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威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宪法应否具有权威性与宪法是否具有权威性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的宪法从制度的设计上就预设了导致宪法权威性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几个悖论，包括“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这些悖论的解决，既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完善，更需要点点滴滴具体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关键词」宪法权威“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革宪法应不应具有权威性？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是著名学者，还是政府高官，几乎都异口同声：宪法应当具有至高的权威。有的学者还不遗余力地著书立说，论证宪法至上是法治之本。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宪法在实际上却成了一纸空文，违宪的事例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还提出了“良性违宪”这样的说法来为违宪的行为制造合理依据。面对违宪的事件，中国的宪法却始终沉默不语，也难怪老百姓会说：“它没宪法”。与此同时，被学者们视为宪法权威性表现之一的宪法的稳定性，在中国却受到极大的戏弄。平均五六年一次的宪法修改，使宪法成为一纸宣言书，而不再是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法。面对这种困境，许多人将其原因归结为“规范与实践的冲突”，认为“我国目前宪政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规范层面的‘矛盾’，规范是好的，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落实。”但规范在实践中如何落实？落实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持此观点的学者则语焉不详。其实，按这些学者的思路，使宪法规范在实践中落实，无非要靠加强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加强公民对宪法的尊重等等。但是，呼吁加强法治意识那是道德伦理学家应做的事。作为一种法律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制度设计层面分析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并由此得出本文的主旨，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的弊端，宪法的制度设计本身就预设了宪法将不会被尊重。进而，本文还将就所论及的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解决思路。一、“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宪法权威性首要的体现是法律的制定必须依据宪法，不得违背宪法。违宪的立法不是法律，这是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阐明的规则。但是在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国宪法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同时，立法法第88条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消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0条和91条进而设立了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作违宪审查的程序。单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这几个条文看，我国宪法宣称自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必须依据宪法，法律在宪法之下。但是，对违宪的法律如何认定，怎么处理，宪法没有任何规定，立法法也对此保持沉默。宪法权威性形式上的表现是宪法的修改程序比一般的法律严格。我国的宪法修改需要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普通的法律只需全体代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这种规定体现了宪法的至上性，表明了宪法高于法律。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总是以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支持率通过。正如有学者精当指出的，全国人大立法三分之二以上高支持票率的事实是认识我国宪法与法律相对地位的关键。修改宪法只需要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就可通过，立法也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已经获得与宪法相等的权威性，因为对于这样的立法，除了立法机关的自我约束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换用宪法的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法律在地位上等同于宪法，而且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为什么宪法文本确认的宪法的至上的权威性却在现实的人大立法中被销解了呢？这要从全国人大遵循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领导中找原因。我们的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都享有的民主，因此，每届全国人大3000名左右的代表，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代表，民主的范围不可谓不广；同时，我们的民主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指导如何可能？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如此，才有了每次全国人大开会之前党员代表的“预备会议”，才有了当了三年“哑巴代表”的人大代表，也才有了“等宪法”的法律。可见，造成我国法律无所谓合宪不合宪的正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法律与宪法的关系实际上消解了宪法的权威，法律等同于宪法，宪法随时可以被法律所替代，法律也随时可以换用宪法来表达。在这样的处境下，奢谈宪法的权威，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二、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也就是立法机关至上，或者说议会至上，至上也就是主权的意思。”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宪法的规定上看，我国把人民作为一切国家权力的来源，代表机构则被奉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立法至上在我国的确切称谓应是全国人大至上。