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教育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天健工作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数据来源与经验观察

本文拟将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居民年消费量和年终储蓄余额作为因变量，分别用C和S表示。本文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从1952年到2010年，这样可以有效地检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年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及其变化，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原始数据见表1。其中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城市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及可支配收入均为1952年不变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的影响，1966—1969年我国高等教育并未进行招生。1952—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额、年终储蓄额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1952—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年消费额、年终储蓄余额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并不是持续的增长，都在个别年份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况;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波动最大，最高的增长率达到了90%，而最低为负增长40%，相比而言，居民年消费额的波动较小，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波动居中。我们发现，从图1很难看出高等教育改革是否造成招生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也无法看出高等教育改革对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及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究竟如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及高等教育对城乡居民年消费额及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变结构点检验

在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时，虽然可以将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开始年份作为天然的分界点，但是这样做缺乏实证依据，因为无法肯定1999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所以本文运用结构突变①来检验1999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变化②。用NHEE表示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并对其取对数，形成新的序列LNNHEE;选用Banerjee等(1992)提出的循序检验法来检验LNNHEE序列的结构突变。根据该方法，通常选取的检验范围为k=［0．15T，0．85T］，其中T表示样本数，在此范围内利用虚拟变量循序检验结构突变发生的年份，其检验式为:ΔLNNHEEt=ρLNNHEEt－1+μ+αt+βΔLNNHEEt－1+γDt+utut～IID(0，σ2)从检验得到的ADF值序列中选择最小值，同相应的临界值比较，检验单位根零假设，其中虚拟变量Dt分两种情况。情况1为均值突变型:Dt=0t≤k1t＞{k情况2为趋势突变型:Dt=0t≤kt－kt＞{k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在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确实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么便可以据此将1999年作为分界点来分析其前后不同的影响。在进行结构突变检验之前需要确定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分别对1970—2010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这两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为了消除数据中异方差的影响，对NHEE、C及S数据序列进行取对数变换，新变量记为LNNHEE、LNC及LNS。首先，依据AIC准则对序列LNC、LNS及LNNHEE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LNC、LNS及LNNHEE的水平值序列均不平稳，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同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根据EG两步法，对LNC和LNNHEE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e1;对LNS和LNNHEE进行OLS回归，得到残差e2，并根据AIC准则对这两个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3。从结果来看，残差e1和e2的ADF检验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同为I(0)序列。序列LNC和LNNHEE是(1，1)阶协整，序列LNS和LNNHEE也是(1，1)阶协整。由此便可以对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数据生成进行结构突变检验，本文采用循序检验法，运用EViews6进行编程对序列LNNHEE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1970—201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出现了均值突变，但并未出现趋势突变，变结构点恰恰就出现在1999年，这正好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时间相吻合，结果见图2。这说明在1999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以及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协整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图2LNNHEE序列5%临界值下的均值突变四、高等教育改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主要表现为招生规模扩大和收费上涨。虽然招生规模在1999年之前已经开始有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招生人数的变结构点出现在1999年。同时，收取学杂费是在1999年全面铺开，之前学杂费几乎为0，并且缺少关于学杂费的统计资料，所以本文以虚拟变量D来表示收取学杂费的影响，取值为:D=0t＜19991t≥{1999同时在模型中引入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和学杂费的交叉项作为自变量，以此来综合检验高等教育改革对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影响，将其表示为D×NHEE。由于影响居民消费及储蓄的主要因素为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所以模型中引入实际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将名义支出法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名义税收总额，再根据基期的价格进行标准化，得到实际可支配收入(李子奈等，2010)，记为RDI。构建模型:C=c1+α1NHEE+β1D+γ1(D×NHEE)+ω1RDI+ε1(1)S=c2+α2NHEE+β2D+γ2(D×NHEE)+ω2RDI+ε2(2)1．1952—1965年的实证检验由于的影响，我国在1966年至1969年这四年间的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0，所以本文将数据分为1952年—1965年和1970年—2010年两段，并且首先对1952—196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这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不收取任何学杂费，而且对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补贴(晏成步，2011)，所以不考虑学杂费的影响，将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其模型为:C=c1+α1×NHEE+ω1×RDI+ε1(3)S=c2+α2×NHEE+ω2×RDI+ε2(4)运用EViews6对模型(3)和(4)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1952—1965年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对居民年消费量与年终储蓄余额有着显著的影响。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居民年消费量就会下降90069．71元;而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成正比，每多招收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全国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就会增长4516．98元。可以看出，在当时，高等教育挤出了居民的消费，而提高了储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需要大量的投资，且基本上是由国家来完成，而这种投资挤出了一部分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收费，且一旦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将来能够得到可观的收入，所以居民有着较大的意愿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储蓄。2．1970—2010年的实证检验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用AIC准则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1970—2010年我国居民年消费量、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和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都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由于高等教育招生人数的结构突变点出现在1999年，可以依据模型(1)和(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除了学杂费对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变量都对因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看，在高等教育改革前，其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正相关，每多招收一名，居民年消费量增加49441．98元;而高等教育改革后，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学生，居民年消费量减少76368．56元。对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来说，高等教育改革前，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其成反比，每多招收一名学生，储蓄余额下降107000．7元;而改革后，双方的关系却呈现正相关，每多招生一名学生，储蓄余额增加152235．6元。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对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与居民年消费量的关系及其与居民年终储蓄余额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1970—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的变化是居民年消费量及居民年终储蓄余额变化的原因。

