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容范文10篇

摘要：循环经济是发展中的人类反思发展模式的思想，能够克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从而能够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降低经济发展代价的途径。将激励搞对，实现利益相容是推进循环经济进程中应当把握的原则。

关键词：循环经济；激励相容；利益共生

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的循环经济，是集约化的增长模式，能够克服以“资源—产品—废弃”为表现形式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污染、垃圾废弃物的排放等。近些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人类逐步意识到要改变以往的增长模式，应该将经济活动纳入到循环经济模式下。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经济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固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为了取得发展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沉重压力，激化了人类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1]。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渐增加，从1995年的355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3亿元[2]257；同时新的污染在旧的污染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迅速增加，如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有机合成材料的生产和广泛应用中产生的硫酸盐、硝酸盐等污染物[2]261。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生态危机，唤醒了我们的危机与警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克服人对自然界的破坏性，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历史的统一，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必要的，唯有此才有可能践行“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尽管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都纷纷强调循环经济模式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如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是不难发现，循环经济在中国的推进仍然不尽如人意，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型经济行为仍然难以有效落实、监督机制不健全，统一的基本法律《循环经济法》仍尚未出台，地方政府继续热衷于GDP。循环经济在中国之所以距离成熟期尚远，是因为没有有效地解决激励相容问题。

一、以激励相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不相容职务的由来；不相容职务的分类；业务循环中职务的不相容性分析；不相容职务失效和优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不相容职务是组织设计和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不相容职务的设置缘于内部牵制、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平行不相容职务不同业务循环的职务之间，职务是完全不兼任的是平行不相容职务、多环节不相容职务、均衡不相容职务是指不相容职务之间地位平等、单位的经济业务活动通常可以划分为授权、签发、核准、执行和记录五个步骤、不同的业务循环中的不相容职务交叉而导致不相容职务的失效、不相容职务设置本身存在漏洞、不相容职务的僵化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的失效、总体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不足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失效等，具体请详见。

不相容职务是组织设计和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不相容职务设置是组织机构设置的基础，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一般文章谈及不相容职务仅仅进行一些描述，或举几个例子，或仅仅说明内部控制要设置不相容职务，所以导致对于一些核心的问题就语焉不详，很少有人对不相容职务特点、性质、及设置不相容职务应遵守的原则等问题作深入探讨。本文谈谈与不相容职务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不相容职务的由来

不相容职务的设置缘于内部牵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弊端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它要求每项经济业务都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人员的处理，使得单个人或部门的工作必须与其他人或部门的工作相一致或相联系，并受其监督和制约。最早对不相容职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不相容职务进行论述，目前国际上对于内部控制和不相容职务论述的源头来自于COSO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1992年，COSO委员会提出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4年进行了增补。COSO委员会提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提出5个控制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不相容职务就在控制活动之中。事实上，只要存在委托授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就存在牵制，存在不相容职务。

二、不相容职务的分类

本文初步把不相容职务分为五类：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多环节不相容职务和少环节不相容职务；平行不相容职务和交叉不相容职务；均衡不相容职务和非均衡不相容职务。

摘要：企业文化作为塑造企业个性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倍受瞩目，成为研究的热点。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迫使企业需要从新的视角来尊重员工个性间的差异。本文提出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应建立员工心理档案信息系统，依据企业运营各系统和员工个性等特性，全过程动态调整蕴含着企业文化的各项管理制度，使企业在企业个性与员工个性相容环境中持续发展。

关键词：企业文化,个性,心理档案信息系统

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掀起了信息化应用浪潮，这一切正逐步将知识生产力推到前台。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供求结构快速变化，企业的内外环境变化也是越来越快。如何有效应对新形势的变化，调整资源性成长方式为管理型成长方式，通过管理规模的扩张促进企业的成长已是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本文从企业个性与员工个性相容管理的角度提出建立心理档案信息系统的解决办法。

1企业及企业文化存在的实质

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的显著特征就是它能成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生产要素，能够以比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企业就产生了。可以说企业的实质就是它能以最少交易费用完成一定量交易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就必须最大减少其内部的交易费用（管理成本），才能在市场中的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占有竞争优势。

