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影响范文10篇

摘要：新常态下，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作为拉动国内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消费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利用PVAR模型和BVAR模型实证分析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消费信贷拉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且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信贷对农村居民消费呈现更加明显的促进效应。同时，相对于居住消费支出，个人消费信贷对居民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消费金融；居民消费；VAR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国际市场为依托的“外循环”发展。该发展模式虽在短期带来巨大成功，但长期来看，存在着一系列隐患。例如，过度关注国外市场而忽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过分依赖国际环境，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风险较大。近年来，面对投资和出口的巨大不确定性，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环。作为拉动国内消费的一项重要举措，消费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阶段研究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计量方法及理论模型

1.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农村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与总结，我们认为能够对农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归根结底来自供求两个层面。首先，农村文化消费受需求因素制约。一般来说，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习惯、收入水平、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所决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费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其需求强度与认知程度、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费习惯的农村居民，其认知力、理解力越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且文化消费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表现在以前与现在的消费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文化消费水平是建立在当前消费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大小不但受农村居民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农村文化消费受供给因素制约。在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过程中，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文化消费价格所决定的供给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而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影响到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影响着文化产品供给者的供给积极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分类价格指数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在不改变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因素；用居民消费支出中前三位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费结构；用人均农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文化基础设施；用人均农村社会福利救济费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费倾向替代消费观念、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等无法具体量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倾向可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费模型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消除异方差，并减少变量的波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可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发生，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而经过一阶差分后，这些新的时间序列均变成平稳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均是一阶单整，可用于进行协整分析。

本文作者：金晓彤戴美华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台湾地区老龄人口休闲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

1．工作周数减少与弹性工作周数造成休闲时间增加;2．16～60岁以上人口假期天数的增加;3．提早退休人数的增加;4．以家庭为主的休闲范围增加;5．可支配收入数量的增加;6．地方性、区域性、国际性交通运输、可及性、机动性的改善;7．社会与人口趋势的改变;8．流行与趋势的改变。［13］参考此分析模式并借鉴Kotler［14］对消费者行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研究，本文将台湾地区老龄人口休闲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政治因素提升老龄人口休闲产业发展速度政治因素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之消费方式、内容、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15］以休闲观光产业政策为例，台湾地区于1968年颁布“加强发展观光事业方案纲要”，次年又制定并公布“发展观光条例”，此两个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充分显示出观光产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经过10年境内旅游企业的市场经营与开拓，加之1979年开放居民出境观光、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政策、2001年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2003年实施公务人员强制休假、2008年两岸周末包机及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2009年两岸直飞航班及2011年正式开放并扩大试办大陆人士来台自由行等重大政策变革，均可看出观光休闲旅游产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为顺应台湾地区人口老化时代的来临，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已将银发族休闲旅游产业作为六项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二)经济因素刺激老龄人口休闲消费需求张凌云、房蕊指出，对出境旅游需求而言，人均GDP是一个基础性的、普适性的宏观经济指标。［16］台湾地区居民人均GDP在1981年尚不足3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1992年首度超过1万美元，并于2005年突破1.5万美元，之后一直维持在1.5万美元以上。台湾“内政部”2009年“国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指出，全体居民对财务状况的满意程度为57.2%，其中65岁以上者满意度较其他年龄层高。老年人的所得与休闲消费范围呈正相关关系。［17］依据东方在线E－ICP2009调查发现，49.7%的受访者把钱花在休闲应酬玩乐上，1.7%的受访者将钱花在旅游上，其中60～64岁受访者当中，约有7.9%乐于将钱花在旅游上。［18］可见老龄人口随着其所得倍数跳增，其休闲旅游消费的意愿也随之明显提升。(三)现代科技因素提高老龄人口休闲消费的质量Witt和Goodale在家庭生命周期与休闲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指出，为人父母阶段，通常没有足够时间从事休闲活动，过多的家庭义务成为休闲的主要障碍。［19］随着年纪增长，承担家庭义务的角色弱化，休闲活动的意识就突显出来，逐渐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心。但此时身体机能的自然退化，老年人对于休闲场域的选择会倾向体力负荷较少的临近场所。目前，台湾地区公园、运动场、小区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创造了各式各样新的休闲产品，如wii、ps2、epc、mp3、iphone、ipad、ipod等，让老年人能够轻松愉快地在家里或临近的场所享受各式休闲娱乐活动，有效提升了老龄人口休闲活动的质量。(四)法律因素保障了老龄人口休闲消费的现实性休闲与“戒严”时代的社会氛围相背。台湾自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之后，整体社会氛围由紧张严肃转向轻松自在，居民对休闲活动的需求也趋向活跃。1998年试行隔周休两天，2001年正式实施周休两天，大幅增加全民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同时，2000年修订并于2001年实施的“劳动基准法”第30条规定，劳工每日正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每两周工作总时数不得超过84小时，在缩减工作时数的同时，间接促成了闲暇时间的增加。再则，如“公务人员退休法”第5条、“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4条及“劳动基准法”第54条皆明确规定，65岁为法定退休年龄，雇主不得以任何理由单方面延后雇员的退休时点。加上某些机关组织为降低人事费用所制定的优退条令，亦促使员工自愿提前退休以提早享受退休后的休闲生活。这些相关规定让一直以来模糊不清的工作与退休时间的界限及提前退休所带来的效益趋向明朗化，直接或间接地对老年人休闲消费起到了保障作用。(五)社会观念扭转老龄人口对休闲的负面认知东方社会强调节俭与勤奋是固有的美德，但凡与此相背的行为如“休闲”、“娱乐”等极易被贴上“不努力工作”与“浪费金钱”的负面标签。随着时代演进，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健康状况及生活满意度呈现正向关联。阮慧娟认为，在高龄化社会，休闲生活的规划对退休银发族的身心健康起着重要作用。［20］汤幸芬等指出，休闲是成功老化的必要元素。［21］在整体观念的演变下，台湾居民对休闲娱乐的看法也由最初认为是放纵的负面行为，转而与健康、快乐等正面价值挂钩。如散步、健行、旅游等娱乐性活动均可直接有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早已深受大多数老年人所喜爱;而像跳伞、潜水等一直被视为年轻人专属的户外游憩活动，也在全民越来越健康的前提及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下，成为新一代老年人跃跃欲试的挑战项目，扩大了老年人从事休闲活动的广度。综上所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台湾地区老年人的休闲观念与休闲行为产生了质与量的双重飞跃，加上环岛交通运输的便利，为老年人休闲旅游的进行带来更多方便，让老年人得以随心从事自己所喜好的休闲旅游活动。