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受它监督。也正因此，我国不是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制，而是“议行合一”。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不是象美国体制下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而是立法至上，行政、司法从属于人大。三种权力的差别是分工的不同，而非分立与制衡。虽然行政诉讼的引入使司法权可以一定程度上监督、审查行政权，但对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则不可有半点逾越。在这样一种立法至上的体制中，如果审视一下立法至上与宪法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这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悖论。宪法权威性的重要体现是宪法得到严格地遵守，当其被违反时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及时予以补救。但在我国，一如上文所述，法律本身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也就无所谓违宪不违宪。全国人大因其本身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所以除了自我监督外，没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意义上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即使全国人大实施了违背宪法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定措施可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全国人大自身的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宪法的权威性与立法（人大）的至上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现实的宪政运作的结果是宪法得不到严格遵守，宪法权威被随意损害。三、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在1996年到1998年的中国宪法学界，出现了关于“良性违宪”的热烈讨论，虽然这场讨论已过去几年了，但由这场讨论引发的中国宪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却不断地吸引学者们继续探讨。在这些讨论中，许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这样重大而现实的理论问题。本文因限于主题，不准备详细讨论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由良性违宪的讨论而引起的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反思，进而对宪法文本与宪法权威的关系作一探讨。宪法权威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应该具有较一般法律更强的稳定性。很难设想，一部朝令夕改的宪法会有很强的权威性。美国宪法制定了二百多年，至今只有27条修正案，正是宪法的稳定性，保证了人民对宪法持续的敬仰。反观我国宪法，自建国后已经制定了4部，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在推翻前一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这4部宪法的制定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致，那么1982年宪法制定至今，短短20年，就已修改了三次，有了17条修正案，而且，按照每开一届党代会就会有一次宪法修改的惯例，我国的宪法还会这样一直每隔5、6年修改一次。这样频繁地修改，使人民对宪法的信仰大大降低。导致宪法频繁变动的原因，除了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动剧烈，宪法需要反映这种变化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宪法文本本身的原因。我国宪法除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基本政策，这是与我国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和立宪修宪的指导思想相适应的。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宪法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确认，那么规定最新的成果就成为理所当然。同时，我国的修宪指导思想是对党的最新政策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以此赋予政策宪法上的正当性。所以，不管是1982年宪法还是此后的三次宪法修改，都是以当时党的文件为蓝本的。例如，1999年的宪法修改中的第13、14、15、、16条修正案就是对十五大报告的原文照抄。在这样的修宪指导思想指导下，宪法必将是党的政策的随从，跟在党的政策后亦步亦趋。这种制度的弊端至少有一下几点：1、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稳定性的预期，进而影响人们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往往导致将宪法与党的政策混淆，削弱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功能。2、宪法作为党的政策的反映，在政策变化后必然要作出变化，这种现象不但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而且给人们一种宪法跟着政策亦步亦趋的感觉，破坏了宪法的神圣感和尊严。3、宪法中规定了过多政策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又是极易发生变化的，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宪法确不能及时作出应对，致使一些变革虽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与现行宪法相抵触，也即被学者称之为的“良性违宪”。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固然可以坚守宪政法治的阵地，对违反宪法的变革行为从宪法与法治的立场予以否定，但我们却无法摆脱这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我们猛烈抨击违宪的变革行为，另一方面，被我们猛烈抨击的做法不久却经修宪程序成为宪法的规定。面对宪法中如此之多的关于国家政策的规定，我们在鼓吹宪法权威时不得不加倍小心，因为如果宪法真得像一些学者鼓吹的那样修改一次管30甚至50年，那么，出现的结果要么是社会停止变革，要么是宪法被抛在一边，所谓“良性违宪”的行为大行其道。四、神话的破灭与可能的道路以上我分析了宪法权威与“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迁的三个悖论，以此揭示中国的宪法从其文本体现的制度设计就暗设了宪法权威不可能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宪法权威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那么，当神话被打破，当宪法被揭下虚幻的神圣面纱，我们该如何寻找以后的路？