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范文10篇

陈氏太极拳不但是太极拳的重要分支，而且也是中国拳术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陈氏太极拳的最初传承人，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家族在因拳受益的同时，也在一招一式之间影响甚至塑造着当地乡村社会。自明代从山西泽州迁入河南温县常阳村之后，这一家族不断壮大。不但未因土著居民排斥而有所折损，其家族成员反而逐渐占据了常阳村常住人口的更大比例，以至于该村原名渐没于历史风尘，而以“陈家沟”传世。

太极拳使陈氏家族在晚清动乱中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自19世纪中期以后，河南怀庆府（今焦作）成为捻军的主要活动区域。由于地方防卫体制薄弱，河南全省骑兵、步兵“可用者不过十之三四”，清廷不得不准河南巡抚严树森所请，动员当地民众举办团练保卫身家。这为陈氏宗族参与地方事务创造了机会。曾任直隶巨鹿县知县的陈季甡，与兄长陈仲甡一起参与镇压了捻军起义。“自道光二十三（1843）年至同治十年间（1872），兄弟皆因战功齐名”。其子陈淼“十七岁随父参加亳州、六安之战，屡建奇功，同治二年率众驰援怀庆，不幸中炮身亡”。咸丰八年（1858年），兄弟俩因公被授予五品官衔。但陈氏昆仲淡泊名利，执意回家奉母务农。次年正月，清廷改授其“武节将军”，准予归里。军功所换来的政治地位，使陈氏宗族因此具备了晋身仕途的平台和机会。很多家族成员受功名吸引，科甲得第成为贡生或武庠的庠生。

作为强身健体、捍卫家园的家传技艺，太极拳原本只在陈氏族内进行封闭性传播，师徒传承和家族世系高度统一，不对外姓子弟授业。晚清以来，由于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和动乱。这不但使得更多陈氏族人需要出外教拳，以养身家，而且也使太极拳被迫打破陈规，开门授徒，承担起了保卫乡里的公益职能。道咸年间，直隶广平府人杨露蝉师从陈长兴学拳，成为陈氏太极拳第一位外姓弟子，并在陈氏太极的基础上创立了杨式太极拳。其再传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吴鉴泉，由吴鉴泉创立吴式太极拳。继陈长兴之后，另一位陈氏拳师陈清平又将太极拳分别传给武禹襄、和兆元、李景彦，从而派生出武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和太极拳忽雷架。武禹襄的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孙禄堂，孙禄堂创立了孙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的族外传承，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太极拳技艺，而且开启了太极拳走出陈家沟、传播于全国各地的进程。杨露禅学成后，曾因拳术精湛而受邀赴京传拳。陈氏太极拳因此而名震京津，为后来陈氏族人受邀去全国各地传拳铺平了道路，逐渐由家学而演变为国术。

民国时期，中原地区匪患猖獗，军阀混战。豫北各地纷纷成立自卫组织，捍卫乡里。不但太极拳因此成为河南各地民众赖以强身健体和保护家园的手段之一，而且陈氏族人也成为各地绅耆和官员竞相交结的对象。

陈照丕是早期走出家乡对外传播太极拳的拳师之一。民国初年，他曾在陕西、甘肃、直隶等地传拳。1928年，又受北京同仁堂东家乐佑申之邀，赴京传拳。为了引起人们对太极拳的重视，陈照丕在北京宣武门立擂挑战拳术名家，17天内未遇敌手，名声大振，随后被北京市政当局、朝阳大学等17个机构聘用教拳，成为最早在北京传授陈式太极拳的拳师之一。1930年，陈照丕应南京市市长魏道明之邀，先后在南京市政府、全国民营电工联合会等处并兼任中央国术馆名誉教授。他的堂叔陈发科也曾在北京传授太极拳数十年，徒众甚多。与此同时，另一陈氏拳师陈子明则将太极拳传到了上海。1928年，他受青帮头目黄金荣、江子诚等邀请，前往上海等地传授太极拳术。次年也被聘请为南京中央国术馆太极拳教授。由于南京时为中华民国首都，陈子明因此知名于全国武林。

