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范文10篇

内容提要

关于鲁迅小说意义的阐发不能脱离对其所展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知。借鉴社会史研究视野来认识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关系，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尤其是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对于鲁迅小说中“士绅”这一人物类型及其嬗变尚有待系统研究。

关键词《离婚》“士绅”“绅权”乡土社会

《离婚》写于1925年，是鲁迅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已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同时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先生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明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是怎么回事?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绅一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另一方面，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对小说所呈现的社会空间的准确认识相结合。

一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师杀光。”——莎士比亚[1]

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当然不可能脱离对法官的研究，甚至有必要以法官为中心。本编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中心化不应导致对边缘的遗忘，用法官的概念置换了“基层司法制度”的概念。因此，作为本编的第一章，本文想介绍在以法院（或者加上检察院）为中心的传统的规范性司法制度研究中容易忽略甚或根本看不到的中国基层司法中一些人和事，以及这些人和事的意义，同时为下两章专门讨论法官做铺垫。本文并不想集中讨论某个专门的司法问题，只是希望这些介绍会引出读者思考一些其实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后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理论研究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宽阔的研究视野或框架。

一．乡土社会法律人概述

我在前面的论文中已经说过，现代的司法其实是一种很强调并日益强调“格式化”的纠纷处置过程。[2]一个民间的纠纷，要变成一个可以由法院处理的（judiciable）案件，并且能够实际通过这一司法的过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法官，但是仅仅有法官——一个适用规则、裁决纠纷的人——是不行的。现代的司法已经不可能像马锡五审判那样，由一个有足够个人魅力的集裁判官/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依据其个人的美德和智慧做出符合天理人情国法的决定。[3]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理想的司法人物已经随着现代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而逐渐失落了，[4]作为一种司法范式，甚至有可能被永远地拒绝了。如今的司法，即使是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法学家视为还很不完善的中国司法，从根本上看也属于一种现代型的司法。所谓现代型司法，我是指一个由多种法律人相互合作、协作完成的职业化的工作流程，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工业流水线；法官的工作仅仅是这一流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初审法官的工作也只是法院系统职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只是现代司法运作中的一颗“螺丝钉”，尽管是不可缺少的一颗。

假如不考虑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前的近现代中国，这个司法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从1949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了，[5]尽管“”中断了这一过程。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司法已日益强调专业化；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进行了重要的庭审方式改革，对专业化的依赖和要求都更高了。对于基层司法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一些庭审程序的改革，法院的审判甚或调解均日益变成一个专业化的叙事，在程式上变得更难为普通百姓接近，而必须有一些知晓法律的人员协助。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例如律师、公证）在城市地区开始兴盛起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如今已经不可能不——哪怕是附带地——讨论一下这些制度。同样，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司法，即使是民事司法，不可不关注的方面就是在乡土社会中保证这个司法体系运作的一系列相关的人。

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以前，所有与这一体系相关的人都基本属于政府系统，当时且至今为中国人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政法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公检法司等机构，其人员则包括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公证员以及后来日益脱离政府色彩而变成个体职业者的律师等。但是，“政法系统”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性范畴，其基本视角是政府社会控制的视角。由于律师和我在下面将讨论的法律工作者的出现，以及这些人的社会认同的变化或转变，以及由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增强，如今用政法系统的概念已经很难有效且恰当地理解和分析中国司法制度的结构和运作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法律已经如今更多是一种社会职业，对这一职业的要求已经日益从先前的政治性转向专业性。因此，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一个替代的但是可能更具涵盖性且更具分析力的概念可能是“法律人”。这个概念强调这些人的工作的职业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大多数原先的政法口的专业工作人员可能落入法律人的范畴，但是许多在政法委工作的机关干部以及在公检法工作的司机、文秘也许就不能称为“法律人”。而另一方面，有时可能会被视为同政法机关作对的律师如今到成为法律人中的天经地义的核心成分之一。