对大陆老龄人口旅游市场开发的几点思考

银发族参与旅游活动不但能为社会带来经济收益，而且能对自身产生增广见闻、平衡生活压力、防止身体机能快速退化及促进身心健康等多重功能。［23］鉴于旅游产业对经济发展及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重要性，两岸政府主管部门均应在兼顾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幸福指数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措施刺激老年人进行休闲旅游消费，以提升老龄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据前文分析，台湾老龄旅游市场蓬勃发展均有赖于台湾地区有关部门从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社会等多角度的纵深投入，而这对于大陆老龄旅游市场的开发极具启示与借鉴意义。2000年以来，大陆老龄化程度迅速加剧，2010年大陆老龄化率为13.3%，老年人有1.78亿，预计2030年老年人口将翻一番。目前，大陆正在着力推进“积极老龄化”，但老龄人口文化生活仍旧单调贫乏，为此，大力促进老龄人口旅游消费，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大陆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推动大陆老龄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此，我们借鉴台湾老龄旅游市场开发的成功经验，为大力开发大陆老龄旅游市场提出相关建议:(一)制定明晰的老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与管理细则顺应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当局“人口政策纲领”第17条提出需建构完善老年经济安全体系及老人照顾服务体系，《人口政策白皮书》也再次确定老龄化问题为台湾地区当前三大人口政策方针之重点项目。KenDychtwald在2005年指出，未来的5～25年间，人数最多、权力最强大的两亿人市场即将来临，21世纪“新老年”强势族群将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24］此现象已在台湾得到印证。经由台湾地区十年来的实际数据可以看出，老年人伴随经济水平的提升与休闲时间的增加，投入休闲旅游的意愿与费用也在逐年攀升，其中主要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台湾当局历年所进行的重大旅游政策变革。2009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当前总体经济情势及因应对策会议”指示，将“观光旅游”、“医疗照护”、“生物科技”、“绿色能源”、“文化创意”及“精致农业”定位为6大关键新兴产业，并请相关部门研拟具体推动策略，其中观光旅游更明列为6大新兴产业之首，足见观光产业对于台湾地区发展的重要价值，由此将老龄旅游产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与台湾的一系列相关做法相比，大陆老龄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导向虽然一直是向前推进的，但各项发展政策与具体的管理条例却并未随之明朗化。“十二五”期间，大陆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老年旅游，加强老年旅游服务工作将成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的重点。为此，借鉴台湾当局的成功做法，制定明晰的老龄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与管理细则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有助于相关企业掌握先行者优势，抢占银发族旅游市场开发的先机，开发适宜于老龄人口的旅游产品与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二)有计划地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与保障水平，以提升老年人的旅游消费意愿与消费实力就业困难、收入减少及支出变大是老年人面临的普遍问题。［25］老年人由于多数均已退出社会劳动的分工，故在消费能力方面受到的收入水平的客观限制大大高于其他年龄层。任远指出，1990年中国大陆老年人口的76.2%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金的收入。［26］即使享受退休金的老年人，收入也只及原来工资的50%或70%，虽然此一收入比例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但有限的上升速度和幅度对老年消费市场的发展仍具有相当程度的限制，这种客观经济条件上的不安全感促使老年人对旅游的价格更加敏感。随着台湾经济的飞速发展，老年福利制度的日趋健全，弥补了老年人收入不稳定的缺憾，让老年人得以无后顾之忧地享受旅游带来的高附加值享受。就目前台湾的具体做法而言，首先在老年人个人方面，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在麦当劳、肯德基等年轻人聚集的场所二度就业，轻松的工作、单纯的环境及年轻的氛围，能让老年人在活化细胞之余获取些许的经济收入。