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修改范文10篇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一部良好的宪法是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的前提。根据时势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八二宪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型塑我国宪政秩序的首要法律文件。十六大报告的诸多理论创新，使宪法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宪法成为社会发展、法治宪政建设的引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通过部分修改的方式，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一、宪法修改的价值

在宪政思潮波及全球，各国竞相重视宪政建设的今天，宪法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法治的核心是宪法价值的维护，即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作为社会秩序正当与否的基础，赋予宪法以普遍的约束力”。[1]宪法权威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灵魂。法治理念谋求“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2]，而法治与人治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法律与个人（或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3]在政治社会，对法律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公共权力执掌者的个人恣意。孟德斯鸠不无先见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法律至上首先要求法律支配权力。“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5]宪法正是授予政府权力的法案，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1法令”，宪法是政府权力产生的合法性依据，“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无权的权力了”。[6]因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想，离开了宪法权威至上只是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的‘法治’应该是‘宪法之治’，而不应该仅仅是一般的法律之治”。[7]进而，法治这一目标演化成这样一组命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宪法是型塑一国法治秩序的首要文件。

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修改，就无法保持宪法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与此同时宪法规范必须具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8]易言之，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立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从一国宪政实践的逻辑时序来看，人们的宪法观念和宪政信仰决定着该国规范宪法的内容和样式，并赋予规范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化的强大动力。当一国宪法规范反映了该国人民宪法观念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时，必然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则反过来使宪政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积淀不断加层，进而赋予宪法规范崇高的至上性。但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明显不符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抑因素时，其稳定性只会有损其权威。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是刚性宪法还是柔性宪法，都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变革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9]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看，宪法会面临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革价值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故此，要确保宪法权威的确立，必须在宪法规范稳定性价值与社会变迁的价值追求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有机平衡。从社会心理来看，在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人们更偏好后者。的确，法令多改，权威不立，没有权威，便无效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性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10]因此，从根本上讲，维护宪法权威，实现法治秩序，首先要确保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

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通过科学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法变迁主要通过立法方式、宪法的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文字的自然变更等途径来实现。[11]对于成文宪法国家来讲，宪法修改是宪法变迁的重要途径。

在今天的中国，宪法修改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宪法与市场经济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但这种互动关系并非一种均衡、直接的对应关系。从宪法和市场经济的特性来看，宪法与市场经济的不和谐是这种不均衡互动关系的应有之义。[12]法律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法律规范框架中有着某种僵化性，使法律变革常常落后社会改革，还可能发展出对社会生活的过渡控制的倾向。[13]宪法同样如此。而市场经济则无时不处在变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竞争乃市场经济的本质。作为发现新知识过程的竞争[14]，使我们的认知殿堂不断发生革新，进而冲击宪法的稳定性。另外，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中挣扎而生，远比不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我们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为国家的目标之后，必须创造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条件，宪法的引导作用对这一体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宪法不能长期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当今中国这个法治和市场经济后生发国家，宪法修改当然地获得了建构意义上的更高价值理性。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时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15]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并不是僵化的历史文件，她始终处在活水长流的发展之中。也正是自八二年以来的三次宪法修改，使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的权威，[16]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一、关于修改宪法的理由

