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范文10篇

摘要：校训不仅是学校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的综合体现，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肩负着重要的育人功能。本文以山西某高校在校生和部分毕业生为调查对象，通过对问卷和电话采访结果的统计与分析，旨在研究校训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功能，就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校训教育，更好地增强育人功能展开探讨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大学校训；大学生；德育教育

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校训不仅是学校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的高度概括，还是学校育人理念和文化传统的结晶，更是全校师生所须遵循和践行的价值观。它内在地规定着高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因此，大学校训在“立德树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加以重视。研究大学校训的德育功能，不仅为新时期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能对校园文化建设和学生德育的培养提供可以借鉴的方法和形式。

一、校训文化育人功能

（一）引导功能

“大学校训作为学校精神力量最深刻的体现，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一经确定，便会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1]它集中体现的是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主导文化和价值追求，并以此引导学校的育人方向和学生的实践活动，最终促使他们言行一致。

【摘要】聚焦“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历史校训与现行校训，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回溯其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20世纪5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并从校训的句式、高频词、订立主体三个方面对其演变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最后，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着重分析了校训演变中同质化问题及其三种形成机制：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学校训；历史演变；制度环境

一、校训演变及其相关研究

中国古代有校训之实而无校训之名。直至近代，自西洋移植而来的中国教会大学出现“mot－to”实体及日本“校训”名称的传入，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校训概念才得以正式形成。“中国新式学校设定校训的做法深受西方学校文化的影响。”［1］大学校训作为“学校精神文化的历史沉淀”［2］，是其办学理念的集中表达，是凝聚和彰显大学精神的文化标识与载体［3］。大学校训承载着“引导师生修德践行，博审向学”［4］等教育使命，既是大学教育的目标也是大学教育的手段之一。因而，大学校训不仅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内容而存在，更是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正因为大学校训的制度属性，一所大学的校训才会具有相当的历史稳定性，没有特殊的情况通常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也正因如此，大学校训的演变才更加值得探究。从理论而言，大学校训应当遵循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免受时代场域的纷扰；但是从实践而言，大学校训所依托的组织载体———大学总是处于特定的时代场域，而使得大学校训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场域之中，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和历史事件，进而使校训演变成为一种必然。检索和分析“校训”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界对于校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训本身的内涵、特征、功能、现状研究，以及中外校训的比较研究方面，而鲜少关注校训的演变问题。截至2018年8月，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上，检索主题词“校训演变”／“校训变迁”，剔除个别院校的介绍外，相关文献仅16条，其中以“‘校训’＋‘演变’”或“‘校训’＋‘变迁’”为篇名词的直接文献仅5篇。李翚以其收集到的中国最早大学及民国时期大学的校训、解放后时期的229条大学校训、21世纪以来新明确的48条校训为基础，分析了不同时期大学教育理念与大学文化的价值追求［5］。王彩霞对20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的演变、形式、内容和本质进行了专门探讨，并列出了三类特色校训：“形神一贯”的校训、“形变神聚”的校训和“无形有神”的校训［6］。其后又在《从校训的变迁看中国教育的变迁》一文中，以其收集到的1949年前156条校训和1949年后389条校训为样本，从校训形式和内容的演变分析了中国传统教育转型为现代教育的历程［7］。这两篇文章有意将中小学校训与大学校训一同纳入研究视域。赵娟则通过官方文本、文学作品与民间口述的资料收集，对中国大学校训的起源、构成、所涉权力场域与功能变化等内容进行了专门探讨［8］。已有研究成果涉及校训演变包括大学校训演变的多方面内容，但主要集中在演变历程的梳理与现状的统计，对部分存在的问题缺少更为深入的分析。此外，在校训样本的收集上主要以作者收集到的校训文本为主，缺少明确的统计范围。本文再次聚焦中国大学校训演变问题，以“双一流”建设工程所涉的137所高校为研究对象，收集其校训文本及其官方阐释等相关内容，进行统计分析，并尝试运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对其形成历史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校训建设的优化思路，以期能够为大学的内涵式发展注入精神力量。选择“双一流”建设高校为研究对象，一是有助于明确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的样本范围，二是这些高校中既包括百年老校，又涵盖多个高校类型，具有一定代表性，三是这些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校训制定行为更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其他高校校训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二、“双一流”建设高校校训演变历程回溯

