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宛融志工作单位：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我们学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学院在培养对象和培养目标上呈现了多元化的态势,相应地,也就要求我们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在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教学环境中,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同时有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是我们一直想要研究的课题。宪法学作为法学基础理论学科,是所有法学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不同的教学对象,或同一教学对象对不同的知识点,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反应很不一样,这种情形在公专法学专业学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经过课后与学生交谈,我们才知道,原来学生们存在着喜“新”厌州日”的心理,一些公专法学专业学生认为,大一宪法学课程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在他们高三学习《政治常识》时,已经有所接触,这部分内容对他们而言.缺乏新意,甚至有“炒冷饭”的感觉,现在他们希望老师讲授一些过去没有涉猎过的崭新的内容经过一番了解,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究竟他们当中对宪法学这种喜“新”厌“旧”心理的普遍程度如何?大一的宪法学与高三的《政治常识》的内容是否有所雷同?学生对这些内容的掌握到了什么程度了为了解释我们心中的疑惑,更为了有的放矢地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以期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我们组织了宪法学教学问卷调查,想籍此作为我们探究宪法学教学改革,以及宪法学考试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有效性的切人点.

二、关于宪法学的课程体系和内容

学科体系是理论知识的结构和排列次序,以便学者有序地开展学习、研究,对本学科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宪法学作为一门课程,同其他学科一样,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作为2以〕2级公专法学专业的宪法学教材,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魏定仁上编的宪法学,该书的学科体系是:全书共十章,第一、二章主要论述r“宪法的概论、宪法的历史发展”:第三、四章讲述“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第五章阐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六章讲述“中央国家机关”;第七、八、九、十章分别阐述“我国的地方制度、司法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等问题大多数学生认为宪法学的课程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究竟有多少内容是雷同的呢?我们对大一的宪法学和学生在高三的《政治常识》这两门课的课程体系和内容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从课程体系土_看,宪法学中的‘国家性质”、‘国家形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这几章都分别在高三《政治常识》中出现过,归具体章节详略不同因此,宪法学课程的大部分内容的确与高二的《政治常识》有相同之处(一少从具体内容来看,宪法学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是以宪法理论、宪法历史发展以及由宪法所规范的国家制度和原则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当然,宪法学在研究本[fiJ宪法的同时,也研究外国的宪法与宪政制度。但由于宪法学是以中国宪法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宪法学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和阐明宪法典的内容。总的来看,无论在体系结构方面或者在主要内容力-面,宪法学同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典之间,既相重合,又互有区别重合的是基本内容,不重合的是非基本内容而政治常识则是侧重于对宪法典中的有关内容加以常识性的介绍,因此,宪法学中的“宪法概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司法制度”、“国旗、国微、国歌和首都”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内容,都是政治常识所没有的_尽管在表面上宪法学课程天部分内容与高三的政治常识有所雷同,但是,宪法学所体现出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都是高中阶段的政治常识所无法比拟的况且,大学课程设置的目的,是使学生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使知识徽增加,知识面拓宽)同时,宪法学作为法学专业的基础学科,是学好部门法的基础,因此,学生不仅要掌握宪法学有关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认识宪法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领会和掌握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范,而且还要学会运用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学好法学的其他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关于学生了解宪法学内容的情况

