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序言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作为独立的有效的宪法组成部分，宪法序言不仅对宪法正文具有约束力，它本身也应具有法律效力。为避免频繁修改，写进宪法序言的内容要符合重大、长期、简约、原则的要求，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关键词]宪法序言概念特征争论评析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表决，以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弃权17票通过了包括13项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下称2004年修正案）。其中，涉及对序言的修改共4处：一是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三是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四是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自十六大召开以来，修宪呼声渐次高涨，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修宪建议纷至沓来，学界对宪法问题的争论更是异常激烈。争论中，有人提出取消或删除现行宪法序言的主张。2004年修正案的高票通过，意味着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主张的破产。因为，2004年修正案不仅没有接受上述删除或取消序言的主张，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了现行宪法的序言。但宪法序言的争论并不会因2004年修正案的通过而自然平息。因此，本文拟对宪法序言的概念、特征、与宪法正文的关系及重点对宪法是否一定要有序言、宪法序言到底应该包括那些内容及序言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宪法序言的概念与特征

宪法序言，又称宪法前言，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宪法序言，是指由该宪法或该国传统、习惯、理论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义所确认的，位于宪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该宪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组成部分的叙述性文字。由于各国对宪法序言功能的认识、各国实际赋予宪法序言的功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不易准确、完整地概括，因此，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的概念中对序言的各种功能、内容等进行总结性界定。

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宪法正文之前。（2）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叙述立宪之根据、建国的由来、国家之目的、宪法之地位及确立意识形态等，在内容上不属于宪法规范，不适宜写进宪法正文。须注意的是，宪法序言也有以条文形式表现的，如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就由4个条文构成，但是不能认为这些条文是宪法正文。（3）宪法直接将其确认为序言，或者该国传统、习惯及宪法学理论将其视为序言。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叙述性文字并不总是宪法序言，还要该宪法是否确认它是序言。如法国1958年宪法的序言前还有一段文字：“共和国政府根据1958年6月3日的宪法性法律建议，法国人民通过，共和国总统公布宪法性法律，其内容如下”，该宪法将接下来的文字标明为“序言”，这说明该宪法并未将前面这段文字视为序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须尊重该宪法的意愿。（4）是正式公布的宪法文本的有效组成部分。（5）宪法序言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内容摘要]作为独立的有效的宪法组成部分，宪法序言不仅对宪法正文具有约束力，它本身也应具有法律效力。为避免频繁修改，写进宪法序言的内容要符合重大、长期、简约、原则的要求，并淡化意识形态色彩。

[关键词]宪法序言概念特征争论评析

2004年3月14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表决，以赞成2863票、反对10票、弃权17票通过了包括13项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下称2004年修正案）。其中，涉及对序言的修改共4处：一是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修改为“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三是在“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四是在宪法关于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自十六大召开以来，修宪呼声渐次高涨，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修宪建议纷至沓来，学界对宪法问题的争论更是异常激烈。争论中，有人提出取消或删除现行宪法序言的主张。2004年修正案的高票通过，意味着取消或删除宪法序言主张的破产。因为，2004年修正案不仅没有接受上述删除或取消序言的主张，而且还进一步完善了现行宪法的序言。但宪法序言的争论并不会因2004年修正案的通过而自然平息。因此，本文拟对宪法序言的概念、特征、与宪法正文的关系及重点对宪法是否一定要有序言、宪法序言到底应该包括那些内容及序言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宪法序言的概念与特征

宪法序言，又称宪法前言，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宪法序言，是指由该宪法或该国传统、习惯、理论以“序言”（或“前言”等）的名义所确认的，位于宪法正文之前，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成为该宪法正式文本之有效组成部分的叙述性文字。由于各国对宪法序言功能的认识、各国实际赋予宪法序言的功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不易准确、完整地概括，因此，没有必要在宪法序言的概念中对序言的各种功能、内容等进行总结性界定。