结论与讨论

1消费教育的现状调查

在142名调查对象中，主动关注电子传媒(电脑、手机、电视)消费类广告的约占30%，从消费购物渠道看，网购成为中学生消费的时尚。从调查的情况看，中学生消费带有很强的年龄心理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偏差。

1．1社会消费教育的责任意识淡薄

据统计，我国现行的广告类法律、法规共计300余部，但基本没有涉及未成年人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广告基本准则》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电视广告播放审查》规定中小学生节目应避免播出不适宜中小学生的广告，但《广告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中针对中小学生的均为空白［2］。笔者所调查的该市更没有针对中小学生消费的相关实施条例或细则。可见，我国广告行业的自律意识、责任意识并不强［3］。

1．2学校消费教育零星存在

通过走访和调查发现，学校消费教育零星存在，但有偏差，也失之简单。通过翻阅所调查学校近3年的工作计划，特别是主管德育的副校长和班主任的工作日志，没有发现相关专门的主题活动记录。可见，学校和班级层面没有将消费教育纳入常规教育。学校对学生消费比较重视的是对学习资料购买问题的管制，学校统一购置学习用品和学习资料。不过，与学校的要求相比，学生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如“你对学校订的学习资料和校服怎么看”，学生们认为“符合学生要求”的只占14%左右，认为“基本符合学生要求”的占46%，认为“不符合学生要求”的占19%，认为“很不符合学生要求”占20%。虽然学生的某些认识或许有其角度和立场偏差，但仍可看出，学生对学校的消费教育及措施的认同度不高。

本文作者：刘焱宋妍萍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结构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是指3－6岁儿童家庭为满足幼儿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教育需求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有学者根据教育支出所涵盖的范围，将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分为基本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扩展教育支出①。本研究显示，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结构主要由园内消费和园外消费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园内消费包括基本教育支出（含保教费、学习用品费和伙食费）和选择性教育支出（含捐资助学费和幼儿参加园内兴趣班等“其他费用”）。园外消费为“扩展性教育支出”，主要包括为孩子购买玩具、图书、音像制品以及在园外上兴趣班、请家教的费用。园内消费与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之和构成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家庭支付的幼儿园费用平均为993．73元／月，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均值为461．19元／月，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为1454．92元／月。园内消费占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68．3％，园外消费占31．7％，表明幼儿园费用支出是家庭学前教育消费的主要方面。在园内费用支出中，保教费所占比例最大，以“幼儿园费用”进行计算，保教费所占比例为54．3％。本次调查中有41．2％的家庭园内消费包含选择性教育支出，支出均值之和为476．37元／月，费用超过基本教育支出的一半。有园外消费的家庭比例高达73．8％，其中71．4％的家庭每月平均消费127．34元用于购买玩具、图书和音像制品，41．9％的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园外兴趣班、家教费用333．85元。由表1中的标准差得知，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保教费”和“捐资助学费”方面。进一步分析家庭的保教费支出发现，69％的家庭费用支出均值在455元／月以下，10％的高费用支出家庭保教费达到900－5700元／月，但仅有2％的家庭保教费在1500元／月以上。具体分析高保教费支出家庭子女所在的幼儿园类型显示，48．4％的家庭子女就读于民办园，24．7％的家庭子女在教办园，22．4％的家庭子女在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在捐资助学费方面，73．1％的家庭此项支出为280元／月以下，10％高捐资助学费支出家庭的此项费用达到650－8000元／月，但仅有1％的家庭其捐资助学费在1000元／月以上。在这10％的高捐资助学费支出家庭中，有58．4％的家庭子女就读于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占31．5％。方差分析显示，民办园家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的捐资助学费支出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幼儿园。可以说，“入园贵”主要贵在民办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园的捐资助学费用。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

