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差距范文10篇

收入差距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分化体现出来。据分析，城乡居民名义消费支出差额从1990年的406元扩大到了2012年的7000多元，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比从1990年的1．7∶1扩大到2012年的2．16∶1，所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江西省城乡消费差距的变动与之呈现同步变化的态势（如图1），而且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

1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分析

江西省城镇和农村具有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镇居民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江西省工资性收入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0％，因此消费的稳定性较强。而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江西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区省份，农业的产出和农民的收入都非常不稳定，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因此消费支出的非稳定性波动十分明显。由图2可知，1990—2012年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和消费差距（根据历年江西统计年鉴整理得出）费差距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可以用线性方程拟合。因此，可以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储蓄意识较强，最终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得到潜力巨大的农民群体的支撑。

2江西省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1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本文所有数据都取自于《江西统计年鉴（1991－2012）》，具体的计量分析采用Eviews6．0完成。在模型的设定上，用y表示城乡消费差距，具体数据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减求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用x来表示，具体数值由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出。

2．2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于非平稳序列的方程估计，容易造成不能预测未来信息的“伪回归”，因此本文先采用ADF检验方法来判断，其中最优滞后期根据AIC和SIC准则自动选取。由图2可以看出，两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ADF检验选择既含有趋势项又有截距项。由表1可知，lny和lnx序列不能拒绝原假设，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二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确定二者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本文作者：赵黎明史云鹏贺颖工作单位：天津大学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城乡消费差异影响因素模型的设定史云鹏、赵黎明、贺颖（2012）在研究城乡消费差异时，基于凯恩斯线性消费函数讨论了其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关系［1］。本文认为，借鉴其思路可考察城乡消费差异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在其推导过程中，线性形式的消费函数不是必须的。我们以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作为出发点，即认为收入是消费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有：Ci=fi(Yi)（i=1，2）这里我们用Ci和Yi分别代表人均消费及人均可支配收入。下标i=1，2则表示城镇与农村地区。以两者消费之比（C1/C2）反映城乡间消费差异（DOC），则：DOC=C1C2=f1(Y1)f2(Y2)将上式分母简单变形，即有：DOC=C1C2=f1(Y1)f2((1/(Y1/Y2))Y1)即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同时包括Y1和Y1Y2两项。值得说明的是，在计量分析中，当我们在考虑Y1对消费差异的影响作用时，实际上是假定Y1Y2不变，也即Y1改变意味着Y1和Y2在同比例变化，即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发生变化。因此这里将Y1替换为其他代表地区全体居民人均收入的变量是可行的。考虑到统计数据的提供情况，本文以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DOI）代表城乡收入差距，即公式中的Y1Y2，以人均实际GDP（A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反映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情况，则有：DOC=f(DOI,AGDP)在设定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时，如果同时考虑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及其与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项，则共有四种情况可供选择（在这里为了避免异方差的影响，将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ε（1）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3(lnAGDP)2+ε（2）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4lnAGDP×lnDOI+ε（3）lnDOC=β0+β1lnDOI+β2lnAGDP+β3(lnAGDP)2+β4lnAGDP×lnDOI+ε（4）上述各式中，β1代表收入差距对消费差异的影响弹性，收入差距加大，则消费差异也应扩大，因此预期β1符号为正。β2代表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弹性。当人均实际GDP提高时，如果城乡收入差距DOI不变，则表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比例提高。考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消费受收入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每一单位的收入增加量所带来的消费增加量是递减的。本文认为，对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也可以用比例的形式进行表述。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变化一定比例所导致的消费变化的比例是递减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般高于农村居民，因此两者同比例增加时，则城镇居民消费增加的比例要小于农村居民。因此，预期人均实际GDP对消费差异有负向影响，即β2为负。更加深入的考察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消费差异的关系。首先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变时，人均实际GDP对消费差异的影响作用应是递减的。同样基于边际消费递减规律，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消费的增加是递减的，也即随着收入的无限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量均会逐渐减少，两者的消费之比最终会趋近于1。因此经济发展对于消费差异的影响应该逐渐减弱，反映在系数上即β3应为正值。其次，随着人均实际GDP的增加，收入差距对于消费差异的边际效应也应是递减的。其原因在于，在城乡居民均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的前提下，收入差距的变化所导致的消费差异的变化应该是较小的，因此人均实际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且β4符号为负。