在以上的三个悖论中，社会变迁与宪法权威的矛盾可以由宪法文本本身得到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从理论上搞清宪法应该规定什么。英国继戴雪（Dicey）之后最权威的宪法学家詹宁斯（Jennings）在其名著《法与宪法》中认为，“宪法所意指的是规定政府的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文件。”宪法的主要内容应是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不可以规定其他内容。实际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建国的基本理念、根本国策的规定。但是，对于作为根本法规定的基本国策，应是关涉到国家的根本存在的内容，例如四项基本原则。至于其他涉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精神文明等内容，虽然重要，但却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将那些易变的政策性的规定从宪法中取消，只保留那些最基本的涉及建国基本理念的政策性规定，这样，既可以使宪法有足够的弹性容纳社会的急剧变迁，又可以减少甚至杜绝“良性违宪”的情况发生。同时，由于避免了类似“良性违宪”这样的尴尬，宪法的权威自然得以保障。仅仅冀希望于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且不说存不存在一部尽善尽美的宪法，假使存在这样一部宪法，那么这部宪法本身也没有生命，要使其成为一部“活”宪法，还需要将宪法运用于现实中，通过宪法审判、宪法解释等方式才能真正赋予宪法以生命力。在我国，人大至上的体制不可能让我们引入真正的违宪审查机制，但这并不代表着在维护宪法权威方面我们将无所作为，相反，当我们总将目光投向那些根本的体制、矛盾、冲突时，恰恰忽略了就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问题。有人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开启了中国的宪政大门。既然大门已开，那么宪政大潮必将滚滚而来。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那么能不能再进一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样的设计，即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与此相联系，宪法也应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中国的宪法是有名无实，虽然宣称是根本法，但不能作为法律在司法中直接适用。法律真正的权威来自它的适用性，很难设想，一部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会具有权威，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宪法同样如此，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就像远方的海市蜃楼，虽然美丽，但却只是幻影。而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也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反对宪法司法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法院无权解释宪法，而适用宪法必然涉及宪法的解释，因而，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照此思路，宪法中也没规定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那么是不是法院也无权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了呢？据此，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果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应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根本冲突，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并非是一些精英式的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当我们纠缠于这些问题并感到前方一片迷茫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学者精英式的制度设计并非只有涉及到根本的制度设计时才会有价值，实际上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更好的完善具体的制度，因为，我们还远未充分利用制度所提供的空间。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我们还远未搞清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内容，到底民主和集中的比例应多大，怎样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体现民主与集中，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的许多做法，例如上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下届全国人大的选举是否符合民主集中制，或者是否民主集中制必然要求如此，都是可以研究的。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任期等也可以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予以完善。五、结语本文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几乎众口一词地维护宪法权威，强调宪法至上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对我国宪法（宪政）体制的一种反思。也许反思的结果让我们（至少让我自己）感到我们这个国家要在现代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宪政，道路还很漫长。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少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多些关注中国现实的理性。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之路才会一步步扎扎实实走下去，中国人等待了百年的宪政之梦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变为现实。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权威。首先，宪法权威天然是与宪法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实现由政策性宪法向规范性宪法的嬗变，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其次，树立宪法权威必须适时、科学地修改宪法，保持宪法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再次，树立宪法权威必须建立健全宪法自身保障制度、宪法审判制度、宪法监督制度，并加强宪法宣传教育，从而实现形式宪法向实质宪法的嬗变，使宪法具有实效性。

