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责任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洋张祖盛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法律地位。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责任比较起来，宪法背后的责任更应该得到重视。否则，理论上探讨得再多，宪政也无法落到实处。当然，与其它三种责任相比，宪法责任有着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

一、宪法责任概述

(一)宪法责任概念理论界一般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刑事、行政和违宪责任四种。其他三种，学术界都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责任问题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那么，何为宪法责任?莫纪宏先生认为:“法律责任首先是一定法律关系主体的责任。宪法责任毫无疑问应当是宪法关系主体依据宪法规定应当承担的责任。”［1］虽然宪法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但其首先是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宪法的规定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关于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各种民法论著中几乎一致认为是“四要件”:第一，行为的违法性;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第三，存在着比较明确的损害事实;第四，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先后的因果联系。从这方面来看，宪法责任与民法责任区别不大，主要由下列要素构成:第一，违宪事实。指主体违反宪法规范、惯例和本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等情况。只有客观上出现了违宪的事实，之后才有可能引起宪法责任，也就是说，违宪事实的存在是追究宪法责任的前提条件。第二，损害。指宪政秩序或与宪法相关的利益遭受到了的损失或不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损害并不一定非要限定于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也可以是预期的损害。第三，过错。指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主观上存在过错，损害行为的实施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第四，存在因果关系。指违宪事实与实际损害之间存在逻辑上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即损害是违宪事实所造成的或将要造成的。

二、宪法责任的主体

本文作者：刘广登工作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在宪政主义者看来,宪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协议,人民通过宪法授予政府以权力即宪法权力,政府要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尽义务。换言之,宪法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言:宪法是唯一一个直接制定用来约束政府的法律[1]。政府在从人民那里得到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起宪法义务,违反宪法义务将受到宪法上的制裁即承担宪法责任。政府宪法责任的理论逻辑就是对政府宪法责任产生和存在的理解与认识,它试图回答宪法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

一、宪法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分离:政府宪法责任的合理性

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为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一切权力的本源在于人民,这是展开全部宪法问题包括宪法责任问题的逻辑前提,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为什么拥有主权的分析路径是不同的。一般认为,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的首创者是法国古典法学家让#博丹。博丹从反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出发认为,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应该属于君主,主权是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在他看来,主权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主权的统治权和绝对权力在于不经臣民的同意而向他们颁布法律,一个握有主权的君主就得把法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便根据环境对它们进行变革和修正。对君主的权力不存在程序性和实质性的约束,而他的法令必须被国家官员执行,必须被公民服从。总之,在博丹那里,主权是属于君主的。主权学说到启蒙思想家那里发展为人民主权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提出是主权观念的革命性改变,它是由卢梭在前人主权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卢梭认为,人生来自由,具有自然权利,处于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困难和不方便,人民通过协商,形成共识,达成契约:每个人都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把大家让渡的这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后来称之为国家或政府的组织手里,交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权力,因此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就在于人民公意的认同及人民主权的赐予。尽管人民主权学说所依据的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自然权利并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政治假说,但据此而得出的主权在民的结论却是意义巨大,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从此以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共识,人民是一切正当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个命题在当时简直就没有争论,由于一切人生来都有同样的天赋权利,一切合法性政府必须以个人同意为依据,因此,人民大众显然是国家的基础。无论何种主权,非经人民同意和批准,都无法存在或继续存在。因此,人民所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主权就被认为是一个有效性无可争辩的政治原则一个无懈可击的前提。尽管这个学说经常被引用,但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科学的探讨;确实,它被一致公认到这个地步,以致再对这个问题苦心论证似乎是多余的了[2]29。人民主权并非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也得出了人民主权的结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君主主权思想时,就曾以人民主权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他指出:人民的主权不是从国王的王权中派生出来的,相反地,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3]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国民议会的权力时说:国民议会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人民委托给它的只是维护人民自己的权利。如果它不根据交给它的委托来行动这一委托就失去效力。[4]当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学说有很多不同,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立论的基础截然不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学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因为其立论基础是无法证实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进而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家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意志,是人民斗争和革命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契约的结果。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论证了国家的合法性,解决了国家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人民是真正的权力的所有者。如果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能够事必躬亲,始终做到由自己来直接行使权力,做到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统一,自己对自己负责,是一幅人民真正自己治理自己的民治的政治图景,那么,这种直接民主的美妙的政治图景至今仍被人们所怀念。然而,这种直接民主的政治实践是有条件限制的:只能在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里。随着城邦社会的瓦解,在疆域拓展、人口庞大的现代民族国家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就很难适用,在此情况下,应该怎样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呢?对此,西方政治思想家阵营内就发生了关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分歧和争论。卢梭把人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视为真正自由的前提,他应是近代倡导直接民主、反对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坚定的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竭力主张并论证直接民主制,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公民都应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还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自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5]123。卢梭从人民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的立场出发指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所以,在代议制下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说:英国人民自己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5]125。但是卢梭也认为,要实行直接民主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而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事实上,他还是等于承认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直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既然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一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是分离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不能不考虑: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能否按照人民授权的目的去行使公共权力?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是否会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呢?怎样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一是德治,一是法治。到了近代以后,与法治紧密相联的宪法和宪政大兴其道,人们试图通过宪法的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而在宪法的制度性设计中,就包括了以宪法责任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罢免、创制、复决这些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当选后的代表更好更忠实地尽职尽责。宪法责任的存在就如同权力行使者头上的紧箍咒,时刻提醒着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否则,人民就会运用宪法设定的程序让行使宪法权力者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二、人性和权力的二重性:政府宪法责任的必要性

