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权范文10篇

[摘要]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法原则中最重要的一项，无论是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还是全球化冲击下的主权观念，互相尊重主权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各国和平共处的措施和保证；尤其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更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重要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法律关系的基础。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意味着相互尊重各国主权地位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意味着一国有尊重和承认他国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任何国家一律平等，相互独立，有彼此尊重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完全不受外来干扰，威胁，恐吓，破坏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独立的国格与世界各国交往，独立处理解决一切内外事务的权力和权利；意味着各国平等，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并不具备控制弱小国家的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味着国家存在发展的自由，意味着一国的自由同时是另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有效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权，独立，平等，自由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弱小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对国际法，国际社会强烈呼吁的同时，一些霸权国家却以主权有限或者某种借口来破坏国际契约对主权的规定性，由此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可见，国际社会的法律政治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提即在于尊重各国主权。

[摘要]互相尊重主权原则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法原则中最重要的一项，无论是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还是全球化冲击下的主权观念，互相尊重主权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各国和平共处的措施和保证；尤其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更显出它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家主权尊重挑战意义

序

国家存在的本质在于其主权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主权的存在程度可以真切反映出国家实际存在的程度。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最重要的主体，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主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在当代的国际环境实践下，受到了挑战。正如中国国际法学者周鲠生教授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权观念成了众矢之的；否定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法方面的一种扩张主义派或世界派的主导思想。”[1]主权的可分与共享问题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原则正在遭受霸权主义的践踏，叫嚷“主权弱化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浪潮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互相尊重主权”原则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权及互相尊重主权原则释义

主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的提出，始于伟大的法国思想家让•博丹，他以法律的名义规范了主权的真义，在他那里，主权是“国家支配其公众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2]让•博丹认为，主权是国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除了受上帝的戒条和自然法的限制外，不受任何限制。”[3]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认为：主权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主权行为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限制，也不从属于其他任何人的意思。[4]到了霍布斯那里，他认为主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权利的约束，你想象得到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5]卢梭认为主权是永远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黑格尔将主权推至极端，认为主权是“排他的自为存在”，是“独立自主”。[6]无论各个思想家如何定义主权，不可否认的是，主权是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并非由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正因为国家主权如此重要，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在其宪章中写入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承认。

原告余某某诉称，原被告系上下邻居，1997年9月起被告开始装修住房，同年11月，原告发现自已卫生间上方有漏水现象，经交涉被告多次检修未成，被告装修房屋时将卫生间内的卫生洁具移到该卫生间的左侧卧室内，并在该房内安装了台盆、便盆、浴缸等物品，1998年2月，原告以被告装修改变房屋性质，将卫生间置于楼下卧室之上不道德及存在漏水问题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恢复原状。被告辩称理由有三条：

一、原告要求被告将擅自变更用途的部位恢复原状，主张主体资格不当。被告购买的是全产权商品房，有自由支配、使用的权利，房屋性质为居住，将其中一间房改为卫生间，其性质仍是居住，没有改变房屋性质。

二、被告入住时曾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有“某某公寓公共契约”，原告无权以这份契约为据，因这是被告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约定，原告无权引用为诉讼依据。

三、被告只有权要求原告修复渗漏，并赔偿原告损失，但不同意恢复原状，原告也无权要求恢复原状。

该案一波三折，一审判决被告修复，不支持原告的恢复原状的要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但时隔二年，原审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判决支持原告的主张，被告上诉，又被驳回。法院改判的理由是被告改变房屋用途且将有防水要求的卫生洁具装在没有防水处理的卧室内，而被告称已做了严格的防水施工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经过三次审理，法院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从不支持到支持原告的恢复原状的诉请。

本案法院对这个问题处理的很巧妙也很令人遗憾，法院以被告在卧室里装配卫生洁具没有证据证明已做了充分的防水处理为由，判令被告恢复原状，即拆除新装设备，而回避了涉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问题，这本是一个在法院实务中对此项法律制度进行司法探索的机遇，可惜法院没有深入研究就嘎然而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摘要：对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自1942年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已经有六十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期间，分辨以1985年王瑞来之《论宋代相权》和1994年张邦炜之《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发表为分水岭，分为三个阶段。前一阶段主意相权削弱，中期相反，主意相权加强，后一阶段主慌张权和相权都得到加强。

