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思想范文10篇

摘要:宪法思想要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区别西方所谓“宪政”;同时树立宪法的权威，重视宪法的实施，全力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公平正义。

关键词:;宪法思想;重要价值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法治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和重大进步，高度重视我国的法治事业，他的法治思想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析宪法思想的丰富的内涵和主要内容，以期有助于领悟法治思想精髓和时代价值，有助于鉴别我国的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

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区别西方所谓

“宪政”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强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关键是要坚持依宪执政。并且还要讲清楚，我国的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的“宪政”，具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所讲的依宪治国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里的“宪”是指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国的依宪治国是基于中国国情，汲取了中华几千年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我国法治发展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同时又借鉴了世界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形成的法治思想，与西方所谓“宪政”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西方“宪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发展的产物，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坚持依宪治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区别我国依宪治国和西方所谓“宪政”关键所在。

二、树立宪法的权威，重视宪法的实施

本文作者：杨肃昌田玉忠工作单位：兰州商学院会计系

一、前言

一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滋养一国的宪法制度。在浩瀚的社会思想文化中,那些影响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并稳定地发挥着影响功能的思想文化构成了宪法思想的主体内容¹。属于价值层面的宪法思想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来达到对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或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影响。现实中任何宪法的制定与修正,都应该适应或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从而使宪法理念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并转换为比较一致的社会行为。否则,宪法建设如果疏离于人们基本认同的社会思想文化,那么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将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宪法也就难以持久。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形态,体现着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涵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但这种制度一旦被引入中国,就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特殊性的锻造,并要与之相适应º。中国1912年的5临时约法6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法所明确的价值准则是西方宪法或其宪政所宣示的内容,故无法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相融合,忽视了中西方社会思想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失去了构成宪法制度所必要的环境支撑和理性基础。可见,宪法思想是宪法之魂,宪法是宪法思想的规则化,而宪法实践则是宪法思想和宪法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展现。对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宪法思想既可通过宪法以制度的路径和形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加以规范,也可以文化和理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中来体现出影响。当今中国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与宪法有关,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探讨与研究,对此就必须弄清影响宪法制度及其建设的社会思想文化,即宪法思想。宪法思想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识问题的平台,这种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宪政的普遍性原理相结合而构建的认识平台,是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之源。所以正视宪法思想,是为了以新的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以此来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对策。今天中国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宪法建设也进入一个寻求与注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阶段。不同社会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比较中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发展中的中国宪法应该反映和吸纳那些具有合理价值内核的思想文化精髓,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古今中外多种宪法思想通过复杂的互动过程,形成了未来中国宪法发展的演变基础。宪法思想的发展必然带来宪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宪法实践的进步。

二、中国古代宪法思想

近代宪法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宪法思想的萌芽早在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就已存在,体现在西方宪法中的思想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中,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有人性自然论、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中国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出现的宪法,但存在影响近、现代宪法形成及其内容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国的宪法思想不可能脱离于一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而凭空产生。把脉中国宪法思想,可看到它是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并在历代儒家弟子的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体现在中国近代、当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理论和思想中。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悠久的宪法思想河流中,并沉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概括起来,主要有:1.人性社会化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来说明人性,并以此来判断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政治属性。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在孔子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有些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并把善与利看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标志。孔孟人性论为其以后的许多封建学者,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唐朝时期的韩愈、南宋时期的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孔孟人性论同样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2.集权论。在民主和集权的选择中,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甚至包括古代中国的法家。按照法家的君主救世说,专制君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必然。儒家总的说来倾向于集权,如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主人,他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等私人财产一样。一些儒家学者不光自己提倡集权,而且还提出多种方略为统治者强化集权出谋划策。例如,儒家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千年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3.人治论。同集权论思想相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主张人治。人治论直接与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并为之服务,如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的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董仲舒通过其天人感应理论竭力主张人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贵公弃私,似乎反对人治,但事实上很多法家学者也清楚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4.政治道德化论。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将政治道德化,在两者之间画等号。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周朝统治者的以德辅天思想。孔子推崇德政,认为统治者的德政能使其处于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受到臣民的拥护。孟子也非常强调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董仲舒主张为政当以德化,以德为政,固守其德,这才能统治好国家。实际上孔孟的德政是把国家命运维系于明君身上,并要求臣民守德尊上,这又与人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提倡德治,将政治道德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很多,诸如唐朝的李世民、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和清朝的顾炎武等。从今天看,上述中国许多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述和主张实际上涉及到人性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论述和主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宪法思想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近代宪法思想