人民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一种独立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确实为人民的利益发挥了作用,显示其善的一面。但不可否认,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这一原则由西方人士所信奉,最迟同文字、文明一样古老[6]。人性恶的观念对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虽有少数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把治理国家解决政治问提的途径归结到追求一个完美的人格哲学家,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的道德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但绝大多数思想家都是把制度设计如何防恶、抑恶放在首位。在探讨制度的必要性和功能设计时,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了著名的无赖原则。在休谟那里,制度设计要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必须假定人一旦进入政治生活,掌握公共权力后,由于人的恶性使然就可能成为无赖。他说:政治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自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7]既然人是理性的谋利动物,制度设计就必须达到如下目的:不论行使权力的人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当然,这种制度设计主要通过宪法来体现。休谟的无赖假定,目的不在于追寻人性的真相,而是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以求防患于未然。这种制度设计的人性恶预设在美国开国先贤那里形成了共识,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重要思想源泉。麦迪逊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忠告人们: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奢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吧。[8]针对美国开国先贤的这些言论,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指出,对于当时的思想家来说,政府不只是人民的仆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赖的靠不住的仆人。不能让政府自由地掌握它主人的事务,相反,必须对它施加限制;必须在每一个可能的要点上对它约束,随时对它抱有戒心。否则,它就不再是仆人,并且反仆为主。政府永远倾向于成为压制的,因而是个人自由的大敌。[2]41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人性,科学地揭示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是有其阶级性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公共权力负面作用的存在和权力异化的可能。恩格斯曾指出: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巴黎公社引者注)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9]。既然人性是恶的,权力也是必要的恶,随之而来的问题理所当然的是如何抑制恶性,怎样制约权力和行使权力的人。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答案:分权制衡。分权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就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议事职能、行政职能和审判职能[1],它们构成整体的基础。古罗马思想家波利比阿继承了上述思想,并结合罗马混合政体的政治实践,初步提出了分权制衡的主张。他把政府分为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政官三部分,认为执政官是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具有贵族政治的因素,人民大会是民主政体的因素。国家权力的这三个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一个均衡、正常、稳定的国家结构。当权力系统某一部分暴露出过分揽权的倾向时,就应受到其他部门的抗拒和抵制。任何越权的行为都必然会被制止,而且每个部门自始就得担心受到其他部门的干涉[11]。到了近代,分权学说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发展和完善。孟德斯鸠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权、关于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和关于司法权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他认为第三种权力可称为司法权,而第二种权力可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国家权力是不能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的,否则,公民的权力没有保障。他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2]美国的开国先贤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和国家机构创建的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权力分立的宪政安排的直接目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作为宪法权力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人性恶的存在,权力行使者不会那么循规蹈矩,如果被授予宪法权力的机关和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边疆,不履行宪法职权,或怠于行使宪法权力,从而辜负了人民的托付,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怎么办呢?按照洛克、卢梭的设想,人民就拥有革命的权力,用强力对付强力,当人民发现政府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的权力来变更和罢免政府。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篡权,他认为应当定期举行集会,由人民讨论并表决两个问题:第一,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5]134?美国的宪政精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则把弹劾写进宪法,成为制约总统、副总统、法官及其他联邦官员的重要的宪法责任形式,其后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国家的宪法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了弹劾条款,而那些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也可以因不信任投票而倒阁。就社会主义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随时罢免、撤换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宪法里,罢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论是西方宪政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宪法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形式外,同时还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本文作者：汪全胜李亮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责任”一词有3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词义。第一，分内应做的事。第二，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第三，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法律责任则是法律与责任的复合概念，更侧重于责任一词的后两种词义。简单来说，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其实质而言，一般认为“法律责任是指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1］［p．146］法律责任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以责任类型为标准可分为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与宪法责任。宪法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类型，在理论研究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基于宪法责任在立法上的模糊与理论研究上的缺失，是导致宪法制裁性弱化乃至缺乏制裁性的重要原因。而宪法的制裁性是宪法实施乃至宪政实现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本文拟以宪法制裁的实现为视角，通过对宪法责任、宪法制裁等相关概念的分析基础之上，对相关国家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进行考察，进而分析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现状与不足之处，在借鉴国外有益启示的基础上，从现实国情出发，对完善我国宪法责任条款的相关设置提出完善化的构想，以期对宪法制裁力的强化，宪法的实施有所裨益。

