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范文10篇

一、先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一、先秦儒家对于“仁”“道”的把握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一、先秦儒家对于“仁”“道”的把握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先秦至唐道家和道教各派“理（治）身理（治）国”思想的发展。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进行过不同层次地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作了深入地剖析。随着语境的变迁，特别是在唐代，原道家语义被转换或开掘出新的内涵，故“理身理国”的实质内涵也在变化。“理身理国”观体现了道家和道教各派对个体生命及其生存状态的深度人文关切。

关键词：理身理国．道．自然．无为

自从先秦老子创立道家学派以降，历代的道家及道教各派都曾围绕着理（治）身与理（治）国的关系展开过不同层次地探讨。从“天人合一”原则出发，道家和道教各派不仅将身与国比拟为结构和功能相似的有机系统（身国相拟），而且对于理（治）身与理（治）国的终极基础和实践原则（身国同道）作了深入地剖析。本文试图在学界前辈研究之基础上，原创：对道家和道教“理身理国”（唐以前称“治身治国”，唐则“理身理国”并称。）观所体现的“身国共理（治）”内涵作初步探讨。

一、先秦以降道家和道教“理身理国”观的演变

按《说文解字》，“理”者“治玉也”。（《韩非子和氏》：“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作为动词的“理”后引申为治理（《诗经大雅江汉》：“于理于理，至于南海。”）、治疗（《后汉书崔寔传政论》：“是以梁肉理疾也。”）等义。“理”字又与“乱”字义反，同“治”字义同（《管子霸言》：“尧舜非生而理也，桀纣非生而乱也。故理乱在上也。”）。成玄英在注解《道德经》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时注云：“治，理也。”为避唐高宗李治讳，唐用语多以“理”代“治”字，故“理身理国”，亦可转语为“治身治国”。唐代之前的道家和道教各派，虽无“理身理国”并称，却早已蕴含“理身理国”之义理。

道家和道教坟典，老子《道德经》强调了“推天道以明人事”，力图将自然之天道当作个体（身）安身立命及社会制度（国）建构之基础。在老子看来，常道是道之体，体现道的虚无和因应变化于无为的本然状态（“道法自然”）；可道之道是道之用，是道的“可为之、可执之”的非常状态。将常道推用于理（治）身，则能“涤除玄览”（章），复归虚静的生命本性，将常道运用于理（治）国，则能做到“为而弗有”（章）、“为而不恃”（章）、“为而弗争”（章），“以百姓之心为心”（章）。总之，要治身理国，就应以符合常道之自然体性的“无为”为实践原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章）“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章）），反对自然生命的驰骋和观念的造作，反对行人事时的强作妄为。在确立治身理国的本体依据和实践原则的同时，老子亦将身国比拟为功能相似的系统：“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章）就身国关系论，国本质上是身（个体生命）的外在化和社会化的表现。二者都是或处于常态或处于异化状态下的生命共同体。贵身、爱身喻示了合乎自然的生命形态的张扬，以此对生命的至爱推及于天下，天下自然呈现出清明、净化的政治生态。故“砉钡氖抵适嵌浴袄砩怼钡哪D狻

先秦文学是中国伟大文学传统的源头，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当前，先秦文学的教学遇到了不少问题，遭到严峻的挑战。①为了切实改进先秦文学教学的现状，笔者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一线教学的经验，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以期抛砖引玉。

一、更新教学观念

先秦文学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既有隔离，也有承续。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一味迷恋过往，固然迂腐，但是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菲薄传统的合理价值，也是非理性的表现。传统本身是开放的，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不同时代的人不断地对传统进行反思和诠释，从而也就不断赋予其崭新的内涵和价值。因此，先秦文学教学可以并且应该立足于今天的时代，结合现实的社会人生，使其中富有当代意义的部分重现光彩，发挥效用。先秦文学必须活动起来，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而不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角落，供人凭吊。先秦文学教学应该参与到今天的社会生活，来到学生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成为能够相伴左右的精神食粮。人类已经步入二十一世纪，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知识更替日新月异，知识获取更为便捷。因此，先秦文学课堂应该走出静态知识传授的樊篱，致力于文学传统的开采和发挥，从而实现经典著作与当代的对话。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经典，在交流中获得感动与升华。