一。今日宪法学：关于方法

（一）宪法学者：“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

在这里，我首先还是想起老黑格尔的那句话：“哲学家都是在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这句话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思想界的一个谶语。我们看到，自近代社会开始，哲学在不断地衰落，尤其是单纯的哲学。这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发展有一个趋势，就是：不带技术性的思想，特别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其作用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外国大学里，哲学系的学费特别便宜。什么专业最贵呢？法学和医学，经济学还未必最贵，还比较一般。例如，美国大学法学院理的学费会超过其他人文社科的三倍，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基本是这样一个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带技术性的思考不断地贬值，这也许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性，但也没有办法，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在近代以前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价值一元化的世界，我们的终极价值是靠上帝、靠基督教、靠终极规范来维持的；这个体系到了近代被打破了，那些纯粹的、脱离实际的、脱离形而下的思辩，虽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在近代以后，随着柏林所讲的价值多元化、流动化的时代的到来，它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功能基本上已经发挥完了。当然这里也有一个自由经济的选择问题，由于自由经济需要技术理性，所以这类理性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法学，其实就是属于这样的一门学问，它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所以它的学费会不断高起来。所以黑格尔这句话就成为谶语，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回望我们的宪法学，我发现，中国目前的宪法学家或者说是宪法学者，恰恰才象是在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最少的，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所承担的思考的责任恰恰是最大的。在刚才开会之前，我还听到向阳（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叶向阳法官-整理者注）的关于“农嫁女”案件的介绍，我就有这种感受。我们目前中国宪法学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所面对的问题则是连国际上最前沿的宪法学理论都未必能解决的问题。这里有极大的反差结构。在中国，应该说，我们宪法学没什么很大的发展，正如许崇德教授前不久来浙大作讲座时也承认：目前宪法学研究的状况基本上是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层次不高。宪法学的生存空间也在变小，许多领域不断被挤占，其他学科进入宪法学攻城略地。比如说，法理学，它大规模地进入宪法学，当然法理学本身也需要在某个部门法寻找落脚点，这在西方法学界十分常见，例如克里勒、Alexy、Dworkin；法理学也确实需要把触手伸到部门法中去，而离它最近的就是宪法，而侵略邻国的领土成本本来就相对低一些。（笑声）但这对宪法学，就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不仅法理学，甚至非法学专业，如经济学等都侵入宪法学，通常说“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其强势学科的体现，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它的需求非常大，这样它的研究队伍就不断扩大，吸收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这些学者本来可以搞其他不同的学科，但由于看到经济学太有力量，就被吸收进入，比如，我们现在浙大的汪丁丁教授，他原来是搞数学出身的，也被吸收到经济学当中去，还有许多其他人。

在法学领域也是这样，它是互相吸收的，一些优秀的人才会被吸收到热门的部门法当中，如经济法、民法学；法理学也不错。法理学在中国比较奇怪：本来在现代法治社会，供养法理学的养分不多，所以法理学的教授不多，只有那些非常顶尖的思考者才能留在法理学界。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理学家颜厥安教授，原来是在台大是搞法理学的，现在也转入部门法研究。这里也可以看到黑格尔那句的谶语的含义。但是，在中国很奇怪，法理学的队伍很庞大，而且积聚了很多人才，其中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比如我们浙大的孙笑侠教授，这次他从哈佛回来，我们就可以问他，在美国的法理学界不会这么热闹吧。（笑声）另外，其他部门法的学者也有转入宪法学出击一下的，例如中政大的方流芳教授，这跟现在不同学科之间的互相勾通也有关。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在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一股潮流，这个潮流很奇怪，很难说它将来会往何处去。我们浙大有个“跨学科研究中心”（ICSS），是汪丁丁教授在主持的，现在办的很红火，该中心就是力图开拓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交叉研究，我也参加过几次活动。这确实是世界学术界的一个动向，但这个动向会如何发展，就不得而知了。韦伯在《以学术为业》里曾指出，自近代以来，学术是靠分化来确立学者自己的个性，并且只有通过这样才能确定学者的功能，才能在思想上作出贡献的，这是近代以来学术发展的宿命，所以跨学科研究是受到排斥的；它不像古代那种包罗万象式的，而在启蒙时期的法国还有伏尔泰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还有德国当时的莱布尼兹就既是著名哲学家，又是微积分的发明者。但近代以后就不行了，慢慢出现了学科分化。法学领域也是这样，甚至法学作为一级学科，其内部分化也很厉害。看其下的部门法，大致可以说搞宪法的不懂民法，搞民法的不懂宪法。在日本，这种分化程度就更严重了，这对我们有一定的提示意义。在日本，宪法的研究领域是很小的，在整个世界可能是最小的，我们说日本人的侵略性很大，但在学术上，他没有一点侵略性，许多著名的学者，研究范围都非常小，比如芦部信喜教授，他是日本第四代或者说至少是第三代宪法学的泰斗，他一生中主要研究宪法诉讼，当然还研究过代议制度；还有杉原泰雄教授研究的是主权理论，他们都有非常小的领域，直到晚年时，才写一些范围比较大的教科书，即标准教科书。在中国比较乱，谁都可以出教科书，许多学者是靠写教科书出名的。那么再说那跨学科研究，它在世界的命运姑且不论，在中国的背景下，它的命运是否非常乐观，还值得考虑。从日本宪法学者研究领域的小规模中可以看出，估计这里面有很深的谋略。因为在一个文化发展的后进国家，学科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小规模发展，这就象当年红军长征，跨越式前进需要轻装上阵，不能锅锅盆盆都带上，要扔掉很多东西。当然，时代也确实需要跨学科研究的模式，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尤其不应该大家都一哄而上地去做，因为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的，只有极个别的思想家才能做到。

