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范文10篇

一、市场经济：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逻辑起点

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及其二者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尤其是对公平的理解差异甚大。对于是否公平，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判断纠缠不清。中国有长期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均贫富”文化传统，再加之几十年来以平均主义为分配特征的计划经济，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平问题上常常更强调结果的均等，而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常常并不在人们的关注之列。这种认识倾向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公平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与抽象化。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绝对公平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动态的。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空谈公平不仅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反而会导致严重的效率危机与更大的不公。因此，在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客观考察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从小农性自然经济的伦理和计划经济的幻想出发来认识目前的公平问题，就只能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情绪性的宣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贯彻的竞争法则，势必将效率置于优先位置上，对任何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而言，它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都和效率密切相关。“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市场经济对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

第二，市场经济把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获得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所谓商品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公平更多是形式与规制的公平。

第三，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结果公平，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效率，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尽管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是由于无法否定的人类差别（智力、机遇、性格、遭遇等），即使在同样的规则下自由竞争，人们获得平均的结果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必须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干预，才能在结果上实现相对公平。

二、市场扭曲：公平与效率关系病态的基本根源

摘要：政治效率是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与政治民主、政治法治并列是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是政治合法性的内在逻辑。政治效率作为政治系统运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政治文化效率、政治制度效率、政治机构效率、政治行为效率的综合体。它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度，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政治制度化水平，行政体制以及政治事务性质等包含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环境以及政治行为工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效率；政治成本；政治收益；政治系统

效率是经济学里永恒性的基本概念之一。将效率概念运用到政治学之中，对于政治效率的研究应主要归功于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和新制度主义学者。如布坎南分析了分配制度对于政治效率的影响[i]，诺斯、科斯等主要从产权、交易成本角度对政治制度效率有所涉及。他们首先，都将政治运作看作一个准市场过程，注重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从而将效率概念融入其中。其次，注意到了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才产生了效率问题的考虑。而要将有限的政治资源[ii]发挥其最大价值，创造最大利益，就必须重视政治效率问题。可以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尤其是处于转型中的我国，更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系统来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一、政治效率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要求。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运行效率化。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适合经济基础的高效率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经济基础完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产生阻碍效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与反作用。政治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关系的变革，而政治关系的和谐、高效也必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是以经济与政治为核心的多重变革，高效率的政治追求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保证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政治效率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政治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收益大于政治成本，保持政治系统的效率性。同志在解放前就提出了以人民民主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2]”并在1986年将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阐述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3]”同志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4]”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可见，民主、法制、稳定一直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价值导向。然而，政治效率也是其内在价值之一，因为，政治效率是民主政治、法制政治、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法制、政治稳定又是政治效率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我国既有的发展成果的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保持，皆得益于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改革的效率的获得。这也是政治效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一种表征。不过，这些仅仅是作为政治效率的副产品产生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追求的体现。重视政治效率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民主成为了一种累赘；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法治化就失去了其意义；没有政治效率，持久的政治稳定就难以维系。

一、问题及重要性

2000年9月偶然去看看学生现在读的政治经济学，想了解其中有什么新内容。让我惊讶地发现，其中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并把它列为政治原则。（《政治经济学原理》，主编：李茂文，彭迈）。这观点太大胆，令我震惊。细读该书，却没有见到有关“效率优先”的论证，它只是主编武断地将它作为了经济学的一个原则。再问学生：“老师怎样讲？”“老师讲：‘过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没有搞清，现在搞清了──效率优先。效率上去了，生产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普遍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因此效率优先。’”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的极重要的问题。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弄清如何怎样发展经济，治理经济；弄清如何怎样使社会长治久安，使人民幸福生活的大问题。因此弄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认识错误将会误国害民。然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复杂深奥，难以论证。所以它是经济学一直无法实证，论证不清的一个问题。为此本人经过较长时间的思索，感觉有所心得，现拿出来与理论爱好者共同求证其关系。

