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范文10篇

一、分析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缓解乃至消除阶层、地区以及城乡差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改进我国的乡村治理。关于乡村治理，尤其是关于村民自治这个我国近年来实施乡村治理的新措施，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对我国某个或某些村庄的治理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而较少联系其他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较少放在我国宏观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中去考察。我们选取发达国家德国、转轨国家匈牙利、以及人口大国印度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希望通过比较分析，看看这些国家在乡村治理的体制和操作方面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就乡村治理而言，考察面很多，例如选举、政府职能、财政收支体制等。这些问题我们也将有所涉及，但不是我们的线索。我们考察的线索是乡村公共事业（如道路建设、校舍修建、饮用水供应、垃圾处理等等）的决策、融资、实施与监督过程；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围绕这些公共事业的建设，厘清这些国家决策权力在乡村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融资的（特别是各级政府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实施与监督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改进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促进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改善乡村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我们的分析在理论上参照治理的分析框架。治理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模型，各国的现实状况与这个理想模型相比较一定是有差距的，我们要分析这个差距，同时找出形成这些差距的原因，进而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根据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完善的公共品供给应该具备以下九个要素：（1）合法性，即关于公共品提供的决策被自觉认可和服从；（2）透明性，即有关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公开的；（3）责任性，指的是有关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responsiveness），它的基本含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公共品的决策和执行富有效率；（7）参与，指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有人们的广泛参与；（8）廉洁，指有关的决策人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谋私；（9）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享有公共品的服务方面是平等的①。

一个国家在公共品的提供问题上，是否符合以上九个标准，能否达到上述理想状态，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已有的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大众传媒的开放程度等都是影响善治的变量。理论上，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就会越充分，决策人员就越有经济资源去回应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因为回应充分，所以也容易在“公正”和“有效”方面有好的表现。健全的民主制度则是合法性、透明性、法治、参与和廉洁的保障。中央和地方的适当分权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也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的责任。传媒的开放程度对监督的影响很大，开放的媒体有助于治理过程的公正、廉洁、透明和高效。这些方面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研究乡村的经济、社会、人口规模和构成等要素，因为它们对乡村公共品的提供也有很大的影响。

摘要:乡村治理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当代大学生作为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在扎实学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应该结合自身专业技能，积极参与到助力乡村治理的社会实践中，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会计系的案例体现了新时代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调查，聚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形式助力乡村建设。后续仍需通过多方的引导与支持，才让高校大学生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质大于形式，发挥高校人才的积极作用，高效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大学生;乡村治理

0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清华大学时曾指出“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当代大学生作为时代新人，应将自身专业知识技能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开展例如防诈骗知识进乡村、直播带货、联欢晚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乡村治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高效助力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

1大学生助力乡村治理工作的社会背景———以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会计系为例

自2018年1月1日以来，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会计系积极开展“浙中调查”，聚焦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况，已深入金华周边9个县(市、区)基层，全景式、常态化地描述了浙中地区农村发展现状，为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打响校地联动品牌，全面提升大学生实践技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会计系师生共走访农户635家，累计完成入户问卷635份，开展行政村问卷调查18份，形成图文调研笔记2400余篇，为出具本年度“浙中调查”报告取得一手数据和资料。调查问卷通过对村民个人收入水平、乡村目前发展状况、对于大学生助力乡村治理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数据收集、整理、分析，以帮助有关机构了解目前金华市乡村治理现状，制定乡村未来发展规划。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会计系“浙中调查”社会实践活动，为大学生助力金华乡村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与价值导向。据结果显示目前金华市大部分村民收入均达到小康水平。同时当下正值建党一百周年，其中党的十八大提出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为金华市乡村治理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村民对乡村环境和文化治理也具有一定的期盼，希望乡村向着文明宜居、和谐美丽进一步发展。这也说明乡村治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一项顺应民心、结合实际的工作。乡村振兴和发展离不开青年一代的奋斗，新时代的有志大学生正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新兴力量，有责任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到乡村治理事业之中。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助力乡村治理事业发展。

