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范文10篇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采取了一系列确保安全的措施，为事变和平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临潼捉蒋时，当于学忠问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办时，张学良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在部署行动计划时，向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强调要保证蒋的安全。他对负责捉蒋任务的孙铭九、王玉瓒等人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当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万分的张学良命令负责搜山的白凤翔，务必在九点以前找到委员长，否则拿着自己的人头来。可见张学良保护的态度和诚意。此后，张学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将特意安排在张公馆对面的高桂兹之处。从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绝无伤害之意，这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先决条件。假如当初张学良未对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话，历史真将被改写，新的内战将不可避免。

当时，东北军和17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倾向审蒋，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奋，主张将蒋交付人民审判。张学良并未因此被这种情绪所左右，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明自己释放的态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员时，明确表示:“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4]。张学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试图把西安事变向和平解决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摘要]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国际舆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当时，海伦·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厉行”，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向在西安事变中作出贡献的爱国志士们，向所有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前辈和牺牲的先烈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西安事变是中国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加快侵略步伐，加紧进攻华北，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在国家、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毅然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力量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全面抗战这一重要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同志们、朋友们！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征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摘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国家、民族的危亡关头，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光辉里程。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功绩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因此被赞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然而笔者认为，充满浓烈“兵谏”意味的西安事变本身并不能促使强硬的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的抗日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关键所在。以往史学界在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问题的研究上多侧重于对中共方针、作用的研究，以及客观原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触动作用，而忽略了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论述。

一、“拥蒋抗日”主张，奠定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他并没有将排斥在抗日统一战线之外，而是提出“逼蒋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张学良就针对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首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内呢”[1]51。1936年4月9日，当张学良与在肤施举行会谈时，张学良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1]56。张学良认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个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张学良深知的一贯固执，也考虑到做其工作的难度，他指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张学良还明确地向提出具体办法，那就是“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扭转过来”[1]57。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按照最初的设想对展开了艰巨的工作，在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不果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断然采取了“兵谏”的方式。事实证明，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决心早已有之，这不仅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张学良在对事变的处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二、确保蒋氏安全，为事变和平解决提供前提条件

一、最终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基本上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谈判达成的协议。尊将为领袖并与有着的非同一般关系的张学良看到既然已经作出如此姿态，便决定送蒋回宁，以维护领袖的威信和尊严。

一开始的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与张杨合作，但是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不让何应钦的阴谋得逞，态度变得缓和了，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还让22日抵达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经一再讨价还价，宋氏兄妹终于接受了张杨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达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的协议。对于谈判达成的协议，经和宋美龄的一再劝说，终于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兑现，回到南京以后逐条逐步执行。24日学口头答应张学良：（一）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以西；（二）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张学良推荐战时内阁名单，并令何应钦出洋，令朱绍良等中央大员离开陕甘；（三）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共。（2）这表明了愿意和平解决事变，在与会昭时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3）25日还对张学良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至此基本上接受了张杨在通电中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基本上达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经过“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中武装调停、“九一八”和“热河抗战”失利后代蒋受过，张学良与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张学良一直真心尊蒋为领袖，认为“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5）正因为如此，在事变之初他就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6），也曾向做过类似的表态：“为了增高你的声望，便于领导抗日，我愿学一学负荆请罪……（7）现在逐步转向合作，已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本与张杨八项救国主张相吻合。也就基本实现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更何况由于西安事变声望扫地，就像蒋自己讲的一样：“栽了一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了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那么实现当初的诺言，送蒋回宁，以维护的领袖威信与尊严，便势在必行。这在张学良送蒋回宁前夕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他曾对应德田说道：“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8）

二、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回宁来表明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揭示西安事变真相，提出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被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并先于张杨通电发表前，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之何应钦。何应钦得知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经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怀疑与误解。

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各阶层都有人以极其强硬的口气致电质问张学良。张学良在他们眼中成了典型的军阀，“十恶不赦”的叛徒、土匪。这给张学良以措手不及，让他很苦恼。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热河抗战”失利，在西北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一切责任都在，可是为了丢车保帅，不得不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现在他为了抗日，不得已通过“兵谏“的非常举动来逼蒋抗日，不料还是让国人不理解并备受攻击，这不能不让张学良感到苦恼。这些压力都给张学良的精神上以“强烈的刺激”。