关键词：皇权；相权；加强；削弱

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奥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辩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过程作一简略的回想。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广泛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辩的时代。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格寻衅，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整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略对峙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核，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

真正开端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持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独裁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独裁主义中央集权》。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吸收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传闻’弹劾，并不必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重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独裁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一方面建筑物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建筑物的高度越来越高，这在建设工程进行桩基施工和基坑开挖时，对周边建筑物的安全保护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由于参与建设的有关主体对此问题重视不够或者缺乏经验，以致在施工时常常会造成周边建筑物的开裂，甚至倒塌的严重后果。最近，笔者就办理了几起因工程施工造成周边建筑物损害的案件。如某设计单位接受某施工企业的委托在对某大厦进行基坑围护结构设计时，由于没有详细调查和摸清工程地址条件、环境条件以及保护要求等基本资料，因而设计出来的基坑围护结构在坑外邻近建筑物超载后的稳运性、安全度严重不足。虽然，建设单位发现该情况后，及时另找施工企业采取了加固措施，但是，终因该基坑围护结构先天不足，基坑开挖时还是发生了邻近一厂房严重倾斜、开裂的安全事故，又如某勘察单位接受某市政公司的委托后，对地下给水排管工程的地质情况进行了勘察，并出具了勘察报告。设计单位依据该勘察报告并结合给水排管工程的具体要求，进行了给水排管工程走向及埋深的设计。但是，施工企业按图施工却造成了地面居民住宅倾斜、开裂等严重安全事故。该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万元。后经鉴定，方知因勘察单位对地下地质情况勘察不够，勘察报告未能全面反映地质情况，故设计单位据此进行的设计亦系错误设计，施工企业按图施工不可避免地遭遇暗浜导致事故的发生。安全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往往将建设单位作为被告或者将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处理不一，有的判令建设单位承担民事责任；有的判令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因此，正确认定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责任主体是非常必要的。

一、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民事责任适用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之规定。

1、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的侵权民事责任应适用《民法通则》之规定，而不应适用《建筑法》之规定。

《民法通则》调整的范围和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及适用。《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加害方侵害相邻建筑物属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故该侵权的民事责任属《民法通则》调整。该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建设工程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属建设单位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使用土地时侵害相邻方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的财产权利，故该侵权的民事责任应适用此规定。

《建筑法》调整的范围和有关建筑安全管理规定及适用。《建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由于从事建筑活动的主体包括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的主体是管理机关，而并不包括建设工程相邻的一方，故该法调整的主体为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以及管理机关，而并不涉及相邻建筑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虽然，该法第五章有关建筑安全生产管理中规定了建设各方的法定义务，但并未规定发生安全事故损害相邻建筑物时，加害方对相邻一方的民事责任。

内容提要：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存在原则区别。对两者的关系必要正确认识和摆放。现代行政法须对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进行公平、合理的配置。双方尽管客观存在经常、永久性的矛盾乃至冲突，但可以控制于合法、合理、节制、适当的范围和限度内，且有望实现既相互监督制约又相互激励促进。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相对方权利，公平合理配置，互相制约与促进

行政权和行政相对方权利，均属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两者各自的性质、特征，尤其是相互关系问题，是深入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的切入点。本文试做探析。

一

就产生与发展而言，行政权早于行政相对方权利，这是由其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甚至比行政法捷足先登决定的。在不存在现代意义行政法时代的行政权，曾经是能支配整个社会的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其凌驾于社会之上，占绝对统治地位，不受任何约束，对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无限度、无止境干预，且不依程序而无序行使，又与义务、责任全不相及（注：崔卓兰：《行政程序法要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不难得出结论，集合上述特征的行政权，对于其承受对象而言，不啻是驱使、奴役、压迫的同义词。正因如此，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自建国伊始，便对行政权持戒备、防范态度，千方百计地对其加以限制约束。包括仅在其国家中留下“一个甚至连其自身组织也尽可能合理经济”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89页。）。彼时仍被广泛使用的行政权一语，已不再意味着是至高无上的专制统治权，而仅限于“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注：《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页。）。

