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性范文10篇

摘要：文章根据2000-2008年相关数据，将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上海货物贸易进行相关性检验。分析表明上海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存在依存性，但未出现差额替代，且上海货物贸易进口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增长拉动作用较大。从结构看，上海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对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的出口影响较大，对通讯服务和保险服务的出口影响较弱。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相关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粘合剂，其地位越发突出。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研究。Francois（1990）建立了一个生产性服务部门外部专业化的贸易模型，提出各国积极参与生产性服务贸易，有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内的专业化水平和融入国际专业化进程。VanMarrewijk（1997）在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加入服务技术差异和服务密集度差异，研究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最终产品贸易的作用，指出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或减退最终也会使该国的产品贸易失去优势。Markusen等（2005）则从更加微观的层面研究了一国进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并指出当一国生产性服务缺乏时可引进国外较先进的服务要素，以弥补国内最终产品由于缺乏相关服务投入所导致的比较劣势。

2.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依存关系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认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作用。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源于随着货物贸易扩张所引起的服务需求，是货物贸易核心效用的派生效用（陈宪等，2000）。更多的学者（Robinsonetal.，2002；李静萍，2003；郑吉昌，2003；夏晴，2005；曲风杰，2007）则从服务贸易整体论述两者间的依存关系，指出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服务贸易为货物贸易的升级和转型创造条件，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胡景岩（2008）则从总量关系上指出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与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且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附加值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

从世界艺术文化发展角度来看，歌剧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始于16世纪末的意大利。意大利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核心国家，将其人文主义思潮深刻地融入了歌剧文化艺术当中。意大利在歌剧形成与发展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复调艺术表演方式会造成整个歌剧演唱歌词的结构不完整。要想将歌剧所表达的整个故事情节全面地展示在歌剧欣赏受众当中，采用单声部旋律吟唱则显得更加合适。这种单声部旋律吟唱的艺术表演方式是由最初的诗歌载体开始进入歌剧领域的，最终造就了世界歌剧发展史当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歌剧艺术作品———《达芙妮》。《达芙妮》的成功为歌剧这种特殊艺术表演形式积累了大量的群众基础，歌剧逐步迈向了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音乐与文学作为歌剧艺术的两大基本构成要素，其联系也日益密切起来。笔者试以歌剧为切入点，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与体会。

一音乐与文学的区别及联系分析

首先，从音乐的基本定义来说，音乐强调的是“动态”两字。它将音乐力度、节奏、音色、音调等要素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超越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学作品相比，音乐以一种更加虚拟化的方式来展现整个文学内容，在为人们营造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将丰富的文学情感传递至人们的内心深处。音乐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同时也丰富着人们的情感世界。简单来说，音乐就是一种以文学为基础又高于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次，从文学的基本定义来说，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来表现整个艺术作品的。它具有比较直观的思维定势，能够以单一的文本形式来反应整个现实社会的自然发展状态。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与人们的基本概念储备是一致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人们无需特殊储备的惯有性活动。简单来说，文学能够以语言将艺术这种抽象的文化方式具体化，进而带给我们更加直观的艺术感受。虽然，文学与音乐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但是它们在艺术表现载体、存在形态以及产生方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的联系，这也正是文学与音乐作为两种独立艺术表现形式能够共同为歌剧这种特殊艺术形式服务的最根本原因。笔者现就音乐与文学的联系做详细地分析与说明。

1音乐与文学皆以声音为其物质载体音乐中的乐音与噪音皆是通过专业人员的加工与再创造而成的，它成为了音乐艺术中的最基本物质材料。音乐中的声音能够在音乐欣赏受众中引起相对的情感共鸣，并在长短性音色、高低性音色以及强弱性音色的衬托下将音乐作品需要传达的内容突显出来。文学作品中的文字语言同样是以声音为载体进行创造的。无论是文学作品创造者还是阅读者，他们都将声音作为了语言感觉的必备条件。

2音乐与文学皆以时间为其物质形态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人们能够通过音乐意识到“时间存在”。音乐从演奏之初直至演奏终结的全过程都是以时间表现出来的。这与作家创造文学作品的全过程是基本一致的。与此同时，音乐与文学的发展也深刻地体现了时间作为特殊物质形态的不可逆性，时间赋予了音乐与文学历史感，这也是音乐与文学作为艺术文化作品的最基本原因。