1949年以后，剧烈的社会变动迫使宗族逐渐从内聚走向了开放。从“”到“”，集体化的狂飙，逐渐消解了宗族的组织和原有功能。乡村政治、经济格局在新时期的变化，在把族中的年轻一代拉出宗族、置入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也使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更为外向和开放。乡村集体经济模式使拳术不再成为族人谋生的职业，和平局面也不再需要拳术保家卫国。相反，拳术及其相关的信仰、习俗被当做“四旧”受到打压，不得不重新回到陈氏家庭内部，在家族内部秘密传承。

一、清代州县佐贰官、属官的职能及驻地

就地方行政单位而言，清代县级衙门确是最低一级的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州县官署的职官设置，除正印官县令或知州之外，还有佐贰官（县丞与主簿）和属官（典史、巡检等）之设。其中主簿为知县佐官，与县丞分掌一县之粮马、征税、户籍、巡捕诸事；典史则掌监察狱囚诸事，他们的官署通常在县城县衙之内〔3〕。对本文课题来说值得重视的是县丞与巡检，县丞是一县之中仅次于知县的官员，为正八品官，与县主簿分掌一县之粮马、税征、巡捕、户籍等事务。与主簿不同的是，县丞不仅设有专署办公，而且一部分县丞署不设在县城，而设在县内其他重要城镇。如湖北天门县县丞署，始设于县城，乾隆九年迁至岳家口〔4〕；来凤县丞署在大旺司〔5〕。均是各县城以外的重要城镇。这些设于县治所以外的县丞署，有其固定的辖区，实际上可发挥一个次县级行政管理单位的功能，因而民间俗称其为“二衙”，是我们考察清代国家的基层行政控制网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官署。不过，县丞不是一个普遍设署的行政职位，到光绪时期，湖北省设有县丞的县只有18个，全国共设县丞缺只有345个〔6〕。

巡检司的设置比县丞广泛，清代州县巡检司缺合计千余个。作为知县的属官，巡检司为从九品官，掌缉捕盗贼、盘查奸伪之职。巡检司署通常不设于县城，而是在关津要冲之地（关隘）和离州县治所较远的繁华市镇地方，因治安缉捕的需要而设立。江苏江都瓜洲巡检司，设于仙女庙镇；江苏甘泉县的邵伯巡检司所在地邵伯镇，为水陆通道和商业集散地，据县城45里，还兼辖邻近的黄钰镇。〔7〕巡检司不仅有固定的治所，而且一些繁杂地方的巡检司也有明确的辖境，如广东番禺县设有4个巡检司，除县治所（捕属）外，全县各乡均属各司管辖，茭塘司所属有乡或村164个，沙湾司属112个，鹿步司属314个，慕里德司属525个〔8〕。南海县除捕属与九江主薄所辖之外，另设有五个巡检司，各管辖5～28堡不等〔9〕。湖北江夏县也设有四个巡检司，其中鲇鱼司在县南，距县城5里，水陆所辖计120里；金口司在县西南，距县城60里，水陆所辖计150里；山陂司在县城南120里，水陆所辖150里，浒黄司在县城北30里，水陆所辖100里，各司所辖的乡、里甲及场集明确〔10〕。从以上的举征可见，巡检司虽然只是县令的属官，其官署是县衙的派出机构，但事实上在部分基层墟镇中已形成一个有明确辖境的行政单位。如同治《番禺县志》统计该县社仓储谷量均以巡检司属为单位〔11〕。巡检司署设置较长久稳定的地方，民间也有以巡检司为区域单位的概念，如太平天国时期清军捕获的起义红兵，在审讯中不少自称为XX县XX司属XX乡人氏。〔12〕可见在官府及民间，巡检司实际上具备有某种基层行政单位的作用。