摘要:通过对古代皇权与绅权、近现代“乡绅”自治和新中国的“村民自治”历史演变与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呈现出国家层面行政化与乡村层面自治化齐头并进的变化轨迹。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建构符合实际的乡村治理模式，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现代转型的迫切要求，走乡村善治之路，并承担起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必须尊重“乡土中国”的历史基础和发展规律，反思单一行政化的近代做法和沉痛教训，发挥村民自治的当代元素和民主价值。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演变乡村振兴战略要求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所谓乡村善治，即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良好运行和有序发展。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推动乡村治理规范化、制度化、现代化和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而分析和梳理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历程，并从中得出经验和启示，则是构建有效乡村治理模式的前提和基础。

1皇权与绅权

古代的皇权与绅权存在较大差异。从结构上来看，皇权主要涉及法度制定权、重大决策权以及最高行政权。绅权则来源于皇权以外，既作为一种自保手段达到制衡皇权的目的以实现其工具性，又通过传统、规范、文字等服务和影响皇权并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以实现其教化意图。在中国古代，唯有熟知传统、规范、文字的特殊人物才为“士”，基于此形成的绅士阶层并由此而来的绅权往往是一种教化权力。这种非正式的权力与皇权在博弈中维系着几千年的大一统社会并构成独特的“双轨政治”，即皇权和绅权并存，皇帝和绅士共治，上通下达、来去自如。实践中，皇权实现衙门内事务的处理，绅权则担负衙门外区域的自治，其凭借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私人关系，向各级衙门甚至皇帝本人施压，自下而上，修改政令，发挥效力，限制皇权。基于皇权与绅权的复杂关系而形成的“县政乡治”，即农村社会的自治化是古代国家治理结构在这一层次上的主要体现。我国古代的“乡”长期以来形成的士绅自治，类似于社会管理组织，发挥着秩序维持、调解乡里、教化民众和规范民风的作用。这种寓于乡土之中的社会管理组织不同于正式官僚体制中的衙门而实行自治和自我管理，原因在于皇权的边陲是县政，县衙是最基层的政权单元，皇权和绅权的边界相对清晰，官治和自治的范围相对明确。然而，皇权和绅权并非孤立独行，两者具有兼容性和排斥性。所谓兼容性是指，皇权的利益诉求自上而下必然要延伸至乡村社会，从而要求士绅自治与中央统治完全连通，这样可以有效节约皇权统治成本，达到以族权控制乡村的目的。所谓排斥性是指，绅权在自治过程中自下而上把压力和诉求透到上层，从而实现对皇权的制衡，避免皇帝为所欲为，王朝更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兼容性和排斥性充分体现了乡村社会自治的特点，也反映出皇权与绅权的低水平制衡。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发展必然停滞，激烈冲突和改朝换代不断上演，反复打破与反复建立简单循环，根本原因就在于低水平的古代农村社会自治化缺少对权力的民主化改造。

2近现代“乡绅”自治

「内容提要」本文应用治理的分析框架，比较研究了中国与德国、匈牙利和印度的乡村治理状况，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制度、政府间责权分配、乡村治理结构、乡村公共事业融资结构以及乡村治理的监督机制等几个方面比较了各国的成绩和问题，重点讨论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关键词」乡村治理/责权分配/融资/监督

一、分析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缓解乃至消除阶层、地区以及城乡差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各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有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改进我国的乡村治理。关于乡村治理，尤其是关于村民自治这个我国近年来实施乡村治理的新措施，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致力于对我国某个或某些村庄的治理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而较少联系其他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较少放在我国宏观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中去考察。我们选取发达国家德国、转轨国家匈牙利、以及人口大国印度作为研究对象，就是希望通过比较分析，看看这些国家在乡村治理的体制和操作方面对我们有哪些启发。

就乡村治理而言，考察面很多，例如选举、政府职能、财政收支体制等。这些问题我们也将有所涉及，但不是我们的线索。我们考察的线索是乡村公共事业（如道路建设、校舍修建、饮用水供应、垃圾处理等等）的决策、融资、实施与监督过程；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围绕这些公共事业的建设，厘清这些国家决策权力在乡村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融资的（特别是各级政府在融资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这些公共事业是怎样实施与监督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改进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要促进乡村公共事业的建设、改善乡村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我们的分析在理论上参照治理的分析框架。治理理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模型，各国的现实状况与这个理想模型相比较一定是有差距的，我们要分析这个差距，同时找出形成这些差距的原因，进而讨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分析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公共管理组织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体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乡村两级公共组织为各自利益进行博弈，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过度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培育自治性组织和提高乡村人员素质是治理乡村关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摘要：乡村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重庆三峡库区的乡村治理，因其独特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具有特殊性，如大量的人口负载，治理主体弱质化以及三峡工程移民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非自愿移民等等。当重庆市在“百万移民”的任务中占85％时，三峡库区“乡村治理的困惑”这一问题，便已经超过了其地域概念。

