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长范文10篇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的基础上，就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提出拙见，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伴随着王朝的兴衰，周期性的波动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明显特征。华北地区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乱最为频仍和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都给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现。正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华北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大体而言，唐“安史之乱”后，华北已失去作为全国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焕庸等认为，唐末黄河流域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4-17页。）。具体而言，西汉元始二年（2年），华北人口总数为38041307人，唐天宝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下简称《统计》）甲表2、甲表25、甲表72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个封建时代，华北地区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总量当不会超过4000万人。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清初，历经近20年的兵荒马乱，全国人口亡失严重，直至17世纪末全国人丁户口才大致恢复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稳定，人口总数恢复并平稳在1亿左右。乾隆一朝，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此后嘉庆、道光朝仍继续增长。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12814828人。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4.3亿多，达到清代人口总数的最高点。同全国各地人口增长大势一样，华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也有了明显增长。统计资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人口共计80677833人，嘉庆时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达94234910人，咸丰元年达到96341715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2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长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数为基数100，至咸丰元年直隶为101.02、山西118.09、山东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国已上升到145.42。此时，全国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四川、奉天、巴里坤、乌鲁木齐、吉林、云南等边缘地区（注：见梁方仲《统计》甲表84。）。此种人口发展态势说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华北地区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势，未开发和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则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清代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侵略军长期厮杀的主要战场，战后，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战后“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注：左宗棠：《书牍·家书》卷上。）。安徽“人民死伤无数”（注：民国《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户口》。）。据清官方统计，三省在此期间净减人口5400多万（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可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业健《太平天国对于苏南人口的影响》，载《中国论丛》（英文版）19卷；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华北地区，虽然也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战事，但除直隶而外，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而直隶人口数字锐减实为统计缺失（注：据清官方统计，直隶人口1851年为23455000人，1858年减至974000人。按1858年数字仅为承德一府人口数字。）。到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四省人口总数增长到1亿，按清朝户部清册，是年山东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隶若以1857年数字23032000人计之，则四省人口总数为99066000人，比咸丰元年净增约270万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隶人口仅承德一府造报。），这一数字达到清代华北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今天甘肃、青海和宁夏自治区所在的中国西北大部分地区，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错杂居的地方。入清以来，人们的经济活动已形成农牧业交替或各自优势并存的格局。这里的生态环境恶化，除了原本就脆弱外，还与人类不适当的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在主观上都力图取得一处好的生态环境，并为此展开过争夺草场和耕地的纷争，结果导致生态失衡，人居自然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社会矛盾激化。考察农牧经济区域交替消长的终极原因，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交织，具有明显的生态社会学意义。

一、农牧业各自对种植业的需求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清代以来，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生态区域的消长，与农牧业人口为求得生存的需要，与农耕或游牧民族追求与之所相适应的生态经济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农业经济对垦殖草场的需要，牧业经济在保持自己生产方式独特性前提下对种植业的些许需要两个线索来逐一分析。当然，个中不排除农业垦殖对草原的强力推进。

从游牧民发展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与游牧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农产品生活必需品的增加有一定的关系。入清以后，伴随着清廷一系列成功的民族政策的实施，这里的民族分布格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这就使得游牧民与农耕民族长期相处、交往频繁成为可能。另外，由于畜牧业经济产品的单一缺陷，需要农业产品作为补充。也使得游牧民开始依赖周围的农耕社会，尤其随着游牧民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量的加大，有的游牧民便利用临近的农耕基础而从事起简单的农业种植经济。农业争夺草场，牧民也需要农田，所以在农牧交汇处开辟草场，改牧业生态为农耕生态的主观行为渐多。经济区域变动与生态环境改变纠葛缠绕，彼此依存。以下就个案举例，具体分析。

回溯明末清初，作为通西域咽喉的凉州卫辖区以北、以西，有祁连山阻隔，沙漠环绕。祁连山之南是西宁，沙漠之东为宁夏。在祁连山和沙漠之间，是广阔的草原游牧地，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极其优良。早在明万历年间洪水堡开市以后，蒙古民族就渐次徙居驻牧。其中位于武威城西南320里黄城儿，地宽衍而善水草，最早徙居的是蒙古贵族麦力干。位于黄城儿以北的酸茨河，也是麦力干及其部落的游牧居处，至清初时，这里“夹岸地平可耕也，坳洼坻岸可牧也。”已经成为农牧业经济均能立足并协调发展的生态结合带，居民从事着“种麦豆，牧羊马”的生产方式。[①]蒙古贵族麦力干就出租草场给反清起义失败后逃往至这里的丁国栋、米喇印回民起义余部耕种。

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地方，自古以来多事畜牧，几无农业。尤其西部地方，六月飞霜，每种青稞多不成熟。所以“番民专业牧畜，不愿开垦”。但进入民国以后，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拉卜楞设治局为了增加粮食生产，“劝导番民先自东部开垦种植青稞。”[②]虽然当时来看农业成效不大，但生态环境却有了较大的改观。我们可以从这里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区域分布变动窥见农牧经济变动的蛛丝马迹。因为农牧经济方式的改变是以不同民族居住区域变动为前提的。从拉卜楞东北部临夏地区民族分布格局的特征来看，其区域生产方式的改变程度还是较大的。最初甘南在民族分布上，以蒙藏为主体，仅有少数的汉回，蒙藏多从事畜牧，汉回等多务农。随着农耕生产区域的扩展，牧业生态环境缩小，民族分布比例有所变更。早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时，据陕甘总督奏称：“窃查河州同知现驻扎河州城内，其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计一万四十余户，相处河州边外循化、保安起台地方，相距河州近者返往三四百里，远者七八十里不等。”其中除去夏河县所属之地南番甘家等二十一寨，于乾隆二十七年移驻循化厅外，大部分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仅拉卜楞附近“清初为蒙古族之牧地”，是典型的草原牧业生态环境区。但这种与民族分布格局相适应的牧业生态，至民国时期时已经发生了大的改变，据民国时期的最新统计，临夏县有“人口九万，内汉民四万九千，回民四万一千，藏民几乎绝迹。”[③]与此相对应的当然是经济类型的改变，农耕经济方式完全取代了畜牧。