其次在社会方面，有计划地落实社会保险制度，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开办“国民年金”，强迫年轻人每月从薪金中拨款为自己的老年生活预先储蓄。此措施的优点在于不影响既有的财政运作前提下，保障老年人晚年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时避免债留子孙的后遗症。与此相比，大陆老龄人口基数庞大，若要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给予老年人定期定额的经济补助将造成财政支出的庞大负担，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故可借鉴台湾经验，设法丰富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以保证老年人在有稳定收入的情况下，降低对未来生活的风险预期，进而愿意拿出一部分积蓄进行旅游等精神需求方面的消费。(三)融入高新技术元素，开发适合老年人的旅游产品与服务老龄人口的身体状况决定了他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群体，如果按大众的需求来提供服务，将招致老年人对旅游产品或服务的总体评价降低，影响旅行满意度，所以旅行社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应该考虑它的便利性、保健性、安全性、适宜性。［27］目前，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地区，老龄旅游项目或活动均应以观光旅游为主，休闲度假和养老旅游为辅，两岸旅游业者也都要在有形的餐饮、宾馆、交通及景点的安排上，以及无形的关心及服务的提供上，发挥各自所长，尽可能地满足银发族的旅游需求。然而，在顺应科技发展潮流方面，台湾地区的老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走在了前列，如前文所述，公园、运动场、小区活动中心等逐步配备了新式休闲产品，如wii、ps2、epc、ipad等，这有效提升了台湾老龄人口休闲活动的质量。台湾地区旅游业界并不满足现状，而是更进一步督促企业将这些高科技产品与老年人的需求相结合，设计操作更简单、屏幕更简洁、字体更清晰、按键更容易、价格更亲民的老龄文化用品，以引导老龄消费者接受这些高科技产品，丰富他们的旅游活动与文化体验。将这些高新技术及产品融入老龄旅游项目及产品的开发中，将有益于老龄旅游市场的繁荣发展。换言之，现代科技因素同样适用于旅游项目和产品，未来有关部门及旅游企业应探索加大老龄旅游公益活动或营利项目中科技元素应用的比重，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旅游消费带来的欢娱。(四)积极转变老年人的旅游消费观念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在不断更新。他们一方面期望更多地参加各种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等活动，另一方面又受传统“轻自己、重子女”的思想制约，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钱，形成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思维模式与消费理念。因此，虽然两岸低龄老人受当下社会潮流的影响颇深，消费观念与往昔相比有了很大改变，但从整体看，大多数老年人仍旧崇尚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价值观，反映在消费问题上，一些老年人虽然有外出游玩的愿望，也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但最终还是在传统消费观念的约束下，放弃了旅游消费支出，这在大陆老年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为此，大陆各级政府在完善老年旅游服务设施建设、规范老年旅游市场秩序的同时，应进一步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发展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充分发挥基层部门和老年群众组织的作用，帮助老年人树立崭新的消费理念，引导老年人将手中的积蓄用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消费上。只有老年人的消费观念随着代际更替实现更新，才更有可能促进其休闲旅游消费的进一步提升。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消费主义思潮已经逐渐影响了高职院校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部分高职院校学生出现了消费主义倾向。本文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和消费观念，分析出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产生影响的原因，分别为高职院校学生自身的特殊心理、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校与家庭教育的不足和新媒体的渲染与误导。通过社会、学校、家庭以及新媒体四个途径总结消费主义思潮的应对措施，引领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关键词】消费主义思潮;高职院校;消费行为

