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对我国发展金融期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发展金融期货所面临的障碍，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期货；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利率期货

一、我国发展金融期货的必要性

发展金融期货有利于释放风险，防止风险积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资本市场产品、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投资者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等多方面有重要意义。金融期货的缺失之弊端逐渐显现，推出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一)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唯中国大陆未推出金融期货。国内人士认为，金融期货的特点是国际化比较强，本土市场不做，境外市场就做，金融资产定价权会被境外市场所抢夺。如目前芝加哥已开始操作、香港市场也正在研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期货，新加坡也于2006年9月率先推出我国A股指数期货——新华富时中国A50指数，对我们金融期货的推出是一种推动。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市场参与主体必须规避风险。我国无论在外债还是在外汇储备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如果没有套期保值机制，外债外汇储备风险受制于国际资本市场，损失变得不可避免。同时，愈来愈多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将面临更大的价格风险、国际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的风险，这使我国市场参与主体规避风险产生内在需求。

本文作者：伏创宇工作单位：北京大学

宪法学方法论实质上关涉宪法学者如何对待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宪法学应不应该去价值化?宪法学的价值有涉是否影响到宪法学的科学性?同时,针对宪法与政治、社会的本质联系,宪法学应如何面对社会现实?宪法学是否可能沦为社会存在的婢女?这些均是进行宪法学方法论研究时所需要思考的问题。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宪法学方法论错综复杂,有些甚至是两种或者多种立场的综合。价值法学、法律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成为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宪法学的方法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然而,宪法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共同体的规则¹,宪法的产生、形态、地位、效力、功能和实施机制等不同于一般法律,宪法学方法论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学方法论。笔者试图以对待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和现实的立场为划分标准将西方学者有关宪法学的方法论进行类型化,相对地将宪法学的方法论分为四种类型: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和整合型的宪法学方法论。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学方法论并非可以截然分开的,如以规范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可能承认价值有涉,也可能并不排斥现实宪法。这终究是大体上的分类。

一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

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是从应然的角度对观念宪法展开研究,主要源于自然法学和价值法学的理论支撑,源于历史所展示的绘制现实与通向未来的智慧。应然与实然的思想对法学方法论及宪法学方法论的不断进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欧洲最早迈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区。也正是在这里,一些富有智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最早开始了人类对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思索和诠释,这一诠释是以法的应然与实然范畴中自然法与人定法相关联的侧面而展开的。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在5自然论6中首次提出神法与人法之分,神法就是自然法[1]。西塞罗在5国家篇6中所宣称的法符合自然的正确法则。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正确性[2]就已表达了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理论虽遭到了来自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被认为不确切甚至无用,但它并没有也不会就此终结。作为西方历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贯穿于整个法学历史之中。到了近代,即17、18世纪,理性主义自然法兴起,并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内容,进而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锐利武器。理性主义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理性主义因素,排除其朴素直观的自然主义和蒙昧的神学主义,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历史。它反对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对把人当作神的奴隶,致力于重新发掘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古代自然主义、中世纪神学主义、近性主义的不同时代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末2世纪初,无论神学派还是世俗学派都宣称要复兴自然法,马里旦、达班、布伦纳是神学派复兴自然法学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罗尔斯、R#德沃金则是世俗学派复兴自然法的法学大家。时至今日,这些法学家(包括神学派和世俗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已为法学理论及实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义、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对现实始终具有批判功能。无疑,自然法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解释,使人类的秩序生活获得道德上的意义,它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引导力量。对价值法学的主要批判来自休谟的价值与事实存在鸿沟的二元论。休谟认为,价值判断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3]。事实与价值的二歧鸿沟对后世哲学影响深远。康德哲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二元论基础之上的。康德哲学进一步认为,从实际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价值的、正确的或应当是这样的。价值和存在这两种观点截然不同。关于应当的陈述只能来自其他应当的陈述,而不能来自存在事实的归纳º。而2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将康德的二元哲学运用于法学领域,提出了所谓的二元方法论,其实质在于:价值思考和实然思考是独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围内同时并存的[4]8。他认为,应然原理只能通过其他的应然原理来创立和证明。[4]1被称为价值法学的拉德布鲁赫学说,虽然承认应然不能从实然推出,但认识到了价值法学的重要地位,这无疑对价值宪法学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二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