根据这一定义，宪法序言的特征如下：（1）位于宪法正文之前。（2）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主要用以叙述立宪之根据、建国的由来、国家之目的、宪法之地位及确立意识形态等，在内容上不属于宪法规范，不适宜写进宪法正文。须注意的是，宪法序言也有以条文形式表现的，如玻利维亚共和国宪法的“序言”就由4个条文构成，但是不能认为这些条文是宪法正文。（3）宪法直接将其确认为序言，或者该国传统、习惯及宪法学理论将其视为序言。位于宪法正文之前的叙述性文字并不总是宪法序言，还要该宪法是否确认它是序言。如法国1958年宪法的序言前还有一段文字：“共和国政府根据1958年6月3日的宪法性法律建议，法国人民通过，共和国总统公布宪法性法律，其内容如下”，该宪法将接下来的文字标明为“序言”，这说明该宪法并未将前面这段文字视为序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则须尊重该宪法的意愿。（4）是正式公布的宪法文本的有效组成部分。（5）宪法序言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独立性。

本文作者：纪高峰任立民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世界万物莫不是由许多可以被划分为一定单元的基本要素所组成。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而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搭配与组合即为结构。由此推之,所谓宪法结构就是构成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和搭配。然而,宪法结构远非这句话能够阐明的。既然事物由不同的元素构成,元素间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联系则呈现出不同结构。另外,不同的宪法定义也会推出不同的宪法结构研究内容。如只视宪法为宪法典,则相应的只有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而不涉及宪法体系的结构问题。有的学者把宪法定性为三种状态[1]: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由此,不同形式的宪法也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宪法结构。本文试从多种角度对宪法结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不同形态下的宪法的结构问题

宪法形态是指宪法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形式和状态。[2]以宪法内容的存在形式划分为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鉴于文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将在后文有详细论述。1.观念宪法观念宪法即以思想意识形态存在着有关宪法的原理、原则以及应当具有的内容和精神的宪法理想状态。观念宪法实际上具有宪法模型的性质,它由一系列范畴、假设和原理构成。由于观念宪法一般被理解为对特定国家的宪法及宪政实践给予评价的主观标准,所以其结构问题往往被忽视。这里涉及到主观客观化的问题。笔者认为,观念宪法虽为主观事物,但同样存在结构问题,而绝非/虚无的真空地带。如前述,观念也是由一系列的范畴、假设和原理组成,那么,它们也必定存在一定的逻辑排列顺序。另外,按照对观念宪法的一般的分类[3]:个体宪法观念、阶层宪法观念和社会宪法观念,三种宪法观念之间以及每种宪法观念内部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布局,这同样说明了观念宪法结构的客观性,只不过这种结构不像文书宪法结构那样易于理解和把握。2.现实宪法现实宪法是指应当由宪法来调整的那些社会关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机制和效果[4]。它既是观念宪法、成文宪法的客观依据,又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整的客体[5]。并且,按照王广辉教授的观点,现实宪法有两种存在状态。第一,文书宪法规范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表达在文书宪法中的那些原则、制度、对社会关系运行状态的设计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关系中实现的程度。第二,没有以宪法规范表现出来,但却实际地存在的宪法惯例之中[6]。仅以现实宪法存在的外部形式而言,两种状态之间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搭配的,而绝非各行其道。与文书宪法、观念宪法的结构不同,现实宪法的结构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实宪法的各个构成元素挣脱不开它们相互之间的张力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否则就要涉及宪法修改或新的宪法解释等其他问题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反观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文书宪法的结构,尤其是对文书宪法中的宪法典的结构问题进行阐述。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的结构即是指单一宪法文件的成文宪法(即宪法典)在内容上的体系和安排[7]。如此定义视野过于狭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由于各国制宪的指导思想、现实情况、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宪法结构也有各自的特点。[8]所以学者对宪法结构进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笔者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突破口,重新审视宪法结构,仅作为一种新尝试,当然理论论证还有待深化。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局限于宪法典形式体例的描述上,所以真正的研究成果颇为寥寥。笔者认为,除了要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入口扩大视野外,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对文书宪法本身也要多做突破。

