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范文10篇

【摘要】良好的师德师风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本文由虐童事件分析教师师德欠缺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危害，进一步探讨西藏幼师师德培养的策略。为实现幼师立德树人，促进西藏幼教事业发展、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学前教育;学生;师德;培养

近年来，震惊社会的幼儿园虐童事件时有发生。如某幼儿园为提高幼儿的出勤率，给没病的幼儿喂抗生素；某幼儿园对幼儿拳打脚踢等，这些虐童行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习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四有”好教师。分析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的背后原因，不难看出现今部分幼师的师德有待加强。西藏幼儿园教师作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作为西藏基础教育发展的促进者，作为西藏社会经济建设的参与者，不断促进其师德的发展提升，不仅有利于其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幼儿身心和谐健康发展，更有利于促进西藏教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稳定。

一幼儿园教师师德欠缺对幼儿身心发展的危害

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是稚阴稚阳之体，但生机蓬勃，发展迅速。3～6岁的幼儿由于身心各方面的发展和生活范围的扩大，幼儿独立性增强，幼儿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欲望，也初步产生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愿望。但是，由于幼儿的能力有限，他们常常需要成人的帮助。由于生理发展的限制，他们还不能很好地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幼儿教师作为3～6岁幼儿学习生活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若其师德欠缺，会直接损害幼儿身体的健康发育。首先，幼儿骨骼中有机物含量较高，无机物含量较少，因此，儿童骨骼具有较大的弹性，较小的硬度，容易出现脱臼、青枝骨折等骨骼变形；其次，由于儿童皮肤细嫩，表皮和真皮发育不完善，保护功能较差，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和细菌的损伤和感染。一些幼儿园教师的虐童行为，会对身体处于发展阶段的幼儿造成严重的损害。同样，若幼儿教师师德欠缺，也会严重影响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处于这个阶段的幼儿，心理发展具有尊重权威，对是非道德的判断具有从他性和情境性，喜欢模仿的特点。幼儿园教师作为3～6岁儿童学习生活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幼儿常常会模仿教师的行为和语言。谩骂幼儿等不良语言，用木棍打幼儿等不良行为，会让幼儿认为不良语言和不良行为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正确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会导致幼儿暴力性行为的增加，对人敌意行为的倾向性增强，这些都不利于幼儿良好心理的发展。最后，幼儿教师的师德欠缺，不利于培养幼儿养成分享、合作、友爱、尊重等良好个性，会让幼儿出现自闭心理和人际交往困难。有些孩子打人、咬人攻击性太强，不能很好地和同伴沟通分享，长期下去，幼儿就很难与同伴玩耍、游戏，慢慢就会导致自闭的心理，无法与人交际。长期下去，幼儿的个性发展将出现严重的问题，对其一生的发展将造成不可忽视的伤害。

二加强西藏幼师师德培养的策略

摘要：本文分析了文化营销对西藏特色产品发展的意义，并对西藏特色产品开展文化营销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当前西藏特色产品文化营销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西藏；特色产品；文化营销

近年来，在中央关心和全国支援下，西藏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培育出奇正藏药、5100等一批全国知名的特色产品品牌。在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努力下，西藏特色产品的消费人群不再局限于藏族群众，也扩大到区内外各族群众，特色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西藏特色产品发展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总体说来，西藏特色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市场覆盖率低、特色产品企业品牌建设不强、企业营销能力缺乏，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西藏特色产品的推广，阻碍了西藏特色产品企业的发展。独特的高原气候、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为西藏披上一层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世界各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为实现西藏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如何把西藏丰厚的文化资源有效利用起来，将现代营销理论与西藏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在特色产品营销过程中，积极探索文化营销模式，打造西藏特色产品文化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对于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政治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揭示一些基本规律，为相关的西藏企业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设性的建议。