摘要：我国社会在整体进步的同时，在偏远农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法律信仰缺失的现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乡土社会本身的文化传统因素影响，也有物质匮乏、文化水平低下的因素存在。在乡土社会确立法律信仰需要强化法律在民众内心的地位，需要普法教育在乡土社会的普及，也需要法律体系本身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缺失

卢梭曾经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1］反观我国占全国面积超过三分之二的乡土社会，法律并没有在乡土社会的民众心里起到维护自身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作用，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有所缺失。而这种民众对于法律的漠视，使中国乡土社会中呈现出一种严重的信仰缺失状态。本文通过剖析中国乡土社会中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探求法律信仰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构建道路。

一、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

（一）乡土社会本身的文化传统造成法律信仰的缺失。1．以伦理为中心的家族主义长期存在乡土社会最典型的两个特征就是以伦理为中心、以家族主义为核心。“伦理是对人们在血缘、辈分方面作出的规定，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2］人一出生就与血缘和辈分脱不了干系，进而也与整个乡土社会和自己出生的村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整个伦理社会的基础上，兄友弟恭，长幼有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血缘形成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3］每个个体一出生就决定了自己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地位及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决定了这个个体所应遵守的家族传统与伦理秩序。一旦个人行为与整个家族的传统和伦理要求相悖逆，即使这个行为为法律所允许，这个个体也会为家族所唾弃。更由于农村社会相对于城市社会来说人口流动性小，开放程度较小，在农村出生的个体并不能完全做到脱离整个家族乃至其生活的乡土社会，因而很少有人选择忤逆家族规约而追求所谓的个人自由。在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乡土社会中，家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国家，遵守家族的规则是遵守整个社会规则乃至法律的前提。2．风俗习惯与传统道德思想是最高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与传统道德思想似乎是乡土社会中民众挥不去的一种情结。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民族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传统道德思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2005年，四川农村的一个调查显示，发生重大纠纷之后，只有不足14％的农民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而高达86％的农民都不愿意打官司。当地政府的资料也表明，农民之间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比率只占到2％。这也体现了乡土社会众多传统道德思想中，与法律联系最密切的“和为贵”和“无讼”观念。在乡土社会中，传统思想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由于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较为闭塞，发展较为缓慢，与世界接轨的程度相对较低，因而在广大的农村保留了更多的风俗习惯与传统道德思想。二是由于农村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村为集体的模式，让民众之间有着比城市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让整个村落呈现出一种大家庭的状况，民众更愿意去选择内部调解的方式解决争端。诉讼作为一种伤害村民之间感情的方式，近千百年来都是村民解决争端时选择的最后的方式。风俗习惯在乡土社会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结婚为例，当代的中国农村“彩礼”“订婚”以及父母干预子女婚姻的情况还是普遍存在的。这些习惯大多存在于法律之外，甚至被法律所禁止。虽然《婚姻法》中规定了男女都有婚姻自主权，但在现实乡土社会中，父权还是有很大的权威，父母在子女婚姻选择问题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即计划生育在农村的实施。中国自古以来以家庭中人口多作为家族兴旺的衡量标准之一，这也是所谓的大户人家呈现出来的“人丁兴旺”。虽然计划生育的政策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鲜有独生子女。乡土社会的民众不是不知道计划生育政策的存在，而是风俗习惯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脑海中，而当这些风俗习惯与法律相抵触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选择风俗习惯而漠视法律的存在。3．长老式的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乡村社会中，有很多年事已高、阅历丰富、品德获得乡邻一致认可的年老者。由于他们累积了很多社会经验，在民众心里树立了一定的权威。一种机制的缺失势必会引起另一种机制的兴起，既然乡土社会民众不愿意去诉诸法律，那么，就势必产生这样的领袖式的人物出面调解村民纠纷。因而在乡土社会中，这类长老式的人物十分有话语权，法律在他们面前也略显苍白无力。正是由于这些长老式人物是单凭生活经验、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等进行纠纷的调解，因而他们思想中必然有与现代法律格格不入的部分。但是，基于这种乡土式“个人崇拜”，民众就愈发对法律不产生信赖感。4．历史原因造成法律信仰的缺失乡土社会中法律信仰的缺失和历史原因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法治”一词是从西方国家发展出来的，相比“法治”，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尊崇的是“人治”。民众将政治清明与生活安定寄希望于“圣贤”“明君”与“清官”身上［4］。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对法律的漠视。法律不但不存在于民众的信仰之中，而且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也只能位居其次。古圣先贤给出的行为标准不仅起到高于法律的作用，而且也被应用于解决纠纷之中。其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百姓的工具。在义务占主导的权利义务模式中，民众也不期望能够通过法律获取自身的权利，在封建社会中这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因而民众对于这种只能对自己强加义务的法律往往带有一种厌恶的心理。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从“法律”身上寻求到正义和公平的原因之一。即便现代以来的法律能够赋予公民某些权利，但由于这种对法律的厌恶与不信任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民众对法律的态度往往是消极的或置之不理。（二）物质匮乏、文化水平低下导致法律信仰缺失。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势态，城市繁荣发达。但不可否认，在广大农村，部分民众还依然贫困，他们更关注怎样通过自身努力去脱离贫困，精神世界乃至信仰问题就成了奢侈品，除非这个信仰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的物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乡土社会的民众当然不可能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奋斗，也不可能将不能为自己带来切身利益的法律精神铭记于心。（三）法律制度本身不健全导致法律信仰缺失。法律信仰的缺失也与我国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有密切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法律与政策的错位，涉及农民有关问题的法律滞后，农民在法律制定、实施问题上参与度低，执法司法不力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往往会导致广大农民漠视法律、不以法律为行为准绳。

