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传播学论文范文10篇

一、乡村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乡村传播在西方社会的研究，并不是以学科的形式而出现，仅仅是对某一类研究对象的多层面研究而形成的。从上述对发展传播学基本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出，乡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对立面，是需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进行宏观综合考量的。如何促进乡村社会（或者说传统社会）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可以关注的话题很多。在发展传播学的第一、第二阶段，对乡村社会内部的相关研究，一度成为发展传播学关注的一个中心命题。

例如：曾经是传播与发展的主导范式之一的“创新与扩散研究所作的大部分努力是以农民和乡村居民为目标对象的。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率先对此做出了努力和评估。现在，它已成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发展计划中的一个特色。那些计划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涉及健康、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②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公立大学和农业推广组织将其研究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输出。这一跨国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农业发展，研究主题是农业创新的扩散。学者们力图证明他们的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中的扩散与发生在拥有更多媒体设施的环境（如美国和欧洲）中的扩散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并且在扩散过程中以及用于分析这个过程的概念和模型也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③其后，在70年代早期开始反思自己以前的研究，评估预期和非预期结果。并逐渐转为对环境等相关问题的关注上。

我们可以将发展传播学对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相关研究划归为早期乡村传播的研究先驱，但其背后所潜藏的理论含义和价值选择则是不同的。本文所说的乡村传播学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传播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提出来的。其研究视角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乡村传播学的研究以中国当代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为出发点，关注在这一社会现实情境中，乡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以信息为核心拓展开来，在信息已成为社会管理的核心命题时，乡村传播学的切入点便得日益重要起来。

在这一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将乡村传播学的理论界基础界定为：传播学理论和行动研究理论（ActionResearch）。

传播学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境紧密相关。从学科发展的视野出发，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促使相关的现实命题变得越来越学术化，而关注社会总体的和谐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和现实使命。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社会，对于战争中对人类本身的非理性特征的认知和运用各种手段毫无人文信念地、纯粹为了战争目的的宣传活动，从全方位的角度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传播学学科在这一及其现实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中凸显出现，并得益于相关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围绕信息本身，对信息传播模式、信息传播渠道、信息传播效果，以及对传播者与受众的相关研究而逐渐确立。

论文摘要：以和谐发展的角度指出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现状以及原因，并提出了重视乡村群体，和谐发展广告设计与传播的观点。井从农村传统文化、广告信息传播、深入乡村基层、设计理论教育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以探讨一条符合国情的广告道路。

论文关键词：乡村；广告传播；乡村文化；和谐

乡村是与城市相对照而言的，所谓乡村，是指由乡(及镇)与村两种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活范围。本文探讨的乡村群体包括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和在乡镇从事劳动和居住的其他劳动者。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地域性。

纵观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总体发展不平衡，重城市而轻乡村，针对乡村受众的设计作品为数不多并缺乏乡村文化气息。大多数企业、传媒、广告公司以及学者在以城市为主位的前提下，将我国广告设计与传播的大众概念和城布的生活模式连接在一起，在有意和无意间将中国社会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二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乡村群体遗忘在某个角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媒体“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对子乡村的关注依然很少。根据国家广播总局有关数据显示，面向农民、农衬和农业的广播全国只有10套(分别是山西、江西、山东、河南、陕西以及广西南宁、河北张家口、浙江嘉兴、广东茂名和揭阳电台)，占全国2371套广播频率总数的0.42%。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体相比，开办率仅有4%。因此城乡信息流动结构严重不对称。

其次，长期以来，设计界忽视了乡村地区的弱势消费群设计在趋于城市化、大同化。尽管中国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但仍有不少于八亿的乡村人口。加强对中国乡村广钾究的重今科考麟势群体的媒献怀有利子解决艺术设计全面发展的粗颈问题，对于我们的广告创意、广告的有效传播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会潜移默化的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

摘要：中国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蹒跚起步的，而真有所发展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其萌芽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是其成长与初步成熟期；第三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是其繁荣与深化期。但从整体层面来看，比较新闻学的研究在整个新闻传播学领域仍显薄弱、稚嫩，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还是研究内容、对象、视角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展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中国；比较新闻学；研究现状。

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西方的一门新兴学科。这门学科的确立首先应当归功于三位美国报刊研究学者：韦伯·施拉姆、佛雷德·塞伯特和西奥多·皮特森。其标志就是他们的合作成果———1956年出版的《报业的四种理论》。该书从对社会所有制的观察出发，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新闻体制分成四种形态：封建社会的集权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论以及苏联共产主义的方式。这使人们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报业现象及其归属第一次有了全球的观点，由此来看，《报业的四种理论》是西方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而本文所说的比较新闻学也主要是针对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两种以上不同新闻现象之比较或类比的研究。