3音乐与文学皆为艺术创造与加工的二次产物音乐作为人为设定的非自然音响，从其创作之初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加工性与再造性。音乐作品的创造与每一次演奏都是艺术的再加工，这种加工能使音乐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走向成熟，这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也同样如此。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能够使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发挥充分的想象力，在自己的思维意识中刻画人们的鲜明形象，这一过程也正是文学作品完成二次创作与加工的过程。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花山，直译于壮语“岜莱”(“岜”是壮语“山”的意思;“莱”是壮语“画画”的意思)，意思是“画有图(壁)画的大山”，是广西左江流域壮族先民(骆越)与大自然进行灵魂交流的“话语记录”。花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壮族人民的精神圣地和根性文化具象所在。真正的文学，总是要触及精神灵魂，而真正的精神灵魂，又是潜藏于民族文化的深层次里，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广西当代文学在发展中难免会涉及花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花山精神”———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因此探析广西当代文学与花山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构建崭新的具有时代性的文艺理论及创作尤为重要。

一、探析二者互动关系的价值意义

广西当代文学与花山文化形成普遍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是理论论证的结果，也是广西文学文化实践客观存在的事实。1985年，杨克与梅帅元撰写的《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一文已指明这种互动关系的客观存在［1］。黄伟林在《从花山到榕湖———1996—2004年广西文学巡礼》中进一步揭示这种互动关系的内涵:“1985年前后，当中国文坛正被一股文化寻根的冲动澎湃之时，广西一批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曾走向花山，进行他们文化本根的朝圣，试图创造一种能与湘楚文化、齐鲁文化相媲美的百越境界……一个后来被称为‘花山会议’的广西青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宁明花山召开，揭开了文坛新桂军‘文学北伐’的序幕。”［2］温存超在《花山岩画与广西当代文学》中进一步指出:“文学桂军边缘崛起重要原因之一乃受花山文化的重要影响。”［3］以上作家学者的研究和发现，充分证明了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历史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其实这是一个刚打开局面的广西文化构建大课题，对该课题继续进行全面深入探讨，将对广西民族地域文化尤其是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构建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学者们普遍认同:“花山岩画是世界岩画的极品;花山文化是壮民族文化形成的标志，是岭南文化的缩影，是连接中国—东盟的文化桥梁;花山岩画具有着世界性的突出意义和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4］目前“左江岩画申遗”已明确纳入广西人民政府重点文化工程建设规划之中。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角度出发，进一步挖掘花山文化精神内涵，以塑造左江(花山)文化品牌，这应是构建广西文化的当务之急。从文学研究层面看，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进一步理顺“花山精神”实质及其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性;其二，进一步揭示“花山精神”之于广西当代文学思想启迪和精神支撑的作用;其三，进一步探讨“花山精神”对于广西文艺创作可供选择的路径、方向，如以民族差异性为艺术个性而获得“跨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的创作效果等。总之，这是一个立足本土民族区域现实需要的文学文化学前沿课题，对该课题展开人文学术科学探索，不仅对本土的文艺学研究具有推进作用，而且对重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提高本民族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化创造的自信心，均大有裨益。

二、探索二者互动关系的眼界和思路

探讨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互动关系重大文化课题，研究者应具备怎样的学术眼光和科学思路是一个关键性的追问，事关所研究课题的人文学术价值构建能否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对本课题进行探索，应立足于时代文化创造即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站在“文学创作价值论”较为宽阔而又切实的学术视野上，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花山文化”与“广西当代文学”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全面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梳理，力图从个体的文学文化现象研究而通透人类创造之“人性创造性”本质;从具体的文学文化实践出发，寻找文学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基本思路概括如下:其一，花山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花山精神与“广西当代文学精神”之间的互通、互动性如何体现?作为本土的文学文化精神，广西文学里的“花山精神”与文学的“普世价值”如何联系起来?这类问题，可以持这样的基本观点，即肯定“文学是人学”的基本价值理念，肯定人类文化精神的创造性和悲悯情怀。通过美学思考的抽象方式尤其可以通过“文学价值论”的研究方式加以探讨，力图搭建起一种切合本地文化创造实际的文艺理论学科框架。其二，文艺政策如何利用民族精神的自觉性达成自己的有效性?挖掘花山文化内涵、弘扬传统民族精神怎样成为广西重要的文艺政策?更进一步，“花山会议”①对“文学新桂军”的形成进而发展成“北伐中原文坛”发挥怎样的推动作用?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转型期以来广西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的现象加以理论梳理、分析、探讨，立足时下本土文学文化创造实际效果分析，针对已经执行的文艺政策(如“广西作家签约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当前文艺政策。其三，当代广西文学在塑造“花山精神”具象方面已经取得怎样的成就?具体到广西本地“经典”文学文本，比如杨克的诗集《图腾的困惑》、聂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暗河》以及黄堃、黄神彪、农冠品等诗人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是怎样塑造“花山精神”根性文化具象的?“文学新桂军”(以广西“三剑客”为代表)的作品因突出的“现代性”而顺利抢滩全国文坛，甚至享誉海外，因此有人说这些创作对于本土文化尤其是“花山文化”基本是“逃离”甚至是“背叛”的姿态，那么应该怎样看待本土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诸如此类的提问，笔者持否定的态度。因为理论和实践的从来都不可能令人信服，正像韩少功所说的:“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文学新桂军的成功又岂能例外。文学的精神主要体现为创新的思维方式，而创新思维的动力潜在于民族文化深处，离开了“花山文化”、“花山精神”，“文学新桂军”也就无从谈起。贯穿于东西、鬼子、林白等广西新生态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所谓的“鬼魅思维”②，其本质是“花山精神”的“异名”而已。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广西当代文学现象进行概括，甚至通过对具体的广西作家作品进行品读、赏析的方式来详细地探讨;抓住“文学性”和“创作思维”这两个文学研究的关键点，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普遍，由现象而最终真正达到对文艺创作本质规律性的学术把握。其四，广西文学(艺术)怎样持续弘扬花山文化精神?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怎样进行现代转型?尤其是围绕“左江岩画申遗”问题，广西文艺该如何行动?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生产。文学主要是以审美的方式直面当下人生、人性困惑甚至劫难，直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需要，需要既是个体的、时代的，也是民族的、社会的。文学是人学，文学必须表现人性，人性是个性和共性的存在，共性是文学的文化价值，而个性是文学的美学生命，文学只有通过“个性”从而达到“人性”才算是成功的。未来的广西文艺创作怎样通过个性情感而达到普遍人性是摆在广西艺术创造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既然时代文学创作必须是一种“生产”，那么时代文学就自然拥有“(产品的)价值”，市场经济下的当代广西文艺也可以主动地纳入“现代文化产业”之中，文学可以借助产业的集群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落实到本论域，当下广西文艺可以主动地为“左江岩画申遗”服务，并通过服务而宣传壮大自己，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广西文艺(包括文学、影视、书画以及歌舞表演等)如能抓住时机，围绕“左江岩画申遗”，借助时代媒体的强大威力，积极主动地进行策划、创作，前景将是美好的且具有重大意义。