二、重组教学内容

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的，精心组织教学的内容非常必要。②先秦文学的教学内容分为两大块：文学史梳理和文学作品讲解，前者重在各个时期文学的特点、流派与演变，后者重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选择以精讲作品为主。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系统接触先秦文学，作品阅读量有限，因此需要在大学阶段扎实补上这一环。由于时代久远、字词艰涩等客观原因，学生自学先秦文学作品非常困难，花力气讲解作品显得尤其必要。先秦文学史梳理应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授课可不时加以援引和点拨，但不应占用太多课堂资源进行讲授。以朱东润先生《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为例，先秦部分入选的作品都是上乘佳作，最好通讲，必要时教师还应补充一些作品。补充作品的时候，或者撮其概要，或者取其局部。比如《诗经》中的爱情诗是学生感兴趣的类型，但是《作品选》所收除了相思就是弃妇，不利于窥见《诗经》爱情诗的全貌。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补充《静女》、《野有死麇》、《将仲子》一类的作品，让学生知道《诗经》写爱情既有愁苦怨悔、悱恻缠绵之作，也有欢快轻松之作。又如《左传》入选《作品选》者，有六篇节自鲁僖公年间。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齐桓公伐楚、晋献公欺虞、秦穆立文公、城濮胜负、秦晋伐郑、秦晋鏖战等内容，教师最好将当时的天下大势、诸侯恩怨、各国内政等内容向学生作扼要交代，补充相关记载。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洞见纷战离合背后的缘由，又可以激发他们对春秋历史的求知欲望和探寻兴趣。当然先秦文学课时有限，难以平均用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处理作品时能够灵活变通。有些作品逐句解析，比如《尚书•无逸》、《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等；有的作品则采用传统章句的方式，以段落为单位进行讲解，比如《左传•公子重耳之亡》、《晋楚城濮之战》等；有些作品则可以揭示大意，与其他作品合讲，比如《左传•秦晋崤之战》即可与《尚书•秦誓》合讲，共同补全“春秋五霸”、“秦晋伐郑”、“烛之武退秦师”、“蹇叔哭师”、“墓木已拱”、“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晋戎围歼”等内容。在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上，我们主张先讲《尚书》、《左传》等历史散文，再讲《论语》、《孟子》等诸子散文，最后安排《诗经》、《楚辞》和神话等教学内容。这样组织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合理的时空概念，而时空概念的搭建对于先秦文学学习非常重要。由于时空跨度大，学生面对先秦文学，往往难以形成确凿的印象，先秦文学的定位每每与传说、虚幻类同。这种缥缈的感觉自然会影响先秦文学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同时，先讲历史散文，后讲诗歌神话，也符合由实及虚的逻辑顺序和认知规律。历史散文中的典章制度、政治形势、人物史实等大多具有实在性，诸子散文中的思想主张、哲学观点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诗歌神话中的意象意境、心态精神则显得更为空灵。历史散文的讲解可为后面探讨诗歌艺术、思想体悟等内容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

三、改善教学模式

远古时期，我国已有栽培蔬菜的考古资料和传统记述，蔬菜栽培取得了经验，自然会进一步发展果树栽培。果树原来都是野生的，在人们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其色、香、味受到喜爱，进而受到人们的保护和栽培。这些种类也加速了向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为果树栽培品种。由于考古资料对这方面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和文献记载不详。我们对不少蔬菜和果树还难以考察它们开始栽培的确切时间，但在夏代已在发展中，当是无疑的。因为到商殷时代，人们对蔬菜和果树的栽培，在农书中还有专业的分工，即划出土地作为专门栽培蔬菜的果树之用。这在甲骨文中出现的"圃""囿"等字可以得到证明。圃字甲骨文作"〓"，像蔬菜在生长的情况。囿字作"〓"像果树成行的长着。所以圃和囿是在一定范围的菜园和果园。至于以下各字：

