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范文10篇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萧红研究的历史入手,总结萧红研究多年来的成果,着重从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萧红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诗歌），研究的视角，萧红创作的源流及其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等方面对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的得与失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关键词】萧红；萧红研究；新时期；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

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

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

一、抒情化

萧红，一个集小说、散文、戏剧及诗歌等多种文学创作样式的作家，用富有民族精神的文字来向读者传递不一样的萧红内心世界。她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小说成就是所有当中最高的。因为在其小说当中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也就不难发现她的鲜明的独特的创作个性。我们可以在她任何一部小说当中找到许多抒情性的语言，对于人物的描写、景物描写都注入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萧红的笔下，一切的描写对象都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沉浸在一种诗的氛围之中。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抒情性风格的原因，首先是受到当时文学风气的影响。就以她的小说的特点、风格而言，应该是属于抒情小说的。这种小说最重要审美特征是“明显地融入诗歌、散文因素，具有鲜明的艺术意境，偏重于表达人的情感美、道德美、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氛围”。抒情小说把“情”放在首位，用它的激情或深情去感染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人物、景物都是为了抒发感情而服务的，它与传统的小说讲究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有明显的不同。在三十年代，抒情小说又经过郁达夫、沈从文等人的进一步的发展，日趋成熟。吸取前人的长处，运用自己善于捕捉细节和色彩变化的特长，用自己带有感情的笔描绘人生，形成自己的“萧红体”小说。《小城三月》的女主人公翠姨是一个并不漂亮但却感情细腻的女人，萧红在小说中，把翠姨的感情悲剧放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三月里，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抒情色彩。在小说的结尾翠姨因为得不到爱而伤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文章中有这么一些话，“街上有提筐子卖蒲公英的了，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些孩子们他们按着时节去折了那刚发芽的柳条，正好可以拧成哨子，就含在嘴里满街的吹……”通过她们的快乐来衬托出翠姨的悲哀。又是一个春天，还是那样生机勃勃，可是物是人非啊！把悲哀和抗议融入到这种春天的调子中，使读者在欣赏春天的美景时，又带有一丝的哀愁。也许在哀愁的背后，埋藏的是这位叛逆女性的严重抗议。萧红善于通过文字来表现情绪，使小说的语言带有饱满的情感。如在《呼兰河传》尾声里有几段话：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这些文字很好地表现了一种生命体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字里行间所蕴含的丰富的情感。“祖父”多次出现，蕴含着萧红对祖父无限怀恋之情。列举了后花园里的许多景物，表现了她对故乡无限的思念，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她对人生的眷恋和渴望。

二、散文化

小说的基本文学手段是叙事，但萧红的小说常常是通过一些素描的方式来表达对生活场景的创设，通过对生命的深刻而又独特的体悟来感染打动读者。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无论是在其长篇成名作，还是短篇小说以及她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都有极为明显的体现。在《呼兰河传》中，以童稚少女般的心理写了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眼里的善与美，“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是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如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在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多么生动逼真，趣味横生。就算你不是来自农村，但经过作者的一番论述，就如同在发生自己身边。通俗易懂是作家的写作标准，大到几十岁，小到十来岁，读她的文章就是那么朗朗上口。矛盾在为萧红作序时写道：“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零零碎碎，都是片段，不是整个的有机体。”正因为有了她小说的独特之处，才使其小说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萧红小说的这种散文化的写作笔法，使她的小说更具有抒情的色彩。有人说她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读她的小说，你一定不会感到疲劳，更不会把她的小说归结为“小说”，甚至会把它当作散文来欣赏。因为在她的作品当中，你很难发现作为小说应有的那些，比如：情节等，更会误认为是在读一篇散文作品。文字是那么优美，又是那么富有亲和力。对景物和人物的描绘又是那么饱满，借景抒情。她的小说语言也具有散文化的特点，她很少用修辞语很多的长句，比较喜欢用及其朴素的字句把事物描写得生动形象。在她的笔下，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有情感的。

三、结语

萧红，一个用自己的短暂的生命却绽放出永恒的光辉的作家，一生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但却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她给中国文坛的天空留下了美丽而又耀眼的一瞬间，她的抒情性小说，开创了属于自己“萧红体”，凭借其小说的独特性，使成为众多作家当中一颗亮丽的风景线，也使其小说流传至今。

关键词：萧红乡土小说创作品格审美

摘要：在中国现代女作家的行列中，能够将乡土文学写得好的，可以说寥寥无几，萧红，却是非常可贵的一位。她以自己独特的感悟触摸到了乡村苦难最深层的精神脉搏，那种真诚、诗意的书写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稀缺。她在描绘东北黑土地瑰丽、复杂的风情时，那种似淡却浓的悲哀流淌出的向往与痛楚之情传递给人的审美质感，又是与沈从文笔下那种明朗、统一的湘西美感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村或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影响到中国的现代文学，使得它从一开始就以乡土文学占了压倒优势，并随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而萧红，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较好地把握乡村题材，并被鲁迅称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小说史上自成一家，呈现出独特的书写风格和创作品质。