综上，在考虑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各种存在形式后，本文认为，以上四种模型都是有可能成立的（史云鹏、赵黎明、贺颖（2012）的城乡消费差异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与模型（1）和模型（2）类似，但未考虑模型（3）和（4）的情况［1］）。因此最终哪一种更适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加以检验。（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函数关系的设定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中提出了描述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也即收入分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先恶化再改善的变化情况。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便是其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提示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间接影响。因而有必要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与以人均实际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纳入库兹涅茨假说的框架之内予以验证。但具体分析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时，以下三方面是需要予以考虑的：首先是自变量的选择问题。在少数验证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库兹涅茨关系的研究文献中，自变量中除了包括以人均实际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还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变量。本文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万广华（2004）认为，库兹涅茨假说是一个描述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一般化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理论，因此只涉及一个解释变量——经济发展［5］。其次，关于数据问题，Kanbur（2000）建议使用纯时序数据以避免异质性的影响［6］。但此时数据的稀缺性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陈宗胜（2002）认为，在资料不充分时使用面板数据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7］。借鉴该思路，本文选择中国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以充分扩大样本容量。最后，关于函数形式的选择问题。现有的经验研究多数使用收入或收入对数的二次方程形式。这类模型存在两个缺陷，首先一般的线性模型在收入均值为零时总是会预测出一个很高的收入差距水平，而这是不恰当的。其次，由于仅包含两个斜率参数，因此曲线没有拐点或仅有一个拐点。而对于转型经济体来说，不平等曲线可能有两个甚至更多个拐点，因此，传统的线性模型对于现实的描述是不准确的。Ram（1995）［8］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模型用以描述库兹涅茨曲线，即：INEQ=(1-e-β1Y)e-β2Y其中INEQ代表某种衡量不平衡程度的指标，Y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该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当自变量的平均值为0时，模型预测的不平等程度为0。但该式反映的函数关系仍然仅有一个拐点。万广华（2004）［5］在Ram设定的函数式中加入经济发展的水平项与二次方项，即：INEQ=(1-e-β1Y)e-β2Y+β3Y+β4Y2该式一方面具有多个拐点，另一方面仍然保证了收入均值为零时不平等程度为零的特点。但这种扩展并未得到理论的支持。因此，在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函数关系不明确时，非参数估计方法便成为了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本文采用非参数局部多项式估计方法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时，不要求预先给定模型的确定形式，即一般性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示如下（这里我们仍将相关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lnDOI=m(lnAGDP)假定m(lnAGDP)在lnAGDP0处p+1阶导数存在，则可将m(lnAGDP)在lnAGDP=lnAGDP0处进行泰勒展开：m(lnAGDP)≈m(lnAGDP0)+m′(lnAGDP0)(lnAGDP-lnAGDP0)+⋯+m(p)(lnAGDP0)p!×(lnAGDP-lnAGDP0)p此时有：lnDOI=m(lnAGDP0)+m′(lnAGDP0)(lnAGDP-lnAGDP0)+⋯+m(p)(lnAGDP0)p!(lnAGDP-lnAGDP0)p+ε令γj=m(j)(lnAGDP0)j!，则有：lnDOI=γ0+γ1(lnAGDP-lnAGDP0)+⋯+γp(lnAGDP-lnAGDP0)p+ε该式可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局部拟合，即最小化：∑i=1n{lnDOIi-∑j=0pγj(lnAGDPi-lnAGDP0)j}2×Kh(lnAGDPi-lnAGDP0)I(|lnAGDPi-lnAGDP0|h1)其中，Kh(⋅)=K(⋅/h)/h；h为控制局部邻域大小的带宽；K(⋅)为核函数；I(⋅)为示性函数，当括号内的不等式成立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若K(⋅)为［-1，1］上的核函数，上式可进一步简化为：∑i=1n{lnDOIi-∑j=0pγj(lnAGDPi-lnAGDP0)j}2×Kh(lnAGDPi-lnAGDP0)本文采用Silverman（1986）［9］的方法确定带宽，选择Ep⁃anechnikov核函数K(u)=0.75(1-u2)，该函数为能够使得MSE与MISE达到最小的最优核函数［10］。根据多项式阶数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规律，即多项式阶数与待估计函数的导数阶数之差由偶数增加到奇数时，方差不增的特点［11］，本文具体选择局部线性回归对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本文数据区间为2000年至2010年，并使用了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不包括重庆）。相关数据由名义值向实际值的转换均是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的。对城乡消费差异影响因素模型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即通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以更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采用局部线性回归进行估计时，由于纳入模型之中的不同省份可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性，本文借鉴许冰、章上峰（2010）［12］的研究方法，即首先基于样本数据构造一个包含固定效应的二次多项式模型，得到省际的固定效应值，然后将剔除固定效应影响之后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与人均实际GDP进行局部线性拟合。如果以上两部分的实证检验能够证明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异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而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均存在，则进一步将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实际GDP作为城乡消费差异的唯一影响因素，仍然通过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实证研究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本文相关数据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相应年度统计年鉴收集整理得到。