本文作者：蔡田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学就是研究国家的根本法、国家的性质、国家形式、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标志的一门学科,是法律服务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其德育功能非常强,对于培养法律服务专业的学生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热爱祖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只有发挥宪法学的德育功能,才能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道德如何培养,就需要在校期间进行培养,在法律服务专业的各科中,宪法学的德育功能最强,因而在教学中必须发挥宪法学的德育功能。

其次,发挥宪法学课的德育功能,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廉政建设的需要。基本路线是宪法的灵魂和指针,宪法是基本路线的具体化和法律保证,学习宪法可以使我们透过对我国的根本制度的深人了解,进一步加深对基本路线的理解,同时,宪法规定了我国国家机关的社会主义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这对于我们的干部包括司法干部加强廉政建设观念非常重要,基本路线要求深化改革,廉政也是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改革的内容之一,学习宪法,发挥宪法的德育功能有利于推进改革和加强廉政建设。

再次,学习宪法学发挥其德育功能有利于加强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内容和优越性的认识,增强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觉性。四项基本原则是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贯穿宪法全部内容的一根红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在宪法中都有所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更是宪法的重要内容,所以学习了宪法的内容,就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认识,增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觉性。

最后,学习宪法学发挥其德育功能有利于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自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总之,宪法学的德育功能非常重要,是学生法律素质全面提高的保证,是培养法律服务专业学生成为“四有”新人的保证,必须予以重视。如何发挥宪法学的德育功能,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就成为法律服务专业教师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关键词：民法学/宪法学/对话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关键词：民法学/宪法学/对话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一、问题的提出

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出于维护特定公共利益或法律秩序，针对与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财政违法行为进行的诉讼。世界范围内，纳税人诉讼制度已有较长历史。从实践情况来看，纳税人诉讼制度对扼制财政违法行为具有良好效果，因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青睐［1］。随着逐步完成从“所有权国家”到“租税国家”的过渡［2］111－184，税收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财政来源①。然而，我国财政法治状况仍令人堪忧，财政违法现象十分普遍：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地方政府却已经背负巨额债务；“三公”消费支出高居不下的同时，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却长期在低位徘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可以说，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杜绝和惩治财政违法行为，使财政税收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体现了人们的共同意愿，也是我国财政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由此而言，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已毋庸辞费。具体言之，财政与宪政的密切关联决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建构必须具备宪法层面的考量。我们有必要通过宪政理论和宪法原理去审视财政现象，以规范财政权力，设计财政体制及其运行程序，并对财政权力进行宪法性监督［3］。反之，财政法律制度建构也应当契合我国宪法价值取向并有助于推动我国宪法发展。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否与我国宪法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否具备，以及具备哪些宪法功能？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否对我国宪法发展有所裨益？如何设计纳税人诉讼的具体制度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宪法功能？这些都是我国建构纳税人诉讼制度过程中应当认真考虑和首先解决的前提性问题。本文以财政宪法学为视角，首先分析域外国家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共性，以廓清纳税人诉讼制度的理论面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纳税人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纳税人诉讼制度建构的具体设想。