中国国家统计局通过住户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以本次调查中样本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情况来看，一年中10个月的园内消费支出约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12个月的园外扩展教育消费支出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9％。总体而言，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总消费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家庭的收入情况不同，其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也存在差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至8500元之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62万元和3．73万元之间。②以此为依据，本研究将样本家庭按收入阶层划分为，贫困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低收入家庭：月收入3000－5000元，中等收入家庭：月收入5000－10000元，高收入家庭：月收入10000元以上。根据样本提供的数据，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情况如下表从表2明显可以明显看出，家庭的园内消费和园外消费支出均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增大，但是家庭的支出负担却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减小，即家庭收入越低，其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越重。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平均为888．41元／月，高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平均为2583．7元／月，后者约是前者的3倍。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约为34．67％，即家庭将1／3的收入用于子女的学前教育；而高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18．17％。面对当前的园内消费支出情况，分别有66．4％和49．6％的贫困、低收入家庭认为是在勉强承担，9．1％的贫困家庭和3％的低收入家庭认为承受不了、难以应付。而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中认为完全能承担的比例达到60．5％、75．2％，勉强承担的家庭分别占36．3％和20．1％。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民消费教育体系初探

作者：李志刚吴…文章出处：论文网时间：200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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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消费教育体系初探

《宪法》指出：“国家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趋势的到来，我国消费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者问题日趋多样化、复杂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消费者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国民消费教育事业，根本改变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和经营者依法经营水平，努力化解消费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转变观念，加强对国民消费教育工作的引导和领导

一、引言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应该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改善文化供给侧，拉动文化内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费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消费的价值指向则是观察人们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人们总是在满足温饱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扩大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提升中国居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2]包括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文化教育消费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3]鉴于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属性、消费本质、消费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点研究文化教育消费。文化教育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服务的消费，包括接受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兴趣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参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学习活动。[4]按照消费层次，消费可以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三大部分。生存消费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人们优先满足生存消费；但是在生存消费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消费活动，而发展消费的核心是文化消费，它是消费结构中发展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5]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时，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6]

二、文化教育消费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消费支出保持全面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正在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在中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7]本文从1993年开始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1993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更加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8]文化教育供给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教育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旅游、娱乐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终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费上，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见图1。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比重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比重呈“波浪式”变动，但总体变化平稳，从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与2014年又缓慢上升到42%，虽然城镇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在40%以上，仍是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数据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总体上，教育消费作为居民家庭基本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是促进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文化消费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化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已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费观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给、社会保障等，下面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文化教育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继红通过对江苏省农民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对364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4%，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为153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88%。[10]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几乎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可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加的经济基础。第二，居民消费观念。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书传家是每个家庭的期望，每个家庭都希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层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视，高学历高技能成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投资子女的教育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重头戏。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的43.5%是为子女教育支出准备的。可见，中国居民教育消费观念是支撑文化教育消费不断增强的主观基础。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产业供给部门多数仍然作为事业单位，文化教育产品的供给受到政府政策的较大影响。20世纪末，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将原来单独有国家承担的教育成本改为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其中学杂费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教育部门学杂费收入3737亿元，比1997年名义增长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远远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据供求一般规律，商品(服务)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但是不同商品（服务）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将价格变动时，需求量不变的情况定义为需求弹性为零，将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情况（即弹性系数小于l）定义为缺乏弹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弗森的研究结果，学费的变化对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3，属于缺乏弹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但教育市场仍处在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学杂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对入学率产生太大影响，教育产品的价格增加进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可见，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基础。第四，文化教育供给。文化教育供给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费。1999年以来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737.8万人。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中小学机构数以及各类民办机构也逐年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为居民教育消费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教育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教育消费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配给制”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没有或缺乏直接联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费供给集中在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兴趣教育相对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动因是升学和就业。教育产品供给种类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供需的错位直接影响文化教育消费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费供给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五，社会保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用自己一生的整体收入来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通过储蓄工作时多余的收入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人们会倾向于将当前用于保障未来的储蓄适当减少而转化为当前消费的增加。[11]目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够将工作阶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当期进行消费，客观上能够增加当期的文化教育消费。所以，社会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费的保障基础。