近几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主义思潮不断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飞速发展，网络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尤其是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以及各种便捷的消费和支付的手机应用的出现，更是使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变得更加迅速与广泛，身处于这种背景下的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必定也会受到影响。当代高职院校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尚未建立一个独立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抵御消费主义思潮的能力和社会环境影响的能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形成不良的消费观。消费主义思潮已经开始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观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收集探求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行为的影响，分析其原因，并探讨相应的应对方法，为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

一、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

为调查消费主义思潮对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消费观念的影响，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了972份调查问卷，三年制高职院校的大三学生要进行校外的顶岗实习，因此大三学生不在随机调查的范围内，其中大一的有效调查问卷511份，占总数的52.57%，大二的有效调查问卷461份，占总数的47.43%。现根据两个年级学生的调查问卷调研数据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现状进行统计分析。(一)消费水平。根据调查问卷显示，高职院校学生中来自农村、县城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78.91%、10.49%和10.6%，整体家庭月收入较低，在1000以下的占16.67%，1000～3000的占41.77%，3000～5000的占26.23%，5000以上的占15.33%。将在校期间平均月消费分为低于1000、1000～1500和1500以上三个档次，所占比例分别为19.16%、34.05%和6.79%。由此看出，高职院校学生整体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整体消费适度，只有极少部分高职院校学生消费过高。(二)消费结构。通过调查高职院校学生在基本饮食、购置生活用品、形象方面、学习方面、消费娱乐等几个方面，调查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结构。基本饮食方面，消费在500元以下的占36.73%，消费在500～800之间的占43.83%，消费在800元以上的占19.55%;购置生活用品方面，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占41.46%，在100～200之间的占42.59%，在200元以上占15.94%;形象方面包括化妆品及衣物方面的花费，每个月形象消费在0～200区间占71.91%，在200～500元区间占20.88%，在500～800元之间占4.22%，在800～1000元之间占1.34%，在1000元以上占1.65%;学习方面，每个月学习消费在0～200元之间占95.88%，在200以上的占4.12%;消费娱乐方面，200元以下占62.65%，在200～500元区间占34.88%，在500～800元占1.65%，在800元以上占0.82%。因此通过消费结构的数据显示，把基本食品消费在800元以上认为消费较高，占比19.55%;把学习消费、形象消费、休闲娱乐消费、购置生活用品消费在200元以上称之为消费较高或不合理消费，分别占比4.12%、28.09%、37.35%、15.94%。统计后，综合这五组数据的平均值为21.01%。由此，可以初步认为，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有21.01%的人在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消费不合理或出现消费主义倾向。(三)消费方式。一是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通过电视购物的学生占1.65%，通过实体店购物占9.05%，通过电话购物的占0.93，通过网络购物占88.37%，说明网购已经成了高职院校学生主要的消费方式。二是调查了在消费购物日，例如“双十一”、“京东618”等，高职院校学生是否会消费，发现有66.87%的人表示会购物，有33.13%的人表示不会。通过在评价周围同学的消费方式时，认为有17.9%的同学经常消费，花费大，认为有31.48%的同学偶尔消费，有47.53%的人认为周围同学消费合理，认为3.09%的同学消费节俭。可见，大多数的高职院校学生会受到互联网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在进行消费时有10.49%的学生认为朋友和同学的意见十分重要，64.71%的人认为朋友和同学的建议一般重要，认为不太重要的占15.84%，8.95%的学生认为不重要，因此朋友和同学的建议在高职院校学生的消费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在调查外出就餐时是否存在过度消费时，有4.32%的经常出现过度消费，有51.44%的学生偶尔发生过度消费的情况，只有44.24%的同学从不进行过度消费。三是通过调查显示有71.5%超过半数以上的学生使用过花呗、京东白条等分期支付软件，其中有14.51%的学生会经常使用，这样很容易引起过度消费，从而导致信贷危机。(四)消费观念。调查数据显示，有75.72%的学生赞成无论何时都应该崇尚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但分析结果显示，有49.38%的学生认为周边的同学存在浪费现象，并且在消费的时候，有51.95%的人会制定计划，还有48.05%的人并不会制定计划。在想要消费却没有足够的金钱时，有11.73%选择向父母要，有1.75%选择向同学借钱，63.37%的同学会通过攒钱后购买，使用信用卡、花呗等分期支付的方式的占23.15%。在进行消费之后，有4.42%的学生会出现后悔的情况，消费过后偶尔会后悔的占68.42%，只有27.16%的学生在消费过后不会后悔。因此，虽然高职院校学生认同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但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与之并不一致。综上所述，虽然在高职院校学生群体中适度消费占主流，但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消费中也存在消费主义倾向。