目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的国家都会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专门的宪法修改程序，或者直接将宪法称之为“永久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修改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是毋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不会明确地说，修改宪法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修改宪法。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为了弥补宪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用一个词概括来说，就是“拾遗补漏”。因为实际的社会瞬息万变，再高明的立法家也无法预料十年后或者五十年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面貌，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和冲突又将如何变化。为了适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宪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之必要性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但是这两点理由果真就是修改宪法的最适合的理由吗？笔者认为，修改宪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以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这里的价值目标包括几个层面，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法律方面的目标。当依照现行的宪法所涵盖的指导人们实践的一些规程无法达到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或者最高价值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会有两种结果的出现。一种结果是对宪法进行修改，另一种情况是对最高价值目标的修正。举例来说，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共同纲领》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国家对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笼。而到了1975年，“左”的思想肆意横行和泛滥，国家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重点，因此，1975年宪法可以说是宪法规定与最高价值目标不重合导致修宪的典型产物。再从宪法具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看，现在普遍认为修宪时应当增设的“迁徙权”，为什么会在1954年的宪法里规定有这一条而1982年宪法却没有呢？是因为1954年时我国实现“迁徙权”有现实的基础而1982年却没有呢？不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1954年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模式下公民可随意选择定居地，是一种追求和向往，而1982年制宪时却认为迁徙权只会导致国家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宪法里规定某一项内容时，并非就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是在宪法里要反映人们的最高价值目标。再如现在很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宪法中增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公民应当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是公民的财产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去考虑，只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种推理的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否都是合法财产呢？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去保护非法的财产呢？第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当算是一种最高的价值目标，一旦这种价值目标与现行宪法规定不重合时，就必须对宪法予以修改或者对最高价值目标进行修正。而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某个时期并非都是正确的，当错误的价值目标被写进宪法，只会导致混乱的产生。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宪法修改的深层次原因不是要对宪法进行“拾遗补漏”，而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而宪法修改的前提就是要审视这种最高价值目标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适当的修改不如不修，而错误的修改则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严格宪法修改程序的对象应该包括宪法性法律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宪法修改，仅仅停留在修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上。即通常据说的严格限制修改宪法、规定宪法修改的主体、程序等一系列内容都只是针对1982年宪法的。笔者认为，严格宪法修改的程序，不应只针对1982年宪法，还应包括宪法性法律。对这些宪法性法律的修改，亦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将它们放在同1982年宪法同样的高度来对待。笔者认为主要的理由有：

（一）根据一般的理解，我国宪法的源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单就宪法性法律而言，它们的效力层次如何定位？是等同于一般的法律，还是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典或者说等同于宪法典？我们说，规定法律的效力层次，主要目的不在于给法律排座位，评判谁优谁劣，而在于解决一部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内容上的冲突与不协调，以哪一部法律为准则来解决这种冲突和不协调的问题。基于法律的效力层次而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要审查或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虽然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极少，但毕竟这一问题日渐凸现，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而这里所说的是否合宪中的“宪”是不是单纯的指宪法典呢？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解释，包括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及其他宪法规范。目前我国的宪法性法律有国籍法、选举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虽然它们和宪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各自分工不同，后者主要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前者则规定了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重要的原则，但二者所规定的内容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对其他法律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二者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是平等的。

（二）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遵循严格的程序。因为如前所述，宪法性法律规定了国家重要的制度和原则，对其修改看不重要，实则会隐性地在某些根本性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我国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如将省级人大与全国人大农村与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改为“四比一”；乡镇选举委员会交上一级人大常委会领导等。立法机构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这了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而如果频繁地对宪法性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即使立法或修改意图是良好的，有时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如我国宪法规范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之取得是依据宪法和国籍法等法律的。我们不能说这两部法律中，哪一部的规定就不重要。而如果对《国籍法》中取得公民身份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有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公民身份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其公民权利的实现。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对宪法性法律进行修改，而影响到了宪法的作用。因此说，应当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进行严格的限制。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一部良好的宪法是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的前提。根据时势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八二宪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型塑我国宪政秩序的首要法律文件。十六大报告的诸多理论创新，使宪法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宪法成为社会发展、法治宪政建设的引擎，通过部分修改的方式，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的理性选择。当前应将修宪的重点放在公民权利部分，特别是完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体系。

关键词：法治宪法修改公民权利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一部良好的宪法是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的前提。根据时势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八二宪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型塑我国宪政秩序的首要法律文件。十六大报告的诸多理论创新，使宪法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宪法成为社会发展、法治宪政建设的引擎，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通过部分修改的方式，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一、宪法修改的价值

在宪政思潮波及全球，各国竞相重视宪政建设的今天，宪法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法治的核心是宪法价值的维护，即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作为社会秩序正当与否的基础，赋予宪法以普遍的约束力”。[1]宪法权威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灵魂。法治理念谋求“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2]，而法治与人治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法律与个人（或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3]在政治社会，对法律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公共权力执掌者的个人恣意。孟德斯鸠不无先见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法律至上首先要求法律支配权力。“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5]宪法正是授予政府权力的法案，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1法令”，宪法是政府权力产生的合法性依据，“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无权的权力了”。[6]因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想，离开了宪法权威至上只是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的‘法治’应该是‘宪法之治’，而不应该仅仅是一般的法律之治”。[7]进而，法治这一目标演化成这样一组命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宪法是型塑一国法治秩序的首要文件。