摘要：思想自由是指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它是一种理性的解放，具有独立的地位。宪法对思想自由加以保护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思想自由在我国宪法中未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与国际公约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事实上，我国对思想自由载入宪法有着特殊的诉求。思想自由入宪具有可行性。我们应当以思想自由入宪构想为契机，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美好愿望，建立起我国的思想自由宪法保护体系。

关键词：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宪法；宪法保护

引言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这句似乎不经意间的言语让世人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我们有思想吗？我们能够去思考吗？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着精神的缘故，而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人的权利。真的无法想象人类一旦没了思想，造人的上帝会有何样的落寞神情。

法理学者周永坤先生在其力作《法理学》中开篇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说“这些问题是人所特有的对自己精神家园的追求。”[①]我以为然并试图作答：我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我从自己的精神家园来，到另一个更为理性的精神家园去。护卫着这一路行程的便是自由-思想的自由。

本文作者：宋海春于泓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中共辽源市委党校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1］，这不仅阐明了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即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执政是依宪执政的具体化与落实［2］，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然而，依宪执政毕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命题，如何使依宪执政从理念转化为常态，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的应有之义，党的思想解放引领着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

一、依宪执政理念形成的几个关节点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对于这一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拥有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执掌政权，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执政有着初步的思考：“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的职能”［3］2－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之时，时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新的挫折。党在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从斯大林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董必武同志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的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3］302他明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指出依法办事是法制的中心环节。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思想。从党的八大的精神和会议前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执政等问题已经有所触及。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内“左”的错误使“人治思想上升，法治思想削弱”［4］，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却出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与社会主义法制相背离的严重错误，以至于最终酿成了“”十年大动乱的历史性悲剧。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党对如何执政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对依宪执政的认识逐渐明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开始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执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病，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入，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并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深刻认识写入党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之后，又在党领导制定的八二年宪法中规定“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将这一深刻认识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这足以表明党要守法的决心，也表明党已深刻认识到在执政方式上法治优于人治的本质。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体现出“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5］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从制度层面上明确法治状态下的执政方式的必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党得以站在法治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标志着党对依宪执政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再次，十六大以来，党进一步明确了依宪执政的治国理念，实现了执政方式的巨大转变。党的十六大“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提出，表明党在历经数十年执政实践之后对执政方式做出了重大转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同志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这里，依宪执政的提出，表明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具体化，反映了全党对解决党政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新的理论觉醒。