巡检司的职责虽以缉盗诘奸为主，但不同于驻防地方的绿营“营汛”，后者属于军队，而巡检是知县或知州的属官，仍是行政官员，其所依赖的缉盗的武装是本地“弓兵”，属于民兵。各巡检司拥有弓兵少则十数名，多则上百名〔13〕。这种拥有一定民兵武力的基层行政官署的存在，作为国家机器深入地方社会最基层的设置，对保障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贯彻执行和维护地方秩序有重要作用。一位曾在江苏靖江县任巡检的官员称：“巡检之设，职专缉盗诘奸，故其署多抗扼津要，……其阶虽卑，而责实重。虽列县属，而实有专制之权。盖许其摘发机密而望以曲突徙薪之功也”〔14〕。而且，巡检司除执行缉捕外，作为出现在乡村墟镇的国家官署，往往还协助知县履行其他职能，如调解民间纠纷，司法及社会救济等。一些巡检还有权对基层的粮食仓储——社仓进行监管。雍正二年广东社仓条约规定，对强借和不肯按时归还者，负责社仓的社正与社副可禀请巡检司追究，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各地的巡检司或者直接“董其事”，或者监督主持社仓的士绅，协助追回拖欠未还的仓谷〔15〕。从地方历史文献中还可看到巡检司赈济灾害、安定民心和维持地方治安等方面布告，其官印在基层集镇也具有官方权威，显示了巡检司对乡村社会的多方面行政管理职能〔16〕。《江夏县志》总结了巡检司在该县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该县设有四个巡检司，“以四境辽阔，知县不能日遍历於乡村，故以耳目寄之四人，各察其所分治之地以告於知县，岁有丰歉，田有肥硗，民有秀顽，俗有美恶，皆其耳目所闻见；知县复从而审察之，则巨细无遗，可以不劳而理。”〔17〕

简言之，巡检司在关隘及墟镇的存在，代表了国家机器对基层社会实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设置。巡检司有固定辖境和治所，甚至筑有小城〔18〕，承担了多方面的社会控制职能，是清代州县以下最重要的一级基层行政设置，在功能上已颇类似于民国时代次县级行政单位的“区”的建制。由此看来，通常所认为的清代皇权统治只达于县级衙门的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州县以下的巡检以及少数设治于墟镇的县丞署，把国家的法律控制带到远离州县城的墟镇，并向周边乡村辐射，构成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网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二、基层官缺的设置与裁废

全面了解、监测农村社区的发展、变迁过程，准确把握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满足各级政府制定农村社会经济政策及农村社区发展战略的决策需要，向全社会提供优质的信息咨询服务。

本调查制度包括两部分内容：《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制度》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农村社区基本情况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村基本情况、乡村劳动力及转移情况、农业社会化服务副业情况。《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抽样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农户建房投资情况。

本制度中的统计报表报告期别分为三年、年报和季报，乡和村基本情况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其他内容为年报和定期报表。调查方法有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两种。调查范围：乡镇一级在全国所有乡、建制镇进行调查；社区基本情况的村一级范围为全国所有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村一级范围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村网点；农户在全部农村抽样调查户中进行；非农户单位在现有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乡、村网点内进行。

数据收集方法：在调查乡（镇）、村建立乡村社会经济情况登记台帐，定期登记调查期内有关指标的变动情况。乡（镇）、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和农村集体固定资产状况，通过登记台帐和其他业务报表取得资料；农户固定资产情况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整理、推算；乡村劳动力情况采用年底对调查户一次性访问调查方式取得样本资料，进行推算；农村社会化服务事业调查，要求对调查乡、调查村范围内所有的农业服务单位逐一调查。

本调查制度属于国家调查制度，是国家统计局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的综合要求。

本调查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指标编码。

最近，按照县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部署，我和县政法委、综治办、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的同志一起，深入到6个乡镇、12个村及部分农户，对影响全县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县是一个山区农业县，国土面积2372平方公里，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县总人口20.6万，农业人口占到全县人口总数的90%以上，农业人口分布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9%以上。这一数据说明：我县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重点就是要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从全县的整体形势来看，到年，全县治安形势总体平稳，呈现出“八无”格局：无集体到市赴省进京上访，无影响全市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无在全市有影响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无群死群伤治安事故，无在敏感时期、重大活动、要害部位发生的安全保卫事故，无政法干警犯罪案件，无重特大火灾事故，无涉爆涉枪案件和事故，“”控制达到“三个为零”。去年在开展争创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的过程中，通过发放《群众安全感调查问卷》调查，人民群众对我县社会治安安全感比较满意、满意的占95%以上，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逐步提高，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但从我县来看，农村不稳定因素仍然不少，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农村山林田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青少年违法犯罪等仍然是影响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影响我县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因素