丁帆等著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则把钟肇政小说放到两岸乡土文学系列中来考察，高度评价道:钟肇政的小说“可谓是台湾五六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某种极致”，“钟肇政的乡土长河小说具有史诗性的风格和里程碑式效果，相比之下，大陆同期尚缺少这种作品……这或许应是大陆50年代乡土文学的一大遗憾吧!”②与此同时，大陆出版界大量引进钟肇政作品，1983年中国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人三部曲》，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望春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钟肇政根据日本同名电视连续剧翻译的小说《阿信》，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浊流三部曲》，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台湾当代名家精品集”，选入《八角塔下》，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钟肇政编译的《史怀哲传》，2010年新星出版社推出钟肇政和他人合译的日本作家连城三纪彦的《一朵桔梗花》。王耀辉、潘亚暾、陈辽、黄重添等台湾文学研究专家都有专文论述钟肇政，他们大多从国族、乡土、历史的维度来解读钟肇政小说。此外，21世纪以来有关钟肇政研究的论文尚有十几篇，此不一一列述。这些论文高举“民族大义”之旗，只作大陆出版的钟肇政小说中单个文本的解读，没有和台湾当下的语境相关联，对20世纪钟肇政研究没有质的突破。

纵观上述大陆钟肇政研究，都是把他放到乡土文学的范畴来考察，从其热爱家乡推演为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表现为见猎心喜、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比如武治纯说:《台湾人三部曲》“不仅是台湾同胞的，也是全国同胞的一部爱国主义的好教材。祖国大陆的广大读者在喜读钟肇政先生的‘大河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时候，远离故乡的老台胞，可以倍感亲切地缅怀在台湾的那些峥嵘岁月和战友的往事;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胞青年，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继承父辈为保卫和谋求台湾人民及全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薪火;其他各省、区的同胞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可以从而了解和学习台湾骨肉兄弟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①这种与现实利益紧密联系的心态，赋于文学过于沉重的使命。倒是《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发表的曹亚男《钟肇政与客家文化认同———以〈沉沦〉为重点的考察》，从民俗学的视角进入钟肇政文本，显示些许新意。从文学、政治学向民俗学、人类学转向，是今后大陆钟肇政研究的方向。在台湾，威权时代是不允许“台湾文学”这一提法的，笔者能找到的文学史版本中最早将钟肇政入史的是周锦著的《中国新文学史》，该书对钟肇政的评介不多也不太高，不过这在威权时代对作家显然具有规训的作用;其论调与大陆版一致:“他的作品，充盈着台湾的乡土气息，记载了伟大民族艰苦奋斗的光荣史事，歌颂着民族和祖先恩泽。……他深爱国家，创作了顺畅流利的国语的文学。他的小说，处处表现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乡土的一份深厚情感。”②“解严”后，钟肇政研究日渐兴盛。目前尚无博士论文，而自1993年起相关的硕士生论文已有28篇③，其中《台湾人三部曲》、《鲁冰花》、《插天山之歌》、《怒涛》和《绿色大地》等钟肇政单部长篇小说被列为专文研究对象，另有《大坝》、《大圳》和《八角塔下》等三部分别与台湾其他作家小说合并研究，而短篇小说未见专文论述;“解严”后台湾多元主体社会的面貌在此得到充分反映。学术论著有:1999年11月6日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主办“福尔摩沙的文豪———钟肇政文学会议”并出版相关论文集，黄秋芳《钟肇政的台湾塑像》(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钱鸿钧《战后台湾文学之窗———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2年)和《台湾文学的万里长城———钟肇政六百万字书简研究》(文英堂出版社，2005年)，陈万益主编《八十大寿纪念文集大河之歌———钟肇政文学国际会议研讨会论文集》(桃园县文化局，2004年)，杨和颖主编《钟肇政的文学影像之旅》(桃园县文化局，2005年)，彭瑞金《钟肇政文学评传》(春晖出版社，2009年)，彭瑞金主编《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钟肇政》(台湾文学馆，2011年)。2004年，《钟肇政全集》38卷出齐。