一、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

1、掌握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结果、政府不抵抗政策及其危害、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的背景、经过及其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2、通过学习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的经过，培养讲述历史事件的能力;通过思考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探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培养初步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全面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体会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感受，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勇于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一、填空题

1、九一八事变的借口是。

2、九一八事变的时间是，地点在。

3、九一八事变后，只有个多月，东北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

4、九一八事变的根本原因是。

5、九一八事变的结果是。导致出现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规定初中历史教学“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1]，但引领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也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义。历史的价值在于对过去的反思、在于对以往的借鉴，而反思或借鉴的前提应是对历史的真实解读。如果我们所学习的历史丧失了真实性，那么史学教育的价值便会大打折扣。所以对历史的学习或教授而言，真实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求真求实都是历史研究的底线，历史教学必须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2]。“历史真实性的核心在于‘信'，即证据可信，论证可信，结论可信”[3]，而史料教学可充当培育学生逻辑推理与分析能力、证据素养、求真意识的重要手段。[4]本文就以八年级上册第18课《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课为例，简要谈谈初中历史求真意识培养的方法策略和路径选择。

一、教学案例：“求真”还是“伪真”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是初中历史教师开课的常择内容。因此笔者有幸多次聆听这一课的讲授，但听后却颇多疑惑。以下就是笔者听课时的两个局部案例展示。教学案例一：A老师在讲授《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课中九一八事变这一内容时，为了证明教科书上“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城。”[5]这一结论时选用了教科书的史料。材料一：“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给张学良密电[6]A老师对教科书上的史料绝对相信，因此自信地得出“下令不抵抗”这一结论。教学案例二：B老师在讲授这一课时，把教材内容设计为张学良的三次抉择。第一次抉择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要不要抵抗？B老师讲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面对国土遭受侵略和父亲被日本人炸死的国难家仇，按人之常情肯定会选择抵抗，但为什么会选择不抵抗呢？B老师出示了以下史料：材料二：“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日军缴械任其缴，入营任其入。”——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依B老师的分析，张学良不抵抗是因为要服从中央的命令，从而导致东北被日本侵占。加上后来张学良为抗日发动兵谏，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的命运，B老师引导学生得出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张学良表现出服从中央，爱国，为抗日而不顾个人安危等各种优良品质。在上述教学过程中，A老师和B老师都使用了史料，都试图在历史教学中体现“求真”意识。但细细分析，我们发现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纰漏。先分析A老师。首先，教科书上的史料绝对正确吗？细心一点的老师可以发现，这段史料在引用时并未标明时间，不能确定密电张学良的时间。实际上，通过对相关材料的阅读，笔者发现这段史料来自于1960年张学良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录。他回忆到这段电文是1931年8月16日致张学良的“铣电”。这则电报是否存在，在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其次，假设这份电报真的存在，时间却是1931年8月16日。那么，一个多月前的一份“密电”就能代表九一八事变后的正式命令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此选用这样的史料来论证结论，其不严密性是显而易见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最新的部编历史教材中[7]，“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驻守沈阳的东北军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下令不抵抗。第二天清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城。”这一结论已经不再出现。再分析B老师。首先，B老师引用的史料也没有标注时间。因此我们也无从知晓国民政府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何时做出的不抵抗决定。如果决定是在九一八事变当天，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且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沦丧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过错。但如果电文的时间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天，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就不只是服从中央这么简单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国民政府下命令之前这段时间，张学良可以自我选择。其次，对于中央的命令，张学良不一定完全服从。因为当时的东北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张学良与实质上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8]，如果张学良本人不想执行不抵抗政策，完全可以不执行。因此仅靠材料二，我们无法做出完整而合理的推断。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也需要运用多种材料来进行综合分析。实际上“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依赖国联的思想尚未完全幻灭；依靠中央，寄希望于全国抗战；畏惧日本军力，低估国民力量；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以及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等。[9]可见，并非运用史料就是求真，选择合适的史料而且进行正确地解读才是求真，不然只能是“伪真”。