〓、〓、〓、〓、〓、〓、〓、〓、杞、〓、杏、〓、桑、〓、枣则可能已为人们栽培的品种、而〓(果)字则为各种果树的通称。因为在河北省的藁城的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些果实，也有可能是人们栽培的果树。自然，商代的圃和囿还是不很普遍的，仅为奴隶主们所专有。圃、囿中栽培的蔬菜和果木也是为供他们独占享用，奴隶们吃的还是野菜和野果。西周以后，圃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西周初年辅政大臣召公，《史记·燕召公世家》：《素隐》说："召者，畿内菜地。始封于召，故曰召公。"畿内菜地，自然是周王室和重臣们的菜圃了。周代的王室不仅有专门种菜的菜圃，而且设立了专门管理菜果的职官。《周礼·地官司徒》中有"场人"的设置，"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府一人，吏一人，徒二十人。"文中的"每场"二字，说明当时的场不止一处，场人的职责："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共其果。事亦如之。"周代以来，在秋收时节，把一定的土地压平筑实，以供谷物晾晒脱粒之用，叫做场。春天到来时，再松土以种蔬菜，就是圃，故场圃二字常连用。《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即说明这一情况，所以说明场也包括圃。场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栽培果蔬和收藏。《周礼·天官冢宰》的长官称"大宰"，大宰的职文说："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郑玄《注》说："树果曰圃，共樊也。"说明当时已有设樊篱的圃。周王室既设官职以管理菜果的栽培，蔬菜和果实自然也是奴隶主贵族们日常的食物。到了春秋时期，列国都有了自己专设的种植菜果的园圃，例如见于《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鲁国有蒲圃、郑国有原圃、卫国有菟圃、晋国有桃圃等。这些园、圃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如《左传·庄公十九年》："(周惠王)取*2国之圃为囿。"杜预注："圃，园也。囿，苑也。"苑囿中虽可能种植一些菜、果，但主要是放牧养野生动物以供天子、诸侯游猎之用，占土地范围一般都是很大的。《孟子·梁惠王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2国之囿可以为囿，可见其面积也是很广阔的。

西周以后，除了周王和诸侯公室的园囿外，已出现了平民和农民经营的圃。如《周礼·地官司徒》有"阅师"的官职。阅师是乡官，主征六乡贡赋之税。他的职责中有"任圃以树事、贡草木。"这里的圃要纳草木之贡，当不是王室、诸侯直接经营的圃，而为民间所经营，只向官府贡献一定的"草木"就可以了。

春秋时，园圃发达以后，栽培蔬菜、种植果树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有的人也因有了专门的经验和技术而自成一业。《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老圃自然以种植蔬菜为终身专业的老人。到了战国中期，《孟子·告子上》说："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场师是培养菜果有经验的人，当也是随着园圃事业的发展而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专职技术人员，他们的专业也是明确的。

西周至春秋，随着园圃的发展，蔬菜和果树的产量已大有增加，特别蔬菜成为人们日常食物的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一般平民和奴隶更常用以辅助粮食不足。《尔雅》(汉初学者缀辑周至汉代诸书旧文而成)说："谷不熟为饥，菜不熟为馑。"饥与馑相连而说，可见蔬菜在人们饮食中的重要性。果实在人们生活中受到的重视是不及蔬菜的。在先秦时期农业还相当落后，人们选择果实的标准，主要是含淀粉、脂肪、蛋白质等，发热量大而耐饥饿，易于贮存和加工的品种。因此，在果实中受到重视的应该是栗、榛、枣等少数品种。到了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果实的用途也大有发展，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果实已发展到(1)生食：例如：《诗·魏风·园有桃》："园中有桃，其实之肴殳。"(2)干制，盐腌作为贮备：《礼记·内则》："桃、梅卯盐。"(3)调味：如梅。(4)礼仪：《仪礼》："实笾豆、供祭礼、待宾客。"(5)礼品：依《左传》、《礼记》记述的"妇女之贽"主要是各种果品。

我国蔬菜果树有了较详细的记载，是在西周以后，兹分述如次，主要蔬菜：

摘要：本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从中归纳出先秦之世，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已初步形成，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可以更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服务。

关键词：先秦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保障

一、引言

社会保障是社会对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物质帮助或服务，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综合性事业，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医疗保障等组成。它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了水平各异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现代社会较之以前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各国在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带有共性的规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保障需要借鉴他国的经验，但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本国的国情；他国的实践即使是已经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也要接受本国的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借鉴。放眼全球，在经济、社会日趋走向国际化的今天，社会保障却仍是一种无法国际化的事业。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有各的做法，同为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同西欧、北欧国家之间在社会保障上差异很大；同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在社会保障上亦各有千秋。即便是正在走向一体化的欧盟，其成员国在社会保障上的差异仍很大。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当代世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供参考，各国建立社会保障的首要立足点还是本国的国情。

中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很多领域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接轨，而在社会保障领域，如上所述，还是应当以中国的国情为基本出发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此，必需重视对国情的研究，把国情作为社会保障建设的基础。

