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本范文10篇

「摘要」宪法文本是理解宪法的一个实证基础。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多次出现，其涵义是否确定，意见不一。考察“法律”的各种语境，可以发现在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具有不同的涵义，不同的色彩，对立法者也有不同的要求。对宪法文本中的“法律”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理解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最高立法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立法权限，有助于澄清宪法学理论、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关键词」宪法文本，法律，形式法律，实质法律，效力

“法律”一词的含义向来有颇多的争议，有实定法上的法律，也有自然法上的法律。本文所要论述的是我国现行宪法这一实定法文本中的“法律”，而不涉及其他。但即使是在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的含义也不见得就是十分清晰而毫无争议。[①]在我国的历部宪法文本中，大多对此也没有给予明确界定。[②]本文拟对我国1982年宪法文本中的“法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法律”的含义、范围、性质及其效力。

一、研究宪法文本中的“法律”的意义

宪法文本是理解宪法、适用宪法的基础。我们认为，宪法学研究，虽然不可拘泥于宪法文本，但也决不应该脱离宪法文本。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法律”是有不同的内涵、外延的，是具有不同色彩的。研究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大致有助于对下列问题的认识和解决。

（一）有助于推动宪法解释制度的启动。

内容摘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如何在两者的冲突中寻求合理的平衡，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共利益价值的合理认定首先应回归到宪法文本，从文本的角度提供解释公共利益的价值基础、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则，使公共利益的实现获得宪法基础，避免对公共利益理解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

关键词：宪法，公共利益，宪法文本，宪法价值

一、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表述

在各国的宪法文本和学术研究中，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如经常出现的表述有“公共利益”、“公共福祉”、“公共福利”、“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国家利益”等。如韩国宪法第37条规定：“国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只有在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秩序及维护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由法律进行限制。即使在法律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仍不得损害自由和权利的本质内容”。尼泊尔宪法第17条规定，为了公共的利益，可以制定法律对本章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行使加以限制或控制。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内容应符合公共福利”。泰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人人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和宣传的自由，只有根据维护安全的需要，保护他人的自由权利、荣誉和声誉，或为维护社会秩序或人民的优良道德，或为了防止人民在精神或健康方面的堕落而制定的专门法律规定，才能限制上述自由。印度宪法第31条在规定财产权的宪法界限时使用了“公共利益”概念，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或为使财产得到适善管理，在一定期限内接管财产的管理权”。德国宪法第14条同时使用了“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概念，第14条第2款规定：财产应负义务，财产的使用也应为社会福利服务。第3款规定：——这种赔偿取决于建立公共利益和有关人的利益之间的公正平衡。2004年颁布的阿富汗宪法第40条规定：个人财产之获得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是比较固定的词汇。1954年宪法文本中三个条文直接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动。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第14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在1954年宪法中还出现了“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等词汇。1975年宪法第8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1978年宪法第8条采用了“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概念，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并在8条第2款中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公共利益。1982年宪法以不同条文表述了公共利益。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在宪法第28条中使用“社会秩序”、第40条中使用“国家安全”、第51条使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第54条使用“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宪法修正案第20条中采用“公共利益”的表述方法。

从上述列举的一些国家宪法文本对公共利益的表述中，可以发现以下特点：一是公共利益表述方式的多样性，其词汇反映了本国宪法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制度的需要；二是同一种宪法文本中同时使用不同的概念表述公共利益的内涵，文本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各国通常在规定基本权利限制界限时作为一项原则来使用公共利益概念；四是宪法文本中出现的公共利益是不确定的概念表述，它既表述一种价值形态，同时也描述一种事实状态，经常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2].由于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概念存在不确定性，容易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形成利益冲突与矛盾，特别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其标准缺乏统一性、明确性与具体性，容易侵犯社会个体的合法利益。因此，在比较宪法文本的公共利益表述方式后，我们有必要对其宪法内涵、判断标准与程序等问题进行探讨。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亮点之一是人权“入宪”[2]，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价值与功能，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和宪法原则，预示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在新中国宪法史上，人权第一次出现在宪法文本上，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3].同时，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给宪法实践，尤其是宪法解释学带来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修宪社会效果的体现需要借助于宪法解释的规则与具体技术。

