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范文10篇

一、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

毫无疑问，“纯粹”(rein)一词，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占据中心位置，而且是在多重的意义上。胡塞尔的代表作之一便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他也许在某个时期会反对将他的哲学称作“超越论的”(transzendental)，但始终不会反对将他的现象学称作纯粹哲学，无论是他的早期还是后期。

“纯粹”是相对于“不纯粹”而言，这对概念会让人联想起佛教中的对应概念：“净”和“染”，但这两对概念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当然，从含义上说，“纯粹”在现象学中也与一个净化的过程有关，即从某个东西或某个状态中脱身出来。胡塞尔将此称作“纯化”(Reinigung)或“还原”(Reduktion)。

因此，“纯粹”和“纯化”这两个概念彼此相关，一同标识出现象学的两个核心要点：内容上的(或实事上的)和方法上的。笔者曾在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对这两个概念做过如下的解释：

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所要达到的“纯粹性”，不仅仅是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①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因此，这种纯粹性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种“纯粹性”是指一种摆脱了经验事实的“纯粹”。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也是指一种独立于外部实在的“纯粹”。胡塞尔认为，达到这个两方面的“纯粹性”之通道方法是“现象学－心理学的还原”和“先验现象学的还原”。②如果将胡塞尔的“纯粹”概念的这两个含义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先验”概念相同义。③

“纯化”概念被胡塞尔用来标识达到“纯粹性”的方法或过程。由于“纯粹性”是两方面的“纯粹性”，因而“纯化”也应当在两个方面进行：④“现象学－心理学的纯化”和“先验现象学的纯化”，它们意味着“在双重的方向上进行对存在设定、对存在之物之意指的‘排斥’和‘判为无效’”；⑤这两种还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普遍的悬搁，它们都意味着排斥世界和关于世界的信仰，还原到纯粹意识体验上去；而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对前者的彻底化。⑥

提要：胡塞尔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称作“第一哲学”，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通的开端和基础，它正是要那些最初的、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的、一切其他原则的最后来源。胡塞尔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表明，这一思想也是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统一动机，并且已在上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正是要揭示这种超越论主观性的领域。他称这种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彻底的纯粹的对自身的思考，是完全不同于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但是胡塞尔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有关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即现象学还原的“”。

关键词：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哲学；现象学还原；共主观性

胡塞尔的《第一哲学1923/1924》构成了从1913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到1929年《笛卡儿式的沉思》之间他的思想进程中现象学的里程碑和高峰；正如胡塞尔在1923年8月31日致茵加登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在现象学意义上并具有“第一哲学沉思”形式的哲学体系之构想，这些沉思作为“开端”，一定会从根本上开启真正的哲学。

胡塞尔在这里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是要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遍科学之开端部分和基础部分，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东西和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transzendentaleSubjektivitit），纯粹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又称“第一哲学”为“考古学”。第一哲学将严格科学的哲学当作最高目的理念。这种严格科学的哲学是彻底有根据的哲学。它是以确定的绝对自明的基础为根据，按照最严格的方法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哲学1923/1924》由上卷《批判的理念史》和下卷《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两卷组成。上卷《批判的理念史》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对超越论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历史导论。在其中，胡塞尔按照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诡辩哲学的反应中产生的，并作为内在的主导目的决定以后科学发展进程的哲学目的理念，对哲学的历史进行了批判的考察。根据这种哲学理念，哲学应该是由认识者对他的认识成就进行普遍的和最后的自身考察，自身理解，自身辩护而来的认识，或者说，哲学应该是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而且应该是普遍的科学。在这种批判的考察中，使胡塞尔感兴趣的是历史上对作为认识之统一来源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认识。考察要揭示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动机之统一。这种动机作为发展的推动力，存在于一切想要成为真正的哲学，想要获得真正哲学方法的哲学之中。胡塞尔说，对于历史上的哲学的进步来说，决定性的转折在于，从前想要成为科学的诸哲学之所谓的科这里提到的哲学史上统一的动机，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追求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哲学之理想，而在其历史的具体实现过程中，这种动机就变成了追求实现超越论哲学之理想的各种不同尝试。胡塞尔的理念史批判正是针对这些尝试之成就与的。