三、创新的文学研究是时代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前提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景观建筑学以一种规范化了的知识形式以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为活动中心向外传播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不同的环境中，出现过截然不同的或某些特征相重叠的景观建筑学。这些建筑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识别标志。有时候是通过国家与地域的标志来识别，有时候是通过语言的使用范围来识别，还有时候是通过文化背景来识别。在一个特定的职业范围包括从业人员和学者这些识别标志与民族的、国际的模式和跨文化交流紧密相联。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中国和那些以汉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一直处于一个与景观建筑学盛行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员与西方学术机构的接触逐渐增多，出现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当中国源源不断从西方引入设计理念和手法的时候，中国究竟能承受多少外来文化的交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到处充斥着握手和微笑，但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输入和实质性问题却被陈词滥调所掩盖。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和亚太地区成了高速发展的焦点，而我们又该构思一个怎样的跨文化交流的新脚本呢？第二，教育机构、大专院校及其特定的实践已经在敏感而强有力的跨文化接触的期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些引入景观建筑学理念的机构，怎样才能引导我们从单向式的文化碰撞走向多元的文化交流呢？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一、银行间债权债务抵销

抵销（日：相杀，英：Set－off，法：Compensa－tion，德：Aufrechnung，拉丁：compensatio）是存在于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一种债的消灭制度，在我国的日常生活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有着不同的称谓，银行业实务中通常称之为扣划或划拨存款，银行间业务称轧差［1］259等。抵销的代表性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抵销者云，一债权由于他债权之相抵而归于消灭之谓也［2］315；其二，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债务时，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之清偿，而使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3］；其三，抵销是指在较小的债务数额范围内解除相互之间的债务［4］5。以上定义中，第一种突出了相互债权的消灭，而第二、三种突出了相互债务的消灭，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综上，本文将“抵销”定义如下：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债务而其给付种类相同，得以其债务与他方债务，按对等数额使其互相消灭［5］608。而银行间抵销权则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互负债务而其给付种类相同（当然在银行实务中，资金结算给付种类不同出现的概率非常小，故该约束条件实际意义不大），得以其债务与他方银行债务，按对等数额使其互相消灭。银行间抵销可以分为法定抵销、约定抵销和破产抵销三大类，其中前两者是在双方银行存在给付能力的前提下的抵销，而后者则是破产这一特殊情形下的法定抵销。要理解银行间的抵销权，则首先必须了解银行账户的法律意义。银行账户表面上仅为会计文件，但其实质上是一种合同。法国学者Roblot认为其为双重合同，其一为双方债权债务的结算合同；其二为各种银行业务履行方式合同……往来账户贷方余额并不是客户的款项，客户仅为银行的一般债权人［6］。客户在银行的一般存款，表面上是一个委托关系，但实际上是客户借款给银行，通过银行的负债业务把社会上闲散的小额资金集中到银行来，再通过银行的资产业务，把资金投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中去［7］，两者之间为债权债务关系，与之相类似，银行之间同业拆借，A银行借款给B银行，B银行借款给C银行，一方面是缓解银行间资金融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银行业务员完成拉存款额度的需要，均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一）银行间抵销的性质及构成要件。银行间抵销权的性质涵盖五个方面：（1）银行间抵销权是私力救济措施的一种［8］，私力救济是指在情况紧急来不及寻求公力救济时，权利人径直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银行间抵销权因两个独立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对方银行违约行为的发生难以预料与知晓，信用风险一旦产生通常都具有紧迫性，赋予其抵销权有助于更好地保护银行自身财产，减少损失。（2）银行间抵销权是形成权，形成权可依当事人一方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依我国《合同法》第99条，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当然各国法律在此处规定不尽相同，法国法上的抵销被认为是一种事件，一旦符合条件自动发生，故其抵销权不认为是形成权。（3）银行间抵销权是一种从权利，抵销是当事人因为互享债权而使其互负债务归于消灭的权利，所以抵销权是债权的从权利，不得与债权分离单独让与。（4）银行间抵销权是一种实体性权利，而非程序性权利，这对于从事跨国业务的银行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认定抵销为程序性权利，则应当适用法院地法，而认定其为实体性权利，则可能适用外国法，银行可以通过“最密切联系原则”、“意思自治”等扩大中国法律的适用。自1984年以后，多个判例支持抵销为实体性权利。如Gye．V．McIntyre案、Stein　V．Blake案，在英国法律中，既无抵销须经法院判决才生效力的强制性原则要求，也无这方面的权威解释。抵销从实质上讲应是实体性的，它是一种救济［1］21－22。从银行间债权债务角度，作为实体性权利，银行间抵销就无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取得法院的判决或裁定，而只需要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行使，即可取得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效力。银行间抵销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主动债权与被动债权客观、合法地存在。