尽管比较新闻学早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已蔚为壮观，然而它在中土的落地开花，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从国内第一篇具有真正比较新闻学意味的论文《中美法新闻教育之比较》

1989年刊发，到第一本研究专著《比较新闻学》在1994年出版，至今，比较新闻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大陆历经了整整20个年头。

对我国内地比较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发展轨迹，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是比较新闻学萌动与初曙期，其作用在于为当代比较新闻学的兴起积蓄力量；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比较新闻研究的成长与成熟期，此阶段创立起了比较新闻学的基本内涵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学术界与新闻实务界一道，对比较新闻学所涉各类问题展开深入、持久、卓尔不凡的梳理与探讨，最终确保了比较新闻学学术研究水准的不断提升，使得比较新闻学研究持续走向深入。

内容提要本文从传播学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对它们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内容提要本文从传播学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分别对它们的形成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关键词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

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种研究范式。

这样的划分对于深刻理解传播学很有必要。过去把技术主义控制论方向的传播研究大多归到经验主义学派，也有的被归到批判学派。其实，它与这两个学派的思路很不相同。在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的当前，这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到了应当独立看待的时候了。

斟酌用词，“批判学派”之说，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结构主义方法论”，体现不出该学派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即追究表象背后的权力因素。“经验主义”亦没有完整地表现出这个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技术主义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三论”，特别是控制论。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使用“经验－功能”、“技术控制论”、“结构主义符号－权力”这样的表述，从方法论角度将传播学研究划分三个学派，与陈、胡的划分依据差不多，有些地方略有不同。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摘要]互联网与数字媒体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图像与媒介的关联性日益紧密，艺术创作开始介入社会生活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作为“十四五”期间“大美育”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艺术传播学科建设与专业教学应当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通过对丰富的艺术现象与艺术问题的研究，引导学生从传播的视角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为社会进步、经济增效和产业优化提供文化动能。

[关键词]艺术传播学学科发展专业建设课程教学

随着图像要素与媒介要素关联度的不断紧密，艺术学与传播学融合发展的趋势逐步深入，单一的观看行为在互联网+时代艺术消费市场中的占比越来越低，而虚拟仿真多元审美体验日益成为视觉文化中心力量。艺术行为与传播行为的相互介入和渗透，使艺术商品化潮流和“总体艺术”创作观念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具备了一定的运行基础，这也契合了当下大美育教学体系的建设，为高等美术院校探索艺术如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动力。

艺术传播学科的发展现状

艺术传播学科在国内专业院校中的起步较晚，2011年中国美术学院曹增节教授创立了第一个艺术传播学博士学位点，并在2013年编写完成了艺术传播学教材，被列入文化部教育司主持编写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丛书，2014年正式出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从2018年起增设了艺术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点，负责人为詹琰教授、王浩教授、于润生副教授，其中詹琰教授作为从西安走出去的国内跨学科传播的领军人物，曾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工艺美术大学艺术史专业学习，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传播系教授。而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传播学科建设在艺科融合大背景下走在了国内专业院校的前沿。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传播学课程建设始于2014年，在国内与上述学校几乎同时起步，最早由艺术理论与批评教研室开设。笔者作为艺术传播学课程的主讲教师，从2015年年底接受课程策划和讲授任务之后，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在2016年2月正式开课，首批授课对象是美术史论系2013级学生，涵盖美术学、艺术史论、艺术设计学、艺术管理四个专业。2017年4月艺术传播学课程正式列入学校培养方案与课程大纲，课程编号为17611215。后来由于教研室调整合并，课程教学主要由美术学教研室负责实施，其后随着专业建设的深入发展，课程教学最终由艺术管理教研室负责实施。除了各专业学生自由选课的系内跨专业课程之外，艺术传播学也正式成为艺术管理教研室大三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课程编号为130102T0144315。经过四个学年的授课实践，艺术传播学课程形成了具有鲜明风格特点的教学理念。同时，艺术传播学课程的本科教学内容进行拓展深化之后，形成了全校公共课“艺术概论”的主要教学模块。在研究生课程“美术理论”中也同步设置了“艺术传播理论”教学单元，两者截至目前都已完成四个学年的教学。2020年笔者以艺术管理教研室为依托，申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在艺术教育与管理方向之下，以艺术传播学为硕士研究生培养专题，计划从2022年开始招生，并完成全系列整合教学与研究建制。目前各院校使用的艺术传播学教材主要有三种：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曹增节的《艺术传播学——文献计量学方向》。前两种分别为传播学、文学领域的学者撰写，各自从传播学和文艺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在描述艺术传播行为的时候比较偏向于艺术本体论，艺术与传播两个学科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其中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从符号、媒介、文本、交流、市场等多方面探讨了学科基本原理，脉络清晰，材料丰富，但对文本媒介、传媒媒介的划分还不是特别清晰，未触及深层的理论。曹增节的《艺术传播学——文献计量学方向》是中国美术学院的自编教材，理论精深，涵盖面广。不过对本科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其在总体上仍沿袭传播学单元与艺术传播单元两个模块分开阐述的传统，未从根本上解决学科交叉融合的老问题。在两个模块之后又加了文献计量学单元，注重对艺术研究文献进行实证分析，而非阐述艺术媒体的本质与功能，以及不同类型媒体的传播特色、路径与效果，且研究资料的时间是截至2013年，在教学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中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的过程中，通过改进传播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艺术工作者的作用，既能对国民进行心灵塑形，又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传播学科建设是提升艺术生产力的能量倍增器，原创艺术品及其复制品、衍生品和影像记录等，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媒介传播网络。而基于艺术市场规律、创意产业规律的商业传播机制，可以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展现国家形象，凝聚人心。此外，我们还应精准[摘要]互联网与数字媒体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图像与媒介的关联性日益紧密，艺术创作开始介入社会生活及生产的各个领调控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匹配度，全面提升媒体审美判断力，推动中国艺术形成高原、高峰，积极探索有效的全球艺术传播模式，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同时，我们也要重视把握好艺术与乡村、艺术与城市的发展关系，实现中国与西方、全球与当地、传统与当代、理论与产业、文化与生态相融合的大美之境。艺术传播学科是开展美育教学的重要路径，涉及美学与艺术学、教育与社会学、管理与传播学三大模块，它的建构与完善，能够有效提高审美与艺术信息的传播力度、广度、效度，与“五四”时期提出的美育思想有着一种跨时代的联系，既可以助力“十四五”期间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同时又能有效践行西安美术学院一贯秉承的美术救国、美术兴国、美术强国。