在古代怀疑论哲学中，胡塞尔就已经看出了超越论哲学最早的倾向。古代的怀疑论哲学就已经以“超越论方式”将实在的宇宙，一般可能的客观性全体，当作意识的一般对象来考察了，它第一次实现了从朴素地专注于呈现着的对象向反思态度的转变，使进行认识的意识作为实行超越论功能的主观性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中。古代怀疑论通过将科学的目的理念追溯到进行认识的主观性，将真实的存在本身追溯到科学真理，并追溯到认识真理的主观性，而使当时新发现出来的实在宇宙与主观性之本质关联所带有的不清晰性变得清晰可见。因此它具有划意义。

1．这里准备讨论的意向性，首先应当是作为哲学问题的意向性。当意向性作为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时，它的日常含义在哲学讨论中就退回到背景里。“意向”此时不再是指“意图”或“倾向”意义上的意向，而是指意识构造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

虽然早在中世纪哲学中就有对“意向”(intentio)问题的最初讨论，例如托马斯·阿奎纳就把用它来定义有意图的精神行为，但真正将它作为哲学术语加以运用的首先是深喑中世纪哲学的弗兰茨·布伦塔诺。他将“意向的”、“意向的内存在”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哲学和心理学中，并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或心理学蕴涵。“意向的”一词，在他那里并从他开始而代表着心理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所有心理现象都“在自身中意向地含有一个对象”。他认为可以通过对意向性或意向内存在(Inexistenz)的指明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意向性”是心理现象所独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后他的学生埃德蒙德·胡塞尔曾对此评价说：“在描述心理学的类别划分中，没有什么比布伦塔诺在‘心理现象’的标题下所做的、并且被他用来进行著名的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之划分的分类更为奇特，并且在哲学上更有意义的分类了。”[①]

2．意向性对胡塞尔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乃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契机。此后，无论是在他1907年完成的超越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意向性都构成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核心课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对此精辟地概括说：“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②]就交遇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然观点中的心物二元的原则，是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主体与客体、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就构成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是哲学观点中的或超越论的主体性原则，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显现活动与显现者、构造与被构造的关系。

在此双重方向上的意向性问题，通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意向性成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因此，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工作，即对意识体验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合理地、但不尽全面地被称作“意向分析”。

无论如何，意向性分析的工作主要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具体地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三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础上，用“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两分来开始自己的意识体验分析。这样，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或者本身是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的命题，就被胡塞尔改造为“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③]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意识就是意向体验。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

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每个意识都是意向的”这个说法有两重涵义：一个涵义在于：意识构造对象；另一个涵义是：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前者专指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后者可以指所有的意识行为，即是说，非客体化的行为虽然不构造对象，但也指向对象。例如，爱是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对象。被爱者作为对象首先是通过表象的客体化行为被构造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爱，即成为爱的行为的所指。

要想探讨现象学方法在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共通性，对本质直观的分析显然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因为本质直观一般被公认为现象学方法的第一共同内涵。反之，要想把握现象学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现象学研究领域在这三位哲学家那里的差异性，那么对反思问题的关注将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在欧洲哲学的传统中，尤其自笛卡尔以降，反思，即哲学的反思性始终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笛卡尔从外感知向内感知的回溯，康德对知识如何可能问题的追问，都是希望通过哲学的反思来把握原本的确然性。尽管后期的英国经验主义重又强调对感觉与反省的先后次序之划分，尽管黑格尔否认反思是达到永恒或真理的唯一途径，但反思在近现代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反思在康德之后基本上已经被看作是划分科学与哲学的界石。