二、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域外经验

纳税人诉讼制度源起于英国，至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在英美法系国家，纳税人诉讼属于衡平法上的“相关人诉讼（relatoraction）”。英国首个原告胜诉的纳税人诉讼判例出现于1826年，至1835年英国《地方自治法》制定后，法院即普遍受理纳税人诉讼案件［4］130－137。美国建国之初，几乎全盘承接英国法律体系，其首个原告胜诉的纳税人诉讼案件略晚，出现于1847年的纽约地方法院①。此后，美国绝大部分州及市镇法院均逐渐开始受理纳税人诉讼案件②。大陆法系国家受诉之利益理论影响，一般仅允许当事人就自己的利益提起诉讼，但纳税人诉讼也并未因此绝迹。在法国，行政诉讼中的越权之诉为纳税人提供了挑战政府财政行为合法性的机会。日本的纳税人诉讼称为住民诉讼，由二战后的日本《地方自治法》确立。由于日本《地方自治法》的制定与修改大体基于驻日盟军司令部的意见，故住民诉讼受美国纳税人诉讼影响颇大［5］285－299。前述四国纳税人诉讼制度存在以下共性：（一）纳税人诉讼主要针对财政违法行为。纳税人诉讼制度系扼制财政违法行为的一种手段：英国纳税人有权对政府作出的违法财政支出以及不平等的征税行为提起诉讼［6］146－154。美国各州纳税人诉讼受案范围很广，包括“违法征收赋税；对于第三人违法地少征税、不征税或者其他减免其税负行为；不正当地处分、使用公有财产；违法发行公债、违法承担债务与担保；无权或违法签订契约；违法授予特许和许可；滥用公用征收权；地方公共团体区域无权限或违法的合并、分离”等［4］130－137。法国市镇或省纳税人有权对市镇议会或省议会通过的影响市镇、省财政或财产的违法决定提起越权之诉［7］。日本住民诉讼包括四类，分别称为1至4号请求：1号请求停止违法行为；2号请求取消违法的行政处分行为或确认无效；3号请求确认不履行财产管理义务的违法事实；4号请求以地方公共团体的执行机关为被告，是要求地方公共团体首长等向有违法行为的自治体首长、职员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或者对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提出损害赔偿或返还不当得利请求的诉讼［5］285－299。对于合法但不适当的财政行为，基于权力分立观念，各国法院一般会尊重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此外，在个别情形下，纳税人诉讼还可能指向政府以外使用公共财政资金的机构作出的财政违法行为。例如，美国1973年“达金斯诉旧金山复兴委员会”（Duskinv．SanFranciscoRedevelopmentAgency）一案中，被告即“被州法律和联邦资金支持而创建的机构的官员”而非政府本身［8］。（二）纳税人诉讼制度具有公益属性。被滥用的政府资金可能部分源自原告所缴税款，但由于纳税人所缴税款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之间并不具备对价性，故单个公民难以主张被诉财政违法行为直接侵犯其财产权。进言之，即使能够确认被二者之间具备直接关联，也很可能因所涉金额极小而无法启动司法救济程序。故纳税人诉讼不宜定位为保护特定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制度，其根本目的毋宁是维护公共利益与法律秩序。这一理念明确地反映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个判决中：在1923年Frothinghamv．Mellon案中，法官以“纳税人……在国库资金中的利益……相对微小和不确定，（被诉行为）对未来赋税之影响也极为遥远、波动和不明确”为由，否定了原告诉讼资格①。而1968年Flastv．Cohen案中，法院则以被诉行为违反宪法政教分离原则而非侵害财产权为由判决原告胜诉②。其他国家纳税人诉讼制度设计也体现出这种公益属性：如英国纳税人若要提起纳税人诉讼，必须以总检察长为原告，其自身居于告发人之地位③。因为只有总检察长能够代表公众提起诉讼以倡导公众权利，阻止公共性不正当行为［9］。（三）纳税人诉讼存在法律限制。虽然纳税人诉讼制度具有公益属性，但为防止引发“全民诉讼”或危及权力分立原则等消极后果，各国针对纳税人诉讼也设置了一些法律限制：1法定程序限制。如在美国纳税人须在穷尽救济途径后方可提起诉讼，以免法院过早介入徒增诉累。此外，在已经确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各州中，还有田纳西等几个州要求纳税人首先向州总检察长提出申请［10］。日本住民诉讼则具有法定前置程序，纳税人起诉前必须首先向监察委员会提出请求，对监察委员会处理结果不服方能起诉。2原告资格限制。即要求原告与被诉财政行为具备一定的利益关联。在美国，联邦与各州对此采取了不同做法：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保守主义态度，注重限制原告诉讼资格；各州较联邦而言远为宽松，纳税人很容易取得原告资格④。在法国，越权之诉虽然是“对事不对人”的客观诉讼，但也非完全不考虑当事人是否具备主观利益［11］。例如，中央政府的财政行为就被认为与纳税人利益关联太过遥远而禁止纳税人提起诉讼。日本对原告资格的规定最为宽松，仅要求原告为“住民”，即居住于市町村内的居民，甚至还包括外国住民［12］。3被告层级限制。前述四国中只有英国允许对中央政府财政违法行为提起诉讼［6］146－154。法国与日本均禁止纳税人将中央政府作为被告。美国以Flastv．Cohen一案为基准，仅允许联邦纳税人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与自身权利相关的联邦财政行为作出挑战［13］，且实践中联邦法院对这类案件进行了严格控制，几乎将所有针对联邦财政行为的纳税人诉讼都拒之门外（见表一）。（四）纳税人诉讼制度有良好实效从实践来看，纳税人诉讼制度发挥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纳税人诉讼被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频繁适用［14］，财政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扼制；另一方面，纳税人诉讼不仅有助于防止财政流失，还挽回了大量财政损失。例如，日本仅1995年因住民诉讼迫使公务员所返还的金额即达到“北海道约76亿、福岗县约64亿、秋田县约44亿、宫城县约5亿8千万、新泻县约7千万、东京都约7亿2千万、琦玉县约22亿、山梨县约43亿、和歌山县约13亿、三重县约7亿1千万。另有青森县、福岛县、岛根县、冈山县等也作了返还。”［15］