实证分析

（一）城乡消费差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研究为了准确对上述建立的城乡消费差异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对其进行一系列相关检验。表2中的检验结果表明，F检验与Hausman检验均显著地拒绝了原假设，即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是较为恰当的。由于本文的样本不是典型的长面板，无法对扰动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对各模型的估计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法（FE）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如表2所示，城乡收入差距项在四个模型中均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收入差距是消费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两者正相关。人均实际GDP项在四个模型中也均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经济的发展的确能够缩小城乡消费差异，这也验证了本文之前的假设。以上两个因素在改变模型的设定形式时均未改变显著性及符号，即说明估计的结果是稳健的。同时人均GDP的平方项在模型（2）中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而将显著性水平降低到10%的水平时，其在模型（4）中的系数也为显著，系数同为正，因此可以看出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也是模型的一个解释因素，即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消费差异的影响确实存在边际作用递减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均实际GDP平方项的系数绝对值在两个模型中均较小，这说明边际作用递减虽然存在，但是幅度较小。收入差距与人均实际GDP的乘积项在模型（3）和（4）中均不显著，即人均实际GDP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未在样本中有所体现。本文推测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人均实际GDP水平较低所致。收入差距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必须建立在人们的收入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因此人均实际GDP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交叉作用项在样本期内不显著。当然收入水平较低也是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系数尽管显著，但绝对值较小的原因。综上，本文认为，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应该有三项，即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实际GDP及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因此，模型（2）作为描述城乡消费差异影响因素的模型是较为恰当的。同时，模型（2）的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要高于忽略了人均实际GDP的平方项的模型（1）。值得说明的是，无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2），都证明了经济发展水平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一个影响因素，且其在控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础上，作用为负。（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为了确定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形式，首先对两者建立一个包含固定效应的二次多项式模型，利用得出的各省不同的固定效应值对城乡收入差异的对数值进行调整，再对两者进行局部线性回归。此时我们计算得到的最优带宽为0.2，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结果可知，随着人均实际GDP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水平有扩大的趋势。从人均实际GDP的最小值开始，城乡收入差距先后经历了加速扩大、减速扩大、加速扩大、减速扩大的过程，在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大约为10.168左右时，曲线达到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转为平稳。在人均实际GDP的对数值为11.241左右时，曲线达到第二个转折点。该点之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减小。图1中曲线的形状总体上是一条倒U型曲线，也即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实际GDP之间确实存在库兹涅茨关系。同时，曲线的形态也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多个拐点，也即传统的线性模型对于观测数据的拟合可能是不完美的。图1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实际GDP关系综合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是经济发展直接作为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二是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间接对消费差异产生影响。前者本文称为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直接效应，而后者称为间接效应。直接效应一直为负，间接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渐转为负向。（三）城乡消费差异与人均实际GDP之间关系研究前述分析得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消费差异的作用结果表明，在不对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进行区分时，直接将人均实际GDP作为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因素是可行的。同时，由于在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人均实际GDP的提高而扩大时，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方向不一致，那么在样本期内，经济发展与城乡消费差异的关系究竟如何，则依赖于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的直接分析。这里我们仍使用非参数的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城乡消费差异与人均实际GDP的关系一般性地表示为：lnDOC=n(lnAGDP)在去除各省固定效应的基础上，仍然采用局部线性回归法对上式进行估计，此时最优带宽的计算结果为0.2，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图2城乡消费差异与人均实际GDP关系由图2可知，随着人均实际GDP的提高，城乡消费差距总体上也呈现先加大后减小的趋势，转折点位于对数人均实际GDP为10.769左右，早于图1的第二个转折点。曲线显示城乡消费差异与人均实际GDP之间的关系同样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即在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的共同影响下，城乡消费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Atkinson（1999）认为，如果接受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政府的干预就是无效的［13］。从长期来看，整个经济会自然而然地走出这一困境。类似于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假说，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消费差异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关系。但社会对发展不平衡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如果认为政府在面对城乡的不均衡发展时不应放任自流，而应采取措施主动干预，则将此处关于城乡消费差异与人均实际GDP关系的分析与前述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均实际GDP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便能够得到较有价值的结果。我们认为，可将各省市按照实际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省份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已开始缩小，则此时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差异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为负；第二类省份伴随着经济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仍处于扩大阶段，即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差异的间接作用为正，但小于直接作用的影响，因此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异；第三类省份与第二类省份相同，仍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随着人均实际GDP的提高而扩大的情况，但经济发展对城乡消费差异的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即总体看来城乡消费差异随着经济发展而扩大。基于以上分类，有关部门在处理城乡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将着眼点放在城乡消费差异问题上时，其政策重点就应有所区别。对于第一类省份，经济发展无论是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异，均能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应作为政策的重点。第二类省份则应在优先发展经济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间进行权衡；而第三类城市由于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及消费差异的影响均为正，因此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消除城乡间的不均衡，统筹城乡发展上来。

本文通过构建城乡消费差异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模型，将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异纳入统一模型框架之内进行研究，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城乡消费差异不仅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加大城乡消费差异，而人均GDP的提高将会缩小城乡消费差异；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两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存在多个拐点，并且样本期内经济发展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作用已经出现；同时考虑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及城乡消费差异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对于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间接作用于消费差异，即间接效应。该效应经济发展初期为正，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转为负向；二是直接对城乡消费差异施加影响，即直接效应，该效应始终为负；经济发展与城乡消费差异之间的关系也呈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城乡消费差异随着人均实际GDP的提高而扩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消费差异转而缩小。最后，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根据各省市的发展情况，对其进行了分类，并对不同类型的省份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果认为政府在面对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时，应主动作为，则本文的结论及提出的建议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受限于研究方法，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即假定各省市关于城乡消费差异、城乡收入差距及人均实际GDP的函数关系都是相同的，并未考虑省际差别。因此，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如地理加权回归法进行分析就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所在。