先秦时期不存在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是宗教与政治的附属品。要谈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文学，必须先对该时期的宗教形态进行梳理。与后世成熟的宗教派别不同，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还处于幼稚期。这些原始质朴的宗教形态成就了中国唯一一个本土宗教———道教。自古以来的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与战国至秦汉时期盛行的神仙方术之风相结合，在经过汉儒的理论充实之后，产生了天人感应、神仙方术、阴阳灾异、谶纬学说等宗教形态与宗教思想。它们的主体思想被道教吸收、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核心内容与思想渊源，为道教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记忆以多种方式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我们通过这些作品得以了解先秦两汉时期宗教的存在方式，同时又能体味这些文献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因此，要探寻道教文学的本源，揭示道教文学的本质，必然要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宗教形态、宗教思想进行研究，梳理此时期宗教文学的发展历程。先秦两汉时期原始宗教的范畴十分宽泛，受其影响的文学形式也非常多，既有主于抒情的诗歌、楚辞，也有重在叙事的史书、小说;既有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的神话，也有进行哲理思辨的诸子学说，不同文体的宗教表达各有特点。

一、实用与审美:宗教韵文文学之风格

先秦两汉时期，用韵文形式反映宗教内容的文体呈现了实用与审美两种风格。从上古歌谣到《诗经》中的“颂”诗，再到汉代郊庙歌辞，其宗教表达皆以实用为目的。上古歌谣与古代巫祝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一些上古歌谣本身就是祝词或咒语。如《礼记》中的《蜡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即是神农氏命令自然事物各归其位而发出的咒辞。这些简朴原始的上古歌谣，是先民为提升其生存能力与生存空间而作，具有鲜明的功用性。《诗经》风、雅、颂三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原始宗教活动。如《小雅•鹿鸣之什•天保》第四章就是对宗庙祭祀的记载，其文曰:“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2］412这是对先公先王祭祀，祈求赐福的祝颂诗，表现了先民们的祖灵崇拜情结。又如《大雅•生民》:“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卬盛于豆，于豆于豋，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2］531该诗对祭祀后稷的情景，从人们怎样准备祭祀的食品到祭祀时的仪式进行了详细描述。而《诗经》中的颂诗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例如，《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其中《清庙之什》祭祀、歌颂周王室祖先的功德。《噫嘻》是春夏之际，周康王向周成王祈求五谷丰登的颂诗。而《丰年》则是秋冬之际，周人祭祀先祖及众神的乐歌。《商颂》中的《那》、《烈祖》、《玄鸟》是祭祀商族祖先的乐歌。这些祭祀乐歌，记载了众多的上古祭祀仪式，是原始宗教形态的诗化呈现，是先民们祈望得到祖灵庇荫、获得丰收、衣食无忧的现实诉求。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宗教乐歌，传承至汉代以国家大典的方式得以全新演绎。汉代郊庙歌辞如《练时日》、《帝临》、《日出入》、《天门》、《后皇》、《五神》等，是汉代祭祀神灵与先祖时演奏的乐章，是原始神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遗留、演化。由于祭祀活动在汉代已演变为国家大典的一部分，故郊庙歌辞也粗具规模，并对后世影响深远。郭茂倩《乐府诗集》对郊庙歌辞的发展历史、职能功用有详细说明，他说:“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以后，世有制作。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徳，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禝之乐。社禝乐者，《诗》所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礼记》曰‘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徳，而郊祀同用汉歌……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3］可知用于郊庙祭祀、国家大典中的歌辞，主要用于“接人神之欢”，是娱神、祭神之歌曲。其内容既可反映帝王们的功业治乱，也是自古以来风俗礼仪之体现。而到了汉代，祭祀仪式更趋繁复，郊庙歌辞也日渐程式化、系统化，并为汉以后的统治者所继承、效仿。更重要的是，汉代统治者举行的郊祀与庙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建立与维护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社稷行为。而郊庙歌辞的创制，体现了汉代人的政教与乐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对稳定汉代社会政治结构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先秦两汉韵文文体中，还存在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如楚辞与游仙诗。屈原作品中的神仙思想，呈现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以审美的眼光来塑造各类神灵。在《离骚》中，屈原的神仙思想迥然异于普通的神灵崇拜。他不是祈求神灵的庇护，而是融入了屈原的个人情绪。作者或对这些神灵进行质疑与批评，或命令、驾驭神灵为自己服务。在《天问》中，屈原对自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质疑与考问。屈原对原始宗教、天命论的怀疑与批判，使得他作品中的神灵形象充满了屈原自己的思想因子，呈现出独特的文艺特色。再如屈原的《九歌》，《九歌》本是沅湘一带民间用来礼神娱神的乐歌，兼歌、乐、舞于一体。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认为，屈原的《九歌》是一出原始歌舞剧，《东皇太一》和《礼魂》是这出歌舞剧的序曲和尾声，称之为《迎神曲》与《送神曲》。也有学者认为“《九歌》是古傩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傩戏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4］。屈原对之进行了改造，既保持了《九歌》的巫歌本色，又渗透了屈原的个人情感因素与语言风格。然而，屈原对《九歌》的改造，不是出于祭神祈福的实际需求，而是借祭神的巫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愫。例如《国殇》，是为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而唱的祭歌，作者在文中歌颂了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与爱国情怀，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哀伤。在《东君》、《少司命》中，屈原对东君、少司命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可见，屈原作品中的神灵形象是其个人审美观念的投射，是屈原按照自己的审美需求而塑造的，带有鲜明的自主创作意识。以审美为目的的宗教表达，还体现在以游仙为主题的诗赋作品。屈原的《远游》将古老仙话传说诗歌化，已初具游仙诗的雏形。汉代游仙诗的创作较多，如汉乐府中的《吟叹曲•王子乔》、《平调曲•长歌行》。这些作品不是为寻求神灵的庇佑而作，而是企羡神灵的生存状态，并以此作为人生的美好归宿而加以歌颂。再如汉赋中的神仙意象，也使一些汉赋带有游仙性质。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所谓“大人”即是轻举远游的“仙人”。司马相如对“大人”遨游天际的恢弘气势进行了渲染，以至汉武帝阅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正是文艺审美的效果。可见，这些作品中的宗教表达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附着了作者的个性情结，具有文艺上的唯美特色。

