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适用范文10篇

在齐玉苓案因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而尘埃落定之时，“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和话题成为法学界和法律界讨论的一大热点。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何在？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条件是什么？齐玉苓案中是否适用了宪法？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被许多人似是而非地或者似懂非懂地议论着。本文拟对本案所涉及的关于宪法司法适用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宪法司法化与宪法适用

在关于齐玉苓案的讨论过程中，“宪法司法化”1这一概念屡屡出现于报端，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一些法学家或者法律家在谈话或者发表的论文中探讨和分析宪法司法化的含义和必要性问题，媒体在报道齐玉苓案时使用的概念也是“宪法司法化”2，有的甚至将齐玉苓案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3，有的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4.

关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是否就是宪法司法化，使用这一概念的法学家或者法律家均没有作出说明。我认为，“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以及由这一概念引申出的含义是不准确和不确定的，容易引起人们的一些误解：

第一，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性只是宪法保障中的一个环节。在一国，宪法保障制度包括宪法的政治保障、经济保障、文化保障、法律保障等诸多方面；即使在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上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宪法中规定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将宪法规定具体化、法律的有效实施、违宪审查制度等。而“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容易误以为宪法只有通过司法制度才能得以保障实施，而忽视保障宪法实施的其他制度。

第二，宪法在司法过程中适用只是宪法适用的一种。世界上，宪法适用的制度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而只有大体相同的国家5.一般说来，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的做法6；德国等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由宪法法院适用宪法的做法7；法国采用由宪法委员会适用宪法的做法8；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适用宪法的做法9.而“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容易使人误以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宪法适用都采用美国式的由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典的法院中心主义法治观念下，司法审查被视为法治之显明要素而不可或缺。这一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宪法无法在司法过程中得到适用，那么该国宪法就被认为没有获得真正的生命。21世纪初的那场宪法司法化运动，似乎终于在一个寻觅良久的机遇巧合下，经周到安排，得偿夙愿。〔1〕然而，相关实践并无预想般实质性地推进，反而在数年后尴尬退场。于今看来，此种试图以法院一己之力支撑起宪法运转的阿基米德支点的努力，不过是一场“美丽的错位”———既是机构职权的错位，也是时空的错位，更是中国宪法转型愿景的错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理解中国宪法的体制安排，均在结构意义上满足不了中国法院独力承担宪法使命的浪漫主义想象。法治探索允许弯道，而弯道亦有别样风景。就其现实意义来看，除却在失望之余所促成的反思性经验共识之外，这一努力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纠缠于司法系统数十年之久的“司法过程不（没有必要）援引宪法”〔2〕的自我封闭倾向，验证并阐明了一个基本常识：在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的情景下，援引宪法补足法律漏洞实为必要，否则权利难获周全保护。然而，法院援引宪法之必要性，始终要直面其无权适用宪法之职权限制。法院无权在审判过程中以宪法为裁判依据，源于《宪法》第67条第（一）项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专属解释权之排除。若任意为之，虽满足了审判过程中适用宪法的必要性，但却是以审判机关对权力机关的“权力抢滩”为代价，甚至会造成政权组织体制的整体动荡。〔3〕有观点将《宪法》第131条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该条文在2018年《宪法》修改之前是第126条，修改后为第131条）的“法律”扩大解释为包括“宪法”在内，以求为法院适用宪法扫除体制性的职权障碍。〔4〕这一看似迂回的策略仍实质性地赋予了法院“抢滩许可”，终究难免冲击既定的宪法体制安排。因为，如果法院适用了宪法来审理案件，那么，法院就可以对任何国家机关或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5〕当然，这一源于宪法的体制性路径规定，并没有完全阻绝宪法进入法院的可能———它拒绝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适用（宪法适用），但未禁止宪法作为说理依据的援引（宪法遵守）。〔6〕作为说理依据的宪法，实是延循合宪性解释机制实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涵摄和价值导引，在功能上辅助了法律解释和个案判决的作出，但并不会导致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7〕但这一退而求其次的理解，无论是正向的规导抑或反向的制裁，均无法在制度层面上要求法官依据宪法对所适用的法律进行解释；即使法官愿意遵守宪法，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法官不享有法律是否合宪的判断权，更无权对违宪法律作出处理。有效力的处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宪法规定的体制路径中来。〔8〕就此而言，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在审判过程中的适用，是讨论宪法司法适用不能回避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完全等同于法院在审判时直接把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判断宪法的司法适用，最实质的标准在于宪法是否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是否对案件结果产生了影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宪法的理念、精神和规则去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从而解决纠纷。〔9〕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关键在于可能会虚化或无限强化宪法的作用，因为是否产生实质影响，是一个很难判断和把握的问题。如此就未必有助于考察宪法在司法适用中的真实状况。并且，这一观点与合宪性解释的路径是一致的，同样显得宽泛，且无从获得制度化的确认。这一问题如若把握不准，便会出现诸多将普通诉讼案件渲染为所谓“宪法第一案”的“噱头”。因此，既然在谈宪法的司法适用，就应该像讨论法律的司法适用一样，强调宪法被作为裁判依据才能被视为符合司法适用这一内涵。厘清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内涵后，还有一个认识误区需要澄清。这一误解是，既然法院无权适用宪法，那么宪法的司法适用就失去了空间。这一误解是逻辑错误所致。法院确实无权适用宪法，但并不等同于宪法就无法在审判过程中适用。基于宪法体制下国家机关之间的宪法关联，当法院由于其职权限制无法从事某种行为时，可通过与其他国家机关的配合或衔接，由其他国家机关完成该行为，从而与法院形成体制层面的协作。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当是宪法如何在法院审判过程中作为裁判依据被适用，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主体的职权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一个需要在宪法体制层面上讨论的问题。综上，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确有必要援引宪法，但在职权上却无权适用宪法。这构成一种两难。这是当下宪法司法适用的核心难题。笼统抽象的分析无济于事，应从规范主义的层面进行理解，进而转换宪法司法适用的思考模式，力图在宪法体制内寻找和拓展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与路径。

