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范文10篇

英国著名作家玛丽•雪莱曾于1818年创作的经典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描绘了一个疯狂的同名科学家：他用人工创造出一个“科学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这个丑陋怪物开始还对人类满怀善意和感激，但在遭遇人类的歧视之后，它便伺机报复一切。最终，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不得不与自己一手创造的怪物同归于尽。这部作品充分表达了玛丽•雪莱的创作意图：人具有善与恶的双重性格，科学同样有造福与毁灭的双重作用———事实上，这正是工业革命初期人对“科技异化”前奏的恐惧。两百年前，工业时代的人们尚且认识到科技巨大创造性背后难以估量的毁灭性，两百年后的我们面对科技异化的拷问又应何去何从———这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科技异化之内涵分析

“科学”和“技术”并称“科技”，是人们对世界的经验认识和实践的观念总结。在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趋向一体化的视域内，“科技”常被作为人类实践意识和价值观的总称。“异化”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文，在马克思那里，它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变成了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而丧失能动性，使人的个性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1](P131)。根据上述界定，笔者对“科技异化”做出如下定义：所谓“科技异化”，就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对象物，不但不能对实践主体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压抑和束缚了主体的本质力量，从而让科技的性质从“为我”蜕变为“反我”。不可否认，科技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优秀成果体系，是社会发展与进步有力的助推器，但在异化的时代，科技已演变为一种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的存在，科技进步的成就背后，负效应的阴影也逐渐显现。爱因斯坦曾经作出这样的寓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二、科技异化的内在机理

1.自身异化———关于“我是谁”的拷问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创造物质生存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又成为社会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在科技异化的背景下，科技开始对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产生侵害，进而改变人类自身的生理特性，支配并威胁人类的发展。故而，科技异化的第一步便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科技驱动对人生理机能的“改造”。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寿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生命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然而，这一过程也带来诸多问题：克隆技术让低级的无性繁殖介入有性繁殖过程，这种发展阶段上由高等向低等的倒退威胁到“人之为人”的本质；转基因技术将人工修饰过的基因进入生物基因组中，引起生物体乃至人体性状的改变，动摇了“人是自然产物”的固有观念；人工智能将某些人类特有的智力活动在人脑之外的环境模拟出来，引发了对“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质疑[3](P228)……当人由“万物之灵”的至高地位逐步沦为技术的工具性产物之时，人的本质也将受到严峻挑战，人类的生命伦理观和人道主义原则也将遭到冲击，最终损害人的价值与尊严。第二，科技引启人类生物性状的蜕变。人类智力和体力的解放无疑是科技进步的福祉，但人类主体发展的限制和对物化工具的依赖也因科技而起：数字技术使信息传输和处理更加深入和高效，同时也威胁到接触信息的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脑批判创造功能的销靡[4]；高技术器械和现代工具的出现，让人的肌体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导致了人肌肉组织的萎缩；各种人工合成的补品和营养元素逐渐介入人类的饮食文化，丰富人们餐桌的潜在后果是人类消化功能的退化；高科技面料和空调设备让人们在严寒气候中得以生存，同时造成人体自身调节能力衰退。由此可见，科技力量固然带来人类生活的便捷高效，但由此产生的人体机能下降、记忆衰退及精神荒芜问题却是高科技无法规避的负面效应———凡此种种，无不是科技异化进程中科技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分裂、科技与人本原则的背离的外显形态。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人类因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无法正确区分出自身与外在世界而导致异化现象，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之中，高度理性的人仍因不能分辨自我与外在而受到科技改造，这不能不引启我们的深思。

2.环境异化———生存危机之痛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科技具有自然和社会两大属性。也就是说，科技不仅要依赖于对物质世界的充分认识，而且必然要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然而，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科技活动日益彰显改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巨大力量，其迅猛发展速度加深了科技和自然界的矛盾，加剧了人类社会遭受科技掌控的危险。一方面，科技异化直接诱发自然环境的恶化。对人类来说，自然就是包括大气、水、土地和矿藏等自然因素的生存环境，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的繁衍活动，是人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已经逐步将科学技术应用到生产和生活实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资源，但现代科技日益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势头，也使科技日益趋近功利化和非理性化：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和滥垦滥伐行为，直接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荒漠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工业产业的振兴和不断推进，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等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发生；由于人类对生态平衡的不断挑战，物种灭绝、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此起彼伏。恩格斯曾预见性地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P519)如若人类无休止地假借科技名义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掠夺，则势必会把人类自身推往万劫不复的深渊。另一方面，科技异化间接改变社会环境的原貌。当今时代，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塑造出科技理念指导下的全新社会：数字化、标准化的经济模式消解了差异和个性，形成生产效率迅速膨胀与人性价值快速萎缩的鲜明对比；科技理性取代了个性和感性因素，社会政治变成由规范化制度和法律章程操纵的理性模型；社会生活中个体的人成为了科技体系的附属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受机器体系阻隔的纯粹的物质关系，间接导致人性冷漠和人际疏远。无怪当代哲学家舒尔曼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疑将被现代技术控制和决定。”[6](P1)长此以往，人类改造社会的主体地位将逐渐被科技取代。

