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从中归纳出先秦之世，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已初步形成，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可以更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服务。

关键词：先秦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保障

一、引言

社会保障是社会对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物质帮助或服务，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综合性事业，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医疗保障等组成。它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了水平各异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现代社会较之以前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各国在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带有共性的规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保障需要借鉴他国的经验，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本国的国情；他国的实践即使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也要接受本国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借鉴。放眼全球，在经济、社会日趋走向国际化的今天，社会保障却仍是一种无法国际化的事业。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各的做法，同为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同西欧、北欧国家之间在社会保障上差异很大；同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社会保障上亦各有千秋。即便是正在走向一体化的欧盟，其成员国在社会保障上的差异仍很大。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当代世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供参考，各国建立社会保障的首要立足点还是本国的国情。

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很多领域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接轨，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如上所述，还是应当以中国的国情为基本出发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此，必需重视对国情的研究，把国情作为社会保障建设的基础。

远古时期，我国已有栽培蔬菜的考古资料和传统记述，蔬菜栽培取得了经验，自然会进一步发展果树栽培。果树原来都是野生的，在人们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其色、香、味受到喜爱，进而受到人们的保护和栽培。这些种类也加速了向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果树栽培品种。由于考古资料对这方面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和文献记载不详。我们对不少蔬菜和果树还难以考察它们开始栽培的确切时间，但在夏代已在发展中，当是无疑的。因为到商殷时代，人们对蔬菜和果树的栽培，在农书中还有专业的分工，即划出土地作为专门栽培蔬菜的果树之用。这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圃""囿"等字可以得到证明。圃字甲骨文作"〓"，像蔬菜在生长的情况。囿字作"〓"像果树成行的长着。所以圃和囿是在一定范围的菜园和果园。至于以下各字：

〓、〓、〓、〓、〓、〓、〓、〓、杞、〓、杏、〓、桑、〓、枣则可能已为人们栽培的品种、而〓(果)字则为各种果树的通称。因为在河北省的藁城的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些果实，也有可能是人们栽培的果树。自然，商代的圃和囿还是不很普遍的，仅为奴隶主们所专有。圃、囿中栽培的蔬菜和果木也是为供他们独占享用，奴隶们吃的还是野菜和野果。西周以后，圃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西周初年辅政大臣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素隐》说："召者，畿内菜地。始封于召，故曰召公。"畿内菜地，自然是周王室和重臣们的菜圃了。周代的王室不仅有专门种菜的菜圃，而且设立了专门管理菜果的职官。《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场人"的设置，"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吏一人，徒二十人。"文中的"每场"二字，说明当时的场不止一处，场人的职责："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事亦如之。"周代以来，在秋收时节，把一定的土地压平筑实，以供谷物晾晒脱粒之用，叫做场。春天到来时，再松土以种蔬菜，就是圃，故场圃二字常连用。《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即说明这一情况，所以说明场也包括圃。场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栽培果蔬和收藏。《周礼·天官冢宰》的长官称"大宰"，大宰的职文说："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郑玄《注》说："树果曰圃，共樊也。"说明当时已有设樊篱的圃。周王室既设官职以管理菜果的栽培，蔬菜和果实自然也是奴隶主贵族们日常的食物。到了春秋时期，列国都有了自己专设的种植菜果的园圃，例如见于《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鲁国有蒲圃、郑国有原圃、卫国有菟圃、晋国有桃圃等。这些园、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如《左传·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取*2国之圃为囿。"杜预注："圃，园也。囿，苑也。"苑囿中虽可能种植一些菜、果，但主要是放牧养野生动物以供天子、诸侯游猎之用，占土地范围一般都是很大的。《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2国之囿可以为囿，可见其面积也是很广阔的。

西周以后，除了周王和诸侯公室的园囿外，已出现了平民和农民经营的圃。如《周礼·地官司徒》有"阅师"的官职。阅师是乡官，主征六乡贡赋之税。他的职责中有"任圃以树事、贡草木。"这里的圃要纳草木之贡，当不是王室、诸侯直接经营的圃，而为民间所经营，只向官府贡献一定的"草木"就可以了。

春秋时，园圃发达以后，栽培蔬菜、种植果树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有的人也因有了专门的经验和技术而自成一业。《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老圃自然以种植蔬菜为终身专业的老人。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告子上》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场师是培养菜果有经验的人，当也是随着园圃事业的发展而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专职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也是明确的。