一、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的概念阐释

传统宪法学理论认为，“宪法具有不可实施性，其主要原因一是宪法文本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二是有的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2］［p．267－268］对宪法的制裁力的怀疑与否定在现代的理论界依然有市场，有人认为“宪法不具有制裁性，或者说仅具有弱制裁性。一般法规范的效力位阶低于宪法，但因为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其制裁性却高于宪法。违反一般法律可能会导致对违法主体的法律制裁，违反宪法并不会直接导致法律制裁，只意味着某个国家行为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由此可能会导致其丧失法律效力、停止适用等一系列法律后果。”［3］德国宪法学者格林也指出在法律体系中，普通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宪法以法律和国家权力为规范对象，由此形成的一个悖论是规范的对象同时也是规范的保障者。［4］［p．18］这种观点是对宪法的规范功能与制裁力的片面理解。王磊认为理论界对宪法没有制裁力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重刑轻民，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把制裁与刑事制裁等同起来。第二，在历史上，宪法和宪法制裁的出现最晚。第三，法的制裁其实是种类繁多、各不相同的。第四，宪法规范在构成形式上与其他规范有区别，但内容上却有制裁的规定。”［5］［p．28］宪法是国家的现行有效法律，而且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责任是宪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宪法制裁的基础与前提，而宪法制裁则是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两者具有统一性。同时，宪法规范的制裁性是由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与直接性特点所决定的。“宪法规范体现的制裁性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制裁性，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致的，都发挥法的拘束力与影响力。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宪法规范的制裁更侧重于宏观领域的制裁，而具体法律规范的制裁更侧重于微观领域的制裁。制裁领域与制裁方式的不同，不应影响宪法规范本身发挥的法律效力。宪法规范的制裁性，说明宪法规范不仅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具体的惩罚性。如果不承认宪法规范具有具体的惩罚性，那么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宪法规范的具体强制性，同时也就否认了宪法作为法的属性。”［6］［p．132］不能因为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设置的过于原则而否定宪法本身的制裁性。另外，宪法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类型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不能因为其特殊性而否定其作为法律责任的共性，而法律责任一般通过制裁与惩罚体现出来。宪法责任作为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作用是将宪法的行为在逻辑上与一定的法律后果通过应然性连接起来。简单来说，“宪法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而应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1］［p．148］具体言之，有人认为“宪法责任”是政府（广义上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及其主要组成人员（高级公务员或领导者），以违反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7］但这种界定又有过于繁琐之嫌，笔者认为宪法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种界定对宪法责任的外延作了限定，不包括广义上宪法责任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宪法责任，而仅包括消极的宪法责任，也即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本文意义上的宪法责任等同于违宪责任，不对二者进行区分。而宪法制裁则是指因违宪所应承担的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违宪的处理和制裁是将宪法的法律性和最高法律效•85•第4期汪全胜，等：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论析力转化为现实的关键。”［8］［p．135］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是两个即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概念。一方面，宪法责任实施宪法制裁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宪法责任也就不存在宪法制裁，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宪法责任是宪法制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宪法制裁主体一定是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但并非承担宪法责任就一定要受到宪法制裁，宪法责任主体与宪法制裁主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二者是可以分离的。再退一步讲，有违宪行为也并不一定就要承担宪法责任，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宪法责任是一种应然状态下的责任形态，是抽象意义上而言的；而宪法制裁则是一种实然状态下的责任形式，是具体意义上而言的。通过对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制裁条款设置的考察，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为宪法制裁力的保障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对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设置的考察范围包括但并不仅限于宪法文本，也包括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有关宪法责任的条款。宪法责任问题涉及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追究责任的主体与程序等多方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的设置情况。

二、宪法文本中的责任主体条款

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二战后的日本，其立法受美国法影响很大，诸多立法制度设计仿照美国法进行，《宪法》第99条规定，天皇或摄政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均负有尊重和拥护本宪法的义务。德国《基本法》也明确规定了全体社会主体都有遵守基本法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指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个规定也明确了宪法责任的主体，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是宪法责任的主体，当然，也都有违宪的可能性。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不成文法国家，在其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本中都比较明确地规定宪法责任的主体问题，即国家机关、国家主要领导人员、政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公民等都是宪法责任的主体。我国在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主体的规定也是比较明确的。

本文作者：阚晶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我国建立了包括宪法责任制度在内的宪政制度，宪法责任制度的实质就是追究违宪者的责任，宪法责任制度的确立，从此就有了权力受约束的历史，它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革命，是人类政治的进步，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一、宪法责任的概况

（一）宪法责任的概念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分析宪法责任应从分析法律责任入手。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责任”的认识一般是与“法律义务”、“法律能力”联系起来的。如李步云先生主编的《法理学》就强调了法律责任的以下几项原则，包括：无义务则无责任原则，无能力则无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等。宪法责任应该是主体在宪法关系（宪法法律关系）中，没有履行义务或不当履行义务而引起的，宪法义务是主体承担宪法责任的前提。由此可见，宪法责任则是宪法关系主体不履行宪法义务或不当履行宪法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从确立“宪法责任”的正当性来看，“宪法责任”是一种“违宪”后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的“应然性”。它是以“违宪”为逻辑前提的，并且又是与一定的法律后果相联系。

（二）宪法责任的性质宪法与其它部门法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宪法的两重性决定了宪法责任的两重性。一方面，宪法责任是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宪法责任与其它部门法律责任相比，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这可以从宪法责任的形式及宪法责任的追究方式等方面得到体现。首先，宪法权力主体是否要承担宪法责任与特定的政治情势、政治需要有密切关系，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宪法责任的前提是宪法义务，宪法所调整的主要是一国的政治关系，因而，宪法义务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其次，宪法责任的实现具有优越性。特定的宪法关系主体，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既是宪法责任主体，又是普通法律责任的主体，当两种责任都要承担时，就要优先追究宪法责任。宪法责任的主体是公共权力（宪法权力）的行使者，相对于宪法权利而言，更有可能逃避法律责任，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权力主体手中的权力，因此要真正追究行使宪法权力者的一切法律责任，就首先必须剥夺其手中拥有的宪法权力即让宪法权力行使者先承担宪法责任，从而不至于因为宪法权力主体手中的权力的影响而逃避普通法律责任。再次，追究宪法责任的主体和追究程序具有多元性。普通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是由专门机关即司法机关来进行，而司法机关的活动并不是民主原则，其民主性体现在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民主性。但是，宪法责任的追究必须符合民主的基本原则。由于宪法责任的政治性特质，对宪法责任的追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某些特设机关，在个别国家还包括总统。由于这些机关的职权范围、活动方式不一，所以对违宪行为进行制裁时，其适用程序也各有不同。