摘要：在全面加强社会公德、个人品德教育的过程中，我国道德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其中见义不为的道德冷漠行为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中学生作为具备一定道德素养的群体，其道德冷漠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网络媒体逐渐成为中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影响着中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须及时探索网络新媒体时代下的学校道德教育工作，消解中学生道德冷漠行为，建立良好社会风气。

关键词：网络媒体；中学生；道德建设；道德冷漠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我们逐渐步入了新媒体网络时代，网络媒体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信息获取习惯与方式。中学生群体对网络媒体接触时间早、使用率高、上网时间长，在为中学生提供丰富直观教育资源的同时，网络媒体所曝光的一系列道德问题，也对中学生的道德冷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德冷漠是指人们道德感麻木和冷漠，具体表现为人们漠视、怀疑道德行为，推卸、排斥道德责任等一系列消极的道德态度及行为[1]。道德冷漠和一般的感情淡薄有所差别，它是指对人或事物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上的一种漠不关心、不坚定和不作为。道德冷漠阻滞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是缺乏道德敏感与道德同情的一种道德责任的推拒与逃避[2]。

一、中学生道德冷漠的具体表征

中学时期是个体生理和心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个体的心灵迅速走向成熟且又尚未完全成熟的一个过渡期。处于这个时期的个体，其自我意识和世界观正在形成。整体而言，中学生群体进入了皮亚杰道德认知发展阶段中所划分的自律道德水平阶段，道德意识有所觉醒、道德行为水平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学生的道德理想也更加现实，他们不再作为象牙塔里不谙世事的埋头书生，在各种现实事件、舆论新闻的影响下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的现象屡屡发生。具体而言，中学生道德冷漠具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贫乏的道德热情作为具备基本法律知识的群体，中学生在道德方面一直接受着高标准的、提倡崇高无私的教育，当世俗生活中一些道德情境要求个人牺牲自我利益去服务于别人时，他们及时地缩到法律的庇护下，信守“帮助别人是情分，不帮别人是本分”的世俗念条，法律的最低线与教育对个体要求的高尚、奉献精神产生了冲突，纠结选择中中学生个人的道德热情有所消减，从而道德动力严重不足，当遇到他人的道德困境时选择视而不见、置之不理。2.无意识的道德麻木开放便捷的互联网使得现代中学生思想多元化、接受信息的途径多元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媒体在作报道时倾向于倾诉苦难，呼吁真情来博取人们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现代中学生的“苦难饱和”和“同情疲劳”。面对扑面而来的网络求助消息和生活中的种种平台的众筹献爱心链接，部分中学生由一开始的触目惊心、深受触动到后来的麻不不仁、道德责任淡漠，甚至认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久而久之，发展成部分中学生无意识的道德麻木，而电子媒体和网络报道无疑是其道德麻木的助推器。3.主动的责任推拒中学生具备关注社会新闻的能力和手段，网络媒体曝光的主动扶老人反被讹的新闻、见义勇为反蒙冤的事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根据班杜拉的强化理论，在接收到这样的替代强化信号后，部分中学生面对道德情境时敏感地选择了逃避，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及时躲开可能产生的道德困境。道德责任的缺失是该类中学生所具有的共性，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浅薄的社会经验让他们片面地吸收了网络媒体中报道的人性的阴暗面而忽视了社会中温情的部分，主动的责任推拒也成为面对他人困境时采取的一种自保措施。

二、中学生道德冷漠的消解

消费主义是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消费至上、享受至上的社会思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消费主义思想已经悄然走进中国，对我国社会也产生着越来越广泛深刻的影响。高校作为各种思想文化产生、传播的集散地，极易受到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消费主义不仅侵蚀着认知能力差、辨别力弱、价值观念尚未成熟的高校学生，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广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群体。因此，探讨消费主义思潮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负面影响，引导高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形成科学的消费观念和正确的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其本质是讲求消费至上和享乐至上。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消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人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她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了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1］68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当代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当代消费价值观，消费主义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把消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在消费主义者看来，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性欲望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质财富才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只有拥有财富、及时行乐、尽享天下能享之福，才是人生的真实意义。“我消费故我在”，消费就是大家“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2］132的根本途径，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找到快乐。消费主义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物质消费为特征，并通过无度的消费达到心理的满足。这种消费价值观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早期新教伦理树立的节俭、勤劳、成就事业、奉献社会、关心他人、赎买原罪的人生观，将人的消费价值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其他价值之上。

2．为消费而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消费不再仅是温饱的基本需要，人们不应只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消费，而应积极追求消费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即作为社会评价的标识，把消费看作显示财富、地位、身份、个性和自我品位的动态载体，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人们消费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是其符号和概念价值;消费者除了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而且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于是，消费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消费，实际上等于消费了一种欲望，从而获得一种等级，一种自尊，一种社会承认。“当我们消费物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换句话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人们就是以他们所消费的为基础而将自己与其它类型的人相区别。”［3］110