较之于舍勒和海德格尔，胡塞尔距离传统的位置更近。这一点也表现在：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中，反思自始至终是现象学思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无论是在前期的《逻辑研究》和《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还是在后期的《笛卡尔沉思》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的现象学描述分析都是在反思中进行的。甚至可以说，反思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显著特征。现象学之所以为现象学，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的、非哲学的观点，正是因为它不是直向的思维行为，而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我们只需引用些许胡塞尔的原文便足以证明这个对大多数现象学研究者来说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所有困难的根源都在于现象学分析所要求的那种反自然的直观方向和思维方向。我们不是去进行那些杂多的、相互交迭的意识行为……而是要进行“反思”，即：使这些意识行为本身和其内在的意义内涵成为对象。

现象学描述是在对个体意指和种类意指之体验的反思中进行的。

只要意向性还没有通过反思而被揭示并且因此而本身成为课题，它就是隐蔽的。

一、呼唤“画者”们回归“自我体验”

现象学在经验的事实的基础上要求通过直观来获取本质洞察。海德格尔把艺术形式、语言的创造活动看作人类最古老的原始冲动，艺术形式或语言的特质在于出自生命本能的活动性。他指出了人类形式语言活动有“本己言说”和“非本己言说”。这说明，现象学家都赞同体验维度的特征在于一种隐默的自身意识，他们强调在澄清现象意识时思考第一人称视角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们关注第一人称的体验现象与本质关联的通达性，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意识的可靠性。

而画家，生活在周遭的世界中，与一切事物相遇，总是依靠和运用着各式各样的体验，可能是来自线、形、色、结构、空间、质感的体验，也可能是感觉到节奏、韵律、秩序、对比与均衡，可能体会到柔美、崇高、愉悦、悲壮，也可能是神游物外，通禅达道。艺术并不是对经验世界的描绘或复写，而是情感和感情的流溢。

尼采认为在艺术家身上被培育成所谓的“个性”是：第一，陶醉。高度的力感，一种通过事物来反映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第二，某种官能的极端敏锐所产生的创造力。第三，模仿的冲动。尼采精辟的话语道破天机，在以上三方面的绘画过程中，都离不开画家的“自我体验”。画家常被“显现的事物”刺激得“物我两忘”，紧接着产生创作冲动，在绘画创作中面对画面上动态的不同的构图、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色彩结构、不同的对比率、不同的笔触等都要运用“自我体验”进行选择确认。总之绘画实践的全过程都离不开画家的敏锐感觉和自我体验。

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回归现象”是一种“求真”的认识方法，它启示着绘画的本体，也启示着画家的态度。我们知道艺术是非自然主义的“求真”，但“真诚”的艺术态度永远不应放弃，而“真诚”的前提是拥有“自我体验”。运用“自我体验”是优秀画家生活和创作的必要条件。

二、现象学赐予了新的“观照方式”预示了新的“画家视域”，催生了新的“绘画本体”

摘要：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以描述心理学而不是以先验现象学作为他的认识论的基础，这是他与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哲学思想上的戏剧性的联姻与激烈争论的关键所在。胡塞尔认为狄尔泰的立场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而狄尔泰从来不接受这一评语。本文试图说明为什么狄尔泰反对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坚持自己的“实在论的或批评地客观导向的”哲学研究的理由。

关键词：狄尔泰|胡塞尔|描述心理学|先验现象学

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以描述心理学而不是以先验现象学作为他的认识论的基础，这是他与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在哲学思想上的联姻与争论的关键所在。在狄尔泰看来，现象学如果限制在描述心理学的范围，那么现象学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他乐意承认和采纳胡塞尔在描述心理现象和心理结构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现象学一旦走上先验唯心主义的路线，这就意味否定认识论的历史的和社会生活的维度，这是狄尔泰坚决反对的。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则刚好相反，描述心理学不足于克服心理主义、历史主义及其必然导致的恶果相对主义，只有把描述心理学发展为先验现象学，才能建立具有牢固基础的认识论。狄尔泰与胡塞尔间在哲学思想上的交往与争论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公案”。弄清楚这一“公案”，对于搞清楚描述心理学、现象学和认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对于把握德国20世纪上半叶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很有助益。