在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排除应然只研究实然的观念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中泛自然主义的思潮密切相关。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获得巨大成就,自然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如此成效卓著,为什么在社会学领域不会同样成功呢?于是,西方知识界尝试将自然科学方法扩展到社会领域。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纷纷以自然科学为范例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方法,从而被认为是社会科学[5]。在社会科学领域,真正明确提出区分事实和价值,并对社会科学家提出价值无涉(wert-freiheit)要求的是韦伯(Max.Webber)。在韦伯看来,从事实的观点看事物与从价值的观点看事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价值不同于事实,属于规范知识,即应然的世界。价值判断不能通过科学的程序获得。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能说明他能够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最终价值判断问题,只能由个人在个别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良心来解决[6]。奥斯丁认为自然科学乃是建立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他试图从两个方面来确保法学科学的地位:一方面是在法学的领地中消除规范性的维度,另一方面是将法律的根基置于经验观察之中[7]序言32。在此,法学被推定为只能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从而走向一元论,即法律实证主义。他的实证法学深深影响了后来英国著名的宪法学家戴雪。戴雪试图使宪法学的范围和方法制度化,努力区分法律人研究宪法的视角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研究宪法的视角,使宪法学成为一门自治的学科。他认为:在当前这个时代,宪法的研习者们既不希望去批评、也不希望去膜拜宪法,而仅仅想要理解它;而职责在于讲授宪法的教授则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他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维护宪法,而仅仅解释宪法的规则。[7]序言23他的这种方法论受到了英国当代公法学者洛克林的批判,公法的范围得到了形式化的确定;但戴雪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我们如何做到采纳这种方法而不落入布莱克斯通的非现实的陷阱。这种方法是机械论的[7]序言27。在德国国法学学说史上,凯尔森继承了拉班德的公法实证主义,发展出规范法学。他认为:就如任何其他经验的科学一样,规范法学也描述其特殊对象。但其对象是规范而不是实际行为模式。,,规范法学是用以描述法律的陈述不同于法律社会学用以描述其对象的陈述。前者是-应当的陈述.,后者则是像自然法则同一类型的-是的陈述.。[8]法律秩序的规范的效力来自宪法,而宪法的效力则可追溯到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显然,规范宪法学企图将宪法学去道德化、去政治化、去人格化,但问题在于从将宪法的效力追溯到这样一个不是很确定的基础规范,仍旧没有摆脱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似乎有回避宪法真正的本原之嫌疑。