关键词：宪法权威、宪法修改、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的权威性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或者说，“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①。对法治而言，“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②。宪法权威至上是法律至上的原则的灵魂，然而，目前宪法在我国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地位。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治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树立宪法权威。

一、保持宪法的稳定性

法律权威天然的是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频繁变迁、朝令夕改的法律体制，是无法赢得人们的尊崇和信赖的，更无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必须确保宪法的稳定。

本文作者：王鲁青

一实践中宪法内容选择的几种模式

宪法内容的选择,受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宪法权威的价值评价,特别是受该国通过宪法所要建立的各种体制的制约。本文要分析探索的是,关于宪法自身结构性的内容选择,而非具体制度性内容的选择,因此,该部分内容是关于宪法文化自身发展的理论探讨。

1以美国宪法为范例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

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并且第一次将反对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建立共和体制规定在宪法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美国宪法也成为全世界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宪法模式。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的立意,就是把宪法作为国家权力之间制衡,以及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法制化的依据。从这个立意出发,美国宪法内容就是制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行使、制衡与监督的规则。从美国宪法原本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特点,即美国宪法原本只有七条,前三条分别规定联邦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和职权,第四条规定联邦各州间法律的效力、州加入联邦等内容,第五条规定宪法的特殊修改程序及有关事项,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和法律与各州宪法和法律的效力关系,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条件。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美国宪法原本并没有规定,而是后来的宪法修正案作的补充规定。但是,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内容,只是对宪法原本的补充,在结构上没有扩充。所以,从宪法的实践内容来看,美国宪法只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和公民权利这样两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属于程序性内容。一从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宪法权威观的特点,他们对宪法权威主要理解为它是联邦公民最高意志的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必须使国家权力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国家权力的分解与制衡,保障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制化。因而,美国宪法的结构内容选择体现的是宪法至上观念,充分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最高权威,而经济制度内容只字不提。这种结构的选择,首先是由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宪法只规定社会生活中必需的社会管理规则,新生问题先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权对宪法的解释来解决,待实践要明确了,再决定是否通过宪法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是使它二百多年来极为稳定的主要原因。美国宪法模式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尽管在具体安排上有些差别,但结构性内容选择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法结构选择的模式。

2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模式

宪法观念就是对宪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一种伟大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凝聚起来，必将形成一种追求正义的宏大力量，蓬勃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在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全面、深入地宣传宪法精神，对于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依法管理的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有人也称之为“母法”。宪法规定了比普通法律更为重要的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它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制度，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权力。特别是，它界定和协调了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并且是侧重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及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又被誉为公民的“权利保障书”。这种权利保障，是在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的崇高的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是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根基。

我们宣传宪法精神，就是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念，增强公民对宪法的忠诚与信仰，提高公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自觉性，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是我国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独立行使国家的审判权。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要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宣传宪法精神，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责无旁贷。

多年来，各地法院在宣传宪法精神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法院通过各种审判活动和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情，并逐步树立起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但我们应当看到，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增强宪法观念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基础。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坚持不懈地宣传宪法精神。

法不仅仅是“法律制度”，也不仅仅是“依法办事”。就其形式而言，法包括法律、法规、条例、判决等等；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法却高于和先于法律规范，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DomitusUlpianus)说：“法是鉴别人类行为之是非的科学。”这样说来，法也就包括法学中那些追求公平正义的法理了，法的本质不外乎是达到正义的一种手段、—种体制、—种秩序。

宪法是“法中之法”，这前一个“法”字，指的是法的第一种意义，即形式意义的法----法律法规判例等等；后—个“法”字，则指的是第二种意义的法，即法的精神实质，也就是国家机关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必须遵循的规则，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法则。

宪法因而是先于和高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所以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循，任何法律法规和判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于此，可得出宪法概念的广义性和宪法权威的最高性的论据。

我们把人类在一切组织关系上都完整结合(于一个领域)的状态叫做“国家”。既为一个国家，便总有一批人管理它的事务，我们把这批人叫做“政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依照国土上最高的法律管理国内外事务，我们把这种法律叫做“宪法”(theconstitution)，把这种政府叫做“立宪政府”(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以色列和伊朗则以祖传的圣书如《圣经》和《可兰经》为其根本法。还有些国家并无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区别，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也就是一国的根本法，英国和新西兰就是如此。含有上述这几种意义的宪法就是狭义的宪法，我们把它叫做“成文宪法”。

当代宪法学者所称“宪法”的内容并不以此为限。即使严格就载在文件上的条款而言，也不只限于被叫做《宪法》的文件本身，而应包括《宪法》中明文规定“须以法律定之”的“宪法性法律”(theconstitutionallaw)。宪法性法律的效力低于《宪法》又高于其他普通法律，所以通常被称为“基本法律”。然而即使加上宪法性法律，所谓宪法仍然是狭义的宪法。宪法学者所研究的宪法尚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宪法条文的解释、法院(包括宪法法院)的宪法性判例(对美国宪法来说这必不可少)、政治活动中必须遵循的政治道德和传统。

内容提要：宪法理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即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法律运行层面上来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最有效的促进作用。但现实中我国宪法最高权威还没树立，如何去确立和维护宪法权威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权威，宪法权威

权威一词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1]以此推理，宪法权威亦应是宪法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在有人们心目中具有威望并得到普遍支持与服从。这种普遍支持与服从是一切法也应具有的普遍特点，那么宪法权威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宪法权威的内容是什么？我国宪法权威的现状如何？该如何去维护宪法权威？这些问题始终萦绕笔者的心头，也是一个研究宪法的学子所深深关心的问题，本文意图不在于解决什么问题，只想在此阐述一下所想到的和所看到的现实。