三、纳税人诉讼制度的宪法功能

我国需要建构完善的纳税人诉讼制度，是基于财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更重要的原因则在，能够为我国宪法建设提供不可忽视的动力与保障。（一）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纳税人诉讼具备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功能：一是保障公民对已缴税款的合法权利。税款使用之决定权是纳税人不可剥夺的宪法性权利［16］。税款所有权转移须以纳税人享有税收使用权为前提，以防止税款使用背离原初征收目的，确保税收具备宪法上的正当性。从信托理论来看，“公共资金或财产信托，公职人员被视为受托人，任何违背信托原则的行为都将受到纳税人的指控。”①依衡平法，“委托人背信弃义是不道德的，受益人得不到相关财产利益是不公正的，……故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17］无论基于何种理论，财政违法行为都是对财产权的侵害。二是保障公民对未来赋税的合法权利。在不压缩公共服务范围与质量的前提下，财政违法行为往往造成支出非法膨胀，加重公民未来赋税负担。这些额外负担缺乏法律依据，应属违法。但立法与预算均不能准确甄别特定支出膨胀是否系财政违法行为导致。此时，纳税人诉讼凭借其个案监督优势，成为保障公民未来赋税合法权利的重要补充。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实现公民平等权：在财政收入维度方面，税收平等权是平等权在税收领域的具体化，也构成了税收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租税系无对待给付的法定债之关系，租税负担之正当性，只能从负担的平等性得之。”②纳税人诉讼是抑制征收机关少征、不征或以其他非法形式减免第三人税款等违法行为的一条法律途径。在财政支出维度方面，如果税款使用背离平等原则，那么税款征收即使是平等的，也毫无意义。纳税人诉讼制度允许公民就此寻求司法救济，促进财政支出中的公民平等权。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维护公民自由。如果承认公民会根据对成本和收益的事先估算来决定其行为，那么，也应当承认税收宏观调控对公民行为自由具有间接作用。这种间接影响既可以从促进公民自我实现，也有可能成为公民自由的潜在威胁③。因此，“租税之征收，其本身即隐含扼杀个人自由之危险，……公权力借由税课行为而无孔不入，成为法治国家不设防之侧翼。”［18］甚至有学者认为“税捐立法者应当回归自由权保障的基本原则，废除税捐优惠与税捐诱导措施。”［19］另一方面，税款不当使用也有可能对公民自由造成影响。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lastv．Cohen”案以及日本最高法院在“爱媛县玉串料诉讼”中［8］，均认定政府对特定宗教予以资金支持，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进而侵犯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若能以司法权检视财政权，对公民自由权利保障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二）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制约政府财政权力。针对公权力行为的诉讼具有公权力制约作用［21］。目前，我国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制约主要依靠三种方式：一是财政立法制约，即依照权力法定原则，通过立法限定财政权力的主体、内容、形式、程序以及边界等具体要素；二是预算制度制约，即经由年度预算与决算审批程序，将政府财政权力限制在人大划定的范围之内；三是财政监督制约，主要包括审计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多种具体形式，其目的在于对政府财政权力运行过程施以动态监控。然而，实践中有悖于财政法治原则的现象仍屡见不鲜，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财政行为具有动态与灵活的特点，立法与预算制度却是相对静态和僵化的，难以确保财政行为不脱出其预设之轨道；另一方面，动态的财政监督又因为未能与责任追究及司法审查等相关法律制度有效衔接，故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流于形式。可以说，司法审查缺位导致我国财政权力制约的制度链条在最末端环节被截断。纳税人诉讼对财政权力的制约作用至少体现于四个方面：第一，纳税人诉讼是针对具体、个别的财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具有动态性和灵活性，能够有效弥补立法与预算制度的先天不足。第二，纳税人诉讼赋予政府对争议财政行为合法性加以证明的义务，若政府未能履行该义务，争议财政行为将被判定为违法并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第三，现行体制下，即使公民认为财政行为违法，亦只能向有权机关举报，并由后者决定是否对争议行为予以审查，且在审查过程中公民是否享有举证质证、言词辩论、委托人等权利均不明晰，公民监督效果极大弱化。