一、宪法文本中人权的表述

人权在各国宪法文本中有不同的含义与表述方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表述模式：一是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人权；二是宪法文本中不直接出现人权字眼，但解释上人权表现为基本权利或基本权；三是严格限制人权在宪法文本中的含义，直接以基本权利规定人权的核心内容；四是文本中同时出现人权与基本权利、基本的权利等表述，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宪法解释规则确定其具体内涵。

在现代宪法中直接规定人权的国家并不多见，即使规定人权的国家也体现不同的宪法传统与文化特色。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对人权的表述与具体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如在德国，宪法上的人权与基本权是有区别的，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在美国，传统上使用基本的人权（fundamentalhumanrights），但后来出现宪法权利（constitutionalrights）后，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同的解释。在法国，自人权宣言以来，区分了“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并与人权本身的概念相区别，广泛地使用“公的自由”概念。在英国，传统上不使用自然权的人权观念，而使用市民的自由（civilliberties），力求把实定法的权利一体化，直到1998年制定《人权法案》后，开始出现普遍承认人权概念的倾向。

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人权或基本权的规定是比较普遍的。如日本宪法第三章章名是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第11条中使用了“基本人权”概念，并在宪法文本中解释为：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均赋予国民。越南宪法第50条中直接规定了人权：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政治、民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项人权得到尊重，体现在公民的各项权利，并在宪法和法律中作出规定。在孟加拉国宪法中使用了“基本人权”和自由（宪法序言）、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中规定“承认人的自由和权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了“忠于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并在第三部分中具体规定“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等。

从宪法文本的比较看，西方国家一般严格区分人权与基本权概念，在文本中尽可能限制人权内涵的扩大，而在非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中普遍认可人权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在宪法序言中，扩大宪法价值适用范围。

[摘要]宪法中的税是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宪法中的纳税义务是普通法律中税的设定的根据。国家对公民征税的本质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判断这种限制的合宪性的关键因素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既决定于宪法价值的认定，也需要通过民主立法予以法律化、具体化。因此，要通过提高立法层级、扩大立法参与及完善法规的备案审查，确保涉税法律的合宪性。

[关键词]纳税义务权利限制立法参与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如何理解该规定的涵义，对于正确认识纳税义务的本质、保障公民作为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对课以公民纳税义务的合宪性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中纳税义务条款的文本分析，对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作初步的理解，期望有更多学者从宪法学角度深入研究纳税义务。

一、中国宪法文本中纳税义务条款的涵义解读

（一）宪法中的税是普通法律中的税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或手段。”[1]而从实在法意义上看，宪法中的税与普通法律中的税有着不同的内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通过考察德国《租税通则》中关于的税的定义[①]及德国宪法法院相关判例，特别是针对学者中有关宪法中“税”的涵义与普通法律中“税”的涵义关系的“同一说”和“非同一说”的分析，对德国基本法中的税的涵义作了归纳，认为宪法中的税与普通法律中的税的功能有所不同，其涵义也不一样。对于宪法中“税”的涵义，可以借助普通法律中的税的定义，通过宪法解释途径，在宪法整体秩序中寻求[2].宪法是根本法、价值法，因此，宪法文本中的税与普通法律中的税有所不同。宪法中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但是，公民并不因此条款而直接承担纳税义务，还必须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从内在规定性来说，宪法中的税是判断普通法律中的税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

童之伟先生的《我国宪法原文与修正案的组合问题》（《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对各国宪法原文和修正案之间的组合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且对我国自从1988年修宪以来，一直没有确定宪法原文与修正案之间的组合方式，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认为应该以下次修宪为契机，确定正式的宪法文本，但对于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方式以及理由，作出的说明还不足以让人信服。那么，到底何种组合方式，亦即什么样的宪法文本才是恰当的。笔者拟在童之伟先生一文的基础上谈些补充性的见解。