萧红，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呼兰县。这块质朴淳厚又充满苦难的土地，给了她一双灵秀敏感的眼睛和一颗聪慧多情、热爱生命的心灵，也给了她文学创作无尽的源泉与灵感。1935年12月其乡村题材小说《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带来了一股新奇之风，并使她一举成名。无论是其早期作品《王阿嫂的死》，还是其成名作《生死场》、代表作《呼兰河传》，都是内涵丰富深厚的文本。综观萧红的小说创作，她始终把文学表现的视角对准那多灾多难的家园故土，她在乡土文学创作中对苦难大地的深刻发现和极力表现，使她的乡土小说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她文学创作中极具光彩的部分，也是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

一、诗意的书写

“诗意”是“抒情”的通俗说法。抒情是潜伏于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的精灵。作为一种文学风貌，“抒情”古已有之，而到了20世纪动荡不安的年代，它更像一段明媚而忧郁的旋律，缠绕于历史的废墟之上。“五四”时代可以说就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沉寂了数千年的人类的心声终于以火山喷发的方式得以宣泄。“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涌动，不仅为男性提供了抒发胸怀、剖析社会人生的广阔舞台，而且也使女性结束了长期缄默喑哑的失语状态。一批女作家纷纷以女性独有的姿态发表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切感慨。30年代步入文坛的萧红，作为一位敏感多情的女性，凭着个人的天才和感觉，把自己对于乡土的依恋和对于民族命运的探讨融进绵密如缕的叙述中，她那种对于生活细节和自然景物的直觉感悟以及充满温暖而忧郁的情调，都使她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质朴而凄婉的独特品格。对于其小说创作，一般人认为她是乡土写实抒情风格，是“五四”以来中国小说倾向于抒情写意的风格与乡土小说的自然演变在30年代的有机融合；也有人认为她在描述蛮荒的黑土地人民时总是相当冷静、超脱，甚至有些残忍而不露声色。这些评价自然都有可取之处，萧红的乡土小说创作虽然带有透心彻骨的个人生存体验，但她避免了许多女作家沉溺自我、宣泄自我的局限，而是以自己客观的体察和敏锐的直感去洞察人类存在的艰难。尽管如此，通过其客观的叙述和哀婉的展示，我们又总感觉到“她的作品在情感的流动中潜藏着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世界、对人性和人类的生存有种通达的理解却又是无可奈何的慨叹，潜藏着难以言说的人生、历史的苍凉感。”{1}而这一切，又无不是通过其超常的感受和诗意的书写体现出来的。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重病的萧红，陷落在九龙。终于在最后这所临时医院里逝世。这时，她只有三十一岁。

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它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乡村的生活。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写了序言和后记。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胡风

《生死场》是一部浸透着"悲凉"的小说，这种悲凉来自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的灾难性和艰巨性，更来自于人们对现实的沉重的心里反应。在黄土地里，贫苦无靠的农民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连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投奔义勇军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了老山羊，头领参加了义勇军。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萧红在心灵的一隅，用生命贴近现实，以先觉者的悲凉笔触抒写人生苦难命运，展示人生的荒凉感。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将悲剧的触角滞重地深到女性世界。《生死场》的女主人公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病死了。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反抗官府，被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很是粗暴，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的妇女，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后来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展现了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的遭遇。萧红思考关注着女性的生命形式及生存状态。她将自己作为女性的痛苦的灵魂，融进她笔下苦难女性的身上，将她特有的"人生荒凉感"与女性的孤寂与悲剧融为一体，从而使她笔下的"萧红式"女性着悲剧美，这些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生存的悲剧，也是现实的社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文化的悲剧。萧红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包含着她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应该获得人格的与人性的尊严。在五四传统的道路上，萧红以自己创作呼唤着妇女解放与女性自觉。

《生死场》用了散文化的结构章法，书中写了季节的更换，年代的，但时间的自然流转却没有提供为情节发展所需的因果关系，因而，那里的生活只是一个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场景之间的空间组合。第一章"麦场"主要写二里半找羊，第二章"菜圃"写金枝与成业的恋爱，第三章"荒山"写月英的死和"镰刀会"。整个小说没有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采用的是一种散点空间单元，并通间转换的节奏把其连缀了起来。这种看似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是中国散文美学形散而神聚的之所在。

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大会工

作人员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们

合：大家好！

男：在普天同庆千禧之年，万众喜迎世纪之春的美好日子里，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不断提高全镇体育运动水平，振兴呼兰镇经济，振兴呼兰镇体育事业，今天，我们即将在这里举行2000年呼兰镇春季田径运动大会！