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途径和种类

关于证据转化途径和种类，学术界的通说有三:一是肯定说。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可以直接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使用。收集证据不能仅仅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也包括国家的其它法律、法规。公民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行政执法机关当然也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材料。二是否定说。认为行政执法调查收集的证据只能作为对违法人员进行处罚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对其进行定罪的依据。刑事证据的收集必须符合程序合法、主体合格的要求。而原《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才有权收集、调取刑事证据的权力。但行政证据是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由行政执法人员收集的，不符合刑事证据的程序合法、主体合格的要求。三是分类说或折中说。认为具体的证据必须区分不同情况采取具体分析。对一些直接证据，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一般应当由司法机关重新提取后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行政机关移送的材料可以作为司法机关获取证据的重要线索;而有些证据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始数据，如书证、物证，这些证据的收集并不专属于司法机关，只要经过司法机关的核实即可作为刑事审判的依据。［4］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这两条规定已经明确了取得刑事证据的主体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而在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又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也就是说:行政执法主体也可以是刑事诉讼证据取得的主体。由此可见，立法者实际上采取了分类说或折中说的观点。但是“行政执法机关的范围非常广，除了工商、税务、质监等行政执法机关外，公安机关和各级政府的监察部门也都有行政执法职能。而公安机关同时又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监察部门也负责职务犯罪的大量前期调查工作。如此一来，很可能会导致侦查程序前置，或者出现在刑事立案前大规模采用行政手段收集证据等情况。”“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首先在于无论是行政机关调查收集证据，还是侦查机关调查收集证据，都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其次，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收集的证据仅限于实物证据可以移送，言词证据不能移送，移送了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5］因此，笔者认为，这些规定过于狭窄，束缚了行政执法证据转化的空间，不利于法律实务的开展。1．实物证据不仅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还应包括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和鉴定结论。因此这三类证据应是实物证据的另一类表现，因为行政执法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行使行政管理权，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或公共产品，对权限内实施的行为具有公定力。这些证据一般是由行政执行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作出，其效力得到保障，同样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高的证明力。因此对于此类证据，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时已经经过相关人员的签字、盖章确认，如果是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收集的，刑事司法机关通过复核认为在形式要件上没有错误，就应当充分尊重并给予肯定，可以转化成刑事司法证据。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认可，只要有条件重新提取的，一般应重新提取后再使用，在重新提取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该证据对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确认其证明能力，直接将其拿到法庭质证，结合其他证据判定是否予以采信。［6］2．对言词证据不能全盘否定。有观点认为: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涉嫌犯罪行为人的供述和辩解等“后生”主观性证据而言，原则上必须重新制作才能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使用，但也不排除例外的存在。［7］笔者是支持这种观点的。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记忆力往往受周围环境、他人或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往往第一时间记录的比较客观;二是“在某些情况下证据当时获取之后，事后便会失散……这时候我们主张拿到法庭质证，认为有争议，确认不了，这是个采信与否的问题;”［8］三是有些案件情节简单，没必要重新提取证据。在执法过程中形成了多次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鉴定结论等行政执法证据。此案中证据链条完善，王某某自己也主动认罪，案情清晰，一目了然。而在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又重新多次提取证据，且和土地执法部门移送的证据完全一致，这不能不说是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笔者建议，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对移送的实物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和鉴定结论及部分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证明材料可以在进行复核审查后，直接赋予其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避免重复取证，节约司法成本。但是，言词证据的转化绝对不能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司法机关必须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讯问，制作犯罪嫌疑人供述。因为一在行政执法环节，执法工作人员往往偏重于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及行为后果，而刑事诉讼中，还必须要关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动机及目的。无论是主体身份还是法律认知方面考虑，还是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制作犯罪嫌疑人供述更为妥当，也更能保证案件的真实性和法律的严肃性;二通过讯问既可以借此对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再次核实，如有错漏可以进一步补充，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也可以观察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对其定罪量刑进行综合考量;三正如有人指出的，“作为权利最后保障的司法程序，公正应是其基本价值，即使是效力先定的行为，司法机关也应审查质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能免除证据审查责任。”［9］