宪法原文与修正案的组合存在多种方式，而且，各种方式也都有利弊。但采取什么方式的关键问题在于该国的历史实践和法律的规定，考察我国修改法律的历史实践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宪法原文和修正案的组合方式应该采取瑞士模式，这种模式笔者称为替代或者置换的方式：根据修正案的内容，公布新的宪法文本。理由如下：

第一，从我国法律修改的历史实践看，无论修改内容多或少，大多采取此种方式。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对《律师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六条修改为：“取得律师资格应当经过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经国家司法考试合格的，取得资格。

“适用前款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二、本决定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文作者：汪全胜李亮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威海校区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责任”一词有3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词义。第一，分内应做的事。第二，特定人对特定事项的发生、发展、变化及其成果负有积极的助长义务。第三，因没有做好分内的事情（没有履行角色义务）或没有履行助长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法律责任则是法律与责任的复合概念，更侧重于责任一词的后两种词义。简单来说，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其实质而言，一般认为“法律责任是指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是国家强制违法者做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从而补救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社会秩序）的手段。”［1］［p．146］法律责任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以责任类型为标准可分为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与宪法责任。宪法责任作为法律责任的一种类型，在理论研究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基于宪法责任在立法上的模糊与理论研究上的缺失，是导致宪法制裁性弱化乃至缺乏制裁性的重要原因。而宪法的制裁性是宪法实施乃至宪政实现的重要保障。基于此，本文拟以宪法制裁的实现为视角，通过对宪法责任、宪法制裁等相关概念的分析基础之上，对相关国家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进行考察，进而分析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现状与不足之处，在借鉴国外有益启示的基础上，从现实国情出发，对完善我国宪法责任条款的相关设置提出完善化的构想，以期对宪法制裁力的强化，宪法的实施有所裨益。

