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范文10篇

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摘要：本文从代际关系、两代人的交接过程、分家的特点、被调查者对分家的看法以及对分家的评价等方面分析“分家”现象有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此相联系，代际关系也出现了从感情型向理性化、从“老一代为中心”向平等、“新一代为中心”方向的变化。这种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当前土地经营方式有关，与西北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与农村消费取向的转移和年轻一代中“个人本位”、“小家庭本位”意识的增长有关。

关键词：农村；分家；代际关系

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形式是“大家庭”，即父母同已婚儿子儿媳乃至孙子孙媳生活在一起，尽量延长子女从结婚到分家的时间，不到万不得已不分家；对“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充满了赞美之词。[1]维系大家庭对于子女婚姻以及提高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是十分有利的。尽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大家庭并不多，但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鼓励这种制度的。在文化舆论鼓励大家庭制度的情况下，分家现象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直到60年代末期，分家在Y村人看来还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某家的儿子结婚不久便分家，人们会得出结论:或者这家的老人“不清亮”（不明白事理、处理事情不公道、做事情独断专行）；或者是没权威，“镇不住”；[2]或者是媳妇太蛮横太厉害。这种评价对于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以及子女婚姻都相当不利。社会舆论的这种取向反映了一种理想的代际关系模式，即希望两代或数代人之间尽可能和睦生活在一起。

但从90年代开始，情况有很大的变化。目前，该村有73.8%的家庭家中只有两代人，有23.3%的家庭家中有三代人，四世同堂的家庭不到2.0%，甚至出现了一代人的家庭，即老人身边不留子女一起生活，只要子女结婚生孩子后就和老人分家，这样的家庭有1.0%。

6月20日至26日，以*******为团长的*****考察团对******建筑市场进行了考察与调研。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西北地区建筑市场基本情况

1、青海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8.06亿元，建筑业完成增加值68.42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4.7%。全省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业566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2000年，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省外进青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清出制度，取消了外省建筑施工企业“进青审批”、“进青许可”和收取“进青管理费”的办法，实施“进青备案”政策。对外省进青施工队伍实行“年度备案、项目登记、日常监管、业绩考核”，“两头宽、中间窄”的管理办法，在建筑市场开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新办法实施以来，共考核607家外省企业，其中不合格147家，清出青海市场63家。在被考核的江苏建筑企业中，南通三建等5家企业连年业绩优良，16家企业业绩不合格。

2、陕西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00亿元，建筑业投资总量680亿元，其中外省和中央驻陕施工单位占了投资总量的一半。全省共有建筑施工企业2100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旅行出行方式的追求越来越个性化，自驾游因其有别于传统出行方式的个性化、灵活自由度较高等特征成为热门出行方式。滇西北地区作为云南热门旅游区域，自驾市场极具潜力，但该区域的自驾旅游开发仍处于初级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在分析国内外自驾旅游开发现状的基础上，运用SWOT分析法对滇西北自驾旅游进行整理，而后通过明确市场定位、加快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旅游经营者素质、发展自驾品牌、开发新产品、开展区域合作统一管理、增强宣传力度等策略，对滇西北自驾旅游开发进行研究。

关键词：自驾；旅游产品；滇西北

由于汽车的快速发展，自驾旅游最早流行于20世纪的国外，如今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私家车数量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改善，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各地政府、旅游业界等利用地区的优势和发达的网络资源开发自驾旅游产品，以提高当地自驾旅游知名度，满足当下旅游市场追求个性化的需求，但我国的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和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滇西北地区作为云南炙手可热的旅游区域，有着诸多的世界级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给区域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带来商机。但是由于滇西北地处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的区域，自驾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性。