通过调研和思考，我感到，当前影响我县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刑事案件增多。年，全县发刑事案件146起,比上年同期上升14.1%；破案111起，破案率为76%；其中发“八类”重大刑事案件9起，比上年同期下降50%,大要案破案率77.8%；发命案2起，全部侦破，破案率为100%;没有发生投毒、绑架等恶性刑事案件；破隐积案38起，比上年同期多破17起。主要是杀人、抢劫、强奸、敲诈勒索、伤害、盗窃、纵火、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九类犯罪。尤其是盗窃类的侵财性案件比较突出，近年农村中盗窃类犯罪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盗窃的目标主要是现金、家用电器、摩托车、家禽家畜及农用物资。另外，破坏农村生产经营类犯罪，前几年来在各乡镇都有发生，主要表现是：砍果树苗木，毒杀别人家禽家畜等。二是治安案件时有发生。主要是打架斗殴、小偷小摸、赌博、酒后滋事四类。近年来，全县共查处治安案件每年都呈高发态势；另外，“黄、赌、毒”等治安问题，近几年也开始“下乡”，从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我县登记在册涉嫌吸毒人员有20多人，据掌握的情报反映，实际吸毒人员已超过40人。年轻的居多，涉及到渔洋关镇、镇、仁和坪镇和采花乡。吸毒人员逐年增加，许多吸毒人员往往都是靠贩毒、偷盗、抢劫等犯罪来获取毒资，成为危害我县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新的不安全因素。“赌”的问题近年来也有了新的动向，主要是地下“六合彩”、“赌码”等问题。这几年我县公安机关在渔洋关、仁和坪镇开展了专项打击地下“六合彩”、“赌码”行动，以及聚众赌博案。三是山林土地纠纷突出。农村山林土地纠纷历来是影响我县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04年减免农业税费之后，这类矛盾纠纷更加突出。从县司法机关近年来调解的各类纠纷来看，涉及农村山林土地的纠纷高达100件左右。这类矛盾，有的是邻里之间争山争田发生的纠纷，有的是父母兄弟姐妹之间争山争田发生纠纷，有的则是与项目建设单位因占山占田补偿发生争议，如修公路、修电站等占了农民的山田，发生补偿纠纷。四是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带来了农村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婚姻家庭纠纷在农村越来越突出，尤其以一方打工者为多。近年来，我县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的比例占35%左右，也就是说法院每受理三件民事案件，就有一件是婚姻家庭类纠纷。这类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是：表现一，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不稳定家庭增多。表现二，非法婚姻现象突出。农村女青年外出务工的增加，导致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出现了“光棍汉”的特殊群体，少数人置法律、道德不顾，违法婚姻、非法姘居等现象在农村“见多不怪”，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三，赡养矛盾增多。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居乡老、弱、病、残人口增加，实际供养人数在减少，另一方面，有些人置传统美德于不顾，即使有几个兄弟姐妹，都有赡养能力，但相互推诿扯皮都不尽孝，不赡养老人的例子也不少。如县法院前两年审理了一件赡养纠纷，原告镇肖某，今年八十多岁，生有五子二女，除一子在家外，其他子女均出门做媳妇或上门做女婿。在家的儿子接受了父母财产和山林土地经营权，负责肖某生养死葬。后来，肖某与儿子发生争执，儿子不愿奉养老母，肖某走投无路，只好在公路边用四捆苞谷梗搭棚遮寒。在县法院的努力下，肖某的生活才得到保障。五是“”、“旷野窄门”等邪教活动有所抬头。目前，我县“”邪教组织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旷野窄门”顽固分子活动频繁，涉及到全县八个乡镇10多个村。他们散布信神能治病、信神能保平安、能吃到生命粮等谣言，蛊惑人心，诱骗群众参加邪教组织。六是群体性矛盾增多。群体性矛盾及事件诱因较多，特别是乡村公路和重点项目建设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群众集体上访明显增加，农民工工资不到位问题，山林土地补偿纠纷，镇油菜坪村部分村民与水尽司三级电站产生的电站权属、电价及土地争议等问题；香党坪农场因改制补偿问题都发生了集体到县、市有关部门上访的事件。七是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上升。受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我县每年都有近两千名青少年从学校流向社会。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由于不能就业，外出务工又缺乏必要的技能，长期在外游荡，有些青少年受到了许多不良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又缺少必要的生活来源，许多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从县公安机关统计的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县青少年违法犯罪主要集中在两类犯罪，一类是侵财性犯罪，尤其是盗窃、抢劫居多。另一类是暴力性犯罪，杀人、强奸、伤害、寻衅滋事等。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因素远不止以上七种，如农村流动人口的管理、“两劳”释放人员的管理、农村民爆物品和烟花爆竹的管理、森林防火、乡村道路运输安全等，这些问题都是不容忽视。