二、宪法规则在审判中适用的两种必要性

法院的职权在于通过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对争议进行裁判。如上所述，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是指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狭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但不包括作为该法律体系立法依据和效力基础的宪法。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一般而言，成熟完善的法律体系既能保持体系内部的自洽性，又能对社会生活形成整体性的关照，系统调整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涵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争议。〔10〕在这一背景下，法院适用法律基本上能够关照到绝大多数的纠纷。加之法律解释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争议基本可在法律层面解决，无须诉诸宪法。所以，目前判决中如果有援引宪法的，基本上是以宪法为说理依据的。那种将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判决，到目前仍然是较为罕见的。〔11〕不过，应当注意，由于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这一状况在转型期尤其明显），加之受到立法理念、技术与过程等方面的客观制约，法律体系仍存有诸多较为突出的问题。当法律本身遭遇问题时，裁判争议就失去了可靠的依据，诸多争议就难在法律层面上予以解决。在法律层面上无法解决的法律争议，主要由以下三种法律体系本身的问题产生：（1）法律漏洞，法官无法获得确定的裁判依据；（2）法律间冲突，法院无权选择适用何种法律；（3）法律违宪，适用该法律解决争议会造成严重的“恶”。面对此三种情形，如果不诉诸宪法解决法律本身的问题，那么争议也将无从解决。此时，必须有一种常态化的解决法律依据问题的机制。基于宪法与法律间的关系，当法律依据本身出现问题致使无法解决纠纷，适用宪法解决法律依据的问题，在逻辑上就成为可能。值得强调的是，适用宪法解决法律依据问题之必要性，提示了“宪法规则”与“《宪法》条文”的重要区分。既有的关于宪法司法适用的观点，基本以“《宪法》条文”作为思考对象，有观点从“《宪法》条文”的纲领性、政治性等论证宪法不具有被司法适用的特质。实际上，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指将宪法直接适用于法律争议本身，而是首先适用宪法中的立法规则来解决争议的法律依据问题。宪法中的立法规则，主要指《宪法》中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但不限于《宪法》文本，还包括作为宪法性法律存在的《立法法》中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运用宪法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化解法律冲突、弥补法律漏洞、消除法律违宪。此外，从宪法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宪法调整基本社会关系，法律则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但宪法仍保留专属调整领域，法律对此无法涉及。该领域主要围绕政治审议过程展开，依托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调整国家权力的构成、配置与运行，塑造政体框架。其中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属于纯粹的宪法争议。按照“有权利便有救济”的法理，公民可以政治权利受到侵犯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无权拒绝。但在目前的宪法体制下，法院却无法通过适用普通法律来对此类案件进行裁判。面对此种类型的诉讼，显然存在宪法适用的另一种必要性。当然此时所适用的宪法规则，也不限于《宪法》条文，更多涉及《选举法》《国家赔偿法》等宪法性法律。但与上述适用宪法立法规则解决法律依据问题不同，此种适用属宪法规则的直接适用。