一、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的概念阐释

传统宪法学理论认为，“宪法具有不可实施性，其主要原因一是宪法文本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二是有的宪法条款缺乏规范性，不具有直接法律效力。”［2］［p．267－268］对宪法的制裁力的怀疑与否定在现代的理论界依然有市场，有人认为“宪法不具有制裁性，或者说仅具有弱制裁性。一般法规范的效力位阶低于宪法，但因为有国家权力作为后盾其制裁性却高于宪法。违反一般法律可能会导致对违法主体的法律制裁，违反宪法并不会直接导致法律制裁，只意味着某个国家行为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由此可能会导致其丧失法律效力、停止适用等一系列法律后果。”［3］德国宪法学者格林也指出在法律体系中，普通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宪法以法律和国家权力为规范对象，由此形成的一个悖论是规范的对象同时也是规范的保障者。［4］［p．18］这种观点是对宪法的规范功能与制裁力的片面理解。王磊认为理论界对宪法没有制裁力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原因包括“第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重刑轻民，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把制裁与刑事制裁等同起来。第二，在历史上，宪法和宪法制裁的出现最晚。第三，法的制裁其实是种类繁多、各不相同的。第四，宪法规范在构成形式上与其他规范有区别，但内容上却有制裁的规定。”［5］［p．28］宪法是国家的现行有效法律，而且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责任是宪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宪法制裁的基础与前提，而宪法制裁则是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两者具有统一性。同时，宪法规范的制裁性是由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与直接性特点所决定的。“宪法规范体现的制裁性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制裁性，就其性质而言是完全一致的，都发挥法的拘束力与影响力。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宪法规范的制裁更侧重于宏观领域的制裁，而具体法律规范的制裁更侧重于微观领域的制裁。制裁领域与制裁方式的不同，不应影响宪法规范本身发挥的法律效力。宪法规范的制裁性，说明宪法规范不仅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具体的惩罚性。如果不承认宪法规范具有具体的惩罚性，那么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宪法规范的具体强制性，同时也就否认了宪法作为法的属性。”［6］［p．132］不能因为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设置的过于原则而否定宪法本身的制裁性。另外，宪法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类型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不能因为其特殊性而否定其作为法律责任的共性，而法律责任一般通过制裁与惩罚体现出来。宪法责任作为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作用是将宪法的行为在逻辑上与一定的法律后果通过应然性连接起来。简单来说，“宪法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而应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1］［p．148］具体言之，有人认为“宪法责任”是政府（广义上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及其主要组成人员（高级公务员或领导者），以违反宪法上的功利关系和道义关系为前提而产生的宪法上的补偿和惩罚的不利后果。［7］但这种界定又有过于繁琐之嫌，笔者认为宪法责任是指因违反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种界定对宪法责任的外延作了限定，不包括广义上宪法责任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宪法责任，而仅包括消极的宪法责任，也即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本文意义上的宪法责任等同于违宪责任，不对二者进行区分。而宪法制裁则是指因违宪所应承担的宪法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对违宪的处理和制裁是将宪法的法律性和最高法律效•85•第4期汪全胜，等：宪法文本中宪法责任条款的设置论析力转化为现实的关键。”［8］［p．135］宪法责任与宪法制裁是两个即有区别又密切相关的概念。一方面，宪法责任实施宪法制裁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宪法责任也就不存在宪法制裁，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宪法责任是宪法制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宪法制裁主体一定是宪法责任的承担主体，但并非承担宪法责任就一定要受到宪法制裁，宪法责任主体与宪法制裁主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时二者是可以分离的。再退一步讲，有违宪行为也并不一定就要承担宪法责任，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宪法责任是一种应然状态下的责任形态，是抽象意义上而言的；而宪法制裁则是一种实然状态下的责任形式，是具体意义上而言的。通过对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制裁条款设置的考察，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为宪法制裁力的保障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对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设置的考察范围包括但并不仅限于宪法文本，也包括相关宪法性法律中有关宪法责任的条款。宪法责任问题涉及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追究责任的主体与程序等多方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宪法文本中责任条款的设置情况。

二、宪法文本中的责任主体条款

美国《宪法》第6条规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任何一州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有违这一规定。”二战后的日本，其立法受美国法影响很大，诸多立法制度设计仿照美国法进行，《宪法》第99条规定，天皇或摄政以及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均负有尊重和拥护本宪法的义务。德国《基本法》也明确规定了全体社会主体都有遵守基本法的义务。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指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个规定也明确了宪法责任的主体，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是宪法责任的主体，当然，也都有违宪的可能性。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的考察，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不成文法国家，在其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本中都比较明确地规定宪法责任的主体问题，即国家机关、国家主要领导人员、政党及其他社会团体、公民等都是宪法责任的主体。我国在宪法文本中，关于宪法责任主体的规定也是比较明确的。

中国现行宪法颁行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即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1982年宪法），之后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四次修改，共计通过31条修正案。对宪法的修改所采用的方式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宪法所秉持的基本态度、对是否真正选择宪法生活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宪法作为调整社会基本关系的法规范的基本态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选择。对现行宪法的修改方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宪法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有益于改进未来的修宪技术。