“解严”后，钟肇政投身到社会活动中，身价日涨，1990年就任“台湾笔会”第三任会长，同年任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创会理事长;1992年获“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第五届客家台湾文化奖;1994年任宝岛客家电台荣誉台长;1996年任“国家文艺基金会”理事;1998年3月任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董事长，9月任平埔族学会筹委会名誉主委;1999年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艺奖”、文学台湾基金会台湾文学奖、真理大学台湾文学家牛津奖;2001年接受台中文化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获“中国文艺协会特别贡献奖”;2007年获客家委员会授予的客家贡献奖;2012年获嘉义大学颁发的名誉博士学位。作家身价此起彼落，背后的推手是时代语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率先进行台湾文学研究，接二连三地推出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让台湾地区文学界及其教学、研究机构自叹弗如。不过，文学无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从大陆发表关于钟肇政研究的论文看，钟肇政是充满抗日英雄情结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台湾，“解严”后人们对钟肇政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试图剥离开钟肇政文本中固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叶石涛、彭瑞金、钱鸿钧等右翼本土论者的评论文章，尤其是钱鸿钧的系列论文如《〈插天山之歌〉与台湾灵魂的工程师》、《〈怒涛〉论———日本精神之死与纯洁》、《〈战火〉论———日本精神与塞达卡精神》等相继出炉，钟肇政被形塑为台独文学和鼓吹殖民现代性的领军人物。有人调侃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中的男主人公“要回来做一些抗日的工作，结果什么都没做，跑到山里面，就把山里面一个女孩子肚子弄大了”。钟肇政以“后见之明”紧随着说:“这部作品写的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事实上可以用一个字来代表，就是‘逃’，当然表面上逃，日本人要来抓他，确实有几位朋友告诉我，你在写什么日本人抓男主角，不是吧!是写国民党要抓你吧!把我内心的话点出来了。确实的，就是写我内心里面在挣扎，要怎么逃?怎么逃?逃过国民党的警备总部的毒手?这是那样的心态下经营出来的作品。”①他顺水推舟地加以发挥，说当时他被台湾“立法院”列为台独三巨头之一，心里无比的恐慌，所以赶写了《插天山之歌》发表在《中央日报》。“我觉得我的作品在党报这样发表，可能党在肯定我吧!那么你们这些警备总部不会比党更大，总不会抓我、不会恐吓我。果然，我想的好像没错的样子，我就从来没有被叫去问话。”②在台独洪流的裹挟下，钟肇政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台湾乡土派的右翼发展成本土派，最后又蜕变成台独派，因此被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所抛弃。大陆原本以乡土派为正统来描述台湾文学发展脉络，钟肇政由此被“捧红”;语境变了，钟肇政也因此被“棒杀”。

1982年3月，借陈若曦返台之机，台湾乡土派南北作家在高雄举行一次会议，试图弥合彼此间的缝隙。充当这次会议召集人的，除陈若曦外，另一个就是钟肇政。被公推担此重任，说明钟肇政是个比较没有南北偏颇的作家。台湾乡土派作家的分裂由来已久。1977年5月，叶石涛在《夏潮》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就针锋相对地在1977年6月的《台湾文艺》革新版第二期上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由此拉开南北作家分裂的序幕。1981年10月，在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上，陈映真力推詹宏志，叶石涛则举荐彭瑞金，南北之争表面化、白热化。道不同不相与谋，1982年的聚会是一次徒劳的努力，南北作家由此分道扬镳。其实，在1977－1978年乡土文学论争中，尤其在中后期的胶着激烈的阶段，乡土派作家也曾协同战斗过，他们凝结成“想像的共同体”，共御外敌。钟肇政并没有热心参与这场论战，不过，他提出“风土文学”这一新概念:“‘乡土’不只是乡下的、泥土的，也可以包括水泥的、钢筋的———它们都不出‘生命’的辐射范围。在这样的范围内，撷取生命的真实(或云真实的生命)，这应是乡土文学成长的艺术胚胎了”①;“我认为‘乡土文学’如果要严格的赋予定义，我想是不可能的，没有所谓‘乡土文学’。用一种比较广泛的眼光来看，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没有一件文学作品可以离开乡土，我看到的许多中外的文学作品，百分之九十九还是有它的乡土味。或者，我不如说，那是一种风土。……‘乡土’，人人的眼光都放在那个‘乡’，说那是乡下的、很土的，这种说法我是不能赞同的。那么‘风土’呢?你在都市里头也可以有一种风土，不管你说你的作品是什么世界路线的，但也离不开风土。”②钟肇政这一简短的论述，扩大了周作人、鲁迅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概念的外延，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这段论述中，也见出钟肇政具有虚怀若谷的胸怀，不以某种预设的立场和观念来束缚自己，标榜自己。钟肇政自学成才，其创作风格与学院派夏济安麾下的现代派迥异其趣，大多是写实的、乡土的，而不是为知识人的精神私史作传③。但是钟肇政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纳其优长，创作出《溢洪道》、《中元的构图》、《大机里灵潭》等小说，运用意识流手法，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其如椽巨笔的异彩。钟肇政还敢于向新领域拓荒，比如原住民书写和生态写作，早在1978年，他就发表了台湾生态文学的滥觞之作《白翎鸶之歌》。钟肇政乐于为人作嫁衣裳。1957年4月23日至1958年9月发起编印《文友通讯》共16次，为困顿中的台籍作家鼓劲，为钟理和的稿件寻找出路;1964年始协助吴浊流编辑《台湾文艺》;1965年为纪念台湾光复20周年，独自编辑《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10册(文坛社)和《台湾省青年文学丛书》10册(幼狮书店);1976年毅然接过吴浊流的棒，独力编辑《台湾文艺》;1978年8月至1980年2月任《民众日报》副刊室主任兼副刊主编……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钟肇政兢兢业业，以发现、培养青年作家为职志，很多作家都是在他的鼓励鞭策下写出一部部作品，因此得到很多人的尊崇。张良泽说:“上帝造人，钟肇政再造张良泽”;宋泽莱在台湾文坛上高叫“谁怕宋泽莱”到处挑衅，对钟肇政却毕恭毕敬:“在这个文坛上，有两个人我是不会对他们说半句闲话的，一个是陈映真，一个是钟肇政，他们是我文坛上的母亲，对我恩惠有加，我不会批评他们，否则宋泽莱就不是宋泽莱”④;东方白则誉之为“台湾文学之母”。开放的文学观念，丰沛的创作成果和卓著的编辑实践，堆积成钟肇政在台湾文坛的巨峰，作为战后第一代本土作家，他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杀的。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言之凿凿地说:“在文学史上，他(钟肇政)的地位稳如磐石。”⑤