二、问题的难点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学界观点多种多样，一种观点：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公平多，效率就差；效率高，公平就差。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并不总是对立和矛盾。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观念，大概起源于古典经济学者。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矛盾的。其思想过程和依据其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实践过程中，实行个人收入差别较小的平均分配，形成生产效率降低，经济短缺的事实。另外的人反驳这种观点，认为平均分配是不公平，是假公平，是由于不公平、假公平造成了效率低。认为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的都是假公平。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难点和关键，是认识“公平”，弄清什么是“公平”。

自70年代以来，金融管制普遍放松，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全球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直接促进了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风险管理技术的爆炸式增长，使金融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深刻的变化中，作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发展理论基础和技术保证的金融工程，于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领域中出现，并伴随和推动着金融创新的变革。至90年代，大规模、大范围地运用金融工程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来解决日益复杂的金融、财务问题的金融工程化趋势已不断加强，金融科学已从传统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的阶段过渡至到了工程化的阶段，开始大规模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效益。金融工程已对全球的金融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金融工程的含义及其基本组成

金融工程(FinacialEngineering)现在有关文献中，但直到80年代后几年，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的创始人李兰德和鲁宾斯但才开始讨论。‘金融工程新科学”。1988年，美国金融学教授费纳蒂(Finnerty)的背景下首次给出了金融工程的正式定义，即“金融工程包括新型金融工具与方法的设计、开发与实施以及为金融问题提供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一般说来，金融工程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金融工程主要是指利用先进的数学及通讯工具，在各种现有基本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分解，以设计出符合客户需要并具有特定P／L性的新的金融产品。而广义的金融工程则是指一切利用工程化手段来解决金融问题的技术开发，它不仅包括金融产品设计，还包括金融产品定价、交易策略设计、金融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金融工程概念。

金融工程是金融业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提高自身效率的自然结果，其原因在于金融工程的应用范围来自于金融实践且全部应用于金融实践。概括他说，金融工程应用于三大领域：一是新型金融工具的设计与开发，二是新型金融手段和设施的开发，其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作效率，挖掘盈利潜力和规避金融管制，三是为了解决某些金融问题，或实现特定的财务绎营目标制定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金融工程的组件是各种现有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再复杂的金融产品和工具，都可以分解成各种基本的金融工具。如果把传统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及其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期货、调期、期权等）比作建筑房屋用的基础材料的活，那么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就是这些简单基础材料组建的楼房和大厦。不同的结构组合就会形成结构造型卞同的高楼大厦。目前金融创新产品已达3200多种，名义价值达18万亿美元。目前已成熟的金融产品大体可分为股权类、债务类、衍生类和合成类四种，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大量涌现的衍生证券工具。合成类金融产品是一种跨越了利率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中两个以上市场的产品。证券存托凭证（DR）、股指期货等均属此类。基本的金融手段则包括：电子化证券交易、证券的私募与公开上市、存架登记、电子资金划拨等，这些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金融工程的运作具有规范化的程序：诊断——分析——开发——定价——交付使用，基本过程程序化。其中从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产品的性能目标确定，方案的优化设计，产品的开发，定价模型的确定，仿真的模拟试验，小批量的应用和反馈修正，直到大批量的销售、推广应用，各个环节紧密有序。大部分的被创新的新金融产品，成为运用金融工程创造性解决其他相关金融财务问题的工具，即组合性产品中的基本单元。

摘要：政治效率是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与政治民主、政治法治并列是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是政治合法性的内在逻辑。政治效率作为政治系统运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是政治文化效率、政治制度效率、政治机构效率、政治行为效率的综合体。它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融合度，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政治制度化水平，行政体制以及政治事务性质等包含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环境以及政治行为工具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效率；政治成本；政治收益；政治系统