二、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

文书宪法,即文本宪法,是以确切的词语组合而成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宪法。既可为单一的法律文书,又可以多个法律文书的方式而存在。就各国的情况而言,文书宪法的实际构成除了宪法典还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所以,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从广义的宪法渊源形式看,表现为宪法体系;而从狭义的宪法典理解则表现为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1.宪法体系把宪法体系视作宪法结构是长期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斥的。因为宪法体系的关注多局限于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被等同为宪法形式了。其实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之间同样存在着有逻辑、系统的关联。而且在不同的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在成文法国家,宪法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典为核心,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为补充的/中心发散性结构;而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它们之间的结构问题可称之为/等列平行型,没有处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规范,故结构较零散。由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可知我国宪法体系应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表面上看是健全的,但由于我国法统接近于大陆法系,而且宪法形式直接移植于前苏联,这就对宪法典的过度崇拜成为必然,以至于宪法成为/供奉在神龛上的圣物![9]最明显的就是宪法立法实质上的落后,致使因/公民的基本权利未落实为立法,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琳琅满目的公民权利与自由就缺乏法律的保障,就只是一张写满漂亮言辞的空头支票或者-乌托邦.条款而已。[1]为此,针对我国宪法体系的现状,力求摒弃思想上的种种障碍,逐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宪法体系。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公民基本权利立法、国家机构组织立法、监督立法、地方自治立法、有关宪政程序、宪政特别举措等方面的立法。这是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不能怠慢,但应遵循我国实际,防止急功近利、妄想一蹴而就的心理。2.宪法典的结构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宪法典的结构分为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但二者的具体所指又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即指宪法典的体例而言[11]。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不仅包括宪法典的体例,还包括宪法典的格式[12],即指名称、目录、序言、正文、附件等。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不过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相比之下,后者更为细致深入一些。针对宪法典的体例而言,我国现行宪法堪称佳品,也是以往宪法结构研究的重点,成果较多,故略去不谈。这里仅就以宪法典的格式反映出来的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加以论证分析。宪法典的内容结构是指由于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调整方式的不同,按宪法典的格式形式把宪法典的整体内容划分为若干部分,并由此形成的合乎科学的搭配和组合。一般而言,包括六大部分: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国家的标志及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理想,体现着一国政治的传统和精神。

内容摘要：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各国成文宪法中的地位不同。从宪法典形式结构来看，公民基本权利可见于宪法典的序言、正文或者修正案中，这样的不同地位只是制宪方式的不同，不存在孰优孰劣。从宪法典内容结构来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同地位则可能反映出宪法观念的的不同。在宪法典中，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应该在国家机构、基本义务条款之前，以突显保障基本权利的宪政目的。

关键词：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义务，国家机构，宪法典

公民基本权利，就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自然人享有的、由宪法规定的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术语，是我国宪法和宪法学界通用的术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把公民基本权利称作人权和公民权，并把它作为宪法的核心内容。但是，后来的一些国家宪法直接使用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称谓。[①]

应当注意的是，“公民基本权利”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宪法学术语，即一些国家的宪法学界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表明公民在国家生活的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在第二种意义上的使用是指它是一个宪法用语，即很多国家的《宪法》都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个术语。[②]本文是在宪法学意义上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术语的。

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分为形式和内容两大方面，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以及表现内容的方式，虽然内容是决定性的，但形式服务于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性。“在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形式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③]就笔者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基本权利的宪法表现形式的论文，即使在一些比较宪法学的专著中，也基本上只是对权利内容方面的比较，而没有涉及到形式这一方面。

本文所谓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总的来说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宪法典形式结构的视野中来观察，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宪法文件的一部分，它集中出现在文本中的什么地方——序言、正文或者修正案；二是在宪法典内容结构的视野中来观察，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与关于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与关于国家机构条款以及与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之间，孰先孰后。其中，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宪法观念，而宪法观念对宪法的创制和实施、宪法的类型和功能都有重要影响。[④]