本文作者：孙琳高劲工作单位：上海海事大学

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1.从储蓄动机方面看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我国居民的储蓄动机主要包括预防性储蓄和遗赠性储蓄。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超出其收入承受能力范围的储蓄计划就无法执行。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预防性储蓄的范围会增加，储蓄的数额也会随之增多，以避免因发生意外事件对家庭造成影响。在居民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且已有足够的预防性储蓄后，还会开始为下一代进行储蓄，我国居民中这种遗赠性储蓄动机尤为突出，而且高收入者的遗赠储蓄倾向尤为突出。因此，高收入水平者在新增收入中进行遗赠性储蓄的比例就要远远高于低收入水平者。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收入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和遗赠性储蓄倾向要高于低收入居民。即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2.从平均消费倾向方面看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消费收入方程可以表示为:C=C0+aYd式中C表示消费，C0表示自主消费，a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表示即期可支配收入。由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可知，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居民和家庭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的需要必然消费大部分的收入。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居民就开始进行储蓄，为日后人生阶段的消费和预防性需求做准备，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因此，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下降。整理上式可得:C/Yd=CO/Yd+a。其中C/Yd表示平均消费倾向。自主消费函数Co是常数，边际消费倾向a也是常数。从上式可以看出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即期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减小。因此，一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储蓄占收入的比重越高。因此可以推出高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终上所述，如果收入分配极不均匀，收入集中于少数高收入阶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就会下降，从而抑制消费需求，使消费长期疲软和不足。

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

1.全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社会最终消费率为了进一步确定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X作为自变量，以消费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即全社会最终消费率Y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Y=a+a1X+Ut。通过表1得到回归方程为:Y=86.19419－10.13373X+Ut，回归方程可决系数R2=0.770254，方程拟合得较好，也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并且回归系数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即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增加1倍时，社会最终消费率就下降10.13个百分点。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是相符合的，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会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2.省市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根据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形势、居民收入水平、地域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运用全国31个省份2000—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N=31，T=11)，以全社会最终消费率作为因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经F统计量检验和H统计量检验，建立模型形式为:Yit=ai+X’itbi+uit;i=1，2，3…;t=1，2，3…T其中ai表示31个省市的自发消费水平;bi表示31个省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表示不同省份对整体的影响(见表2—表4)。模型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和F统计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解释变量能够对被解释变量进行较强的解释和说明。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新疆等12省份(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正向影响，主要是因为在欠发达地区中，随着收入的增加，城市较乡村速度快，导致居民为了满足一定的生活水平而使消费需求不断增加，从而拉动了消费总量的增加，产生了正向的影响。而其他19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在这些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即使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乡村相对城市进步和发展速度仍然较慢，因此当收入差距增大时，消费需求反而减小。以上分析表明近年来最终消费率的不断下降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的假设有一定的可信性。并且，各个省份的负相关系数不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产生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

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消费需求

[摘要]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有下滑趋势，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节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

近几年来，说起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进，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下岗、失业又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城市的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低收入和靠失业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使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不振，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解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将城镇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O＜Ch＜1);设低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i，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i(O＜Ci＜1);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Ch＜Ci成立；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Y，则有Y=Yh+Yi;设β=,（0<β<1），则β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体现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为收入差距系数。

总量消费的一个关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C=[βCh+(1-β)Ci]Y（2）记C=Y（＝βCh+(1-β)Ci)

一、河南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现状

(一)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河南省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近年来都有明显的提升，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不断变大的趋势。另外，我们还可以用相对收入差距来进一步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无论是从名义量上来看，还是从实际量上来看，城乡收入比都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84年，相对收入差距从总体上看是下降的。到1984年，城乡名义收入比从1978年的3.01下降到1.78;实际收入比下降到1.64。(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城镇居民名义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名义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为以上二者的实际量之比)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城乡收入比变大，1994年名义收入比达到2.88;而实际收入比达到2.24。随后的四年间，城乡收入比再一次下降。到1998年，名义收入比下降到2.26;实际收入比则下降到1.79。而这种下降并没有在此后的几年继续下去。从1999年开始，我省城乡收入比再次扩大，到2003年达到最高水平，名义收入比为3.10;实际收入比为2.47。名义收入比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2003年以后，城乡收入比变化不大，名义收入比基本稳定在3.00左右，而实际收入比则在2.40左右徘徊。

(二)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对比

2013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达到14821.98元，是1978年的54倍;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为5627元，是1978年的68倍。虽然城镇和农村消费额都在不断提高，但城镇居民的消费的绝对量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水平。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平均消费倾向是趋向于降低的。这符合凯恩斯的假设，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带动了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我们还能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内，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要高于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与凯恩斯的理论相悖，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高收入人群应该有较低的消费倾向，而低收入人群具有相对高的消费倾向。产生这样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居民不得不拿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进行储蓄，从而导致当期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