大陆版台湾文学史，在充分肯定钟肇政大河小说所塑造的抗日英雄形象和所弘扬的民族精神的同时，对其逐渐抬头的“台独”意识有所警惕，如刘登翰等人主编《台湾文学史》钟肇政专节末尾写道:“文学演变的过程一再提示，一个作家获得相当成就与影响之后，可以超越自己，取得新的成功，可以止步不前，处于强弩之末;也可以走向反面，在自己身上抹黑。历史的发展，将继续为作家作出新的判断”①;古继堂则说得更为直白:“钟肇政是台湾文坛的前辈作家，他在创作中展示出的思想和心理状况一直是比较强健的，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台独’势力的影响下，他却发生了某种政治转向，附和‘台独’的观点和言论。从而导致了其人生和创作上的否定，酿成一出悲剧，非常令人惋惜。我们期待他再次地民族觉醒和认同。”②这些都试图运用“文学史的权力”，发挥其“规训与惩罚”的作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无济于事的，“在‘大陆武力威胁论’与‘大陆吞并台湾论’的宣传下，岛内的‘中国’概念与‘中国意识’逐渐被严重‘污名化’，进而让‘中国意识’在台湾岛内逐渐消失，代表‘中国意识’的祖国意识在今天的台湾已淡化，‘台湾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③。两岸各说各话，因而对乡土派作家的研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落差。大陆某些学者为了凸显钟肇政的“民族意识”和“祖国情怀”，有意或无意地误读钟肇政的小说，如:“《浊流》描写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推行‘皇民化运动’，陆志龙在那‘皇民化’的浊流之中，默默接受‘帝国臣民’的头衔，喝了一口又一口的混浊之水。他迷惘，但却不是坏死;他彷徨，但不投靠;他随波逐流，但不认贼作父。例如他爱上了日本军官的妻子谷清子，两人拥抱接吻，到了失去主宰，将要发生性关系的时刻，突然打住。决不混淆中国人和日本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条根本的界限，因为两者是不可能结合的。”④这段论述可能是把这个情节与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里男主人公胡太明爱上日籍女教师内藤久子却因文化差异而自卑自秽的情节混淆起来，从而落入中国式的思维陷阱:“由于‘性’与个体的快乐和幸福密切相关，而中国传统却剥夺了它的个人性，把它纳入一个设计得十分缜密的理想体系里，只有在与种族兴亡、国家安危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公开和正式的谈论。”⑤这段论述首先是对文本进行歪曲。查《浊流》相关情节，是这样描写的:是夜，陆志龙与谷清子单独在一起，突然空袭警报大作，吓坏了的谷清子情不自禁地投到陆志龙的怀里，两人自然而然地缠绵起来，当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警报解除了，陆志龙恢复了理智，放开了谷清子，然而随即后悔了，“我真不晓得临到紧要关头，竟然这样地退缩了一步是该或不该，是幸或不幸。不能否认，我的行动使我有某种控制了自己后的纯洁的感觉，它满足了我的自尊心———也许那只是无谓的虚荣心吧，然而在失去一个大好机会的懊悔感之前，它却显得那么渺小而微不足道。我真有些不晓得怎么处身才好。”⑥其次，把谷清子等同于侵略者也是一种谬论。谷清子原是日本本岛一位美丽的小学教师，和一个同事相亲相爱，战争爆发后，男教师接到召集令状出征，不到半年就战死了。两年后，一个返乡度假的大学生爱上了她，使她如枯井之心再起波澜，笑容重现在她脸上。他们预定他一毕业就结婚，可是正在筹备婚礼时他竟又被征兵了，在被遣往南洋的途中沉船而死。从此，她认命，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命运的掌握，也认为她不能再爱任何人，爱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发生不幸，因此决心终生不嫁。可是，那时日本人丁严重匮乏，大家认为早婚，多育多产也就是报国之道。于是她连这么一个可怜的决心都不能贯彻了，否则将挨人们的白眼，职位也可能不保。刚好有人来提亲，于是她只身远嫁到台湾来，到陌生的地方，投向一个陌生人的怀抱，一了百了。她不再爱任何人，也不敢爱，或许正因为她对丈夫没有一点爱情，所以他出征快两年了一直安好无恙。“她常常想，如果她在那短暂的结婚生活期间对他萌生了爱，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活下去的，不是他就是她，必定一个人遭遇不幸。这就是她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了。”因此，面对陆志龙炽热的爱，她把感情封冻起来，决不让它泛滥。惨痛的婚姻生活，使谷清子变成日本的“祥林嫂”，自认是克夫的“扫帚星”。最后，她被校长当成礼物送给州视学，因怀孕而自杀。这个人物形象增添了《浊流》的思想深度，使小说对战争、对军国主义罪恶的控诉入木三分。把她同侵略者划等号，十足的荒谬。再次，随意拔高男主人公的思想境界。小说中陆志龙时年十九，尚未历经人生的淬火，其思想是极其不稳定、不成熟的，小说中只是描写其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怀的萌芽;而他同谷清子的恋情更与此毫无相关。由此可以见出，做台湾文学研究，由于时空等诸多因素的阻隔，如果再戴着“有色眼镜”作浮光掠影似的浏览，所作的评论将离真相不能以道里计。尹雪曼就曾愤激地说:“今年(一九九六)四月廿二日，南京社科院的陈辽先生，应邀来台访问。送了一本他主编的《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给我。当我翻到介绍我的那条条文时，十分惊讶撰文者张鹰先生对我的评语。他说:尹雪曼‘对台湾乡土文学始终持否定态度，并且发表文章诅咒乡土文学。’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当时，我即向陈辽先生提出抗议，请他务必更正;并说明我根本没有写过反对乡土文学的文章，更不用说‘诅咒’了。如果张鹰先生看到过我所写，或‘诅咒’乡土文学的文章，盼他说明在哪儿什么报刊何时刊载?如果张先生说不出来，请他主动承认错误并道歉!人，不能信口开河;文人尤其不能乱开荒腔!当时，陈辽先生没有说什么，现在，我要重复我的抗议!”①短短一段话，尹雪曼连用三个感叹号，可见其愤懑之极。假设钟肇政看到前引的评述，可能也将提出抗议。