（三）宪法责任的主体宪法关系主体与违宪主体具有同一性。即凡是宪法关系主体都有可能违宪；但违宪主体并非都要承担宪法责任。即违宪主体和宪法责任主体不具有同一性，这是分析宪法责任的关键。第一，国家（政府）。尽管在宪法关系中，公民与国家（政府）是最基本的宪法关系主体、并且都有可能违宪，但宪法不是用来制裁公民的，而是用来防范、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政府是宪法义务的真正承担者，是宪法责任主体。第二，承担社会管理、调控职能的社会组织。国家（政府）是宪法约束的对象，是宪法责任的主体，但并非说政府是宪法责任的唯一承担者。在现代社会，除了传统的、强大的国家权力，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代表国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的社会组织，它们因其组织化的权力对其成员或其他公民具有强制性，面对这些权力，个体的抵御能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这些组织完全有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违宪主体，为此就必须承担宪法上的否定性后果，成为宪法责任主体。第三，特定个人。这里的特定个人应限定为：依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产生的、行使宪法权力的个人。这些人基于职务的原因，拥有巨大的权力资源，完全可以利用此资源侵犯公民的权利，破坏宪政秩序，构成违宪并成为宪法追究的对象，因而成为宪法责任的主体。例如国家领导人，举凡世界各国的宪法规范，几乎都规定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宪法责任。

本文作者：王蓉霞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1引言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宪法责任在其中充当着体现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作用性的标志。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权限等等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实际对比，决定了宪法责任具有很强的政治作用，宪法责任的政治作用在宪法责任的研究中占到足够的重要程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设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宪法责任是一个应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2宪法责任概述

毫无疑问的是宪法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同时与责任相对的是义务。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一个形式的概念，宪法责任是指由于违反宪法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由此可以分离出进行分析的对象，包括宪法规定的义务，宪法所调整的主体，应承担的否定性结果。我们可以推定出来两层宪法责任关系的存在，第一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关系，而宪法责任关系实质上是一定的宪法义务，换言之，一切宪法责任的前提是一定宪法规范义务（关系）的存在。宪法关系还可进一步解释为功利性关系及道义性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宪法责任形式，而宪法责任形式与责任关系存在功利的和道义的两种形态相关，在责任形式方面也存在两类：即补偿与惩罚。宪法责任可以定义为：以破坏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这一定义意味着宪法效力向私人之间的扩展，即宪法学中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同时也就表明宪法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也包含了私人与私人团体。

3宪法责任的政治性

本文作者：刘广登徐元善工作单位：徐州师范大学党委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一般来说,特定主体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其角色或地位是不同的,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种类也不一样。就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而言,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他一般要承担行政法责任;在宪法关系中,要承担宪法责任。但由于宪法与行政法的特殊关系、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角色特点,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宪法责任有时很难区分。在法治实践中,鲜有追究宪法责任的案例,这并非违宪事件的缺失,而是因为,行政机关及其行政首长本应承担的是宪法责任,但被追究的却是是行政责任。因此,分析研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首长的宪法责任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本文就行政机关宪法责任的前提、构成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前提