二、高职院校学生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原因

摘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冲动消费行为也越来越多，针对这一现象，提出消费者创新性对积极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性消费理论，分析了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方式以及影响消费行为的程度，消费者通过购买新型产品，促成积极消费行为。

关键词：消费者；创新性消费；消费目的；消费态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多，现阶段的消费行为，再也不是只满足人们吃饱穿暖需求的消费行为[1]，而是追求产品外观、性能等多方面的消费行为。大多数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都是不理性的，只要满足消费者喜好，就可产生消费行为，造成冲动消费的现象经常发生，为此提出消费者创新性对积极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本文从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方式以及影响消费行为的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述了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理性的创新性消费，可以减少冲动消费现象的发生，购买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还可以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促进产品革新速度，以生产出符合大众审美的产品，加快我国企业现代化进程。

1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行为的方式

消费者创新性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超前的消费方式。消费者希望以同等的价格购买到最新的产品，对产品的更新换代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消费者的创新性消费行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一种行为方式，消费者早就制定了购买计划，只等产品一上市便进行购买。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通常是保持理性的，只想购买最新的产品，不会形成冲动消费。消费者所看中的产品除了具有产品的一般功能外，往往还具有比较新的或者比较先进的技术，以独特的造型或先进的功能吸引消费者购买[2]，一些品牌产品甚至会引领该类产品的最新潮流。新型产品的这些特点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方式，满足消费者追求新型产品的需求，因此，人们大多数积极消费行为的方式都是受到消费者创新性的驱使。创新性消费是消费者对有关产品做出的符合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消费者在思考该消费行为是否为合理消费行为过程中的有效感知，这一过程对消费者消费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创新消费者的消费意识是影响消费方式的重要原因，通过比较产品创新过程中的外形和技术的创新结果，随时调整消费行为的方式，以确保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积极的、有意义的。消费者的创新性越强，就会对产品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消费者创新性对消费者的主观消费行为方式的影响是正向的。消费者的创新性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方式，具有创新意识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产品的升级换代看的比较重要，因此对产品创新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技术创新，提高了消费者的产品审美水平，对产品创新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促进企业生产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与消费者消费行为方式的转变形成良性循环。