钟肇政鼓吹台独乃至殖民现代化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怒涛》。这部小说使钟肇政在蓝绿的政治版图上一下子翻转了颜色。小说发表后，“台独文学宗师”叶石涛②十分兴奋，写下《接续“祖国”脐带后所目睹怪现状———台湾人的谴责小说〈怒涛〉》(《自立晚报》1993年3月5日)，欢迎钟肇政归队，彭瑞金写下《值得仔细聆听的愤怒声音》(《民众日报》1994年12月26日)，陈万益写下《谁会料想三月会作洪水———二二八小说〈怒涛〉与〈反骨〉合论》(《于无声处听惊雷》，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年，第103页)等等。目前，台湾地区已有两篇硕士论文以此为题，即董砡娟的《钟肇政小说中反殖民意识之研究———以〈台湾人三部曲〉、〈怒涛〉为例》(台东大学教育研究所，2007年)和刘玉慧的《历史记忆与伤痕的书写———钟肇政〈怒涛〉研究》(中兴大学文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2010年)。大陆学者朱双一则通过史料钩沉、文本细读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等多个维度，对《怒涛》崇日仇华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③更重要的是，在台湾地区，有一股“文学台独”势力，趁机给钟肇政染色，从意识形态出发，对他以前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从蛛丝马迹中寻找出“绿”色素，加以渲染烘托，把他染成一个一登文坛就是“绿”色的人物。事实上，钟肇政小说大部分写于“解严”之前，无法写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作品，当下的论者不得不乞灵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解读大多是不靠谱的，因为这些小说当时并没有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旧作重提，生拉硬扯，都是为营造当下的话语场域服务。哲学家DavidCarr早已指出这种“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害处:“历史研究者不只能够根据过去事件的实际后果来看待它们，而且他们经常无法避免这么做。历史阐述中的兴趣与价值，经常正在于重新找回一种对事件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由于我们的后见之明(hindsightfulwisdom)才使得我们看不到的。马丁•路德并没有什么计划、预想、或者企望那个他的行动所激发的新教的宗教改革。看待这样一个人的行动，就像他看待它一样，小心谨慎地将我们所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冻结不论，无疑应该是历史的想像(historicalimagination)的最困难技艺之一。我们应该顺便指出，这个问题不只局限于叙事史(narrativehistory)的范围，它不只是与一个遥远的历史人物‘同情共感’(empathizing)的问题而已。心态史或概念史，亦即Foucault所启发的那种历史，也类似地拒绝将过去的事件(包括理论或著作)仅仅当成后来发生者的前驱前兆，以便排除事后领悟的洞见。因此牛顿的理论，必须考虑到他所属时代的宗教的宇宙论来观察，而不仅仅被视为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物理论之先驱而已。”①然而台独论者却以“后见之明”发现的几条论据沾沾自喜，有人前拉，有人后推，恍惚之间钟肇政随波逐流了。类似的光复初期作家不只钟肇政一人，而是成片地“倒戈”，因此林燿德从道德的层面痛心地说:“任何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必须诚恳地面对生命发展的轨迹，承认过去的谬误和愚昧;最耻辱的莫过于篡改身世，为了今天的政治局势和时代潮流而刻意掩饰遮蔽昨日的意识形态。”②而萧阿勤则以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为例，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质疑:“游胜冠强调，‘台湾意识的潜流’，并没有因为不能公开而消失，在光复初期它表现为‘坚持’，50年代是‘潜隐’，到了60年代，我们看到它已经成为台湾本土作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如此隐喻下对于台湾意识、台湾文学、或台湾文学本土论发展的社会过程之理解，不免带有相当程度的历史目的论与演化论的倾向。”③这些本末颠倒的做法令人遗憾，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意气之争、利益之争，为此牵强附会，而毫不顾惜学术风范。早在1989年，刘登翰就曾指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起始时期被戴上一定的政治使命，要求它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环境和气候的制约，经过10年的探索之后，出现了一个要求摆脱最初得益于政治、最终又困囿于政治的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动向，要求从政治本位走向文学本位，“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对文学自身独立人文价值的研究”。④然而，20多年又过去了，这种动态并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种要求也还只是个梦想。在文学日益被边缘被冷落的新语境下，有些台湾文学研究者还主动贴上“政治”的标签，乞求回光返照。

根据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省发改委、林业厅、环保局组成联合调研组，于*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采用实地调研和信函调研相给合的方式对全省木材消耗企业和森林资源消长平衡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有关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一、森林资源和木材消耗现状

(一)森林资源状况

据全省“十五”期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显示，全省林地面积1062.92万公顷（折合1.59亿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63.7%，其中有林地面积871.69万公顷（折合1.31亿亩），占林地面积的82%。在有林地面积中，乔木林占90.5%，竹林占9.5%。全省森林覆盖率60.05%，竹林面积82.39万公顷（折合1236万亩），两项均居全国第二位。

