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战略观范文10篇

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西北铝业市场营销现状分析；西北铝业SWOT分析；西北铝业的营销战略分析；结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各行各业对铝箔等铝加工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国有企业传统的惯性思维仍然严重存在、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需要加强、西北铝业对市场整体的研究和统一的营销计划不够、营销计划是战术的,而非战略的、营销政策措施更多地建立在感性基础上、西北铝业存在的优势、西北铝业存在的劣势、西北铝业面临的机会、组织高效的营销队伍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行各业对铝箔等铝加工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由于铝箔行业利润空间大,市场空间也较大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加剧了该行业的竞争。再加上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使得行业内各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何满足顾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课题。本文从西北铝业市场营销现状入手,运用SWOT分析法对西北铝业面临的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战略。

论文关键词:市场营销;战略

西北铝的主导产品为铝及铝合金管、棒、型、线、排、板、带、箔、铝粉、镁粉、铝镁合金粉、水性铝膏、铸造铝材和深度加工产品等14大类,近百种合金,上万种规格。产品特点为多品种,多合金,多规格,附加值高,技术密集性强。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兵器、核工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化工、电子、电力、建筑、包装、装饰等行业。企业现有产品生产能力10万吨,注册商标为“奔马”牌。企业于1999年通过ISO9002,199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2年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行各业对铝箔等铝加工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由于铝箔行业利润空间大,市场空间也较大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加剧了该行业的竞争。再加上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使得行业内各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何满足顾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课题。每个企业都应根据自己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竞争战略,特别是制定好营销战略和搞好营销管理。

一、西北铝业市场营销现状分析

1.国有企业传统的惯性思维仍然严重存在,难以破除,部分干部、员工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和要求,人员内部流动、末位淘汰机制未能合理形成,执行力不强,劳动生产工作效率偏低。

[摘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的发展在国家战略的推进下正逐步成形，亟待区域物流系统的支撑作为其发展引擎；通过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物流系统建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战略选择等，设计出符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实际的城市集群物流系统结构模式。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战略选择；物流系统模式

城市集群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社会经济联系密切的城市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国家战略的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将是不断增强集聚能力和扩散效应的过程和不断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产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欲努力构建承接产业转移、服务“三南”、面向东盟的城市集群经济形态和运行模式，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国际化、现代化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物流系统作为支撑、作为保障。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区域物流系统建设现状分析

基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在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龙头作用，构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经济圈已成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国家战略推进的重中之重。通过实地调研和文献整合可以看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物流系统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集群现代物流系统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偏低，城市集群物流系统规划建设一直落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主要表现在：

（1）物流管理体制多元，缺乏有效的区域物流协同机制

西北铝的主导产品为铝及铝合金管、棒、型、线、排、板、带、箔、铝粉、镁粉、铝镁合金粉、水性铝膏、铸造铝材和深度加工产品等14大类,近百种合金,上万种规格。产品特点为多品种,多合金,多规格,附加值高,技术密集性强。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兵器、核工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机械制造、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化工、电子、电力、建筑、包装、装饰等行业。企业现有产品生产能力10万吨,注册商标为“奔马”牌。企业于1999年通过ISO9002,199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2年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行各业对铝箔等铝加工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大幅增加,同时由于铝箔行业利润空间大,市场空间也较大导致大量资本涌入,加剧了该行业的竞争。再加上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使得行业内各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如何满足顾客的特殊需要,如何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考虑的课题。每个企业都应根据自己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选择适合本企业发展的竞争战略,特别是制定好营销战略和搞好营销管理。

一、西北铝业市场营销现状分析

1.国有企业传统的惯性思维仍然严重存在,难以破除,部分干部、员工的思想观念跟不上市场的发展和要求,人员内部流动、末位淘汰机制未能合理形成,执行力不强,劳动生产工作效率偏低。

2.缺乏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3.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开发需要加强,尤其是从事市场工作的人员的文化素质较低,远远不能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

4.财务管理比较粗放,需要严格的成本控制以降低各类费用和产品成本。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障碍因素的具体体现；实现西部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西北又是中国的旅游资源宝库、五省区六大类型旅游资源齐备、地处黄河上游，同样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甘肃省、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美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古称西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四十七个民族、观念滞后、实现旅游要素产权主体、市场交易主体和开发经营方式的多元化、西北地区旅游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滞后、资金是旅游资源、旅游景点、旅游设施开发的保证、西北地区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点、统筹规划，合理分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产业化发展战略、精心定位，加强宣传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五省在旅游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因素，并探讨了如何克服障碍，促进西北五省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西北五省旅游资源丰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其旅游发展带来了契机。