[摘要]对于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法律控制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能否接受法律所提供的权利观念，二是法律能否为人们的权利提供保障，法律是否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普法来说，第一个方面相对来说容易实现，而对第二个方面，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而且也要求乡村自治组织真正发挥自治职能，能够为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从而真正实现法律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关键词]乡村社会法律控制普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法治的背景下，乡村秩序的安排不管是从现实还是从理想来看，都寄希望于法律。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教育开始，乡村的法律教育已进行了二十多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试图将统一的法律知识和观念推向农村，以此实现法治现代化。法治就其内容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即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这一点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不应有任何不同。这是因为权利作为一种利益或是一种资格，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在利益的引导下，很难认为乡村社会会对其加以抵制。因而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我们必须研究作为法治主体的一个部分，乡村社会，特别是普通的村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总是处于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因而对法律的控制有一种本能性的抵制；作为法治主体的另一部分，基层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否总是在法制建设中处于一种正面的地位；实行自治的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法治的倡导者，国家究竟应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会的法律控制。只有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

二、普法背景下的乡村法治观念

法律控制的一个关键是法律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通常认为当行为按法律所希望的方向而动时，就被认为有效。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农村一直是普法所面向的对象。所谓普法，不可避免地涉及一套规则及其价值观念的教和学的问题，相对来说，国家处于主导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国家的普法是处于被抵触的方向的，恰恰相反，普法、大众媒体和宣传教育所提供的权利观念，在乡村社会中被广泛接受。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绅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关键词：乡村自治，保甲制、宗族、士绅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形成乡村领袖管理的。“宗族政治”则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在宗族统治控制下，国家只不过是个放大的宗族组织。

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但是，如果根据这些特征来描述乡村社会的政治模型，则有以偏代全之嫌。因为，清末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应该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一、保甲制度：乡村自治的载体

清末的保甲制度作为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安排，是与官治体制相区别的自治体制。

内容摘要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和框架来分析和梳理乡村政治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一种。但以此框架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要注意词义与分析对象的贴切。当前的乡村政治发展，并非完全套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所能理解，以“治理变革或转型”来替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关键词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治理转型

提及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人们并不陌生，至少从上个世纪年代体制解体以来，它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说是政权建设，而是说体制改革，于是就有了“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体制改革及其研究。有那么几年，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好像并不仅仅是关乎农村和农村研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和中国研究的大问题，因此，其一举一动总会扯动整个知识界的视线。结果，心有所鹜，载荷甚重，就不免进人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话语自我建构的境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种话语建构于农村的现实关切如何暂不清楚，但至少已经离理论的预期不远，于是便有人开始说，关于中国的研究几近进人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当然，细心人知道这是一种略带几州皆谑的说法，所以才有“热闹中的冷想”一说。川然而，如果不做如此解读，却也可以反过来正解为学界进人一个让农村和农民来为国家发展投石问路的年代。