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修改，就无法保持宪法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与此同时宪法规范必须具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8]易言之，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立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从一国宪政实践的逻辑时序来看，人们的宪法观念和宪政信仰决定着该国规范宪法的内容和样式，并赋予规范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化的强大动力。当一国宪法规范反映了该国人民宪法观念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时，必然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则反过来使宪政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积淀不断加层，进而赋予宪法规范崇高的至上性。但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明显不符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抑因素时，其稳定性只会有损其权威。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是刚性宪法还是柔性宪法，都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变革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9]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看，宪法会面临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革价值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故此，要确保宪法权威的确立，必须在宪法规范稳定性价值与社会变迁的价值追求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有机平衡。从社会心理来看，在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人们更偏好后者。的确，法令多改，权威不立，没有权威，便无效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性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10]因此，从根本上讲，维护宪法权威，实现法治秩序，首先要确保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

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坚持改革开放”写入宪法，2018年宪法修正案又将“改革”写入宪法序言，将其明确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一。这一变动不仅宣示了国家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的决心，也反映出我国宪法的“改革宪法”属性。回望我国宪法的修改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宪法的修改与改革开放具有强烈的正相关性，二者既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又统一于宪法权威性的树立。

一、改革开放与宪法修改的相互促进性

（一）改革开放是宪法修改的动力源泉与核心价值。1.私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1988年修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化，我国在1988年进行了宪法修改，明确了非公经济的法律地位和土地的可出让性。2.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目标的明确推动了1993年修宪。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与宪法关于“实施计划经济”的规定产生了直接冲突，进而推动了1993年宪法修正案的诞生，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修改了一系列相关性规定。3.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推动了1999年修宪。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这就对政府实行依法治国提出了要求。本次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纳入宪法，并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改革目标。4.新世纪的新经验、新任务推动了2004年修宪。2002年党的十六大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次修宪不仅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纳入宪法，还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提升到宪法高度，并完善了土地征收、社会保障、紧急状态等一系列制度。5.改革开放的深入促成了2018年修宪。改革开放的深入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党和国家的事业又有了许多新的重要变化。2018宪法修正案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明确其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指导作用。同时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也进行了修改。（二）宪法修改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并发挥引领作用。1.宪法修改及时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熟经验。我国宪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不论是宪法政策性规定的变化，还是经济制度的变化，都是对上一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科学总结。2.宪法修改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高法律效力保障。宪法修正案一方面将改革成果纳入宪法规定，另一方面将“改革开放”直接写入宪法文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高法律效力保障。3.宪法修改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体现在宪法文本中，使宪法的内容符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升了宪法的权威性，同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明确化，有助于宪法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最高引领作用。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与宪法修改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是宪法修改的动力源泉与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宪法修改及时总结了改革开放的成熟经验，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并发挥引领作用。