构建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合理机制

(一)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具体转换规则，从理论层面予以支持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行政执法证据可以作为刑事司法证据使用，但法律条文描述过于笼统，且缺乏操作性，必然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做法及理论上的分歧混乱，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明确具体的证据转化规则，实现操作的可行性。因此建议:一是完善行政执法取证规则。对现行的规则作出相应的修改、补充，如严格取证形式，确保每次不少于两名工作人员参与取证;增加对权利人的告知义务，告诉他们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等，以尽量弥补与刑事证据规则之间的空隙，使移送司法机关案件中的行政执法证据和行政取证行为在形式上满足刑事诉讼的合法性要求。二是建立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前审核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在移交卷宗、证据材料前要进行严格的自我复查，保证不遗漏，不缺失，并且要在移交的材料上加盖公章并由案件承办人及主管领导签名，保证查有所依，追责到人。三是建立受理司法机关复核审查制度。(1)实物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和鉴定结论)实行直接转化，只要形式符合要求，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刑事司法证据的证明效力。(2)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实行分类转化。对那些情节简单的案件，进行形式审查(主要是审查移送材料的形式如是否加盖单位公章、是否有证人签名等)，实行直接转化;对那些情节复杂的案件，进行实质审查(主要是审查移送材料的内容是否完备必要时重新提取)，实行间接转化。(二)增强交流，注重培训，提升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实际办案技能证据的转换工作，还需要人来实际进行操作，但受知识水平、认知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每个人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都会有区别。因此一方面要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通过专项培训、专题研讨与司法机关开展经验交流等方式，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办案技能，提高识别案件性质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的水平，增强取证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也要通过向相关的行政执法部门学习，熟悉、掌握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专业知识，增强办理此类案件的实际能力。(三)加强多部门全面合作，构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紧密衔接的工作机制1．建立跨行业监控反应机制。在现实中，许多行政违法案件(如造假售假案件等)是跨行业作案，单一行政执法机关截获的往往只是案件的表面现象，如果信息渠道畅通、反应敏捷，有负责的机构协调，就可能及时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作出正确的处置反应，为执法特别是后续追究刑事责任争取查办良机。2．建立引导取证机制。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可以主动邀请司法机关派员予以协助，进行联合执法，保证所收集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以实现对案件的正确定性;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主动派员提前介入，以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围绕案件的定性进行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3．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由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参加的联席会议。各部门通报各自执法情况，交流执法经验，对重大疑难案件在会上讨论，沟通情况，统一认识，共同研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农业部和公安部在2007年联合的《关于在农资打假中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意见》就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应加强案件进展会商协调。对重大复杂的案件，要召集农资打假各成员单位一起参加讨论，并成立专案组，共同开展调查。在调查取证和案件定性方面，必要时可征求法院、检察机关的意见，避免因证据不足或定性不准而导致应移送的案件无法移送。”4．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相关执法情况及时向司法机关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通报。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要与各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充分的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即公安机关要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查处情况;检察机关要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有关行政犯罪案件方面的情况等。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除了要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外，还必须建立数据平台、技术资源等方面紧密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各行政执法机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

本文作者：孙伟工作单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股社会主义思潮。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探求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认为，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生态社会主义，并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向社会主义道路过渡的设想。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摘要：黑格尔哲学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精神。黑格尔把表象、经验和思辨作为精神的三个层次，说明了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黑格尔最为关注的是真理之不可知论。在证明逻辑范畴的真理性问题上，黑格尔指出，逻辑学要沿着精神现象学表述和证明经验意识真理的方法来表述和证明纯范畴的真理性。对于精神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无限权利的范畴”，自由的意志首先是权利主体，认为“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黑格尔哲学至今仍有现实性，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更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一是黑格尔并没有用国家“吞噬”了市民社会，而是认为只有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环节都在国家内部获得发展时，国家才是有生气的；二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并非“历史终结论”，因为他深知自己哲学的局限性；三是在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上，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持严厉批评态度，重点批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们应用历史的观点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要包容他的合理哲学，承认黑格尔哲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关键词：思辨；客观思想；现实思想；自由；权利；黑格尔；哲学体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贺麟成立“西洋哲学编译会”，准备重点翻译黑格尔哲学著作。1955年西洋哲学编译会不复存在，黑格尔哲学翻译工作却全面展开，及至1980年代，黑格尔大部分重要著作已被译成了中文。黑格尔研究在我国西方哲学学科中资料准备最早，基础最好，成果最多。奇怪的是，此后黑格尔研究没有充分和深入地发展。1980年左右，国内哲学界出现了“回到康德还是黑格尔”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未充分讨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情绪和意见。流行的意见似乎是，黑格尔语言晦涩难懂，但思想易于掌握，无非只是“辩证法三大规律”，而康德体系思想大有深究之处，且可与现代西方哲学直接联通。这种意见有意无意地助长了“扬康抑黑”的情绪。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我的看法有四点：第一，没有必要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第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和黑格尔犹如比肩耸立的双峰；第三，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力依思潮和流派的不同而不同，并且两者在19—20世纪已成为历久弥新的两大独立传统，不能一概而论谁的影响更大或谁更重要；第四，在当代中国哲学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更值得研究。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容博大精深，但逻辑严缜细密，可加以精简呈现。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黑格尔哲学体系，那就是“精神”。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把精神提高到自由与真理，乃是更高的逻辑事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很多词汇，如“辩证法”、“理念”、“异化”、“扬弃”、“反思”、“发展”等等，都是阐明论述精神的真理和自由的黑格尔逻辑术语，这些词汇通过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我们日常生活。诚如黑格尔所说，人们熟悉不一定是真知①。要获得对黑格尔哲学的真知，我们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以及为什么是一个精神世界？真理是不是客观的，有没有绝对真理？我们所处的时代精神是不是以及是何种意义上的自由？通过阅读黑格尔，我们今天仍能获得一些真知灼见。