已有校训演变研究主要是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校训进行统计和分析，本研究则聚焦于“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对其前身高校校训及其演变至今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与分析。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其校训演变的阶段性与国内学者李翚基于总体校训研究总体比较一致，由于本研究收集资料中并无1949年确立校训的资料，故将其分为20世纪初—40年代、20世纪5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一）20世纪初—40年代：吉光片羽而熠熠生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或高校，乃是由近代西方大学概念演化而来，而最早的一批大学或高校，创办于清末及民国初期。在这一时期创办的高校，至今通常已逾百年或有近百年历史。清末时期的大学校训开中国大学校训之先河。清末，朝廷腐败无能，外国殖民势力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爱国志士奋起图强，探求“教育救国”之道。1900年，今苏州大学与台湾东吴大学的共同前身东吴大学创办，并提出中英文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UntoAFull－grownMan”。1905年，今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并采用“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1909年，今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时期，提出校训“勤俭敬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办学时代结束。民国时期的大学校训异彩纷呈。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随后一系列有关大学发展的法令相继颁布，启动了早期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多所高校亦陆续制定各自的校训。1914年，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从梁启超《论君子》演讲中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1915年，天津大学首任校长赵天麟确立“实事求是”为校训，并承继至今。1923年，北京交通大学的毕业生纪念册上首次出现“知行”标识。1928年，今西南大学前身以时任校长甘绩镛先生所题“含弘光大，继往开来”为校训。此外，还有部分高校更改了早期校训。1933年，原南洋公学在国立交通大学时校训为“精勤，敦笃，果毅，忠恕”，1937年其编印的《交通大学一览》上出现新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1936年，今河南大学前身镌刻“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校训于其正门内侧门楣。1937年，原国立音乐学院（今上海音乐学院）首次公布校训“和毅庄诚”。1939年，今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国立西北工学院确立“公诚勇毅”为校训。1939年，今湖南师范大学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在其《国师季刊》中记载校训为“仁爱精勤”。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相继制定和颁布了自己的校训，制定校训一事已不再新奇，各校校训形式多样，内容异彩纷呈，鲜有重复和雷同，呈现出个性化取向。分析这一时期校训的具体内容及其提出主体发现，由本国创办的早期大学当时提出的校训多由身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创办者或首任校长所提出，多以认识论为基调，强调研究和传播高深知识，增广识文，追求真理为重。但也存在部分校训以道德论理念为内在支撑，“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倾向”［9］，如“勤朴忠实”（上海海洋大学，1914年）；又或以政治论理念为旨归，学担当的社会使命，如“经济匡时”（上海财经大学，1934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校训多遵循某单一逻辑，而较少同时涉及两种逻辑及以上。（二）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平白朴实成主流。20世纪50年代—90年代，出于促进社会建设发展的需要，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众高校纷纷创办，但这些新建高校除外交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较少在建校初期便确立自身校训。后在1952年以前苏联“专才模式”为模板开展的全国院校大调整以及“十年”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高校一度成为地地道道的政治工具。“全国高校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指针，鲜有基于认识论的新校训提出。”至20世纪90年代，众多高校确立的校训仍纷纷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取向。除厦门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极少数高校以外，“双一流”建设高校前身多以“团结”“求实”“博学”“勤奋”等为核心词汇的口号式校训，缺少鲜明的个性色彩。1982年，今河海大学前身华东水利学院，确立校训“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1985年，新疆大学在其1938年所立校训“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基础上凝练新校训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1989年，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以时任财政部部长王炳乾所题“忠诚、团结、求实、创新”作为新校训。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立“实事求是”校训石。1993年，东北师范大学正式确定“勤奋创新，为人师表”为校训。1994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确立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1996年底，制定校训“至诚至坚，博学笃行”，于1988年题写。1999年，中国矿业大学确立“开拓创新，严谨治学”为校训。此外，今南京林业大学自1991年至2011年期间亦曾启用校训“团结、朴实、勤奋、进取”。分析“双一流”建设高校在这一期间所订立的新校训可见，这些校训总体上以政治论为基调，往往强调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增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时展需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论色彩有所淡化，多元化趋势加强，政治论多与道德论、认识论结合使用。但是，纯粹基于认识论逻辑订立的校训仍较为少见。（三）21世纪至今：复古与创新并存，迎来校训变更新契机。21世纪以来，“校训的发展又迈入了更为辉煌的阶段。不少学校公开征集和重新确立自己的新校训”［10］，现今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亦在此列。这一时期的校训订立呈现出两种取向：一为复古取向，即寻根溯源，回归某一时期的老校训进行重新释义或在老校训的基础上略作修改；二为创新取向，订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校训。双重取向的校训重订举措，打破了先前校训高度同质化的局面，大学的校训文化迎来新发展。复古取向的校训重订多见于办学历史悠久、几经更迭的老校当中。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回归某一历史时期的老校训并重新释义或在老校训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体现了大学的寻根意识与文化传承的情结。前者如，2002年，东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决定恢复其老东南大学时期的校训“止于至善”；2004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其建校70周年暨合校5周年纪念之际，恢复国立西北农学院时期所立校训“诚朴勇毅”；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决定恢复启用其于1937年公布的老校训“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后者如，2001年，湖南大学在其1917年校训“实事求是”基础上修订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2004年，南京农业大学取前身中央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另一前身金陵大学“诚真勤仁”中各两字，以“诚朴勤仁”为新校训；2012年，南京林业大学在其办学110周年暨建校60周年之际在其中央大学时期校训“诚朴雄伟”的基础上增加“树木树人”，形成新校训。创新取向的校训。2003年，国防科技大学建校50周年前夕，以同志所题“厚德博学，强军兴国”为校训，突出军事类院校特色。同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确立“博学笃志，格物明德”为校训。2005年，哈尔滨工程大学确立校训“大工至善，大学至真”，内含“工学”二字。同年，江南大学亦确立校训“笃学尚行，止于至善”；翌年，东北林业大学确立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考察该校时所题“学参天地，德合自然”为校训；2009年，兰州大学在建校百年之际确立“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为校训；2010年，北京理工大学确立“德以明理，学以精工”为校训；2012年，广西大学确立“勤恳朴诚，厚学致新”为校训等。这一时期，工会与教代会、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等校内外组织和群体更多地参与校训的订立活动当中。新订立的校训多基于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的逻辑，少数兼有政治论逻辑“德以明理，学以精工”“求真至善”“博学笃行，明德亲民”“笃学尚行，止于至善”“勤恳朴诚，厚学致新”“学参天地，德合自然”等新订立的校训，重“学”亦重“德”；而像“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等校训，则不仅看重“德”“学”，亦十分注重其现实的功用。