二、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应有之义

依宪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宪法规范、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治国理政。其实质是侧重于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要求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掌和运用国家权力。首先，依宪执政必然是以宪法为最高法律效力。一般说来，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也称宪法至上，一方面是指任何普通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相违背；二是指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从实质上看，“宪法是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的集中反映，宪法的权威就是人民的权威”［6］，基于此，依宪执政就是要求党在执政时，不仅要依宪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也要求所制定的政策不得与宪法相违背；不仅要依宪行使执政权，也要求政党自身的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不仅党自身要维护宪法的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对其他组织和公民是否违宪也负有监督的职责。可以说，依宪执政既体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彰显了党对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其次，依宪执政必然要求宪法的与时俱进。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变化直接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任何统治者都极力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保持宪法的稳定，从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那种“朝令夕改”、“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的宪法不仅不能带来稳定和权威，更会因人们无所适从而丧失效力，甚至导致混乱。然而，宪法的稳定也只是相对的。宪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历史性。由于社会实际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宪法与社会实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永恒的。因此，尽管因宪法具有适应性的特点，能够在极大的空间内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极力保持自身的稳定和权威，但这并不能保证既定的宪法永远处于静止不变状态。那种“一劳永逸”的宪法是不存在的，只有与时俱进的宪法才更具权威作用。对此，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深刻地认识到：“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知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7］再次，宪法的制定和发展是不可能自发完成的，而是一个有领导的秩序过程。纵观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任何国家宪法的制定都会受到社会主流宪法思想的深刻影响。西方各国宪法均是以一定的宪法思想为基础确立起来的：英国虽没有成文宪法典，但戴雪的宪法思想对于确立英国议会至上的宪政制度以及确立司法权威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体现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理念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在法国的各部宪法中都是必然组成部分；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是比较系统地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启蒙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理念。在我国，党和政府“开创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权威推进型’法制变革模式”［8］，宪法制定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通过立法建议的形式，把党的意志主张提交人民讨论，转化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制定为国家的宪法。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宪法思想对我国宪法的性质和内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依宪执政是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的。“社会转型内在地包含着法律理念特别是宪法理念的转型，……而社会转型的首要内容无疑是社会经济的转型，即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代市场经济是滋生现代宪法新理念的最好土壤。”［9］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由党领导制定的，其所遵循的理念也必然带有以国家为本位的倾向。虽然它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宪法理念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思想障碍。作为领导人民制定和发展宪法的执政党来说，不失时机地更新自己的宪法思想，不仅关系到党能否有效执政，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宪法发展乃至法治建设的进程。党的宪法思想的这种作用，源于党在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和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由上述分析可见，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既满足了宪法作为权威的需求，也符合宪法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蕴含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关键词：五四宪法宪政思想影响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颁布后，此前适用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即告废止。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单一制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五四宪法在其内容中凝聚着民主的宪政精神，这种民主的宪政精神对未来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现行宪法的宪政精神正是五四宪法的延续和发展。

一、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

宪政是什么?曾解释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五四宪法的宪政精神就是五四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的政治思想，它包括人民授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权力监督与制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写道：“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圈列宁也讲过：“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运用这个学说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论是对人民群众实施广泛民主，或是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专政，两者都是以国家政权这架暴力机器作为依托的。然而，应当怎样运用这架新的国家权力机器呢?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就曾指出：工人阶级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后，“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方法，如“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选举者还需给被选出来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以防止他们去“追求升官发财”，这样“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提出类似的主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新型的国家制度。

本文作者：康玉娟工作单位：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施米特主要以公法学家身份闻名学界，有20世纪的霍布斯之称。施米特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他的宪法思想和他的政治生涯是分不开的，其中很多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在中国的1982年宪法中的很多地方都得到体现。施米特的宪法思想在宪政思想的长河中经久不衰，独秀一枝，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他在法律某些虚假公正的背后找到了自己理论的支点，为大陆法系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对于今天的中国，对于正在走向法治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

