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范文10篇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历史悠久、文字发达、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流传，而且从未间断，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自豪。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时代；商汤灭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历史学家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简称为"三代"。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还清楚地记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两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证实，说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怀疑的。

可是有关中国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时期，它已处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说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编写历史时，只能按自己的认识去估算，常常写上一个"约"字或在年代之后打个"？"号，表示有关年代的不确定性。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当然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

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学者对三代的年代进行研究。以后，历代的学者仍孜孜不倦地对三代年代进行探索。到了近代，还吸引一些国外的汉学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行列之中。他们在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还尝试引入天文学的方法对天象材料进行计算，试图在三代的年代学研究中取得突破。不过，过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凭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难度极大。虽也提出了各种结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备，缺乏必要的证据而不能形成共识，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决。

中国古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与天文历法及天象的资料，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这些材料进行年代学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考古学获得飞速发展。对三代遗存的研究、特别是对三代物质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遗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虽然它们只说明遗存间的相对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从这个分期序列中采选含碳样品进行碳14测年，就可得到与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这就使原本反映相对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个个年代数据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将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与高精度测年相结合，为我们找到了另一条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径，使三代年代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改进，使精度大为提高；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因此，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为可能。

1995年秋，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请在京的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从事碳14测年的物理学家们一起座谈，提出用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问题。与会学者也认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学科学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备了进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条件。继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对重大学术课题进行联合攻关的项目。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各学科的优势，把200余位学者组织在"工程"设置的9个课题之中，用不同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将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来。"工程"的实施，改变了过去以单一学科或单一手段进行研究的状况。采用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形式，以期对中国历史上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三代年代学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推进一大段，为进一步开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时代,当时玉器处在原始文化状态,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时间,分为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时代,当时玉器处在原始文化状态,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时间,分为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内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种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猪龙两种.勾云形器有玉龟.玉鹊,猪龙有C形墨玉玉猪龙.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苏的吴县,武进,浙江的佘反山,瑶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镯.佩.环,还有蝉.鸟等动物.

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随葬用品,另外还有小部分是辟邪.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摘要: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卫君主和民众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选择城址时，注重居址周围生态环境的优化，以便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造城郭时，一般会选择夏天、秋天收获之后和初冬时节。夏商时期城郭规模有限，至周代则猛增，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都城面积远远大于周王城，甚至数倍于后者。

关键词:夏商周时期;城郭;城址选择

我国在夏代甚或更早时期已经出现了城郭。《吴越春秋》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训》:“夏鲧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当始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外围再周以防卫性深沟。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聚落由立于水际的干阑式建筑组成。②山东日照县半城山龙山文化遗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围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数量及类别也逐渐增加，最终发展成为人口众多、体制完备的城郭。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城郭的初建时期，当时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何时修建城池?城郭的规模如何?本文拟通过文献和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考察。

一、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

1.“城以卫君，郭以守民”

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卫民，防止外敌的入侵。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论著比较丰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质言之，“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已经成为夏商周时期城郭筑造的原则和思想。至少从商代起，已逐渐形成了构筑内外两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为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与不移原则。⑤

一、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纹样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就是彩陶，它的出现与使用使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先民们将他们对自然界和世界的观察、爱好和心理活动等作为装饰纹样运用到彩陶中，充分显示了他们对美的向往和智慧。新石器时代的纹样以简洁、概括、充满活力为特征，总体来说，彩陶纹样多以动物纹、人物纹、植物纹、旋涡纹、几何纹为代表。我们从现有资料上习见的动物纹主要有鱼纹、蛙纹、乌纹。这一时期的纹样与当时人们农业劳动生活和渔猎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有许多动物纹样是彩陶上的主要纹样，也有少数是辅助纹样。植物纹样以写实手法无骨法构成，随意刻画，有的像树叶，有的像小草，还有的像花瓣。人物纹样动态优美，形象概括。几何纹样既是早期陶器中编织物纹印以及渔网、水涡、树叶等图案的延续和变化，也是原始人内心音乐涌动和对视觉美感的精神文化追求的表现。原始社会的人们把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可视对象表现在陶器上面或者刻画在山岩上面，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庄重大方、自然协调的传统纹样。

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纹样

夏商周时期，又被称为青铜器时期。夏商周时期的传统纹样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面，并以商周青铜艺术作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代表。商周青铜器艺术是继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之后美术史上出现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不再是新石器时代那种淳朴、快乐的风格，而是走向了具有宗教性质和神话色彩的世界，变得恐怖凶猛、威严肃穆。青铜器时期的纹样内容以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较为常见。这段时间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中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加工，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幻想的、恐怖的动物纹样。其中青铜器比较典型的装饰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几何纹样比较典型的有方格纹、雷纹、云纹、旋涡纹。在早期，这些装饰纹样和图案显示出一种神秘、肃穆、威严的气氛，凸显和映射出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与文化背景，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对图腾的崇拜与信仰。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纹样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时期，奴隶体制已日趋瓦解，人文思想活跃，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社会思潮与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政治体制的变更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工艺制作、器物造型、装饰造型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生活方式也随之得到了改进。这个时期的装饰纹样不再像夏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那样具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质，不再具有恐怖凶猛、威严肃穆的艺术风格，装饰风格日渐活跃起来；装饰内容不再是凶狠、神秘的怪兽，从描写“神”转向人，反映现实生活场景，越来越亲近自然和生活，并且把自然中的动物和生活中的场景运用于不同的装饰中，开始将叙事画作为装饰；构图方式也改变了原来严肃对称的结构，变得活泼。