二、改革开放与宪法修改统一于宪法权威性的树立

（一）宪法的修改理念、原则与方式有利于宪法稳定性的维护。首先，基于对宪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尊重，我国形成了“审慎修改、循序渐进”的宪法修改理念。在1993年修改宪法时，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指出：“这次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此后数次宪法修正案都坚持了这一理念，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宪法的稳定性，实现了宪法适应性与稳定性的协调发展。其次，我国的宪法修改原则有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我国的宪法修改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地位原则，有助于克服宪法修改中视野的局限性和利益诉求的复杂性，使宪法修改能真正反映民意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需求。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凝聚民意，民意的广泛性与多元化也有助于宪法稳定性的维护。第三，坚持部分修改、逐步修改原则，这种修改方式有利于宪法的稳定性、连续性。最后，在宪法修改方式上，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宪法。宪法根本大法的地位要求其具有严格的修改程序。这有助于从程序上限制宪法的频繁修改，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二）宪法的稳定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提高。1.从宪法修改频率来看，宪法的修改频率在降低。从1982现行宪法实施，到目前我国进行了5次宪法修改。前4次宪法修改的间隔维持在5年左右，但第4次与第5次修改的间隔长达14年。充分说明我国宪法在逐步走向完善，宪法的稳定性在逐步提高，因为一部稳定的、合理的宪法是不需要频繁进行修改的。2.从宪法的修改内容来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趋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从宪法中关于经济制度的条文修改来看，五次宪法修改主要涉及经济制度条文修改的分别是2条（1988）、6条（1993）、4条（1999）、3条（2004）、0条（2018）。这种数量上的变化，反映了在经济制度领域，我国宪法的稳定性在逐步提高。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条文数量在大幅上升，标志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3.公民宪法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宪法稳定性的维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尊重和信仰宪法的意识不断提高，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的角度看，公民宪法意识的增强有助于维护我国宪法的稳定性。三、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与宪法修改2018年宪法的修改表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在新的改革背景下，我们应该在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宪法修改的基础上，吸收宪法修改过程的经验教训，提升宪法修改技术，使宪法稳定性与适应性实现协调发展。1.要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宪法修改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要求我们正确面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某些变化，即使其与宪法不一致，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违宪而停止改革的进程，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要求的变革我们都应鼓励其进行实验，引导其成长。同时，在改革进入成熟期时，当成熟的经验符合“制度突破—推行全国—党的理论—宪法文本”的逻辑时，应将其上升为宪法规定，及时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巩固改革开放成果，指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2.要坚持我国宪法修改的基本理念、原则与方式。宪法的发展历程表明它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和发展性。我国应坚持“审慎修改、循序渐进”的修改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修改中的领导作用，坚持依法修改、民主修改、部分修改的宪法修改原则，严格遵循宪法修改的法定程序，在政治、社会、经济的变革过程中维护宪法的稳定性。3.要发展完善宪法变迁的新方式。我国的宪法变迁主要采取宪法修改的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作出过正式的宪法解释。在我国宪法修改仍较为频繁的情况下，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职能，不仅能够降低宪法修改的频率、及时回应改革开放实践、节省经济社会成本，对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也大有裨益。4.要不断提高宪法修改的技术水平，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使宪法修正案具备前瞻性、指引性。首先，对于变化频率较大的制度性规定，要使之宽泛化、原则化，减少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的不适应性，为宪法解释提供空间。其次，要提高宪法修改的科学性、前瞻性，以减少修宪频率，增强宪法的稳定性。最后，要健全民众参与宪法修改的机制。

作者:孙诚钰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宪法修正案方式与其他宪法修改方式的比较

关于宪法的修改方式，世界各国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全面修改和局部修改两种，当然亦有学者提出了“无形修改”［6］(P407)一说。全面修改只有在宪法规范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实际时才进行的一种修改，比如五四宪法的修改。部分修改是指宪法修改机关根据宪法修改程序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或变动的活动。也就是在宪法小部分内容落后于社会实际或不符合社会实际时进行的修改。宪法的部分修改主要有三种具体方式［7］(P406):第一种是以决议的方式将修改后的条文替代原有条文，修改之后，重新公布宪法;第二种是以决议的方式直接废除宪法条文中的某些规定，修改之后也需要重新公布宪法;第三种方式是以宪法修正案方式增删宪法的内容。经过仔细比照可以发现前两种方式中宪法的原条文已有改变，有学者称之为“原文修正式”［8］(P419)。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主要区别是宪法修改机关通过或者批准整部宪法并重新予以颁布，宪法修正案方式与全面修改的比较实际上就是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比较，加之中国主要采用部分修改，此处主要对部分修改的方式进行比较。修正案方式与原文修正方式相比较具有以下优点:(一)修正案方式更好的维护了宪法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了宪法的权威性。由于宪法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宪法的稳定，故而宪法的稳定性非常重要。从法理学角度分析，法律的稳定性是法的规范性的体现，为了更好的体现宪法的规范性价值，当首选“宪法修正案”方式。“原文修正”方式虽然能使宪法保持一种单一完整的文本外观，但实际上却无法像修正案的方式那样充分体现宪法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以宪法修正案方式可保持宪法原文的完全不变，这既体现了对过去制宪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也体现了对民众追求自由民主过程的纪念，更能强化宪法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和尊严。而在“原文修正式”下，宪法原的条来的条文被改变和删除，容易使人们质疑宪法的至上性，不利于宪法权威性的树立。(二)修正案方式能够完整的反映宪法的发展历程。若想了解一国宪法发展史，通过分析一国宪法修正案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制定时的原貌，也可以看到修改的时间与内容，从而充分了解我国立宪主义的根本精神和发展变迁。而在“原文修正式”下，我们只能看到宪法的最新内容，这样宪法的发展历史就无法得到反映。(三)修正案方式能够更好的反映我国宪法修改技术的进步。八二宪法颁布以来的30年，我国宪法修改的频率、幅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内容涉及到宪法序言、宪法总纲、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各个方面。这一方面说明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相当快，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宪法修改技术进步的体现，因为若没有一定的技术支撑，很难有如此规模与频率的修改，而在原文修正式下是很难看清这一进步与变化的。