一、绝对的宪法和相对的宪法

施米特是在对非常政治和日常政治的区分中来分析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的。在他看来，政治有两种，一种是由规范法学处理的日常政治，另一种是由政治法学处理的非常政治。前者属于形式法律加以规范的内容，此时法律表现为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条文。施米特认为，关于日常政治的法律规范不过是一种“肤浅的假定”。施米特认为，“规范证明不了什么，而非常状态却能证明一切：它不仅确认规范，而且确认规范的存在，因为规范只能来自非常状态。在非常状态下，现实生活的力量打破了那种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变得麻木的机械硬壳”。由此看来，施米特意义上的另一种政治便是非常政治，此时的法律显然不是规范性的法律，而是决断性的法律，是关系一个国家存亡的政治法。关于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的划分，并不单纯是法律类型的划分，而是法律本质的划分。在施米特看来，国家从来就不是日常的政治秩序，而是非常政治，以国家为对象的宪法必须打破日常政治的束缚，进入实质性的内容，构建非常宪法，这个非常政治的宪法，施米特称之为绝对的宪法，以与实证主义法学的相对的宪法有别。以施米特之见，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类型的对象之不同，关键在于法律的实质。绝对宪法指涉的是非常政治，它针对的是宪法的政治性内容，它表征着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整体，透过政治性概念的敌友划分，绝对宪法表达了一种非常政治的状态。相比之下，相对宪法概念在施米特眼里则是一个个别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个别性的宪法法律或宪律。宪律是一种由外在的或次要的形式性特征所决定的法律概念，它们的主要特性与国家意志之建构无关，与非常政治的本质性决断无关。宪律关涉的是一些日常的法律规范，有些是纯粹形式性的，有些是技术性的，都与政治的本质没有关系。在施米特看来，绝对宪法与相对宪法是有重大区别的，它们的不同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可是法律实证主义却无视这一点，它们往往把两种宪法混淆在一起，用个别性法律代替整体性法律，用形式性法律代替决断性法律，用日常政治代替非常政治，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交付给一种没有内容的程序机器，并美其名为“法典”，例如魏玛宪法就是如此，它是形式主义法学典型的牺牲品。通过上述两种宪法的区分，使得施米特能够在理论上深入剖析宪法的本质，从而维护宪法的绝对性。这个思想在我们今天构建宪政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在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主张淡化宪法的政治性，突出其法律性，另一部分学者却过度夸大了宪法的政治性。偏向于哪一方都没有合理性，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施米特的思想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二、广义宪政与狭义宪政

广义的宪政，即是施米特称之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的第一义。广义宪政是每个特定国家政治共同体基于生存处境，而非仅仅基于宪法律条的现存状态；是统治和服从的实然状态，而非理想或规范的应然状态。施米特称之为“绝对意义上的宪法”的第二义，指的是狭义的宪政，亦即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立宪政治。狭义宪政恰恰是一种理想的、规范的、应然的东西。如果在广义宪政中，国家等同于宪法，那么，在狭义宪政中，宪法等同于国家。施米特认为，一方面，宪法的正当性、规范性可以来自一种自然法基设———即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先于一切政治存在、超越一切政治存在的形而上学基设；另一方面，一部宪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出自一种制宪法权（即权力或权威），并且凭着基于某种正当性的统一意志而被制定出来。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狭义宪政恰恰基于上述两种要素的统一———立宪意志与自然权利的统一，而非基于宪法律条的形式标记的统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议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削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伸冤之权力。”由此，宣告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种先于国家而存在的绝对自然权利，而非次生法定权利。中国1982年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宣示了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一种依照法律规定予以保护的次生法定权利，而非绝对自然权利。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那法律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公民的各种自然权利都应得到应有的保护，政府的公权力不能肆意夸大。在法理念上应该有所转化，公民的有些权力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国家赋予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应当弘扬施米特狭义的宪政思想和理念。

马歇尔于1795年9月24日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边远地区，其父亲曾是华盛顿的同事和好友，经常参与有关美国宪政问题的讨论。年轻时代的马歇尔深受其父亲的影响。多年以后，马歇尔曾自豪地回忆说：我年轻时所获得的有益的东西都归于父亲的细心的照顾。他是我思想上唯一的伙伴，同时又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和一位真诚的挚友。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马歇尔与其父亲一起参加了大陆军，其军旅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发现地区的偏见和补给的匮乏常常困扰大陆军的时候。在独立战争中，乔治？华盛顿作为军队总司令常常因军事补给的匮乏而求助于大陆会议，这一事实没有逃脱马歇尔的注意。后代许多历史传记学者都证明是这场战争造就了马歇尔对美国的看法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信念。同时，在战争中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一些州革命领导人的交往以及和来自各殖民地士兵的接触，也大大开阔了马歇尔的视野，坚定了其爱国热情。战争使马歇尔成长为一位实用主义的理想者，他坚信美国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毫无限制的州的权力所导致的危险。正如后来他在自述中所说到的：“联合则存，分离则亡，成为每个美国人铭言之时，我亦深受其熏陶，久之成为我身心的一部分，在军营中，我坚信美洲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1]