一、选择以“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之考量

自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行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分别于1975年、1978年和1982年三次以整体修改的方式修改了前一部宪法；1979年、1980年两次以部分修改的方式修改了1978年宪法。1979年和1980年对宪法的部分修改采用的是决议的方式，即由全国人大先通过一个修改宪法的决议，再依据该决议对宪法文本的内容直接进行修改，并颁布一部全部内容为有效内容的正式的宪法文本。这两种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修改之后重新颁布一部全部内容为有效内容的新宪法，区别仅仅在于修改内容的多寡。显然，在修改之后重新颁布一部全部内容为有效内容的新宪法，其优点是宪法规范的有效性十分明确。换言之，人们所看到的宪法文本上的内容均是有效的，无效的部分已经从文本中删除。但问题是，明确有效性的用意是什么？从积极的意义上说，采用这种修改方式便于识别有效的宪法规范，不需要运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对宪法规范的效力作出判断，因而有利于宪法的实施。然而从消极的意义上说，重新颁布一部宪法意味着在直观上原有的宪法文本遭到废弃，甚至使人产生宪法内容“又一次”被改变了的印象。也就是说，经常颁布一部新宪法会破坏宪法的稳定性，损害宪法在社会成员心目中的神圣性和尊严感，进而不利于宪法的实施。因而，需要在社会变迁必须修改宪法的同时又要保持宪法的稳定性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与1979年和1980年两次对1978年宪法的部分修改的方式不同，1982年宪法颁行以来的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全国人大采用的则是美国式的“修正案”的方式修改了现行宪法。①关于采用这一方式修改宪法的原因，“1988年2月27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研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案时，彭真委员长提出：这次对宪法的修改采取修正案的方式，这是美国的修宪方式，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彭冲副委员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对实行这种修宪方式作了说明。采取这种方式，得到了委员长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全体组成人员的赞同。从此，这一修改宪法方式被肯定下来”。②宪法学者在探讨此次宪法修改问题时，也认为采用修正案方式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③因此，修正案方式受到了各界的普遍认同。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的权威性是非常欠缺的。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认识，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基本原因是，我国宪法的稳定性不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3年中，除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外，宪法共进行了三次整体修改和两次部分修改，而美国在建国200多年的历程中没有对宪法进行过一次整体修改。因此，宪法的稳定性是保证宪法权威性的基本因素。在此认识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以修正案的方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是非常正常的。同时，这一修改方式也表达了执政党希望通过保持宪法的稳定性而保证宪法的权威性的一种愿望；这一修改方式与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地位和表达的宪法精神是一致的。④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非常担忧宪法的权威性未得到充分体现。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现代以后，不同国家的人们都普遍选择了宪法生活，或者说选择了在宪法之下的生活，使社会保持了稳定、安宁的秩序，使人权获得了保障。宪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根基，是因为它承载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必需的主流价值观。⑤也正因为这样，社会成员才将宪法奉为社会的最高法，必须依据其形成统一的秩序。换言之，必须依据人民在宪法中所认同和选择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统一的社会秩序，人民希望在宪法秩序之下以一种宪法生活方式生活。宪法的权威性如何关系着宪法所确认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能否实现，关系着按照宪法所确认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统一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能否实现。保证宪法具有权威性的条件有许多，如民众的宪法信仰、宪法的有效实施、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的相适应性等。其中，民众的宪法信仰又是一个重要条件。而民众能否对宪法保持着信仰又决定于多种因素，如宪法所确认的价值观是否凝聚了民众的共识、民众的宪法诉求能否获得有效满足、民众的宪法权利能否获得有效保证、强大的公权力能否受到宪法的有效制约等。由于宪法的超强稳定性保证了符合民众要求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定性，保证了民众所希望的社会秩序的实现，保证了民众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实现，因此，宪法的稳定性是培育民众宪法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当然并不是全部条件。执政党通过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并培育民众的宪法信仰，进而增强宪法的权威性。这种努力和愿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表明执政党并非将宪法单纯地看做一种政治宣言，仅能起到政治宣示的作用，而是希望宪法作为一种法规范能够起到形成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统制作用和基准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纯依靠修正案方式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做法并不能达到培育民众宪法信仰的目标。要使宪法在国家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去做，⑥即使是在培育民众的宪法信仰方面也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展开。因此，如果在增强宪法权威性方面仅仅停留在现有的修正案方式上止步不前，那么宪法修正案本身所能发挥的功效也是十分有限的。

二、以修正案修改宪法的方式之改进

基于上文所述的宪法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功能，我国已经采用的修正案这一宪法修改方式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改进。