摘要: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创建而产生，集中体现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个性、精神理念和伦理内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使大学校训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同时，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斌予新的内洒，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而产生，反映了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集中体现了大学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理念，引领大学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内涵。其中，受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中国大学校训，尤其体现出“厚德载物”、“乐群贵和”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中国大学;校训;价值取向;伦理思想

一、“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中国大学校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儒家经典著作，蕴含了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等。这些校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反映了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用“道德”将个体与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将“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蔡元培先生指出:“德育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始终是最重要的人性因素和追求目标，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值”，底下无心符，郭沫若原释“值”为征伐，后在《文史论集》中认定说:值殆古德字。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八辑上的《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一文认为“值”与“伐”相通，是就征伐的结果而言的，“值”又与“得”相通，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在灭商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厥邦厥民”的伟大显赫业绩“德”(巫显德)，把这种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为“德”，反过来，认为有了这种“德”，就会获得“中国民越疆土”(《尚书·梓材》)，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使“德”获得了道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德”这一概念又有了发展，孔子将“德性”总结为“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无常”即“仁义礼智信”(《论语·阳货》)孟子言道“孝弟忠信”(《孟子·梁惠王上》)。“德”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备要求，也成为儒家追求的教育目标，儒家正是围绕“成德之教”来构建教育体系。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正德”，……“正德”，就是端正品德、提高品德。一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自强不息，修身养德，才可以承载万物，这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厚德”之教。“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当“与天地合其德”，天的德性是生生不已，运行不息，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负载和养育万物，地是顺着天的，君子要效法地的德性，用深厚的德泽容纳万物，具有宽厚仁爱的德性。梁启超先生对“厚德载物”解释为:“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深厚的德性，目的是为了托载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伦理思想对人格健全的一种特有诊释。“厚德”普遍出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并非偶然，从古代太学、国学、书院、学堂，乃至近现代大学，无不以“厚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如何做到“厚德”也成为千百年来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

自从党校培训课开办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周。这次的党课内容是学习科学发展观，早日成为合格的中国党员。在这次课中，寇老师从党的建立开始讲解，对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一名合格的员，做了详细的阐述。根据课堂的授课内容，我对党员有了新的认识。下面向党组织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中国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是具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作为一名党员，要树立当好人民公仆的观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具有战斗力，凝聚力和吸引力。