2消费者创新性影响消费行为的程度

本文作者：董昕张翼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

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①。由于农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之上的，农民工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农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与农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乡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说，农民工是一种不彻底的乡城移民。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可以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乡城移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心理因素、个人特征等均被纳入学者的考量范畴之内。在中国，对于移民②来说，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的影响更强（Wu，2004）。中国的农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其中，城市对农村移民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约束为主、多种因素的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何深静，2008）。由于农民工置身于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对农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当期消费倾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样的消费特征使得农民工的住房边际消费倾向较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更低（周滔、吕萍，2011）。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用工单位向雇员提供的福利（Wu，2004），单位提供住宿场所与否成为农民工是否在市场上选择住房的前提条件。相对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对农民工来讲是一种更加经济而便利的居住方式（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单位提供住宿场所的农民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因为户口限制，移民不可能获得城市公房和单位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仅有的对移民开放的商品住房，其价格又超出了绝大多数移民的购买能力，租房居住则成为移民最好的选择。收入水平对移民的住房消费有重要的影响（Wu，2004）。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私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即便如此，农民工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涨的情况下。而合租是农民工节约开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农民工选择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较高，他们可能会与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b）。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农民工收入增加对住房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远小于对其他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去（周滔、吕萍，2011）。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预期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临时成员，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设施和服务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棚户区等非正式住房构成的移民聚居区；而偏好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国农民工愿意花大价钱在农村老家建新房却将其闲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钱住得好些，这也是受到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生活标准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农村，房子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标准”；尽管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地理虽远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费偏好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奢侈，地理虽近但心理远（冯桂林、李淋，1997）。农民工的年龄、务工年限、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影响其住房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年龄和务工年限都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黄卓宁，2007；张智，2010a）；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总的务工年限对其租房选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对其租房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性别方面，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性别对其住房选择影响不显著；张智（2010a）则认为，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体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条件有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乡城移民（包括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层面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全国宏观层面的整体判断；研究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在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对地域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将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划分，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几大方面。（一）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其中，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虽然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不能通过市场变为现实收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这与历史积淀的土地情结、土地的基础保障作用密切相关；而且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是一种潜在的资产，遇到征地或拆迁时，农民工家庭可能获得的补偿甚至会超过其土地和住房应有的市场价值。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包括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Leland（1968）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为了防范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引起的额外储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够的资产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民工在城镇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而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接续困难，导致有些地区在农民工过年返乡前甚至出现了“退保潮”。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仍处于初步解决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也影响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消费可以分为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医疗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住房消费又可以分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相应地，非住房消费、储蓄也可以做城乡之分。由于住房消费又等于住房价格乘以住房消费量（即住房消费面积），因此，影响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农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家庭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流入地的住房价格，主要是租房价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量，主要是租房面积。此外，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视为非货币收入，纳入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之中。根据Friedman（1957）提出来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译为“持久收入假说”），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收入中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其后的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消费者跨时选择引入消费行为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例如收入的不确定性。Zeldes（1989）探讨了确定的当前财产与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当前财产包括刚得到的收入和确定的未来收益，它们在影响当前消费决策方面比未来的随机劳动收入有更大的权重。基于上述理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分析，一方面应考虑农民工现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农民工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离不开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况，一方面是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农民工未来收入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所在行业、企业的情况等。（三）地域因素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农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较高，住房紧张，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更为严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密度一般较低，住房供求无无较好，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相当来说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来自发达地区富裕乡村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经济状况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返乡意愿可能更为强烈。而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条件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城乡间工作生活条件差异较大，使其返乡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为坚定。（四）家庭及个人特征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同住人数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之间，受教育程度与技术职称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无无。未到适婚年龄的农民工往往选择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与亲友同住在出租房内；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单位宿舍一般不能满足这种居住需求，他们多采用租赁单元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也较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学龄子女，那么，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时则要考虑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家庭同住人数直接决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积，从而影响到住房消费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数多、居住所需面积大，则农民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位置或条件较差而租金水平较低的住房。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摘要：电商小额消费信贷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信贷服务，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尽可能多的忠诚客户，但是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客户忠诚的研究不多。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532个消费者样本的调查分析，探究感知价值、客户信任对电商小额消费信贷消费者忠诚度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感知功能价值和感知情境价值对感知价值有影响，顾客对电商小额消费信贷服务提供商的能力、诚信、善意的评价会影响顾客信任感；感知价值、客户信任对电商小额消费信贷消费者忠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电商小额消费信贷；忠诚感；感知价值；信任感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电子支付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我国工薪阶层占消费者中的大多数，这导致电子商务消费额度迟迟没有更大的突破。电商小额消费信贷是实行先享受后付款的消费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减消费者资金约束，其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电商小额消费信贷虽然发展很迅速，但是相对于其他支付方式，网上小额消费信贷用户黏性差、客户流失率高等问题都日益凸显。在日益激烈的电子商务战场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问题。美国学者雷奇汉等人认为，顾客忠诚感是电子商务企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证实了，特别是服务型企业。所以，电商小额消费信贷作为一种新推出的电子商务服务，获得利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尽可能多的忠诚客户。首先，本文在大量阅读、梳理国内外关于消费者忠诚度影响因素、模型以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问卷调查数据，根据电商小额消费信贷的特点，以客户信任感和感知价值作为客户忠诚感的影响变量，提出相应的假设，讨论它们对客户忠诚感的影响程度；其次，构建并验证消费者使用电商小额消费信贷忠诚度的结构方程模型，从而得出电商小额消费信贷消费者忠诚度的影响因素；最后，总结研究结论并对电商平台如何提高电商小额消费信贷的消费者忠诚度提出建议。