摘要：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的义务。生命权作为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理应为国家所承认。目前，学界对国家生命权义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尊重义务与保障义务上，对承认义务的研究有所欠缺。本文以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论述了国家对生命权具有承认义务以及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

关键词：基本权利；生命权；承认义务

古往今来，生命一直被认为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生命的价值。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对生命权研究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带动现实中对生命权价值的认知度提升。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发生后，大批网友在事故原因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质疑船长的侥幸逃生，认为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还有网友引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殉职的片段对“东方之星”号船长进行讽刺。这些言论表面上看是对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的愤慨，背后体现的却是生命权意识的缺失，是将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全然忽视了生命权的法律属性。在人权、法治思想日益普及的今日，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忽视生命权价值、践踏个人生命权的事件，这不禁让有责任心的法律人反思我国宪法中生命权条款缺失的现状。这种缺乏可能导致国家对生命权的义务含糊不清，导致行政部门忽视与保护生命权有关的工作，也可能导致民众对于生命权缺乏正确、必要的认识。基于此，学界早已有对生命权入宪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规范内容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需求等因素来论述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还没有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那么，国家对生命权是否具有承认义务？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力求探明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

通过对多个国家宪法文本的对比可以观察到，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这三种主要义务。例如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了国家对于人权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不作为。保障义务要求国家努力推进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不少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对这两项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各项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家事务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确认和保障确认和保障表现为个人或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时的个人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中规定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对于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某项权利，那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就有可能失去了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家对于该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就不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对于基本权利还负有承认义务。承认义务意味着国家对于符合基本权利属性之权利，无论宪法是否明确规定该项权利，国家都应当承认其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和效力。有的宪法文本正面规定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2007年《泰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权利与自由，无论是本宪法以明示或漠视的方式承认者，还是依宪法法院之判决承认者，均应受到保护……”还有的国家通过反面规定的方法确立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1789年《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1948年《韩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宪法》第十七条，均原则性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某项基本权利，不得视为否定该项基本权利。无论是从正面规定还是从反面规定，宪法文本中的承认义务条款都使得列举的和未列举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以该条款为管道，进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并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实际上，无论宪法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都不影响国家负有该项义务。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不承认基本权利，它又如何能够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呢？所以说承认义务是作为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前提而存在的，是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必要条件。当然，国家承认某项基本权利之后，该项基本权利是否能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尊重与保障也未可知，这属于规范与事实间的裂隙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1954年宪法开创了我国宪法的新纪元，新中国宪法事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兴衰荣辱的半个世纪。为了发展我国宪法学研究与教育事业，2005年4月15日，许崇德宪法学发展基金和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

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社会变迁与新中国宪法之路”征文颁奖典礼，同时举行了由基金和研究中心创办的首届“全国研究生宪法论坛”。与会者以“推动宪法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为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大家一致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主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的目标，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在中国宪法之治的伟大实践中，宪法理念日益丰满，宪法制度日渐成熟，这将有助于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有学者选取了“人权”入宪的历史意义的研究视角，认为“人权”入宪是我国宪法建设历史的积淀，也为我国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一条款仍然存在着适用性的问题。在公共权力对于私权利的干涉方面，有学者认为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前提是公共权力必须有合法合理的依据、方式以及程度，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而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城市拟推行“禁讨令”则是公共权力对私权利的过分干预。更有学者从反向提出“基本权利直接拘束审判权”的论断，认为审判权应负有对其适用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义务；适用法律时应作宪法取向的解释；当法律缺位时要求法院直接适用宪法。

还有学者对迁徙自由进行法经济学的分析，认为迁徙自由是人类社会经济规律运行的结果，经济发展环境与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着我国迁徙自由法律制度的调整变化。因而，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障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写入宪法；第二，改革集体土地制度，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真正的个人土地财产权；第三，积极推动户籍改革。另有学者认为，迁徙自由是一个包容性的综合性的权利，包括入籍、就业、工作、住房、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和迁徙自由不可分割的权利。