效率是经济学里永恒性的基本概念之一。将效率概念运用到政治学之中，对于政治效率的研究应主要归功于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和新制度主义学者。如布坎南分析了分配制度对于政治效率的影响[i]，诺斯、科斯等主要从产权、交易成本角度对政治制度效率有所涉及。他们首先，都将政治运作看作一个准市场过程，注重成本与收益的分析，从而将效率概念融入其中。其次，注意到了资源的有限性问题，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才产生了效率问题的考虑。而要将有限的政治资源[ii]发挥其最大价值，创造最大利益，就必须重视政治效率问题。可以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尤其是处于转型中的我国，更需要一个高效的政治系统来维持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一、政治效率研究的必要性

第一、政治效率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要求。马克思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和变革的方向。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层建筑的运行效率化。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适合经济基础的高效率的上层建筑，可以促进经济基础完善、巩固和发展；反之，则会产生阻碍效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也有着同样的作用与反作用。政治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然推动政治关系的变革，而政治关系的和谐、高效也必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是以经济与政治为核心的多重变革，高效率的政治追求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保证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政治效率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政治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收益大于政治成本，保持政治系统的效率性。同志在解放前就提出了以人民民主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2]”并在1986年将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阐述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3]”同志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4]”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可见，民主、法制、稳定一直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价值导向。然而，政治效率也是其内在价值之一，因为，政治效率是民主政治、法制政治、政治稳定的内在要求，政治民主、政治法制、政治稳定又是政治效率的一种体现。可以说，我国既有的发展成果的取得，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保持，皆得益于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改革的效率的获得。这也是政治效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一种表征。不过，这些仅仅是作为政治效率的副产品产生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追求的体现。重视政治效率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民主成为了一种累赘；没有政治效率，政治法治化就失去了其意义；没有政治效率，持久的政治稳定就难以维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中央银行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一些地方的民间融资规模已经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8.88%~10.53%，贷款余额的12.37%~14.66%，存款余额的6.92%~8.2%。”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等测算，截至2004年底，广东民间资本存量为10638亿元，包括已动用的民间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6022亿元，未动用的民间资本即投资性储蓄2639亿元，加上居民持有的现金、外汇储蓄、保险资产和境外证券资产等，估计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规模折合人民币超过1.2万亿元。从增量看，广东民间资本年度增量由2001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642亿元，呈加速积累的增长态势①。为什么在农村发挥更大资金融通作用、占据了70%市场份额的是民间金融？农村民间金融的效率到底如何？什么因素影响着农村民间金融效率的提高？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会改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在此，笔者将一一进行分析。

二、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的互动机制

金融市场包括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及个人所进行的货币资金借贷活动。金融市场创造了一个中心交易地点，该地点的存在使得发现交易对方的难度降至最小。金融效率（financialefficiency）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王广谦，1977）。民间金融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说明民间金融是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必要融资方式。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主要包括经济、金融环境、经济主体内在需求、金融理论的发展、技术与创新。这些因素反映了农村金融市场追求高效率的内在要求。

在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中国通常指民间金融）是无效率的。他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爱德华·肖，1988）。完全竞争金融市场的效率体现在配置效率（allocatedefficiency）和运营效率(operationalefficiency)两方面。研究表明，虽然不同的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上效率的程度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常常具有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的作用（埃德温·H·尼夫，2005）。

金融市场内生演进的一般机制表明，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是相互促动的。金融市场越大，金融市场中交易的工具种类越多，搜寻成本越低，金融效率就越高。金融市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不断追求更高金融效率的产物。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直接促进了金融效率的全面提高。由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基本上都求助于民间金融市场。从微观上看，民间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促使中国一批农户和乡镇企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从宏观上看，提高了经济效率和资本形成率，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制度的有效调整，对中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正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效率两者间的良性互动，促使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的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农村民间金融一般是没有组织、分散的，使得其在资本集中方面的作用有限。