（2）主动债权已届清偿期，被动债权是否需届清偿期视持有主动债权的银行是否放弃期限利益为准，当然破产抵销除外。（3）主动债权和被动债权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是相互对立的，从英美法的角度即具有相互性。传统民法上的法定抵销制度还存在着给付种类相同和抵销数额确定或易于确定（ascertainable，with　certainty）的问题，但在银行间抵销制度中极少存在以上问题，在此不予讨论。（二）银行间抵销的限制。民法为私法，抵销制度作为私法上的一项制度，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因此探讨银行间哪些债权债务关系不适于抵销，从而将其排除出银行间抵销的客体，在立法技术上将更为可行与便利。依现行法条与学界通说，银行间不适于抵销的债权债务关系主要有如下十五种情形：（1）《合同法》第99条第2款规定，抵销不得附条件或附期限，因为附条件或期限，使其效力不确定，有悖于抵销的本旨［2］206。（2）已预先声明放弃抵销权的，银行不得再主张抵销。银行间抵销是一项私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序良俗，当事人当然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而一旦放弃，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不应再次行使而违背对方银行当事人的合理期待。（3）银行知道或应当知道以借款人（包括对方银行）名义开立帐户中的款项为第三人所有，不得抵销。当事人之间具有相互性是抵销的一个构成要件，而名义上属于对方当事人、实际上属于第三人的款项，不符合相互性的构成要件，且该处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也不可能构成表见、表见代表等违法排除事项。（4）特别存款（Special　Deposit）不得被抵销。特别存款主要包括住房基金、企业公积金、企业工会存款等，其不同于普通存款（普通存款属于债权债务关系），特别存款的所有权不转移给银行，在存款人和银行之间设定的关系为寄托人（bailor）与被寄托人（bailee）之间的关系，特别存款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存款人，银行不能以不属于其所有的债权来抵销其所欠债务。（5）禁止扣押的债权不得抵销，主要是指日常生计所需的财产，表现为工资、抚恤金、最低生活补贴、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养老金、退休金等，这些资金注重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助以及一般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如依《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民事诉讼法》亦规定人民法院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收入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与和谐发展有必要对银行抵销权加以适当限制，尽管对方银行破产的机率不大，但一旦破产，对方银行员工的日常生计费用不得用于抵销。（6）已设置负担的款项不得主动抵销。有些债权上附有负担，如抵押、质押等，如果允许附有负担的债权的银行方主动发出抵销通知，则无异于取消了其债权上之担保义务，对于享有担保权益的当事人是不公平的，但若对方银行提出，则可视为其对于自身担保利益的放弃，未尝不可。（7）附有合法抗辩权的债权不得抵销。依《合同法》第66、67、68条的规定，当事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顺序履行抗辩权以及不安抗辩权三种，如果允许将这些债权债务抵销，则相当于否认了当事人的抗辩权；同时《担保法》第17条规定，一般保证中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以及已过诉讼时效期间或者保证期间的债权等，当事人享有合法的抗辩权以对抗银行的抵销行为。（8）对被扣押的债权不得抵销。本项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从法条上来看，200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文《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法发〔2000〕21号）第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在金融机构的存款，金融机构应当立即予以办理，在接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不得再扣划应当协助执行的款项用以收贷收息”。银行间的抵销权不能对抗司法权，但亦有人认为，在我国商业银行债权保护制度亟待得到强化的今天，这种不加区别地否定银行抵销权对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对抗力，无视银行的正当利益的司法行为，显然对银行是不公平的，这等于否定了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违背债权平等精神。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通过完善抵销法律制度，突出了抵销的担保功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61、63条的规定：在执行客户的存款时，法院向银行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允许银行在收到通知后的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异议提出后，法院不得对银行强制执行，且对提出的异议不进行审查。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银行间抵销权对抗司法权的效力，学者们认为，尤其在冻结的情况下，司法权只是阻止了在银行中存有款项（即享有债权）的客户提取款项的权利，但不应当影响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基于合法理由提取该笔款项的权利，其中当然包括了抵销。（9）银行不得以对对方银行享有的贷款债权抵销对方银行子公司在本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尽管从经济学角度看，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性，子公司的业务、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到母公司的影响与制约，但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即使是控股式全资设立的子公司，两者仍属于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银行间抵销因缺乏相互性而不符合构成要件；当然也有例外情形，若母公司滥用法人有限责任制度，不当控制子公司，则可适用《公司法》第20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加以规制。（10）从《合伙企业法》第41条规定可以看出，在允许合伙设立银行的国家，合伙人的贷款银行不得以其对合伙人享有的债权抵销合伙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因合伙人与合伙企业并非同一主体，不具有相互性，当然这在我国的银行间抵销中是不存在的。