3．不顾一切地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不应当受到太多条件限制，有时应当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自己的支付能力，包括通过借贷、向父母乞要或其他非常规途径来满足自己消费的欲望。在消费主义者看来，消费不仅仅是消费现在，而且还要消费未来。即使现在的消费条件不成熟，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精英们会创造出“分期付款”、“透支消费”、“消费套餐”、“信用卡支付”等“创新”方式来“帮助”人们消费。于是，消费不再受到个人支付能力的束缚，消费者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满足自己膨胀的消费欲望。人们便可以超前地、不顾一切地消费。

摘要：农村体育的发展是缩小公共体育服务城乡差距的逻辑起点，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推广，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体育健身在生活中的作用，农村居民对政府给予社会投入的公共体育服务有着更深层次的诉求。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数量虽不断上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质量不能保证的局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视角，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现状着手进行调查，对公共体育服务供需矛盾进行深入剖析，明确当前中国农村公共体育的供求现状，找准二者之间的矛盾点，并对供求矛盾的消解提出公共体育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组织化、法制化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矛盾；对策

十八大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城市快速发展遗留下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了现在急需处理的难题。党的报告提出乡村振兴，并上升到战略高度。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再次提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意见。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还标志着从国家层面提出缩小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差距的任务。由政府主导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在中国公共事业建设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共服务是政府部门运用当下的机制、方法，行使特有的公共权力，提供具有物质或非物质形态的公共产品，来满足社会公共诉求、保障公共权益的有效实践［1］。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中，公共服务被约定俗成的看做是政府负责，或转移给社会公共部门，利用社会中的公共资源、基础设施，为大众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属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2］。具体的公共服务包括：治安、教育、交通、体育、卫生、环境改善与保护等领域。根据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得出，十年间农村体育场地数量增长了9．23倍，其占全国比例从2003年的8．18％增长至2013年的41．39％。单从硬件数量上看，农村体育场地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农村特殊的二元结构，导致供给难度明显高于城市，出现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数量过剩，配套服务短缺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城乡公共服务建设之间存在差距，一味地将城市发展理念直接用于农村是不可行的。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新的发展理念，将质量作为主攻目标，扩大优质供给。吴敬琏［3］将供给侧改革归纳为以提高供给水平与质量作为起点，采取改革的方法促进结构调整、矫正并重塑扭曲的要素配置。王先庆等［4］认为发挥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使实际产出回归到潜在产出，扩大有效供给，提高要素生产率，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成长。在城乡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改善，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水平的提升是人们追求的目标。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与2007年相比“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乡村居民增长率为154．0％，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城镇，是城镇增长率的3．2倍，此时农村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愈加旺盛。当前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最大的困难就是体系不完善，民间力量难以介入并且参与不足，结构失衡导致供给乏力［5］。在农村公共体育服务领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数量多、水平高的产品及服务，满足群众的不同需求。农村居民不但能享有公共服务的成果，融入到各种体育活动中去，并且在得到精神放松的同时，实现身体素质的提高［6］。由于供给方和需求方都不是被动的，二者的行为存在互相影响，要解决公共体育服务的供需矛盾并不是一味的增加供给，而是要明确当前农村公共体育的供求现状，找出二者之间的矛盾点，从根本出发改变目前管理与运作模式，制定适合中国农村的公共体育体系。因此在了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需求现状的基础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对供需矛盾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更深层次的探索。

1中国当前公共体育服务供求现状

1．1供给主体与形式单一。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使政府承担了供给的首要责任，除此之外企业、村委会、社会组织亦可参与其中。但自2001年实施税费改革后，基层乡镇政府及村委会财力减弱，通过上级政府财政支持，开展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7］。垄断的投资渠道导致政府的行政能力效率低下，并且造成了公共服务项目的前期投入和管理成本大大增加。单一主体的政府供给模式存在一系列弊端，使得国家权力日益向行政部门集中，权力机构将大量的社会事务划分到自己的负责范围。同时，行政组织的信息垄断化，将公众隔绝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之外，无法获取农村居民不断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无法及时积极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8］。另外，中国市场化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引导不足，由于社会资本准入条件较高，效益回报程度较低，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由政府主导，出现了形式上的向市场开放，社会组织、企业、第三部门依旧难以全力投入到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中。1．2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首先，中国现行的供给方式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决定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只有那些被纳入政府供给程序的社会公共需要，才能转化为政府输出的公共体育服务。在供给公共体育服务前，乡镇政府及村委会往往只会从自身角度来决定提供何种类型的服务、如何实现该服务的推进等问题。倾向于体育场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在体育文化宣传、指导、交流等领域未与之同步。盲目、强制投入后产生了无谓的供给过剩，很少考虑此类服务在实施之后的社会反应以及民众反应出来的接受程度，导致所供给的体育服务并非属于社会大众所迫切追求的。其次，从供给与需求量化的角度分析，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远小于需求，与现实社会的期望存在明显差距。由于居民对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改变，当前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是老人及留守儿童，这就决定不同社会时期面对特殊群体应提供不同种类的公共产品。一方面政府内部各项关系交织形成了现在公共体育服务数量上升但是质量却不能保证的局面，另一方面，基层政府部门往往追求政绩，制造出低质的公共服务。1．3供给城乡差距显著。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体育场地面积人均占有量约是农村居民的2倍。但近年来常常出现城市体育场斥巨资建成后被常年闲置的现象。南京市国际赛马场于2003年竣工，占地面积78．7万m2，然而从完工到现在，并没有举办过一次马术比赛。其原因是建造时，在动物病原防治检测方面没有考虑国际标准，不符合开展赛事的规定，使得耗时耗资巨大最终沦落成停车场。沈阳市绿岛体育中心于2003年建成，曾经是沈阳市的地标建筑，占地45．5万m2。但因为交通不便，使得利用率低下，最终被拆毁。此类案例在中国不算少数，一方面是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另一方面是乡镇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投入时财政资金捉襟见肘［9］。大量农村居民每天早晚在街头和公园的健身与广场舞，看似是农村群众体育无处不在的现象，实质是老百姓缺少公共体育场的尴尬现状。