三、走出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思维误区

法院无权在审判过程中适用宪法，是由宪法设定的职权配置模式所决定的。很显然，刻意强调法院适用宪法的必要性，并不足以对抗宪法体制下国家机构职权分工的整体安定。以宪法权威和宪法稳定为代价，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且潜含巨大风险。然而，在面对法院适用宪法之必要性时，这一理由显得极为生硬。虽有理有据，但难以令人信服，至少不是一种进取的姿态。并且，以法院无权适用宪法为由，而拒斥宪法的司法适用，可能存在适用范围的误解和概念上的混淆，进而阻滞制度空间的挖掘和路径探索。在适用范围上，上文已述及，宪法司法适用的范围不局限于《宪法》文本，还包括同样承载宪法规则的宪法性法律。宪法性法律与普通法律相似，基本由规范宪法主体行为的权利义务性规范组成，因而其司法适用性相对较强，并不存在因宪法的纲领性或原则性而不能适用的理由。事实上，在制度的实际运行层面，业已进入审判过程的选举资格诉讼和国家赔偿诉讼，无疑便是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则（《选举法》和《国家赔偿法》）解决争议的典型例证。当然，此种例证仅限于范围极其狭窄的纯粹宪法争议，凭此远不足以推翻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一般规定。但这一经验例证却可有力表明，承载宪法规则的宪法性法律，通过特定路径和机制适用于有关政治权利救济的诉讼中，已构成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模式之一。当然，这一模式还未全面铺展至所有的政治权利救济，但在宪法体制内部却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此类诉讼。另一方面，在概念理解上，法院无权适用宪法，实际陷入一种定向思维，极易走入制度的“死胡同”。它停留于法院的单维视角，对过往的宪法司法化运动批评有余，创见不足。它由于没有关照到整体宪法体制设计及各个国家机关间的职权配合及其协调关系，就很难意识到，当法院无权适用宪法而使争讼搁置时，来自于宪法体制内其他国家机构的职权协调或配合，将会帮助法院从“死胡同”中开辟一条新的出口。关于这一职权协调或配合，较为常见的是刑事诉讼中公检法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法院围绕“适用法律”与有权机关形成法律理解、法律解释和法律监督等职权关系，也是宪法体制视角下不同国家机关互相配合的体现。在整体宪法体制的意义上，宪法的司法适用，不是法院单向度对宪法的适用，而是宪法规则在法院裁判争议过程中的适用。因此，所谓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指围绕裁判争议的现实需要，在有必要适用宪法解决争议的案件中，利用宪法体制内的职权协调机制将宪法规则导入审判过程，将有权机关对于宪法的解释和适用与法院审判结合起来，由此绕开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的“马其诺防线”，这既符合宪制结构，也回应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从以法院为主体的适用宪法，到宪法规则在法院审判过程中的适用，这一思维转换的益处在于：第一，严守宪法界限，从整体宪法体制的视角，依托宪法体制内部的职权协调机制，化解法院“无权”与“必要性”的紧张关系。第二，恪守宪法与法律的分野，跳出《宪法》文本的教条，主张一般性的宪法规则在司法中的适用，据此明确宪法适用于争议裁判的两个面向：一是适用宪法立法规则解决争议的法律依据问题，二是适用宪法政治权利规则解决政治权利诉讼争议。第三，避免空洞而有害的制度移植，不带有法院中心主义和扩大法院职权的幻想，从争讼解决的现实需要出发，以“戴着镣铐跳舞”的态度，挖掘和拓展现行宪法体制回应现实需要的制度生命力。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作出的司法批复，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宪法适用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讨论的问题涉及到“齐玉苓案”的性质、“宪法司法化”的提法是否科学、“宪法私法化”的利弊是非、如何评价“8.13批复”的意义、宪法实施的路径等法学前沿问题。童之伟先生在《宪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宪法司法”引出的是是非非》（中国律师2002年第12期）等文章中认为：“严格地说，按现行宪法的精神，我国法院很难说有权直接适用宪法，也很难说有权针对宪法条文作出司法解释性质的‘批复’，甚至也没有充分根据认定它有权对任何一类当事人的行为等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该观点关系到我国法院审判权范围的定位，即在现行的体制下法院能否审理案件，可以审理何种类型的宪法案件。对此，作者提出以下商榷意见：