行政相对方权利之概念，与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密切相联。可以说，将其与行政权相提并列是现代意义行政法的功绩。而其不停留于法律纸面，逐步被享有与使用，则依赖于社会的行政法治化。因为在传统社会或行政非法治化的状态下，社会中仅存在行政权力关系而没有行政法律关系，更无从谈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行政相对方的权利问题。

摘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原告余某某诉称，原被告系上下邻居，1997年9月起被告开始装修住房，同年11月，原告发现自已卫生间上方有漏水现象，经交涉被告多次检修未成，被告装修房屋时将卫生间内的卫生洁具移到该卫生间的左侧卧室内，并在该房内安装了台盆、便盆、浴缸等物品，1998年2月，原告以被告装修改变房屋性质，将卫生间置于楼下卧室之上不道德及存在漏水问题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恢复原状。被告辩称理由有三条：

一、原告要求被告将擅自变更用途的部位恢复原状，主张主体资格不当。被告购买的是全产权商品房，有自由支配、使用的权利，房屋性质为居住，将其中一间房改为卫生间，其性质仍是居住，没有改变房屋性质。

二、被告入住时曾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有“某某公寓公共契约”，原告无权以这份契约为据，因这是被告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约定，原告无权引用为诉讼依据。

三、被告只有权要求原告修复渗漏，并赔偿原告损失，但不同意恢复原状，原告也无权要求恢复原状。

该案一波三折，一审判决被告修复，不支持原告的恢复原状的要求，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但时隔二年，原审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判决支持原告的主张，被告上诉，又被驳回。法院改判的理由是被告改变房屋用途且将有防水要求的卫生洁具装在没有防水处理的卧室内，而被告称已做了严格的防水施工证据不足，不予采信。经过三次审理，法院态度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从不支持到支持原告的恢复原状的诉请。

本案法院对这个问题处理的很巧妙也很令人遗憾，法院以被告在卧室里装配卫生洁具没有证据证明已做了充分的防水处理为由，判令被告恢复原状，即拆除新装设备，而回避了涉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问题，这本是一个在法院实务中对此项法律制度进行司法探索的机遇，可惜法院没有深入研究就嘎然而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以及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证据保全意识不断增强，公民开始普遍使用手机拍摄、录音录像等方式来收集证据以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在行政诉讼中，公民作为行政相对人，其所提供的视听证据仍然处于没有明确的合法地位的状态。笔者旨在论证行政相对人所提供的视听资料的合法性、合理性，主张司法实践予以采信和认可，以期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视听证据;合法性;合理性

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通常采取被告方单方举证的方式，常出现证据链条缺陷，争端无法得到合理有效解决等问题。对此，尽管学界已经有学者提出一些可行建议，不过大都是仅针对行政主体一方的证据完善而提出的改善措施。因此，笔者立足于行政诉讼中“两造恒定”的基点，初步探寻出解决该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适当的采信行政相对人一方采用手机录音录像而取得的视听资料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据，从而摆脱以往诉讼证据采信中顾此失彼的臼窠，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推进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仅由行政机关提供证据存在局限性

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拍摄、录音等从而取得视听资料，是行政机关常用的收集证据的方式之一，其效力也往往被有关法律明示或者默示的进行了认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行政主体收集的证据可能由于缺乏连续性、完整性以及相应的监督机制而存在着许多问题:(一)公开度不够。行政机关录制视听资料属行政信息，是行政执法主体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所制作并保存的各类“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原则上应予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但法律还设有不予公开的两类情形。这些情形的规定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行政相对人在要求被告举证时，受到了阻碍;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执法不规范的现象有了可乘之机。(二)行政机关记录拍摄时可能存在的各项问题。执法记录开启和截止点具有不确定性;执法记录中可能存在的技术中断和人为中断问题;由于没有第三方中立保存和监督，记录设备人为空间大，无法完全规避可能被删除或修改的暗角。以上都给探明案情造成难度，并且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针对于上诉问题进行规范，这极可能导致一方提供的证据具有主观选择性、片面性和偏向性，使得证明力甚微，最终导致实体正义的缺失。

二、采信行政相对人一方提供视听证据的理论支撑

摘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