修正案方式的进一步优化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以来，采取了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一方面这种方式有利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比其它修改方式更具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与世界接轨的方式，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应当说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现有的修正案方式上止步不前，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季卫东曾说过的那样“现代法的特点是可变的，甚至是求变的。”所以修正案方式也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进。(一)修正案语言表述应体现法律性与逻辑性。修宪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大事，需要慎之又慎，所以对修宪的要求比修改一般法更高更严。这不仅体现在程序上，在文字表述与语言运用方面也值得注意。比如《宪法修正案》1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汇，就包含有浓厚的政治学或经济学色彩，其内涵连当前政治学、经济学中都没有定说，法学界定更属不易之举，显然，诸如此类术语是欠缺法律色彩的;其次在逻辑上分析，这里说到“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有与之对应的“非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非公有制经济定性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非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什么呢?倘若将其推断为公有制经济，则显然又与修正案14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的规定相冲突;最后，从修正案14条(修改后的宪法第6条)来看，国家是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私人所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来确认的，可是修正案16条(修改后的宪法第11条)却又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规定，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9］是否可以把他们即作为经济制度(内容)的组成部分，又作为经济体制(形式)的组成部分，是有待商榷的。(二)对宪法修正案内容的引用作出统一规范。宪法修正案的功能主要有三种:废除宪法原来的条框或者内容;变动宪法的规定;增补宪法的条款或者内容。这也具体化为三种情况:一是修改原来宪法文本中的内容，二是以后一个修正案修改原有修正案的内容，三是在宪法文本中增加新的内容。这里以第二种具体化情况为例说明修正案引用上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的王磊教授称此情况为“修正案修正修正案”。［10］比如宪法第8条关于集体经济的规定，先后经过1993年，1999年两次修改;宪法第11条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先后经过1988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宪法修改，这就涉及到如何引用宪法条文规定的问题。以宪法第11条的修改为例:如果就实质内容来看，应当引用第11条的规定，如果以宪法规范的存在形式来看，就必须引用为“根据宪法第11条，宪法修正案第16条和宪法修正案第21条”的规定。但是，从2004年修改宪法的实际表述来看，并没有提到第16条修正案，而是直接针对宪法第11条第2款进行的。这样的修改宪法方式就意味着宪法修正案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宪法规范的价值，只有宪法正文部分才具有规范效力。［11］所以，对已经修改过并且又经过修改的宪法条文如何引用必须在实践中作出统一规范，比如胡锦光教授就提出:修正案应该可以作为独立的条款予以引用。［12］(三)宪法修正案通过的方式有待改变。从八二宪法颁布至今，一共通过了31条修正案，分别是1988年的2条，1993年的9条，1999年的6条和2004年的14条，由于每一次修正案都是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性投票表决而非逐条投票表决通过的，故通常将修正案表述为“四次修正案”。也就是说不管是1988年的2条修正案，还是2004年的14条修正案都是一次性投票表决通过的。从表面上看，这种通过方式显得效率很高，可是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只重视效率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其质量，因为每一条宪法条文都牵涉到不同的利益群体。当修正案条数较少时，此种通过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涉及到利益方相对较少。可当涉及到10多条时，就不得不分析这一通过方式存在的问题了。宪法中每一条款的变动都牵动着不同利益所有者的神经，因此宪法的修改必然为多数社会成员所关注。采用这种一次性投票表决通过的方式，当这些成员的代表面对如此之多的条文，难免出现赞成一部分内容，反对另一部分内容时到底如何投票的尴尬境地。所以在修正案条文较多时，这种一次性捆绑式的通过方式就不免产生许多问题，使得一部分成员的利益追求得不到真正体现。所以这一通过方式需要改进与优化，比如可以分类表决:也就是在涉及到较多条文时，可以根据指导思想、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不同内容进行分类，然后再表决。(四)明确宪法修正案的公布机关。宪法修正案经有权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通过以后，还须以一定方式公布，因为公布也是修宪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它在修宪程序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只有经过此环节，修宪的全过程才算结束。我国宪法未明确规定宪法修正案的公布机关，在实践中通常由全国人大主席团以全国人大公告的方式公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上的空白，可是从全国人大主席团的职责和性质来看，其并不适宜公布宪法修正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国家元首公布的方式，而在我国，法律案经过人大审议通过之后，由国家主席负责签署公布，宪法修正案的公布可以参照我国法律的公布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学习世界，走向国际化轨道的要求和体现。