全省活立木总蓄积35357.23万M3，其中乔木林占94%、疏林占0.3%、散生林占4.3%、四旁树占1.5%。活立竹总株数15.01亿株。

总的来看，“十五”期间，我省森林资源呈上升趋势，实现了“六个增长”，即森林覆盖率由59.7%提高到60.05%，活立木总蓄积量由2.9亿M3增加到3.5亿M3，林业用地面积由1.57亿亩增加到1.59亿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63.67%，有林地面积由1.29亿亩增加到1.31亿亩，有林地亩均蓄积量由2.31M3增加到2.81M3，毛竹林面积由1114万亩增加到1236万亩，毛竹数量由13.7亿株增加到15亿株。

【内容提要】清代咸丰朝以后，华北四省的人口数量一直呈增长趋势，这一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严重的人口压力和由此产生的谋求基本生存条件的迫切需要，造成了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在人口压力的驱动下，近代华北农村技术经济作物的扩大，亦农亦商的普遍趋向，以副补农的普遍存在等，都可以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判断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狭窄范畴。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关键词】人口/华北农村

【正文】

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对美籍学者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版）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等论著中提出的理论模式，国内学界评价不一。本文拟在考察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的基础上，就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提出拙见，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肝属风木，内寄相火，主升主动，起病多表现为肝胃气逆的上热证，同时肝邪乘脾，又易伴见脾阳虚弱的下寒证。另肝主疏泄，主藏血，体阴用阳，其疏泄之功主要体现在对气机运转、脾胃运化、情志调节以及通利三焦等方面。若厥阴肝疏泄功能失常，势必影响脾胃,因而又多见下利、呕哕诸症，如肝邪犯脾胃之上热下寒证、肝热下注之热痢证、肝寒犯胃之呕哕证等。另有些虽不属厥阴肝病，但却是因厥阴肝病主证连累而致的病证,条文也有论述。厥阴病篇中论述上热下寒证的有326条、338条、357条及359条,给出了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及麻黄升麻汤方等3首方剂。有些学者认为此3方都是厥阴病上热下寒证的主方,笔者认为厥阴病本证之上热下寒证只有326、338两条，主论肝木乘土之胃热脾寒证，治以缓肝清胃温脾之乌梅丸。359条“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证”病机为胃热兼脾虚寒，357条“麻黄升麻汤证”病机为正伤邪陷、肺热脾寒,二病证虽均有上热下寒的共性,但从病证以及方义分析可知,它们并非真正意义的厥阴病,而是肝木乘土之上热下寒证影响所致,证不同治亦不同，谨守病机之要可见一斑。下利呕哕证看似与厥阴肝病无直接关系,但肝失疏泄最易犯脾,因此肝病多伴见下利呕哕之证。白头翁汤证是厥阴病之下利重点讨论的，371、373两条指出“下重”“欲饮水”是厥阴热利的特点,治以清热燥湿、凉肝解毒的白头翁汤。同时还讨论了其他原因所致的下利证,如366条“下利清谷”“脉沉而迟”等，为下焦阳衰,微邪郁表之戴阳轻证；370条“下利清谷”“里寒外热”，为阴寒内盛，治用通脉四逆汤；374条“下利谵语”为阳明肠腑燥实,治以小承气汤等。呕哕也是厥阴病常见的症状之一，378条“干呕,吐涎沫,头痛”乃肝胃虚寒、浊阴上逆所致，治以温降肝胃、泄浊通阳之吴茱萸汤。同时又列举了类似证进行辨治，如376条“呕家有痈脓者”，呕因痈脓所致,待脓出其呕即愈，379条“呕而发热者”，治以小柴胡汤等。这些都是为了提示我们注意鉴别类似证。

由此可见，厥阴肝此类本经病证,主要是由于肝的生理特点所致，易犯脾胃，导致气机运转、脾胃运化、情志调节等失常而出现上热下寒、呕、哕或利等病证。

病情再进一步发展，就可能出现厥证及厥热胜复证了。“厥阴”又称“一阴”，为三阴之终，六经之极也，含有阴尽阳生、从阴出阳之意，也是正邪斗争、阴阳消长的最后阶段。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说明两阴交尽而衰变之厥阴处于“阴尽阳出,阴中含阳”的特殊阶段,在此阴阳消长转化过程中,如果由于某种病理因素导致阴阳的转化出现异常，就形成了厥证。仲景在337条对厥证病理概括为“阴阳气不相顺接”也说明了这点。阴阳气可泛指人体各属阴的成分和属阳的成分，顺接即指阴尽阳生,由阴出阳,阴阳的顺利转化交接。病理状态下,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导致阴阳之气转化、交接失常,便可能发生厥证,如痰阻所致的355条瓜蒂散证、阳热内郁的350条白虎汤证、阳虚阴盛之353条四逆汤证等。可见厥阴病篇中所论“厥证”，全身阴阳之气转化失常皆可引起。由于阴阳气胜复变化多端，从而导致了厥阴病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病情常表现为寒热错杂，厥热交替。厥热胜复证就是阴阳消长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证候。在阴阳之气转化的过程中,如果邪气随着阳气的化生渐消，正胜邪去，则预后良好，如条文336，331等所述；若由于某些病理因素影响阴阳之气的顺利转化，或邪从阴化，导致阴不化阳，阳不能出，则正不胜邪，如342，333条所述,寒多热少，阴气退，故为进也；亦或邪从阳化,阳出太过,则正邪交争激烈,如341，334条表现为热不除，必便脓血。