一、没有宪法解释权就不能适用宪法吗？

童先生认为，法院之所以没有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直接适用宪法或作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都会遇到当事人的不服有关法院的裁判因而上述或申诉的问题，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然涉及对宪法进行解释，但法院并无解释宪法的职权。”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而否定其适用宪法的权力。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均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宪法的字面含义中，同样找不到法院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是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在1981年以前没有适用法律的权力呢？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只是把法律解释权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仍然没有法律解释权，这是否意味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不能适用普通法律、法规呢？这种推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是审判权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宪法解释权，对于审判中出现的宪法歧义不能作出自己的解释，法院就无法审理宪法案件，因为它缺少行使该项权力所必须的手段。

二、法院适用宪法会突破宪法框架吗？

童先生认为，法院适用宪法会突破我国的宪法框架。他说：“在我国，如果说司法机关事实上已多少有一点或将会有一点直接适用宪法的权力的话，我相信那决不是宪法的本意，而是现实需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突破了宪法框架的结果。”“意味着根本改变我国的政权组织体制。”难道法院适用宪法真的与我国的宪法框架水火不容吗？我认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法院仍然有适用宪法的空间。

摘要：遵守宪法是适用宪法的逻辑基础，适用宪法行为的本身也是对于宪法的遵守，不可将两者完全隔离开来。宪法的司法适用也不意味着法院享有宪法解释权及违宪审查权。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应先从保护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开始，从解决宪法权利受私权侵犯开始，逐步建立起宪法的“司法审查”机制。

关键词：宪法适用宪法遵守宪法司法化

一、引言

宪法司法化不是一个新话题，在齐玉苓案后学界对宪法司法化研究掀起一个热潮。200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宪法司法化理论研讨会上，基本确立了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宪法“只有获得‘司法化’之后，才能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最高法’或‘根本法’——换言之，宪法效力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近来，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这主要源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12月8日以“已停止适用”为理由，废止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字[2001]25号”)，该决定自2008年l2月24日起实施。紧接着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在《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撰文《宪法适用应遵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以宪法实施、宪法适用和宪法遵守的区分为切入点，对我国宪法“司法实践”进行评析。认为“宪法司法适用在我国没有宪法依据，在我国既无采行的现实可能性，也看不出发展的前景”。并最终得出我国宪法的适用应该走最高权力机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的路径，法院审理案件时援用宪法是对宪法的遵守而非适用，应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适用，同时消解“宪法司法化”这一伪命题。最高法院决定的出台和学者的上述言论，又一次将宪法司法化理论争议推向新的高潮。如何看待宪法的适用与宪法遵守的区分，并进一步追问我国宪法学界多年来一直探讨的“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假命题还是一种希望与追求”，关乎我国宪法今后的发展道路和前进的方向。

二、宪法适用的辨识

童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宪法适用方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小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学术界没能结合我国实际理顺一些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理关的基本概念并合乎逻辑的运用这些概念，是人们解决好面对重大课题的学理基础。”因此，要搞清楚宪法能否司法化，我们不妨也从这一问题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谈起，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以消除我们在理解和应用中的诸多偏颇。