宪法的基本构造与宪法教学的核心内容

宪法虽然可以在不同意义予以理解，但是立宪主义意义的宪法是从西方引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③中国宪法的特殊性只能从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进行扬弃的角度予以把握。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这种说法很质朴，却最为直接地道出了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以及宪法最为主要的构成部分——基本权利规范。基本权利虽然重要，但它不是宪法里唯一重要的内容，因为基本权利规定得再完善，其自身却不能自然实现，只有将基本权利的义务承担者（即国家机构或统治机构）予以明确地规范，其实现才有现实的可能性。因此，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主要由基本权利规范与统治机构规范这两个部分组成。主流学说认为前者是后者的目的，后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构造。[3]从内容布局上看，我国宪法典似乎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宪法正文中的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与第三章国家机构之外，我国宪法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宪法序言以及宪法正文中的第一章总纲。关于宪法序言是否是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我国宪法学界曾经有过讨论。主要围绕宪法序言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个论题而展开。④新近我国出现的“政治宪法学”提出了宪法序言承载着宪法核心价值诉求的重大观点。关于宪法序言是否重要以及重要到什么程度，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后才能予以说明：究竟宪法序言中包含着怎样的根本性规定，这些规定与宪法总纲、基本权利规范以及国家机构规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通过对宪法序言进行教义学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序言的核心内容就是国家根本任务。而国家根本任务与宪法总纲诸条款之间又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国家根本任务是统领宪法总纲的最高层次的公共利益条款。至此，我们可以认定，我国宪法的根本性规定包括三项内容，即基本权利保障、统治机构的架构以及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在这三者中，基本权利保障是核心价值诉求，统治机构的架构以及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都是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与保障服务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国家根本任务视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法之一，但它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4]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与宪法教学的核心内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讲解基本权利保障，不可避免地要提国家机构的权限以及其宪法义务，而国家机关的宪法义务不仅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还包括维护公共利益，当基本权利之间或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还必须遵循比例原则进行法益衡量。因此，宪法教学应当围绕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这三个宪法的基本要素而展开。抽象地谈论这三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在宪法教学上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也会误导学生。所以，这三个方面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宪法教学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思考和学习都不能脱离其他两个方面而孤立地进行。

宪法的本质是权力的事实关系还是规范性诉求

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的影响，我国主流的宪法教材依然热衷于对宪法本质的讨论。它们一致认为，宪法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当时的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其中，首要的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5]这种论述直接导源于列宁的如下观点：“宪制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6](p320)对宪法本质的表述对于学生们理解与学习宪法课程具有根本性的指引作用，传统观念具有误导性，确实有反思的必要。毋庸置疑，宪法与权力（包括与实际上的权力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宪法学必须直面的重点问题。从宪法发生史的角度来理解宪法没有什么不妥，甚至是必须的。曾如惠尔教授所强调的：“为某共同体起草一部构建最优良政府的宪法的过程，必须以在该共同体中起作用的社会力量为基础”。[7](p96)但是能否仅仅从发生史的角度来定义宪法的本质呢？承认认真考量现实的力量（权力事实或者社会事实）是任何规范制定者（包括立宪者）无法回避的道德责任与将宪法的本质归结为权力的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没有一个法律人愿意坦然地承认，权力的事实可以直接决定着规范的内涵与效力，因为这与纳粹的法律逻辑是一样的。就此而言，必须支持凯尔森的如下观点：“规范效力的理由……不是规范符合于现实。规范并非因为它是有实效所以才有效力。关于为什么某件事应当发生的问题绝不能用断言发生某事来加以回答，而只能用断言某件事应当发生来加以回答”。[8](p124-125)将法的本质包括宪法的本质归结为力量对比关系的这种观念，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确实有其滋长的土壤。因为宪政得以健康成长的精神条件还没有真正地培育起来，法律的普遍性观念以及自然权观念不仅仅没有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心里，甚至也没有真正成为法律人的自觉，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处处根据力量对比关系解决问题的想法总是不会受到有效的遏制。[9](p80)与传统的宪法本质论相对应，笔者认为，宪法之所以根本，那是因为它承载着法律秩序最为重要的（诸如基本权利保障与公权力制约）价值理想，它在本质上恰恰是反对或力图纠正现实力量不均等的规范性诉求。如果力量对比关系是法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宪法上为什么要规定平等原则以及平等权利，因为按照它的逻辑，宪法的这种规定一定是虚假的，我们只能在等到人与人之间在实力上大致变得相等的时候，才可以在宪法上提出这样的法律主张。在宪法教学中，如果教师在内心里将宪法的本质最终归结为力量对比关系，我们不如直接告诉我们的学生，你们要想主张宪法上的权利，你们必须在现实力量上足够强大。试问，在这种宪法本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又如何能真正地说服我们的学生信仰宪法与法治呢？在“陕西医生集体下跪事件”中，[10]我们看到，在诸多的医患纠纷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的医院却在实力上更为强大的患者家属面前俯首称臣。医患纠纷领域俨然变成了一个缺少规范制约的力量比拼角逐场。人们在这个领域不受规范约束，甚至不受道德、良心的指引，更不用说顾及什么公共利益，人们只相信赤裸裸的力量。那些没有力量的人只能怀揣着怨恨自认倒霉。此时，国家再不强力介入，重新塑造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此类事件还会更为糟糕地延续下去。⑤一种信奉力量对比关系学说的宪法学在表面看上去很深刻，其实是在自毁法治与宪政的根基。