宪法文化与宪法变迁

禁止性规范词之语言功能分析

汉语立法文本中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表述语句可以用“（人/事）+禁止性规范词+行为动词”这一结构加以呈现。但是当立法者所要凸显的内容不同时，在表述上主语会发生变化，此时所使用的规范词也会有不同。（1）直接以法律、国家等禁令发出者作为主语，禁止性规范词用“禁止、严禁、不允许、不许、绝不允许”。如《反分裂国家法》第2条第1款：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2）直接禁令的承受者作为主语，禁止性规范词用“不得、不准、不能、不应当、不应、不要、无权。如《合同法》第300条：承运人提高业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款；《刑事诉讼法》第7条：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3）直接以禁令所保护的内容作为主语，禁止性规范词用“不受、不容、不可”。如《公司法》第5条第2款：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在英语立法文本中,shall及其各种句式主要用来规定各种法律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对适用对象作出规约、许可、授权、禁止等。由于shall为中值情态动词，由其表述的法律条文具有准确性、明确性和权威性。以美国宪法为例，shall的禁止性规范句式有：（1）shallnotdo:ThePresidentshallnotreceivewithinthatPeriodanyotherEmolumentfromtheUnitedStates,oranyofthem。这句出自第二条第一款，在本句中,shallnot对总统的权利进行限制：总统不得在任期内自合众国政府和任何州政府接受规定俸给以外的其他报酬。（2）shallnotbedone:TheJudges...shall..receivefortheirServices,aCompensation,whichshallnotbediminishedduringtheirContinuanceinOffice.这句出自第三条第一款,shallnotbediminished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在任职期间，俸给不得削减，从而保证法官的合法权利。（3）no...shall…:NoTaxorDutyshallbelaidonArticlesexportedfromanyState.这句出自第一条第九款，该款规定对各州输出的货物，不得课税。no...shall..表示禁止。（4）no...shall..norshall..:Nopreferenceshallbegiven...tothePortsofoneStateoverthoseofanother;norshallVesselsboundto,orfromoneState,beobligedtoenter,clear,orpayDutiesinanother.这句也出自第一条第九款。以上两句通过no...shall..或no...shall..norshall..这样的句式规定美国诸州有关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该结构具有清晰、简洁、紧凑的特点，使行文流畅自然，有条不紊，体现出立法语言的逻辑性和审美性。[7]shall通常表示应履行的义务，容易让听者/读者产生认同感，而must表示应服从的命令，给人一种强迫感。法律条文中通过营造认同或至少是默认来行使权力，要比强迫更有效。[8]