二、求真意识的培养策略

史料教学是求真意识培养的重要手段，那么教师应如何培养学生的求真意识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批判质疑是前提。作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首先要有怀疑一切的精神，对于任何权威都不能随意盲从，当然也包括教科书上的史料和结论。“教师如果没有疑惑，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品质，那么就会臣服于教材，视教材为不容逾越的规范而画地为牢。”[10]只有教师具有批判质疑的精神，才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求真意识。那么，如何培养教师的质疑精神呢？笔者以为，教师应利用各种时间关注史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阅读最新出版的专业书籍和学术杂志，尤其是与课程标准有关的内容，及时更新教科书上的内容。在《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这一课中，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是和张学良。在阅读相关材料后就会发现最新研究成果与教科书上的结论并不一致。比如九一八事变后，到底谁先不抵抗，是还是张学良？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九一八事变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令，不抵抗令出自张学良之口。[11]那么为什么是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又是什么？教科书上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有没有历史依据？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阅读相关书籍和杂志。其次，精选史料是保障。中国近代史史料丰富多样，但也鱼龙混杂，真假兼有。初中历史的基础性决定了史料教学中教师的主导地位。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精选史料，辨伪存真，详细考证。教师要尽可能使用较为可信的史料，而且所引用史料最好要注明具体出处和时间，从而提高史料教学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如在《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一课中，部分史料就没有注明具体出处和时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给张学良密电对于这样的史料，教师在运用时就需要查出其具体出处并了解该史料的类型。经查实，这一史料的来源是1960年张学良机要秘书洪钫的回忆录。他回忆这是1931年8月16日曾致张学良的“铣电”。因这个“铣电”的来源是非当事人回忆录，其真实性历来受人质疑。所以用这样的史料来论证，证据显然并不充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需要选择多个而且是涉及当事人的史料。九一八事变当晚，是下令不抵抗还是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自己做的不抵抗决定，需要听听张学良本人的说法。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曾采访晚年的张学良，张学良就承认不抵抗命令并不是中央下达的，“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12]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史料与“铣电”相比，就是一手史料，会更加可信。再次，正确解释是关键。历史是复杂的，教师应该首先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并在历史教学中通过选取不同视角的史料，帮助学生从多角度认识和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在多元价值下初步培育学生的历史批判性思维，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有时我们找不到历史的真相是因为我们在“盲人摸象”。

如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通常以为根据一些史料得出的结论就是事件的全部。以对张学良的评价为例。B老师根据一则材料加上后来张学良为抗日发动兵谏的壮举，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监禁的命运引导学生得出张学良具有爱国，为抗日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优良品质。但当我们看到了张学良晚年关于他自己做出不抵抗的口述史料以及史学界关于张学良不抵抗原因的多种解释后，就会发现张学良还有诸多侧面。如果再对张学良做一评价，就不只是服从中央和爱国等正面形象了。他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会自私自利。但这并不影响对张学良总体好的评价。尤其是张学良晚年能够主动澄清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的原委，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高大的张学良。他能够勇于承担责任，能够学会反省，这是更为难得的优秀品质。中学历史教学求真意识的培养，既是历史学科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学生历史素养的应有之义，这需要每位教师认真思索和实践，从而让历史课堂的求真意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摘要：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增强思政课教育教学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古城西安，不仅古代文化辉煌灿烂，还拥有丰富的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对于西安的高校而言，在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应充分利用西安近现代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其深刻内涵、教育价值，以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实效。

关键词：历史文化资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西安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要求高校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调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乎民族国家认同、社会道德培育和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阵地。整合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有机融入到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发挥“教科书”、“营养剂”作用，增强思政课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一、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对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重要作用

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是人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造的和发展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活动和优秀历史文化的总和，包括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文化资源，以及反映这些精神的历史遗迹、烈士陵园、展览馆、纪念馆、博物馆和杰出人物等。运用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能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身临其境，感受历史的独特魅力，使内心深处为之震撼，油然而生的是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和近距离的“亲切感”。地方优秀历史文化资源以其独具魅力的文化优势，为高校思政课增添新的活力。

（一）有利于丰富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增强教学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