一、宪法权威的地位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早表述应是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谓根本法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法律。它规定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所谓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指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效力最高，它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它法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否则，将归于无效，不得实施或被撤销。”[2]宪法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四个条款的内容对宪法权威加以具体化，也是我国宪政史上的重要一笔。由此可见，我国宪法从自身保障的角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宪法所处的最高的地位，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那么为什么需要如此规定呢？这样的规定能不能真的说明宪法是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这样的自话自说，能不能就能让人们相信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需不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到具体的纺纱厂、铁路以及航海的例子全面论证了社会是需要权威的，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巴黎公社后出现的反权威的一股思潮，最后他讽刺道：“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革命的第一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古今往来，权威广泛存在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家庭等人类活动和共同事务中，只不过是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权威理解而已，一个缺乏应有权威的社会是不健全、无组织、无统一目标的、无秩序的社会。

论文摘要：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它在司法适用上还有许多的问题及限制。如何让宪法走入司法领域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论文关键词：宪法司法适用基本思路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毫无疑问，宪法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地位是主导性的。但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应该在公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发挥更大程度上的作用，而不应该作为神圣的理论束之高阁。“脱离实际生活的宪法只是纸上的宪法，其生命已经枯竭，价值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会对实际生活发生负面作用”。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社会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的时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不能不谈到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围绕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制度有其积极的重要意义。一个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紧紧围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这个中心，在逐步提高对宪法认识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或者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以促进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进程。

一、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现状

宪法的司法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从而保障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按理说，作为一部法律，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直接适用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见到以宪法为依据而做出的裁判。很多人都认为，作为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地位应该高高在上，让人敬而远之的，而不能拿来随意写在判决书上。这一切似乎因为最高法的一个批复有了改变。2001年8月l3日，最高法根据山东省高院的请示，作了出了一个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在这个批复中，最高法认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他人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这个批复的依据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利的规定。。此批复影响深远。因为虽民法没有规定公民的受教育权，但宪法却有着明确的规定，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却不敢直接适用而需要最高法首肯后才做出判决。最高法此举看似有点画蛇添足，但颇有抛砖引玉的意味，这无疑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先河。由此案也可以看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存在着起步时间晚、应用范围窄，宪法的法律性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几乎得不到什么体现的现状。但该《批复》却体现了这样一个思路：在我国立法目前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以宪法规范来填补普通法律漏洞以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所以，考虑到宪法在保护公民因具体的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利益所起的独特作用，让宪法走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可谓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亦是法治发展的潮流了。

二、我国宪法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宪法是美丽的，因为她寄托着人类善良的愿望、情感、理想和信仰，而不是仅仅以冷冰冰的文本面目出现。

早在786年以前，英国人就以冠名为“大宪章”的一份文件，向当时的国王宣称：你的权力不是至高无上的。虽然后世的人都承认，“大宪章”是英王和贵族、僧侣斗争的结果，人民并未由此获得以后现代宪法所普遍确认的主宰国家的权利，但是，这种揭示历史真相的诚实认知，丝毫不能掩盖宪法美丽的象征意义之一：任何统治者，无论是具体的国王还是抽象的人民，都不享有至尊的权力；任何权力的持有者，都必须受到限制。时至今日，宪法的这一象征得以继承。即便她早已认可民主治国的基本制度，但在她看来，多数人的统治也要接受制约，因为多数人同样可能出现暴政与专横。或许由于权力自然的扩张、侵略本性，或许由于人类自身羸弱的灵肉、受权力奴役的潜在惯性，或许由于人类更为复杂的对权力既依赖又恐惧的心理，……，统治权力的现实状态似乎总是无所不能的。然而，冷酷的现实，更是照映出宪法有限政府理念的魅力和存在之价值。