八二宪法已经施行有30个年头。在这30年中，我国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以修正案方式进行了四次修改，总共通过了31条修正案。宪法修正案方式的选择，彰显出了许多优势，与其它方式相比，在维护宪法稳定性方面也更胜一筹，然而这种新方式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需要重视，唯有如此才能优化与改进宪法修正案方式，使其得到更好地发展，从而真正增强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本文作者：王秀才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现行宪法颁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之后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四次修改，共计通过31条修正案。对宪法的修改所采用的方式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宪法所秉持的基本态度、对是否真正选择宪法生活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宪法作为调整社会基本关系的法规范的基本态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选择。对现行宪法的修改方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宪法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有益于改进未来的修宪技术。

一、选择以“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之考量

自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行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分别于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次以整体修改的方式修改了前一部宪法；1979年、1980年两次以部分修改的方式修改了1978年宪法。1979年和1980年对宪法的部分修改采用的是决议的方式，即由全国人大先通过一个修改宪法的决议，再依据该决议对宪法文本的内容直接进行修改，并颁布一部全部内容为有效内容的正式的宪法文本。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修改之后重新颁布一部全部内容为有效内容的新宪法，区别仅仅在于修改内容的多寡。显然，在修改之后重新颁布一部全部内容为有效内容的新宪法，其优点是宪法规范的有效性十分明确。换言之，人们所看到的宪法文本上的内容均是有效的，无效的部分已经从文本中删除。但问题是，明确有效性的用意是什么？从积极的意义上说，采用这种修改方式便于识别有效的宪法规范，不需要运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宪法规范的效力作出判断，因而有利于宪法的实施。然而从消极的意义上说，重新颁布一部宪法意味着在直观上原有的宪法文本遭到废弃，甚至使人产生宪法内容“又一次”被改变了的印象。也就是说，经常颁布一部新宪法会破坏宪法的稳定性，损害宪法在社会成员心目中的神圣性和尊严感，进而不利于宪法的实施。因而，需要在社会变迁必须修改宪法的同时又要保持宪法的稳定性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与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1978年宪法的部分修改的方式不同，1982年宪法颁行以来的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采用的则是美国式的“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①关于采用这一方式修改宪法的原因，“1988年2月27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研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案时，彭真委员长提出：这次对宪法的修改采取修正案的方式，这是美国的修宪方式，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彭冲副委员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对实行这种修宪方式作了说明。采取这种方式，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从此，这一修改宪法方式被肯定下来”。②宪法学者在探讨此次宪法修改问题时，也认为采用修正案方式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③因此，修正案方式受到了各界的普遍认同。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的权威性是非常欠缺的。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认识，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是，我国宪法的稳定性不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3年中，除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外，宪法共进行了三次整体修改和两次部分修改，而美国在建国200多年的历程中没有对宪法进行过一次整体修改。因此，宪法的稳定性是保证宪法权威性的基本因素。在此认识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方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是非常正常的。同时，这一修改方式也表达了执政党希望通过保持宪法的稳定性而保证宪法的权威性的一种愿望；这一修改方式与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地位和表达的宪法精神是一致的。④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非常担忧宪法的权威性未得到充分体现。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现代以后，不同国家的人们都普遍选择了宪法生活，或者说选择了在宪法之下的生活，使社会保持了稳定、安宁的秩序，使人权获得了保障。宪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根基，是因为它承载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主流价值观。⑤也正因为这样，社会成员才将宪法奉为社会的最高法，必须依据其形成统一的秩序。换言之，必须依据人民在宪法中所认同和选择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统一的社会秩序，人民希望在宪法秩序之下以一种宪法生活方式生活。宪法的权威性如何关系着宪法所确认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否实现，关系着按照宪法所确认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统一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能否实现。保证宪法具有权威性的条件有许多，如民众的宪法信仰、宪法的有效实施、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的相适应性等。其中，民众的宪法信仰又是一个重要条件。而民众能否对宪法保持着信仰又决定于多种因素，如宪法所确认的价值观是否凝聚了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宪法诉求能否获得有效满足、民众的宪法权利能否获得有效保证、强大的公权力能否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等。由于宪法的超强稳定性保证了符合民众要求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定性，保证了民众所希望的社会秩序的实现，保证了民众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实现，因此，宪法的稳定性是培育民众宪法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当然并不是全部条件。执政党通过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并培育民众的宪法信仰，进而增强宪法的权威性。这种努力和愿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表明执政党并非将宪法单纯地看做一种政治宣言，仅能起到政治宣示的作用，而是希望宪法作为一种法规范能够起到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统制作用和基准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纯依靠修正案方式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做法并不能达到培育民众宪法信仰的目标。要使宪法在国家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去做，⑥即使是在培育民众的宪法信仰方面也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展开。因此，如果在增强宪法权威性方面仅仅停留在现有的修正案方式上止步不前，那么宪法修正案本身所能发挥的功效也是十分有限的。