中国农村似乎总是在晚近以来的历史中扮演某种特殊角色，不过，人们旋即明白，这一次似乎是有些太过于看重自我的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按的话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改造农业和农村，而不是被其所改造。虽然自晚清以降，引领历史前行的城市这一现代化的火车头，因为拖不动过于庞大的乡村而翻车出轨，一度反由农村决定了城市的命运，但山穷水覆以后，历史最终还是选择让城市来铺排农村的前途。当人们从理论自我建构的楼阁中领悟到这一由历史经验所积淀出来的常识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构想便也由空中回落到地面，成为真正关乎乡村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去发掘“草根民主”的乡村价值，并且还真有人从中看出了些许门道-眼下的改革是否就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之“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从此，村庄的选举便被一些学者相应地视为国家通过其在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的再构，以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之功的举措。这一新的说法，似乎还能从近代乡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找到论据，或者帮助人们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原本对应的是一段欧洲政治发展的经验。按照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从时间上看，这即是一般史书上所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从空间上看，它又往往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不断集中和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张的过程。海外汉学界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似乎感觉也可以用这一概念来照应中国乡村的政治变迁，而其基本着力点就在于，借此来分析近代以来地方社会如何出现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这一过程对传统“绅治”秩序的弱化和替代。不过，这多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与现实研究无关，而上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学界将这一概念引人到当代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却有另一番新解，它所强调者，不是历史研究中所着意要凸现的“官治”对“自治”的解组，而是为了说明草根民主在弥补后公社时期治理真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借用这一概念所要说明的，已经不是选举对于中国发展的路径效应，而是其可能具有的重塑乡村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功能。

这样，在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中便出现一种有别于宏大国家关怀的底层取向，它所对应者，正是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功能不断弱化的困局。由此便生长出另外一种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定位，其功用首在治理，而非民主。当然，笔者也知道这种区分有些牵强，因为现代治理观所讲求的正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转换基础上的权能运作绩效，它本身即内含了公民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成分。但许多研究者在做这种区分时，并非不知道这一涵盖关系，而是有意借这种概念的区分来凸显与单纯民主理路的乡村体制改革所不同的思路，即欲借“治理”一词来强调如何救治和缓解因为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诸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村庄公共品供给缺失、村庄公益事业废弛、农民因为公共权力无为而面临种种从生产到生活的困窘、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权力的作用无法发挥等。既然学界已经有了以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路来考量近代乡村发展的前提，那么，这种救治和缓解的现实努力自然也容易形成其向历史反溯的意向，并依此重新整理出近代以来乡村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得失成败的依据。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乡村社会面对城市化的召唤：现状与问题；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基本估计；乡村社会的诉求和应对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总是与乡村社会相关联、今天的中国乡村越来越陷入衰败的困境、农村的命运、中国正致力于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农村是城市的温床、农民的命运、21世纪工农业差别将趋向消失，二元结构解体、农业的命运、21世纪，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发挥新型城市化道路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统筹功能、搞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县域经济并举、要建设现代农业、积极推动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等，具体请详见。

一、乡村社会面对城市化的召唤：现状与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城市化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总是与乡村社会相关联。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中国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在中国的体制下，一种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产生了。“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一是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二是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政府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体制上接纳他们，流动人口也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往往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三是社会认同度差。其一是他们要么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其二是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其三是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1］

与半城市化相对应的是，今天的中国乡村越来越陷入衰败的困境。中国乡村社会受到来自城市的强势挤压，经济文化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占有的失衡导致农民强烈的失落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剪刀差持续扩大，社会政策上的不公平使农民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农民成为没有“劳保”、“老保”的“二等公民”，“孔雀东南飞”导致的农村空巢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伦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凡此种种都表明，城乡不公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公平，乡村社会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以应对城市化浪潮的挑战。

二、城市化语境下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三个基本估计

引子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

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

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

1.“农民”角色的迁移

引子

当代社会，大众传媒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成熟，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受到了极强的冲击。而作为对农村乡土文化的终结者与大众文化的创造者的大众传媒来说，这种悲壮化情结更为明显。“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实际上媒体所宣扬的绝大多数文化符号都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成功地挤占了那些在媒体上较少得到反映的传统文化或者弱势文化的空间。”相对来说，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大多数农村的文化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在变革，农村在变化，农民受众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一仅靠农业劳作的被动接受者。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流动。正是由于有了大众传播媒介，流动的渠道增加了，新的思想从外界进入乡村并在农民之间蔓延。变化的农村在“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染之”的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氛围”中受到影响，它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传播媒介又将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型农村的变化？我们在思考、关注的同时也在拭目以待这种交互式的变化。“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染”。深陷帷幕其中的我们，也未必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

我试图记录，但从不承认旁观和漠然。

一.大众传媒在农村的现状

1.“农民”角色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