这一时期协商民主学者们的研究和辩难中提炼出关于协商民主之主体、程序、原则以及制度设计的相关观点。1.主体协商民主理论家普遍认为公共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确保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并愿意倾听、考虑相反观点的决策过程。至于参与主体的范围，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以罗尔斯为主的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和以哈贝马斯为主的欧陆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就主体能力展开了讨论与辩难。罗尔斯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认知、沟通和协商的基本潜力，要保证有效协商，应避免外部干扰。他从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出发，给定了每个人具有一定政治美德的冷淡而又理性的公民的主体预设[7]。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英―美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家所预设的公民先天潜能是协商必须实现的目标，必须通过社会的结构才能获得。具体来说，即个体公民的理性和潜力是随时代和历史情境流变的，并不是普适的和既成的，因此协商制度应该转向公民协商能力的建构，打破公民之间的各种限制，以实现公民间“主体间性”交往[8]380–381。约翰•帕金森和费伦等学者从主体角色、主体与权威的关系对协商主体做了分析。约翰•帕金森认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解决矛盾冲突、实现共识的决策机制，应该赋予参与者以决策者的地位，专家或权威只是知识的补充者，而不是垄断者。“这样的决策（经由协商民主）比以前具有更好的质量。”[1]1732.条件关于协商民主的条件，有众多学者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分析，但总体而言可概括为前提条件和运作条件这两种视角。就前者而言，詹姆斯和雷吉认为，“只有当某种最低条件满足以后，民主化才能够真正开始”。这种最低的能力是通过公民能力来确定的。古特曼和汤普森从背景条件提出了其看法：“互惠性、公开性作为可接受方案约束的责任性、基本的自由和公平的机会。”[9]272政治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而不同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耐特等人持机会平等观；博曼赞同耐特的观点并排斥、否定了结果平等观；托马斯•克里斯蒂安诺提出了资源平等观；罗尔斯则提出了“完全的自主”这一概念，这才建构起协商民主理论的前提，即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正义原则的融洽关系的自觉确认[10]77。.就后者而言，哈贝马斯、朱迪斯•斯夸尔斯等学者进行了极富贡献的研究。埃尔斯特认为，•53•基于各种考虑，协商决不可能是达成集体决策的唯一程序，它必须伴随投票或讨价还价或两者一起作为补充[2]。而哈贝马斯为了解决民主与决策之间的关系，设计了一种双轨制协商模式。在该模式中，有正式公共领域和非正式公共领域两种协商运作的场域。这种代议性协商，必须使正式公共领域的意志形成过程得到开放的非正式公共领域所有公民的支持。戴维•米勒认为，理想的协商民主应该包括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11]140。亨利•理查德森则从协商参与者偏好转移和理性辩护的角度阐释了在合理基础上实现协商民主的三个条件：个体愿意修正意愿、回应和对公共利益负责[5]41。德雷泽克则更具概括性地认为，真实民主的唯一条件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对偏好的考虑是非强制性的[12]。与前述学者不同，博曼从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协商民主所需的政治平等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成功的协商需要社会和文化土壤，只有社会和文化条件才能给予公民相互尊重、互相述理、论辩说服的环境[5]323–324。3.程序德雷泽克认为，1990年前后民主理论明显地呈现出聚合式民主向协商民主的转向。提及这种转向便暗含了聚合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竞争。其实，协商民主并没有否定代议民主，而是在其自由民主理想的指导下探寻着更优的制度。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具体程序研究显得太过分散与单薄。科恩于1989年就指出，理想的协商应该遵循自由、平等、理性和合法性原则的程序。而在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成熟期，哈贝马斯等学者对协商程序要求的研究值得注意。哈贝马斯设想了一种协商民主的双轨模式，社会存在两个协商领域：正式领域与非正式领域。这两者要通过理性的协商一致相互配合，后者做好前者的补充，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然而这种模式是非连续性的，只有当这种双轨关系相互明确时，这种非连续性才能被消除。正如杰克•耐特和詹姆斯•约翰森提出的决策模式那样，在协商民主的进行过程中，必须引进聚合式民主程序[13]286。菲什金的“协商日”协商程序构想和反对将代议制与参与民主对立的观点也可圈可点。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最值得介绍的便是伊森•里布关于美国公众部门制度设计的实证案例构想。里布大胆地提出了在美国建立第四部门，即公众部门的制度构想，并对其制度安排、模型设计、程序设定做了详细的经验分析。里布认为，美国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仍不够制衡，应设立由随机陪审团组成的公众部门来制衡三权。程序设定不能由精英管理，应由大众部门参与，否则又会沦为自由民主、选举民主下的理性选择。并且，他就大众部门如何嵌入美国的三权中也做了详细的探讨[14]1–10。

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一张圆桌，数杯清茶。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一场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来自民盟、民进等派的政协委员与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的负责人围桌而坐，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共商应对之策。

圆桌体现平等，协商凝聚共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切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以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和鲜明特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写下辉煌的篇章……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形式

