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经济增长范文10篇

一、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附图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附图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二、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一、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摘要:自从舒尔茨“人力资本”的理论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把教育投资当成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分析这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综合数据信息的方法来考察西部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教育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增加滞后期,结论十分稳健。

关键词:财政教育投入;经济增长;面板数据

一、引言

分析的方法是:对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从统计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分析讨论了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引入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从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因为要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选西部各省市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AE)作为教育投入的代表变量,同时,选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一、引言

分析的方法是:对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从统计量上看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分析讨论了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变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引入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从1996—2008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因为要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故选西部各省市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GAE)作为教育投入的代表变量，同时，选取西部各省市的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二、模型与计量方法

(一)模型与数据来源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本文亦采用Apergis等(2007)模型来检测西部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

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效率问题，仍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有利于农业发展。其一是论证了农村正规金融系统缺乏效率，进而指出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代表性研究有：Stiglitz等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配给模型说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产生是金融的诱致性引发的［11］；Brandt等认为国家金融系统作为一个再分配机制，使金融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分配，贫穷的农民得不到贷款［12］；Bell等从金融市场的“二元性”出发，分析了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的溢出效应，说明了正规金融要求担保会促使更多的贷款者转向民间借贷市场［13］；汪三贵指出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农业企业贷款困难，同时对农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并不多［14］；何广文指出由于农业的内生性，必然导致正规金融服务缺位［15］。其二是论证了新型金融机构对农业发展的正向效应。代表性研究有：Khandkerchief［16］、Elizabeth［17］认为民间非政府组织宽松的小额信贷使贫困者更好地增加了收入；陈雪飞［18］从满足农村金融需求、运行效率等方面比较了民间自由借贷与农村信用社的制度性优劣，认为民间自由借贷灵活及时，具有一定的效率；林毅夫等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了正规金融机构难以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而非正规金融机构在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2］。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不仅会增加贫困者的负债而且会诱发资金风险。如：Morduch提出乡村银行通过向穷困的农户提供贷款来减轻贫困的效果非常有限，减少贫困更依赖于资助和补贴［19］；马勇等人认为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虽然能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但即使放开利率管制也不能保证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可能导致农村市场的高风险投资者聚集，加大金融机构的破产概率［20］。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有了很大增长，但是总体上，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此，作为前述“最优金融结构”假说的一个推论：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金融创新，特别是区域性小规模的农业信用合作银行建立，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应当具有正向效应。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基本模型设定本文借鉴林毅夫等（2008）的分析方法，并利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变量筛选。在此基础上，把表征农业金融的变量引入到经济增长总体回归模型，将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为：git＝β1•BSit＋β2•FDit＋φ•Xit＋αt＋μi＋εit（1）其中，git是被解释变量，在数据中用各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grjgdpit来表示。αt和μi分别用于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FDit为各地区的银行体系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用于反映各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具体度量指标为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floanit。Xit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文献已经识别出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因素：rsoeit为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gfdiit为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例；galbit为劳动力增长率；finvrit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fcgdpit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rjeduit为人均教育经费增长率；grjtecit为人均技术交易额的增长率；lnrjgdp＿1it为上期末人均GDP的对数值，用于控制经济增长中的收敛效应。在模型1中，BSit表示地区i在时间t的农业信用合作银行情况，在数据处理中用各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市场份额collit来表示，具体变量指标为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余额占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本文认为，在目前的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更加接近于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数据取得上具备完整性和权威性，所以由该项指标能够判断农村金融改革的必要性。按照前述假设，β1是本文重点测算的系数。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β1＞0。此外，本文还需要重点解决银行业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识别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将是检验前述假设的关键。（二）数据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8个西部民族省区：内蒙古、广西、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和甘肃。考虑到统计指标的一致性问题，选取了在1997－2009年期间各地区关于前述各个变量的数据。具体而言，相关的分省金融数据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金融年鉴》，分省经济增长相关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等。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模型的识别与估计结果在模型