小时候的我，就已经对中国这个称谓毫不陌生。因为爷爷就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年代，他们对待党组织是有着无比纯洁，崇高的情怀。我总是能听爷爷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那遥远的革命气息，白墙灰瓦下的红色战争，成为了我童年的深刻记忆。青少年时期，我的思想行为更被我的父亲所影响。他经历过军营的洗礼，总是常在我面前自豪的提起他一入部队就被第一批选为员的事情。在他的心中，入党是一生中最光荣的事。而我，是在和平年代出生，成长，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但也见证了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的祖国巨大的变化。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在心底有了对党执着的追求。当学生期间加入中国共青团之后，我对党的认识也越发的全面，感情也在逐步加深。从最初的幼稚的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了为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性认识阶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迫切需要，我们除了继续学习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等建设性的文件之外，还应该秉承与时俱进的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了解党的有关最新政策，始终“抓紧，抓实，抓好”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使自己的思想理论修养水平时时刻刻与党靠拢，保持一致。科学发展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关于发展的价值观，它明确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发展，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自然、经济发展的规律，使我们的各项方案、措施更符合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怎样做到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呢，我认为必须要做好各项实践活动。在学习和工作中领会科学发展的精髓，在处理、协调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坚持党的纲领政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群众。特别是我们学生，更应该加强学习好本职工作的概念，把专业知识和国情建设相结合，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

在党校培训的这些天里，各位老师都从不同的层面来讲解党的纲领，政策，以及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员。不但从历史事实出发，还引经据典，深切阐述，联系社会的各热点时事来进行解说，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次学习是对于我思想的一次极大提升，现在，我认识到入党不仅是一种光荣，更重要的是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持之以恒的真诚努力。用更多的热情和更好的态度来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支持党的伟大事业。

同时，我还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自己的思想能力始终保持进步，加强自己在社会实践各方面的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争取能早日加入我们的中国并且自豪的成为其中的一员。以上就是我在这几次党课中的学习心得，我一定会继续不断的学习党的各项政策纲领，以党员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进行汇报，望党组织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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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还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自己的思想能力始终保持进步，加强自己在社会实践各方面的锻炼，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争取能早日加入我们的中国并且自豪的成为其中的一员。以上就是我在这几次党课中的学习心得，我一定会继续不断的学习党的各项政策纲领，以党员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进行汇报，望党组织批评教育！