狄尔泰与胡塞尔的交往和互相评价

1925年，当狄尔泰逝世14年后，胡塞尔在他开设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讲课中回顾了他与狄尔泰交往的历史。按照胡塞尔的回忆，这一交往是由狄尔泰推动的。狄尔泰在读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后意识到，胡塞尔有关意向分析的现象学对于他正在从事的心理结构的认识研究十分重要，并于1905年邀请胡塞尔到柏林拜访他。而胡塞尔也通过这次与狄尔泰的直接接触，开始注意狄尔泰的描述的心理学，以及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胡塞尔在他的讲稿中写道：

“当我亲耳听到狄尔泰本人的如下判断时吃惊不小：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第二册中有关现象学的描述分析的部分与他的《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在本质上相谐和，并可视为作为一种理想展现出来的在方法论上完全成熟的心理学的最初根基。由于这一关联，狄尔泰始终非常重视我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展开的研究，并且在他晚年又满腔热情地重新拾起他一度中断的有关精神科学理论的研究。这一结果就是他有关这一论题的最后和最精美的作品《历史世界的构造》。它（于1910）发表在《柏林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上，可惜他就在从事这一工作期间与世长辞了。我本人随着越来越进一步完善现象学的方法和取得对精神生活进行现象学分析的进展，也越益认识到，狄尔泰的这一当初使我很惊讶有关现象学与描述－分类的心理学有着内在统一性的论断，在事实上是合理的。他的作品包含着现象学的天才预见和初步认识。这些作品决非过时了，即使在今天仍然能从中获得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具体启示，能激发在方法论上取得进展的和完全从另外的问题出发进行建构的现象学的工作。”[1]

[1]，胡塞尔的哲学是关于主观性的哲学研究的“终结”（Vollendung）[2]。也就是说，尽管胡塞尔奠基了一个新的哲学运动，但是胡塞尔之后，即使在现象学运动内部，再没有人步他的后尘，去继续进行先验的主观行为的分析，做先验的意识分析工作了。20世纪的哲学家从胡塞尔的单一倚重意识分析工作的倾向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一方面以各自的方式批判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另一方面又继承了现象学的方法，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中用这个方法进行探索，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理论，因而使现象学运动呈现出了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在这个扬弃胡塞尔现象学的过程中，工作最成功、成果得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例子就是海德格尔和萨特。在这里我们简要介绍如下。

[3]。在胡塞尔看来，任何实际意识体验、意识经历，就其纯粹状态而言，都必然是某种延续过程。这种延续过程的不断继续就形成了一种无穷的体验经历之流（Erlebnisstrom）。[4]因此，意识活动就其实际过程本身而言，是一种纯粹延续过程本身，而这个实际的意识过程的最好特征描述就是时间，所以胡塞尔说，意识过程本身是一个时间性事件。然而这种以延续过程为其结构的意识流，并不同于普通事件的时间过程。一般客观事件的时间图解中，点代表现在，线代表延续过程，点的不间断的连续便集合形成为线。但胡塞尔发现的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并不能用点和线的图式来说明。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要比它复杂的多。我们试举胡塞尔自己用的例子来说明，胡塞尔理解的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