（1）中，αt和μi分别表示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考虑到用于实证的数据来自于上述指定8个民族省区而非随机抽样，应当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Hauaman检验得到的P－value为0．0000，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对模型（1）进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检验时间变量的联合显著性，P－value结果为0．0000，说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较为适宜。对模型（1）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估计结果1显示只包括农村金融合作coll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2加入了文献已经识别出的主要控制变量；估计结果3加入了反映银行业规模的变量floan。表2基本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在前三列的估计结果中，农村金融合作变量coll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如果农村金融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因果关系，则该系统意味着，农村金融合作的市场份额上升有利于经济增长，从而与本文的理论假说一致。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人均教育经费增长率grjedu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技术交易额增长率grjt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由产业承接和技术溢出，使其增长中的技术含量提高；此外，不存在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效应。为了剔除银行的产权性质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引入反映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的变量：国有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rose。如果银行的低效率主要是由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偏向和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引起，则包括了国有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rose后，农村金融合作指标应该不再显著；同时，银行业规模的指标floan应该为正、或者至少不显著。第4列是引入了国有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rose的估计结果，该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与相关文献的结论一致。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内容摘要]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无论在资源、市场还是在政策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通过我国东西部地区旅游收入效应的对比分析，无论是在旅游总收入方面，还是在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且近几年西部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在逐年下降。这与西部地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完全不相匹配。因此，如何将西部地区旅游业的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是今后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西部；旅游业；比较优势；收入效应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增加一国或一地区的收入水平，从1993年至·2004年，我国全国旅游外汇收入从46.83亿美元增加到257.39亿美元，增长了449.6%；国内旅游收入从864亿元增加到4710.71亿元，增长了445.2%。平均增长速度除2003年以外均在10%以上，占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93年的10.01%增加到2004年的15.6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3.27%增加到2004年的5%，近年来，在全国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西部地区旅游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与东部地区的横向比较来看，无论是在旅游总收入方面，还是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其所具备的资源、市场及政策比较优势完全不相匹配。

一、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也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国或地区应该积极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西部地区虽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但它无论是从资源方面、市场方面，还是从政策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都拥有发展旅游业的比较优势。

(一)资源比较优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经济却呈现出非均衡式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86倍和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则分别扩大到2.60倍和2.14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不断增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逐渐减弱。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优势互补的结果，但不平衡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寻找平衡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多是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不仅与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而且与制度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东部地区增长的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术知识、劳动和资本的层面上，即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制度与个人偏好也是作为外生因素来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从而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许多学者就制度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Grei（f1994）通过回顾地中海地区论文马格里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历史，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cully（1988）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3%，而制度因素较差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91%。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英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和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

内容提要许多人对一些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感兴趣，却很少有人对西部地区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东部地区的时间表进行研究。本文试图用数据把东西部地区在人均GDP上的差距转化为时间和速度上的差距，并对西部追赶东部所需要的时间和速度进行量化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并不仅仅表现在人均GDP方面，甚至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但无论如何人均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文章篇幅的缘故，本文只把人均GDP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

关键词西部追赶速度人均GDP

一、东西部地区差距正在缩小？

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由1999年的1.5个百分点缩小到2002年的0.6个百分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正在缩小。“增长速度的差距正在缩小”和“地区差距正在缩小”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而许多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却称：李子彬说，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正在缩小。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误报导”，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些学者“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预言。应该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是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所出现的令人鼓舞的现象。但如果据此就认为西部的发展速度将很快赶上和超过东部还为时尚早，还不能做出这种发展趋势能够长期保持的结论，那些“地区差距正在缩小”的宣传则更是不负责任。

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通过投资和项目安排等一系列政策倾斜，有效地遏制了整个西部和东部差异的拉大，这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目前经济最发达之地有三个主要地区，一是南方的珠三角，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出口及三资企业基地。二是华东的长三角，这里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工农业及科技实力雄厚，更是当前外贸及外商投资增长重点。三是京津冀北地区，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北方经济、运输中心，科研资源更居全国首位。上述三大经济发展带从南至北分布于东部沿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及速度。入世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不同程度的跃升，他们以较好的政府治理效率，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较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入世后加速增长的赢家。

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2003年我国经济受到“非典”的较大影响，特别是华南和华北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但全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达到9.1%，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东部地区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优势。东中西三大地带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12.7%、10.6%和10.8%，中、西部地区GDP增长基本在同一水平上，西部地区增速快于中部地区0.2个百分点，与中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地缩小，但东、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又有了扩大的趋势，从2002年的0.6个百分点扩大到2003年的1.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