二、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城乡人均纯收入、城乡人均纯消费以及消费率的演化轨迹

近十年中国城乡人均纯收入分别以12%和11.5%的速度持续增加，截止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109.44元和5919.01元。伴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也分别以10.6%和11.5%的比例稍滞后的同步增长，截止到2010年底，分别近似达到13471.45元和4381.82元。2002－2010年间全国整体上城乡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具体演化轨迹为:从上图中可看出: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近乎是同比例增长，而城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所以引致下文的城镇消费率下降的演化轨迹和乡村消费率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还可清晰看出两者都呈现出增长趋势。在增长速度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大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反，农村人均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均消费增长速度。且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远高于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任一年乡村人均纯收入都还不及城镇人均消费，同时2010年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纯消费还不及200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这说明，无论在收入和消费上，城乡差距都至少在8年以上。为清晰的观察各省城乡的人均收入以及人均消费的绝对值，以及各省的人均消费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中位序，在此给出2010年各省的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值和相应的排名。随着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量的绝对量的持续提高，那城乡消费率将如何演化?通过以下数据将看到:城市的消费率如今持续下降，即从2002年的0.783下降到如今的0.705①;乡村消费率展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法则，即先上升在下降的倒U型轨迹②，从2002年的0.741上升到2006年的0.789，再从2006年的0.789下降到2010年的0.740。依据空间上分布的异质性可反映时间上的连续性，故随着时间演化，乡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量持续提高，最终将重复城镇消费率的演化轨迹，则整体上任一省份较为完整的消费率演化轨迹应存在一个近似倒U型的演化片段，即先上升后下降。从上图可看出:初始城镇消费率高于乡村，在2004年后城镇消费率被乡村消费率超过，在2004－2007年间乡城消费率之差持续扩大，2007后消费率差距趋于缩小，而乡村消费率趋势符合方程LogNormal分布f=0.737+0.051*exp(－0.5*(ln(x/2006.6)/0.0009)^2)(1)因整体上的数据分析易于忽视微观和结构，下两幅图分别考察城乡在不同人均收入下消费率的演化轨迹。从上图可以看出:不同收入水平下城乡消费率演化轨迹基本上一致，前者符合线性下降趋势，后者符合倒U型。无论城乡都呈现:收入越高的省份，消费率越低。城镇人均收入大于20000和小于20000的城镇消费率，近似相差4%，2010年前者维持在66%左右，后者维持在70%左右;乡村人均收入大于5000和小于5000的乡村消费率相差6%左右，2010年前者维持在70%，后者维持在78%左右。