1文献回顾及理论假设

1.1感知价值

根据Sheth等的用户感知价值五维度模型可知，顾客在消费某产品或服务时，对某产品或服务的功能价值、社会价值、认知价值、情感价值和情境价值感知会提高顾客的感知价值。网上小额消费信贷是实行先享受后付款的消费模式，能够在特定的情境下缓解顾客短时间内的经济压力，能够使顾客感知到网上小额消费信贷的有用性，从而使顾客感知到网上小额消费信贷的价值。因此，根据以上推论，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H1：顾客对网上小额消费信贷企业功能价值感知对其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假设H2：顾客对网上小额消费信贷企业情境价值感知对其感知价值有正向影响。

［提要］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有利于调节居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收入分配，拉动居民消费需求。本文基于2018年CHARLS截面数据，使用OLS方法探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以及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更能扩大家庭总消费支出，户口、家庭规模等因素会给家庭各级消费支出带来不同的影响。因此，我国应逐渐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关键词：基本养老保险；居民消费；OLS方法

一、引言

基本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居民退休后的生活经济来源问题，减轻在职职工的储蓄压力，从而增加现期消费支出。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展开。理论研究方面，Barro（1974）基于代际转移理论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不会产生影响。Wilcox（1989）基于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居民未来的养老金收入一般是相对稳定且可预估的，而一项可预期的收益对居民消费所起的促进作用很小。李建英等（2018）提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进行转轨时，在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案，导致居民对未来养老金收益率存在较低预期，从而为保障自己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富足稳定，居民倾向于增加现期储蓄、减少消费。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多依据理论模型或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进行论证。Melvin（2005）利用追踪调查法研究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能拉动家庭的消费支出。王翠琴（2020）利用世代交叠（OLG）模型，使用2010～2017年共8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城乡居保的缴费率、覆盖率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为中国健康与养老第四期追踪调查数据，于2020年9月正式对外公布。CHARLS数据库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负责主持运营，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收集了代表全国45周岁及以上家庭和个人的信息。文中使用的是2018年截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去除缺失值以及奇异值的样本外，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0，401个。（二）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居民的家庭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包含家庭的总消费支出、食品消费、日常生活消费、衣着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医疗消费。以上述5种分项消费支出能够对居民消费进行全面分析。2、解释变量。本文将居民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作为解释变量，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范围，参加赋值为1，未参加赋值为0。3、控制变量。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代表个体以及家庭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方面，主要包括了居民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情况、健康状况。家庭特征方面，主要包括居民的户口和家庭规模。（表1）CHARLS问卷调查中涉及消费数据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展开，处理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我国居民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年均值为63，283.731元，说明45岁及以上的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医疗消费在各分项消费支出的均值中是最高的，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农业户口占比仅为28.5%，从这可看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内容摘要：顾客在做出消费决策时，其将同时感受到支付金钱的痛苦以及购买商品的快乐，当快乐减少程度较慢时，顾客获得的快乐更多，因而其更愿意做出消费决策。当疼痛减少程度较慢时，其获得的痛苦更多，因而其不倾向于做出消费决策。因此，决定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便是个人的心理账户。为证实双通道心理账户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本文对378位被试进行了情景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激发了被试的悲伤、快乐、平静情绪，并通过填写问卷收集被试相关信息。结果表明：消费挥霍程度显著促进消费决策。在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关系中，快乐消减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关系中，痛苦消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关系中，消费效用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双通道心理账户作为消费挥霍程度和消费决策的中介变量时，情绪状态并未起到调节作用。