2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公共体育服务的供求矛盾

摘要：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实践农业保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诸多问题。相关政府以及工作人员在实际进行该项工作时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充分利用，同时提高重视程度，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农业保险实施与发展。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的问题进行探究，然后根据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实施；障碍；消解

一、关于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的问题

1.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不明确，干预不适当地方政府经济干预不明确现象长期存在于农业保险实践中，为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应对，我国在出台《农业保险条例》的同时对其进行实施。但是基层政府也存在干预不适当的情况。该种现象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下面我们对其进行仔细分析。（1）政府是经济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实际进行农业保险中存在不适当干预现象。其中主要包括要求投保人的保费进行免除。没有进行承保的事故以及或者属于保险人免责的情况下不需要对保险金进行赔偿。（2）保险制度不足现象长期存在于省级政府设计中，尤其是在对保险金进行筹措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大灾发生后会对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在实际进行赔付时政府会出面对其进行干预，封顶赔付以及协议赔付应运而生。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保险公司最高赔付做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就是其中之一。封顶赔付以及协议赔付就是在赔付问题上对其进行讨价还价。，这是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违背。该项条例在实施后已经对上述现象进行明显改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保险人的保险能力被抑制。最终导致政府在保险工作中干预作用逐渐加强。农业保险工作机制形成受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影响，不仅可实现对农业保险的组织与推广，还可实现对新成员的吸纳。保险人的全程监控以及全职监控导致保险人对政府职能进行代替。在实际对保险制度进行制定时我们应该对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结合，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保险制度的实施。为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应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干预权美国2011年重提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即“新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甚至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彻底与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诀别。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西方经济思潮开始出现新变化、新趋势。新国家干预主义正式回到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台瞪。

二、互助合作保险和农业保险中介组织的问题

1.互助合作保险和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没有具体法律规范农业互助合作保险和农业保险中介组织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关于其合法地位问题却一直存有争议。反对的原因主要在于实践中不规范发展的各种弊端和监管困难的问题，但不应否认的是互助合作保险有其特别的优势¨21而深受农户欢迎，如道德危险和逆向选择更易控制。2009年中央就提出鼓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2014年又再次提出鼓励多种形式互助合作保险，足见中央政府的支持态度；而中介组织也具有中立性、农业技术等优势，在现在商业保险公司主导农业保险的情况下需要，在互助合作保险中更加需要。这两者都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产物，显示了公民自治的力量，属于经济法中的社会中间层主体。虽然最后《条例》保留了两者的合法地位，但并没有给予有价值的法律规范，只是没有禁止而已。《农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农业保险条例配套规定》又没有及时出台，所以《条例》实施后，对这两者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推动或规范作用。农业保险中介组织的培育体系依然缺位，县一级监管依然真空，无资质的中介机构依然存在。各国实践和理论已经证明，农业保险中不是只有产品就可以的，系统的解决方法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目前的农业保险还做不到保本，又由于服务体系长期缺失，导致即使有了《条例》，索赔、勘损、定损、理赔及赔款落实到户仍然困难重重，反过来又影响了投保的整体积极性。如果说公民自治在农业保险中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则更具特殊意义。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地理及农业实际情况造成的。中国地域广阔，地理条件差异大，又以家庭生产为单位，农业保险涉及面广，但承保标的分散、价值小。

摘要：新时期农村电子商务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机遇与挑战并存。针对当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个别部门及企业认识不足、公共服务需要全面升级、支持政策亟须完善等问题，需要从构建行政推进、公共服务、农村服务站、产品网络供应、网络物流、和电商营销等六大体系入手，促进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关键词：农村电子商务；影响因素；原因；对策