近年来，虽然中央高度关注农村资金严重外流问题，非常重视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甚至还规定了县域的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将新增贷款用于农村的比例，但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依然有增无减，农村经济主体获得贷款依然很困难。在中国，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信贷资金对农村经济发展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表面上看福建省农业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将会改善农业资金短缺的困境，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但是这个推论成立的前提是农业贷款是有效的。所谓农业贷款的有效性是把贷款贷给那些具有最好投资机会的农业部门，从而最终推动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1]。相反，当农业贷款无效时，即使农业贷款大量增加，农业信贷资金供给大幅度提升，这些金融资源也可能被滥用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却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但问题是，这种规模迅速扩大的信贷供给是否具有效率？早期理论认为配置资源、动员储蓄、支付结算等功能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2]，在此基础上，国内许多学者将其层次分类，并认为资金配置功能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3-6]。林毅夫[7]利用功能观考察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功能问题，并认为资金配置功能是农村金融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其他金融功能有效发挥的基础。针对中国农村信贷供给效率问题，总体上认为中国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信贷供给效率较低、存在金融抑制现象[8-10]。只是研究视角不同，姚耀军[10]从农村贷款入手粗略测算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张兵等[11]从行业入手研究某一省份农村信贷资金效率问题，王晨姝[12]则从支农资金效率角度分析，顾铭德[13]从总体上考察中国贷款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国内还有些学者，如林毅夫[14]、李锐[15]、张军等[16]从农户信贷视角来研究农村信贷供给效率。而且以上研究较多的是对全国性农业贷款效率进行分析，缺少比较有针对性的区域性农业贷款的效率分析。同时，对农业信贷的理论探讨比较多，缺少区域性农业贷款的实证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从省域层面定量研究农业信贷供给效率。

1福建省农业信贷供给现状

近年来，福建省加大服务“三农”力度，扎实推进支农工作，结合福建“三农”发展需求实际，制定了《关于金融支持福建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和服务半径不断扩大。

1.1各种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持续增长

截至2010年末，福建银行业涉农贷款新增1098.13亿元，增长幅度超过三成。福建农信社资产总额2078.73亿元，各项存款余额1726.0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73.01亿元；1884个营业网点覆盖全省各乡镇，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涉农贷款余额931亿元，获得农信社信贷支持的农户数达到298万户，以占全省金融机构9.43%的存款，支撑了全省24.1%的涉农贷款投入；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54亿元，支持9500多家中小企业的发展。另统计数据显示，福建农行涉农贷款余额732亿元，比年初增加99.8亿元。县域存、贷款分别比年初增加203亿元、161亿元，分别占全行增量的58.8％和65.6％。新增惠农卡172.4万张、农户贷款20.4亿元、农户授信4.02万户。

1.2加快布点延伸服务

Abstract：Thetransferefficiencyofbankinformationisaffectedbyinformationoutletnetwork，informationstructure，employee＇scharacterandtheincentivemechanismofbank.Theorganizationstructureofbankinfluencetheinformationoutletnetwork，theinformationstructureemployee＇scharacterandtheincentivemechanismofbank.Itcanraiseboththetransferefficiencyofbankinformationandbankefficiencyofchinatosetupthecenterofcustomers，allocatethepowerofdecisionappropriatelyreducethemediumlayer，reformtheinformationtechnique，integratethevaluechaintoinducethemarket-orientmechanismandtoperfectincentivemechanismofbanketc.

KeyWords：Thetransferefficiencyofinformation；Organizestructure；Bankefficiency

一、引言

银行效率是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是银行及其体系的资金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发挥的集中反映。银行组织本身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等因素是影响银行效率的内在因素。组织结构源于银行经营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下不同人力资源的分工、分组和协调合作，它规定了银行人力资源的责、权、利及其结构①。组织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依赖于组织结构对信息传递效率的影响，有利于改善银行信息传递效率的组织结构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升。

本文以提高银行组织的信息传递效率为主要目标，探讨银行组织结构适应信息传递效率提升所需进行的调节和优化。首先分析银行信息传递效率的基本原理，然后以信息传递效率的改善为主线分析银行组织结构的演变，最后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息传递的缺陷的基础上，提出银行组织结构适应信息传递效率提升所需进行的优化措施。