一、精神

康德首先发动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让客体围绕主体转。主体是什么？康德写了三大批判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把人的能力区分为认知、意欲和情感。在认知领域，人的知性主体能动地为自然立法，但只能根据被给予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的结合去认识经验现象；在意欲领域，人的纯粹理性主体为自己立法，道德自律是理性实践的事实和目的；在情感领域，人的判断力主体或鉴赏大自然的美和崇高，或把人类自由和尊严判断为自然界的终极目的。黑格尔不满意康德条分缕析的区分，他用“精神”的概念统摄康德在各个领域规定的主体性。在西方哲学史上，阿那克萨戈拉首先把“努斯”（Nous）当作世界本原，黑格尔说，Nous表明了精神的准确意义②。但是，柏拉图把Nous当作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相分离。受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把精神等同于上帝，与世俗世界相对立。黑格尔用“精神”跨越神圣与世俗的鸿沟，打破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物自体与现象界的隔离，克服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为了适应当时的流行文化，黑格尔经常把“上帝”作为绝对精神的代名词，不能因此说黑格尔企图“为神代言”。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申明，上帝的生命和活动不是“自娱自乐的爱”，而是充满着“否定性的严肃、痛苦、忍耐和劳作”；在《小逻辑》中说，“我们不可以离开精神和真理去崇拜上帝”，“精神的内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维中，或作为思维时，才有其真理性”③。可以说，精神是人类把握自然和自身的曲折反复的思维活动，也是在分裂苦难中不断创造更好的社会和生活的“客观思想”。如果看不到黑格尔几乎在每本著作中都强调精神与人类思维的同一性，那么“上帝是精神”的命题或被理解为泛神论，或被理解为正统神学的理性化。这两类理解曾经造成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不足为训。一些英美哲学家把黑格尔的“精神”理解为“用上帝的观点看”，不过是在重复此类错误。当黑格尔用“纯概念”“理念”“思维纯形式”“思辨思维”等概念表述“精神”实质时，他不是在一味拔高，更不是“绝对唯心论的呓语”。如果认真聆听黑格尔，就不难理解黑格尔如是说的理由、论证和客观依据。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是把握人类知情意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说，精神“渗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为，如感觉、直观、欲望、需要、冲动等，并从而使自然行为在根本上成为人的东西，成为观念和目的，即使这仅仅是形式的”④。这里所说的“形式”指把握知情意的自然行为的方式，即思维的概念活动。如果说贯穿知情意的概念活动把人与动物分开，那么精神的最高对象是依据思维的原则来把握思想自身。黑格尔把表象、经验和思辨作为精神三个层次，说明了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

（一）表象

一、作业成本计算及其现实意义

作业成本计算（activity-basedcosting，简称abc）是西方国家于八十年代末开始研究、九十年代以来在先进制造企业首先应用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

近一、二十年来，在电子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产生了高度自动化的先进制造企业，带来了管理观念和管理技术的巨大变革，适时制（jit）采购与制造系统，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零库存、单元制造、全面质量管理等崭新的管理观念与技术应运而生。高度自动化的先进制造企业，能够及时满足客户多样化，小批量的商品需求，快速地、高质量地生产出多品种少批量的产品。在这种崭新的制造环境下，企业传统采购与制造过程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相应地，原来为传统采购与制造乃至企业决策服务的产品成本计量与控制、会计决策、业绩评价等会计理论和方法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例如，在先进制造环境下，许多人工已被机器取代，因此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固定制造费用大比例上升。70年前的间接费用仅为直接人工成本的50%～60%，而今天大多数公司的间接费用为直接人工成本的400～500%；以往直接人工成本占产品成本的40～50%，而今天不到10%，甚至仅占产品成本的3～5%。产品成本结构如此重大的变化，使得传统的“数量基础成本计算”（如以工时、机时为基础的成本分摊方法）不能正确反映产品的消耗，从而不能正确核算企业自动化的效益，不能为企业决策和控制提供正确有用的会计信息。其最终后果是企业总体获利水平下降。;