二、以修正案修改宪法的方式之改进

基于上文所述的宪法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功能，我国已经采用的修正案这一宪法修改方式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改进。

[内容提要]宪法修改即修宪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是我国民主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现行宪法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社会发展，促进民主建设和实现宪政，通过修宪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理性的选择，也是我们开启宪法时代，实现百年宪政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修宪民主宪政财产权迁徙自由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解释制度

一、修宪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第119页）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2]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3]（第179页）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4]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只有7条，但宪法修改的相关规定便占据一席之地。随后成文宪法国家就相继效仿。在《世界宪法大全》一书上册收录的各国共80余部宪法中,就有6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主体、修改范围和程序等问题。”[5]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修改的宪法，“修宪”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价值，这也就是修宪的价值。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那么,什么是修宪呢？修宪,即宪法修改,是指在新的宪法产生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需要对宪法规范做出适当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修宪的对象是宪法规范,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变更宪法形式,如宪法规范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是宪法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内容可以通过修宪予以废除、改变或者增加。这也是当

今各国修宪的主要方面。从各国宪法创制实践看,修宪都以不改变原有宪法规范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制度条件为限。

[内容提要]宪法修改即修宪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是我国民主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现行宪法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社会发展，促进民主建设和实现宪政，通过修宪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理性的选择，也是我们开启宪法时代，实现百年宪政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修宪民主宪政财产权迁徙自由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解释制度

一、修宪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第119页）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2]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3]（第179页）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4]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只有7条，但宪法修改的相关规定便占据一席之地。随后成文宪法国家就相继效仿。在《世界宪法大全》一书上册收录的各国共80余部宪法中,就有6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主体、修改范围和程序等问题。”[5]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修改的宪法，“修宪”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价值，这也就是修宪的价值。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那么,什么是修宪呢？修宪,即宪法修改,是指在新的宪法产生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需要对宪法规范做出适当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修宪的对象是宪法规范,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变更宪法形式,如宪法规范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是宪法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内容可以通过修宪予以废除、改变或者增加。这也是当

今各国修宪的主要方面。从各国宪法创制实践看,修宪都以不改变原有宪法规范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制度条件为限。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宗旨，而不是为了独立而独立。作为一种实现司法公正的手段，司法独立只能是相对的，它必须符合一国的宪政制度；司法也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存在根本冲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宪法应当完全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并为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宪法空间。为此，对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进行适当的修改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关键词」司法独立，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法院制度，宪法修改

自1997年秋中共“十五大”首次在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来，我国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与司法改革的话题持续处于高温状态。但是，对于司法独立（注：本文中的司法独立是指审判独立，司法机关是指法院。但“司法”一词有时也依习惯在广义上使用。）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所牵涉的宪法修改，学界少有人涉足。（注：我们视野所及，见到的唯一一篇涉及修宪研讨的司法改革文章是刘作翔先生的《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2002年冬，中共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明确纲领，这预示着我国的司法改革终将从学术话语进入法律层面。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司法独立与现行宪法