一、新时期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随着时代的变革和社会发展，当前我国电子商务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也正在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我们提到农村电子商务面临着发展的机会，主要是基于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快速发展的大环境而言的。随着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终端的深入普及，特别是考虑到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的深度普及，当前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等年龄跨度不断加大，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习惯和热情正在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而使用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习惯，决定了移动互联网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工具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同时，也逐步养成了在网上购物的习惯，随之而来的就是电子商务市场的蓬勃发展。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开始着眼于用户的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产品开发。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商家将资源和注意力投注与电子商务领域。而随着用户群体的不断增多，人们在使用互联网购买物品的过程当中，诉求也越来越多了。正是基于此种现实情况，主打绿色、健康、有机的农村农特产品正在受到用户的热捧，在互联网的世界大放异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更多的老百姓在选择自己日常生活用品的过程当中，除了考虑性价比的因素之外，还将绿色健康有机等元素考虑其中。由此带来的消费行为的转型和升级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和走向。相比于工业化生产的某些产品，产自于农村地区的农特产品更加符合中国消费者对于农副产品的诉求。而农村地区这是农副产品的过程当中所具备的禀赋，是城市当中工业化和流程化生产产品的过程当中所无法具备的。因此，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挑战。地区发展电子商务事实上是一个系统工程，换句话说，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实际状况，直接和间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水平。而分析我国当前的农村地区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叠加作用，当前我国的农村地区还不具备发展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并且在农村地区生活的居民也没有电子商务相关的基础技能，并且农村地区的管理者他们也缺乏发展电子商务的意识和能力，多种因素叠加作用，当时当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机遇挑战并存。正是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在发展电子商务的过程当中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想方设法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重视发扬农村地区的发展电子商务的过程当中所具有的优势，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农村地区现代化发展。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在发展电子商务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实际状况，人的意义和价值应该被重点的考量。在任何社会条件下来推进现代化进程，人的现代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落后，资讯不发达，人们的见识有限，视野也相对狭窄，因此在发展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过程当中，很多村民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

二、新时期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困境

（一）个别部门及企业认识不足。一是个别部门、乡镇对电子商务认识片面，没能有效结合信息化普及应用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二是传统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信心不足，由于软硬件服务成本较高，品牌建设投入较大，处于观望和犹豫中，给电商发展带来了阻碍；三是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深入，导致电商产业无法形成闭环链条。一直以来，“农村电商模式”一直被广泛传播，商务部农村电商培训教材中都有专门解读，但“农村电商模式”的核心价值和内涵还比较模糊，目前亟须强化电商顶层设计，加快修改完善电商发展规划，清晰明确发展定位，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指明方向。（二）公共服务需要全面升级。首先缺少公共服务平台。目前我国农村电商企业处在转型初期，其产业影响力、空间载体、竞争力还有待提高。我国农村电子商务主要依靠第三方合作运营商推动，随着农村域电商2.0升级，单纯依靠一家非本地化运营商，无法支撑全农村电商产业发展，为了获得更多合作机会，扶持发展本地服务商迫在眉睫。当前存在的问题一是缺少好网货。我国农村丰富的农产品、优良的旅游和民俗文化资源，受交通、物流、信息等制约，卖不出好价钱。现有的农畜产品生产企业，普遍缺少正规的资质证书，尤其畜禽企业几乎都没有QS认证，导致无法上线国内正规电商平台。二是缺少好品牌。农村没有老字号产品、“三品一标”产品较少，企业基本都处于有商标无品牌阶段，品牌营销意识淡薄，产品网上销售散、乱现象严重。三是供应链条不完整。全农村可用于网上销售的产品没有全部梳理出来，各部门掌握的资源缺乏统筹，沟通协作不到位。（三）支持政策亟须完善。一是缺少人才政策。各地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大趋势，使得发达城市对电商人才的“极化效应”更加显现。以农村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没有极有力的政策措施作保障，很难吸引并留住电商人才，尤其是领军型复合人才。二是缺少小微企业创业扶持政策。应重点从融资、办公产地、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将电商小微企业创业纳入全农村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和中小企业创业扶持政策，可适当给予更大的扶持。

一、教育改革结果是否具有可逆性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活动，由于其服务对象———人（学生）具有的阶段性、个体差异性、发展性等特点，决定了教育活动比其他领域的活动更为特殊，从而使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等其他改革相比，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教育改革要有利于并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这正是教育的内在价值所在。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提到“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严”。[3]教育的这种内在价值决定了教育应对政治和经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完全以政治权力、经济思维来主导教育改革，或者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等社会改革的模式简单推衍到教育改革。[4]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教育改革对受教育者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但由于教育的服务对象是人（学生）这一特殊对象具有的阶段性、个体差异性、发展性等特点，决定了教育活动比其他领域的活动更为特殊。随着人类研究的进展与医疗水平的进步，人们发现，成熟细胞的某些机能具有可逆性，生物体出现的大多病变可以通过新细胞再生逐渐治愈。但教育的影响完全不同，教育改革结果一旦出现，影响的是改革参与过程中学生接受教育的效果，甚至是学生一生的发展。教育改革策略可以通过后期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修复或者改进，但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受到的影响、牺牲掉的时间不具有可逆性。可见，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改革的特殊性，教育改革必须尊重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学生的发展，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教育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国家在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改革之前，一般会在全国范围内选取若干个省市、地区率先进行改革试点。教育改革试点的重要价值在于，尽早发现改革进程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尽可能将改革设计之初未预料到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二、教育改革不可逆结果的浮现———以新课程改革为例