一、文化营销对促进西藏特色产品发展的意义

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增强了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而且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西藏特色产品蕴含的西藏文化为特色产品的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势，文化营销方式成为发展西藏特色产品的必然选择。（一）增强产品差异化的功能。在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激烈。企业通过价格战勉强维持了市场占有率，却造成利润的普遍下滑。面对严峻的竞争形式，企业纷纷在产品设计、渠道建设、价格制定以及促销方式等方面寻求差异以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然而由于科技的进步、现代通信网络的发达以及市场运作的日益规范，企业通过传统方式获得的差异优势很快就被同行企业借鉴和模仿，想以此建立起长久的竞争优势已不可能。而通过文化营销使特色产品从设计到销售每个环节都具有不同于同类产品的文化特色，形成的文化差异具有难以模仿性，能够延长产品的差异化持续时间，甚至是形成永久的差异化，文化营销成为西藏特色产品寻找差异化的有效路径。（二）提升产品价值的功能。产品是个系统的概念，以菲利普•科特勒为代表的北美学派将产品分为核心产品、形式产品、期望产品、延伸产品、潜在产品这五个组成部分，这种划分方式得到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近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者的需求层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人们购买商品的目的已经由过去的对物质产品本身的功能需求转向精神需求、情感需求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这种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产品附加值而得以实现。文化营销在特色产品生产、品牌建设、促销宣传等过程中注入的文化元素在强化产品特色的同时有利于特色产品附加价值的形成和提升，满足了顾客对产品附加利益的需求，促进了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发生，最终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提升了特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1]（三）有利于提高客户忠诚度。保持较高的客户忠诚度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当前，西藏特色产品同质化严重，产品同质化的结果导致企业为了促进消费者的购买，纷纷采取降价、买赠等各种短期手段去吸引消费者的注意。面对来自商家的种种诱惑，客户转换率越来越高，企业维持和留住老顾客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消费者更加注重个性化消费和情感消费。通过文化营销提升了西藏特色产品的附加价值，在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同时触及消费者的深层情感，形成了消费者和产品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容易使消费者对产品的形成依赖，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转换成本增高，最终实现了客户的忠诚。（四）有利于促进西藏“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生活环境，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美丽乡村”建设必然是有效的路径选择。《美丽乡村建设指南》（2015）中将美丽乡村定义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协调发展，规划科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宜居、宜业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包括建制村和自然村）。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都强化措施，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西藏各村落有着其特有的景观资源、发展历史和独具魅力的文化底蕴，具备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特色产品的有利条件。美丽乡村建设是对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建设，也是对当地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因而，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做到结合当地特色、资源优势和民俗。通过文化营销，开发各村落的文化价值，将特色产品与村落文化相结合，在促进特色产品发展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农牧民收入，从产业角度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路径，从而促进“美丽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建设。

二、西藏特色产品文化营销的可行性分析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西藏地方危机重重，如何维护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统一，是孙中山必须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民国建立后，针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积极提倡民族平等与团结，倡导五族共和，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924年，孙中山又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之后也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同时，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摘要题】近代人物

【关键词】孙中山/西藏/五族共和/三民主义/铁路

【正文】

孙中山（1866-1925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主义革命。早年立志救国，呼吁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于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上台后，阴谋复辟帝制，破坏共和。相继执政的北洋军阀，则争权混战，国家依旧内乱外侮、民不聊生。孙中山目睹现实，心怀忧愤，不断寻找救国的方法，晚年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提出新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革命主张和建国纲领。

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孙中山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始终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并积极筹划对策。早在1891年，他在《农功》中就指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针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1894年，他又上书李鸿章呼吁政府，“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注：《孙中山全集》[C]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希望政府保疆卫土，维护国家统一。为了警示国人，1899年，孙中山又编写了反映当时我国疆域形势的《支那现势地图》，绘出疆界、铁路、山原等，在跋文中，叙述了舆图的重要性，并在文中建议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以巩固国防。中华民国建立后，面对岌岌可危的西藏形势，孙中山倡导五族共和，团结广大心向祖国的藏族同胞，对缓和西藏紧张的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强的步步侵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晚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始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并提出扶助弱小民族，允许民族自决，这些主张也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此外，孙中山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建设西藏。这些政策主张，以后为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摘要：长期以来，西藏扶贫开发存在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项目指向不准、扶贫资金浪费等问题。精准扶贫要求首先要精准识别，这就要求不单要摸清贫困人群，更要对致贫因素有精确分析。西藏是我国最大的连片贫困区域，扶贫任务艰巨。研究如何加快西藏边远牧区根本脱贫，对加快西藏扶贫开发工作进度和实现全面小康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准扶贫；西藏偏远牧区；致贫因素