当我们第一次感知一个对象，比如，我们“当下”听到一个乐音a，这个乐音有开始、持续和终了。这个乐音a最初是以“当下”的形式给出的（因为我过去没听过）。但是它不仅仅是在“当下”出现，在时间中出现，而且这个“当下”的形式构成了它本身的存在的方式，是它存在的特点。并不是所有在时间中的存在都是以“当下”这种时间性为其本身的存在方式的。一切感性对象，比如桌子、山石等都在时间中，在“当下”这一形式中出现或被给出，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时间性事件。乐音则不同，“当下”这种时间性规定了它的质地，是它的存在的具体形态。时间性除了原初形态之外，还有另外的形态：现在已经听到了乐音的一部分；这个“正听”与“听到了”紧密地连在一起；“当下”与“刚才”的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是所谓事件的第二种形态：retention。从字面上讲，retention是向后、向“刚才”、“过去”的趋向、勾连。我们在这里将它译作“滞留”。这种“滞留”不是回忆（胡塞尔也把它称之为基础性回忆。），不是对乐音a的再造。“滞留”也是原初性的、首次出现，首次给定的东西，所以，它也是意识的内在时间结构中的时间性的基础形态。胡塞尔认为，没有“滞留”，就根本不可能感知到时间性事件：当我们感知到一个时间性对象时，这个对象一定是个“滞留性”的对象，即处于“滞留”中的对象。[5]我们也可以说，“滞留”是时间性对象的构成成分。胡塞尔对乐音的描述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当乐音a的第一部分已经被听到，第二部分正在被听到，接下来，第三部分马上就要开始被感知到；此时，第二部分的“步入”刚被听到，第一部分已经成为被听到。在“正听”的第三部分中，含有对第二部分的“滞留”和第一部分的滞留的滞留，也就是说，“滞留”似乎是过去了，但这种过去了的滞留又都直接是当下给出的乐音a这个整体一个部分，是乐音a的组成部分。“滞留”直接参与了“当下”事件或当下对象的构成：……当下滞留的滞留——当下的滞留——当下……一直推移下去。这就是时间性事件的结构。由滞留垂直叠加融合与水平连续所构成的链条（更准确的讲，是由滞留形成的面）就是对当下的事件的感受，它是感知的当下瞬间的最后一个环节。

这里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滞留，就不会有当下的时间性事件。所谓同一个时间事件（乐音a）是由无数多个当下的?D?D滞留的“共同显现”——所构成，是同一个印象的不同的滞留，与不同印象的多种滞留交融合而成的。所以，当说同一个乐音a时，是我们指，我们对不同乐音、或者一段音乐的不同部分的综合的结果。实际上，对象（即乐音a）的每个部分都是不同的，对象的同一性是在意识流中综合而成的；这种同一性是在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基础上构成的、显现出来的同一性。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一种假定情况：当我感知时，并没有经历过、没听过我感知的内容；在没有任何“历史”经历过的情况下直接感知，就是最原初的感知，这种“没有经历过”是不可重复的。