纳税人诉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民财政监督权与诉讼权相结合的产物，公民在行使财政监督权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援引司法权对抗政府财政权，以达到最佳权力制约效果。第四，依据审判公开原则，纳税人诉讼必然打破争议财政行为合法性探讨的狭小空间，将其引入更加广泛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开性无疑更有利于形成对财政权力的制约。（三）纳税人诉讼制度有助于促进民主建设。对于那些“试图治愈国家所患恶疾的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public－mindedcitizens）而言”，纳税人诉讼制度是他们“真正能够获得的更加有效的工具”［21］。由于主要用于维护特定公共利益与法律秩序，纳税人诉讼制度也仅对那些富于公共意识的公民才具有实际意义和被运用的可能。公民基于与自身利益关联甚微的“公共意识”向财政违法行为发起挑战，在政府看来完全是“多管闲事”。法律之所以肯定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纳税人诉讼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民主权利的具体形式。民主权利除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外，还广泛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监督权、参与权以及由人民主权原则推衍出来的其他权利。纳税人诉讼制度集中体现了公民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督权和参与权：一方面，纳税人诉讼通过对财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达到监督效果。早有学者指出，纳税人诉讼“是对政府法律控制的工具，如果缺乏个体纳税人的审慎监督，这种法律控制很可能将形同虚设。”①另一方面，纳税人诉讼表明公民对特定财政行为持有异议，属于纳税人“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日本最高法院即长期持此观念②。因此，监督、参与等民主权利为纳税人诉讼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支持。但纳税人诉讼制度也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消极地位：纳税人诉讼制度一俟确立，便意味着公民获得了行使其民主权利的一条全新途径，从而进一步避免民主权利沦为纯粹“纸上的权利”。因此，“设立纳税人诉讼可以确保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的实现。”［22］纳税人诉讼制度的民主功能在我国当下极具现实价值。虽然我国《宪法》有多款条文规定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具体制度支撑，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例如，2006年，湖南农民蒋石林以纳税人身份起诉常宁市财政局超出预算购置汽车的行为违法，在纳税人诉讼制度尚未确立的情形下，原告起诉的法律依据直接源自宪法规定的监督权。然而，由于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法院只能裁定不予受理，以致原告监督权在实质上被架空。蒋石林案不仅印证了“无救济即无权利”，更加凸显出我国公民行使监督权、参与权等民主权利时所处的尴尬境地，纳税人诉讼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摆脱这一困境。

摘要：宪法学教学应以培育学生宪法意识为根本目标，但在教学实践中受到教学内容和形式的阻碍，使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诸多的困难。为此，本文以提升宪法学教学效果为研究目的，在了解和分析宪法学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培育宪法意识下宪法学教学创新对策，以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的帮助和借鉴。

关键词：宪法意识；宪法学；教学创新

宪法学作为入门级别法学课程，对宪法学知识的学习利于学生进入法学领域，形成完备的法学意识和能力。但受到传统教育环境的影响，宪法学教学实践还存在局限性和盲目性的问题，导致学生在学习宪法知识后，宪法意识仍旧淡薄。这就需要教师积极探索全新宪法学教学方式，以培育学生宪法意识为根本，实现培养法学人才的目标，为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贡献力量。