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和省域城乡消费差距

在2002－2010年间全国城乡人均纯收入之比大体趋势是上升的，表示为下图的星号的散点图。从2002年的3.11，上升到2009年的3.33，2010年出现下降的趋势，这9年平均差距维持在3.25，而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在2010年以后将呈现下降趋势，即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必将展现倒U型的片段。大体全国城乡人均消费之比呈现缩小趋势:从2002年的3.28下降到2010年的3.07，这9年平均差距维持在3.15左右，2002－2003年间消费比呈现上升，同样城乡消费之比也呈现倒U型片段。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相反消费差距在不断缩小。从上图可看出:城乡人均收入比在2002－2009年间呈现上升，2009年后开始下降，即倒U型片段。城乡消费比开始出现小幅上涨，接着2003－2006年间一直巨幅下降，2006年后城乡消费比轻微下降且稳定在一较低的3.1值附近。2005年前城乡消费比大于城乡收入比，2005年后城乡消费比开始大于城乡收入比。说明乡村消费率比城镇的高，乡村很多钱没用于储蓄，而是用于消费，相反城镇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持续走低。因整体上考察会丧失微观和结构上的信息，在此把城乡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比分别在三个不同人均收入的梯队下加以考察，然后看上述宏观性状是否在微观下依然保留。同时看，在不同人均收入下会显现出哪些以前没有观察到的现象法则。根据各省人均收入水平进行聚类，节点是人均收入分别为20000元和30000元，进而把省份划为三类①。从上图可看出:人均收入比虽呈现上升趋势，但后期都存在轻微下降的特点。特别人均收入小于20000的梯队，2007年后呈现出明显的下降。同时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区域，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小，即越富有的梯队，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从第二幅图看，各收入水平下，各梯队同样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存在明显的差别。人均收入小于20000的省份城乡消费比在一个高水平上下降，且下降幅度最大;人均收入大于20000而小于30000的省份在一个次高水平上下降，下降幅度次大;人均收入大于30000的梯队在一个最低水位上下降，下降幅度最小。如果空间上发展的不均匀性可反映任一区域时间上发展的连续性，那未来第三梯队上人均收入比将缩小，达到第二梯度上的低水平，进而达到第一梯队上的更低水平，这种运动过程是波动式的迂回下降。人均消费比的第三梯队未来也将重复第二梯队的低水平及低速率，以及第一梯队的更低水位和更低速率的运动轨迹。那各省城乡人均收入比和人均消费比将呈现何种演化轨迹呢?从上表可看出:人均收入低的省份(如贵州、甘肃等)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即倒U型，随着人均收入提高，中间出现一趋势不明显的徘徊期(如呈现明显下降的新疆和趋势不明显的海南和广西等)，接着进入第二个倒U型区段上，这个区段上省份有河南和湖南等，再次进入过渡阶段，如明显上升的福建、吉林及河北等;随着人均收入持续提升，最终进入高水平上的倒U型发展阶段，如上海、北京及浙江等省份。总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的差距先上升后下降，经过渡期:下降或徘徊;然后进而中间阶段，再次出现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阶段，接着进入过渡期，即上升和徘徊阶段;最后再进入第三个倒U型的发展阶段上。整个城乡收入比的演化轨迹，是一个有倒U型片段衔接成的向下延展的波，即存在迂回的向下延展，这是与传统笼统的认为:城乡收入比的演化轨迹是一个倒U型轨迹是不同的，上述更强调倒U型仅仅是演化轨迹中的一个片段。从上表可看出:上述演化轨迹表现为，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先呈现下降(如甘肃和西藏)，然后进入表征为倒U型的过渡期(如云南和贵州)及徘徊的海南和广西;接着进入明显下降区段(如河南、陕西及湖北等)，再次进入倒U型和徘徊的过渡期(如吉林、福建及广东天津);进而进入U型区段(如山东和辽宁等)，再次进入下降区段(如北京、浙江及江苏等)。可以肯定说:局部和阶段上是不存在普适性演化轨迹，如先前学者认为的倒U型和U型，W和N型，以及倒W和倒N。整体上若存在演化趋势，这种趋势是有U型、W型、N型以及倒U、倒W、倒N等波段衔接成的波动趋势，即上述都仅仅是一个片段而已，即上升后下降，下降后上升，上升后再下降，下降后再上升等等的延展过程。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分别达到19109.44元和13471.45元，乡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分别为5919.01元和4381.82元。城乡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差距为3.22和3.07。人均消费差距有缩小稳定趋势，但人均收入差距虽在2010年出现轻微下降，但这个时段内还在一高水位上上升。在过去的15年间，全国整体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年数，每年在以差距1年的速度拉大，这一直持续10年，即从1996年差距为4年扩大到2006年的12年。而从2006年到2010年这5年间，全国城乡差距基本稳定在12年左右，并在2010年有减小的苗头，即2010年中国整体城乡差距在11年左右。而具体各省省内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从图7明显看出，除四川、湖南以及宁夏外，城乡收入差距的年数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聚集性。呈现收入差距最低的省份集中在东北三省、京津、江浙沪，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省份集中在藏滇桂。城乡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地方，城乡差距越小，基本上8年左右，但第一梯队广东是个例外，城乡差距可达到13年久，说明广东虽整体和人均收入较高，但社会风险极大;收入偏低的东北三省，整体上差距比较小，辽宁和吉林分别为7年和8年，黑龙江8年。除此之外，基本上符合越富有地区，城乡差距越小，越落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如人均收入低的云南及甘肃城乡收入差距年数达到15年和14年之长。同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域，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经济发展水平最好区域，贫富差距最小，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区域，贫富差距居中”①。这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较小区域，贫富差距就会一直缩小，贫富差距一直很大的区域，差距就会扩大”。如今却显现出:“经济最发达区域，除北京个别省份外，贫富差距好像都在低水位上轻微上升;差距较大省份，除一些省份迂回外，很多在一个高水位上剧烈下降”。说明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贫富差距会缩小，但这种下降，是一延展开来的下降波。3通过对全国和各省城乡人均消费及消费率等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省份，都是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在扩大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农村消费率远高于城镇消费率，高达10%以上，如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贵州、云南及甘肃三个低收入省份，分别达11%、17%及10%，乡村消费率平均达85%，城镇消费率平均达75%;收入次高的东北三省及其他省份，城市消费率大于农村消费率，农村消费率较低，基本上维持在68%左右，城镇消费率维持在75%左右，消费率之差也维持在－9%左右，城乡收入差距较小①。收入水平较高的天津、上海及北京等省份，除天津典型外，城乡消费率差不大，基本在1%之内浮动。从上表可看出:越穷区域，农村消费率越高;越富区域，农村消费率相对较低;富有区域的乡村消费率要么很低，要么与其城镇消费率相差很小，甚至农村消费率远低于其城镇消费率，当然富有区域，一般城乡收入差距较小。还发现:最富的地区，城镇的消费率最低;最穷的地方，乡村消费率最高。在一段时间内，只要农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持续变小，城乡收入差距就不断缩小。根据城乡收入差距等级对省份重新聚类，把2010年差距大于3的省份归结为一类，差距小于3的省份②划分为另一类。看“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是乡村消费率大于城镇消费率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省份是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较小的省份”的命题是否成立。解析和统计发现:前者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平均之差为4.2%，后者平均之差为－2.4%，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省份，乡村消费率比较高，城镇消费率比较低。换句话说，城镇的广义储蓄率比较高，乡村的广义储蓄率比较低，具体统计分析如图8。从上图看出:发现乡城消费率差越大，则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越大;乡城消费率差越小，人均收入差距越小。并呈现一个数量关系，乡村消费率每高于城镇消费率1%，城镇人均收入和乡村人均收入之比就大约扩大20%。换句话，前者每提高1个单位，后者就提高20个单位。故在收入分配乏力情况下的，想法设法，降低乡村居民的消费率，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率，是解决贫富差距的一条可行的政策。城乡收入比≈20*乡城消费率差+r(2)为获得更多细节和更容易把握消费率之差与城乡人均消费率间的关系，同样根据各省份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对全国31个省份划分三个梯队。从上表看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区域，乡村消费率和城镇消费率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区域，乡村消费率较高，而城镇消费率偏低;整体上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乡村的消费率差别较大，高达10%，相反城镇消费率差别不大，仅仅2%左右;越发达区域的城乡差距越小，越落后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因城镇消费率在各收入层次上变化不是那么明显，相反乡村消费率在收入的不同层次间变化明显，同样城乡收入差距对收入的不同梯队变化是敏感的，且和乡村消费率对收入梯队的变化是同步的，间接的陈述乡村消费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贡献较大，即乡村消费率和城镇消费率之差对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贡献大，其间存在正的因果链。