上面讲的是对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对象进行首次感知时的情况，也就是对象最原初显现时，意识的活动情况。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对象并不是从来未接触过的对象，而是见过的、熟知的对象。这种情况下，我在感知时，我总是大概地知道了我所感知的东西，我有意向地去恢复过去体验：感知到第一部分的同时就期望、等待下一部分的出现。[7]这是对熟知的对象进行认识的重要环节。它是在重新认定一个对象，重新建立一个对象的同一性。还以对乐音感知为例。假如我们听一首熟知的乐曲，当听到其中乐音a的一部分时，我们知道，接续下去的乐音应该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下一部分乐音的出现的预期，构成当下乐音感知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它不与乐音下面的延续发生联系，或者，它不与下一个新出现的乐音相联系，它便不是这首乐曲中的乐音了。所以，我对一首乐曲的感知，实际上是对我的预期的充实。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原初感知的“当下”、“滞留”结构仍然保存。一个“当下”的事件总是与未来事件向联系，是未来事件的实现，同时又是对过去的步入。也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个“现在”出现的时间性对象的感知，都是一个联系到未来的当下的事件，同时又是已经步入“刚才”的当下事件。内在时间并不是向自然科学描述的客观时间那样，是一个一个点的相继不断的连续，而是每一个当下都有一个不很确定的有厚度、有长度的“域”。每一个当下都包含了对过去继续，甚至就是过去本身（Retention），同时又包含了对未来的预期（protention）。胡塞尔认为这就是滞留与预期在“当下”的彼此融会（InEinandervonRetentionundProtention）。[8]当下的感知就像一颗彗星，滞留形成它的彗尾，彗头与彗尾的区别正是由于前驱的运动造成的，它本身是彗头和彗尾的统一体，这就是当下。时间不是点，而是一个呈多向辐射的彗星式结构。这时意识活动本身的最基础的机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恰恰就是借鉴胡塞尔的发现的这种时间结构。海德格尔在分析人的实际生存结构时认为，人的实际的生存的内在结构就是时间性。人的诞生是人过去的历史中最根本的瞬间。但你永远经历不到你的诞生，你有经历时，是你已经生下来了。这个过去只能体现在你现在的生存上。个人最根本的未来是死亡，但死亡也是不可能经历到。它体现在你在走向死现在的人生中。这就是说，你的根本性的过去和将来都体现在你的现在生存中，这里的人生的时间性也是将来、过去于现在这个“地方”的共生状态。海德格尔首基尔凯郭尔的影响，认为，人的生存具体体现在操心中，而操心的环节之一就是“先行于自身”的将来性：因为操心总是对未来的什么事情的操心，（当然，海德格尔强调，最根本的操心是人为自由的实行而操心）。操心的另一环节“已经在?D?D世界中，”它是过去性的，是曾在。而操心本身则是现在性的：是现在在操心。但是，操心的“现在”不是独立的现在，而是为了将来的，联系到将来才有意义的现在；它同时又包含过去，恰恰是从过去考虑、为了将来，才有现在的决定，以求“当下”进入到自己选择的境域中去。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把这种人生化的内在时间意识的结构机制归结为两句话：是其所不是并且不是其所是。“当下”的存在是过去的存在，同时又是为将来而存在。就其自身的存在的构成环节讲，“当下”的存在恰恰不是它们存在的本身：他的存在恰恰在于，它的过去和他辉煌的未来；当下的一瞬间离开二者皆无意义。人生不具有“是其所是”这样的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生在其存在的结构上的特征描述叫“虚无”。

现象学由德国犹太裔哲学家胡塞尔创立，它是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一大体系。1929年初，中国学者杨人梗在《民铎》杂志发表了《现象学概论》一文，正式谈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此后张东荪与贺麟也先后论及，后罗克汀和李幼蒸又重新提及，因而这一批评方法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此，笔者拟对现象学分析法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运用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象学是一种描写物自体的方法，是一种描写呈现在摆脱了一切概念的先天结构的旁观者的纯朴眼光下的物自体与世界的方法，事实上，它就是用直接的直觉去掌握事物的结构和本质。”[1](P56)罗曼·茵加登和米·杜夫海纳是现象学美学的杰出代表，从他们所倡导的现象学分析法的基本内涵来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本质直观。在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是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西方哲学则是从普遍的观点出发，或者通过一套完整的、已有的理论来分析具体的作品。现象学则认为，要进行具体的作品研究，首先应直接面对事物本身，将先前已有的概念、定义用括号括起来，以避免在研究中受到固定思维的影响。现象学分析法就是要从芜杂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利用一张白纸的优势进行研究。当主体和客体都摆脱了固定思维的制约，我们就能直观出事物的本质。例如，研究一部小说，在开始研究之前，我们必须把目光着眼于小说内容本身，包括小说的语言、结构、作者在创作时的心境、作者计划传达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等等，在此之前所有关于小说的定论都必须被放在研究者的思想之外。也就是说，现象学分析法强调的是理论之外的作品本身。

对此，波兰美学家罗曼·茵加登“将作品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映还是对主观世界的表现问题‘悬置’起来，直接从作品本身出发，强调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地位”[2](P384)，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现象学美学和文学理论。还原本体。本体是使某事物成为其主体的关键性的东西。现象学认为，我们直观艺术作品，不是去获得它的特殊的东西，而是要获得适用于一切作品的普遍性的东西，也就是得到艺术作品的本质，“面对审美对象的人超越自己的特殊性，走向人类的普遍性”[3](P96)。茵加登在进行现象学分析时，广泛将现象学还原法运用到美学研究上，对呈现在意识的“本质直观”中的艺术作品本身进行详细的分析。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残余的内容就具有了审美直观的性质。意向性活动。现象学基本上放弃了对美本身的探求，而把审美经验、对艺术作品的阐述、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放在了更为核心的地位。它不是对美本身进行探索，而是研究人类如何审美。杜夫海纳曾指出，艺术作品只有当它被读者体验时才能变成审美第33卷第2期吴福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现象学研究对象，艺术的审美性质只存在于读者对艺术作品的体验之中，离开了读者，艺术审美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他将作品分为两部分:审美对象和审美知觉，而审美经验则从属于审美对象。审美经验是“纯粹意识”、“本质直观”、“意向性的意识”，它的建立不具有任何功利性，它本身就是现象学的，是纯粹的感性，换言之，也就是一种意向性的活动。