教育改革是一场“调动全民的战役”。[5]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教育改革就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进行着，考试、教材、课堂、体制改革等等。教育发展的总体历程已经同“改革”难解难分地萦绕在一起，教育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成为教育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正式颁布，以及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教育改革创新”的舆论导向，加之“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民生建设任务，对于教育改革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识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教育改革在深入、深化的同时也存在着问题。“单方面重视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没有足够地发挥培养人自身的责任”。[6]长期忽视教育特殊性的结果就是既没能促进学生自身的发展，也束缚了教育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教育改革的直接参与者（教师）来说，一项好的教育改革是一次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良机。但如果是不顾及教育内在价值的改革“，对大多教育者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所重复的行动不是发展而是挫伤和摧毁了那些改进”。[7]在中国的各项教育改革中，尤以课程改革起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也是一直饱受争议的。特别是2001年正式启动的最新一次课程改革（以下简称新课程改革），在历经十余年的改革之后，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新课程改革进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酝酿准备阶段、试点实验阶段和全面推广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改革从启动到全面进入用时不到四年：2001年9月，首批38个新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始启动实验，从2002年开始各地扩大义务教育阶段课改实验，2005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部进入新课程。复杂理论认为“，在最谨慎的探究基础上所采取的适当行为，也很容易产生完全无效的和不适当的结果。”[8]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改革之初未预料到的结果逐渐显现。2004年9月，第一批新课改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因为在理科基础知识与技能方面不能比拼那些未参加科学课程改革的学生，在个别地方遭到“歧视”。而新课改中着重强调的“学习积极性高、乐观、思想活跃、爱提问”等品质在没有进行改革的高中基本无人重视。很多学生感受到的“是‘落后’的沮丧和‘补课’的巨大压力”，[9]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补习新课改中删掉的知识内容。2005年，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学者等对新课改的效果尤其是数学课程改革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姜伯驹认为，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方向有重大偏差，课程体系完全另起炉灶，在实践中已引起教学上的混乱”。[10]面对试点改革中出现的各式问题以及各界的质疑，新课改的进程却没有丝毫减慢。按照原计划，2001年7月颁布新课标，按照新标准编写的新教材要陆续出版试用，并且要分步到位，到2010年才全面实施。然而，事实上到2004年9月，除个别区县外，义务教育阶段的新课程改革已在全国仓促实施。一个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战略，在地方相关部门的自主空间里更增添与强化了政策执行的“内输入”特点，使这场新课程改革从上到下呈现出行政权力的色彩。这就意味着，本应在改革试点中发现并应得到及时处理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改革试点矫枉过正的作用在改革仓促铺开的过程中完全没有体现，这样的行动已经冲淡了课程改革的本意。推行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改变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为实施素质教育筑路，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合适的人才。但为什么新课程改革在施行过程中却与素质教育的目标渐行渐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改革设计阶段，对教师质量、特色课程开设、经费投入等情况的考虑不够充分；在改革实施进程中，课程改革实验以方案化方式推进，实践研究滞后于推广应用，改革的形式大于实质；从学生评价看，升学考试以分数为中心的评价与新课程改革过程中注重动手实践、团结合作、创新的要求相冲突。一位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教育工作者说过：教育工作是一份良心活！是的，教师讲课、育人都是良心活，一位教师的工作影响的是几百名、几千名学生，那么教育改革呢？教育改革一旦实施，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受教育者。教育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但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其影响作用在一国范围内的学生身上一旦发生就是不可修复、不可逆的。新课改的初衷是为了构建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但在2004年9月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学生毕业升入高中暴露问题的时候，在教育参与者纷纷指出新课程体系存在弊端的时候，政策推动者本该减缓改革进程、及时进行调整，但却对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失明”，进而使问题蔓延，使最初参与到新课改实验的学生受到改革的负向影响。我们说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在其带来正向影响的同时，也会出现与“利刃”相伴的“弊刃”，不可避免地给一部分人造成伤害。对于学生个体而言，一场教育改革会影响学生的学习习惯养成、基础知识构建、学习态度和自信心的形成，等等，而这些看似细微的影响则是他们日后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如果基础没有打好，后期的良好效果便无从谈起。而由于教育改革结果的不可逆和不可修复，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没有构建起良好的知识结构和基础，不仅会影响其日后的进一步学习，甚至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然而，教育改革影响的决不仅仅是一两个学生，往往是一代或几代学生。如果改革的“弊刃”过于锋芒，首先“受伤”的就是所有“祖国的花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教育与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政治、环境等息息相关，教育改革成功与否会在日后反映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对教育的破坏，造成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发展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却出现了人才的断层。作为改革制订者和施行者要做的就是及早发现和消除“弊刃”，这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即使是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本位论，也不应该因为改革推动者的不负责、不重视，以耽误甚至牺牲一批学生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日后进一步改革的经验教训。