从汉语语义的角度来分析,责任是个多义词,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责任具有不同的含义。笔者对责任的界定是:因对先行存在的特定义务的违反或不履行,特定主体所要承担的否定性的后果,这种否定性后果或是某种制裁、谴责,或是某种否定性的评价。基于对责任的这种理解,笔者认为责任的存在是以某种特定的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这种先行存在的义务的性质决定了主体所要承担的责任的性质和类型。就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而言,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其角色和地位是不同的,其承担的义务也是不同的,这些义务可能是伦理、道德层面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或是法律上的,如果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违反了或不履行上述义务,相应地就要承担伦理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就法律责任而言,把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违宪责任(宪法责任)是法理学界的共识,特定主体要承担哪一类法律责任,关键看其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中违反了或不履行什么样的法律义务。就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而言,如果违反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应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如果违反了宪法义务应承担宪法责任。因此,正确分析和理解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就成为理解和法治实践中判定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关键。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源自何处?毫无疑问,宪法义务来自于宪法,但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典,可以找到关于公民的基本义务的宪法规范,但并没有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的专门规定和明确、具体的宪法规范,这是理解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义务的难点,也可以说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的特点。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不是直接来自于宪法规范,而是暗含在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之中,它是依据宪法精神、宪政理念,从宪法的权利、权力条款中,从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力、宪法权力与宪法权力、宪法权力与宪法职责的关系中间接的推导出来的。首先,公民的宪法权利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义务。在宪法关系中,公民与政府(广义的政府就是国家,狭义的政府则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宪政实践中两个最重要的宪法关系主体,公民享有宪法权利,政府行使宪法权力,就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而言,他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作为宪法权力主体的政府。公民与国家行政机关,在宪政实践中是以宪法权利主体和宪法权力主体的性质出现的,宪法权利和宪法权力是一对矛盾,在这对矛盾中,宪法权利当属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含义是宪法权力来源于宪法权利,宪法权利是宪法权力的目的,宪法权利主体是宪法权力主体的服务对象,保障宪法权利主体的各项权利是宪法权力行使者的义务。宪法权力是宪法权利主体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以及自身利益的有效性的产物,宪法权力解决的是宪法权利的有效性。宪法权力本来就是作为宪法权利主体的基本人权的保护者和宪法权利的争议的仲裁者的面目出现的。[1]政府作为权力的行使者在宪政实践和宪法关系中的身份是双重的,它既是宪法权力主体,又是宪法权利主体的义务主体。当权利被称为宪法权利(基本权利)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这些权利在权利体系中至关重要,具有基础性、普遍性、稳定性,因而一般要在宪法中列举,获得了基本法的法律属性或者说宪法属性,被称为宪法权利,更重要的还在于另外两个方面:其一,宪法权利本身就是针对政府的要求,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之性质,而非针对人民之性质。[2]从这层意义上来理解,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成为行政机关的宪法义务(不作为的宪法义务)。其二,当权利成为宪法权利时还意味着:该权利的实现需要权力的介入,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些权利,反过来说,当某些权利仅靠权利主体自身的作为或不作为就能实现的话,就不是宪法权利了。以知情权为例,在有些国家知情权是宪法权利,在我国,宪法典虽没有知情权的规定,但在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很显然,这一权利的实现,需要公民的知情为前提,因此可以理解为,我国宪法典里暗含着公民知情权的规定。公民要实现知情权,需政府的作为才能实现,即政务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主要途径,此时可以理解政务公开是政府的宪法义务。其次,尊重其他主体的宪法权力、不能僭越其他主体的宪法权力是行政机关的宪法义务。在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宪政体制下,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互为宪法义务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宪法是在一种新型的国家理念下来规划国家权力的所属和运行的,它力图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因实行三权分立而产生的弊端,更强调国家权力行使中的相互配合、国家权力的统一与行使效率。但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因此否认权力分工的必要性,同样是把国家权力分配给不同的国家机关。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虽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是相互制衡的,但也存在着各种国家机关只能在宪法授予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问题。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并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直接行使应有上述机关行使的职权,反过来说,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更不能行使本应由权力机关行使的权力。以行政立法为例,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但国务院的立法权限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不是同一层次的,国务院行使行政立法的时候,必须自我抑制,恪守法律保留原则。再次,行政机关被授予的宪法权力本身就是它的宪法义务。人民基于自己的根本利益的需要,让渡部分权利给政府,这种让渡是通过宪法这个载体来实现的,人民通过宪法这个载体让渡给政府的权利就成为政府的宪法权力,政府凭借这种权力才能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政府也必须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在行使宪法权力的时候就是对人民履行了职责和义务。政府如果放弃宪法权力、消极行使宪法权力、随意转让处分宪法权力,就是失职、渎职,构成违宪。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是国务院的一项宪法权力,但是,文字后面还暗含着一层含义,那就是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是国务院的宪法义务。同样,根据宪法、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制定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权力,但这些权力也是相应的义务,如果地方人民政府没有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制定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有可能构成立法不作为。

二、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构成

违宪行为。按照法理学的一般原理,没有违法行为的发生就不存在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同样,没有违宪行为的发生也就谈不上宪法责任问题,违宪行为的发生是宪法责任构成的核心要件。什么是违宪行为?宪法学界对此有广泛的争议。在笔者看来,违宪行为是特定主体违反宪法义务的行为,这里的特定主体包括国家机关、其它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社会团体、政党、特定个人(比如行政首长)。尽管上述组织和个人都是可能的违宪主体,但是国家机关是主要的,又由于行政权的行使具有主动性、积极性、扩张性等特点,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政机关(通过行政首长或其他公务员)最有可能侵犯宪法权利,因而成为违宪主体并承担宪法责任。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把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违宪行为作如下划分:(1)依据违宪行为的性质,可以分为规范违宪行为(抽象违宪行为)和具体违宪行为。规范违宪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立法程序以及立法内容违反了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的行为;具体违宪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违反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2)形式性违宪行为与实质性违宪行为。形式性违宪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违反宪法具体规范的行为;实质违宪是指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违反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的行为,这种违宪行为表面上没有违反宪法的具体规定,但与宪法表现出来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相抵触。比如,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只是禁止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成员兼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的职务,但并未禁止政府、法院、检察员的人员担任人大代表,从宪政精神而言,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的现象是不太妥当的。因为各级人大的主要职权就是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而这些人担任了人大代表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3)依据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行为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作为违宪和不作为违宪。作为违宪是指行政首长在其意识支配下,积极实施宪法禁止的行为。国家机关逾越宪法规定的权力界限,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损害宪政秩序,直接或间接地侵犯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就属于作为的违宪。不作为的违宪是指行政首长在其意识的支配下消极不作为产生的违宪。21过错。如果把宪法看成是授权者(主权者)和被授权者之间的契约的话,被授权者违宪就意味着对被授权者的违约,被授权者就应当向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授权者)承担契约(宪法)上的责任即宪法责任。笔者对违宪行为的界定是:国家机关、其它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和社会团体、政党以及特定个人违反具有普遍性的宪法精神、宪政理念和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行为。显然,违反具有普遍性的宪法精神、宪政理念和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行为都是与特定主体的主观过错相联系的,就此意义来讲,宪法责任的归责原则应是过错原则。也就是说,过错也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构成的要件。31损害。损害结果或损害事实是否是宪法责任构成的要件呢?关键是看对宪政实践中的损害怎么看。笔者认为,只要是违宪行为发生了,宪政秩序就受到了损害,就要追究违宪者的责任。就此意义而言,损害事实是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如果把损害仅看成是行政机关违反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客观的、直接的、具体的损害事实,那么这种损害就不是宪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因为违宪行为发生,它虽然必然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宪政秩序,但未必就立即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直接的具体的损害。比如,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中违反了宪法和上位法这当然是对宪政秩序的破坏,但它生效后还不一定就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直接的具体的损害,但不能因为没有对公民造成直接的具体的损害就说这种超越权限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是合宪的。41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只要有违宪行为发生就必然对宪政秩序造成破坏和损害,违宪行为和损害事实上的这种前后相继具有必然性的关系,其实就是因果关系,因此可以理解为,某种损害的存在与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才能追究他们的宪法责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是宪法责任构成的一般要件。但也有例外,因为宪法责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或者说宪法责任具有政治责任的特点,而政治责任是具有连带性的,因此,就存在着行政首长承担宪法责任,但他本人并没有实施违宪行为,更说不上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联系的问题。

