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空间范文10篇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正文】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正文】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摘要：文章以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24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级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基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单区制和两区制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了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间城镇化发展状况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邻地级市城镇化发展对本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省域外的相邻地级市的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均高于省域内相邻地级市。

关键词：城镇化；空间溢出效应；绿色生产效率；两区制；长江经济带

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程的加快，过度追求产量的农业粗放式生产造成了土壤肥力下降与耕地资源破坏，农业绿色发展遭受巨大挑战[1]。工业化和城镇化产生的污染物逐步向农村转移，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逐步加剧，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同时，与农业技术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业面源污染正通过大气、水和农产品等途径扩散至劳动力和耕地，导致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2,3]。面对资源枯竭和环境容量约束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障碍，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是实现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之所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主要有：农村教育、农业保险、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等[2—4]。也有部分文献开始关注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但是，由于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样本年限存在差异，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5,6]。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2008—2017年12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同时采用两区制模型检验省域内外的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非对称效应，深入分析由于地级市所处省域的异质性造成的城镇化溢出效应的差异。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镇的就业岗位缺口和优越的生存环境吸引农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其身份也由农产品生产者逐渐转变成农产品消费者[7]，这部分群体衍生出的高质农产品需求会诱导农户改变传统粗放式经营方式向农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进而推动区域农业绿色发展[8]。此外，城镇化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提高，城市建设用地不断挤压农业用地，造成农村可用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但也推动着大量城镇资本逐步回流至农村，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促进农业向集约化生产转型，进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提升了农业绿色生产效率[9]。假设1：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镇化是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不仅能够吸引周边地区人口、资本等要素向城市集聚，城镇化发展成果也会通过回波效应向相邻地区溢出，推动相邻地区的发展。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地区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由相关性引致的溢出效应和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10]。一方面，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劳动人口的流动深化了城乡间信息、知识和资本的转移和传播，会显著推动相邻地区间农业生产知识的交流，革新地区农业生产观念，激发农业技术创新，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专业生产信息嵌入生产环节，最终显著提高农业绿色生产效率[11]。另一方面，随着中央环保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强，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环境治理意识会逐步增强，且中央政府将环境因素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中，出于相邻地区间官员考核竞争机制的压力，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会出台较严的环境治理条例，不仅会促进本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对邻近地区的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地区间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高[12]。假设2：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由于地区基础和发展条件不同，我国不同地级市间城镇化发展程度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也会有所不同[13]。假设3：城镇化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即地区间非对称效应显著存在。

2研究设计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数据样本，运用Super-SBM方法测算了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物流产业技术效率差异明显，局部呈现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水平与物流产业效率负相关，而政府支持、科技水平和基础设施对物流产业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科技水平的贡献最为显著。

关键词：物流产业；技术效率；空间关联；影响因素；空间经济学

我国物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8年，全社会物流总额达到283.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与2011年相比增长78.7%；物流业实现增加值10.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0.99%，分别比2011年3.2万亿元和6.8%增长显著。总量指标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看到，近三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14.7%左右，这一比例是发达国家的2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6.5个百分点。可见，物流产业总产出的增长依然以高消耗、高投入为代价，产业发展效率不高。当前我国物流产业效率分布状况如何？是否具有空间关联性？有哪些因素能够促进物流业效率的提升？这些问题对于保持物流产业高效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有关物流产业省际关联性及效率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空间集聚性及影响因素研究。谢逢洁等（2019）应用锡尔系数等三个指标对我国西部12省物流产业空间集聚性进行分析，并总结了分布差异性的成因，提出发展措施；钟祖昌（2011）对我国物流产业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明确省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后，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五个影响因素纳入空间计量模型中，得出结论并提出促进区域物流业发展的对策。李倩倩等（2020）以长三角26个城市物流产业为研究对象，在测算区位熵及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对物流产业集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李健等（2020）测算了我国八大区域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2007-2017年研究期内，分析了效率值的时间演变和空间相关性，并探讨了空间收敛性。其三，物流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研究。徐秋艳等（2018）将物流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省际物流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空间特征。其四，物流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关联性研究。舒辉等（2014）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我国物流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物流产业集聚既能够促进TFP增长，也带动了相邻地区TFP的增长。综上，学者们较多关注物流产业集聚性的空间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较少围绕物流产业效率，探讨其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本文以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在测算其技术效率基础上，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提升我国物流产业技术效率提出对策建议。

研究方法

（一）Super-SBM模型相对于传统DEA模型效率测度可能存在偏误的问题，Super-SBM模型将松弛变量考虑其中使测算结果更加准确，同时也避免了多个决策单元效率值同为1时无法区分差异性的弊端。式中，ρ*是目标决策单元相对效率值，m与s分别为投入变量个数与产出变量个数，xi为第i项投入，yr为第r项产出，x_与y_分别代表投入与产出松弛变量。