西周至春秋，随着园圃的发展，蔬菜和果树的产量已大有增加，特别蔬菜成为人们日常食物的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一般平民和奴隶更常用以辅助粮食不足。《尔雅》(汉初学者缀辑周至汉代诸书旧文而成)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与馑相连而说，可见蔬菜在人们饮食中的重要性。果实在人们生活中受到的重视是不及蔬菜的。在先秦时期农业还相当落后，人们选择果实的标准，主要是含淀粉、脂肪、蛋白质等，发热量大而耐饥饿，易于贮存和加工的品种。因此，在果实中受到重视的应该是栗、榛、枣等少数品种。到了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果实的用途也大有发展，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果实已发展到(1)生食：例如：《诗·魏风·园有桃》："园中有桃，其实之肴殳。"(2)干制，盐腌作为贮备：《礼记·内则》："桃、梅卯盐。"(3)调味：如梅。(4)礼仪：《仪礼》："实笾豆、供祭礼、待宾客。"(5)礼品：依《左传》、《礼记》记述的"妇女之贽"主要是各种果品。

我国蔬菜果树有了较详细的记载，是在西周以后，兹分述如次，主要蔬菜：

摘要:我国先秦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形式纷繁复杂，其影响可谓深远。法制指导思想代表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是这个时代法制文明的标志，更是我国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吸取先秦时期法制指导思想的精华，将其运用到现代法制的建设中，以便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

关键词:法制指导思想;中国法制史;先秦时期

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从夏、商的“天讨”、“天罚”到战国时期的“一断于法，刑无等级，轻罪重刑，法布于众”，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演变与发展，因而就形成了我国古代较为完整系统的法制体系。并且，都有非常清楚的源流关系。借鉴先秦时期优秀的法制指导思想，不仅能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而且能够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一、夏、商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天讨”、“天罚”思想

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天讨”、“天罚”的神权思想。其法制指导思想的实质是借用天上的神权，维护地上的王权。主要目的是维护夏、商统治者的王权，巩固其朝代的统治。在神权政治法律思想的支配下，其宗教意识与审判处罚紧密相连，形成了“天罚”与“神判”的制度。这种法制指导思想对如今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不大。但是，这种将王命与天命、王罚与天罚相结合的神权法制指导思想直接影响后世中国社会家天下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格局。

二、西周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

中国古代史学之极其兴旺发达，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史学发展上的连续不断，史籍形式与内容的丰富多样，是其他任何单一的古代民族和国家所无与伦比的。这种文化特点的出现、巩固和持续发展，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但追溯到中国文化起源的先秦时期，探讨当时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如何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日趋繁荣的基础，则为史学史研究所必须关注的焦点。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历史学将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先秦时期。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我国先秦时期的竹林资源及开发利用情况进行探讨，敬请批评指正。

1．先秦时期的竹资源

1.1史前时期的竹林分布

根据考古发现，我国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大面积竹林的存在。长江三峡巫山猿人遗址有河狸、毛猬、竹鼠、兔、前中国熊等116种动物化石。[1]竹鼠是专门栖息在热带、亚热带竹林中一种穴居性小型啮齿动物，主要以竹笋、竹根或竹林下的其它草木植物为食。表明距今200万年左右，长江三峡地区森林茂密，有大量竹林分布。1998年安徽省繁昌县人字洞早更新世早期（距今240万—200万年）遗址发掘出竹鼠、貘、剑齿虎等动物化石900多件，有动物67种。[2]说明在距今距今240万—200万年的安徽长江下游地区为森林草原环境，有较大片竹林的存在。1980—1981年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了距今28万—24万年的“和县猿人”，伴存的动物化石有扬子鳄、大熊猫、中国貘等60余种。[2]大熊猫是以竹为食物和竹林为生活环境的动物，表明该地区当时有竹林资源的存在。距今5万年至2.5万年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的四川资阳黄鳝溪一带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现不少竹鼠化石。[3]这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该地就有竹林资源的分布，与古巴蜀人的远祖朝夕相处。湖北长阳县旧石器时代遗址“长阳人”的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与长阳人伴生的动物中有以嫩竹为食的竹鼠、大熊猫，说明当时这一地区有大片的竹林资源分布。