关键词：乡村治理；重庆三峡库区；人口超载；困惑

一、视角、理路及问题的提出

三峡工程建设是中国20世纪末国家加速工业化战略的重要体现，并因其“百万移民”和库区生态重建而为世界关注。10年来，三峡工程建设的成功、“开发性移民”政策的创造性实践以及对库区生态保护的强化等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无论是三峡库区生态重建还是该地区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建设，都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对这一过程做“历史的”和“正在发生的”两个维度的检视，是事物发展的应然要求。

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并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建设，是该系统基于进化的渐变过程。但三峡库区的社会建设，因地区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工程建设和由此产生的“百万大移民”而具有特殊性，即三峡库区的社会建设包含着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容。

在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迁建与安置中，由政府主导的行政性、大规模工程移民的非自愿性和工程建设进度加快等多种因素使然，促成了“百万移民”的安置进程呈现出四个特征：安置时序的约束性，安置方式的受限性，工程建设加速对安置规划构成“倒逼机制”和安置过程带有完成行政任务的“色彩”。在这四个特征的交互作用下，三峡库区的社会转型有别于因渐进工业化导引的社会转型的速率和方式而具有突发性；因而整个三峡库区的社会回应能力——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公众依据社会和自身价值准则，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互动)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这种“有限”不仅仅表现在人们认知、心理和个体承受能力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三峡库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的社会条件不良、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资源承载能力低和产业基础极度薄弱等方面。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宗族传统厚重之特征分外明显。通过徐扬杰、王思治、李文治诸学者的研究，人们已越来越认同这一结论，即：“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不是古代宗族制度的直接延续，而是宋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家族制度，它以祠堂、家谱、族田和族长族权为形态结构方面的主要特点。”（徐扬杰，1999：14）由此，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乃是包含宗族因素在内的“乡绅自治”说，尽管少数学者表示过相左的意见，但多数人均予以认可。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是稳定不变、还是曾经历不同的历史演变？如果曾有演变，那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其变迁蕴涵着怎样的规则和意义？显然，分析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讨论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现实处境与意义有着重要的价值。

对于宗族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变迁，学界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如项继权（2002）在一项历史考察中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家族与国家的关系及家族的治理方式不尽相同。春秋战国前，家族治理表现为家国不分、周王的一族治理；东汉至南北朝时代则表现为少数豪门大族对社会的控制，而宋代以后则是大众化的家族对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官府依然依托家族来行使权力，主导着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尽管同时又力求以地域性行政组织取代家族组织，以削弱其权力和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家族宗族受到严厉的限制，已丧失了组织和行为上的合法性，已不再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形式。在对赣皖10个村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也曾发现：在20世纪百年间，宗族在村治中的作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居主导地位，作用很大；第二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间，宗族作用潜存着，没有合法、正式的地位；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的20年间，宗族的作用凸显，但不如20世纪上半叶那么强大。（肖唐镖等，2001：12-13）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归纳均是对宗族功能的表层性揭示，概括性、尤其是学理性严重不足，难以显示各自的内在特性。

本文认为，自明清时期至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特征，经历了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影响者、再到非正式治理者的转变。角色转变的时点，分别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和20世纪70年代末。限于篇幅，本文拟借助史家所使用的史料、以及笔者所组织完成的赣皖10个田野调查资料（肖唐镖等，2001），集中考察前两种角色的变迁状况，即自明清至1970年代宗族的治理角色变迁。文章将从历史考察着手，按时序分别考察宗族在明清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即20世纪上半期）、解放以来至“”结束（1949-1978）三个时期的角色特征，最后，再对“正式治理者“与“非正式影响者”两种角色进行初步的比较分析。

一、宗族治理的全盛时期：明清时期

在明清及其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和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那么，这种自治是如何实现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那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来共同治理乡村（吴晗、费孝通，1988；郑振满，1992；赵秀玲，1998：175-204；弗里德曼，2000）。正如有学者指出：“宋元明清宗族制度的总体特征是通过祭祖及建祠堂、选族长、修族谱、设族田、建族学使之组织化，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体现其民间社会的普及和自治化。新的宗族制度与国家政权分离，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该时期引人注目的历史内容。”（常建华，1998：38）