为普及消费知识，提振消费信心，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根据省工商局《关于开展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工作的指导意见》（*工商办〔____〕__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工作的领导，市工商局成立××市工商局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工作办公室，由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分管副局长任副主任，消保科、办公室、_____指挥中心、消委办、信息中心、个私协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消保科负责牵头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各县市区局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工作目标

通过对广大消费者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普及消费知识，提高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积极促进和谐消费；通过对生产经营者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提高其诚实守法意识和自律能力，以其合格的商品和规范的服务对消费者负责；通过对行业协会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更好地发挥行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有效规范行业行为，更好地服务消费者；通过开展消费宣传教育和消费引导活动，提振消费信心，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效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三、工作措施

教育政策是实现整个国家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政府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发展不同途径和方向的选择，其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从1985年开始的教育体制改革到2006年这22年间，年均出台88.8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促进了教育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教育消费，特别对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来说，教育政策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消费。

一、教育政策的变化发展

（一）不同类型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1、教育管理政策的内容及主要变化。一是各种宏观指导性的政策，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风貌。二是教育经费的政策，主要包括拨款、学费、国家助学贷款等方面的政策，其变化始于1985年。在这之前，中国教育财政体制主要是单一的国家供给制，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由私人分担的比重都不大。1985年后，基础教育实施财政分权改革，基础教育投资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地区教育筹资负担加重，特别是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改革提高了教育收费标准，使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变化对家庭教育消费影响较大。三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包括教育举办权、后勤社会化等问题，该政策的变化强调了教育决策的自主权、不同层次办学主体的资格以及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的问题。四是教育环境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强调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学生外出活动安全、校园文化建设等内容。

2、教育教学政策的主要内容及主要变化。教育教学政策主要包括以下5种政策：一是教学的各种具体政策，包括课程、教材、教学计划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关于教师的政策，包括教师的培养、培训、聘任等问题；三是关于学生的政策，包括学生的学习、思想、品德等问题；四是关于质量的政策，主要反映在优秀人员奖励、教学评估等方面；五是有关学术的政策，包括学术组织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对教育教学单位自主办学条件下的教学活动规范化管理，其变化对农村教育消费的影响很小。

（二）不同层次划分的教育政策变化分析

摘要：金融消费者教育自2008年后在全球逐步受到重视，我国也不例外。保险消费者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已逾十年，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在金融市场创新层出不穷，互联网保险产品创新不断的现在，如何从风险防范出发进行保险消费者教育，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十分必要，因为理性科学的消费者是保险市场做大做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互联网保险；风险防范；消费者教育

“爱国爱家，从一份保障开始”是2019年保险公众宣传日的年度主题，自2013年起，我国已经连续6年开展“保险，让生活更美好”公众宣传活动。监管部门希望以这样一种通俗的消费者教育形式来提高社会大众的保险知识水平和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实现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与消费者教育情况

