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范文10篇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8页。)，无形中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进化论基础。他又精于佛典，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朝夕不倦，故自号碎佛。而他谈佛同样具有政治目的，其与杨文会书谓：“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转引自蔡元培《50年来中国之哲学》，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并未遁入佛门，而是归入儒教。佛学或宗教，只是他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一俟目的达到或破产，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终未成为佛学家。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页。)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页。)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有金一代，统治者每在用人之际，或在建国初期正处于上升之势，或在国家危亡之时，多对女真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之人，如汉、契丹、渤海、蕃族等赐予女真姓氏，以示宠渥，来换取他们为本朝尽忠效力。初期，赐姓并无制度可言，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到宣宗时，已定下详细制度并广泛赐姓。但这是的大金王朝早已日薄西山，赐姓也未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厄运。对金朝赐姓制度的研究，以陈述先生卓有成效。他辑有《金赐姓表》二卷，[1]并在表的序言中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对金朝的赐姓作一粗略的考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金朝初期赐姓情况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正式建立了女真族的政权，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随后十几年间，大金铁骑踏遍半个中国，先后灭掉了辽、北宋两个强大的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在对大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领中，不仅有女真人，而且有渤海人、契丹人、汉人。对于这些人，金政权不仅给以高官厚禄，并对某些人还予以赐姓之宠。有史可考，金朝最初赐姓是在太祖天辅年间。“完颜元宜，本姓阿列，一名移特辇，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辅七年，宗望追辽主至天德，慎思来降，且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宗望移书夏人谕以祸福，夏人乃止。赐慎思姓完颜氏，官至开府仪同三司。”[2]可知，耶律慎思是契丹人，在辽天祚帝逃亡，躲避金兵的追捕过程中，慎思降金并报告了天祚帝的行踪，致使天祚帝很快被金俘虏，辽亡。慎思为金朝立下了大功，因此成为金朝赐姓第一人，而且被授以高官。据《金史·百官志》，仪同三司为从一品中阶，可见金朝对其宠遇之隆。另外，金初被赐姓的人还有郭药师、董才等人。“（天会）四年春正月丁卯朔，……降臣郭药师、董才皆赐姓完颜氏。”[3]“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宗望请以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理。宗望请任以军事。太宗俱赐姓完颜氏，皆给以金牌。”[4]郭药师和董才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郭药师更以一人之向背而关系辽、宋、金三朝之兴亡。[5]故此二人被赐予国姓堪称当之无愧。另外还有元人王道的远祖王某金初也因军功被赐予国姓。“公讳道，字之问，姓王氏，远祖金初以武功赐完颜氏，世袭千户，官至金吾卫上将军。”[6]

总之，金初赐姓可能尚无制度可言，而是由皇帝决定对立下战功的异族人赐以国姓“完颜”。被赐姓的有契丹人耶律慎思、渤海人郭药师、汉人董才、王某等，尚未见赐予其他女真姓氏的记载。

二、金朝中期赐姓情况

史书未有关于熙宗时赐姓的记载。海陵王天德三年“十一月癸亥，诏罢世袭万户官，前后赐姓人各复本姓”[7]而《金史·兵志》对此事这样记载，“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可见，海陵王时，取消了赐姓之制，被赐姓者或其子孙还复原姓。这可以耶律元宜为证，元宜为慎思之子，因慎思被赐姓完颜也因而从姓之。“天德三年，诏凡赐姓者皆复本姓，元宜复姓耶律氏。”[8]而郭药师之子郭安国也是如此，“海陵即位，诏赐诸姓者皆复本姓，故药师子安国仍姓郭氏。”[9]

摘要：梁启超早年服膺乃师康有为关于孔子及孔门后学流行之说，极力推崇孔、孟，贬黜荀子，与谭嗣同、夏曾佑等发起过所谓“排荀运动”。但是，梁启超至晚年讲学著述时，才对荀子作过一番较为平实的纯学术性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荀子》的文本研究，主要是关于荀子其人其书的考论。第二，对荀子思想的阐释：《荀子》可资人格上的修养应用；对荀子思想主要是有关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如“性”、“天”、“命”、“心”等，展开研究。

关键词：粱启超；“排荀运动”；文本研究；思想阐释

梁启超曾经多次道及他与夏曾佑、谭嗣同在清末发动过“排荀运动”，已为学界作过认真的研究。然而，梁氏对荀子的认识并未一直停留在此一阶段，他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噌深受康有为影响、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荀子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与研究，本文即试对此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年的“排荀运动”