（11）在联合账户、共同账户等共同债务场合，银行对其中一个客户享有的贷款债权，与联合账户、共同账户中的债权之间不具有相互性，除非该联合账户、共同账户是可分的。共同债权可分为按份债权和连带债权，共同债务也可分为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无论是按份债权还是按份债务，每一当事人以其份额内享有的债权或者债务为限，与对方银行的债务或债权抵销，不得就整个债权或者债务行使抵销权［1］286－287。但是连带债务（债权）人是否可以以其债权（债务）抵销全部的连带债务（债权）呢？我国立法上未明文规定，但从法理上应当加以认可。此外，连带债务人中一人或多人对债权人享有交叉债权，其他连带债权人可否主张其抵销权呢？如果允许部分连带债务人主张其他连带债务人之债权，实际产生了强迫某连带债务人还债之效果，这有失公平［1］286－287。本项适用于银行团贷款案例中的直接参与式，在直接参与式下，各成员银行单独通过行直接与借款人签订贷款协议，银团各成员均与借款人发生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各成员银行互不承担连带责任［1］170，即如同上文所说的按份债权与债务，还包括共同保证等案例中的适用。（12）依债的性质不能抵销，包括依给付的性质不得抵销，如果允许抵销就不能达到合同的目的。例如以不作为的债务抵销不作为的债务就达不到合同的目的，故不允许抵销［9］。（13）未缴足的注册资本不得抵销。企业破产时，股东的破产债权不得抵销其应缴纳而未到位的注册资本①，在实行授权资本制的国家，股东的出资义务与其对公司的债权可以相互抵销，但我国银行业实行法定资本制，必须于银行成立之时实缴全部出资，因此从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存在银行破产时股东出资尚未缴清的情况，但虚假注册资本以及注册后抽逃出资等行为的存在却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在企业破产时，股东仍有可能负有补足注册资本之责任，不得与其对银行持有的债权抵销。（14）可撤销合同、效力待定合同、附条件或附期限合同等效力现在或将来存在瑕疵的合同中，享有撤销权或者是享有合同利益的银行当事人能主张抵销，主张即视为其对自身利益的放弃，但对方银行当事人不能主张抵销。（15）犯罪或者故意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不得抵销。一方面从法条上看，我国现行私法中没有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抵销制度规定于《合同法》之中，而合同之债与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均属于传统民法中债权一编，地位相当，合同法上的制度并不能够制约侵权法的实施；另一方面从实务上看，如果允许当事人以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来抵销其债权，很有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三）银行间抵销权的行使与效力。银行间抵销权的行使与效力，纵观各国立法，主要有三种立法例，即一般不允许在诉讼程序外作抵销的英美法系、要求抵销须作意思表示的德国法系以及抵销条件一旦具备抵销就自动完成的法国法系。在德国等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抵销的溯及力；法国等国，由于采取自动抵销，不产生溯及力问题，而在普通法国家，Ph．Wood的观点是抵销判决一般没有溯及力，但如果本来是可以自助性地行使的交易上的抵销，债务人未行使，只是在诉讼中作为一种抗辩提出的，那么这种判决具有溯及力，从债务人的交叉请求权适于抵销之日消灭［4］112。而我国的作法与德国法类似，不过我国采用的是通知的方式，而非意思表示，通知的含义较意思表示为狭，但更符合我国一贯的立法传统，笔者认为应当将其作为意思表示的同义词加以解释。我国银行间行使抵销权产生的效力主要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双方银行互负的债务在抵销额度范围内归于消灭，债权债务关系溯及到符合抵销条件时消灭；对外则是当事银行之间的抵销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二、银行间的约定抵销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法定抵销，而同为具有给付能力前提下的约定抵销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定抵销类似，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一系列特点。银行间约定抵销其实质是依银行双方的意思自治来扩大相互性的内涵或者说是弱化抵销对相互性的要求。依我国《合同法》第100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我国法律将约定抵销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时可以约定，与各国立法例相比，不免有失狭隘，并且正如上文所述，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在银行间的抵销中极为罕见，本身并不是其考虑范围。结合他国立法例，银行间约定抵销应当既可以约定排除法定抵销的适用，也可以将本不具备抵销条件的债权债务通过合同约定进行抵销，还可以约定抵销的行使方式，如无须通知或者必须于多少时间内通知等。同时对于从事大量跨国业务的银行而言，约定抵销适用的法律、将来争议时管辖的法院或仲裁机构、抵销是否包括银行的分支机构、不同国家的货币是否可以抵销以及以什么时间内的汇率为准、加速债权到期的条件等，对于银行正确行使抵销权，维护自身利益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当然约定抵销中双方的约定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如不得侵害第三人利益，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合同中约定的条款也可能因为破产程序的介入而受到影响甚至归于无效。轧差（Netting）是约定抵销在银行日常业务中应用的主要体现，从经济学上看，其是指系统参与人或贸易伙伴之间，通过协议相互换锁其头寸或义务，将单个参与人的头寸或义务从大数额减至小数额，甚至为零的一种作法［1］217。从法学上看，其是指当事人约定，以其相互之间交易所生之债权债务为定期计算，相互抵销，而仅支付其差额之契约［10］，其法律机制主要是抵销或合同更新或两者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多边轧差是通过约定对债权债务关系相互性的弱化。多个银行在业务结算时约定，于轧差阶段计算出每个参与行的净额总头寸或义务，并于结算阶段扣划银行款项，可大量节约资金划拨量、减少风险。基于此，各国及国际层面都已经和正在进行立法适用于双边轧差、多边轧差、差额支付以及或者合同约定轧差［11］。当然尽管商业上对其相当认可，并且立法上也在寻求统一轧差制度，但轧差（无相互性的抵销）制度存在着较大的法律问题，如果A银行参与轧差后，在一定时期内破产（比如说破产法关于可撤销期间的规定），则其轧差的结果是否在实质上影响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是否影响到了破产债权的平等原则，以及可否撤销轧差，这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且在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相应规定。