在明初，朝廷采取打击强宗大族的政策，但自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建设。嘉靖八年，明政权正式建立乡约制度，弘治年间在全国实行保甲法，但据研究，这两项制度均发生了同宗族制度相结合的情形，“乡约、保甲实施过程中，增强了宗族组织的自治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世袭化与赋役制度的定额化，也促成了宗族组织的政治化和地域化。从嘉靖开始到万历时期，宗族请政府批准族规家训的活动形成了高潮，以支持其对宗族子民的控制权和教化权。（常建华，1998：43-46）随之而来的是宗族司法权的强化和族长权威的形成，宗族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第一条为巩固农村家园清洁行动的成果，进一步美化村容乡貌，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根据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本县辖区内所有开展并通过农村家园清洁行动市级验收的乡镇、行政村（不含居委会）的长效管理工作，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的农村家园清洁行动长效管理主要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通过乡镇、行政村的共同努力，做到卫生有人抓、垃圾有人扫、堆放有设施、运输有设备、垃圾及时得到处理，持续长久地保持乡镇镇区干净卫生、村容整洁、乡风文明。

第四条县农村家园清洁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县家园办）负责对本县各乡镇、行政村的农村家园清洁行动长效管理工作的日常管理、检查巡查和考核评比。

第五条县农村家园清洁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共同抓好农村家园清洁行动长效管理工作。

第六条各乡镇、行政村要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家园清洁行动的目的意义，教育村民珍惜、保护整治后的良好环境，大力倡导“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文明新风，逐步改变农村的陈规陋习，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

中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行，农村迎来了农业免税的“后税费时代”。这对广大农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利好”。但进入“后税费时代”后，乡村治理依然面临着种种现实困境，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一、乡镇政府职能转换迟缓

税费改革通过取消税费和加强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实现乡镇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力图将国家——农民的“汲取型”关系转变为一种“服务型”关系，这就为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指明了方向，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乡镇政府应该从原来的“收粮催款”政府转变成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在取消农业税三年后的今天，乡镇政府的这种职能转换并不是那么理想。据吴理财在安徽、湖北、重庆等地的调查表明，大部分的被访者反映乡镇政府“工作作风老一套，行政命令多”、“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差”、“乡镇政府职能没有转变”。[1]

究其原因，可以用“无心无力”这四个字来概括。

（一）所谓“无心”也就是乡村干部的管理理念陈旧，不愿主动去进行这种职能的转变。在农村税费改革实施之前，收粮收款是乡村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或者说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精力都放在税费和实物的征缴上。因此，乡村干部的所有的工作定式和思维方法,也都习惯于围绕着如何在规定的时间，足额完成当年的税费和实物的征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征收工作的艰难，但很多乡村干部还是满足于自己征收工作中所树立的权威形象。而农业税取消后，虽然使乡村干部从单一繁琐的收粮收钱中解脱出来，但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手中的权力没了，自身的价值不大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这种错误认识必然会对乡镇职能转变造成阻力、带来负面影响。

（二）所谓“无力”主要有两方面的情况，其一是乡镇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其无力为农民服务。废除农业税后，绝大多数农村乡镇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农村乡镇政府，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测算的数据显示,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全国乡镇一级每年大约需要3700亿元才能维持合法生存，即使按总支出的70%计算,每年至少也需要经费支出2590亿元；但在近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仅为1643亿元(其中2001年为33亿元，2002年为245亿元，2003年为305亿元，2004年为396亿元，2005年为664亿元)，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平均每年经费来源只有750亿元左右，收支相抵后仍相差1840亿元。例如目前河南省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537.5亿元，地方财政总支出竟然高达1115.5亿元，收支相抵后仍缺口资金578亿元。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其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2006年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将以巩固和扩大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建立健全常抓不懈的工作机制为主线，以深入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阵地建设为重点，切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文件提出：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解读：当前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各级党组织要紧密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和“三农”工作实际，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扎实有效地加以推进。

一是要着眼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和影响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主要问题的解决，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深化农村改革的工作思路。制定和完善增强村级组织服务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保护和调动农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二是要着眼于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群众最关心的重点问题的解决，积极推动和谐农村建设。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制定和落实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具体措施。引导农民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尊重农民意愿，加强环境卫生整治，改善村容村貌。积极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