摘要：本文从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着手，探讨了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性质和地位，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必要性进行简单阐述，进而分析目前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了理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了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几点建议，以期能对检察机关切实承担法律监督使命有些许帮助。

关键词：检察机关;宪法;法律监督;和谐社会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早就提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会倾向于滥用权力，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切实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对保障权力合法适当行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的监督制度包括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在我国现行社会条件下，人大、检察院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是监督的主体，也是切实有效的监督。因此，准确把握宪法定位，深化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研究，对完善我国的监督制度、制约权力的合法行使、保障权利的有效实现、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职称论文。

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一）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第12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性质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是也为我国检察机关开展各项工作、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供了宪法依据。

摘要:本文基于对宪法法律关系体系的分析，以及对宪法和宪法法律关系法律性的审视，指出我国宪法法律关系没有得到有效实践的原因在于我国合宪审查与宪法司法化制度还不完善，认为宪法法律关系的有效实践，依赖于合宪审查与宪法司法化相结合模式的建构。

关键词:宪法;法律关系;法律性;合宪审查;司法化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规范的调整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基于宪法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的宪法法律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法律关系。从部门法划分的角度考量，基于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的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部门法律关系是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建构某一部门法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因此，宪法法律关系作为一种重要而基本的法律关系，必然成为宪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宪法法律关系调整国家和社会领域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内容涉及到其他法律部门，是所有法律关系中涵盖面最广的一种法律关系，其他法律关系都是建立在宪法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是宪法法律关系的具体化。从这个角度上看，宪法法律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对其他法律关系和法律部门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指导性价值。纵观中外，有关宪法的研究和实践有两个基本的思维支点，即保护公民权利与规制国家权力。从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宪法法律关系的根本内容和调整对象。宪法学完整的学科体系正是建立在宪法规范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调整而形成的特定宪法法律关系之上的，宪法规范制定及实践的全过程无非也是围绕这一基本范畴展开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化后将形成多种关系，进而形成完整的宪法法律关系体系，具体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方面，公民既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又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国家承担基本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具体承担者即国家机关既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又要承担行使职权可能产生的宪法和法律责任。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首先，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产生有关国家机关，并对其进行监督制约；其次，公民可以通过行使其批评、建议、申述、控告、检举等方面的宪法权利直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再者，宪法上列举和保留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定了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最后，国家机关违背了公民授权的本意时，公民有权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方面。公民权利的存在，意味着具体的公民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因为当他作为具体主体享有权利时，他人也享有与其完全相同的权利。所以，当他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必须以他人的权利范围为其界限，即自己权利的行使以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为尺度，这就产生了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自己权利的行使超越了必要界限而侵害了他人的权利时，便产生了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非正常关系，因此必须对这种非正常关系进行矫正从而保护他人的权利。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机关之间横向的权力分设、分工与合作、监督与制约关系，即对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分配，使各种权力之间既能有机配合，又能相互牵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确保权力的存在和运行符合权力产生的目的，保证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公民立宪和授权的本意，使公民权利得到完整有效的保护和实现。另一方面是同类国家机关上下级之间纵向的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既能保证集中统一，又能有效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通过上下级国家权力的分层行使，保护和实现全体公民的权利。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治理想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宪法法律关系主体对宪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有效实践。这是因为，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家权力得到有序的运行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将处于一种协调状态，良性宪治秩序才得以建立。因此，在宪法法律关系实践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强调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和救济，从而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要符合公民的利益，遵守宪法的规定，否则必须受到宪法追究并承担违宪的法律责任。建立在以宪法法律关系为根本的各种有机构成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的宪法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体系等是宪治和法治的基本依托和保证。但是目前，我国宪法规范调整的宪法法律关系没有得到很彻底的实践，宪法作为“法”而没有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有效适用，基于宪法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合宪审查及宪法司法化等实践还很薄弱。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党的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笔者认为，我国宪法法律关系有效实践的制度建构，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仍然很多，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二、对宪法法律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我国现行宪法颁行已经30余年，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对宪法的性质理解都存在偏差，没有把宪法当作“法”加以适用。我国理论界关于宪法概念的传统表述一般为：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等内容；它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它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个定义过于强调宪法规范具有概括性、原则性、纲领性等政治特点，而忽略了宪法作为“法”的性质，从而未以违宪法律责任对违宪行为进行追究。司法实践中，在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所作批复（司法解释），即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诉讼案件之前，我国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范围之外。在2003年“孙志刚案件”以前，我国未曾处理过一件违宪案件，使人们对宪法的性质、地位、效力的认识存在偏差，甚至产生了不怕违宪、只怕违法的错误意识。因此，有必要对宪法的法律性重新进行深刻的认识。宪法和其他法作为部门法都是“法”的组成部分，宪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言或总章程，而是一种有实实在在调整对象的部门法，是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实体性规范，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母法”和根本法。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有本质区别，换句话说，以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为根本内容的社会关系原先是一种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在经宪法规范调整后，已经转换成为了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宪法法律关系。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法律效力、法律效果和法律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总之，宪法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一方面，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要求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被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由宪法明确规定，具有法定性。如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行使、义务和职责的履行违反了宪法，则必须承担宪法法律责任，承受宪法强制性制裁的后果。另一方面，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法律关系的内容必须能够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而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进行调整和作出司法判断，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最直接和有效的保护。