二、中国乡土社会法律信仰道路之探求

一、问题的由来

历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法并不具有人们惯常所认为的那种连续性和单一性，相反，它实际上是由多种渊源构成的复合体，其间充满了离散、断裂和冲突。具体而言，在相对统一的朝廷律令之外，还有所谓民间法，后者的源流尤其杂多，不但有民族的、家族的和宗教的，而且有各种会社的和地方习惯的。民间法上的这些源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它们各自与“官府之法”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不过，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民间法生长于民间社会，其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关系更加有机和密切，以至当政体变更，国家的法律被彻底改写之后，它仍然可能长久地支配人心，维系着民间社会的秩序。至少，直到本世纪上半叶终了之前，情形就是如此。（梁治平，1997b；1996）

问题是，正是在最近的5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在此过程之中，社会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曾有一度，国家权力不仅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并且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以至在国家权力之外，不再有任何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些，不能不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问，在现代国家和法律的建构过程中，民间法的命运怎样？它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如果是，其社会基础是什么？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今天我们能在什么意义上谈论所谓民间法，以及，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包括民间法上多种源流在内的法律多元格局以某种方式得以延续？我们还想知道，面对民间的知识、信仰和秩序，新的国家采取了怎样的立场和态度？现代法律制度取代民间规则与秩序的努力是否成功？等等。本文将分五个部分来检讨上述问题。首先，我将从“乡土社会”的概念入手，简单地回顾本世纪尤其是最近50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并且检视这种变迁的意义。然后，我将从秩序的角度去审视乡村社会的组织、规范以及乡民的知识与习俗。接下来将讨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主要考察一些国家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遭遇的案例。最后，在本文结束以前，我将从传统资源再生与再造的角度重新考察民间秩序及其与国家正式制度的关系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中国当代民间秩序作系统详尽的描述，毋宁说，我的兴趣在于了解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问题。而我之所以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乡村社会，固然是因为对乡村社会的考察足以帮助我们回答上面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城乡之间的差别依然十分巨大，而正是这一部分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活动，最不容易得到居住在都市的受过现代知识训练的立法者、行政官和理论家们应有的理解。