二、由于罗曼·茵加登在他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仅以文学来考察作为艺术的文学作品，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从茵加登的现象学分析方法开始。茵加登把作品分为四个层次，即字音层、意义单位、图式化方面、被再现客体。下面我们就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逐层进行分析。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层次是声音。在文学作品中，声音发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不同形式，当这些声音形成一个固定的、典型的声音结构时，就成为文学作品。例如《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篇: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诗中有十个由五字组成的短句，每十字末有“柳”、“牖”、“手”、“守”等字押相同的韵，构成了古诗特有的韵律和节奏，诗中一连使用十二个叠字，六个形容性叠词。从语言的角度上看，这只是些普通的声音，本身不具备表现生活的能力，但许多声音个体组成一个固定的形式时，便具备了文学的表现力。作为一种特定的声音结构来说，只是具体语境的一部分，而在各个具体化的例子中，又保持了同一性。文学作品的声音结构确定了文学艺术作品的第二个层次，即作品的意义。

意义的本质一方面在于认识到声音组合不能还原为组成它的声音，因为它是由不可还原的新东西组成的。另一方面，声音的节奏、韵律和高低具有审美价值。凭着这种经验一方面构成了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审美客体。在文学作品中，每个字都有其自身的意义，如上文中的“草”、“柳”、“人”、“手”等，其意义本来是很宽泛的，像“草”，本身就有青草、枯草、田中草、路边草，等等，但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它又有了特殊的含义，在文中因为有了“河畔”两个字音的组合，才让人明白其是生长在河边的草。同样，“人”也是很泛的概念，从形象上看有高矮之分，从性别上看有男女之分，从情感上看有恋人、仇人，等等，只有与具体的环境结合之后，人们才能弄清主人公的真正身份。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作品的意义层实际上是由字音层所决定的，字音层是决定作品其他方面的一个基础环节。弄清了作品的意义，人们对于文中所出现的被再现客体就一目了然了，毫无疑问，文中出现的客体有:草、柳、楼上女、窗牖、红粉妆、素手、倡家女、荡子妇、床，等等，这是被再现客体的个体化。然而，全诗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这些形象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客体组合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青草生长在河畔，随着河水到了遥远的地方，这遥远之思都被那郁郁葱葱的园中柳色深锁，从而营造出一种宁静祥和的意境。

文中的色彩是画龙点睛之笔，青是冷色的，红色则是温暖的象征，又暗含着一种热闹的意象。冷色与暖色的交替出现，是为了体现一种寂寞中的和谐，和谐中的寂寞，而这正是作品所要体现的内涵。由于“文学作品中的被再现客体都是以图式化方面出现的”[4](P282)，所以我们在分析被再现客体时必须借助于图式化的力量。茵加登现象学认为，客体总是大于图式化方面，而且，图式化方面落实到具体的意象时，总是让客体显出许多空白和不定点。它使整个古代文学作品富于含蓄蕴藉的特征，同时使我们在解读古代文学作品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想象思维。

摘要:20世纪初兴起的现象学运动涉及广泛，也逐渐渗入到技术哲学研究领域。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文献的考察，发现相当数量的西方技术哲学家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技术哲学问题，对西方技术研究具有较大影响。这些技术哲学家虽然都是运用现象学方法考察技术，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视角，针对不同的对象，因此呈现的不是一种统一的现象学研究路径，而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特点的多维视角。主要表现为考察技术根本问题的视角、考察具体人工物品的视角和考察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等。