一、精准扶贫解读

（一）精准扶贫的时代背景

长期来，我国贫困居民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扶贫中的盲目、低效、低质问题普遍存在，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扶贫对象常由基层干部“推估”(推测估算)，扶贫资金“天女散花”，以致“年年扶贫年年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的群众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指出，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二）精准扶贫的含义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后经“长庆会盟”，唐蕃关系更进一步。

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即蒙古汗王位后，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而后又实行金瓶掣签制度，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更加合理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十七条协议”。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总理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1965年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从那时起，拉萨就时不时地出现一些要求独立的呼声，甚至一些骚乱。综观整个西藏历史，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非常正常。西藏虽然在领土和法理上已经完全属于了中国领土，但其文化还有相对的独立性，民族认同感还需进一步加强。换句话说，西藏仍然走在融入中华大家庭的路上。这条路上会有一些荆棘，会有些一些障碍，但我相信，以我们宽宏包容的中华文明必定能与西藏文化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藏族同胞在中华大家庭里也不会感到隔膜、陌生。青藏铁路的通车必然加速了这一进程。

其实，我们不妨做个大胆假设，西藏如果真的独立，对藏民是利多还是弊多呢？其实答案非常明显。一旦西藏成为独立的国家，它就非常遗憾地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致命的硬伤。更可怕的是，它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北方是原来的母国—中国，必然关系紧张，而南方是印度，将会因藏南的领土问题而剑拔弩张（就是那个麦克马洪线）。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通向拉萨的路上经常会见到一些小泥佛、小泥塔，人们称之为“擦擦”或“善业泥”。这是千百年来，流传在蒙藏民间的一种艺术作品，也是蒙藏地区所特有的一种民间文化艺术表现样式。擦擦通常用泥土做成，或在泥土中掺入一些骨灰、药物等再以特制的模具脱制而成。擦擦的形状有扁形、圆形和半圆形等，大小不一。其造型内容有佛塔、经咒以及各种佛、菩萨造像等。擦擦传入中国后，逐渐遍布西藏和青海、四川、甘肃藏区以及部分内蒙、新疆和中原地区。

一、擦擦传入西藏的时间

擦擦起源于古印度。意大利学者杜齐在《西藏考古》中说到:“擦擦起源于印度古代及中世纪中部和北部方言中的一个词汇，与塔有密切关系。”“在塔内存放擦擦的习俗起源于印度的石板塔肚存放圣物的风俗习惯。”［1］一些传统学者认为佛塔意为“佛身”，只有佛塔内装入擦擦等物件后才具有意义。这表明，擦擦的产生和作用与宗教信仰相关。擦擦传入西藏的时间说法不一。有专家认为是在公元10至11世纪传入的。这一时期的擦擦作品主要出于古格王朝所在地阿里扎达。841年，吐蕃第42代赞普朗达玛被刺死，吐蕃王朝走向崩溃，致使西藏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郎达玛的重孙吉德尼玛衮逃往阿里西部地区，与当地头人的女儿成婚。其孙子颂埃来到古格，成为阿里古格王。古格王朝统治有数百年，灭亡于1730年，前后传承了16代。古格王颂埃崇佛，先后派人赴印度学习，并请印僧来藏翻译显密经论，仿照桑那寺建立了托林寺。1043年，印度僧人阿底峡来到阿里地区，使阿里一时成为全西藏瞩目之地［2］。因此，有些藏学家认为擦擦传入西藏与阿底峡有直接关系。从现今托林寺成片的佛塔遗址和塔中数以万计的擦擦，可想象当时的壮观场景。这些遗迹为擦擦于10—11世纪之前就存在于西藏提供了依据。然而，1996年新疆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吐蕃古墓，出土文物除有大量丝绸绫绢、铁铜器外，还有泥制擦擦。这些擦擦分为佛塔和佛像两大类，有的造像风格与古格相同，并且有梵文经咒。这些擦擦的年代上限为唐代中晚期［3］。这说明，吐蕃统治西域时期已经有了擦擦，并且传播到了西域，由此可以推断擦擦传入西藏的时间应在8世纪中期左右。至于有人认为擦擦是公元4世纪随佛教一起传入西藏的或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传入西藏的，但由于缺乏考古发掘佐证，目前只能是猜测。