现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应从两方面获得完整的理解。一方面，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既定的司法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而不受任何干涉。另一方面，司法独立也是国际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指人人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合格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注：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第10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项以及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Singhvi先生就此强调指出：“法院的独立和中立与其说是法院出于它本身的考虑所享有的特权，不如说是法律消费者的一项人权。”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然而，不论从哪一方面理解，司法独立的核心都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为人们通过法律实现正义提供制度前提。因为司法独立的本质，就是让已经制定的法律“独立地”评判是非，而不为任何外在的强力与意志所扭曲。

司法独立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首先，司法部门是国家政权体系中力量最为弱小的机构，它既无财权，又无军权，而只有判断，这就使其极易受到立法与行政部门的掣肘。其次，司法活动中双方当事人的力量并不均衡，为了使裁判结果有利于己方，一方往往尽其所能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影响法官的“判断”。因此，司法活动本身就具有易受干扰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司法过程就会成为一场骗局。因为它只是使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前见”在形式上合法化而已。故而，法院组织独立、法院经费独立，以及法官严格任用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高薪制等制度对于保障司法的独立性至为重要。司法独立亦需要制度的防范。因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为此，必须实行公开审判制、裁判文书公布制、媒体合理监督制，以及法官评议制、法官弹劾制等监控制度，以防止司法独立可能带来的司法专断与司法腐败。

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是辩证统一，宪法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体系与目标。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协调，冲突是绝对的，协调是相对的。宪法学的重要任务是寻求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保持协调的条件与机制，有效地预防与解决宪法运行中的违宪现象。[2]在现代宪法学研究领域中我们经常遇到各种形式的冲突现象，当运用宪法解释权无法解决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宪法与社会冲突时通常运用宪法修改权，但宪法修改权本身是有界限的。本文拟对宪法修改权的性质与界限问题进行探讨。

（一）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施行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化，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特定机关依据宪法的程序，以明示的方法对宪法典的条文或文句进行补充、调整的活动。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修改存在的基本条件是：一是成文宪法的存在。不成文宪法体制下实际上不存在宪法修改问题；二是形式意义宪法的存在；[3]三是当运用宪法解释权达到极限时人们可以运用修宪方式解决社会的各种冲突。[4]

宪法修改是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冲突的基本形式之一，其基本目的是提高和保持宪法规范的现实适应性，发挥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宪法修改不同于宪法改革、宪法破坏、宪法变迁等概念。宪法学视野中的“宪法改革”指的是宪法体制的重大变动，实际上超越了修改的范围，是一种创制新宪法的结果。[5]宪法破坏是一种对宪法规范内容的蔑视与人为的变更，有时虽然形式上经过了法定的程序，但本质上是对宪法原则的破坏。宪法修改也不同于“宪法的特别措施”。宪法的特别措施一般分为“无视宪法的特别措施”与“尊重宪法的特别措施”。前者是指不经过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不同于宪法规定措施的情况。后者是指根据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或宪法修改程序采取不同于宪法规定措施的情况。按照宪法程序作出违背宪法规定的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是需要论证的重要命题。从多数国家的宪法实践看，即使出于尊重宪法的目的，如采取的措施违反宪法规定，就有可能造成违宪的社会效果。

宪法修改一般有两个方面原因：在主观上，由于制宪者或修宪者认识能力的限制，对宪法内容的设计与原则的确定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造成宪法规定内容的不确定性，影响宪法权威的维护。对因主观能力的局限性而导致的宪法与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有时难以通过宪法解释权予以解决。在客观上，宪法是在调整社会生活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社会的变化不断向宪法规范提出新的课题，要求宪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修改是保持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协调、解决违宪的基本形式之一。宪法修改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同时修改后的宪法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合理的法律基础。

宪法修改权（amendingpower）是修改宪法的一种力，是依制宪权而产生的权力形态，一般称之为“制度化的制宪权”。由制宪权中派生的修宪权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修宪权与立法权尽管都是依据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的行使，但修宪权对象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内容，不同于制定普通法律的立法权。因此，行使修宪权时应严格地受制宪权的约束，不得违背制宪权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制宪权与修宪权的界限是我们研究宪法运行机制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