新石器时代在黄河流域有大片竹林的分布。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有竹鼠的骨骼遗迹[4]，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竹的符号和竹编织物的印迹。甘肃天水市渭水支流藉河北岸的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第五期文化（距今5400年——4700年）出土可鉴定动物遗存1606件，其中就有竹鼠[5]。竹鼠生活在渭水上游，表明当时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供竹鼠等动物生活。距今5000年的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炭化竹节和外表形似竹节的陶器。[6]由此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竹林的分布。河南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遗址考古发掘也出土有竹鼠、大熊猫等动物遗骨，还有大量竹炭的发现。[6]反映出下王岗地区除了有茂密的森林外，还有大片的竹林存在。陕西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龙岗遗址中有不少野猪、野牛、华丽黑鹿、水牛及大量竹子残骸[7]，说明距今7000—6500年间的汉中地区气候十分温暖，与西安半坡遗址的自然物候大致相当，有大片竹林的分布。新石器时代在南方地区也发现有大片竹林资源的分布。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竹席等竹制品。距今约6000年的湖南常德澧县东溪乡屈家岭文化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发现有用竹作房屋建筑材料。距今5300年至46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有篮、篓、竹席、簸箕等竹器物200多件。江苏吴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现有竹用做干栏式建筑的材料。广东高要县茅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出土有竹编织物的残片。这些均说明新石器时代我国南方地区有大片竹林资源的分布。

1.2夏代的竹林分布

[摘要]虽然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杂家“学无所主”、“调和”、“折衷”百家之学，杂家不成其为一个学派，甚至将其归属于黄老道家。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先秦杂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和构筑思想体系的思維模式，先秦杂家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而且，先秦杂家和汉初诸子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摘要]虽然在学术界有许多学者认为，先秦时期杂家“学无所主”、“调和”、“折衷”百家之学，杂家不成其为一个学派，甚至将其归属于黄老道家。但笔者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先秦杂家有自己独特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和构筑思想体系的思維模式，先秦杂家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而且，先秦杂家和汉初诸子有着学术上的传承关系。

[关键词]学术史；先秦杂家；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到底存在与否?是一个到现在还未解决的问题。由于对“杂”及“杂家”认识上的偏见，秦汉以降的历代学者对先秦杂家鲜有研究且一味贬斥，发展到明清时期，甚至直接将杂家作为容纳儒家正统学术之外其他学派和异端学说的皮囊了。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诸子学再度兴起，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对先秦杂家均有论及，诸如章太炎、蒋伯潜、罗根泽、吕思勉、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钱穆、任继愈等，在结论上分歧也很大，但这可能给我们继续的研究探索以新的启示和鼓舞。笔者通过读博期间以及近几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先秦时期从宏观意义上来看，杂家学派是存在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那样，认为先秦除了“儒、墨显学”和道家之外再无学派。笔者认为，先秦杂家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理论方法、思想体系、代表作品及学术传承，因此，杂家在先秦是成其为一个学派的。

一先秦杂家的学术宗旨

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有杂家学派存在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杂家没有学术宗旨。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不主任何一家，也暗指没有学术主旨。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的很明白：“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那么，先秦杂家真是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吗?笔者以为不然，此点值得商榷。自从《汉书·艺文志》在书中始列“杂家”于诸子百家之属，并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于其中之后，《隋书·经籍志》也列“杂家”著作于其中，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之多。《汉书》和《隋书》如同司马炎在《论六家之要旨》中将先秦诸子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一样，将先秦诸子分为“九流十家”，并且也将各家的学术从渊源、旨归等方面予以界定和评述。《汉书·艺文志》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论文关键词:先秦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基础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摘要】中国先秦时期的职业教育与西方国家同期相比，具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育思想先进和教育行为科学高效等特点。先秦时期职业教育的当代意蕴与启示主要是：推行职业教育对强国富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墨子职教思想符合现代职教理念，管子职教思想对当今职业教育有着现实指导意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是职业教育利国利民的保证；先秦时期职业教育方式方法至今依然值得借鉴。