梁启超晚年回忆其早年与夏曾佑、谭嗣同论学辩难，有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旬日：“……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

1924年夏曾佑亡故，梁氏作文悼念，再次论述了当年的论学情形与排荀运动：“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的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西夏上奏文书的研究是西夏文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书又是西夏国家政治生活的反映，也影射和体现了西夏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就其积极性而言，官僚制度追求的理性、效率原则无不体现在文书制度上，就其史料性而言，通过官文书了解当时的官僚制度是一个很直接的路径。”（注：孟宪实．略论高昌上奏文书[J].西域研究，2003,(4).）因此，作为一个建都于西北边鄙、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官僚制度组织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到底怎样，可以通过西夏与这些王朝的文书往来关系反映，故很有必要对西夏上奏文书进行归纳、总结和探讨。

一、西夏上奏宋朝文书

（一）西夏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从目前史籍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上表和书，现根据史籍记载顺序粗略统计，西夏上宋的文书主要有34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23篇，分别是李继迁致宋的上表7次，内容比较完整的只有3次，标题抄录于下：

1.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诣麟州贡马及橐驼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继迁遣使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起着愈来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研究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世。在史学史领域，由于民族史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探讨尚有待进一步展开。而从史学史角度着眼，剖析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容与特征，分析其历史地位，无疑属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摘要］本文对发表于2001年的《历代状元知多少》一文所提供的历代状元统计数进行了补充修正，历代应有状元总数原为886人，现为914人；历代可考知姓名的状元原为674人，现为682人；多少知道一点生平事迹的原为507人，现为531人。

［关键词］历代；状元；状元数

笔者2001年曾写过一篇《历代状元知多少》[1]，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也有学者跟笔者讨论过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以及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算不算状元等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不能算状元，只能称分场榜首；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也不是状元。不过，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笔者在状元资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与思考，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变更。

一、历代应有状元数

原来统计的应有状元总数是886人：其中，唐代252人，五代121人，宋代118人，辽代57人，金代74人，西夏1人，伪齐2人，元32人，明89人，清代114人，大西4人，太平天国22人[1]。经过进一步研究后，笔者对西夏科举资料有新的发现，其状元数需要重新酌定，还有明玉珍的大夏政权也开过进士举，当时忽视了。

西夏，据《西夏书事》、《宋史》、《金史》、《西夏史稿》等，亦有进士举，而且颇受重视，进士出身的人也都能得到重用。其具体考试次数未见记载，但首尾两次开考的时间是有记载的，笔者据同时的宋、金两个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推测，西夏大约举行进士考试27次，应约有状元27名。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它也实行过科举。大夏国的创建者明玉珍跟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战友”。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明玉珍与大夏国》、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等都提到大夏政权在明朝建立前夕曾开科取士，也产生过状元，但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大西举行进士考试2次，产生状元2人[2]。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区分与段落，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直接关系，也与20世纪20年代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证实中国殷周以前确有夏朝及悠久的原始社会有一定关系。近代进步与相信马列主义的史学家，认为中华民族同样也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三个时期。同志1939年在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此作了结论性的肯定。新中国建立后，继承马列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确立新史学体系的广大史学工作者，从对中国通史的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曾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大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历50多年后的21世纪与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三所大学发起并再次举办“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虽是“旧题”重议，但在社会又一次大转型、各种思潮勃起的新形势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核心问题是关乎到史学研究是否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八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在每年阳历的4月5日。但其节期较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在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好时节”。在很多人看来，以为清明节就是扫墓、祭祖的日子。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清明节的文化内涵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顺应天地运化气令，应时农作，维护新生

我国最早的太阳历以及《国礼·春官》明确记叙了“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的天文历的最基本常数。

农耕社会以后，人们发现日、月、年构成了历法的三要素。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我们的祖先就已形成了24节气。24节气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等方面的知识，编排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的农事歌谣。其中清明被排在歌谣的第五位。也是农历历法中的第五个节气。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由于24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祖先们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就是说，春分后十五日的时候，北斗星指向乙方（卯方，即正东方）。东方是生气方，天地起运，万物始生。清明者，清风和煦，阳光明媚也。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作为以花信为标志的花信风，清明的花期为“一侯桐花，二侯麦花，三侯柳花”，也表明了清明节气的花期和时期。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亲近自然，爱护生命，珍惜人生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