二、变迁中的乡土社会

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取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出版于1947年的《乡土中国》一书。据费氏的观察和概括，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里的人口是固定的，事实上，人口的增加超过一定规模，就会出现人口的流动和分殖现象，不过，“老根是不常动的”。大多的农民聚村而居，使得村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外部看，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而从内部来看，人们在这种地方性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因此，这又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费孝通，1985）自然，这是一幅相当“纯粹”的图景，现实中的村社比这要“杂乱”得多。事实上，就在费氏所处的时代，中国的乡土社会正经历着缓慢但是深刻的变化。新国家的权力，连同新式的法律，已经开始伸展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在费氏的笔下，我们也能够看到新旧两种事物之间的龃龉，看到国家的正式制度与民间非正式制度相遇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费孝通，1985：58-9）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理想型”（IdealType）的概念，“乡土社会”仍不失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乡村社会及其变迁的分析工具。

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无不对1949年以后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的全面渗透和绝对控制印象深刻，然而，发生在本世纪后半叶的这一事件实际只是早先历史进程的一个后续的环节，而不是一段崭新的历史。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始于清末新政，而展开于民国时期，其核心内容是要建立合理化的官僚制度，使国家的行政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加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监控和动员能力。民国时期，政府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打破了传统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在经济方面，则加强税收和商业管理，并且通过向乡民提供低息贷款和建立合作社组织对乡村福利事业进行直接的干预。与此同时，政府还积极提倡新式教育，普及科学，开展新生活运动，反对“迷信”，禁止“陋俗”。（王铭铭，1997：88-9，95-100）不过，总的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是相当有限的。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发现，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竟与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发生，换句话说，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正式的国家政权虽然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这种情形被称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杜赞奇，1994：66-8）。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基于乡土、能力和业绩等核心要素,就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战略认识偏差、总量结构素质以及开发不足、人才流失等多方面挑战,提出完善乡土人才分类管理机制、培育机制、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从建立组织体系、提升专业素质、加强示范效应、激发内在活力等维度,构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实践路径

乡村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稀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矛盾之一.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农村实用人才的概念,要求加强科教文卫和经营管理等人才队伍建设.2006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都对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要求.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将乡土人才培育计划列为乡村人才支撑计划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为乡土人才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目前,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组织不充分、人才培养和用人机制有待完善、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队伍不稳定等问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

1乡土人才的内涵

1.1乡土人才概念.乡土人才又称农村实用人才,是指扎根乡村一线,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和创新精神的乡村振兴战略受益者和领头人,在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为当地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受区域文化、经济地理、教育培训等因素的影响,乡土人才主要特征体现在:一是土生土长.“乡”指乡村,“土”指泥土,引申为本土的、当地的、民间的,“乡土”的英文Vernacular源自拉丁语Vernaculars,意为土生土长[1],蕴涵着寻常、朴实的意思.乡土人才了解当地实情,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能较好地适配当地人文环境,但眼界不够宽阔、相对自我封闭.二是实用性强.乡土人才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和乡村社会管理中,不断地增长知识、积累经验、提升技能,在同样的资源环境下能做出突出业绩,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知识更新较慢、发展后劲不足.三是群众认可.村村有能人、行行出状元,乡土人才类别丰富、遍布乡村各地,联系千家万户、示范效应显著,身边群众听得懂、信得过、记得住,具有较高威望,但分布广泛、难以发挥整体优势.1.2乡土人才分类.对乡土人才进行科学分类,有利于营造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优化其数量和结构,推动乡土人才队伍建设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首先,根据农村实用人才的从业领域分类.农村实用人才分为新型职业农民(包括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技能带动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并以新型职业农民中的生产经营型人才作为重点.其中,生产型人才指在种养、捕捞等领域有技术、有规模、有带动效应,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80%以上、能获取高于平均水平收益的人才;经营型人才指有经营管理能力、有规模、有带动效应的农业经营管理者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经纪人;技能带动型人才指在生态、设施农业或农村其他领域,具有设计、建筑、施工等方面的技能,并以此为主要经济来源、带领带动其他农民的能工巧匠;社会服务型人才指在乡村文化、体育、艺术、社会管理等领域提供服务的各类人才[2,3].其次,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分类.乡土人才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等乡村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或主导产业人才;山水林田湖草、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和景观设计等生态宜居人才;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乡风文明人才;乡村发展规划与管理等治理人才;教育、医疗卫生、法律等增进农民福祉的生活富裕人才[4].