“两阴交尽”而出现的厥证及厥热胜复证，在厥阴病篇中有近一半条文进行论述，主要是疾病发展到厥阴时，病程已久，正已不足，阴阳气胜复变化多端，从而导致了厥阴病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病情常表现为寒热错杂，厥热交替。

仲景把厥阴肝经病变与厥证、厥热胜复证同放在厥阴病篇中论述，主要就是厥阴肝经病变容易出现厥证和厥热胜复证。但是要注意，厥证、厥热胜复证此类病证虽出于厥阴病篇，但不尽属于厥阴病，凡是导致阴阳消长不相顺接、太过失衡时都可以出现的厥证和厥热胜复证。因为厥证、厥热胜复证的病证主要是着眼于人体一身之阴阳,强调整体性，并非仅见于厥阴肝，只是相对来说较多见而已。

摘要：对《伤寒论》厥阴病篇进行分析，从病证特点上把厥阴病分成足厥阴肝的该经病证以及阴阳消长不相顺接而出现的厥证、厥热胜复证两个层次。认为二者体现了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病理上局部脏腑的功能失调,可以导致整体阴阳失衡为病；反之整体的阴阳失调，同样可以导致局部脏腑功能失常为病。

摘要：介绍了棉花蚜虫的越冬寄主，分析了棉蚜消长因素，提出了棉蚜的综合防治措施，以期为棉蚜的防治提供参考。

关键词：棉蚜;越冬寄主;消长因素;防治措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疆棉区棉蚜已成为主要防治对象。在过去20多年中棉蚜出现多次大范围的大发生，给农业造成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新疆棉区种植结构单一，作物结构不合理，棉花与其他作物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田间生态脆弱，天敌繁殖空间有限，影响其种群的发展;防治措施以及防治药剂的选择不当，造成棉田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增强，防治效果降低，天敌数量不断下降。现将棉蚜的发生及综合防治措施总结如下。

1棉花蚜虫越冬寄主

新疆棉区危害棉花的蚜虫有棉蚜、棉黑蚜、棉长管蚜、拐枣蚜、桃蚜、菜豆蚜。属同翅目，蚜科。棉蚜又名腻虫、蜜虫、油虫、油旱等[1，2]。棉蚜属多食性害虫，已记载的寄主植物有285种，属于75科。第1寄主(又叫越冬寄主)阿拉尔地区棉蚜的越冬场所为居室、温室及塑料大棚内的花卉和蔬菜等。棉蚜主要以孤雌胎生蚜进行同寄主和异寄主不全周期型生活史。尚可在冬季冷藏的石榴、花椒、菊花等寄主产卵越冬进行异寄主全周期型生活史。棉蚜室外寄主如黄金树、石榴、核桃、葡萄等上的棉蚜卵可以越冬进行异寄主全周期型生活史[3，4]。第2寄主(又名侨居寄主)主要为棉花、红麻等锦葵科植物。

2棉蚜消长因素

【摘要】对《伤寒论》厥阴病篇进行分析，从病证特点上把厥阴病分成足厥阴肝的该经病证以及阴阳消长不相顺接而出现的厥证、厥热胜复证两个层次。认为二者体现了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病理上局部脏腑的功能失调,可以导致整体阴阳失衡为病；反之整体的阴阳失调，同样可以导致局部脏腑功能失常为病。

【关键词】厥阴病病证

厥阴病篇是《伤寒论》中争议最多的一篇，不少医家赞同陆渊雷提出的“伤寒厥阴竟是千古疑案”，认为“是杂凑成篇”。笔者认为厥阴病篇数十条文及其相关的文献并非“杂乱无篇，拼凑而成”，乃因“厥阴”含义的不同，其疾病表现的不同所致。厥阴病表现复杂多变，可以从病证特点上把厥阴病大致分成两个层次，较轻的主要表现为足厥阴肝的本经病证，多为肝脾不和或肝胃不和的上热下寒、呕、哕或利等证,同时要注意鉴别一些类似证；再发展下去主要表现为病情传到六经最后一经厥阴时，或者任何疾病发展过程中，凡是导致阴阳消长不相顺接、太过失衡可能出现的厥证和厥热胜复证。

肝属风木，内寄相火，主升主动，起病多表现为肝胃气逆的上热证，同时肝邪乘脾，又易伴见脾阳虚弱的下寒证。另肝主疏泄，主藏血，体阴用阳，其疏泄之功主要体现在对气机运转、脾胃运化、情志调节以及通利三焦等方面。若厥阴肝疏泄功能失常，势必影响脾胃,因而又多见下利、呕哕诸症，如肝邪犯脾胃之上热下寒证、肝热下注之热痢证、肝寒犯胃之呕哕证等。另有些虽不属厥阴肝病，但却是因厥阴肝病主证连累而致的病证,条文也有论述。厥阴病篇中论述上热下寒证的有326条、338条、357条及359条,给出了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及麻黄升麻汤方等3首方剂。有些学者认为此3方都是厥阴病上热下寒证的主方,笔者认为厥阴病本证之上热下寒证只有326、338两条，主论肝木乘土之胃热脾寒证，治以缓肝清胃温脾之乌梅丸。359条“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证”病机为胃热兼脾虚寒，357条“麻黄升麻汤证”病机为正伤邪陷、肺热脾寒,二病证虽均有上热下寒的共性,但从病证以及方义分析可知,它们并非真正意义的厥阴病,而是肝木乘土之上热下寒证影响所致,证不同治亦不同，谨守病机之要可见一斑。下利呕哕证看似与厥阴肝病无直接关系,但肝失疏泄最易犯脾,因此肝病多伴见下利呕哕之证。白头翁汤证是厥阴病之下利重点讨论的，371、373两条指出“下重”“欲饮水”是厥阴热利的特点,治以清热燥湿、凉肝解毒的白头翁汤。同时还讨论了其他原因所致的下利证,如366条“下利清谷”“脉沉而迟”等，为下焦阳衰,微邪郁表之戴阳轻证；370条“下利清谷”“里寒外热”，为阴寒内盛，治用通脉四逆汤；374条“下利谵语”为阳明肠腑燥实,治以小承气汤等。呕哕也是厥阴病常见的症状之一，378条“干呕,吐涎沫,头痛”乃肝胃虚寒、浊阴上逆所致，治以温降肝胃、泄浊通阳之吴茱萸汤。同时又列举了类似证进行辨治，如376条“呕家有痈脓者”，呕因痈脓所致,待脓出其呕即愈，379条“呕而发热者”，治以小柴胡汤等。这些都是为了提示我们注意鉴别类似证。