作业成本计算是一个以作业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它以作业为中心，而作业的划分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物料供应，从生产工艺流程（各车间）的各个环节、质量检验、总装，到发运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最终计算出相对真实的产品成本。同时，通过对所有与产品相关联作业活动的追踪分析，为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和“价值链”，增加“顾客价值”，提供有用信息，促使损失、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提高决策、计划、控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

由传统的以数量为基础的成本计算发展到现代的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是成本会计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因为面对间接费用在产品总成本中的比重日趋增大、产品品种的日趋多样化和小批量生产的市场需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和贸易壁垒消除的新市场条件，继续采用早期成本会计控制大批量生产条件下产品成本的方法，用在产品成本中占有越来越小比重的直接人工去分配占有越来越大比重的制造费用，分配越来越多与工时不相关的作业费用（如质量检测、试验、物料搬运、调整准备等），以及忽略批量不同产品实际耗费的差异等等，必将导致产品成本信息的严重失真，从而引起经营决策失误、产品成本失控。传统成本计算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实际上却处处隐藏暗礁，隐藏着不盈利的产品。作业成本计算与传统成本计算不同的是，分配基础（成本动因）不仅发生了量变，而且发生了质变，它不再仅限于传统成本计算所采用的单一数量分配基准，而是采用多元分配基准；它不仅局限于多元分配基准，而且集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于一体，并且特别强调非财务变量（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调整准备次数、运输距离、质量检测时间等）。这种量变和质变、财务变量与非财务变量相结合的分配基础，由于提高了其与产品实际消耗费用的相关性，能使作业成本会计提供“相对准确”的产品成本信息。

西安农业机械厂是我们进行作业成本会计课题研究所选取的第一个试点企业。该企业虽非先进制造企业，但由于其生产的产品数量差异很大（数量最高的产品——四轮拖拉机，是数量最低的产品——喷灌机的50多倍），并且制造费用与直接人工费用的比例高达200%之多，已具备适合运用abc的一定条件。为此，在该企业我们采取如下研究分析步骤：（1）选择主要作业；（2）归集资源的费用到同质成本库；（3）选择成本动因，计算各成本库分配率；（4）根据成本库分配率把各成本库中归集的制造费用分配给产品；（5）计算产品成本。通过对试点企业的研究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代表试点企业销售成本55.97%、产量64.39%的高产量产品——四轮拖拉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其成本被多计4%，相反，代表试点企业销售成本10.95%、产量2.97%的低产量产品——12行播种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其成本被少计21.2%。如果扣除直接记入产品成本的直接材料成本后，差异则更为明显，四轮拖拉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被高估46.5%，12行播种机的单位产品成本在传统成本计算法下被低估42.5%。这很好地验证了作业成本会计理论中提到的传统成本计算高估高产量、低复杂程度产品的成本；低估低产量、高复杂程度产品成本的结论。这种产品成本的扭曲，使产品的毛利率和产品利润发生严重扭曲，四轮拖拉机在传统成本法下的毛利低于其实际制造的毛利，单位产品毛利被低估292元。1997年l-5月份期间生产的1，083台四轮拖拉机毛利共被低估316，236元。这种错误的毛利信息严重影响管理者的决策：第一，由于高估了四轮拖拉机的成本，在需要降低售价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下，企业不敢降价，因此会降低产品市场竞争力，失去扩大该产品市场的机会，从而影响到企业当期和未来的收益；第二，由于低估了四轮拖拉机的毛利，高估了12行播种机的毛利，在企业有限的生产资源需要选择投入方向情况下，管理者很可能做出减少四轮拖拉机的产量，增加12行播种机产量的错误决策（实际上正确的决策应该恰恰相反），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企业受到双重损失、总体获利水平下降。