汉语立法文本中禁止性规范语词运用及其英译

正确理解禁止性规范语词在法律条文中的语义内涵是做好翻译的前提。我们将通过归纳、分析汉语立法文本中禁止性规范语词的语言功能，结合英语立法文本禁止性规范语词的功能来进行翻译。1.“不得”“不得”是汉语立法文本中使用最频繁的禁止性规范语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7条：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此句的禁止性语词是对国务院总理等权利的禁止，我们可以采用shall译为：ThePremier,Vice-PremiersandStateCouncilorsshallservenomorethantwoconsecutiveterms。除此之外，常见的句式有：（1）未经/除……，不得……“未经……，不得……”是我国立法文本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禁止性表达式。即“未经A不得B”，是一种附有程序或条件的禁止。[9]与此类似的结构是“非经……，不得……”这一表述式。例如，“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民法通则》第100条）对于此句语言表达，可以采用正面表达来突出禁止性规范词语的语义作用：Acitizenhastherighttohisportrait,nevertobeusedwithouthisconsent.类似结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的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们可以根据禁止性规范语词的句法功能，将此句翻译为：Noorganizationorindividualmay,onanyground,infringeuponthefreedomandprivacyofcitizens''''correspondenceexceptincaseswhere,tomeettheneedsofStatesecurityorofinvestigationintocriminaloffenses,publicsecurityorprocuratorialorgansarepermittedtocensorcorrespondenceinaccordancewithproceduresprescribedbylaw.（2）……不得……（行为）当规范语句的主语是“禁令的承受者”，禁止性规范词用“不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除使用shallnot来表达禁止外，我们还可以调整为：NoorganizationorindividualmayenjoytheprivilegeofbeingabovetheConstitutionandthelaw.而当法律要禁止同一主体的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为时，因“……有下列行为”的囊括力强且具有表述清晰的特长，故通常将“不得”与“……有下列行为”相结合形成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常用表述式“……不得有下列行为”。与此类似的结构表述式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如《合同法》第1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我们可以采用类似上文结构翻译为：Anoffermaynotberevoked:……另外，“不得”还可以有如下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不得”之前的语句为排除条件，前后两个分句构成同义反复。我们可以翻译为：Foractsthatareexplicitlydefinedascriminalactsinlaw,theoffendersshallbeconvictedandpunishedinaccordancewithlaw;otherwise,theyshallnotbeconvictedorpunished.2.“禁止”该禁止性规范词通常用在祈使句中，来表达对法律规范承受者的行为的禁止，即通过“禁止”来指示法律规范承受者不当为某一行为。通常省略“法律”、“国家”等行为者，通过“禁止”对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进行限制，要求不为一定行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条文中没有行为施动者，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被动句强调动作本身，可以译为：Sabotageofthesocialistsystembyanyorganizationorindividualshallbeprohibited.“严禁”一词具有类似语言功能。通常也使用在祈使句中，隐藏的主语“法律”或“国家”禁令承受者不当为某一行为。3.“不受……”“不受……”是一种被动句式，立法者可以从表述的形式上突显要保护的“主体或其权利、利益”。在汉语立法文本中的惯用表达有：（1）……不受侵犯（A不受侵犯）此结构为常见句式。例如，《宪法》第37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根据语义，可以译为：Thefreedomofpersonofcitizen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hallnotbeviolated.另外还有一种正反结合的表述方式，即“……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例如，《公司法》第14条第2款：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可以译为：The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facompanyshallbeprotectedbylaw。（2）不受法律追究主要使用在规定免责的法律条文中。例如，《宪法》第74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根据“非经……不受”这一结构，我们可以在翻译中调整为：Nodeputyto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maybearrestedorplacedoncriminaltrialwithouttheconsentofthePresidiumofthecurrentsession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or,when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isnotinsession,withouttheconsentofitsStandingCommittee.（3）不受……的干涉该表达式通常用来强调独立行使权力。例如，《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除shallnot结构外，我们还可以使用语义内涵一致的结构来进行翻译：Thepeople''''scourtsshall,inaccordancewiththelaw,exercisejudicialpowerindependentlyandarenotsubjecttointerferencebyadministrativeorgans,publicorganizationsorindividuals.4.“不准”“不准”在法律运用中的惯用表达式（1）未经……许可，不准……“未经……许可的，不准……”是程序性禁止表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第7条：……未经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或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许可，任何人不准上下船舶、航空器，不准装卸行李、货物、邮包等物品。根据语义和结构关系，我们可以翻译为：……nopersonshallbeallowedtoembarkonordisembarkfromanymeansoftransportandnoarticlessuchasbaggage,goodsorpostalparcelsshallbeloadedorunloadedwithoutthehealthandquarantineinspector''''spermission.（2）有下列情形的……，不准……当遇到多种禁止情形时，通常与“有下列情形的……”搭配，以语义含糊达到法律调整的目的。例：《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外国人，不准出境：……。我们可以译为：AliensshallnotbeallowedtoleaveChinaiftheycomeunderanyofthefollowingcategories:……总之，禁止性规范词在汉语立法文本中的使用形式多样。只有正确理解这些规范词的语义内涵，才能在翻译中做到语言功能对等。

本文作者：尹延安工作单位：浙江农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