省际人均收入差距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唯象的研究了整体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和各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考察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呈现聚集性，分析了乡村消费率与城镇消费率之差与省内城乡人均收入之比存在统计关系。现在问题之一是，如今各省间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近似为多少年，如何测算;问题之二是，省际之间城镇收入差距有多大，如何测算;问题之三是，省际间乡村收入差距有多大，如何测算。下述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从上图看出:省际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最高13年，如贵州和上海;最低为0年，如山西和陕西;比吉林人均收入滞后1年的有7个省份，如河北、湖北、重庆、陕西、黑龙江、宁夏以及山西;人均收入滞后两年的有5个省份，有河南、湖南、海南、青海及新疆;比其高两年的有4省份:天津、内蒙古、辽宁及福建。当然从上图还可以清晰看到哪些省份的发展水平较相近。接着问，任意两省份间城镇收入差距年数是多少?任意两省份间乡村人均收入差距的年数是多少?从上图可以看出:城镇收入差距最大的是上海和甘肃，差距近似为8年左右。而大多省份的城镇发展水平滞后于山东省的城镇发展水平2年，有海南、广西、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宁夏、陕西、河北、河南以及吉林13省份，其次是比山东城镇发展水平滞后两年的省份，如黑龙江、陕西、贵州、西藏青海以及新疆。从上图可看出，乡村人均收入差距最大为13年，如上海和贵州;大多数省份的乡村发展水平在选择的尺度上与河南的乡村发展水平较相似，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重庆以及内蒙古;比河南乡村发展水平滞后一年的有山西、宁夏、四川以及新疆，当然这些省份的乡村的发展水平在选择的尺度上较为相近。发展水平相近的可以在地图中清晰看出。同时发现:省际间乡村收入差距比省际间的城镇收入差距大。前者最大差别在8年左右，后者可以高达13年之久。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拉大”即：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从政治经济机制看；从社会冲突机制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限制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制约经济增长；延滞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三大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等几个方面，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消费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等，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经济增长；负面影响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给出的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据专家计算，城乡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199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2∶1，2004年和2005年这一比率分别是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1，这一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占总人口近40%左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使得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的扩张。然而消费能力的不断扩张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所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GDP也在不断的增长并超过了1000美元。这就意味着我国消费结构即将升级，并且带动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改革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有利的保障。消费结构的改变也将是带动服务业加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样大好的情势下，我们需全面分析、理性对待，我相信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收入差距；消费需求；影响