关键词:现象学；现象学运动；技术哲学

继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谈论科学问题以来，海德格尔专门将技术作为其思考的对象。他的技术之思，为后来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开启了思路。后继技术哲学家可以说都与海德格尔有一定的关联，但却以他的思想为起点，重新划定自己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以现象学的方法作为根本的基础和方法，但由于视角和研究对象及问题的切入点的不同，并没有形成一种同一的现象学技术哲学，而是表现出了“家族相似”的特点。

一、现象学运动与技术哲学

现象学是20世纪初在反对心理主义的浪潮中产生的一个哲学流派。胡塞尔认为，心理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因此，用心理学的经验方法无法对绝对的概念和逻辑规律作出说明。心理主义在哲学上必然会导致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哲学要以绝对确定的方式来说明认识的本质，就不能采用心理学的方法，而应当用直观的方法去确定纯粹的意识现象，这种研究纯意识现象的哲学就是现象学。“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1]40

为了解决认识的客观性问题，避免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通过把意识还原到绝对确定的纯粹意识，以揭示认识之可能性的确定的可靠的基础。胡塞尔哲学要解决的是认识的可能性的问题，说明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因而不能采用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方法，而只能采用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他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态度叫做自然的态度，把哲学的思维方法态度叫做哲学的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1]34自然的态度对认识可能性的朴素的反思必然要导致怀疑主义的悖谬。哲学认识论一方面要指出这些悖谬来反驳自然思维的素朴反思，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认识本质的研究来提出一种最终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只有通过还原，我们也想把它叫做现象学的还原，我才能获得一种绝对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给予性”[1]55。

摘要:20世纪初兴起的现象学运动涉及广泛，也逐渐渗入到技术哲学研究领域。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文献的考察，发现相当数量的西方技术哲学家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技术哲学问题，对西方技术研究具有较大影响。这些技术哲学家虽然都是运用现象学方法考察技术，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视角，针对不同的对象，因此呈现的不是一种统一的现象学研究路径，而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特点的多维视角。主要表现为考察技术根本问题的视角、考察具体人工物品的视角和考察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等。

关键词:现象学；现象学运动；技术哲学

继胡塞尔从现象学的角度谈论科学问题以来，海德格尔专门将技术作为其思考的对象。他的技术之思，为后来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开启了思路。后继技术哲学家可以说都与海德格尔有一定的关联，但却以他的思想为起点，重新划定自己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以现象学的方法作为根本的基础和方法，但由于视角和研究对象及问题的切入点的不同，并没有形成一种同一的现象学技术哲学，而是表现出了“家族相似”的特点。

一、现象学运动与技术哲学

现象学是20世纪初在反对心理主义的浪潮中产生的一个哲学流派。胡塞尔认为，心理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不可能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因此，用心理学的经验方法无法对绝对的概念和逻辑规律作出说明。心理主义在哲学上必然会导致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哲学要以绝对确定的方式来说明认识的本质，就不能采用心理学的方法，而应当用直观的方法去确定纯粹的意识现象，这种研究纯意识现象的哲学就是现象学。“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为了解决认识的客观性问题，避免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通过把意识还原到绝对确定的纯粹意识，以揭示认识之可能性的确定的可靠的基础。胡塞尔哲学要解决的是认识的可能性的问题，说明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因而不能采用自然科学本身所采用的方法，而只能采用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他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态度叫做自然的态度，把哲学的思维方法态度叫做哲学的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自然的态度对认识可能性的朴素的反思必然要导致怀疑主义的悖谬。哲学认识论一方面要指出这些悖谬来反驳自然思维的素朴反思，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认识本质的研究来提出一种最终的、明白的、自身一致的看法，“只有通过还原，我们也想把它叫做现象学的还原，我才能获得一种绝对的、不提供任何超越的被给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