关键词：双通道心理账户；消费决策；消费挥霍程度；影响因素；痛苦消减

研究基础

本文主要变量包括消费习惯、双通道心理账户、情绪状态和消费决策，在研究基础中将阐述主要变量的内涵，试图把握变量间关系，从而有利于问题的提出。

（一）双通道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体现了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的认知过程，它是指人们在做出消费决策之前评价消费行为花费的成本以及带来的收益，并根据整体效用决定是否做出消费决策。而双通道心理账户是有关心理账户的理论之一，主要聚焦于支付现金带来的负向作用、消费利益带来的正向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作用。现金成本将带来消费的痛感，而获得商品将带来消费的快感，两者互相叠加形成消费效用。因此，在双通道心理账户中主要存在两种作用，即快乐消减作用和痛苦消减作用。快乐消减作用是指消费带来的快乐被支付现金带来的痛苦消减的程度，痛苦消减作用是指支付现金带来的痛苦被消费带来的快乐消减的程度。而快乐消减和痛苦消减的程度随着商品特性、个人特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个人的快乐消减程度较小，而痛苦消减程度较大时，其在消费决策中感受到的快乐大于痛苦，因而通常会做出更多消费决策。反之，当个人的快乐消减程度较大，而痛苦消减程度较小时，其在消费决策中感受到的快乐小于痛苦，因而通常会做出更少消费决策。在不同商品中，个人感受到的快乐消减、痛苦消减程度同样有所不同，因此这也决定了面对不同商品，不同个体将做出不同消费决策。李爱梅等（2012）基于双通道心理账户理论对于消费者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先付费后消费的快乐弱化系数更小，而先消费后付费的痛苦钝化系数更小；奢侈品的快乐弱化系数更大，而生活必需品的痛苦钝化系数更大；吝啬型消费者的快乐弱化系数更大，而挥霍型消费者的痛苦钝化系数更大。惠钧阳（2020）探究了移动支付方式对消费者双通道心理账户与消费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选择移动支付的消费者而言，面对扫码与付款码支付两种方式，其一般存在不同的双通道心理账户系数，这一系数对消费行为与后续体验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果选择付款码支付，则消费者更倾向于进行非理性消费，同时更易获得快乐感受。

摘要：目的：了解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情况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吉林省医疗保健消费水平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健产品相关政策提供借鉴。方法：采用随机抽样，以问卷的形式实地调查，通过SPSS22．0及Ex⁃cel2016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与结论：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主要与居民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有关。居民自身，生产、经营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等相关企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均应该加强自身的职责。

关键词：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

医疗保健消费是为了满足个人生理、心理的保健需要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行为和活动［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保健产品及医疗保健服务应用而生，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由此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也随之上涨。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2018年，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914．47元增长到2469．20元，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从9．40％增长到了11．02％。据国内外有关学者研究，医疗保健消费行为受居民的收入水平、人口年龄结构、文化水平、性别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为全面了解影响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因素，本研究将结合前人的研究，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产品消费能力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找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从而引导居民健康消费，为推动吉林省健康产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为有关部门制定医疗保健产品相关政策提供借鉴。

1现状调查

通过对吉林省城镇居民进行简单随机抽样，共抽取600位居民并对其进行问卷发放以及访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8份。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行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医疗保健产品使用频率高。在所有调查者中，15􀆰22％的调查对象表示，长期使用医疗保健产品；47．4％的城镇居民表示，偶尔使用医疗保健产品，而其余37．37％的城镇居民则表示基本不用医疗保健产品。（2）消费支出水平较高。在每月平均用于医疗保健消费的调查中，花费100～299元的城镇居民最多，比例达35􀆰99％；其次是消费0～99元及以下的城镇居民；而消费300及元以上的三项合计占比29．24％。（3）信息来源多元化。城镇居民获取医疗保健信息的途径主要以网络、亲戚朋友和医生、药师推荐为主，人次分别为234人次、232人次和232人次；通过电视广告和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的相对较少。（4）消费渠道多样化。在购买医疗保健产品方面，40􀆰3％的城镇居民是通过药店；40．5％的城镇居民是通过医院；选择在医疗保健产品专营店购买医疗保健产品的城镇居民有38．6％；27．1％的城镇居民选择在超市、网络以及其他方式购买的医疗保健产品。（5）产品功能需求多样化。通过调查发现居民对各种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均有需求，如：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记忆、抗疲劳、美容、各种疾病预防和辅助治疗等，其中对免疫调节的需求最大，40．5％购买过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医疗保健产品。

2影响因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