一、宪法意识的构成

（一）权力意识

宪法意识作为指引学生个体思想和行动的一种认知，对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是宪法学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政策下，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和遵守维护宪法的义务，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宪法学实践教学中，要想完成全新的教育目标，就需要了解和把握宪法意识的范畴，并将宪法意识贯穿于人才培养始终，实现宪法学教学效果的最大化。在宪法意识中，权力意识作为正确行使公民权利、认知法律机构依法行事其权力、处理权力和权利之间关系的依据，是宪法意识的重要构成。根据《普通高等院校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对宪法意识培育的要求，学习宪法知识的学生应更全面地理解法律责任，以及与自身相关的职业宗旨。宪法中所规定的“主权”，主要是指要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力，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应全部归属于人民。国家公职人员要以人民利益为主，在工作中应服务和奉献于人民，树立起良好的服务和权力意识。党中央明确指出：“权力作为双刃剑，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能够为人民创造福利，而在法律规定范围外行使权力，则会为人民和国家带来损失。”由此可见，以培育宪法意识为基础，宪法学教学创新具有必要性。

内容摘要：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府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矫正市场缺陷。政府同样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会出现失败。把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结合起来，也不能保证两者的结合就是优势互补而不会缺陷叠加，而且把市场与政府结合起来的方式也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治经济，它迫切需要良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来克服市场缺陷、政府缺陷以及市场与政府结合方式上的缺陷，法治是市场与政府之外能够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第三动力。

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引发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宪政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但法治进程相对滞后，经济增长缺少稳定的宪政制度支持，甚至不时受到某些过时的宪法条款的掣肘。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学理论受学科壁垒、各自为政的科教体制影响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长期束缚，正变得日益贫乏、狭隘和僵化，不仅无力解答中国宪政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在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21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必须实现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的转变、从阶级冲突到利益协调的转变、从政治宪法到经济宪法的转变，才能走向成熟，为中国宪政现代化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因此，建构经济宪法学理论，不仅可以促进宪法学自身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协调经济增长与宪政发展的关系，保持经济现代化与宪政现代化同步进行也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经济宪法与宪法经济

经济宪法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德国的经济法理论，是国家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产物，与人们对市场缺陷的强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弗莱堡学派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德国学者弗兰茨。伯姆（FranzBoem）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如财产权保障、契约自由、企业经营自由、选择职业自由、限制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化的原则等等。德国行政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舒伯（ErnstRudolfHuber）区分了形式意义上的经济宪法和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宪法，认为前者是指在宪法上已经全面或概括列举的经济宪法，后者则是实际上与财物、劳力、企业经营秩序等有关，并随时规制它们的交互作用与整体功能的最高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德国经济法学者林克（Rinck）提出，经济宪法是指“国家为了确定经济自由的范围，施行监督或经济统制，作为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与宪法规范”。[1]同时，德国经济学界在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中也比较重视对经济运行的宪法与制度环境分析。可以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宪法的概念始于经济法学，实际上就是根本经济法，最初是为政府权力的全面扩张服务的。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国家获得了全面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和限制国家经济权力的经济宪法也就应运而生。

英美法系不承认经济法的存在，法学家们并不关心经济宪法的问题，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法问题首先是从经济学家们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等人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与宪法问题，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研究范围方面，如果说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既定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下的经济选择，那么公共选择就是研究约束人类经济和政治选择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结构本身。在研究方法上，正统经济学把市场上的经济人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把政治决策的官员们看作无私的圣人，公共选择学派坚持政治研究与经济研究在方法上的一致性，认为在市场上自利的经济人在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或官员时，其自利的品格和本性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掌权者滥用其政治权力去促进特殊利益是“事物的自然趋势”。[2]经济政策好坏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或政治家的行为，而在于对政策制定与政治过程的规则约束。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由于公共选择学派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决策，并特别注重对政治决策的宪法约束，因而又有“新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宪法学”之称。

大陆法系的经济宪法是一个实证性的概念，突出了规范经济运行的根本法规则；而英美法系的宪法经济则是一个思辨性的概念，强调了宪法和政治运行中的经济原理。在我国，经济法曾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备受青睐。但由于概念不清，公私混淆，不仅对民商事法制建设形成干扰，对宪政建设也造成了冲击。笔者认为，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存在的，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一部分可归人经济行政法，另一部分是经济宪法，传统的经济法概念应当抛弃。我国经济宪法应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宪政过程的经济原理、原则或观念；其次，它是一种规范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根本法规范；最后，它是—种宪治经济的现实状态。因此，经济宪法学就是研究经济宪法的原理、规范与实践的交叉学科。