本文作者：毛殊凡工作单位：教育部社科中心

大学校训是大学校园文化和大学传统的精髓。大学校训文化特质，笼统地说主要体现在校训内容上，或说校训所提倡的思维方向和行为规范等方面。校训内容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如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或者体现学校特色（如中国政法大学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或体现文化传统（如西南大学的“含弘光大，继往开来”），或体现培养目标（如中国科技大学的“红专并进，理实交融”），或体现社会责任（如中国农业大学的“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等，或是以上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在我国，作为多方面内容综合的大学校训比较多且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是如此。然而，这种笼统的对校训本质的认识仍很肤浅，只有把校训与文化本质或内涵结合起来分析，才能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更是培养有文化的人的地方。如果一所大学培养的人有知识而无文化，这所大学的办学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也可以说它不再是所学校或失去学校的功能了。因此，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组成部分的大学校训，其本质内在地包含文化本质之中，必须从文化角度把校训当做文化事项进行分析。具体地说，对大学校训文化特质的分析，要更多地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方面来论述。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或人所创造的一切。这里，经济（物质）、政治（制度）都可以归于文化范畴，文化概念与社会概念基本一致。狭义的文化指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观念形态的东西。这里，文化同政治和经济划分了界限，三者一起构成社会基本结构。这种广义狭义的文化观点，显然难以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文化现象现实存在的纷繁复杂。不同的文化概念反映着人们对文化现象认识的不同。由于文化现象直接或间接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多学科从不同角度给予文化不同定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界说也存在很大差异。仅从学科方面来看，哲学上的文化观念更多地从广义文化概念上去理解，具体学科的文化观念更多地从狭义文化概念上去理解。如陈佳洱院士认为，文化系统包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文化是在人类面向自然界的认识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是科学知识、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的总和；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发展自身价值、求得精神自由、寻求人类和谐的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文化。［2］这大致是在上述狭义的范围内理解文化概念。对大学校训进行全面的文化分析，必定涉及文化与人（广大师生）、文化与社会（与学校相对应相区别的社会和学生的家庭）、文化与政治（学校行政管理等）、文化与历史（包括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校史之外的历史）等诸多关系。但是，文化就是文化，而不是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社会、政治、历史，或其他什么。大学校训研究既是文化研究，就应当同与文化关系密切的研究（如人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德育研究等）区别开来。因此，对大学校训文化本质内涵及具体事项的分析，应该倾向于（或更多地）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方面来论述。“文化”一词，在汉语文献中最早见于汉刘向《说苑•指武》“文化不改”句，在汉语词源学上可追溯到战国时期《易传》“人文化成”语。不过，人文化成也好，文化不改也好，在词源学上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并无直接关联，因为文化这个词本来就不是古代汉语词源词，而是外来词Cultura在20世纪初从欧洲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最早以文化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由于现代文化学是从文化人类学分化发展而来（我国学科专业分类中文化学科就归在文化人类学门下），现代文化概念一般就以文化人类学的定义为基准。被称为文化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Tylor），在1871年给文化下了个比较经典的、影响广泛的、至今仍最为文化人类学界比较普遍接受的定义：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3］（P4）换句话说，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后来许多文化人类学家都对泰勒定义做过修正，或提出其他定义。如对我国文化人类学影响巨大的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4］（P4）泰勒定义可作为我们对大学校训做文化考查的借鉴。应该说，限于文化研究的发展，泰勒文化定义依然不够完善，但我们可以在这种不完善中求完善。泰勒文化定义实际上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包括人们的文化纵论行为类型或方式。把大学校训作为文化事项来看，泰勒文化定义中关于思想观念及行为类型或方式的内涵，也正是当下我国大多数大学校训制定时所必不可少的内涵。但是，泰勒文化定义却不包括器物或说物质文化方面的内容。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也正是大学校训作为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与校园人文景观、历史或标志建筑、特色校园大门等同样作为校园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这类器物或说物质文化的东西相互区别开来的本质不同：校训本质上是通过文字表达的精神的东西而不是器物或物质的东西。尽管表达校训精神的文字本身可以是物质载体，但其作为物质载体功用时仅仅是校训表面的可变化的东西，而文字载体形式下所包含的精神内容才是校训的精神实质即文化特质。因此，大学校训文化特质在于校训是作为“文化传统、文化精神”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器物或其他物质形式的东西而存在的。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5］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5］（P695）在这里，把文化“当作观念形态”，“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可见，我们对大学校训作为“文化传统、文化精神”而存在这一文化特质的分析和认识，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从文化本质上对大学校训文化特质内涵进行分析，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校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就大学校训文化研究来说，在对大学校训文化特质内涵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把校训研究作为文化研究应该把握的主要维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现实具体研究主题与方法的表现上是丰富多彩的。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认为，当代人们对文化一词一般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意义之一）；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意义之三）。［6］（P4）这里其实给出了人们经常从事文化研究的三个不同的主要维度。由此，意义之一的文化，通常是人文学者的探讨事项；意义之二的文化一般是运用田野作业和社会调查方法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所考察的对象；意义之三的文化主要是运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方法的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哲学家则在更高的理论思维层面上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文化进行研究。作为从事大学校训文化研究的人们也是来自多学科的，大家可以从各自学科出发以不同文化角度用不同文化研究方法对我国大学校训进行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对校训文化本质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本质的相对正确认识之上（比如上述的3个主要维度）。否则，校训研究有可能多走弯路甚至南辕北辙。