艺术传播学专业建设思路

论文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节日习俗民俗文化广告传播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随着目标的提出，怎样实现乡村振兴摆在了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乡村振兴也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因此，本文尝试从乡村振兴视角出发，对玉林市鹏垌村进行实地考察，将仪式传播相关理论嵌入这一案例，选择从两个方向进行研究，即“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剖析仪式传播在乡村建设中的表现和作用。

理论基础

仪式传播的概念是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在1998年于其著作《ritualcommunication》中提出的，他将仪式传播分为“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个方面。“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主要强调仪式，指的是具有传播特性的仪式活动，包括正式仪式和非正式仪式；正式仪式如宗教仪式、加冕仪式，非正式仪式如鞠躬、握手。“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则主要强调传播，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罗森布尔认为，“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是就传播的仪式性而言的，并非指传播所具备的仪式本身成立所要求的严格规则限定，而仅仅因为其具备仪式在形式或功能上的某些特征，如表演、象征、程序、重复、游戏等。总之，仪式传播强调形式在传播中的意义，注重仪式的象征意义对某种特定世界观价值观的描述和强化。而学者樊水科在其论文《从“传播的仪式观”到“仪式传播”：詹姆斯·凯瑞如何被误读》中说道：“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抵制美国传统的过于功利化的传递观。”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仪式传播”和“传播的仪式观”最大的区别在于，“仪式传播”不像“传播的仪式观”那样抵制提倡功利主义的“传播的传递观”。考虑到乡村振兴的内涵，在后脱贫时代，作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巩固发展成果的战略，它的任务是实现乡村经济与精神文化的同步繁荣，因此不排除功能主义宣扬的功利因素。所以本文选取“仪式传播”的概念，从“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大方向出发，论述仪式传播在鹏垌村的主要表现和作用，反思仪式传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鹏垌村的“仪式”表现鹏垌村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仪式化传播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选择鹏垌村作为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鹏垌村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发展成一个典型村，必然有其成功的经验；该村有较为深厚的历史积淀、饮食、民俗文化；媒介长期对该村进行报道，形成了媒介仪式。本文的研究方法涉及田野调查，笔者生活的玉林市距离鹏垌村约7千米，交通方便，具有研究的可行性。

“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鹏垌村的生活仪式表现

1.标语仪式：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需要全民参与，更需要村民具有一定的自治能力。该村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使用了大量标语仪式，把国家政策下沉到民间，有效激发了村民的心理认同感。笔者走访鹏垌村发现，鹏垌村随处可见乡村振兴的宣传语、乡村规划图。例如，与党的政策相关的宣传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的村规民约“村民防火公约”“鹏垌村村规民约”；乡村规划图“鹏垌村乡土特色试点村规划”“玉州区乡村振兴示范点鹏垌村总规划示意图”。标语是国家仪式下沉为民间仪式的外在表现，其将宏大的政治叙事巧妙转换成乡村主体叙事，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鹏垌村的发展规划融合在一起，形成鹏垌村集体奋斗记忆。此外，标语是承担着集体记忆的物质客体，也是构建集体记忆的一种手段，承载着延续记忆的职责。如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具有物质客体和象征性符号的双重性质”。在这里，“集体”强调的是在记忆被构建的过程中，个体意识和集体环境的社会化融合。鹏垌村的记忆与当下的环境产生连联系，形成记忆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具有让过去“重新现实化”的作用，可以让传统得以延续。逢年过节，城乡标语建构的差异性，标语仪式带给返乡人士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再生产作用更为突出。每当鹏垌村的返乡人看到有关中华民族的振兴史和村庄发展史的村内标语时，都会精神抖擞，并燃起继续奋斗的动力。