二、说理与叙事:散文文体的宗教表达

先秦两汉散文中的宗教表达主要有说理与叙事两种方式。用理论阐释宗教理念的作品有诸子散文与道教经典。先秦散文如《老子》、《庄子》等诸子作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后世道教所吸收。此类作品既是宗教文学之本体，也是宗教思想之载体。《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其哲学思想对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道教创立之初，道徒们就把老子奉为教主，将《老子》称为《道德经》。两汉以来，不断有道教徒对《老子》进行宗教性阐释。《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正是道徒利用章句、注释的方式改造《老子》中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宗教教义。非唯如此，在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改造的同时，道教徒们也把老子这个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认为“道”“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5］，这样老子与哲学术语“道”合二为一，演变成了道教的开山圣祖。唐天宝元年，庄子也被道教徒尊为南华真人，《庄子》易名为《南华真经》而成为道教经典。《庄子》论神仙与养生，强调出世、避世的人生态度，符合道教徒的心理需求。其言鬼神之实有、谈浮生若梦、论修炼长生，皆为道教所吸纳并成为道教教义的理论依据。而且，《庄子》对神人、真人的服饰、行为、生活环境进行了描述。其文想象奇特，辞藻优美，表达出神人超凡脱俗的意境，成为道教徒建构神仙世界的先声。如《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6］塑造了一位冰清玉洁、高蹈避世、逍遥自在的神人形象，因其语言优美，想象奇巧，意境瑰玮奇幻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

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是百家争鸣，竞相争妍。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诸子的人性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但就其主要思想观点而论，先秦时期各家都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诸子百家其主要人性探讨是从以下诸问题所出发的：1）什么是人性？也就是人性的定义是什么？2）人性是什么？善？恶？无善无恶还是有善有恶？3）人性具不具有变易性？也就是说人性可不可变？4）如果可变，那么其改变趋向和途径又是什么？

一、诸子对人性的定义

孔子最早谈到了人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有明确回答人性是善是恶，只是强调了人性基本平等和可塑。孔子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明智之处就是少谈、不武断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科学，不可事”；韩非子认为“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

先秦诸子所讲的“性”、“人性”的基本涵义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即“性”一般指人或物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人性”是指人具有的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即指人的天生资质或天赋素质。

二、诸子百家的人性的善恶之论

先秦时期关于人性善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主要有：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