我们强调大学校训的文化特质，目的是使我国大学校训建设要有文化特色，通过凸显文化本质促进校训文化建设，从而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当前来看，大学校训建设要真正做到凸显文化本质，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挖掘历史文化底蕴。一所大学校训的形成与提炼，若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并经得起历史检验，那么这样的校训往往是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如清华大学校训取自于梁启超1914年演讲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7］复旦大学在1915年选定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8］中山大学由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写的校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9］东南大学在2002年百年校庆时恢复的由第一任校长郭秉文（1921年）提出的校训“止于至善”，［10］（P322）已伴随各校历经近百年变迁发展，其文化内涵主旨依然，不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焕发旺盛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更增强了历史文化底蕴。当然，引经据典经常是很多大学使校训历史文化底蕴更为厚实的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之一。上述几所大学的校训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分别为《周易》（清华大学）、《论语》（复旦大学）、《中庸》（中山大学）、《大学》（东南大学），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中国古籍中的经世格言，以此教育学生做人、做学问的道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校训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表现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校训会发生相应的表述变化甚至内容调整，但在历经长期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巨变后，校训的根本精神内涵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和稳定，甚至连字面的表述形式也丝毫不变。比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从建校之初不久的1914年提出至今近百年时间里，尽管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和阐述，但其基本内涵一直没有改变。所以同志说：在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清华大学恪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一代又一代清华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顽强拼搏、真诚奉献，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建立了突出功绩”。［11］二是铸就时代文化烙印。20世纪上半叶，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就包括文化建设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论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个“新文化”问题。认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5］（P708～709）可见，文化建设一定要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要打上时代烙印。清华大学所沿用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强调的是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道理。过去五千年，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历经挫折而不屈，靠的就是这种发愤图强、矢志不渝、刻苦勤奋、自立自强、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精神。清华大学正是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在积弱积贫的中华大地上自强不息，延名师，添设备，尚民主，创名牌，经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无论政局如何动荡，始终稳步有序不断发展，开清华一代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南翔校长特别提出授学生以“猎枪”而不是“干粮”，创新学风依旧，优良传统不失。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1985年就提出要“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并在世纪之交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模式，其中“综合性”是基础，即要继承和发扬学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学科综合实力。[12]（P98）处于伟大民主革命时代的孙中山，为了革命需要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1923年到1924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被立为校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中山大学十字训词，是孙中山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在我国高等教育近代思想创新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体现文化传承创新。中国文化历来十分重视创新，大约集成于西周初期的《诗经•大雅》就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句。同志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大学校训建设体现文化传承创新的途径和方式多种多样，前面论述的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和铸就时代文化烙印的问题，其实说的也是大学校训建设要体现文化传承创新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说，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偏重于文化传承，铸就时代文化烙印则偏重于文化创新，但挖掘本身也是创新，铸就本身也是传承。因此，大学校训建设的传承和创新是相互统一的。除了挖掘历史文化底蕴和铸就时代文化烙印，大学校训建设体现文化传承创新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要真正做到凸显大学校训自身文化特色。清华、复旦、中山3所大学的校训都各具浓郁特色。其他许多大学也拥有各具特色的校训。如彰显专长特色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道明了师范教育的目标和教师的职业特点；海南大学的“海纳百川，大道致远”，在彰显学校自己宏大气度远景抱负的同时，巧妙地在句首暗嵌了“海大”二字。校训建设要有自身鲜明特色，必须科学与人文并进，继承与创新结合。但是，当代我国部分大学在校训建设时缺乏对本校历史及校训本身的深入研究和对本校现实发展的敏锐判断，在特色提炼和创新追求上做得不够。这些大学的校训或雷同平庸或空洞陈旧，个性不显、似曾相识，过于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形式与内容及校情的内在有机融合。总理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13］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这就是温总理眼中大学独特的灵魂，也同样是大学校训文化建设中体现文化传承创新所必须追求的。四是丰富文化育人内涵。《易传》“人文化成”一语就表明文化具有育人功能。挖掘和深化大学校训的文化育人内涵，有利于增强校训文化的吸引力、渗透力，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价值观，有利于发挥高等教育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11］大学校训文化建设与大学育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源于校训文化融理想信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为一体，具有价值导向、教育熏陶、规范激励等育人功能。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在强调个人的品行道德修养上就包含着深刻的内涵，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对于广大师生而言，大学校训文化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作用，内含着广大师生高度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念。因此，校训以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塑造人作为始终不渝的追求,以引导、培育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目标。大学育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就是要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教育人、启发人,解决人的立场、观点和思想问题,提高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就是要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要在着力深化大学校训在文化传承中的深刻内涵中积极发挥校训育人作用，并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大学校训文化建设，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凝聚广大师生的思想共识,从而形成一个既有核心、有主导，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中国大学；校训；价值取向；伦理思想

摘要：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创建而产生，集中体现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个性、精神理念和伦理内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使大学校训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同时，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斌予新的内洒，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而产生，反映了大学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集中体现了大学特有的文化个性和精神理念，引领大学的价值取向，反映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内涵。其中，受中国儒家传统伦理思想影响的中国大学校训，尤其体现出“厚德载物”、“乐群贵和”和“止于至善”的价值取向。

一、“厚德载物”的价值取向

中国大学校训很大一部分来自传统儒家经典著作，蕴含了很多儒家伦理思想，如清华大学的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等。这些校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为主的德性文化，反映了重视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用“道德”将个体与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将“德”作为教育的核心，强调人的道德义务和人伦关系以及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蔡元培先生指出：“德育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恶，无益也。”因此，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德”始终是最重要的人性因素和追求目标，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