（二）空间计量模型

摘要：产业结构优化是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在采用SBM－DEA模型测算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绿色效率值的基础上，进一步选取空间误差模型从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效率存在空间相关性，产业结构高度化未对绿色效率值产生显著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长江经济带绿色效率值的提升。

关键词：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效率；空间计量模型

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为提高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益和经济发展质量，使其成为我国富有影响力的绿色经济示范带，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目标导向，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是紧要任务。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并要求“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此举进一步凸显出长江经济带走绿色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性。当前，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的“偏重偏化”特征明显，生态环境形势依旧险峻，探究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尤为必要。

1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1．1研究方法

1．1．1绿色效率测算模型文章采用绿色效率值来表示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绿色效率值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传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Tone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EA模型。由于后者考虑了松弛测度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测量结果更为准确与有效。为此，本文选取SBM－DEA模型测算绿色效率值。1．1．2空间计量模型为探究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发展间的相关关系，本文采用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设定如下：GREit＝θi＋ρt＋β·HSit＋α2Xitεit，εit＝λW·εit＋υit式中，GRE为绿色效率值，HS为产业结构优化，Xit为第i个地区第j年的各种影响因素变量，包括外资利用水平、政府干预、技术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此外，θi为空间固定效应，ρt为时间固定效应，α、β、λ为未知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υ为随机扰动项，W为权重矩阵。

一、各省低碳农业效率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本文研究样本选取了中国30个省（区、市），研究对象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根据MaxDEA软件测度中国30个省（区、市）2008耀2018年的低碳农业效率，MaxDEA通过全部样本确定最优效率前沿面，从而测算出30个省（区、市）相对于效率前沿面的效率值，效率区间分为超高效率区间（>1）、高效率区间（0.7耀1）、中效率区间（0.4耀0.7）、无效率区间（0.1耀0.4）。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低碳农业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历年的低碳农业效率均低于0.6，在2006耀2015年间低碳农业效率变化趋势呈现上升、下降波动的M型。从省域层面来看，我国30个省（区、市）中，低碳农业效率最大值为1.142（上海），最小值为0.185（宁夏）。低碳农业效率呈现超高效率的省份均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分别为上海（1.142）、北京（1.062）、江苏（1.055）、浙江（1.005），这部分省（区、市）能够较好地运用低碳农业生产技术，将有限的投入资源最大限度转换为“期望产出”，投入要素的冗余度较低。我国主要粮食主产省份的效率水平排序如下：江苏（1.055）、湖南（0.854）、山东（0.709）、湖北（0.629）、河南（0.581）、河北（0.578）、辽宁（0.540）、吉林（0.537）、安徽（0.442）、黑龙江（0.425）、江西（0.411），除江苏、湖南、山东、湖北外的其他省份效率值均低于全国均值水平，反映出粮食大省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要素存在较大的冗余以及过量的“非期望产出”现象，因此效率水平偏离于最优效率水平。江苏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其低碳农业效率水平表现为超高效率，原因与江苏省积极推广采用低碳节能生产技术有关。

二、空间视角下科研投资对低碳农业影响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民受教育水平作为影响我国低碳农业效率的主要解释变量，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如下：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R&D）：农业科研机构经常费用支出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单位为%；农民受教育水平（edu）：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民人数与农业就业人数比单位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edl）：以可比价的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就业人数之比，单位为万元/人；农业开放水平（open）：农业进口值与农业生产总值之比，其中农业进口值依据当年对美元汇率进行折算，单位为%。为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分别构建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杜宾模型（1）、空间面板时间固定效应杜宾模型（2）和空间面板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杜宾模型（3）的，构建好模型之后借助于Stata12.0估计变量的参数值，结果如表1所示。（表1）从表1各影响因子的参数估计结果发现，三种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从模型的整体估算来看，模型（1）R2达到0.65，模型（1）和模型（3）的拟合程度达到0.8以上，模型的稳定性较高，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农业发展水平与低碳农业效率是负相关的，农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业碳排放的增长，不利于低碳农业效率的改善，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结论与庞丽研究一致。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开放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系数值均通过T检验。可见，低碳农业效率水平受到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开放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正向推进作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直接效应指的是研究对象的自变量变动会影响其本身的平均程度；溢出效应指的是研究对象的自变量变动对其他对象的平均影响。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对低碳农业效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为1.481和0.066，经济含义为当提升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一个百分点，对本省和毗邻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的贡献度分别是1.481和0.066个百分点。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能够体现各省（区、市）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能够为农业技术提供保障，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撑，从而在生产源头控制碳排放。农业开放水平对低碳农业效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405和0.018，经济含义为当提升政府农业开放水平一个百分点，对本省和毗邻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的贡献度分别是0.405和0.018个百分点。农民受教育水平对低碳农业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0.752和0.033，经济含义为当提升农业教育水平一个百分点时，对本省和毗邻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的贡献度分别是0.752和0.033个百分点。