人和上帝的第一份共同的财富是理性，共同具有理性的人也必然具有共同的理性。因为正当的理性就是法，所以我们必然认为人与上帝共同具有法，共享法的人也必将共享正义。因此，就应把共享法和正义的人们看作是同一国家的成员。－――西塞罗

关键字：宪法宪政社会主义宪政违宪审查宪法法院宪法监督宪法诉讼

一，从共同理性谈法律的起源

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就产生了某些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理性，虽然各个群体之间，可能有其各自的群体理性，但人类对于这两种价值的追求却是人类共同的理性。古罗马有一句古老的法谚：法是一种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理性。这句话不但鲜明的阐述了法的价值追求，而且给法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这种共同理性是法运送的价值之所在，因为这种共同的理性，人类开始组成了国家，开始了他们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征程。人选择了法律，便崇尚法律。可是历史也曾奇迹地开过玩笑，使选择法律的人苦呤挣扎于无法状况或恶法高压之中。问题不在于法律本质的善恶、法律史如何展开，因为无生命的法律绝对意义上俯首听命于人类。关键在于人对法律是什么、法律应当对法律是什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判决。【1】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罗马人就有过这样一句格言，只要有政治社会单位的地方就有法律。而“真正的法律是同自然一致的正当理性，它到处适用，不会变化并且永恒。”【2】在法哲学层面，“法律即是公平和正义”是西方法理学的主流思想之一；在古典自然法学中，“正义”被认为是自然法学的理论的核心价值，而“公平”被认为是自然法学的理论终极价值。在当法律作为一种手段被选择之前，人们是否有可能做出其它更佳的选择？法律所标示的公平、正义、自由以及安全等终极价值是否能像秩序价值那样获得了实现呢？天堂需不需要法律呢？人类为了去实现这些价值，一次次的否定了法律，而后又一次次的选择了法律。

二，东西方宪法的起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法的认识不断的深入，对价值的追求越来越广泛。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想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宪法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要求保障人权，要求给与人广泛的自由，人类开始了一场为权利而斗争的革命。自168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仿效，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并迅速的席卷了欧洲，而英国宪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部部带有强烈人权性色彩的宪法性法律的创设，为英国后来建立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基础。欧洲的另一个国家――法国，同英国一样，也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宪法。法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并逐步的建立起了宪法。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先后颁布了《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一步步的建立起了其宪法。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主义宪政运动和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相互融合，形成了自由民主的宪政模式。【3】而对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国而言，由于受较长时间封建统治的影响，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薄，对于宪政完全是处于一个蒙昧的状态。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逐渐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存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由于受当时西方宪政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维新运动。一大批充满爱国热情的有志青年，主张学习西方，改良政治，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1898年，康有为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建议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同年，光绪颁布诏书，宣布变法，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加之其纲领等极不成熟，最终运动只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中国宪政的产生和发展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第一次把宪法引入到一个固步自封的国度，民主和自由的思潮也开始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并最终推动了后期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代的到来。1906年，清政府《宣示预备立宪谕》，宣布仿行宪法。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自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宪法性文件诞生生了，这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在中国的出现。

摘要：宪法基本权利对立法者和司法者有直接的约束力，故而可以影响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实践。在国际私法立法中，连结点的选择要符合宪法基本权利的要求。在适用外国法的过程中，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并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公共秩序的具体审查标准，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关键词：基本权利；国际私法立法；公共秩序保留；德国法

一、基本权利影响国际私法的效力基础

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是一国法律核心价值的体现，可以直接约束各国家机关。基本权利的功能首先是一种主观权利(subjektiveRechte)¨，同时也构成一种客观的价值判断，具有“客观功能”。这意味着，国家在采取任何措施和决定时必须将基本权利作为一个客观价值加以考虑。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解释，只要这种活动属于“国家主权的行使”，就必须考虑基本权利。简言之，每种基本权利都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益的主观功能，二是约束国家机关，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客观价值功能。

基本权利的客观功能要求法院处理私人法律关系时也必须考虑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的客观功能在德国被称为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否定了“直接第三人效力”，但是接受了“间接第三人效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基本权利的效力扩展于整个法律体系，构成对全部私法和公法有约束力的价值判断。无论处理公法案件还是私法案件，法院都不能做出违反基本权利的判决。可见，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能对国际私法产生影响，是由基本权利本身的品质和功能决定的。