三、银行间的破产抵销

银行间的破产抵销是法定抵销在破产程序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其实质是“向主张抵销的当事人提供一种决算程序，凭这一程序，他和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一样，能优先于普通债权人得到清偿”［12］，但首先是否允许破产抵销在各国立法例中是不尽相同的。法国法系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法规不允许破产抵销，其理由是认为破产抵销有违比例平等原则（Pari　Passu　principle），有抵销权的人获得全额或者部分清偿是以整体破产财产减少，其他无担保、无抵销权的债权人的可分配财产减少为代价的。而英美以及德国法系为代表的国家允许破产抵销，其理由是认为破产抵销的理论依据是基于“自然的公平”，违约者自己不支付或仅支付一部分而要求他人全额支付是不公平的。针对抵销权人与普通债权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公平，许可破产抵销的国家常常通过怀疑期②制度来实现两者之间的实质公平。两种观点分别是从不同的立法政策出发，更突出地维护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利益。破产法上的抵销与普通的法定抵销与约定抵销不同，其是在当事人一方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的特殊的抵销，其既维护破产债权人与破产人之间的公平，更要突出地体现社会公平。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0条可以看出，我国是允许破产抵销的，并且对破产抵销规定了一系列与普通法定抵销与约定抵销不同的构成要件。银行间破产抵销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三个：（1）银行A与破产银行B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必须在破产开始之前已经成立，并且若银行A已知债务人银行B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情况下承受债权或者债务的，时间间隔应当在一年以上；（2）银行之间的债权应当是可申报的债权；（3）其他普通法定抵销中的条件，但不再要求主动债权必须已经到期，破产程序的介入加速了债权的到期。与普通抵销相比，银行破产抵销一方面没有已届清偿期、金额确定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常常受到破产法律上的一些制度（如抵销相互性的切断、怀疑期抵销）的限制，同时由于破产法具有强制性，银行当事人之间的、在具备给付能力条件下达成的约定条款也可能会因为违反破产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受到影响甚至归于无效。因此银行之间同业拆借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即使已经约定了抵销条款等一系列债权债务消灭条款，仍不可高枕无忧，而应密切关注对方银行的业务动态，同时合理利用怀疑期等制度，以防止破产程序突如其来地发生影响债权人银行的资金链，进而影响银行的生存与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论文关键词：理性；公共理性；政治正义