三、消解教育改革不可逆负向影响的建议

如前所述，教育改革结果的直接受益或受损对象是学生，而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改革结果的不可逆性，这一现象很可能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学生的学习乃至他们一生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决策者对教育领域中的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已有的一些教育改革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经验与教训，教育改革结果的不可逆性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包括政策制定、行进速度、效果评判以及被改革群体的利益保障方面，将改革的负面影响消解至最低，尽可能排除教育改革可能给受教育者造成的无意伤害。

摘要：当今的民族教育文化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涤荡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受到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原来的固有的范式正在慢慢的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文化与其他各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也体现在了教师、学生的信仰危机与教育文化的堕落。这种文化的消解是对原有文化的一次革命，教育文化在经历了这种文化的消解、沉淀、融合、重构之后，必然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表现出来。

关键词：消解；信仰危机；堕落；重构

一、课程领域中教育文化的消解

课程与文化的关系。传统的观点认为：课程是文化的传承工具，这一命题一直以来为很多专家学者所共识。文化创造了课程。文化与课程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和逻辑关系，课程源于文化。离开了文化，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课程又精炼、形成着文化。课程已成为文化发展、传承、媒介及创新的工具。课程论专家郝德永教授对此命题提出了质疑，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课程的文化锁定逻辑，机制及其课程作为文化传承工具的命题，不仅误读了文化，而且误化了文化，异化了教育。”他认为：“课程源于文化，决不仅仅意味着从现实的文化中选择某种凝固化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那里获得本质性，价值性存在的依据。”无论课程与文化是何种关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课程最终要源于文化，并且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必然会带来课程的变化，如果说课程是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那么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也必将是社会文化中某些领域的独特显现。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必然会带来单一课程文化的消解与重新构建。

中国的传统教育文化的主流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家法制度上并为之服务的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它讲求人伦关系，强调社会秩序，追求高度统一为基本特征。“否定个人，强调群体和整体，群体对个体具有绝对的压倒优势，群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是卑微的，微不足道。个体对群体无条件服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促使这种文化范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基脉便是社会政治的伦理主义。它使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体，并不断完善与巩固，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高度稳定性与控制性的道统教化式的社会政治伦理本位的文化体系。”近代受到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那种群体至上的伦理政治、文化体系正在慢慢的冰消瓦解。与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不同的是，西方的各种文化文明都体现着“个人本位”的精神现象，崇尚那种具有独立和主体意识的“个人”。在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中，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甚至否定。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在慢慢的消解，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尚未形成之际，使民族文化出现了徘徊、盲从、和不知所措。在这场冲突中，优秀的文化在经历了痛苦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消解、沉淀、融合、重构，必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出来，其他各多元文化也会在这场文化的冲突中重新组合，消解、或淘汰。

二、教育文化中的信仰危机

一、治理理论与区域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阐述

现有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由威利•勃兰特倡导成立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所做出的阐述具有较大代表性、权威性，《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指出：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采用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作为阐释现代社会区域内政治秩序、结构变化的一种新理论，区域治理理论为有效的指导区域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作为“舶来品”的区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欧美学界，我国对其研究起步较晚。依据现有的相关概念阐释，可以将区域治理定义为：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公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区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经由协商、谈判等方式，实现对区域公共事务的集体管理。简单的来说，区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分析现今我国区域治理的实践可知，政府仍是推动区域合作的关键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作用微弱，总体看来，我国区域治理仍是以政府为主导，科层制特征浓厚。由于政府仍是协调区域内利益冲突的主体，因此我国现有的这种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治理。针对区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学术界尚未得出统一明确的结论。本文从区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过程出发将其界定为：区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维护与协调区域公共利益的各种政策和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则是指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各政策主体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对立、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一种情形。由于区域内各政策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区域内的冲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冲突存在的本质原因。总体看来，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虽有利于政策的不断调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最终会导致政策资源浪费，政策失败等，因此，必须在理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实质的基础上，经由理性研究进而提出消解政策冲突的有效方法。

二、区域公共政策冲突消解的基本原则

以理解我国区域治理模式基本特点为前提，为更好的深化区域合作、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政策冲突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必须遵从的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共享的原则

区域内各主体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使得区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对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为达到鼓励各方沟通、协商，利益共享原则应该包括：⑴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应更有利于各地方的发展，不能损害他方利益却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区域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的。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进行激发，同时，区域内的和谐发展、深入合作则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摘要：传统教师尊卑相悖的两重地位是以儒家教育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传统尊师观的外化与投射。传统教师职业价值取向上的尊师与重道、殉道与祈福、出仕与为师、师长与师友之间的矛盾与失调，形成一种道统至上、伦理至上、功名至上如权威至上的尊师观，进而造成传统教师地位的尊卑相悖、德福背离、重心失落和关系错位。唯有消解传统教师地位的文化累，实现教师职业的现代跨越，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教育革新对于教师职业的挑战和要求。