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的制度。作为国家机关组织形式的一项宪法程序，宪法宣誓制度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规定的一种惯例，它的完善对我国法治建设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如今，宪法宣誓活动已在各地全面开展，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针对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推进宪法宣誓制度规范化、严肃化和严谨化，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化功能

宪法宣誓的法律化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突出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宣誓誓词将参与宣誓的国家领导人及公职人员的职责宣告于世，并依据宪法对其职责予以约束。宪法宣誓者随时要提醒自己不忘承诺，牢记自身肩负的责任，时刻按照宪法规范行使职责，履行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宪法宣誓昭示着违宪必究。表明违宪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宣誓者的制约和监督。宪法宣誓可以提醒宣誓人牢记手中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时刻提醒自己权力被置于法律的框架和约束。如果宣誓者违背了宪法誓言，必然会被追究责任。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在基层政府的实践思考

（一）主要问题。1.宣誓主体的宪法意识不强宪法宣誓制度的核心在“宪法”，是一种实施宪法的重要方式。宪法宣誓应该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宣誓人对宪法的深刻理解和内心的价值认同，并且以充分遵守执行作为目的。在现实情况中，调研组发现有些参加宣誓的基层公务人员对宪法和宪法宣誓制度知识了解不够，仅仅停留在知道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并不清楚宪法与宪法宣誓制度的基本内容和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江苏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已明确有关工作细则和操作办法的规定还缺乏理解。在实施过程中，如果仅仅注重渲染宪法宣誓的形式，而不重视对宣誓者是否真正了解宪法内容并掌握宪法精神，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宪法宣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还有一些基层公务人员对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甚至存在“组织宪法宣誓”是多此一举、作用很小等错误认识。这些现象应当引起警惕，不应让宪法宣誓流于形式，从而损害和破坏宪法权威。2.宣誓活动的程序性保障不够宪法宣誓制度的表现在“仪式”，是对待宪法的一种公开表达。宪法宣誓的仪式打开了宪法信仰的通道，而程序性保障是宣誓制度仪式功能得以实现的必要设置。美国法学家埃尔曼教授指出：“一项制度的功能如何须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全国人大《决定》明确规定了宪法宣誓的程序，江苏省《办法》对宪法宣誓仪式也作了具体细化规定，如：在诵读誓词后，宣誓人应当报出本人姓名；对宣誓人的着装作了要求；对宣誓仪式的公开性作了要求。但在具体实施中仍会暴露一些问题，根据目前情况来看，调研组发现基层公务员对宪法宣誓的基本程序了解程度远远不够，并且在实施上述就职宣誓程序时存在做法不一的现象，在操作、流程、细节方面，不够严肃和严谨。比如宪法宣誓仪式举行的时间不及时，宣誓人着装不符合宣誓要求，宪法宣誓的法器不够齐全、宪法宣誓程序的公开度仍然不足等，导致宪法宣誓的仪式功能无法充分发挥。3.宣誓失效或失信的责任机制缺失宪法宣誓仪式不流于形式并发挥其仪式功能，还有赖于惩罚规范的存在。我们目前的宪法宣誓誓词相对空洞，没有补救性措施。完整的宣誓程序不仅包括宣誓的内容，还应包括违誓的责任机制。违誓责任机制主要从失效和失信两个层面来考虑。宣誓失效主要指的是程序性违反，即宣誓人员在就职宣誓时出现了程序错误，导致宣誓程序未成立。主要表现有缺席、口误等等形式上的错误。宣誓失信主要指的是实质性违反，即宣誓人员宣誓就职之后没有信守承诺，在工作或者生活中违背了当初宣誓的誓词所规定的内容。主要表现形式是怠政懒政、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等实质性错误。调查组发现部分基层公务人员对宪法宣誓制度的功能评价不高，很大原因是因为宣誓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惩罚性条款，导致对公务员的威慑力不够、宪法宣誓的法律功能没有充分发挥。（二）对策建议。1.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唤醒宪法意识首先，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决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宪法及宪法宣誓制度的研究学习，提高对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组织广大基层公务员以集体学习、集中讨论等方式，认真学习领会宪法宣誓誓词的丰富内涵，做到人人会背诵，并将其植根于自己心中，时刻提醒自己按誓词要求履行法定职责；其次，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开辟特刊栏目，进一步加大对《决定》、《办法》的宣传力度，将国家宪法日纪念活动与学习贯彻宪法宣誓制度有机结合并加强普法教育，通过悬挂标语条幅、设立咨询讲台、印发宣传资料、开展专题讲座，让宪法宣誓制度广为人知并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同时，广泛报道宪法宣誓相关工作和任职宣誓仪式活动，形成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尊重宪法、遵守宪法的良好文化氛围，向群众和社会各界展现出基层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维护公平正义、信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良好形象。