在从“公平的正义”到“政治的正义”的退却中，通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构建，罗尔斯承认，《正义论》“没有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进行区分”，“一种普遍范围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一种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的无法调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已经能够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这些合乎理性然而却又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陛实践的正常结果”。

如何构建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是罗尔斯的理论核心。在《政治自由主义》的开篇，罗尔斯就表达了他的关怀：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尽管合乎理性但却相互对峙的诸完备性学说，怎样才可能共同生存并一致认肯立宪政体的政治观念?一种能够获得这种重叠共识支持的政治观念结构和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表述即：现代民主社会里，在被看作自由平等的、并在整个生活中世世代代都能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之间，具体规定其社会合作之公平项目的最适当的正义观念是什么?这样把理性多元论事实当作自由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来理解和给定的宽容基础是什么?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正如学者万俊人所说，如果说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系统中，重叠共识理念是政治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建构性条件，权利优先理念是政治正义的基本价值表达，那么，公共理性则是政治正义的社会普遍基础。那么罗尔斯是如何通过公共理性概念来支撑起政治正义的理论大厦呢?

理性与公共理性

一、直面对话：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理论的主要内涵

（一）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基本命题

1．世界具有二重性。马丁•布伯认为：“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于他呈现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之他必须持双重态度。其一是‘我—你’，其二是‘我—它’。”［1］即由于人态度的二重性，产生了二重的生活世界，具有了“我—你”世界与“我—它”世界。这是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基本论断之一。他所叙述的两个世界，前者是平等双向的相遇世界，后者是为我所利用的工具性世界。“我—它”世界是以“我感觉某物，我知觉某物，我想象某物，我意欲某物，我体味某物，我思想某物”的单向世界，是“绝对构不成人生”的，只有“我—你”的双向世界才能构成真实的人生。2．关系是本体。马丁•布伯认为：“泰初即有关系……依照关系的本性，人以及与人相遇者能以其完满实在性伫立于关系之中。”［2］关系先于实体，实体由关系而出，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体现的是“关系本体论”。“我—它”关系构筑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鸿沟，是一种体现分离、隔阂的从属世界。“我—它”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关系，这种关系里的“我”将“它”视为无生命的物体。只有当“我”和“你”拥有自我意识，成为独立的实体时，才会形成公开敞亮的“我—你”关系，即对话关系。马丁•布伯认为这种平等、亲密、信任的对话关系，才是人生最真实的关系。和谐美好的“我—你”关系通过在“之间”领域的自由相遇，相互作用，真诚平等的对话来实现。

（二）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基本特点

1．直接性。马丁•布伯强调一种人与存在之间的直接性和统一性的关系，达到真正的关系需要摒弃一切中介，因为关系中一旦掺杂了其他的东西，就会变质。布伯认为：“与‘你’的关系直接无间，没有任何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横亘在‘我’与‘你’之间。”［3］只有当中介坍塌崩毁的时候，相遇才开始出现。在马丁•布伯眼中，“我—你”的对话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原初的、统一性的生存关系。在关系的直接性面前，一切间接性皆为无关宏旨之物。2．相互性。马丁•布伯认为“关系是相互的：我的‘你’作用我，正如我影响他。我的学生塑造我，我的业绩抟塑我……‘我’与‘你’相依共存，每个人皆可称述‘你’而仍为‘我’，每个人皆可赞颂父而仍为子，实在性永久不灭”。［4］相互性是本源性关系的另一基本特征。对话关系中的“我”和“你”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具有相互性。真正的对话不能存在于相互独立的、毫无联系的个体之中。马丁•布伯认为对话的生命是被联接在一起的两个人明确地转向对方，是内在行为的相互性。3．相遇性。相遇性是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另一个特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所有真正的生活皆是相遇（Allreallivingismeeting）”。［5］一种真正的相遇是步入“之间”领域的不依赖不脱离的状态。在相遇过程中，“我”和“你”走近靠拢，平等地看待对方，相遇是相互性的保障。这种相遇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融入、靠拢的动态过程，是主体间的在场的对话。相遇给交流和言谈创造了机会，相遇是对话的前提。对话是真正的“相遇”和“在场”。