（一）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现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加强金融风险教育，也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我国也不例外。在较严格的监管语境下，2010-2019年我国的保险市场依然取得较好的发展。我从中国银保监会网站上统计和整理市场从2010到2019年1-5月的市场经营数据、各地保费收入以及监管部门统计的投诉情况，以此考察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商业保险是现代金融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凸显在保险风险分摊、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上，近年来国家对于保险行业的这些功能愈发看重，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不断提及要发挥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职能。近年来，伴随保费规模持续上涨的是各年保险的赔付支出与给付支出的稳步上升。以2018年为例，赔款和给付支出12297.87亿元，同比增长9.99%，保险业在对社会经济保障方面的确发挥出了一定作用。纵向比较近十年来我国的保险深度和密度均呈缓慢增加趋势，到了2015年总体规模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三大保险国家。但是通过分析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指标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保险发展仍处于低水平。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映射在保险领域也是一样，近几年来排名靠前的大多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比如广东、江苏以及河南等等，与之呼应的是经济落后的省份，比如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等。（二）我国保险消费情况分析。保险是个高速发展仍有潜力的市场，在国内面临经济转型、互联网经济风行、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当下，保险业如何改变完善其原有痼疾，为增长乏力的传统渠道增添助力；如何迎合数字金融时代下消费者消费习惯和支付行为的变化，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都是我国实现保险业持续发展道路上需要扫除的障碍。伴随着我国原保险费增长的是我国保险消费投诉涉及金额和件数的大量增加，具体情况见图1。从统计情况来看，保险合同纠纷占据保险消费者投诉的绝大部分，涉及类型有：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及侵害消费者求偿权。诉讼是其中最常用也是比较有效地解决方式。但是随着保险合同纠纷数量爆发式增长，大量保险合同纠纷的审判执行率、效率、成本方面都不尽如人意。特别是2013年后，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台风生水起，互联网保险交易量与日俱增，合同纠纷也随之猛增，但由于涉及的金额较小，消费者权益受损后往往后自认倒霉，而极少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

二、我国保险消费者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教育市场已经存在并快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教育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发展完善，学生是消费者的身份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已经存在，我们不能由于把学生当作消费者会产生某些负面影响而否定学生消费者身份的事实。当然我们必须得认识到学生是拥有多重身份的，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受教育者”“被管理者”外，“学生既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又是教育服务的资源供应者、合作生产者及最终受益者”。［1］承认学生消费者身份并不代表就替换了学生其他的身份，只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学生被贴上了一个新的时代标签。

一、学生消费主义

学生消费主义（StudentConsumerism）的显著标志就是学生作为消费者，那么学生消费主义的内涵就仅仅指的是“听学生的”“学生说了算”等观点吗？诚然，国外有很多学者在解释学生消费主义的时候就体现了学生绝对中心的观点，如美国弗利吉亚大学教授MarkEdmundson对其这样描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不上课……课程太难？不要紧，即使不及格也能通过，学生可以有多种选择，既然学生已经付费，为什么不能尽量取悦学生？［2］很显然，这是对学生消费主义的一种狭隘的理解，学生消费主义的显著标志的确是学生作为消费者，那么如果把学生当作消费者，学校就一定要迎合学生吗？那么学生消费主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学生消费主义的观念首先萌发于美国，并在70年代得以成形。里斯曼是最早提出“学生消费主义”观念的人之一，里斯曼指出：“我常谈及在高等教育中‘学生消费主义’的发展，它包括日益增多的学生对学院的诉讼和联邦政府通过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已保护学生的权益。”［3］学者们最早对学生消费主义进行解释时，把学校和学生的关系界定为“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学生购买学校所提供的教育，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需求提供服务。在这种关系确立的前提下，更加关注学生的权利，如学生应具有获取知识、选择专业、选择教师和安全保障等权利。他们所理解的学生消费主义似乎更倾向于强调学生消费者权利的消费者主权理念，强调以学生为本。在9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们倾向于把学生消费主义置于引进新自由市场理念和新管理原则的时代背景下来构建概念，它的核心宗旨是侧重于竞争，并以此来提高教学的效率和生产力，培养灵活的学生劳动力和学生个人的经济机会，而不是注重群体福利。［4］学生消费主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把学生作为消费者并保护它的权利，它开始关注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倡导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形式［5］；为了在高等教育市场中竞争，大学和学院逐渐的“公司化”［7］，大学为了保持竞争力，他们“展开策略性的计划、了解市场环境、稳定或缩减成本、纠正低效率、尽可能地保持弹性最大化”［8］。在2015年最新一篇关于学生消费主义的研究中，作者就指出学生消费主义不仅仅包含学生作为消费者的隐喻，同样还包含高等教育作为市场的隐喻、大学机构作为公司的隐喻。［9］综上，学生消费主义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外延和内涵都在不断扩大。学生消费主义不仅仅包括最初的学生消费者主权倾向的含义，还包括了高等教育市场化、大学公司化、政府放权化的诉求。其核心价值观是以学生为本，提倡高等教育在激烈竞争中发展。