[关键词]旅游业障碍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旅游资源大国，而西北又是中国的旅游资源宝库。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西北五省区面积共三百一十点七六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近三分之一；人口共八千九百零二点五八万人，占全国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七。在这块地广人稀的沃土上，拥有丰富而又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五省区六大类型旅游资源齐备。在68种基本旅游资源类型中，拥有率超过90%。不仅拥有地文景观、水体景观、生物景观类型资源，而且还有古迹建筑、消闲求知健身和民俗风情类型资源。陕西省13个王朝在此建都，79个帝王在这里执政，历时长达1100多年，留下了数不尽的古代遗迹和文物珍宝，已发现有七十二座帝王陵，现有各类文物点三万五千七百五十处、博物馆七十四座，馆藏各类文物五十六万件(组)，其极为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其中秦始皇兵马俑更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地处黄河上游，同样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的甘肃省，以石窟、寺庙、长城、祁连雪景、黄河奇观和草原牧场等构成其独特的人文、自然景观。其境内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嘉峪关城楼、出土的铜奔马，均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美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边塞风光与水乡景色交相辉映，丝绸古道、西夏文化、回族风情、历史名城融为一体，有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须弥山石窟，以及独具特色的回族风情。

摘要：企业品牌营销是现代市场营销的主流，也是当今市场竞争的着力点。“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竞争力提供了大平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品牌营销意识较薄弱、品牌战略有所欠缺，本文分析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品牌营销过程中问题的成因，针对性地提出建立企业品牌的必要性，指出提升企业竞争力、改变企业生存状态的途径之一是实施品牌战略。

关键词：品牌营销;战略;竞争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一、前言

西北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大量聚集的地域。广袤的西北拥有丰富的资源，丰富的资源还未实现相应的效益。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品牌畅行的世纪，各个国家都极力打造自己的品牌，以品牌争夺市场、以品牌赢天下、以品牌谋未来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其经济发展、企业发展、品牌构建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客观上为西北发展经济、提升企业竞争、发展企业品牌提供了机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面对机遇谋区域发展，创造西北少数民族自己的品牌，广泛参与国际竞争是一个值得审慎思考的课题。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企业

树立品牌的必要性品牌是一个企业区别与其它企业的标志，表现于外有品牌名称、品牌符号、品牌标记等元素，表现于内有企业价值观、社会责任、文化内涵等。树立企业品牌既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必然，也是企业赢得广大消费者青睐的途径。（一）竞争的市场需要有竞争力的企业品牌。1.企业竞争力是企业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综合能力。从市场的角度看，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有效为社会提供产品及服务，并在市场交换中获得期望的利益，达到其目的。企业的竞争力有三个层面的理解：其一，企业的产品有竞争力。产品无论是外观的设计、造型，还是内在的功能、属性、品质在同类产品中有着不可替代性；其二，企业的营销管理要素组合科学。体现为企业的组织结构合理、运行机制健全流畅、企业人才储备量充足、企业管理方法合理科学；其三，企业的核心实力突出。它表现为企业有系统的管理经营理念、有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企业勇于创新的精神等。2.企业品牌是企业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竞争力要素的集合。从市场营销的角度看企业品牌，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商品品牌；二是企业服务品牌。商品品牌的着力点在于为消费者提供清晰、可辨、标志明确的产品，使消费者在众多竞争产品中一眼就可以辨别出该产品，这是企业品牌的外形表现，能够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企业服务品牌的着力点在于为顾客提供期望得到或超出期望的满足感。它是一种顾客的心里感受，能让顾客真切地感受到企业服务的诚心，是企业品牌的内在核心，提升着企业的美誉度。3.企业品牌和企业竞争力不可分割。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其一，企业竞争力是企业直面激烈竞争市场的基础。竞争力强，企业品牌就坚挺，品牌影响力就广泛，知晓企业品牌的消费者、社会公众就多，辐射到企业品牌上，表现为消费者的追逐和狂热；竞争力弱，企业品牌则默默无闻，品牌影响力有限，知晓企业品牌的消费者、社会公众就少，企业品牌无生机，对企业品牌而言门可罗雀；其二，企业品牌对企业竞争力有反作用。企业品牌的名气越大，传播范围越广，消费者、社会公众则越追逐，忠诚客户也越多，企业产品的延伸和推广付出的成本、费用则少，在竞争的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自然而然竞争力就强。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品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矛盾体，脱离了竞争力的企业品牌是一具虚壳，不会在市场存活太久；具备了竞争力的企业品牌不仅品牌名声鹊起，而且生命力长久。（二）有竞争力的企业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广泛优势。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逐渐趋向一体化的今天，企业在市场中打拼靠的是强有力的内在功夫，即企业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企业品牌则是人人能够看得见，感受的到的眼前事物。1.企业品牌具有显而易见的可视性。一是企业品牌标志，此信息易被消费者辨认和记忆，由一系列符号、图案、色彩、字体等要素组成。每当品牌标志映入消费者眼帘，便会刺激消费者的视觉神经，若品牌标志是消费者所熟悉、青睐、喜爱、偏好的企业及产品，则容易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使其产生购买行为。这一可视性因素，助力消费者区别了企业及产品；二是企业品牌名称，品牌中能够用语言称谓的部分，既有文字符号又能通过听觉器官接受到文字的信息。品牌名称常常在消费者中相互传播，成为讨论企业或产品的媒介，人们往往以品牌名称指代产品。不管是品牌名称还是品牌标志，显现和视听的结合促成了企业品牌的市场效果，消费者借此确认和选择企业产品。2.竞争力强的企业品牌易被消费者优选。现在的市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消费者以品牌论英雄、以品牌代满足感。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企业品牌的竞争力强大。一方面，企业在生产、研发、科技、经营、销售等环节中成本费用领先，产品处于领先地位或独特性强；另一方面，企业品牌所营造的文化内涵、经营理念、企业精神、社会责任等价值观，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共鸣、认同。