（一）教学目的

基础知识：

夏商时期我国历法的形成。夏朝时我国最早记录了流星雨和日食。商周时我国已有了医学分科。甲骨文和金文。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夏、商、周时期我国音乐、舞蹈的发展。

思想认识：

1．通过讲述使学生认识到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商朝开始。

2．我国的青铜艺术，在我国和世界艺术史上历史悠久，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沿革

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历程，其萌芽于夏商周，形成于秦汉，逐步完善于隋唐宋，强化于明清，代代相传，久盛不衰，自古以来是封建统治阶级巩固强化其统治地位的有效监察手段。

早在四千多年前，古代天子尧舜，每过五年都要率领百官和侍从们去巡狩四方，考察地方诸侯的政绩和公德，这就是天子“巡狩制”，从舜的时候起形成了“五载一巡狩”制度。此制度成为后世巡视制度的渊源。

夏商周除天子巡狩外，还设有“方伯”并“受命于王”，对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和分封的同姓诸侯进行监察。史书所载夏商周三代的巡视并不是专职巡视，在此时期没有独立的巡视机构和体系，没有专职的巡视使臣和法规，国君监察和巡视活动比较简单，仅仅是巡视制度的萌芽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仍以国君巡视为主，国王有“巡县之制”，国君、相国、郡守都可以巡视地方。此时巡狩的目的在于管理农业生产，祭祀名岳山川，整顿吏制，纠察不法行为以及选拔人才，但是没有形成制度，巡视偶然性大。

秦汉是古代巡视制度的形成期。这时的巡视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分层与分部巡视相结合，职权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多维的行政巡视体系，即刺史巡视制度，用制度监督地方要员。中央设监察机关——御史台负责监察地方行政，刺史分部巡视郡级行政工作，郡以下行政由郡国守相、县令长、乡长逐级巡视，并设督邮、廷掾等专职官吏举劾贪赃枉法的官吏。中央根据需要随时派遣使者对州郡县行政工作进行巡视，既有行政组织内部的巡视，又有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监察官和临时派遣的大使的巡视。秦汉时期出现专职的监察刺史，它标志着古代巡视制度的最终形成。

“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两句诗是北宋诗人张耒评述黄庭坚诗歌成就时所作。当我们纵观河南博物院考古专家许顺湛先生考古著述轨迹时，用这两句诗评述许先生的理论体系时，再恰当不过了。许先生虽然已78岁的高龄，但仍著述不掇，思维敏捷，站在历史考古的学术前沿，捕捉学术热点，提出新的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他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合著）、《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合著）、《中国奴隶社会》、《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其中以《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时代研究》最能反映其学术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许先生根据我国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针对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母系说”的观点，提出与众不同的“父系说”新观点，之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这场学术辩论经历20多年，直到1986年，在河南渑池县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父系说”才被人们所认同。许先生的仰韶文化“父系说”，揭开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仰韶文化“父系说”是许先生研究生涯的切入点，他务真求实，谦虚谨慎，顺着历史脉搏去探索文明起源的源头，几十年过去了，他付出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硕果。

关于文明的标志，许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中作了清晰地、与众不同的界定，提出了五条标志：①农业生产社会化；②手工业生产专门化；③脑力劳动阶层化；④部落酋邦化；⑤礼制规范化。许先生的五条标志与传统的“三大件”（青铜、古城、文字）不同，它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许先生认为，世界上任何文明中心的形成，尽管其内容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可或缺这五条，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文明起源新论”。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明是在东亚独立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考古学研究证实，中国的远古文明起源，可上溯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下至夏商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是一部完整的文明史，外来文化始终不占主要成份。因此，人们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对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借鉴历史之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十多年来，才迅速兴起了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者以文字出现作为主要标志，认定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为原始文字，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发现有宗教礼仪性质的建筑，如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有的学者依据龙山文化发现许多古城，认为中华文明诞生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有的学者综合文字、古城、青铜和礼仪性建筑，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此外，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由商代二里岗文化开始。由此可见，由于立论依据不同，分歧极大，竞使中华文明之开始相差两三千年。因此，最近有的学者有意避开物质文化因素，把文明的标志视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否出现上，显然，这条路似亦走不通。国家不是文明的同义词。在原始社会，文明促使了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一旦国家出现之后，国家的职能又促使文明的发展。由于人们对“国家”的含意理解不同，仍使这个问题莫衷一是。因此，许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论，为我们探讨远古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实质上，许先生的文明新论，不仅抛弃了十九世纪摩尔根等人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且，亦抛弃了文字、古城、青铜为文明起源的“三大件”的模式。这是许先生治远古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基础。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标志的探讨，必然引出关于国家起源形成理论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