基于此种认识，德国学者拜茨克(Beitzke)和索内伯格(Sonnenberger)指出：“一切法律都不得和宪法抵触，国际私法也是如此。”费雷德(Feitd)提出：宪法对于冲突法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定冲突法时，冲突规范中的连结点必须符合宪法；二是在适用外国法时，外国法的适用结果不能损害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国际私法不是没有价值取向的中性法律，而是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这一观点在司法中也获得支持，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2年到1985年的一系列判决中，对德国国际私法进行宪法审查，宣布德国国际私法第l7条和第15条由于违反男女平等原则而无效。宪法法院的这些判决直接导致了德国1986年国际私法改革引。

论文摘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它在司法适用上还有许多的问题及限制。如何让宪法走入司法领域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论文关键词：宪法司法适用基本思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毫无疑问，宪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地位是主导性的。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应该在公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发挥更大程度上的作用，而不应该作为神圣的理论束之高阁。“脱离实际生活的宪法只是纸上的宪法，其生命已经枯竭，价值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会对实际生活发生负面作用”。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社会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的时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不能不谈到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围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有其积极的重要意义。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一、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现状

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从而保障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按理说，作为一部法律，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直接适用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见到以宪法为依据而做出的裁判。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地位应该高高在上，让人敬而远之的，而不能拿来随意写在判决书上。这一切似乎因为最高法的一个批复有了改变。2001年8月l3日，最高法根据山东省高院的请示，作了出了一个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在这个批复中，最高法认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他人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这个批复的依据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规定。。此批复影响深远。因为虽民法没有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但宪法却有着明确的规定，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却不敢直接适用而需要最高法首肯后才做出判决。最高法此举看似有点画蛇添足，但颇有抛砖引玉的意味，这无疑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先河。由此案也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存在着起步时间晚、应用范围窄，宪法的法律性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几乎得不到什么体现的现状。但该《批复》却体现了这样一个思路：在我国立法目前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以宪法规范来填补普通法律漏洞以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所以，考虑到宪法在保护公民因具体的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利益所起的独特作用，让宪法走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可谓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亦是法治发展的潮流了。

二、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国法律上没有规定宪法诉讼，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判例。我国也没有明文规定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案的依据，法律上也没有规定宪法诉讼的制度。

1我国宪法适用的困境。

1.1我国宪法适用的制度困境。

1.1.1我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困境———“人大之下的司法独立”。

我国是人民主权下的国家，对这一原则的追求决定了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全国人大享有最高权力，行政、审判等国家机关都是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具体制度上看，对于宪法适用至关重要的宪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所以目前，我国法院没有权力来适用宪法，我国国家权力的模式也不允许法院有权适用宪法。然而，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不可能负责实施宪法诉讼。所以，我国的宪法诉讼只能是尴尬的空白。

1.1.2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困境———宪法至上抑或人大至上。

一、缘起

行政院在民国（下略）92年7月17日核定「行政院办理公民投票实施要点」，除纯粹形式事项外，其内容包括：

一、行政院（以下简称本院）为广征民意，就全国性重大公共政策议题，实施公民投票，以落实国民主权原理，特订定本要点。

二、本院为办理公民投票，得设公民投票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负责推动公民投票事宜，并审议第三点所定议题及投票实施作业计画。

委员会置委员十一人至十五人，任期二年，由本院院长就本院政务委员、机关代表、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聘（派）兼之，并指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委员具同一党籍者，不得逾委员总人数二分之一。

委员会会议，应有全体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决议事项应有出席委员过半数决议行之。必要时，得邀请相关学者、专家或社会人士列席。

