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范文10篇

一、先秦儒家对于“仁”“道”的把握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摘要:先秦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以“仁”为核心、以“明人伦”为重点、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在教育方法上儒家教育者强调反求诸己、学思并重、身体力行、因材施教，这些思想对当代高校德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内容存在缺乏创新性、方法单一、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将先秦儒家德育内容融入高校德育工作之中，培养学生自我教育意识，增强德育内化性;重视知行合一，增强德育实践性;提倡因材施教，增强德育针对性，解决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大学生的发展服务，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服务。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文化;德育思想;高校德育

先秦时期被称作中华文明的头颅，这一时期社会思想高度活跃，百家争鸣，文化学术异常繁荣。其中，儒家是影响最深的一个学派。儒家德育思想以对如何使人性向善，需要采取哪些方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出了系统性论述。尤其是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以“仁”为核心、以“明人伦”为重点、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对当代高校德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先秦儒家文化中的德育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重视德育，提出了系统的德育内容和不同层次的德育目标，以及为落实这些德育内容，实现其德育目标所采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这些思想无论是在当时社会还是在今日，都有着重要意义。(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儒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思想。孔子的“仁”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克己复礼”，这是实现“仁”最基本的要求，通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其次，提出了以“明人伦”为重点的德育思想。孟子在“人伦”方面提出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为了培养出“明人伦”的君子，孟子又提出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的“四端”，并主张将“四端”由家庭扩充到社会。最后，提出了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荀子强调要以礼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2］。在荀子看来，人不知礼就会陷入混乱、悖谬，统治者不重视礼，就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在荀子的思想中，礼是修身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的教育方法。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对人性中的善充满向往，为了使人向善，提出了具体的德育目标及全面的德育内容，并从受教者和施教者的不同角度总结了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德育方法。首先，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追求的是遇事要反思自身原因，强调自省的重要性，重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德育内容的内化。其次，学思并重。如果说反求诸己侧重强调思的重要性，那么学思并重则是把学习与思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二者应同步进行，要防止只学不思给人带来的迷惘，同时也避免只思不学而使人变得懈怠。再次，身体力行。在德育过程中，儒家代表者大都要求受教育者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身体力行不仅是对受教育者而言的，它同样要求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用自身正确的道德行为作为示范，对受教育者起到榜样的作用。最后，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施教者根据受教者不同个体之间的个性差异，为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以及有针对性地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孔子是创造因材施教方法的第一人，他在教育学生和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就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孟子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者也。”［3］

二、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摘要：在儒家思想主张中，特别强调一种治国安民之策，即用礼、乐等方法和手段来化民成俗，使合于善。本文的主要议题就是要谈谈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乐与王政，以此说明音乐的教化功能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这是其一大特色。那么，音乐到底有怎样的功用，它与政治又有多少瓜葛，文章将会涉及。此外，简言对音乐的期望。

人类漫步了如此之久，其间创造了诸多文化财富——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音乐也是涵盖于其中的一支。然而，追溯源头来看，礼与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音乐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使音乐成为相对独立而又不统属于礼的艺术，它有着独特的功能。比如：音乐理论与历朝历代的民间音乐形式或礼仪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而且由于音乐可以满足人的声色之欲，故决定了音乐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个领域。“乐”与“礼”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密切起来，只因为在“勃兴三代”特殊的文化大环境中，尤其是周代用雅颂之音乐来强化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又收集、引导民间词曲，吸取民间情歌中有利于其统治的成分，进行加工用以服务于礼，为其统治服务。

当时光的指尖点至春秋时期，先秦儒家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们主张用“礼乐”作为建立秩序、教化万民的基本途径，于此礼和乐的关系就变得亲近起来。我们后世所言的礼乐，概由此时形成，且言“礼”必及“乐”，言“乐”必及“礼”，“礼”主外，“乐”主内。《乐记》上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古文。”战国时期是一个彻底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自“无义战”的春秋以来，周代森严且复杂的等级秩序已走到了无法挽救的崩溃边缘，与此同时，与礼仪相关的音乐也渐渐的沉入了万丈沟壑。民间的新声在这“乱世”再次兴起，不同的音乐形式并行不悖，共同发展。音乐本身的多样化和其故有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与礼的关系就此渐渐疏远开来。而在那以后，虽然历代也都重视乐的政治功用，但似乎并不如周代那样密切。笔者知识浅薄，此言恐有欠考虑，待方家指点。在此所谈的乐教思想，即乐的教化功能，仅局限于先秦时期，且就谈儒家思想中的乐与王政。

一、先秦音乐

1．音乐的概念

什么是音乐？在此所说的音乐不同于现代所说的音乐，中国传统的乐的观念，是存有特定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的。《乐记》上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成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乐记》所载音是发自于内心而又“成文”的，乐是合于道的音，如此才可成为乐，即“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音乐是很高深的，“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也”。所以真正能懂得音乐的只是君子。

论文关键词：先秦儒家孝道思想辩证分析现代价值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内容提要：以古希腊的政治权利须有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规则为依托，本文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先秦儒家关于君权合法性的思想分别从君权的天命支撑、君权的道德支撑和君权的制衡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笔者以为，儒家的君权理论依托于宗法制而来的天命论，认为是上天根据君主的德性赐予君主以“天禄”；君权的享有是因为君主在孝弟、爱民和奉行礼仪方面具有为人君师的修养；与此同时，君权也具有来自行政操作中君民关系、上天的惩戒、具备儒家“道统”精神的诤谏之臣等三方面的有效制衡。先秦儒家的这种理路在当时是有效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君主论；君权合法性；君权天授；德行修养；君权制衡

先秦儒家的君主论思想深刻而广大，悠久而精微，稳健而充满张力，其理论涉及到了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儒家方方面面的理论都为这一思想的展开作了十分周全的铺垫。儒家的君主论基本上由其合法性论证和统治方法论构成，二者彼此渗透，互为补充，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土壤以及强有力的理论导向和价值抉择的根据。唯其如此，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才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文化传承的背景，精华与糟粕并存，真理与谬误相因，现实与空想互为依持，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得失成败，回响千古，发人深思。

一君权的天命支撑

在古希腊语中，“政治”（Politics）一词的词根是“城邦”（Polis），指的是“共同体成员（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话并达成同意的活动过程，以及实现此过程的仪式、程序和技艺”。因此，政治就是讨论，就是在差异中找到一致的意见。于是，“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论证”，辩证的思考，理性的论证，现实的选择，正是政治的主体与归宿。①先秦儒家与古希腊的城邦相去千山万水，其理论的形态也显示出大相径庭的特点，但是，儒家对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却深刻而富有条理，路径众多而彼此涵摄，在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实用性和针对性上形成了独特的有机性。

由于对人生命运具有一种极为透彻的观察和研究，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承接上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其终极理念是“天”，是“天命”。因此，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大人、圣人也罢，先祖、君师也罢，实际上都涵盖在无边无际、浩瀚博大的“天”的理念之中。这种天的理念的崇高地位来源于原始宗教的信仰，从尧时“绝地天通”的宗教斗争中可以窥见“天”以及与“天”通话在中国早期的政治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②这种历史的传承在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一、儒家政治思想的特点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以后，"儒"又成了以孔子学说为宗旨而形成的学派时称谓。"儒者"即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