（三）马丁•布伯对话关系实现的基本要素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准确牢固地建立起物理概念，是物理基础知识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初中入门教学阶段尤为重要。

认知心理学认为，概念，尤其是初级概念，大多是由感性材料先在头脑中形成表象，然后经过对比、分析、抽象、归纳、概括等思维过程，抽取出一类现象或事物的关键属性而获得的。因此，初中物理概念教学，作为物理教学的入门阶段，首先要解决好学生感性材料贫乏、有关表象不丰富的问题，然后，就要带领学生历经对表象进行抽象加工的全过程。学生对表象抽象加工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重整自己认知结构的过程，重整的结果，要在语言（符号）、实例（典型）、图景（表象）等认知系统的各个层面上突现出有关概念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能动的、可以用于推断、分析、解决有关物理现象的新的认知模块。物理教学中常听到教师埋怨，学生学得不活，只会死记硬背，遇到实际问题一筹莫展，物理知识支离破碎等等，其根源都在于概念教学之初没有让学生充分地历经概念获得的全过程。

另外，还应当看到，学习物理之前，从日常生活中学生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关于物理世界的前科学概念。学生已有的前科学，是物理学习赖以顺利展开的基础，没有前科学概念的支持，物理课程的展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学生的前科学概念中，又往往包含有许多的错误要素，而这些错误的成份，又是干扰科学物理概念建立的极大障碍。怎样处理好前科学概念，也是物理概念教学中要不断研究解决的问题。

现以九年义务教育华东版初中物理课本第一册“怎样认识力”一节的教学过程为例，来探讨物理概念教学的操作技术。学生学习准备状态分析：

学习本节教材时，学生已经形成了“力”的前科学概念。学生的力概念主要来自自身的体验，大多与自身的感受、物体的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现象相联系。静物也会是施力的主体，学生极少想到。关于远距离作用、力作用的效果、力作用的相互性等等，学生都有相当的感知，但缺乏一定水平的概括和总结，没有形成相应的命题。“力作用的主、宾体缺一不可”，“运动的物体不一定受到力的作用”、“作曲线运动的物体所受的力与运动方向有一定夹角”，等观点，难以获得实际生活经验的支撑，因此，本节课对这方面涉入不宜太深。前科学的力概念,最主要的错误在于“力”与“速度”混沌不分，本节课可以进行适当的预处理。

教学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准确牢固地建立起物理概念，是物理基础知识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初中入门教学阶段尤为重要。

认知心理学认为，概念，尤其是初级概念，大多是由感性材料先在头脑中形成表象，然后经过对比、分析、抽象、归纳、概括等思维过程，抽取出一类现象或事物的关键属性而获得的。因此，初中物理概念教学，作为物理教学的入门阶段，首先要解决好学生感性材料贫乏、有关表象不丰富的问题，然后，就要带领学生历经对表象进行抽象加工的全过程。学生对表象抽象加工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重整自己认知结构的过程，重整的结果，要在语言（符号）、实例（典型）、图景（表象）等认知系统的各个层面上突现出有关概念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能动的、可以用于推断、分析、解决有关物理现象的新的认知模块。物理教学中常听到教师埋怨，学生学得不活，只会死记硬背，遇到实际问题一筹莫展，物理知识支离破碎等等，其根源都在于概念教学之初没有让学生充分地历经概念获得的全过程。

另外，还应当看到，学习物理之前，从日常生活中学生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关于物理世界的前科学概念。学生已有的前科学，是物理学习赖以顺利展开的基础，没有前科学概念的支持，物理课程的展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学生的前科学概念中，又往往包含有许多的错误要素，而这些错误的成份，又是干扰科学物理概念建立的极大障碍。怎样处理好前科学概念，也是物理概念教学中要不断研究解决的问题。

现以九年义务教育华东版初中物理课本第一册“怎样认识力”一节的教学过程为例，来探讨物理概念教学的操作技术。学生学习准备状态分析：

学习本节教材时，学生已经形成了“力”的前科学概念。学生的力概念主要来自自身的体验，大多与自身的感受、物体的运动，以及由此派生的种种现象相联系。静物也会是施力的主体，学生极少想到。关于远距离作用、力作用的效果、力作用的相互性等等，学生都有相当的感知，但缺乏一定水平的概括和总结，没有形成相应的命题。“力作用的主、宾体缺一不可”，“运动的物体不一定受到力的作用”、“作曲线运动的物体所受的力与运动方向有一定夹角”，等观点，难以获得实际生活经验的支撑，因此，本节课对这方面涉入不宜太深。前科学的力概念,最主要的错误在于“力”与“速度”混沌不分，本节课可以进行适当的预处理。

教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