关键词：传统教师地位尊师观文化负累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蕴育积淀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长期以来传统教师的职业地位却一直处于尊卑相悖、德福背离、重心失落和关系错位的二律背反境地。一方面教师作为正礼兴邦之要，得以与天地君亲并为读书几家尊奉，另一方面又落得一介寒儒、名列行九的社会定位。造成传统教师这种充满矛盾和失调的双重地位，既有其深刻、夏杂的政治、经济原因，更有其深层、内在的文化致因。它是以儒家教育价值取向为内核的传统尊师观的外化与投射，是中国传统文化沉重负累的结果。概而言之，尊师观是社会对于教师职业价值的不同取向进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普遍的认识，涉及到为什么尊师、尊重教师何种价值以及怎样尊师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它影响和引导着社会公众、学生及教师自身对于教师职业的基本态度和价值标准。尊师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而表现出鲜明的阶级陛、民族性和时代性，司时又深受社会文化传统的裹挟与涵摄而表现出很强的凝固性、深刻性和保守性。传统尊师观作为传统教育最具民族特点和惯性力量的组成要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对于教师职业价值取向的产物。它无论是在主流价值导向抑或社会心理习俗层面，都以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左右着传统教师在特定社会参考系内的职业定位。虽然，传统文化曾经历近现代多次社会变迁和思想变革的冲击与洗礼，但其固有的巨大历史惯性和惰性使传统尊师观得以存续，并严重桎梏着现时代教师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和教育革新的根本性实现。如何对传统尊师观进行科学的反思与审度．继承和弘扬其优良、有益的成分，并进行合理的、必要的扬弃和超越。尤其是要清除和消解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对于教师地位的牵累，进而生成一种与现代大生产、大科学、大教育、大文化相适应的新型尊师观，实现教师角色的现代跨越，这将是教师职业走出历史怪圈、步入良性轨道的思想根基和文化依托。

一、尊师乎?重道乎?道统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尊卑相悖

在中国历史上，教师职业地位一向是与儒家道统的地位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一起浮沉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教育始终把道德教育作为根本，“成人”、“做人”是其道德教育的归旨。这当中，“道系指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存封建社会即封建伦理纲常；“德”是指主体对“道”的获得与掌握。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师者，是“道”的直接代表者、传承者、体现者，便与“道”一同被奉为至高至尊的地位。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就曾引《尚书》语：“天降于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师与君相提并论。苟子在论述伦理道德教育时特别提出要以“礼义”为中心。“礼”作为“道德之极”、“人伦尽矣”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旨在“正礼的教师因此被提到紧系国运兴衰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苟子·礼论》)图此．“将必，必贵师重博；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博；贱师而轻傅，则凡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苟子，大略》)这是因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何以正身?无师，吾妄礼之为是也?”(《苟子，修身》)由此他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而倍加尊崇。《学记》在结孟、苟以来尊师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遭尊然后民知敬学”从而将教师抬作封建道德伦理的代表、范型和象征由此可见，懦家尊师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动困的，旨在维护封建道统，推行德治教化，维护遘统地位的真正代表者——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实现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种带有浓厚政治功利色彩的尊师观显然将教师作为传道卫道的工具、象征和载体。它使教师的地位境遇一方面取决于“道”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自身传道授业的能力与水平。魏晋前尤其是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乃至独尊地位，师与道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连君主也要俯首：“君子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非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礼记·学记》)魏晋以后．儒家的礼教和道统地位再也不如汉代那样至尊至贵了，与儒家道统地位互为表里的教师地位从此一落干史。正如柳宗元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悔，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然而教师再也无法回复到汉代那般尊贵了。到了元代，教师职业更是落到行九的惨境——所谓一官二吏……九儒十丐是也。

另一方面，可算是影响教师地位的一种主观固素，即教师传道授业的能力和水平。儒家在尊师隆师的同时提出择师不可不慎”，“凡学之道，严师为难”，“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如果师者无道，也就不能为师，更谈不上什么尊严了。在懦家看来，只有那些既有渊博学识又有高远志向和良好道德的天子之师、名师鸿儒才能担此大任，获此殊荣而那些只懂“记问之学”、“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是不配传道授业，不值得尊重和推崇的。因此，同为教师，君师官师与蒙师、塾师其地位有天壤之别。《吕氏春秋·盂夏纪》即称：“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对于天子之师，不少君主皆能“屈万乘之重”，“厚师臣之遇，执弟子之礼，或不名以示恩，或乞言以敦教。”同时，历代名师大儒困其饱学博识，才气纵横，四方之士慕名而来拜师求教、谨敬有加。然而，正如清唐彪所述：“人仅知尊敬经师而不尊敬蒙师经师束修有加厚，蒙师则甚薄，更有薄之又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