【关键词】先秦；职业教育；当代意蕴；启示

先秦职业教育的实践思考为后世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原始社会,伏羲、后稷、燧人教民狩猎、稼穑、渔火的职业教育活动已然活跃于农牧业方面。奴隶社会，大批奴隶在手工作坊内被强制进行严格的技术培训，一种带有强制性的职业教育形式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空前繁荣，手工业分工和各类专门技术的精细化、规范化得到了空前加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孔子、管子、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确立与发展的，同时，各诸侯国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将其视为“牧民”和“治国”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当今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职业教育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而积极探索职业教育规律，为国培养具有工匠精神且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将是紧迫而现实的。

一、先秦职业教育的主要思想体系

商周时期商业手工业繁荣，社会分工精细有序，大批奴隶在手工作坊接受各种技能培训，有规模、有组织的职业教育开始了。东周时期各诸侯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和培养目标逐步清晰明确。首先，管子为齐国争雄称霸和发展生产力而制定的“四民分业定居”政策取得到了良好效果。其次，私学为职业教育开辟了新途径，增添了新内容，如孔子的儒学以传授政治职业教育为主；墨子以传授木工、器械制造技艺为主；许行以教授农业生产技能和传播农业生产经验为主。其三，学徒制职业教育形式产生，如战国时期神医长桑君收扁鹊为徒；孔子收徒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其四，在社会等级形成的基础上，产生了“吏”这一重要的职业化阶层，并进而成为维系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

先秦时期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各种所需人才，以满足争霸和兼并战争的需要，无论是商周时期的官方教育,还是春秋以后的私学教育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私学的产生引发了激烈的百家争鸣，这为各学术门派教育目标的实现和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儒家主导的政治职业教育使受教育者通过“大学”进行政治理论深造，通过“小学”使其接受政治职业技能训练。墨家实行工学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其门徒均掌握了娴熟的劳动技能和丰富的生产经验。管子提倡的士、农、工、商分业教育已具有完备的国家保障体系,完全朝着社会化职业教育方向发展。

摘要:先秦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以“仁”为核心、以“明人伦”为重点、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在教育方法上儒家教育者强调反求诸己、学思并重、身体力行、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对当代高校德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内容存在缺乏创新性、方法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先秦儒家德育内容融入高校德育工作之中，培养学生自我教育意识，增强德育内化性;重视知行合一，增强德育实践性;提倡因材施教，增强德育针对性，解决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大学生的发展服务，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服务。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文化;德育思想;高校德育

先秦时期被称作中华文明的头颅，这一时期社会思想高度活跃，百家争鸣，文化学术异常繁荣。其中，儒家是影响最深的一个学派。儒家德育思想以对如何使人性向善，需要采取哪些方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出了系统性论述。尤其是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以“仁”为核心、以“明人伦”为重点、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对当代高校德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先秦儒家文化中的德育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重视德育，提出了系统的德育内容和不同层次的德育目标，以及为落实这些德育内容，实现其德育目标所采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这些思想无论是在当时社会还是在今日，都有着重要意义。(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儒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思想。孔子的“仁”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克己复礼”，这是实现“仁”最基本的要求，通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其次，提出了以“明人伦”为重点的德育思想。孟子在“人伦”方面提出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为了培养出“明人伦”的君子，孟子又提出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的“四端”，并主张将“四端”由家庭扩充到社会。最后，提出了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荀子强调要以礼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2］。在荀子看来，人不知礼就会陷入混乱、悖谬，统治者不重视礼，就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在荀子的思想中，礼是修身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的教育方法。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对人性中的善充满向往，为了使人向善，提出了具体的德育目标及全面的德育内容，并从受教者和施教者的不同角度总结了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德育方法。首先，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追求的是遇事要反思自身原因，强调自省的重要性，重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德育内容的内化。其次，学思并重。如果说反求诸己侧重强调思的重要性，那么学思并重则是把学习与思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二者应同步进行，要防止只学不思给人带来的迷惘，同时也避免只思不学而使人变得懈怠。再次，身体力行。在德育过程中，儒家代表者大都要求受教育者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身体力行不仅是对受教育者而言的，它同样要求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用自身正确的道德行为作为示范，对受教育者起到榜样的作用。最后，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施教者根据受教者不同个体之间的个性差异，为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以及有针对性地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孔子是创造因材施教方法的第一人，他在教育学生和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就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孟子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者也。”［3］

二、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