去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

企业名称：

经济类型：

企业法定代表人：

职工人数：

甲方（企业方）：乙方（职工方）：

协商首席代表：协商首席代表：

一、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

“协商”是指为了达成一致而进行的对话。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协商就是一种重要的人际交往方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实行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但是“协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有其重要的影响。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500人大会、陪审团制度都是政治生活中人们进行协商的缩影。中国政治文化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和”，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和为贵”，都是把“和”当作政治的最高境界，其中也深含协商的过程。但是，这种政治生活中的协商同今天普遍关注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并非一回事。尽管“协商民主观念及其实践像民主本身一样古老”〔1〕，但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有其独特的特征。

1．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是多元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利益的分化在不同族群、阶层、宗教、社会团体之间越来越明显，多元的利益诉求成为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如何保证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和，就成为政治理论家关注的重要现象。因此，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性的社会现实也是协商民主的动力。〔2〕

2．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完全平等，不存在一个事先的权威影响或操纵协商各方及协商结果。协商民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偏好的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这些参与的政治主体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具体的，包括地位的平等，对协商结果影响力的平等，获得协商机会的平等，获得信息和资源的平等，提出自己理由的权力的平等，倾听他人意见的平等以及说服他人能力上的平等。

3．协商民主的形式是包容和开放的。人人都可以参与协商，每个参与主体都可以在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权知道对自身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和法律，整个协商程序是公开的，讨论形成的结果也是公开的。“讨论中提出并最终被公民接受的理由必须首先满足公开性条件，也就是说，其理由必须让所有人信服。”〔3〕(P322)

4．协商达成的共识建立在公共理性和责任的基础上。协商民主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共识为目标，这种共识就是参与者普遍拥护的政策和法律。在协商过程中，多元分化的利益主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关键在于参与者具有的公共理性和责任。按照理性选择理论，人们普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协商民主中，参与者不仅知道自身的偏好和利益，而且也知道他人的偏好和利益，更知道促进公共利益的责任所在。为了达成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和法律，参与者会负责任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认真倾听相反的观点和理由，并接受其它观点对其自身观点和理由的批判性审视，乐于修正自身的观点和偏好，实现偏好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理解和妥协达成一致，形成共识。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集权—分权二分法，即认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中央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调整中央—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收”或“放”的主动权基本是掌握在中央手中，地方只是被动的政策执行人。

但这种传统的理论已很难解释新时期的中央—地方关系。当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称央地关系）已并非简单的命令与服从，而是充满了谈判、妥协与变通。换而言之，中央与地方之间已经是协商型关系。因此，有必要运用新的方法与范式重新审视央地关系，才能发现并解释在央地关系中出现的新因素。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中央—地方协商关系形成的内在逻辑。首先阐述财政分权改革所促成的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其次，讨论改革过程中政治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关系；最后讨论中央—地方双方客观存在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内化”需要，从而论证协商型中央—地方关系是财政分权改革的必然结果。

一、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的双向责任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分权改革中，除了财政、经济上的放权，地方在政治、行政、立律等权力领域也有所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基于地方产权的经济实体，而且，还俨然成为国家结构中相对独立的次级权力中心。地方政府这种权力与地位，使它不可能只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机关而存在，而是存在着对中央及对地方的双向责任。

八十年代之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已发生了变化，基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逐渐减弱，主要的合法性资源由经济发展提供。由于地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地方政府的作为，在实际上就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关系甚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权威基础也产生了新的因素，一方面，他们事实上由中央任命，因而他们必须对中央负责；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必须有效地发展地方经济，维护和代表地方利益，满足地方民众的需求，尤其是地方政府内部、社会精英、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的生活福利，才能在一个地方获得强有力的支持和较高的权威，否则就会受到地方舆论的普遍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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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内部分配决定机制，保障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甲乙双方决定工资时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劳动权利与义务相统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正常工作秩序，保持和谐稳定的原则。

企业工会主席作为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组织者、作为职工方首席代表，在工资集体协商中处于重要位置、发挥关键作用，必须要加强学习、提高能力，精心组织、仔细谋划，认真对待工资集体协商每一个步骤和环节，确保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顺利进行，取得实效。

一、抓好启动程序——要约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发出要约是前提。没有要约的发出，便没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就如自来水供水一样。水龙头是要约、管道是协商，水是协议书。只有打开了水龙头，水才能通过管道流出来，如果水龙头不打开，水就无法流出。“善始者事半成”，因此，开展工资集体协商，首先要在要约上下功夫。