三、结论

本文考察了2008耀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低碳农业效率的特征，并以空间溢出效应为切入点，从空间维度出发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展开农业经济发展、农业开放度、科研投资、农民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我国低碳农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主要结论有：（一）2008耀2018年我国低碳农业效率整体水平偏低，省域低碳农业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较高，中西部省份低碳农业效率虽然处于低水平，但是却具有改进空间和碳减排潜力，有能力承接东部省份的辐射作用。（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民受教育水平是促进我国省域低碳农业效率的重要因素，农业开放度在一定程度能够带动农业低碳转型，但是作用效果较微弱。（三）对毗邻省份低碳农业效率的作用效果而言，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拉动作用最强，农民受教育水平也发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农业开放度对毗邻省份低碳农业发展的拉动效果较小。总体而言，我国省域间低碳农业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和溢出效应，省域间低碳农业发展存在相互辐射带动效果。

一、引言

城镇化是新时期“四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多次提及城镇化，并将城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作为破解经济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不仅本身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显著的联动性，而且城镇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和内需释放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的地理面积也在不断扩张。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矛盾和不足，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速度，即伴随着城镇建成区大规模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城镇空间外延迅速扩张，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却没有随之同步提高。许多学者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一种扭曲的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扭曲现象是由中国的宏观现实造成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而言，空间城镇化凌驾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本质上与财政金融政策偏向空间城镇化而轻视人口城镇化有关。本文从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入手，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并提出优化财政金融政策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

在中国的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采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测度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分析其中不足和问题根源。

(一)测度方法

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的效率进行测度。DEA方法由Charnes等(1978)提出［1］，该方法利用数学规划和统计数据确定最优的生产前沿，并通过比较决策单元(DMU，DecisionMakingU-nits)偏离生产前沿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可作为效率指数(Caves等，1982)［2］，用来表示从t期到t+1期的整体生产效率变动情况。若Malmquist指数大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上升的趋势，若Malmquist指数小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呈现下降的趋势，Malmquist指数等于1，则说明生产效率没有变化。作为非参数方法，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度效率具有以下几个优点:(1)不需要假设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避免由于错误的模型假设而导致实证结论出现偏差;(2)可以用来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的综合效率问题，避免了指标的单一性;(3)不需要对投入和产出的指标变量进行单位变换处理，决策单元的最优效率指标与投入指标值及产出指标值的量纲选取无关;(4)无须任何权重假设，而以决策单元输入输出的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具有较强的客观性。DEA方法有多种形式，但总的来说，根据对规模报酬是否可变的假设，可以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大类: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另外，DEA分为投入导向模型和产出导向模型。投入导向模型要求在不增加产出的情况下，使得投入最小化;而产出导向模型则是计算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来的技术效率值是相同的，而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二者计算出的效率值一般不相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在推进城镇化方面的效率，其目标是在财政金融政策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协调资金分配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推进城镇化，因此本文使用产出导向型的DEA模型。同时考虑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十分苛刻，本文使用产出导向的BCC模型作为基本的DEA模型。基于BCC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能够对同一时期的效率进行分析，而且能够分析不同时期之间，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

摘要：文章以安徽省金寨县公安局江店派出所及交管指挥中心项目为例，从环境回应、空间效率、资源集约、安全健康四个层面，探索了一种既尊重自然、绿色舒适，又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邻山地区低成本绿色建筑设计方法，以期为当下国内邻山地区的低成本绿色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邻山地区；低成本；绿色策略；建筑与环境

绿色策略，是近年来国家对新、改、扩建建筑的普遍要求，它兼顾诸多方面。探讨低成本的设计策略，是为解决偏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兼顾绿色建筑的要求的一种现实途径。金寨县，隶属于安徽省六安市，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地处三省七县二区结合部。项目选址金寨县城区的西南部，除东侧道路连至县中心区外，几乎被山围绕。在一个近山地区的小县城，如何兼顾业主意图，并以低成本的方法考虑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及建筑自身的绿色策略，成为本案的出发点。本案中，低成本的绿色建筑探索，从如何以建筑布局及形态回应气候环境；如何提升空间使用效率，降低不必要能耗；如何通过技术方法实现土地等资源集约；以及如何创造安全健康的微环境展开（见图1）。

1环境回应

充分利用与回应场地自然环境条件，是有效的低成本策略之一。本项目地处山峦平、低之处，回应因山体所导致的气候问题，成为建筑布局考虑之首。场地西侧紧邻山体，东侧则隔道路与一山体相望（见图2）。场地内部则相对平坦。山，作为场地的主要环境影响，在建筑布局与造型上主要考虑对山的回应，以获得最有利的通风与采光，同时也获得较好的景观。建筑主体被拆解为两个部分，一高一低分居南北，主入口位于东侧道路。为获得东西向连通的景观视野与主入口形象，建筑东侧入口被设计成为连续柱廊式的灰空间形象。灰空间同时提供了东西向的风廊，使得建筑拥有一个自然通风的内庭，并通过架空空间有效带走部分地面湿气。同时，北高南低的建筑布局，最大利用南北向的穿堂风，并形成拔风系统（见图3）。

2空间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