由此可见，厥阴肝此类本经病证,主要是由于肝的生理特点所致，易犯脾胃，导致气机运转、脾胃运化、情志调节等失常而出现上热下寒、呕、哕或利等病证。

病情再进一步发展，就可能出现厥证及厥热胜复证了。“厥阴”又称“一阴”，为三阴之终，六经之极也，含有阴尽阳生、从阴出阳之意，也是正邪斗争、阴阳消长的最后阶段。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说明两阴交尽而衰变之厥阴处于“阴尽阳出,阴中含阳”的特殊阶段,在此阴阳消长转化过程中,如果由于某种病理因素导致阴阳的转化出现异常，就形成了厥证。仲景在337条对厥证病理概括为“阴阳气不相顺接”也说明了这点。阴阳气可泛指人体各属阴的成分和属阳的成分，顺接即指阴尽阳生,由阴出阳,阴阳的顺利转化交接。病理状态下,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导致阴阳之气转化、交接失常,便可能发生厥证,如痰阻所致的355条瓜蒂散证、阳热内郁的350条白虎汤证、阳虚阴盛之353条四逆汤证等。可见厥阴病篇中所论“厥证”，全身阴阳之气转化失常皆可引起。由于阴阳气胜复变化多端，从而导致了厥阴病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病情常表现为寒热错杂，厥热交替。厥热胜复证就是阴阳消长转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几种证候。在阴阳之气转化的过程中,如果邪气随着阳气的化生渐消，正胜邪去，则预后良好，如条文336，331等所述；若由于某些病理因素影响阴阳之气的顺利转化，或邪从阴化，导致阴不化阳，阳不能出，则正不胜邪，如342，333条所述,寒多热少，阴气退，故为进也；亦或邪从阳化,阳出太过,则正邪交争激烈,如341，334条表现为热不除，必便脓血。

论文关键词:阴阳学说传统养生学具体运用理论建设中和原理

论文摘要:从分析阴阳学说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运动锻炼的实际运用入手，阐发阴阳学说对体育健身理论的启示，如神与形、动与静、性与命等阴阳对立面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对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启迪，进而提出遵循阴阳中和原理应是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

1阴阳学说概述

阴阳学说是古代人们认识与解释宇宙一切事物的一种宇宙观与方法论，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它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内含辩证法思想.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产生于阴阳二气，世界万事万物均是在它的作用下滋生、发展、变化.古代思想家从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长久观察中发现，一切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正反两方面，就用阴和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阴和阳，既可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于分析一个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正如《易经》所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同时，古人认为，原始浑沌之气是有形和气两个方面，万物生于气而成于形，形散而复在于气.万物终始生灭，循环往复，演化无穷，无不在于形和气的变化.古人用阴和阳表述形气之间的演化关系，阐明宇宙间万物运动变化的最高规范便是阴阳两极转化的太极原理，阴阳矛盾运动成为宇宙间物质运动最基本的形式.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按照阴阳学说，阴和阳代表着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凡属静的、有形的、内在的、向下的、寒冷的、晦暗的、衰退的均属于阴;凡属动的、无形的、外在的、向上的、温暖的、明亮的、亢进的均属于阳.正常情况下，阴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对立、互为依存、互相转化、互相消长.当阴阳双方动态协调平衡，则万物有序生生化化，在人体则表现为阴平阳秘，身体健康.反之，当阴阳失衡，则表现为逆乱和灾害，在人体则表现为疾病，一旦阴阳失衡无法逆转，则阴阳离决，出现死亡.阴和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因而存在着无限可分性.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为阴和阳两类，任何一种事物内部又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而每一事物中的阴和阳的任何一方，还可以再分阴阳.这种事物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现象，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是无穷无尽的.阴阳的对立统一，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说明阴和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县地方病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按照省、市有关会议精神，结合我县地方病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安排意见：

一、指导思想

2012年全县地方病防治工作，以综合协调、科学防治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保持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以农村为重点，认真落实各项综合防治措施，确保地方病防治事业健康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二、地方病防治工作重点及措施

2012年全县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是：坚持以碘缺乏病和麻风病防治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大碘缺乏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强化碘盐供应工作，进一步提高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持续巩固已有防治成果；开展麻风病防治与监测工作，持续落实“专职医生包片、兼职医生包病人”的责任制，开展线索调查，早期发现新病人，全面落实联合化疗，不断提高治愈率。全面做好地方病防治项目，加大管理力度，提高项目效能。

（一）碘缺乏病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