二、学生消费主义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学生消费主义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相当深刻。美国从60年代末开始，面对教育设施相对过剩、财政危机、生源减少等问题，各校之间、各系科之间为争夺生源而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竞争。里斯曼在68年就率先提出“在学生消费者时代下，教授团体的权威将会下降……并且讨论了教育市场新的优势获得来自于学生。高校从强调学术价值到强调学生消费者这一转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两大方向之一，另一次转变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现代大学取代古典学院”。［10］到了70年代，学生作为消费者的表述在美国获得主导地位，当时尼克松当局在大学中引进不同的竞争机制，导致学费不断上涨，学生付费上大学这一行为，进一步塑造了学生消费者的形象。日本旅美学者喜多村和之在对美国70年代出现的新情况做出研究后，在80年代末就提出了大学将由“教师的大学”转向“学生的大学”，并且他提到：“大学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到学生消费者主导的时代到来这一改变的话，大学早晚会被淘汰。”［11］在澳大利亚，80年代末也出现了国内和国际学生机构之间竞争的激烈形势，因此人们认为澳大利亚的大学也因从传统的大学转变为以学生客户为中心的经营企业。［12］80年代的英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准市场和其他形式的竞争形成以及外界利益相关者的问责不断加强，这些都改变着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学生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的核心。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到了2007年依然占据主导，此前英国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DavidWil－letts就提到英国大学之能够发展，就是因为政府坚持把学生当作消费者的理念。［13］然而，对于消费主义向教育领域的渗透，很多学者也指出学生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学者黄福涛就指出：“消费主义会导致学生们为工作而忧虑，不管他们主修什么科目，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未来就业做准备。”这导致“人人只关心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责任感”［14］，在学校方面，学生消费者主义对大学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EricGould也提到同样的事实：现在公司化的大学，更注重有交易价值的知识—即能在工作中发挥作用的知识，而很少注意有抽象意义的人文知识—即价值观判断、道德伦理、文化审美等。［15］总之，学生消费主义对高等教育变革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表现是，第一，教育高消费观得到认可、扩散与流行，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形象得到加强。第二，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明显，并且高校之间竞争激烈。第三，政府开始放权，做教育管理的守夜者。当然，学生消费主义同样具有负面影响，如大学办学宗旨以利益为导向，高校更多地专注于应用性的研究和教学等等。

三、反思：高等教育发展应该遵循学生消费主义理念吗

一、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的产生

自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摸索一条海外求学之路，出现了留洋现象，后来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海外求学之路一直没有形成气候甚至曾出现一度中断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出现了留学史上最大的一次境外消费浪潮，从此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增加，在我国加入WTO后，出国留学人数更是呈喷井之势，据有关统计，在2001年，我国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各类境外消费人员已逾200万人，归国人员35万人。

二、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

1、我国出国留学生以自费生为主，境外消费的目的国多集中在欧美地区

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总量庞大，21世纪伊始之时，其中的个人消费也就是自费生大约70%，之后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数量逐年增加，个人消费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到2010年，其中的个人消费比例已经超过80%，自费生的高占比导致了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存在。在地区选择上，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偏向于西方这些经济发达、高等教育水平先进的国家，排名前几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起步较早，由于国家在政策上对发展教育服务贸易的的大力支持，国内政治形势稳定，加之教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因此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出国留学人员多以自费生为主，另一方面，我国留学生多选择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国，这些国家的留学费用普遍偏高，两方面原因导致我国境外消费服务贸易存在巨大逆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我国境外消费教育服务贸易实为一块短板。

2、来华留学生大部分来自亚洲邻国，留学人数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