作为独特的企业成员普遍认可的一系列价值观，企业文化会引导企业成员自觉地做出符合企业价值观的行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会激励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符合企业需要的行为；受同一价值观的影响，企业员工在不同时空的行为准则必然趋向相互协调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它通过塑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明确的价值指向、高尚道德境界的工作人群，可以使得产权界定、监督、遵从等的费用减少，即降低管理成本。而且据诺思的观点：企业文化不仅是减少管理成本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而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它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资源获取与激励、控制的制度选择；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理性"却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普倡的价值观之一，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不仅有矛盾与背离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组织并不是这种小团体、必须获取或创造一定的激励资源（包括物质的、权力的、精神的）、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追求的目标、管理中的控制职能主要从事对处于"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中的组织成员业绩的进行衡量与校正、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来说，要解决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高效率，首先就要获取或创造出一定量与质的激励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安排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的"激励结构"；同时如何在实现"激励相容"的同时，降低其实施成本，尤其是确保提高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自从管理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把如何提高效率作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来探讨研究，并从不同的假设前提、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答案。包括科学管理时期的外部规则控制和经济刺激；行为主义时期的参与和民主化管理；系统论时期的权变思想等等。本文在继承了关于"效率"是管理核心问题的观点同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

尽管"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却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普倡的价值观之一，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义为"假定论及的目标和现实世界不变，那么，只要行动得以正确地筹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这种行动就是理性的。"1如果说"个人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2；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伸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

"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其"社会性"，"组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世界中。那么，各种组织何以存在？一般认为，除了人类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种组织（包括工厂、公司、俱乐部、政党乃至政府、国家）之所以要建立起来，乃是因为人们仅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某些任务、实现某些目标，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标的人们结成了团体或集团。可见，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不相容职务的由来；不相容职务的分类；业务循环中职务的不相容性分析；不相容职务失效和优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不相容职务的设置缘于内部牵制、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平行不相容职务不同业务循环的职务之间，职务是完全不兼任的是平行不相容职务、均衡不相容职务是指不相容职务之间地位平等、业务的处理有一个流程、不相容职务对于解决舞弊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同的业务循环中的不相容职务交叉而导致不相容职务的失效、不相容职务设置本身存在漏洞、不相容职务的僵化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的失效、总体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不足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失效等。具体请详见。

不相容职务是组织设计和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不相容职务设置是组织机构设置的基础，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一般文章谈及不相容职务仅仅进行一些描述，或举几个例子，或仅仅说明内部控制要设置不相容职务，所以导致对于一些核心的问题就语焉不详，很少有人对不相容职务特点、性质、及设置不相容职务应遵守的原则等问题作深入探讨。本文谈谈与不相容职务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不相容职务的由来

不相容职务的设置缘于内部牵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弊端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它要求每项经济业务都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人员的处理，使得单个人或部门的工作必须与其他人或部门的工作相一致或相联系，并受其监督和制约。最早对不相容职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不相容职务进行论述，目前国际上对于内部控制和不相容职务论述的源头来自于COSO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1992年，COSO委员会提出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4年进行了增补。COSO委员会提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提出5个控制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不相容职务就在控制活动之中。事实上，只要存在委托授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就存在牵制，存在不相容职务。

二、不相容职务的分类

本文初步把不相容职务分为五类：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多环节不相容职务和少环节不相容职务；平行不相容职务和交叉不相容职务；均衡不相容职务和非均衡不相容职务。

一、关于外资并购监管中反垄断的价值取向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东道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比在东道国新设一个企业在时间长短、手续的繁简、资金与商誉的利用上都更具优势。对东道国而言，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企业的并购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国际资金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起到盘活存量资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也会对东道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和国内其他经济实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特别是在“横向并购”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外资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譬如我国的某些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等行业)已经或正在形成被外资垄断的情况。对企业并购中的垄断问题进行规制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并购实施监管的核心内容。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随着市场竞争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的集中。”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一般通过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反垄断法是一个由公平、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多种价值构成的法律系统。而我国的外资并购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制定较晚，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外资并购的反垄断体系。随着我国的入世，在外资并购中暴露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反垄断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二、并购浪潮中的我国反垄断立法相关问题探讨

（一）我国是否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的控制

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但是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却未能同时亮相。反垄断立法搁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立法者和学术界对彼时制定反垄断法是否恰当产生了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就是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的控制问题。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企业平均规模过小，企业间的联合刚刚开始发展，企业集团的组建还在初期，如果将有关限制企业并购的条文规定在反垄断法中，势必会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执行。故认为中国应当鼓励企业集中，而不是反垄断。本文认为，从我国当前所处的企业并购浪潮的时代背景来看，有必要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中规定控制企业并购的条款。

摘要：作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这一论断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也是不矛盾的。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商品经济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简介：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组织结构、管理方式、考核方式、授信风险管理方式、监督制衡机制的分析,提出我国现有的风险管理制度是激励不相容的,必须进行改革,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现有模式:激励不相容——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之间的权衡与替代