［论文关键词］国家利益；国际责任；和谐世界

［论文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国际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从本质上来看，这无疑会涉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前我国国家利益及国际责任的定位，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推动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促使中国加速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国家利益、国家身份、国家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思考国家的现实利益，而另一方面又要从国际层面考量国家利益并对国际责任定位。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关系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国际战略和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核心概念。我国著名学者王逸舟认为：“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①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各国从共同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增进全球利益，而全球利益的维护，则需要国际责任的分担。因此，笔者认为，国际责任不仅体现了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也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客观诉求和战略选择。一方面，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对世界都有一份责任，大家都有责任来维护国际秩序，共同保护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本身有强弱大小之别，加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历史原因，各国对国际责任的理解和所能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而且，一定程度上，一国的国际责任也随着国家利益变化而变化。比如，西方大国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既反映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希望中国成为现存体系的维护者，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大国试图防范中国，遏制中国的矛盾心态。又如，日本承担了较多联合国会费既可以反映其经济实力，也反映了日本欲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选择。可见，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是相辅相成的。

二、国际体系中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选择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共同主办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就“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使命和理论创新”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

在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把“哲学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联系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根本上在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对文献的当代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构建哲学的新形态，而是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加以发展。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阐述了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的关系，认为问题中的哲学要以哲学中的问题为基本的理论前提，探索“哲学中的问题”所蕴含的“问题中的哲学”应当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结束之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构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的根本的问题中的哲学。吉林大学孙利天教授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问题，需要澄清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正视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重大贡献。意识的能动性、自由的能动性等等，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贡献。从康德的主观思想的能动性到黑格尔客观思想的能动性再到马克思的现实、实践的能动性，是理解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一条清晰的脉络。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键是如何增强问题意识。第一点就是应该恰当地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第二点是合理地研究问题，主要是问题如何进入哲学的视野，并且以哲学的方式予以关照和解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大重点，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认为要正确处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关系，必须对理想性和现实性进行划界。无论着眼于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还是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当展，在现实性和理想性关系的问题上都应当走出黑格尔哲学传统，对二者做一个界分。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不同意马克思哲学的康德式解读。康德哲学区分了自在之物和现象、理性和感性、应然和实然，但做出这一区分的原则是主观思想。黑格尔则基于客观的理性批判了康德的主观思想，马克思就是在这一点上继承了黑格尔。此外，现实性和超越性的区分在黑格尔那里并不存在，现实本质上是理念的，唯独现实的东西才是超越性的。吉林大学贺来教授认为要区分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和常识意义上的现实，哲学所把握的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既成“事实”，而是寄托和凝聚了哲学家的价值关怀和理想憧憬的一种“虚灵的真实”；哲学对现实的关注不是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提供某种现成的技术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过对现存世界的反思，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一种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马克思不是把“现实”理解为超感性的概念世界，也不是把这种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归结为抽象的理性，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从而达到了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北京师范大学朱红文教授认为按照黑格尔式的理性理解现实，虽然更接近经典的马克思，但这恰恰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时代规定和问题。整个近代西方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问题就是把概念的问题、理想性的东西当作现实来操作。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或理性主义时代的错误。中山大学王晓升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分析哲学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扬弃了独立的哲学，而建立一种以分析现实社会矛盾为任务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在分析现实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并把它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按照这种哲学观，哲学的研究就是要从“人间上升到天堂”，而不是“从天堂下降到人间”，从而达到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认为要破除对现实性和超越性庸俗化的理解，哲学研究既不能沦为现实的论证，也不能囿于形式主义的学术诉求。要在现实性和超越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马克思哲学那里，现实性和超越性是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问题

1建筑的浪漫性

这里提到“浪漫”,主要用来指建筑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其整体的艺术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建筑,有其主题,用来表现这个主题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其浪漫性,它可以写意,可以比喻､夸张,也可以对比等｡人们接触一个建筑首先是它的形式,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影响着人们对该建筑的总体评价｡