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原因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从我国基尼系数来看，虽然近几年来基尼系数有联系连续下降的趋势，但却仍处于0.46以上，这说明我国收入差距已经十分明显，且贫富差距较为严重。同样是城镇居民，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却较大，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由于自身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倾斜，成为先富起来的地区，相比之下，中西部城镇居民收入虽有提升，但跟东部相比差距明显。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条件、区域发展的政策性变化等均是导致不同地区收入差距的原因。除了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我国城镇居民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大以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物价涨幅也出现了同步增长的情况。这种同步增长的出现是因为经济的不断增长而导致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然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离不开企业的激励机制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制度改革等，这系列的改革都将影响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动改革，导致不同行业的利益变动，不同行业的收入也就呈现了差异趋势，这打破了以往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间接拉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由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导致了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的拉大。按照经济学的定义，我国是典型的倒金字塔型的社会财富分布。除了财富分布的不平均，更让我们担心的是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这也就意味着高收入者收入越来越高，低收入者则完全相反[1]。（二）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其一，市场分配体制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根据我国目前实行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来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存在这较大的差别。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和分配体系。但就市场经济的本质而言，我们无法做到公平与效率并存。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其二，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为带动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从理论上来讲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事实上也极大地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期。但由于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缺乏管理和约束，再加上部分人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已经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原则抛出脑后。随着这种行为的加剧泛滥,造成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这些不合理收入,使的这些人的起点变高上,在往后的发展中则会进一步的扩大贫富差距[2]。其三，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着收入分配差距。在个人税收方面我国的公平分配功能在不断的弱化，就目前部分地区实行个人税收来看，个人税收不但没有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负面的扩大效应。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相应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等各方面都不能得到及时的完善，最后却滋生了大量的非法非正常收入的情况，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距，更严重的是这根本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平稳发展。再有，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政府的一些重大政策实施造成了我国城地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甚至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二、收入差距过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收入也有着明显的变化。首先，城市居民的收入与人力资本逐渐成正比。劳动者的收入已经基本由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决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新型技术人才的渴求增加，部分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员，由于市场的渴求其收入也是相当可观。其次，由于市场化改革,城市居民收入的来源增加了，部分人更是通过投资生产过程,获得利息或红利等多种形式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再是，虽然收入的来源增加了，收入也与人力资本能成正比，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失业也成为目前经济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近年来,由于科技的不断发展与更新，大量的机械生产将取代部分的劳动力，部分人员下岗失业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而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有大量失业人员存在,这一批人需要通过政府救济而存活,城市贫困问题日显突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根据上述城市居民收入变化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他们对生活必需消费品的消费不可能超过生理极限,致使生活必需消费品在总消费中所占比例较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高收入阶层的低消费倾向直接拉低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影响着总的消费支出的加总结果。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3]。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供给不足，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张。有效的消费行为是在具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还要有有效的需求，在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还必须保障相应的供给，这样才能实现有效需求到现实需求的转变。由于收入水平的差距和悬殊，生产者就在生产产品时就必须明确供应的需求对象，然而如果面向低收入者进行供应的话，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物价的上涨这使得生产者可能面临亏本的危险。如果面向高收入者进行生产供应的话，则又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生产者大量积货卖不出去，而低收入者则是面临的供不应求的尴尬境地。供求关系的无法平衡终将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张。收入差距过大影响扩张消费政策的实施。面对想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必须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所以政府将通过一些政策来扩张内部消费能力是其必须考虑的。但是在实施扩张消费政策的过程中，因为收入差距过大的存在给扩张消费政策带来了较大的阻力。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制定出一个普遍都适用的政策来，所以这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很艰难的，不管如何制定都会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现象。加之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存在差异，导致其消费行为也存在不同，政府想要全面扩大社会的消费水平力度，就必须实事求是的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增加政策制定的难度也增加了政策执行的难度。因为不同的收入群体对相同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有可能在政策实行的过程中甚至会相互抵消政策效应，到最后煞费苦心的政策却不能得到较好的结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如国家制定的高利息所得税而言，对于城镇高收入者来说由于其能满足自己的基本消费需要，由于供应条件问题无法满足起更高的消费需求时，高收入者也就只得将其财产存放在银行里做一些小的理财项目。而低收入者来说，一种是本身存款有限，另一种则被称为月光族根本没有存款，对他们而言无论多高的税都影响不了他们的现实生活水平。这就很好的解释了卫生么我国有20%的利息所得税，银行的存款却还是在逐年递增的原因[4]。

摘要：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各种影响。文章试图将分析视角集中于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认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从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两方面影响产业结构的合意性，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内容摘要：首都的发展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决定了流通力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首都商贸流通业在促进生产、引导消费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然而首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直比较明显，城乡间流通业发展的差距导致城乡居民消费二元结构非常突出。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首都商贸流通业发展整体上缓解了城乡居民消费二元化，且主要从消费刺激渠道发挥作用，收入渠道反而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后，提出四条建议：加强首都商贸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统筹城乡信息一体化；实施“互联网+”农业建设工程，采用农业物联网技术，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拓宽增收渠道；实施农村商贸流通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工程。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城乡居民消费;二元

引言

我国因长期受“重生产、轻流通”、“重城市、轻农村”等思想的影响，商贸流通业发展起步较晚，且农村流通业发展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但随着商贸流通业的不断发展，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得到体现，农村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被认为是撬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杠杆。北京的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且存在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等问题，不利于首都社会经济平稳和长远发展，特别是在城镇居民消费持续低迷、消费倾向递减以及消费结构升级困难的情况下，农村自然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点关注对象。“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着力扩大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这说明农村居民消费的严重不足，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存在很大的潜力。

首都城乡流通业发展不平衡是首都商贸流通业的一大特点，相对落后的农村商贸流通业延缓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抑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研究首都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二元化的影响，对于促进首都居民消费和商贸流通业发展，带动首都经济和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