(一)委托理论中的激励相容

“委托”的概念来自于法律,委托关系本来是指“委托人”授权“人”代表前者从事某种活动时的关系。但在经济学中,委托关系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定义为“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并称“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另一方称为委托人”。

经济学中讨论的委托关系问题通常是指人问题,即由于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的行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又难以观察到这种偏离,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

在存在人问题的情况下,委托人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根据能够观测到的不完全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此时,委托人面临着人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又称个人理性约束(IndividualRationalityConstraint),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效用大于他不接收合同得到的效用时,他才可能接受合同。也就是说,只有人“做”的期望效用大于“不做”的期望效用,才能使人“做”。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t),即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人所采取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使人的效用实现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人“这么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这么做”的期望效用,才能使人“这么做”。因此,委托人在设计合同或制定规则的时候,必须尽量满足以上两个约束条件,才能使人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动。现实生活中,参与约束通常能够得到满足,必须解决的是激励约束问题,否则将付出巨大的监督成本。

［提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凸现，奠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将面临严重的挑战。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突破了以往会计学只研究“物尽其用”的局限，把“物尽其用”置于“人尽其才”的基础上，有助于重构一个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以人力资本为主导并与财务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人力资源管理会计（HumanResourceManagementAccounting，HRMA）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0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的文章，提出我国必须开展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到80年代中后期，我国会计界出现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热潮。90年代后期，与世界经济环境相适应，我国会计界再度掀起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的热潮。1997年以来，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受到各种学术刊物的关注，许多刊物都相继刊登这方面论文，其中涉及较多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一般概念和实施的必要性、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目标、基本假设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确认、计量、计价模式和报告等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专著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对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研究依然局限于“就会计论会计”。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拓宽会计学研究视野，对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展开讨论，以期构建一个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以人力资本为主导并与非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重新认识现行会计学科的内在缺陷

（一）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企业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就必需具备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等三种基本资源。其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或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财务资源是“死”的、“被动”的，人力资源是“活”的、“主动”的，只有依靠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能动性和智力性才能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人类社会即将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由此，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将由原来的自然资源和财务资源的竞争转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会计要反映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不能忽视人力资源这个要素。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人力资源管理会计。

（二）以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重新认识现行会计学科的内在缺陷与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近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主要是按照“资本基本主义”原则构建的。所谓“资本基本主义”原则是指社会的基本组织和经济权力是以财务资本为中心构建的。财务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财务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以财务资本为中心即财务资本提供者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现行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在会计学科发展的早期，与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相适应，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Concept）主宰着财务会计。其会计方程式“资产－负债＝业主权益”鲜明地体现了“资本基本主义”原则。尽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者居上，使财务会计基本观念也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Concept）。其会计方程式“资产＝负债+业主权益”，虽然将债权人考虑在内，扩大了财务资本内涵，依然体现了“资本基本主义”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对知识型企业（Knowledge-basedCompany）而言，最重要的资本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或智力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①。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增强和维持企业竞争力方面，财务资本相对而言将不如人力资本重要。这时，人力资本拓展了传统的资本概念，将企业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整合在一起。人力资本概念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它揭示了“一种以员工及其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即人力资产。进一步分析，在工业经济时代，财务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衡量财务资本的重要手段自然就是以货币为计量尺度的会计复式簿记系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公司，尤其是像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股票上市后，其市场价值往往比其账面价值高许多倍。这些现象说明现行会计的复式簿记系统已不再充分反映公司价值。其原因就是人力资本没有进入会计学的研究视野。这正是以复式簿记为核心的现行会计学科的内在缺陷。

所谓行政文化，指行政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行政参与者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意识、行政理念、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习惯、行政规则等。行政文化通过心理和精神因素影响行政人员的行为，激发其自主性和创新精神，这有别于公务员激励机制外在的制度激励方式。无论是精神推动还是制度激励，两者殊途同归都会激起组织成员工作热情。由此，应该努力将行政文化融于公务员激励机制之中，结合外化制度激励与内化精神约束，最终将公务员个人需求统一于组织利益之中，借以更好调动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实现行政组织共同目标。

一、行政文化同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交互作用

（一）行政文化的功能类同于公务员激励机制

1.行政文化对行政人员存在导向作用

公务员激励机制实施目的是为了激发行政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同样，行政文化对公务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行政行为模式可以诱导行政人员并激励其达成组织目标。行政价值观能够在具体的公务员激励过程中对行政人员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理性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产生对该行政机构的认知、情感上的归属倾向，从而树立一定的行政理想。

2.行政文化对行政人员存在聚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