宪法研究的方法与宪法教学的方法

除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几乎每一本宪法教材都在绪论或前言部分苦口婆心地叙说宪法研究的方法，希望宪法教师能够富有成效地实施教学。严格意义上说，宪法研究的方法与宪法教学的方法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前者侧重于解决研究者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理解、解释与运用宪法的问题；后者则侧重于解决如何让学生掌握老师研究宪法的方法的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一个懂得如何教宪法课程的人必须首先是懂得如何研究宪法的人；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与升华，主要解决研究方法在不同主体之间传承的问题，也就是说，懂得如何研究的人未必懂得如何教授宪法课程。虽然主流的宪法教材没有直接言及宪法教学的方法，但由于宪法教学方法与宪法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性，在此也有必要予以反思如下问题：这些所谓的方法能否指导我们有效地认识与理解宪法？当我们这些研究宪法的人从中不能获得真正指引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学生遵循这些方法认识宪法呢？比如，我们在各主流教材里几乎共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它的一般性太强，所以具体到宪法研究这个专门的问题上，它几乎是没有用的。它顶多只是告诉我们宪法研究不能脱离生活实际，理论最终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理论没有吃透的人常常也看不到存在什么现实问题或者他看得到的只是与宪法没有关系的问题，同时缺乏生活经验的人也很难做到深刻地把握理论。理论与实际总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两者该怎样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宪法教学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往往是有害的，因为盲目地强调宪法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短路相接，实际上常常会导致绕开宪法研究与宪法教学的真正内容——宪法规范的不良后果。我们首先应该保证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实在法规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探讨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实态以及存在怎样的问题。再如，像本质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与系统分析法等，同样也是由于语焉不详，很难看得出在具体论述中它们是怎样被运用的，因此方法与研究两张皮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宪法研究可以在法哲学、法教义学以及法社会学这三个不同维度上进行。在每一种维度上又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比如法教义学的核心就是对实在法进行解释并使之体系化，其中解释方法包括语义解释、逻辑解释、目的论解释等，它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实现法的内部融贯性或体系性。这些方法既是西方国家宪法研究者所常用的方法，同时也是宪法教学中需要老师教会学生掌握的方法。笔者认为，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的维度固然重要，但是对于初步接触宪法课程的本科生来说，法教义学的诸方法应具有优先的重要性。因为无论是对实在法进行哲学反思，还是对其运行实态进行事实分析，最终的归宿都要落在对实在法之涵义的解释上。围绕实在法展开思考是宪法教学始终应该坚持的。

一、人权制度体系的比较：中国宪法与两国际人权公约

评价一国的人权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是看该国是否存在完备的法律人权制度体系，而要得出体系完备与否的结论莫过于通过比较更清楚。这里仅选取两国际人权公约，即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它们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具体化，将它们作为与中国宪法的比较对象，因为两国际人权公约有时与《世界人权宣言》一道被称为《国际人权法案》，与中国宪法一样，在各自效力领域同具根本大法地位，同时中国已于1998年10月签署了第一个公约（A公约），于2001年3月批准了第二个公约（B公约），另加入了17个重要的国际人权条约。当然，人权制度在中国还存在于其他法律，尤其是民法、婚姻法、继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中，宪法规定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大部分与人权重合；在国际层面，还主要体现于禁止酷刑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消除种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之中。

为方便比较，兹列表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宪法对人权制度的设置与两国际人权公约，存在较大差异或不对称性，具体的情况为：