宪法是美丽的，因为她寄托着人类善良的愿望、情感、理想和信仰，而不是仅仅以冷冰冰的文本面目出现。

早在786年以前，英国人就以冠名为“大宪章”的一份文件，向当时的国王宣称：你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后世的人都承认，“大宪章”是英王和贵族、僧侣斗争的结果，人民并未由此获得以后现代宪法所普遍确认的主宰国家的权利，但是，这种揭示历史真相的诚实认知，丝毫不能掩盖宪法美丽的象征意义之一：任何统治者，无论是具体的国王还是抽象的人民，都不享有至尊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持有者，都必须受到限制。时至今日，宪法的这一象征得以继承。即便她早已认可民主治国的基本制度，但在她看来，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接受制约，因为多数人同样可能出现暴政与专横。或许由于权力自然的扩张、侵略本性，或许由于人类自身羸弱的灵肉、受权力奴役的潜在惯性，或许由于人类更为复杂的对权力既依赖又恐惧的心理，……，统治权力的现实状态似乎总是无所不能的。然而，冷酷的现实，更是照映出宪法有限政府理念的魅力和存在之价值。

权力持有者必受制约，人类借助宪法的口舌，道出了对良好统治的理想，但这不是宪法-更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宪法之花在欧洲和北美蕴育，当其在二、三百年以前灿烂绽放的时候，她向当时以及后来的世人展示了更为成熟的美丽：每个个体人的存在和发展，都应得到尊重与维护。在这一信念的推动之下，宪法持续不断地打开自由、权利的图卷，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平等保护的权利、休息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享受良好环境权，……。于是，每一个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短暂存活的生命体，在面对浩瀚无限之宇宙、纷繁陆离之自然与人世的时候经常感觉渺小、无奈、疲惫的人，在宪法眷顾之下，都拥有了自尊、自主、自决的崇高地位，获得了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机会。现实的艰难，同样难以遮住宪法绚丽的、让人为之激动不已的光芒。

宪法并不止于实在美，她因为在许多国家被奉为至上的权威而具备了形式上的美丽。普通的权威，尤其是专制者的权威，也许根本无法令人联想到美丽。然而，宪法的根本目标是“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并在此基础上制约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权力。她严令任何统治行为，无论是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制定法律的行为，还是行政官员的决策、法官的判决，都必须以其为圭臬。她同样要求任何享有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私人、私企业以及私团体，都遵循其确立的某些原则，并责令统治者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监督之职。她的这种“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威，展示出其在形式上的完美和魅力。宪法之所以如此地吸引人，也正是因为她以最高准则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

如果说宪法的美丽仅仅体现在她以最高律令的形式传达了良好的理想和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美丽也还只是海市蜃楼之美，它不仅是脆弱的、虚幻的、容易逝去的，甚至可能因为总是可望不可及而彻底失去其吸引力。最高律令必须得以执行和适用，任何违反最高律令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和矫正。载承人类美好理想与信仰的宪法，在实际运作之中肯定不能完全实现，毕竟，任何美丽的事物总有令人遗憾的瑕疵。但是，只要宪法是可以接近并运用的，只要在整个制度安排之中有机构可以独立地、权威性地宣告：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合宪的、什么是违宪的，只要对是否存在违宪有其自己看法的人都可以向这样的机构诉说主张，那么，宪法的美丽就可以实在地展现，尽管瑕疵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如此，宪法的眷顾才不是信誓旦旦的空头许诺，才不是虚假的最高权威；只有如此，人们才会享受到宪法对其正当权益的保障与实现，才会真正感受到宪法的魅力所在。因而，宪法之美不仅在于她的人本主义关怀，不仅在于她被尊奉为最高法律，更在于她为自己的实现配置机构-无论是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还是普通法院，以及建构相应的适用宪法的制度。前两者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的存在。

中国的宪法是不美的，因为她被披上了一层面纱，没有真正显示、传达其应有的人本主义关怀，她只是作为宣告国家大政方针的文本、作为其他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而存在。在中国，有一种观念认为：宪法的许多原则都是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规定的，适用这些具体的规范就足以使宪法落到实处。确实，在1982年宪法及其以后历次修正案的引导之下，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稳定运作且不断演变的制度。而且，在具体制度层面上的努力，勿庸置疑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权利的实现、权利意识的增长。在一个家庭、社会结构以及与世界交往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制度，以各种形式-如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反对家庭暴力、主张自己的消费权益、选举自己信任的村长、组织和参与自治组织等-提出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