2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的意义

一、乡土美术的性质和发展

（一）乡土美术的性质

美术作为艺术类型之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的乡土美术是在地域性族群中传承了悠久历史的美术文化现象或者是实物载体，更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集体活动的产物，因其漫长的历史沉淀和发展，具有较强的审美教育意义。主要的乡土美术实物载体包括保留和蕴藏完好的族群绘画、工艺、建筑、雕塑、面塑、面具、剪纸、刺绣印染、木版画以及皮影等。受地域性和种群差异影响，乡土美术特点呈现出明显的零散性。

（二）乡土美术的发展“乡土美术”

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易英认为，乡土美术的真正起点应以1980年陈丹青《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父亲》的展出为标志，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潮和现象，与其他艺术及文化形式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文艺变迁和变革。作为思潮的“乡土美术”与“都市美术”相对应产生。虽然乡土美术的概念出现时间并不长，但它作为广大劳动群众集体创造活动的产物，是具有本土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随着美术教育的现代化，将美术学科从技能学科提升到具有人文性质的独立学科，拓展了美术学科的内容和范畴，为美术适应现代化教育增添新元素，必然要求知识积累的多样化，而知识积累的多样化主要是通过美术学科结构合理化来体现的。乡土美术作为具有典型人文学科特征的美术内容，是构建美术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首先，民间美术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艺术来源于民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格言，艺术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的发展基础是漫长的社会生活变迁，根植于中国深远历史民俗文化变迁中，原生艺术和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创造出使用价值和审美功能并存的现代美术形式。美术教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密切联系。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个地方的民俗文化各不相同，乡土美术在不断被重构中，也有了与20世纪80年代全然不同的文化含义。总之，乡土美术的发展是顺应现代美术的发展，对于美术作品的创作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的纸笔工具。

二、乡土美术教育的兴起

摘要：为了解小学教育公费师范生群体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水平，笔者采用自行编制的《大学生乡土文化认同状况调查》问卷调查表，对200名在校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发现：（1）公费小教专业师范生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高；（2）对乡土文化活动及其衍生活动的喜好程度偏低；（3）乡土身份认同度较高，但回乡村就业愿意不强；（4）接受乡土文化教育的机会不多，家庭教育是主要途径；（5）了解乡土文化兴趣浓厚，接受乡土文化教育意愿强烈。地方本科高校应采取的对策：（1）提高认识，切实履行好乡土文化教育的主体责任；（2）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构建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校园文化；（3）丰富课程设置，强化乡土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4）注重实践教学，完善乡土文化教育实践体系；（5）增强学术研究训练，培养乡土文化教育职业技能。

关键词：小学教育；公费师范生；乡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可、归属过程”。［1］“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2］文化认同，既会促使人承认某一种文化的价值，也会让个人对该文化产生内在承诺，并对其产生精神上的归属感。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守望者”和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对乡土文化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其对乡村社会是否有归属感和对乡土文化的固本开新。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是为乡村小学“定制化”培养的教师，毕业后一般都回到家乡任教，是未来的乡村小学教师。他们对乡土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程度、对乡土文化的情感态度（喜好程度）和原先接受乡土教育的机会和水平，不仅影响到高校相关课程的设置和课程内容的选择，也影响到他们将来在乡村学校的教育水平和生活能力，甚至决定了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乡村学校的办学质量。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以福建省某地方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为调查对象。共抽取200名小学教育专业公费师范学生，其中一年级118人，二年级82人。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份，有效率为100%。