一、自驾旅游概述

（一）自驾旅游的界定。“自驾游”是自驾车旅游的简称，简而言之就是自驾车辆去旅游。国外学者普里多认为自驾游不论自驾车或者租车，它指的是从出发地至目的地进行的旅游相关活动，奥尔森则从“过夜”的说法角度定义自驾游。2006年第一届中国自驾游高峰论坛对自驾游下了定义:“自驾游是自己驾车，自行组织，自由计划的一种旅游形式。”与传统旅游的特点及基本内涵相比，自驾游更具有自由性和灵活性，出游者可自行决定出游天数、距离、行程等；极大满足出游者独立出游活动的想法，抛弃那些“大众化”的景点，前往一些令人向往地方，如远离热闹喧嚣的繁华都市，找一个幽静的地方让自己慢下来；出游者可选择自己驾驶车辆或者租车的方式进行自主式旅游;可租用的车辆形式多样，如房车、越野车等。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自驾游是出游者以休闲享乐为目的，时间上远离出发地最少一晚，以自行驾驶车辆或租用他人车辆外出的旅游形式，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自发性的出游方式。（二）自驾旅游的形式和类型。自驾游出行形式种类丰富，如通过租车旅游、开私家车出游、以不同团体跟车出游、房车式旅游等等。前两种形式在我国占着较大的比例，先是租车旅游形式主要流行于异地租车，由于出游者担心磨损自家车辆或者是路途遥远的不便捷，因此到达目的地后租车旅游极为普遍；再是私家车形式，多为有车一族在居住城市周边开着私家车选择出行。从组织形式角度自驾游有自驾散客、拼团散客、自驾团队。自驾散客类型主要是以家庭、亲朋好友为单位组织，自己安排旅游行程，自行处理途中的衣、食、住、行等项目；拼团散客则是自行组织拥有共同兴趣的同行伙伴；自驾团队通过旅行社、汽车公司有组织有计划的出游。这些团队以不同的自驾车旅游产品为中心，其中可将部分项目交给旅行社代办，也就是半自助游方式。根据自驾旅游的形式可将自驾旅行市场大致分为这几类（见表1）。

二、国内外自驾旅游发展和研究现状

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大多侧重其政治军事活动，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目前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市场调研报告

6月20日至26日，以*******为团长的*****考察团对******建筑市场进行了考察与调研。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西北地区建筑市场基本情况

1、青海省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8.06亿元，建筑业完成增加值68.42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4.7%。全省目前共有建筑施工企业566家，其中特级企业一家。

2000年，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省外进青建筑施工企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清出制度，取消了外省建筑施工企业“进青审批”、“进青许可”和收取“进青管理费”的办法，实施“进青备案”政策。对外省进青施工队伍实行“年度备案、项目登记、日常监管、业绩考核”，“两头宽、中间窄”的管理办法，在建筑市场开放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新办法实施以来，共考核607家外省企业，其中不合格147家，清出青海市场63家。在被考核的江苏建筑企业中，南通三建等5家企业连年业绩优良，16家企业业绩不合格。

摘要：文章首先对我国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然后对我国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问题，结合当前形势提出了一些加快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性对策。

关键词：西北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

1西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

（1）经济主体趋向多元化。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户手里，一些农户开始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权，农户开始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并具有独立财产权和经营权；对于西北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资料和产品主要由集体控制并拥有，企业的经营计划和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集体来决定，国家对其控制变得越来越弱；此外，西北农村还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它们为了实现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对行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权有很高的要求。（2）西北农村经济成份与产业结构逐渐转向多元和复合。经济体制在不断的改革下，西北农村经济由原有的自给经济逐渐转变为商品经济，西北农村经济由原有的单一经济形式逐渐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变成了一体化经营的复合经济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格局逐渐形成。（3）西北农村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特点逐渐消失，西北农村里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已经逐步市场化，完全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价值规律来自由调节，由市场去优化配置农业各种资源。

2当前西北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1）农产品质量跟不上。目前，随着我国西北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产品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地区性和阶段性的过剩。我国农产品产量增长趋势过快，但是由于农业科技发展滞后，人均资源匮乏，导致产品质量没有跟上，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进而导致大量产品处于积压状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质量提高迫在眉睫，但我国对农业的科技投资存在着严重不足，导致农业技术进步受阻，从而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2）农业对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西北农村投资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受到资金的限制，另一方面投资动力相对缺乏、缺乏优越的投资“技术”，投资引诱也严重不足。过度安逸的西北农村生活使农民缺乏生存和竞争的压力，从而导致其抗风险能力不高，因此农民通过投资来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动力相对缺乏。主要是由于农业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过长，规模较大、风险较高，而且盈利水平还相对较低，缺乏对市场资本吸引力，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去西北农村投资。（3）西北农村集体经济薄弱。目前我国还存在相当大比例的薄弱村集体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基础设施，西北农村基础设施的滞后严重阻碍了西北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集体经济薄弱，使党支部缺乏履行领导职能，缺少为群众提供多种服务的能力，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得不到更好地服务，因此他们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就很难得到有效地发挥，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从而导致西北农村经济不能持续、稳定、全面发展。