[摘要]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得益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推动。传播的民族志（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在此，阐释者试图理解的是某一文化或群体成员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总体说来，民族志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受到包括新闻传播学界的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民族志研究方法未来有何转变，目前还没有一下定论，不过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有如下特点：首先，它应该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其次，它应该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掌握；第三，它应该赋予文化以整体观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志文化人类学传播民族志研究方法

Abstract:ethnographyisthemosttypicalexplanativeresearchmethod,anditwasbenefitedbythepromotionfrom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sanewbranchofcommunicationevolvedfromcultureanthropologyandsociallinguisticstudy.Theauthortriedtounderstandthecommunicationmethodadaptedbyacertaincultureofgroupmembers.Generallyspeaking,althoughethnographyresearchmethodhasbeenfocusedbyscholarsfrom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tudy,itstilldidnothaveanychanges.Althoughthereisnotacleardefinition,butaniceethnographyshouldcontainfollowingcharacteristics:first,itshoulddescribethefieldworkingenvironment,explainthemeaningofdailylife,focusonmicroprocesstohintanthropologyresearcherthattheyhavebeentherebythemselves.Second,itshouldshowthelinguisticabilityofethnographywritersbytranslatingthelanguageandcultureofanothernationandexpressedhismeaningtonativecultureandhiscontrollingtothemainbody.Third,itshouldendowcultureameaningofintegr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CultureAnthropology,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searchMethod

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1]大概是最典型的解释性研究方法。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2]；而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并且是一种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画像。也就是说，民族志研究是在描述一个种族或一个团体中的人的生活方式，并解析其与文化中的人、事、时、地、物各因素之交互影响过程。研究者必须“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重视他们原本的真面目，叙述他们如何行动、如何交互作用、如何建构意义、如何加以诠释等问题。其目的在发现他们的信念、价值、观点和动机等，而且要从团体中的成员观点，来了解这些信念和价值如何发展和改变。

Wolcott分析民族志而发现民族志中心要素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1.作者使用描述并具有高层次的细节;2.作者非正式的叙说故事，宛如一个说书者;3.作者探究角色的文化事件及团体中的行为;4.作者描述每一个人日常生活;5.全面的格式是描述的、分析的和解释的;6.文章包含问题。[3]

[摘要]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一种通行做法，在国外传播研究中，最近20多年来不断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中文传播研究文献中有少量介绍介绍民族志的文章，但采用民族志进行传播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基于研学过程中对此进行过的尝试，归结了对民族志本身的理论内涵以及在操作层面上的某些问题的一些理解。并在对民族志之于传播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耙梳的同时，结合个人研学体会，顺便对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粗浅探讨。

[关键词]：民族志传播研究实践话语

Abstract:ethnographyisanusualmethodofcultureanthropologyresearch.Inforeignresearch,manyscholarshavetakingattemptinthisareaforrecent20years.ThereareafewarticlesintroducedethnographyinChinesecommunicationresearchdocumentaries,butfewresearchisusedthemethodofethnography.Ihaveconcernedalittleduringmyresearchwhichcouldbeconsideredasmatureexperience.Besides,duringtheattempting,Ialsofoundsomeimmatureunderstandingtothetheoryconnotationandoperationissues.Thethesistriedtohavediscussedtoempiricalissuesasthesametimeascombingtherelevantissueson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researchwithpersonalexperience.

Keywords:Ethnography,CommunicationResearch,EmpiricalLanguage

“民族志”（ethnography）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时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一种方法类型，或者说是一种研究视角。

英国文化研究的诸多经典成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这样方法类型。“民族志是英国文化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方法之一”〔1〕(25)。最早的，或许是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接下来有威利斯的《学习劳动》。就大众传播媒介研究中使用“民族志”而言，莫利（DavidMorley）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CultureStudies）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论述。从一些有限的资料来看，民族志在文化研究中应该是较为普遍被使用的，如莫利引用别人的说法时提到的——“诚如罗尔（Lull）的观察，最近几年，‘方志学’[1]这样的字眼在阅听人研究领域内，已经变成图腾。霎那间，人人都是方志学家。”〔2〕(285-286)但是就国内文化研究以及传播研究而言，使用民族志来进行的还不多见。本文结合个人的研究体会，主要从操作层面出发，对相关理论层面的问题进行介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