内容摘要：任何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性观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单位的个体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是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宪法学只能接受一个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放弃对制度完美性的苛求。

主题词：宪法学，方法论，稀缺性，个体性，理性

无论人们能否自觉意识到及是否明确表达出来，宪法学理论是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性观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这些或明或暗的前提即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即理论对自身的自觉审视。明确阐释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宪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主要包括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体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等。

一、资源的稀缺性

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资源的稀缺性。

上帝已于昨夜悄然离去，把人类孤独地遗弃在冷落、无情而空虚的宇宙之中。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人不过是天涯过客，他的灵魂将随着肉体的死亡而随风飘逝。更让人痛心的是，宇宙可能是一个耗散结构，随着热能的耗散，不再有今夜星光闪烁，不再有明天的太阳升起，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将消失在均匀辐射的热寂之中。“人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是被创造出他来的各种力量所抛弃的。他无父无母，全知和仁爱的权威既不援助他也不引导他，他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靠自己有限的智力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摸索自己的出路。”[1]宪法学必须接受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抛弃一切关于世界意义与人类使命的说教。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主宰，物质世界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贪婪而存在的。茫茫宇宙，生命的形成纯属偶然，人的出现更属难得的幸运。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以物质世界的主人自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安排它的秩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到近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种种荒谬绝伦、贻害无究的乌托邦幻想，都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估计过高的结果。

摘要：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中存在内容深度不足、宣传形式单一、工作队伍力量薄弱等问题，常态化机制亟待建立。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利用“三位一体”办学平台开展宪法学习宣传，进一步丰富宪法学习宣传的内容，增强学习宣传的多样性，构建专兼职的学习宣传队伍，建立学习宣传的常态化机制，以提高宪法学习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关键词：三位一体；宪法学习宣传；宣传队伍；常态化机制

“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为全社会尊崇宪法、学习宪法指明了方向。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为深入贯彻落实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工作的战略部署和河北省委、石家庄市委相关会议精神，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依托教育资源平台，奠定了推动学院内外各领域共同担当的基础，形成了宪法学习宣传的格局。

一、“三位一体”开放办学进行宪法学习宣传的优势及经验

学院（原石家庄大学）创建于1984年，是河北省重点建设的示范性高职院校。1996年，“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大学”“石家庄地区广播电视大学”并入学院。2015年10月，“石家庄社区学院”和“石家庄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在学院挂牌成立，这标志着学院以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体，以广播电视教育、社区教育为两翼的"三位一体"开放办学格局形成。学院坚持“三位一体”开放办学，致力于高职教育、开放教育和社区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宪法学习宣传提供组织保障。学院以高职教育为龙头，以40个二级学院为支点，以协会组织、单位为依托，以四级网络为渠道，多方合作，融合发展，为宪法学习宣传提供了组织保障。学院充分利用石家庄社区教育网、石家庄社区教育微信公众号、河北省终身学习在线石家庄站二级平台等线上社区教育平台，实现了社区居民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人人皆学的目标，为宪法学习宣传提供了支撑和保障。学院还成立了“宪法学习宣传领导小组”和“宪法学习宣传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学院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统筹规划。2018年9月17日，石家庄社区学院宪法教育学院成立，这是全国首家社区宪法教育学院，充分利用社区税法学院推广税法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宪法宣传教育品牌建设，为宪法学习宣传提供强有力的机构保障。以“三位一体”开放办学为依托，学院采用了多种形式进行宪法学习宣传。一是在校园内普及宪法学习，通过专题讲座、宪法知识竞赛、宪法宣誓、发放宪法知识宣传册、集体诵读等活动，实现了对在校师生普法宣传全覆盖。马克思主义学院把课堂作为主阵地对学生进行宪法教育活动，依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两门课程进行嵌入式宣传。二是充分发挥社区二级学院的优势，做到宪法普及“七进”———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和进网络，真正使宪法走进社区、嵌入生活。三是学院充分利用专业优势，编写全国首册以社区居民为学习对象的《社区宪法教育读本》，读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贴近普通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

二、宪法学习宣传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