摘要：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乡土作家是文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于中原乡土作家来说，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这种文化情结对他们在乡土文学创作上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背景下，文化情结也会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产生了文化情结的嬗变。本文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原乡土作家的文化情结与嬗变，重点从家园情结、反城市情结和返璞归真情结三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当代；中原乡土作家；文化情结；嬗变

乡土文学是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它始于鲁迅的《故乡》，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文坛上出现。在当代文坛上，一批比较熟悉农村的年轻作家的出现，使得我国的乡土文学创作更加丰富。提到乡土文学，一般会让人们联想到诗意盎然和乡土气味非常浓重的田园诗意生活。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乡土文学具有一定的超然美学特征。有人认为乡土文学是对人心灵净土的一种叙述或者是对田园风光的一种诗意的描写。这其实是不够全面的，很多时候乡土文学所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返璞归真的思想，一种追求美的思想。和乡土文学共同发展起来的，还有乡土作家。乡土作家是乡土文学的主要缔造者，他们的存在使得乡土文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对于乡土作家来说，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同时，他们的文化情结也会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嬗变。

1中原家园情结

对于中原乡土作家来说，中原的乡土家园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他们心中不可抹去的文化情结，并且会慢慢积淀成为一种心理记忆，在他们的思想中进行储存，最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园的内涵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家园不仅仅是人们的生存空间，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网络，因此，家园情结也会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目当中。从古至今，凡是有着浓厚乡土意识的文人，都会对故土家园进行歌颂，古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典型的代表，体现的是诗人对乡土的浓浓思念。在中原乡土作家中，沈从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对中原乡土的浪漫想象体现出他在中原乡土文化中对自己理想家园的找寻。新时期以来，中原乡土作家笔下的家园情结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新时期广大乡村需要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诞生的。对于文人墨客来说，他们希望生活能够尽快地走出贫穷与落后。因此，在后续的中原乡土文学当中，家园文化情结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呼唤。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典型的代表。这种中原家园文化情结的嬗变不仅仅是中原乡土作家情感的一种变化，更是他们在社会发展背景下自身情感的一种转变和对社会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体现。

2反城市文化情结

农村乡土实用人才作为农村小康建设的第一资源,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益发挥着最为革命的能动作用。为此，化龙堰镇党委政府对全镇农村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专题调研，以求摸清、规范、培育用好这些乡土实用人才，用以带动、推进我镇农民增收，工业崛起，面貌改变和社会稳定。

一、农村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基本情况

在调查了解中，我镇乡土适用人才目前在农村的各个领域所以占的比例非常大，其年龄结构，文化结构，技术结构潜力深厚，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53人、20-30岁的达350人、30-40岁的1500余人。40岁以上的600人。大专以下的23人、高中专以下的701人、初中以下的1500余人其中科技推广型人才103人、生产开发型人才1100余人、经营管理型人才720人、复合型人才100人、农业信息型人才120人，这些人才对推动我镇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二、我镇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近年来，镇党委政府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科学人才观的战略思想，牢固树立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观念，将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呈现我镇农业增收、工业崛起、面貌改变和社会稳定的重点工程，通过全镇各级党组织的不懈努力，在乡土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上收到了一定成效并总结出一些好的做法。

（1）摸清底数，让乡土实用人才“响”起来。近年来，我镇结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实际，将乡土实用人才像党员那样，认真调查摸底，严格规范审核，逐人登记造册，并领发化龙镇乡土实用人才证书。然后按照人才类型，在全镇范围内宣传乡土实用人才，让农民群众学习乡土实用人才的成才经历，同时发挥乡土人才对农民致富的示范、推动、服务作用。

［摘要］中国是一个拥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国度，包括农耕、游牧、渔猎等在内的乡土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而这些生活方式又分别孕育出了不同而又彼此有联系的文化。在“十七年”时期，随着农村、农民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乡土电影”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农村、农民正式成为专门的描写对象，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也成为这类电影主动的美学追求。可以说，它们的出现推动了电影传播时代的发展，丰富了我国电影传播的百花园。