1870年，马歇尔开始在威廉？玛丽学院跟随乔治？威思学习法律，然后学习各州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威思指导马歇尔学习普通法基本原理和先例推理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威思还把马歇尔引入政治哲学中，并指出政治哲学在法律辩论中的地位。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马歇尔成为弗吉尼亚律师界一位著名的律师。1787年马歇尔被选为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他积极支持采用所制定的宪法，并对所提交宪法的第三条关于建立联邦司法系统的优点作了详细的说明。为了平息州权主张者们关于联邦司法系统侵占州司法权的担忧，马歇尔充分阐述了他的想法。他认为一个联邦司法系统，包括一个规定了初始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的全国最高法院，将会最有成效地保护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联邦权利。针对反动派惯用的观点：“若采用联邦宪法，权力必被滥用”，马歇尔进行了有力地反驳。他说：“我们受压迫时，正应设法控制政府。现在在美国，并无个人特殊利益可言，社会利益已与个人利益融合不分，我个人在寻求共同利益时，亦同时在寻求个人利益。”[2]

1797年马歇尔和雷吉？格里以及平克尼一起三人前往法国，进行外交谈判，维护美国在英法冲突中的中立地位，结果表现卓越，不辱使命，深受国内的赞许。1798年马歇尔当选为联邦众议院众议员。1799年，马歇尔又被任命为亚当斯总统的国务卿。1801年亚当斯竞选总统失败，为了保持联邦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力，他在卸任前任命马歇尔为联邦首法官。

马歇尔在美国最高法院任职长达35年之久。在他主持下，最高法院审判了许多留传后世的案子，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案例。这些案例既集中体现了马歇尔的宪法思想，又对美国宪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下我们将结合有关具体案例来阐述马歇尔的宪法思想。

一、法律与政治的关系

摘要:彭真同志在主持我国政法工作期间，吸收国内外法治建设的实例，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创造了一系列的民主法治观念和实用性措施，运用自己独特的法治思想致力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浪潮中。彭真同志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层级分明、统一有序的立法体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善当代民主体制，以及确保司法机关内部行使职权不受外界影响的民主法治思想。本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彭真同志的民主法治观念。