1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按照"两个大局"的战略部署，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取得相当成就的基础上，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所作的又一次重大战略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战场，是指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区市，另外一些中部省区尤其是与西部接壤的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甚至广西等省区也被纳入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整体框架内。

受区域自然条件，生态和水资源是限制西北地区发展的两大"瓶颈"因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约西部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其自身"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于其水资源贫乏、生态脆弱、基础设施条件差、人口聚集程度低和体制转变滞后等一系列区位劣势未能得到有效克服，导致区域一方面不得不长期承受资源产品大量流出和加工制造产品净流入的双重利益损失，同时区域内部实际的经济资本增值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自然资本的转化而来的，如宁夏灵武市，据测算，1990－1997年经济资本增加3.609亿元，单纯考虑经济资本增加，GDP年均递增12.5％，而同期自然资本减少1.424亿元，而如果同时考虑自然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年均递增率则降为4.5％[1]。

为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二是完善现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与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本底条件相匹配的经济结构体系。

生态环境建设内在涵义很宽泛，可以理解为一切旨在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总称，对于西北地区来说，生态环境建设的提出是针对目前由于各种人类活动（主要是水土资源的过渡开发）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退化现象而言，其基本任务是限制或取消那些引起生态系统退化的各种人为干扰，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来实现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发展和循环[]。因此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不能脱离固有的自然条件和规律（主要是生态系统的宏观地带性规律），盲目地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态环境，而应根据西北地区不同尺度的生态环境差异性特点，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另外根据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系统的脆弱性，以及恢复重建的艰巨性，生态环境建设首先要防止对现有生态环境的继续破坏，并尽可能地恢复重建已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经济上，西北地区目前以基础产业为主体，农业生产以自给为主，特色经济规模不大，且大耗水的粮食作物所占比例过高，工业上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大部分属于资源开发型且未形成较长的产业链，大量的初级能源原材料进入市场，主导功能不强，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不强[2]。因此西北地区应及时把握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高起点地发展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养殖业、高效特色农业和生物工程产业，有选择地发展采矿业和相应的加工业，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完善旅游业设施和拓展旅游业市场，从而建立起高效、节水和防污型的经济结构体系。

2西北地区水资源及生态环境评价

西北地区深居内陆，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绝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戈壁和高原，适宜人类聚居的谷地和绿洲很少，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受到很大限制。现状以“四带一环”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基本格局是在有限分布的水资源条件（黄河及高山冰雪水源）的支撑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的。特别是经过近50年矿产开发、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西北地区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全国其它多数地区仍存在明显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质量不高，用水效率较低，供排水设施不协调，水环境呈恶化趋势，防洪体系存在安全隐患。而且，西北地区内部的发展也明显不平衡，城乡差距拉大，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

预测与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北地区具有加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将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更大压力。预测到2030年前后，西北地区（研究区范围）的总人口将由2000年的9455万人增加到1.3亿人左右，整体上处于人口超载状况。其中，城镇人口将由2000年3000多万人增加到6000多万人，与此相对应，城镇地区的需水量和污水排放量也将增加一倍多。也就是说，在未来30年内，城镇化进程将加快，西北地区净增加的人口数量、需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将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和需水量不会再有明显增加，这是西北地区城镇发展和用水需求的基本走向，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进步要求。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水土资源的利用效率与使用效益，从而在宏观上扩大生态环境的人口容量，缓解西北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但同时也给城镇发展及水务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策与建议。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在西北地区的开发中，要进一步认识和重视城镇化的作用和战略地位，将加速推进城镇化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使其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遵循客观规律，顺自然、依水源、靠全局、有重点、重质量，因地制宜地做好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水系统规划，防止规划和建设中的盲目性，并处理好人口、产业、土地和水资源等“四个农转非”的相互关系，消除不利于城镇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要坚持“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原则，建立水系统的良性循环机制，努力建设高效节水防污的城镇体系。在城镇的空间发展战略上，应根据继承发展、突出重点、强化轴线、分类指导的基本思路，通过优化区域规划，整合优势资源，加强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现有城市带之间的联系，重点培育横贯西北地区的欧亚大陆桥城市带。这不仅有助于加强西北各省区之间的联系，还有助于加强西北与中、东部及国际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