1．人无我有，我有人无。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中国宪法明显缺乏两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计14项：自决权、生命权、禁止酷刑、不被奴役、反债务监禁、迁徙自由、外侨合法权益、平等受审判、禁止溯及既往、被剥夺自由的人的人格尊严、私生活自由、建立家庭的自由、思想和良心自由、宗教上少数人的权利。两国际人权公约明显缺乏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有3项：个人财产权、政治避难权、批评监督权。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中国宪法明显缺乏自决权、参加和组织工会权、适当生活水准权3项。

2．名称相似，实有差异。这反映在少数人的权利上，中国宪法规定的少数人有13类，其中老、弱、病、残人群权利也称特殊人群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有3类，其中宗教的少数人在中国宪法中没有规定。

本文作者：黄湘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学院

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1982年宪法之所以“新”,她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力发展科学事业,业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条基本国策,庄严地载入了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大法”-一第二十条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一、余i宪法—繁荣科学的保障

通观全篇,科学在新宪法中的地位十分显赫。整部宪法4章138条,有关科学的条文就达到18条之多,占了条文总数的13%强;《序言》部分,不但把科学的发展着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而且将科学实践的主力军—知识分子,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三支基本依靠力量之一,它还特别把“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列入了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之中。我们看到,为了大力发展科学事业,新宪法一一第一,规定了指导思想方面的保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当然包括科学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作为四顶基本原则之一,写在《序言》里面的。第二,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保薄。例如:第77条规定,全国人大设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专门审议和拟订有关科学的法案,第B,条、第107条、第ng条规定,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的主要职权之一,是领导和管理科学事业,第3章第7节的各项规定,是审理有关科学的案件的基本准则。第三,规定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保降。《序言》第10自然段和第23条、第47条等项规定,彻底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样一根红线;第20条等条款,则规定了发展科学事业的种种物质保证措施,诸如“奖励”、“鼓励”等等。第四,规定了方向上的保障。第24条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在人民中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蚀思想”,第2章以及其他章节的许多条款,实际上也同时包含了周样的要求,其中当然囊括了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建设之重要内容的科学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第玉,规定了邀路上的保障。第14条,将科学与经挤、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充分支持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科学技术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为经济建设服务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总之,新宪法不仅为我国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现实开辟了道路,而且正在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胜利实现创造着可能。

二、宪法原则—科学立法的依据

新宪法总结了建国以来制定和执行宪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厉史经验,在《序言》部分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就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科学立法的各项宪法原则—一、战略贡点原则。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而教育的发展,则不仅是科学文化发展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而且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总之,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新宪法的许多条文及《序言》部分,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战略重点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科学立法应当以下述事实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n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以下简称为:彭真报告)二、共产主义原则。这条原则集中休现在《序言》,第24条等条文里面。共产主义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前进的目标上,保持精神的力量。三、法制原则。科学法制,是国家法制整体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新宪法确定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及其要求,同样适用于科学立法。因、反“反科学”原则。“反科学”,是对于科学的目的、原则等方面的反动,包括思想、言论和行为等方面的内容,它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滥用科学成果,利用科学活动,危害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等等。反“反科学”原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原则的自然延伸,更是新宪法许多禁止性条款的基本精神刁这条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注意配合刑法、行政法、民法和其它各个部门法,规定对于“反科学”行为的种种法律制裁。五、服务、协调原则。198。年12月,国家制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针,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又多次强调了这一新方针。第14条等条款中,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心思想: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保证上述中心思想的胜利实现,正是服务、协调原则对于科学立法所迫切要求的。六、双百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没有明文写进新宪法,尽管如此,但它“是我们国家指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彭真报告)双百方针要求,科学立法必须保障以符合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学术自由、学派平等、•••,•一切形左实右的乱戴帽子、乱打棍子,一切压制学术民主的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七、三依命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切权力属于人民。科学、教育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不能单靠国家的力量,都需要依靠各种社会力量,需要开展广泛的群众性运动。这些原则和要求,都已写进了有关条文。”(彭真报告)J、、专家原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确认,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的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从总体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以科学为业,他们在科学事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他们是科学的主力军。对此,第23条等许多条款作了相应的规定。专家原则要求,科学立法必须明确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等等,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规定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保护。九、民族文化原则。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是科学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五十多个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的共同体。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第4条、第19条等许多条款,为科学立法制定了民族文化原则,对这条原则的要求也作了明确地充分地规定。十、物质保障原则。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针锋相对,社会主义民主是完全真实的。这不仅在于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也在于它从物质方面保障着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对千公民的科学活动自由权、教育权等等,新宪法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切实的、广泛的物质保障,包括人力、物力、立法、司法、行政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上十点,就是我国科学立法必须遵循的主要的宪法原则。怎样才能贯彻执行好我国科学立法的十大宪法原则?—请注意: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对当代世界上八个国家的现行宪法中首先实行的制度作了分析和比较研究，同时阐述了这八国宪法的历史背景及其有关特征。