二、银行组织的信息传递及其效率

摘要：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政府投资促进了保增长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政府投资未能充分启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不足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在政府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收益用“消费者剩余”来衡量。估算政府投资计划的消费者剩余时，要充分考虑到居民和企业的真实需求。

关键词：政府投资效率消费者剩余真实需求

政府投资是政府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的总和。

一、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政府投资是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

某法院一个小时审结一起七、八名被告的刑事案件，某法院十分钟办理一起离婚案，某法院二十分钟办结五件案件……稍稍留意一下近一两年法制类的报纸，不难发现：有关效率的话题备受媒体亲睐。效率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审判效率更司法公正的保障，最大限度地追求审判效率这既是一种现代司法理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本无可厚非。但不一定就是要把三四个小时审理的案子，缩减成一个小时甚至更短时间结案认为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审判效率，笔者以为这实在是对效率的曲解。

首先，哪些案件能简化审，哪些案件必须稳扎稳打，法律早就作了不同的规定，比如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形式上尽可以简便、灵活；而对于比较复杂的案件或是必须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大的环节上讲必须要经过法庭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直至最后判决等等程序，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保障司法公正。

其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类型案件越来越多，就目前法官的整体水平而言，还远远达不到拿起一个案件能不费吹灰之力就评判出结果的程度；就是法官水平提高了，还牵扯到定罪量刑、权益之争的事，依然不是说把槌槌下去就可简单收场的事。因此，把本身非常科学、严谨的开庭动辄削减去所谓过去的几倍时间，既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更无法确保审判质量。同时，就效率本身而言，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司法公正，而并不是机械地追求一个小时审理完一起案件还是三四个子小时审理完一起案件；特别是体现在婚姻案件上，如果仅仅为了追求效率，强调一起离婚案断得如何如何快，还可能使一大批本不该离异的家庭走向离异，使法律失去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稳定之社会功能。很显然，这样的效率绝有悖立法初衷。

另外，在强调和突出了审判效率的同时，不难发现，有的地方是在有意识地“包装”效率：比如开庭前已进行过证据交换、有关权利义务提前向书面形式送达当事人，等等，本来是开庭当中的部分环节已在庭前进行完毕，但为强调效率，这些工作量却被统统隐去不提；有的案件明明已经开庭审理完毕，只是在宣判时用了半个小时，可经过文字处理后，则成了审理一起案件花去半小时；明明是同类案件（如多家用户欠电费）庭前已进行过调解，开庭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被渲染之后则成了一个小时结了多少多少案……表面看开庭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但实质上只是把原来一次性开庭做的事分解成了几个部分而分头在庭外做了。当然，这样做，于法有据，丝毫没有不妥之处，业内人士更是心知肚明，但法律是最讲求实事求是的，而且它所规范的是社会上的所有成员，老百姓对这效率之中的文字奥妙又如何明白呢？就此，他们还以为法院现在办案水平飞速提高了，但当他们真正接触到法律的时候，其不是要大失所望，对法官、对法院产生误解，对法律的公信力产生置疑吗？

因此，真正的效率应该是我们在对待每一个案件的时候，省去不必要的人为拖拉、推诿，不断缩短案件审限,而不是片面地以开庭的时间长短确定效率的高低。

总之，法律是很严肃的，其每一个环节都是经过了大量的司法实践以及前人多方面的理论探讨的智慧结晶，如果真得在操作程序上存在如此之大的收缩性，相信立法机关早就该修改法律。不可否认，有些地方的确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曲解甚至篡改法律，或者说以效率之名哗众取宠、沽名钓誉。当然也有对审判改革的理解所存在的认识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新闻媒体，特别是承担着法律宣传任务的主流媒体，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好舆论导向，否则，真真假假的效率之风可能会愈演愈烈，愈演愈离谱，法律也将在执法者的手中越来越失去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