“德”字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值”，底下无心符，郭沫若原释“值”为征伐，后在《文史论集》中认定说：值殆古德字。发表于《中国哲学》第八辑上的《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一文认为“值”与“伐”相通，是就征伐的结果而言的，“值”又与“得”相通，是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之义。周人认为文王、武王在灭商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厥邦厥民”的伟大显赫业绩“德”(巫显德)，把这种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称为“德”，反过来，认为有了这种“德”，就会获得“中国民越疆土”(《尚书·梓材》)，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使“德”获得了道德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德”这一概念又有了发展，孔子将“德性”总结为“五德”即“恭宽信敏惠”，“无常”即“仁义礼智信”(《论语·阳货》)孟子言道“孝弟忠信”(《孟子·梁惠王上》)。“德”已经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必备要求，也成为儒家追求的教育目标，儒家正是围绕“成德之教”来构建教育体系。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对全世界的贡献即在于“正德”，……“正德”，就是端正品德、提高品德。一个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自强不息，修身养德，才可以承载万物，这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厚德”之教。“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生于天地之间，是天地的精华，应当“与天地合其德”，天的德性是生生不已，运行不息，地的德性是博大宽厚，负载和养育万物，地是顺着天的，君子要效法地的德性，用深厚的德泽容纳万物，具有宽厚仁爱的德性。梁启超先生对“厚德载物”解释为：“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名高雍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深厚的德性，目的是为了托载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体现了中国伦理思想对人格健全的一种特有诊释。“厚德”普遍出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并非偶然，从古代太学、国学、书院、学堂，乃至近现代大学，无不以“厚德”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如何做到“厚德”也成为千百年来教书育人的重要内容。

1校训在大学中的现状

在许多的文章中发现，有的高校重视校训的宣传，教师和学生都知道本校的校训，对于校训都有着基本的了解，而有些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不知道本校的校训，更谈不上理解。一般的学校都会注意本校校训的宣传，门口、网站和标志建筑物上都有校训的内容，可是在实践中，如何能让学生深深的记住本校的校训，高校更多的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才给与学生教授。在其他课堂内容中，校训契合的机会就少。教师授课的时候更多的来自于自身毕业学校对于自己的教学影响，复制当年自己的教师对于自己的教育教学。整个学校的教学都处于一种不太统一的风气之内。

2大学体育课的作用

体育课的目的是通过体育教学过程，增强学生的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的体质，培养健康的观念，促使他们养成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和重视自己的健康，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同时，体育课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勇于竞争、团结协作等意志品质和社会意识。