关键字：宪法宪法制度宪法历史背景比较研究

本文所阐述的对象并不是对所有国家宪法的比较研究，而仅限于对当代以下八个国家宪法的比较研究。这八国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八国之所以这样排列，主要是考虑这些国家产生的先后；将当代中国放在最后，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于其他七个国家，放在最后便于作总的比较研究。

本文阐述这八国现行宪法的简单的历史背景及其首先实行的制度。这里所讲的“首先实行的制度”是指其中有的国家的宪法首先创立了这种制度（包括实体和程序，形式的规定），因而以后采取这种制度国家的宪法在本文中就不再论述。“首先实行的制度”也指某一制度具有非一般性的特征，例如，一般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但这一制度或原则在不同国家的实行却有不同的特征，在本文中就着重论述有关国家所采用的特定意义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有些国家的宪法制度或形式，如日本的天皇制等，很难说是对其他国家有影响的“首先实行的制度”，所以仅称之为这种宪法的特征。

一、英国

17世纪初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国王詹姆士一世主张君权神授，权力无限，他在1609年对英国国会的致辞中声称，“国王应被称为神，因为他们在大地上行使与神相似的权力……他们造成或废除臣民，有权使人高升或被推翻，生或死，对所有臣民和在所有案件中作出判决，仅对上帝而不对任何人负责。”①这是赤裸裸的君主专制的观念，与宪政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是人权“入宪”[2]，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价值与功能，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和宪法原则，预示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人权第一次出现在宪法文本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3].同时，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给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解释学带来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宪社会效果的体现需要借助于宪法解释的规则与具体技术。

一、宪法文本中人权的表述

人权在各国宪法文本中有不同的含义与表述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表述模式：一是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人权；二是宪法文本中不直接出现人权字眼，但解释上人权表现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三是严格限制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含义，直接以基本权利规定人权的核心内容；四是文本中同时出现人权与基本权利、基本的权利等表述，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宪法解释规则确定其具体内涵。

在现代宪法中直接规定人权的国家并不多见，即使规定人权的国家也体现不同的宪法传统与文化特色。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对人权的表述与具体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德国，宪法上的人权与基本权是有区别的，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在美国，传统上使用基本的人权（fundamentalhumanrights），但后来出现宪法权利（constitutionalrights）后，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在法国，自人权宣言以来，区分了“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并与人权本身的概念相区别，广泛地使用“公的自由”概念。在英国，传统上不使用自然权的人权观念，而使用市民的自由（civilliberties），力求把实定法的权利一体化，直到1998年制定《人权法案》后，开始出现普遍承认人权概念的倾向。

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人权或基本权的规定是比较普遍的。如日本宪法第三章章名是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第11条中使用了“基本人权”概念，并在宪法文本中解释为：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均赋予国民。越南宪法第50条中直接规定了人权：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政治、民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项人权得到尊重，体现在公民的各项权利，并在宪法和法律中作出规定。在孟加拉国宪法中使用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宪法序言）、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规定“承认人的自由和权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了“忠于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并在第三部分中具体规定“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等。

从宪法文本的比较看，西方国家一般严格区分人权与基本权概念，在文本中尽可能限制人权内涵的扩大，而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普遍认可人权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在宪法序言中，扩大宪法价值适用范围。