柯布西耶后期代表作品法国孚日山区的朗杳教堂,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一种虔诚和肃穆的感觉,它通过比喻,把教堂的外观形式设计成一个像一双正在祈祷的手,以此来表现其教堂的主题｡多重的象征和新奇创造,内部小巧的空间与开阔的室外环境利用,使这个教堂独具魅力｡美国建筑师莱特设计的唯一教堂,同样是教堂,它也是三角形式的建筑,外形也像是一双正在祈祷的一双手,但是它的风格和朗杳教堂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橙色的运用,给人以活力,其相交的角度比朗杳教堂要尖锐一些,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好象是有种直接聆听上帝教诲的感觉｡同样是教堂,同样可以找到祈祷的手的象征的意义,但是两种在颜色和外形的运用上的差异,使这两个教堂给人的感觉大有不同｡

浪漫性的表现是离不开现实性基础的,科学的发展给建筑的表现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当地的人文基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还有环境条件等都影响了建筑的发展｡

古希腊的建筑,多用柱子,其柱式美丽端庄,肃穆大方,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的艺术精神,人体美和美丽的神话都深深的影响了古希腊的建筑｡到了古罗马,随着券拱和券柱式的出现,有了像万神庙和凯旋门这样的通过几何和宏伟的外型来表现伟大建筑｡帆拱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拜占庭的建筑,像圣索非亚大教堂和圣马克教堂,通过帆拱技术来构筑大空间,给人以广阔的感觉｡以后的罗马风,歌特以及以后的现代建筑,建筑的每一部发展都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在2001年12月~2002年1月进行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国际设计竞赛中的最佳方案——穿越银屏,由RTKL国际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一所合作设计｡此方案通过光线､材料及其空间变化把电影从拍摄､制作和上映的各个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总体上透着电影的虚拟性特点｡而其与绿色的全面结合,既融入了环境,体现了生态概念,又用了绿色将生命的概念植入电影这一人为艺术中,成为“生命之树长青”理念的载体｡

1建筑的浪漫性

这里提到“浪漫”,主要用来指建筑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其整体的艺术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建筑,有其主题,用来表现这个主题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其浪漫性,它可以写意,可以比喻､夸张,也可以对比等｡人们接触一个建筑首先是它的形式,它给人的第一感觉影响着人们对该建筑的总体评价｡

柯布西耶后期代表作品法国孚日山区的朗杳教堂,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一种虔诚和肃穆的感觉,它通过比喻,把教堂的外观形式设计成一个像一双正在祈祷的手,以此来表现其教堂的主题｡多重的象征和新奇创造,内部小巧的空间与开阔的室外环境利用,使这个教堂独具魅力｡美国建筑师莱特设计的唯一教堂,同样是教堂,它也是三角形式的建筑,外形也像是一双正在祈祷的一双手,但是它的风格和朗杳教堂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橙色的运用,给人以活力,其相交的角度比朗杳教堂要尖锐一些,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感觉,好象是有种直接聆听上帝教诲的感觉｡同样是教堂,同样可以找到祈祷的手的象征的意义,但是两种在颜色和外形的运用上的差异,使这两个教堂给人的感觉大有不同｡

浪漫性的表现是离不开现实性基础的,科学的发展给建筑的表现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当地的人文基础,民族传统,风俗习惯还有环境条件等都影响了建筑的发展｡

古希腊的建筑,多用柱子,其柱式美丽端庄,肃穆大方,表现了古希腊“高贵的纯朴和壮穆的宏伟”的艺术精神,人体美和美丽的神话都深深的影响了古希腊的建筑｡到了古罗马,随着券拱和券柱式的出现,有了像万神庙和凯旋门这样的通过几何和宏伟的外型来表现伟大建筑｡帆拱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拜占庭的建筑,像圣索非亚大教堂和圣马克教堂,通过帆拱技术来构筑大空间,给人以广阔的感觉｡以后的罗马风,歌特以及以后的现代建筑,建筑的每一部发展都是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

在2001年12月~2002年1月进行的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国际设计竞赛中的最佳方案——穿越银屏,由RTKL国际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一所合作设计｡此方案通过光线､材料及其空间变化把电影从拍摄､制作和上映的各个特点充分体现出来,总体上透着电影的虚拟性特点｡而其与绿色的全面结合,既融入了环境,体现了生态概念,又用了绿色将生命的概念植入电影这一人为艺术中,成为“生命之树长青”理念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