摘要：西北地区处于我国版图的西北部，有着丰富的煤炭、天然气、石油、镍等自然资源，但经济发展仍处于落后的地位。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以来，整个西部的经济相比以前着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相比我国的南方，差距依旧明显，经济模式单一、市场不景气、才人外流等。西北经济落后的原因除了地理位置劣势以外，还有许多人文的原因。

关键词：西北；经济；市场

西北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这里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中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起源地。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再到开元盛世，西北一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宋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政权中心的南移，西北不再作为中国的中心。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清政府的大门后，中国被迫拖入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而中国现代化的开始也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等海上交通便利的地区，西北沦为经济边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中心在沿海地区，西北经济再次又被拖入边缘。直到本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提出，才给整个西北的经济带来腾飞的可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已经有十余年了，西北经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依旧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

一、西北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

西北经济落后在全国看来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其落后的原因来看又是复杂的。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内，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个区域，但虽然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划块中，西北三省两区被列入同一区域，但就其内部而言，发展水平是有显著差异的。陕西省整体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水平高于其他省区，新疆农棉等商品又高于其他省区。什肃、青海、宁夏落后的原困更偏重于耕地和工业的欠发达。但就西北五省整体而言，工业的单一和落后又是落后的共同原因。

1、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从自然条件看，大西北占据中国1／6以上的土地面积，其中，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荒山、沙漠、戈壁和雪域高原，缺雨的环境是其发展最大的阻碍，灌溉面积也只是围绕黄河或者祁连山的雪水来满足农作物的生长。在历朝历代的开发中由于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度开垦，使得土地、水、林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逐渐恶化。其主要表现：一是自然界涵养水源的能力下降，水资源严重匮乏。西北地区曾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干旱却成为开发的大敌，由于古代开发使天然水体遭到破坏，而人工水利工程又年久失修，加之战乱不断，使本已破烂不堪的水利设施更难维护，严重制约了开发的地域。二是土地的利用价值弱化。由于水资源的匮乏，土地沙化、盐渍化严重，加大了土地开发利用的难度。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风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自然灾害的频发，使本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进一步过垦过牧，形成了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了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一、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现状

(一)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概况

进入21世纪之前，从总体情况看，滇西北地区属于云南省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地区。以1999年为例，滇西北地区人口占全省的17.44%，但GDP只占全省的6.7%，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占全省的4.2%和6.6%［2］。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滇西北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生态旅游开发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以丽江为例，根据丽江市官方统计数字，2013年，丽江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079.5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0.05%，旅游业总收入278.66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32.17%［3］。

(二)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特征

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滇西北地区文化资源为主要的特征。这也使得其成为21世纪全球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战略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主要体现在:1.少数民族众多滇西北地区，主要有藏、纳西、白、彝、傈僳、普米、怒、独龙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为了适应滇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使其成为一个世界罕见的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多种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聚集区。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难以计数的历史文化古迹。2.民族文化独特滇西北地区，在我国的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国内地文化的边缘地带。由于地处边远，使得滇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许多古老、独特的文化和多种社会形态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而存活至今。为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文资源。3.多元文化交融滇西北地区，处于与藏文化、南亚－东南亚文化、中国内地文化交往的边缘地区和过渡地带。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这三大水系所形成的天然河谷将滇西北地区与周边的各大文化区域连接起来，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相互融合十分频繁。造成了这一地区众多民族的交错杂居，也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互动的格局，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富集、历史文化遗产极丰厚的地区之一。

(三)滇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