一是主动要约。发出要约是企业方和职工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工资集体协商是法律的规定、是党和政府的要求、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过去在工资分配上都是企业说了算，职工成了“局外人”，没有“话语权”。工资集体协商，就是企业与职工就劳动报酬的共商共决。面对工资分配制度上的重大“变革”，企业方一时难以适应，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削弱”了企业的自主权。对工资集体协商的不了解、不理解，必然对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不重视、不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企业首先向职工方发出要约是不现实的。工资是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职工合法权益的核心，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工会的职责所在、责任所在、使命所在，企业工会主席要克服畏难思想，主动向企业方发出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敢于拉开工资集体协商的“帷幕”，积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二是稳妥要约。要约一般是书面形式，内容包含协商的时间、地点、协商代表的人员名单和协商的内容。在考虑要约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协商时间的确定上，要注意合理性。也就是说，协商的时间，在企业可以不可以安排、适宜不适宜进行；二是在协商的内容确定上，要注意可行性。也就是说，协商内容的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符合企业实际，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特别是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初始时，协商的内容要注意从容易的、突出的、简单的问题入手，循序渐进，便于企业接受，也便于协商成功。

三是成功要约。要约发出后，虽然有的地方规定对方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复、不得拒绝，但对拒绝要约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如果职工方的要约发出，企业“拒收”或“拒绝”，对本次、甚至今后的工资集体协商开展都是艰难的。要约的发出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也就是说，要约不能贸然发出，在这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要通过多种方式方法做好企业负责人的工作，使企业负责人接受要约、参与协商。

为推进我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和签署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质量及掩盖率，树立企业工资协商机制，正常增进机制和付出保证机制，维护劳动关系两边的正当权益，依据《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和社会保证部《工资集体协商试行方法》、《企业集体合同条例》等司法律例，连系我市实践，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沛看法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主要性

工资集体协商是指工会或经民主选举发生的职工代表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界部工资分派准则、工资分派方式、工资付出方法、工资规范、工资收入程度等事项进行对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根底上签署工资和谈的行为。近年来，我市经济开展措施加速，企业经济效益不时增进，职工工资程度有了必然的进步。从总体上看，受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市企业职工的收入程度与全市经济开展程度还不相顺应。党的十七大申报要求“树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进机制和付出保证机制”，“进步劳动待遇在首次分派中的比重”，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准则，关于维护企业和职工两边的正当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调和不变，调动广阔职工和企业运营治理者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出产开展和经济效益进步，完成经济和社会协调开展，都具有非常主要的意义。因而，各级当局、各有关部分和单元必然要站在贯彻党的十七大精力、落实科学开展观和构建调和社会的高度，从我市变革、开展和不变的大局动身，充沛看法新情势下做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主要性和需要性，不时加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具体深化展开。

二、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准则和目的义务

任务准则：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任务准则是协商共决、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好处共享。要对峙当局主导、工会共同、多方协同、职工参加、全体推进的方针。要准确处置好出资人、运营者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分歧条理、分歧岗亭工种职工之间的关系，持股职工与未持股职工之间的关系，按劳分派与按其他出产要素分派之间的关系，工资分派与企业经济性裁人、再就业安顿、保险福利之间的关系等，起劲做到统筹统筹、科学合理、公道公平。

目的义务：履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目的义务是全市各类企业依法树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准则，展开职工工资集体协商任务，依法签署工资集体合同。对小型企业比拟集中或同业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履行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签署区域性或行业性工资集体和谈，并由所涵盖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托付署理人签字承认。已建工会的企业该当具体执行集体协商或工资协商准则；未树立工会的企业该当经过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准则进行掩盖。当时工资集体协商任务的重点是各类改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2009岁尾前全市签署工资集体合同的企业要到达80%以上，2010年根本完成全掩盖。

今年以来，在市、县总工会的领导下，扎实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进行积极探索，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目前全县共签订工资集体合同(协议)182份,涵盖企业501家，覆盖职工9415人:其中签订行业性工资集体合同的行业2份，乡镇工会签订区域性集体合同18份。工资集体合同建制率、签约率为92%，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履约率均达到100%。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积极推动形成合力推进工作格局

一是在年初全县经济工作会上，县委、县政府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二是由县委下发《乡科级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年度实绩考核实施细则》，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列入干部实绩定量考核指标体系;三是对501家企业进行了分类A、B、C三级，推动合理的工资协商细化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目标，四是于5月份通过召开工会与县政府联席会议，成立县委、县政府两办督查室和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为成员单位的县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督导小组，定期开展督导工作，通过县委督查力量，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深入发展；五是积极与人社、工商联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三方协商机制作用，协助和配合政府部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与财政、税务等部门的政策协调，为促进企业依法运作和提高职工工资创造良好的政策扶持环境。

二、扎实运行做好集中要约行动月工作

全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启动会议后，我会迅速行动：一是县工会与人社局、工商联三方单位于3月份联合召开了“百日行动”启动仪式会议，各乡镇总工会、各系统基层工会、各企业工会拉开了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行动”活动序幕。二是工资协商三方联合下发了《县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分阶段、分类别推进。三是加大宣传，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行动”期间,在县政府信息网上关于工资集体协商的有关内容，制作专题在县视台播放,印制有工资集体协商专章的《工会知识手册》，向企事业职工发放3000余册。

三、典型带动推进规模企业工资集体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