［关键词］国产电影;乡土电影;传播学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极为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国度，包括农耕、游牧、渔猎等在内的乡土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而这些生活方式又分别孕育出了不同而又彼此有联系的文化，乃至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礼法秩序、家族关系、地缘关系等。在“十七年”时期，随着农村、农民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乡土电影”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农村、农民正式成为专门的描写对象，民族风格与一定的地域特色也成为这类电影主动的美学追求。可以说，它们的出现，推动了整个电影传播时代的发展，丰富了我国电影传播的百花园。

一、多元化的传播内容

对于乡土和乡土电影的定义，学界一向众说纷纭。在综合了各方观点后，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乡土电影是指“影片故事发生的背景在非城市的区域，是以乡村为主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例如草原、荒野、山区等，并且内容为对中国乡土环境描绘，能够对乡土文化有所传承的电影。乡土电影应该展示乡土生活方式并且对乡土人民的精神内涵有所挖掘。同时，乡土电影应该能够体现美学风格，其中也包括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影片”。而这一定义也就已经交代了中国乡土电影的传播内容以及传播特色。首先是对草原、荒野、山区等乡土环境的展现。如凌子风根据沈从文同名作品改编的《边城》(1984)，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1999)等。《边城》为观众还原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的小山城，爷爷和翠翠的渡船，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的歌声，包括诉不尽悲欢的竹管笛子等，共同成就了这个纯净的乡土环境。《那山那人那狗》因为给观众贡献了一种诗情画意笼罩下的乡土而被认为田园牧歌气息太过浓重，电影中出现的如夕阳、老树、湖滨、绿树等意象，都显得过于温馨优美，古朴安宁，似乎其中的乡土环境已经是一个加上了情怀滤镜的乌托邦。但这样的乡土环境其实并不纯粹属于一个艺术世界，父子的邮递员身份，他们送信时的种种辛劳，正是源于这一乡土环境的闭塞，同时也暗示着这个环境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其次是对乡土文化，包括正面的或负面的，以及人们精神内涵的展现，甚至在部分影片中，乡土叙事承载的是电影人的政治思考，或对民族心理的深刻反思。张艺谋的《菊豆》(1990)、《秋菊打官司》(1992)可以说就是这类影片的代表。在《菊豆》中，20世纪20年代乡土社会中的宗族制度成为束缚菊豆、天青等人的枷锁，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是社会正发生着激烈动荡的剧变，但电影则通过木孔、葬礼、地窖等无不带有压抑暗示的元素告诉观众，在乡土社会中依然存在着难以被扫荡的沉重的礼教，人们忍受着腐朽的礼教而又维护着它，最终变得越来越畸形，并且这种畸形还将在下一辈(天白)的身上传递下去。而在背景为20世纪80年代的《秋菊打官司》中，乡土社会已经更接近时代转型的前沿。思维保守，行为也具有种种局限性的农村妇女秋菊开始利用法律来给自己和丈夫进行维权。在秋菊打官司不断受挫的过程中，观众可以看到乡土社会背后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结构，也可以看到张艺谋对于乡土社会中的女性逐渐摆脱封闭、愚昧的乐观。此外，地域文化特色与少数民族风情也是乡土电影的传播内容。例如，在章家瑞的《花腰新娘》(2005)中，花腰彝族中的女子舞龙、服饰、烟盒舞等无不是极具观赏性的视觉元素，为观众提供了视觉奇观。同时，花腰彝族奇特的风俗，即新婚夫妇三年不能同房和单独见面，如果丈夫退还了订婚的花腰带，则相当于“离婚”，而个性倔强的女主人公凤美则为了常常见到自己的丈夫阿龙而加入舞龙队，加上一些其他的误会，让阿龙愤而退回了花腰带。这种仅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习俗自然而然地为影像贡献了陌生化，让观众在传播接受过程中被调动起热情来，顺利与自己熟悉的现实世界分离开来，沉浸在电影的世界中。

二、流变中的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