女：呼兰镇是呼兰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呼兰第一重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年来，呼兰镇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呼兰县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男：今天，全镇上下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带领下，各条战线大干神州千秋伟业，共同谱写萧乡万卷诗篇，壮志雄心振九天，政通人和得民心，把一个生机勃勃的呼兰镇带进了21世纪。

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运动员、教练员、大会工

作人员及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们

合：大家好！

男：在普天同庆千禧之年，万众喜迎世纪之春的美好日子里，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不断提高全镇体育运动水平，振兴呼兰镇经济，振兴呼兰镇体育事业，今天，我们即将在这里举行2000年呼兰镇春季田径运动大会！

女：呼兰镇是呼兰县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呼兰第一重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多年来，呼兰镇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呼兰县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男：今天，全镇上下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带领下，各条战线大干神州千秋伟业，共同谱写萧乡万卷诗篇，壮志雄心振九天，政通人和得民心，把一个生机勃勃的呼兰镇带进了21世纪。

2003年金秋10月，上海美琪大剧院上演了国家话剧院携来的话剧《赵氏孤儿》。这出戏改编自元杂剧家纪君祥的名著《赵氏孤儿》。此剧以其新颖而又震撼人心的手法征服了沪上的众多观众及戏剧研究人士。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了一阵波动，人们似乎又重新看到了话剧的力量与希望所在。这出戏的导演正是国家话剧院的青年导演田沁鑫。

田沁鑫,1995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迄今为止导演话剧5部：《断腕》（1997），《驿站桃花》（1998）《生死场》（1999）《狂飙》（2001）和《赵氏孤儿》（2003）。其中自编自导的《生死场》成为1999年轰动中国剧坛的力作，获2000年戏剧界戏剧文学奖最高奖----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她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中国最有潜力的舞台剧导演”。①

田沁鑫作为一位年青的导演，其自编自导的五部话剧与时下的一些先锋戏剧派的导演迥然有别，少了形式上的新奇古怪，也没有时下一些年轻导演身上的浮躁。其五部话剧每一推出皆引起轰动，每部叫好。在今天的话剧市场下作为一位年青的导演有何能耐推出既叫好又叫座的话剧。带着这些疑点，我想就田沁鑫及其自编自导的剧目做一些探讨。

一、借历史故事，抒发现代人情怀。

纵观田沁鑫的戏剧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即是她的戏剧多取自于历史的题材，或改编自反映过去时代生活的戏曲和小说。

为什么田沁鑫如此热衷于历史题材呢？历史给了田沁鑫怎样的感同身受？

尽管儒、道、佛各有不同的观念准则，但在参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识。那些约定俗成的伦理、世俗准则，也在事实上具备这种务实的品格。这种参与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热情。这种文化热情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其核心是民族大义，也就是正气、骨气与义气等。下面就传统文化在抗战文学中的表现作些粗浅论述。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

敬爱的党组织：您好!

我是一名历史教师，时代的召唤我积极要求进步;如今我严肃的向党组织申请入党。我知道自己还很年轻，但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履行党员的义务，请党组织批准我入党。我要尽快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

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我要尽快向党组织靠拢，请校党委考虑我的入党要求。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应该承担任务，为组织培养一批信任党的好队伍。我会用一生去实践党的义务和纪律。我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并研读党的理论著作;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加入党组织，才能真真正正将命运与人民联结在一起。历史教师入党申请书格式

我30岁时，将继续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许我会默默无闻一辈子，但只要有中国共产党，我还会惧怕什么呢?我一定履行党员的义务和职责，为人民服务。如果我的请求被批准，我将继续努力，向前方迈进，脚踏实地的工作，为萧红中学奉献我的一切。我坚决拥护校党委的指挥，我会更加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此致

【摘要】小学阶段培养学生语文能力十分重要，能够使他们在未来的成长和发展中受益。而如何提升小学语文教师阅读指导力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本篇文章结合现实生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究和分析。希望有助于阅读教学工作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深度有效开展，有助于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指导；提升策略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同于传统的教育观念，教师在小学教学中，尤其是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提升学生语文思维，丰富学生语文素养，而这就对小学语文教师的阅读指导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结合语文课本，开展阅读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可以结合课本内容，开展阅读教学，以此提升阅读教学的有效性和学生在阅读中的收获，使学生能够通过阅读，对语文课本所涉及的知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使学生能够将课本知识应用于课外阅读，使他们在课外阅读过程中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利用这种方式，可以使课本教学和课外阅读教学形成很好的配合，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提升，开阔学生的语文视野，同时，这种方式也可以加强阅读教学的有效性，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更大的收获和体会。比如，在讲到《火烧云》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作者萧红的《呼兰河传》，并给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阅读思路，使学生根据作者萧红的成长经历来阅读《呼兰河传》这本书，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同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对《呼兰河传》这本书进行阅读分析，分析作者的思想感情，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使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有更大的收获。

二、加强师生沟通，找出学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