我是在1954年初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借调到国务院政法委办公室的，但去不久又将我借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彭真和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当时也是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宪法的起草工作。1953年12月24日带着当时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陈伯达，副主任田家英和胡乔木等到杭州，在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工作。1954年1月7日到3月9日，共两个多月，期间草拟了100条条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最初稿，并编辑了三辑资料，叫《宪法参考资料》。第一辑是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第二辑是美、英、法、德意志和瑞士宪法；第三辑是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宪法和宪法性文件。这三辑资料于1953年3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名称印刷后发放，发给所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有关人员。在杭州期间，还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淑湘为语文顾问。对杭州起草的宪法草稿，中共中央前后又讨论了三次，每次都作了很多修改，由于许多情况包括不进去，因此从100条增加到110条，即又增了10条，当时总想弄个整数。这样形成了一个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23日将这个宪法草案初稿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讨论，由陈伯达做了说明。讲了8个问题：（1）工作经过；（2）工作方向；（3）宪法草案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同时又是它的发展；（4）宪法草案反映了我们国家过渡时期特点；（5）宪法草案规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是同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6）宪法草案保证公民的各种权利，同时规定了逐步扩大物质保证的措施；（7）宪法草案保证国家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互助、合作；（8）宪法草案的结构。主要讲了为什么要制定1954年宪法的原因；一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二是总结人民民主革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出现的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三是保证人民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陈伯达这个人很懒，在起草宪法中没干什么事，却抢着要去做这个说明，而这个说明也不是他写的，他不干实事，出风头的事非干不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过程是由1953年1月到1954年9月，共一年零九个月，是搞的很仔细的，是在充分民主基础上进行的。最初是由中共中央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建议开始筹备宪法起草，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了以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共32人，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各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社会公众领袖和专家们。

宪法草案经过了三次规模巨大的群众性讨论。

第一次：1954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宪法草案初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了17个讨论单位，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成立了18个讨论单位，共8千多人讨论了两个多月，提出意见经过整理后共6千多条，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修改补充后，由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次讨论实际上把中共中央关于宪法草案的建议变为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领导人的共同建议。最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成为正式的宪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于1954年6月14日公布，交付全民讨论。

第二次：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这是参考了苏联1936年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决定这样做的。这时，决定要对草案的条文写一个解释性的材料，经过的同意，由田家英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及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史敬棠和姚洛），再加上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曾著有《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逢先知曾长期为管理图书，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和田家英警卫员共十人到北戴河中共中央疗养院进行工作。此时一本杂志为配合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登载了一篇从苏联法学杂志上翻译来的关于1936年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情况的文章。对这篇文章看得很仔细，用钢笔划了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有的地方划了两道，还加上圈的。他对苏联全民讨论中关于宪法草案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和国家机构部分提出意见数量的百分比特别注意，，划了好几条笔黑线，将这篇他看过的文章批示立即给北戴河的田家英及我们看，看后退给他。当时是十分认真的。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也是很愉快的，田家英平易近人，常爱开玩笑，他知识面很广，吟诗猜迷，文人作风，大家叫他田夫子，他喝酒很厉害，常常喝醉，都知道他喝酒厉害。有一次他去那里（毛当时来北戴河休养，中央警卫局的部队站双岗我们就知道毛来了），见他来了说，田家英来了给他最厉害的酒。田在毛那里喝了最厉害的酒后，回到我们这里还是要喝，他的酒量很大，一小瓶二锅头一口气就能喝完。他喝醉酒后有一个特点即不会乱说、胡说和耍酒疯，他和我说：“我酒醉心明白。”他长期跟随锻炼得十分慎重，他说：“主席要求很严，我作为他的秘书，不能出一点差错。”我曾劝他少喝酒，对身体没有好处，也难免会出差错。有一次他喝醉之后，给我讲了的一些事，醒来后嘱咐我说：“中南海里的事不能讲出去。”要我保密，实际上我到现在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看完后就喝酒，第二天早上就向我提出这本教材的好处和不足之处，他没有专门学过法学，但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这是由于他有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当高的智慧，提的意见十分中肯，让人钦佩不已。

宪法条文的解释完成一半多就送给去看，让中央机要局印发给当时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这时我们感到这种对条文的解释不妥，如果发生问题是以条文为主还是以这个解释为主，而正式的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因此我向田家英同志建议向请示，决定立即停发这个材料，并收回，不再搞条文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