2.进一步严格宣誓程序推动宪法落实程序性保障要求宪法宣誓的仪式有法可依、公开公正。宪法宣誓制度由诸多环节构成，只有在事前事中事后严格程序才能真正推动宪法落实。一是总结实施宪法宣誓制度以来好的经验和好做法，结合实际，细化宪法宣誓制度操作的具体方法，进一步明晰宣誓人员的范围，宣誓的时间、场所、形式、流程等相关要求。二是要加强宪法宣誓仪式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宪法宣誓仪式和场所相关设施标准和要求，及时制作、购置或配备了宪法宣誓仪式所需的宣誓台、宪法文本、誓词立板等器材用具，精心安排、布置宣誓仪式场所。三是严格程序，带着对宪法敬畏之心和维护实施宪法的责任之心做好宪法宣誓活动的组织工作，按照“凡任必宣、应宣尽宣”的原则，及时、规范地组织好宪法宣誓仪式，扩大宪法宣誓的公开度。四是建议宣誓结束后，宣誓人在誓词上签名，人大做好存档工作。把贯彻落实宪法宣誓制度成效作为年度考评考核事项，确保宪法宣誓就职不走过场。3.进一步加强监督追责完善制度保障仅仅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而不监督追责，只会让该制度流于形式，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立法和执法中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违誓责任的规定，我们可以在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1953年德国《官员法》第28条明确规定：“因拒绝宣誓…的议员而被免职。如果他拒绝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就职誓言，或者拒绝履行代替就职誓言而规定的誓约，那么该官员必须被免职。”针对程序性的违反行为，要积极的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如宪法誓词宣读有误的应当及时更正，重读誓词。对于着装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应要求宣誓人及时更换，重新宣誓，以此来保证宪法宣誓程序性的完整性；针对实质性的违反行为，即拒不执行宣誓制度或者没有履行宣誓承诺的，应当规定其法律责任。例如，对已经任职却没有执行宪法宣誓的，规定其不得到职、履职行为无效；对于那些没有履行宣誓承诺的，可以根据违誓情节的轻重程度对其进行监督和追究责任。

三、结论

摘要:在我国法制社会体系不断完善的今天，人们对宪法权利的认知意识越来越强烈。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够充分保障人们宪法权利得以实现的模式还没有构建完成。故此，本文对实现宪法权利的两种模式，即立法保障和司法保障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为我国宪法权利的实现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宪法权利;实现模式;立法保障;司法保障

宪法权利，其实就是指代各种被宪法所承认的权利，可以直接表明或代表权利主体在一定权利体系之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根据宪法规范直接确定的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权利体系。在我国，有的公民认为宪法权利属于公民众多基本权利中的一种，也有的公民认为是基本人权中的一种。其实，想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身的宪法权利，可以通过建立科学合法的宪法诉讼，以推动和促进我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相应权利的顺利实现。

一、实现宪法权利的调整性模式:立法保障

(一)立法对宪法权利的有效保障

第一，就立法保障而言，其存在价值可由宪法权利直接决定，从这一程度分析，立法保障便可直接称为立法权利本质特点的客观反映。也就是说，通过立法，可以将各种抽象化的宪法权利具体化，从而奠定坚实可靠的宪法权利实现基础。众所周知，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宪法，虽然其中明文规定了一系列全面的公民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规定都过于抽象、笼统，不具备实体化的条件和基础。所以，借助相关法律法规的设计和制定，可以将这些与公民切身相关的宪法权利实体化、具象化。由此，便能有效保障各个公民都能获得相应的基本权利。第二，立法保障能够有效弥补我国现行制度的相关缺陷。将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其实两者之间的差异极大，是分属于不同层次范畴的两种权利。就目前我国的权利体制而言，其保障体制可以通过对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处理，将其转变为易于操作的法律相关权利，这样便能有效推动和促进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换句话讲，如果侵犯的是已经具体化处理为法律相关权利的系列宪法权利，那么，就可以直接通过一般法律诉讼的途径进行相应权利的救济或争取，以此要求侵权者担负法律规定的相关责任。反之，如果侵犯的是没有接受具体化处理为法律相关权利的系列宪法权利，那么，某些在特殊历史环境或背景之下产生的宪法规定或条款，便会受某些司法自身具备的非直接效力所影响，无法得到相应的救济，从而使得该项宪法权利形同虚设，无法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