二、西藏擦擦的发展史

依据上述考古资料，西藏擦擦从传入到现在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擦擦是伴随着西藏历史的兴衰和西藏民族民间艺术的不断成熟走过来的。笔者将其暂且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公元8－9世纪为传入时期

一、西藏中职德育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师资力量有待加强。西藏是高原地区，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尽管国家和政府给了很多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但人才还是不愿意到这里来，从而导致西藏中等职业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2.工作方法有待改进。比如把德育等同于课堂灌输，直接将德育异化为“智育的附属”，把德育课当成考试课，以为考个高分就是德育好，疏于对学生开展相关的德育活动等等，忽视了德育的渗透性。这样做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有效疏导。

二、西藏中职德育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

1.加强领导，有针对性地做好德育工作。西藏职业院校在德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从领导层到一线教师对德育的重视程度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德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做好这一工作的首要举措，应是加强对德育工作的领导，提高重视程度。在学校内部，必须加强对德育重要性及其作用的学习和教育，建立德育教育机制，如党委统一组织领导、行政具体负责、教师具体实施的德育机制，来确保德育师资的充足、德育资源的配备和德育活动的开展，从而提升职业院校内部的德育氛围与效果。人们对德育的认识提高了，学生整体道德素质得到提升，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包括在学校、家庭、社会等形成一个良好的德育氛围，肯定是大有裨益的。2.改革德育方法，提升德育效果。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良好德育效果的取得是一个多方面共同努力、共同施策的结果。而从学情实际出发，基于西藏地方职教特点与院校特色，相关德育方法的采取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如针对部分学生德育意识不强，以为德育就是不出大的方向性问题，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等的简单化、片面化认知。首先采取的方法应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的教育，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又如部分来自偏远牧区的高职学生在进入城市高职院校之初，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内向、多疑等心理问题，学校就应通过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等心理干预体系，来帮助学生建立面向新的学习生活的正确的心理认知。与之同时，结合西藏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尤其是和平解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实践，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历史观；结合思想品德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四观两论”乡土教育等，教育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等，也都是必须的。3.创新德育载体，提升德育能力。在德育教育中提倡创新精神，就是要依靠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勇于开拓的思维意识，找寻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新方法等。例如，近年来，西藏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产生的新事物、新思想等对在传统生活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的思想认知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对此新情况，就应借助新的载体，如家长论坛、名人讲座、参观实践、演讲交流等，来帮助学生进行认知疏导，教给他们合理处理生活中遇到的相关冲突的策略、方法等。具体措施如结合藏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来构建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充分利用具有教育功能的基础设施来创建极具针对性的德育活动基地，组织开展各类志愿者活动等，都会因学生的身处其中与切身参与，影响到学生的积极认知，从而真切提高职业院校的德育能力。

总之，关注德育就是关注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发展。在西藏职教的德育实践中，无论是课堂教学的主动渗透与课外活动的有意延伸，还是日常生活的熏陶感染和社会实践的锻炼成长，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努力奋进，展望未来，一定会到达德育工作的美好春天，培育出更多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

作者:李瑜 单位:西藏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