关键词:彭真;民主;法治;宪法监督

彭真同志参与制定了1982年《宪法》，其中确立了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进行监督宪法实施工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制定之后，彭真同志被任命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自此开始主持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彭真同志不仅对宪法治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于宪法的实施运行，以及宪法监督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站在了我国宪法监督战线第一线，同时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领导人，因此，回望剖析他当时实施的做法、方针对未来宪法完善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彭真民主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彭真同志早就对其做出了具体说明。彭真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都不能逾越雷池半步，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严格恪守法律。《宪法》修改工作是一项艰巨而急切的任务，在改革开放初期显得尤为重要。在领导全国人大工作时，他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指定于1982年《宪法》。彭真同志认为，不论国家以什么形态存在，法律都应至高无上，更何况在这个以民主法治为建设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允许除法律以外的任何东西以任何形式执理法之牛耳。任何公民，不论其功劳高低，贡献大小，职位高低，所行所做都不可以与法律相抵触，对于违法犯罪的人，都必须依法进行制裁。各级司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必须严格恪守法律，依法办事，做到不曲实，不枉法，在法律面前，“王侯将相”亦为草芥。在其它的部门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都有着具体体现，任何法律都不承认特权，法律的威严不容践踏。（二）建立层级分明、统一有序的立法体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深沉而有力的前进着，思想解放，法治建设迫切需要恢复并进行发展。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与历史因素，彭真同志开始逐步指定发展方针，实行一系列完善有效的措施，抓住每一个环节，从根本出发，建立起一套有序统一的法治建设体制。第一步，先确定各方面法律效力归属问题，建立起层级分明的法律体系。为解决之前我国法律名称不合格，不规范导致的效力混乱问题，彭真同志对宪法中不同机关的法律规范名称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叫作法律，由国务院所制定的规范叫作行政法规，由地方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所制定的规范叫作地方性法规。第二步，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拥有立法权的相关制度。同时，为了能更好地适应改革巨变，及时地适用法律，全国人大授权它的常委会可在它闭幕期间制定一些实用性单行法律。（三）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领导全国人大期间，彭真同志致力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修改以及完备，并且取得的成效显著，为新中国改革巨变后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国家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要落实全体人民的相关利益，将权益保障到每一个个体，必须坚定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决心。1982年的宪法规定中增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对法律进行修订的权力，以及有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审批的权力等，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制度以及专的门机构来保障和协助工作的进行。宪法还禁止人大常委会的内部成员负责兼任具体的党政事务，就好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均不能由其担任，以此来发挥其监督职能。另外，全国人大和常委会不同于政府上下级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严谨的监督关系，以此来使其更好地发挥其职能。这些都是彭真同志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四）民主制度的完善。1．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彭真对于选举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三方面来完善。首先，建立完善的差额选举制度。一开始，人民的权利仅仅是简单地集中到人大代表手中，而通过差额选举制度，人民无疑可以加深对各个候选人之间的比较认识，从而使其能选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这样的制度对于候选人来说，无疑使其有了更大的压力，促使其对选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否则便会落选。实行此制度，无疑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的行使，帮助其选出更好地对人民负责的人。其次，将直接选举的范围推进县一级相对较小的行政单位，全面加强其适用力度，考验其实践性。之后，再将直接选举的改革步伐落实到乡一级最小的行政单位。自此，直接选举的制度彻底落实。第三方面，候选人通过民主推荐来产生。上到党政英才、下到社会各界人民团体，均可以按照法律，选出合适的候选人。此外，选民团体也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经过一系列如火如荼的纵切式改革，不断完善我国权力机关的产生方式。完善合理的选举制度，使人们自由行使选举权得到保障，同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也得到更好的行使，从根本上落实我国人民自由行使选举权的权利，使我国的政治民主得到完善与发展。不仅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而且在我国政府的人员组织上，彭真都进行了改革，为维护人民的权利以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2．基层村民自治建设。彭真参与领导制定并且最后敲定落实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意义非凡的一步，其作用同样不可斗量。此项制度的落实，赋予了农民极大的自主权，村里的事合伙商量决定，而且可以锻炼其处理事务的能力，由小到大，处理好小事才能治理好大事，从村里到乡里，从乡里到县里，脚踏实地，逐步锻炼其处理政事的能力，使其也能对政治民主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在彭真以及其工作小组的反复努力之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最终成功通过并落实，并且从其效果看，显然是相当成功的。（五）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彭真同志在司法方面思想明确。他认为，在党和司法的关系上，司法机关必须接受党正确的领导，但其职权的行使，必须独立，自主，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司法。法院和检察院作为独立的部门，享有独立的审判权，不用听取任何单位的意见，但必须以落实法律的有关规范为前提行使自身职权。换言之，对法律的服从，就是对党中央领导的服从，也是对我国最高权利机关的服从，更加是对人民的服从。因为在我国，国家只是一个组织形式，仅仅是人民利益的体现者和集中者，全国人大，仅仅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自己的职责，服务于全体人民。因此法律所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遵纪守法，不仅是对党最有利的肯定，更是对自身利益最有效的保护。故司法机关听从党的指挥与处理保障人民的权益的事务，并不冲突。彭真同志有关党与司法机关关系建设的理论思想，对当今的中国法治仍有极大的影响。（六）繁荣法学理论研究。彭真同志对于法学方面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对于法律，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彭真始终相信，法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科学，它的应用性非常强，在上层建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律注重实事，讲究根据，它对社会的适应性极强，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其制度建设的根本，因此，对该国法学理论的研究就有着重大意义。彭真认为，法学理论对于最基础法律的指导意义要有系统的指导，在刑法上，最重要的量刑的问题，就必须结合法学理论进行决量，但理论并不能做出具体规定，还需要联系社会实际等做出规定。因此，彭真也强调法律制定需要联系国情，根据当下中国的实际社会状况来具体评判，他指出，立法不光需要从实际出发，还需要考虑自身实力，量力而行，他也曾亲自去往东北三省以及上海、杭州等地，亲自指导起草法律，作了很多走访调查，然后来完善自身的理论研究，再次以理论来指导更新的实践。在1980年彭真同志也考虑设立一本中国专业的法学报刊来繁荣更新我国的法学理论事业。期刊的名字最后定为《法学杂志》，彭真对其重视非凡。该本期刊从1980年开始一直在为我国的法学研究贡献花火，为国内外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发表学术理论的重要平台。彭真同志所做的一切对于法学理论的前进步伐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影响重大。