3校训精神在大学体育课程中的实践意义

3．1体育课作为公共课，有着教育全校学生的特点在高校中，体育课作为大学的公共课，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作为全校教育的改革试验课程。相比较外语、思政这样室内课程，体育课的室外效果会更好一些，学生能够在身心放松自然的情况下获得技术学习，在体育教学中学生对于技术能力的提升获得很大的满足感。3．2体育课技术学习过程可以契合校训精神在大学体育课的过程中，大学生不可避免的要学习一项体育项目。在每一项体育项目技术学习的时候，都有课堂教学过程，在这个时候正好是体现校训精神的时候。可以把本校的校训契合到技术的学习当中，让学生感受校训的意义。在这方面，既可以实现体育课本身应具备的功能，学生提高体育能力，养成锻炼习惯，也能够接受学校校训的影响。同时，本校的体育教学也有了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全国其他高校，而不是全部千篇一律。以篮球的单手肩上投篮为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教授单手肩上投篮的基本技术动作，还要在技术教学中体现本校的校训精神，许多学校的校训中有“博学”的内容，就应该把博学的精神包含在教学和技术中，教学时，不仅要讲单手肩上投篮的多种细分动作，高出手、低出手，也要讲出急停、后仰、上篮投篮的应用，要体现博学的内容。在技术练习时也要博学内容，练习各种投篮，而不只是局限于排队原地投篮。总之，要体现博学的校训内容。在大学四个学期的体育课程中，学生通过不断地，反复地学习，就会对校训产生深深的吸引力，在自身就会体现校训的精神。3．3在体育课获得校训精神后可以辐射到本专业知识的学习上在体育课获得校训精神契合之后，可以把这种能力辐射到自身本专业学习方面，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对于学生来是最主要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要从事以本身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各个系部专业的区别，教师的区别，使得各个系部的学生接受教学风格不一致，学校的校训、校风不能统一。而在体育课的获得校训精神之后，可以把这种风格带到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当中，在全校范围内推广之后，校训精神就可以辐射到本校的所有专业之上。3．4可以发挥本校的校训特色，使学生特点具备本校特点在校训精神获得推广后，本校的学生也具备了本质不同的特点，形成独有的气质。四年之后，本校的所有学生就会具备这种独有的特点，每一届新生也能获得这种校训精神的传承和积淀，获得更好的精神品质，时间长了之后，学校校风的影响力就会不断地加大。另一方面，也能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学生，即使在多年工作后，也能让其他的人感觉到这种独有的气质。3．5可以提高体育课在大学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学体育必修课在许多国家已经取消了，基础体育开展的好之后，大学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开展，有体育选修课可以开展，有体育社团的活动参与，学生体育参与度很高。而在中国，大学还是把体育作为大学的必修课，这就使得体育教师要不断发掘体育课的新的功能，发挥和加强大学体育课的重要作用，成为高校课程中不可或缺的课程。而这种重要性不能被动的等待国家的安排，而应该积极主动的争取，要发挥自己的新的能量。3．6改变体育教师的形象，改变体育从业者的形象在网上有许多旧有的观念，关于体育教师的观念，“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你的语文、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体育专业还有博士”。这种观念的广泛性对于很多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许多人对体育教师有着许多的偏见。可是，在体育学习技能时，获得体能、技术、战术、智能和心理能力获得的成就感可以带给学生，自身的经历在教学中可以获得体现，正好也可以契合校训精神，给予本校学生更多的正向激励，获得他们对于体育教师的尊重感和认同感，使他们觉得体育教师是自己大学生涯不可缺少的精神导师。获得这种地位后，也能改变全国人民心目中体育教师旧有的形象。3．7提高体育教师的能力，促进体育教师教学水平的发展把校训精神融入体育课程中，需要教师的能力。体育教师要对大学的体育教学做好整体的规划和设计，然后对每学期、每门课和每节课做好相应的安排，在教案设计和教学过程中要体现校训精神。这对教师的的能力也提出了要求。体育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提高和改进自身的教学能力。对于校训精神的融入也是体育教师发展个人教学能力合提高教学水平的过程。

党校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不仅充实的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拓展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昨天，老师讲的中美关系的纷繁复杂的有趣事情背后，让我对热点和时事有了新的看法。

有很多人关注时事热点，可也有很多人总是看到现象并跟随热点起哄并不力图理解热点背后的真相，这在当前很容易犯迷糊，这当然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对于时事热点，以后我会尽力遵循这样的五条原则：

①发展的看。任何一个时事热点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它的产生有诱因也必然有结果。就像当前中美关系一样，一切合作并不可能很彻底，一切的斗争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原因都在于中美斗争不符合双方的利益。

②全面的看。全面的看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看问题的方式。片面的看问题容易导致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确认识中美关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科技等方面综合考虑，譬如我国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这样的一种全面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让我们不容易变成孤立的伙伴，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容易激化矛盾，从而让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

③理性的看。人总是不理性的，可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时候，你不得不理性。理想的看待矛盾就能找到共同的一面，不容易冲动。

④具体的看。中国有句俗语这样说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很显然没这个必要，一人生病就医治生病的人就好了，何必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这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尤其重要，即使在中国军事交流完全停顿的环境下，中美贸易也还在快速发展，民间交流的力度也还是很强。即便在美国军界，我们还是应看到美国鸽派相对友好的一面，完全没有必要提升到全面的问题。

一、学校德育在教育理论中的发展途径

（一）确立学校德育目标

1．将高远的志向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志向主要指的是一个人内心对某一事物或者目标的向往，并为这一向往而付诸努力的过程，能够突出展现学生对未来美好生活不断追求的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高远的志向，不仅能够体现现代社会的内在层次性，同时还能够体现时代具有的前瞻性特征。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将自强不息、不懈努力、奉献祖国等作为培养学生高远志向的主要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怀有远大抱负。

2．将高雅的情趣作为德育培养的目标。

情趣是一个人拥有的情调趣味，或者是这个人内在的情意、志趣，高雅的情趣和低俗的情趣对于一个人道德影响巨大。高雅的情趣是积极的、文明的、健康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相得益彰，同时也与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相符合［2］。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论发展中，要明确地将培养学生高雅情趣作为办学目标之一，积极开办学校礼仪教育、文化艺术节、读书节、志愿服务活动等人文娱乐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健康审美观，增强学生对美的理解和欣赏能力，从而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创造美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养成高雅的情趣，拥有一颗美丽的心灵的同时，也能将未来的世界创造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