二、用客观理想的心态对待宪法监督

【摘要】学界一直用“五权宪法”指称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宪法思想体系或者作为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文章指出了“权能”学理才是孙中山宪法思想的核心，“五权宪法”是体现效能政府的架构理论，仅仅是“权能”学理的一个方面。

【关键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孙中山

宪法思想或宪法理论体系，是有关国家公共权力的来源、归属、配置、运行、监督和救济的政治、法律理论系统。只有具备这五个要素，才能构成完整的宪法思想体系。宪法思想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是独立的、完整的、严谨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理论的全面总结与精炼概括，而“权能”学理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内在关系就颇值探究。

一、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关系问题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简称。先生始终认为，三大主义是与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分别一一对应的。

民族主义要解决的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早先，他认为是满族非法夺取了汉族政权，民族主义要解决的就是汉族推翻清朝统治夺回政权，并且归汉族全体族众所有的问题。后来，先生用共和思想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五族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不再以民族对民族的革命夺权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而是主张中华民族应当废除封建帝制，实行五族共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倡导世界各族大同的共荣精神。

「摘要」梁启超是一位法学家，更是一位宪法学家。他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宪法的三大精神的把握、对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的研究至为透彻精辟。他深悟宪法的精髓，倡导立宪政治，主张国体与政体无关，注重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与宪政现实之间的互动，并以其独到的见解指导着他的研究和宣传。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宪政，对中国的宪政之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设计。梁启超的宪法学思想及其方法，仍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之处。当然，他也不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梁启超，宪法学，宪政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1873－1929）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均有颇深的造诣。仅就法学而言，他在宪法学、国际法学、法理学、法史学等方面也是著述颇丰。本文仅就其在宪法学方面的贡献作一定的研究。一方面展现梁启超在宪法学方面的大师风采，一方面学习借鉴其宪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注意防止其曾经有过的局限。

一、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的地位

有学者曾将梁启超定位于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法学家之一。[①]我们认为这种定位是妥当的。而“懂不懂宪法学，是不是致力追求宪政，是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近代法学家’的关键，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学与中国近代法学的根本分界所在。”[②]梁启超在中国宪法学史上具有开创者的地位，他是一位宪法学大家。

“宪法学家”是一个我们现代才出现的名词，梁启超其时并未出现。一个人能否成为宪法学家，我们认为，其判断标准有三：第一，熟悉宪法的制度和理论；第二，能运用宪法学的工具较系统地研究宪法学的问题；第三，有自己明确而精湛的宪法学思想指导其宪法学研究。符合第一、二两个标准，只能算得上一个宪法专家。有一定的宪法学思想，但又未达到精湛的程度，可能仅能算得上一个宪法学者。只有符合三个标准，才够得上宪法学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