权力持有者必受制约，人类借助宪法的口舌，道出了对良好统治的理想，但这不是宪法-更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终极关怀。宪法之花在欧洲和北美蕴育，当其在二、三百年以前灿烂绽放的时候，她向当时以及后来的世人展示了更为成熟的美丽：每个个体人的存在和发展，都应得到尊重与维护。在这一信念的推动之下，宪法持续不断地打开自由、权利的图卷，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平等保护的权利、休息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享受良好环境权，……。于是，每一个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短暂存活的生命体，在面对浩瀚无限之宇宙、纷繁陆离之自然与人世的时候经常感觉渺小、无奈、疲惫的人，在宪法眷顾之下，都拥有了自尊、自主、自决的崇高地位，获得了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机会。现实的艰难，同样难以遮住宪法绚丽的、让人为之激动不已的光芒。

宪法并不止于实在美，她因为在许多国家被奉为至上的权威而具备了形式上的美丽。普通的权威，尤其是专制者的权威，也许根本无法令人联想到美丽。然而，宪法的根本目标是“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并在此基础上制约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权力。她严令任何统治行为，无论是议会或者代表大会制定法律的行为，还是行政官员的决策、法官的判决，都必须以其为圭臬。她同样要求任何享有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私人、私企业以及私团体，都遵循其确立的某些原则，并责令统治者担负起不可推卸的监督之职。她的这种“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威，展示出其在形式上的完美和魅力。宪法之所以如此地吸引人，也正是因为她以最高准则的面目呈现在世人眼前。

如果说宪法的美丽仅仅体现在她以最高律令的形式传达了良好的理想和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美丽也还只是海市蜃楼之美，它不仅是脆弱的、虚幻的、容易逝去的，甚至可能因为总是可望不可及而彻底失去其吸引力。最高律令必须得以执行和适用，任何违反最高律令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和矫正。载承人类美好理想与信仰的宪法，在实际运作之中肯定不能完全实现，毕竟，任何美丽的事物总有令人遗憾的瑕疵。但是，只要宪法是可以接近并运用的，只要在整个制度安排之中有机构可以独立地、权威性地宣告：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合宪的、什么是违宪的，只要对是否存在违宪有其自己看法的人都可以向这样的机构诉说主张，那么，宪法的美丽就可以实在地展现，尽管瑕疵不可避免。因为，只有如此，宪法的眷顾才不是信誓旦旦的空头许诺，才不是虚假的最高权威；只有如此，人们才会享受到宪法对其正当权益的保障与实现，才会真正感受到宪法的魅力所在。因而，宪法之美不仅在于她的人本主义关怀，不仅在于她被尊奉为最高法律，更在于她为自己的实现配置机构-无论是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还是普通法院，以及建构相应的适用宪法的制度。前两者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的存在。

中国的宪法是不美的，因为她被披上了一层面纱，没有真正显示、传达其应有的人本主义关怀，她只是作为宣告国家大政方针的文本、作为其他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而存在。在中国，有一种观念认为：宪法的许多原则都是可以由法律、法规加以规定的，适用这些具体的规范就足以使宪法落到实处。确实，在1982年宪法及其以后历次修正案的引导之下，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稳定运作且不断演变的制度。而且，在具体制度层面上的努力，勿庸置疑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权利的实现、权利意识的增长。在一个家庭、社会结构以及与世界交往结构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这些制度，以各种形式-如维护自己的隐私和名誉、反对家庭暴力、主张自己的消费权益、选举自己信任的村长、组织和参与自治组织等-提出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吁求。

加强宪法宣传教育维护宪法权威尊严

在第三个“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共同举办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xxx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宪法的宣传教育，树立宪法观念，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xxx指出，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各个方面，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xxx指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正确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都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44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和司法方面，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和检察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水平明显提高，促进了领导方式的转变。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四个五年普法教育，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氛围逐步形成。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宣传宪法和法律，宣传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相结合，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xxx说，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继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宣传，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和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要加强经济法制方面的宣传教育，普及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要进一步做好对普通群众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引起广大公民对社会法律环境的关注，熟悉法律、认知法律，提高履行法律义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增强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感；要加大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者受人民委托，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对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面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监督的能力，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玉亭、福建省泉州市代市长郑道溪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在会上围绕“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主题作了发言(发言摘登见二版)。

论文摘要：本文指出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宪法根本法地位，对于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原因，导致公民宪法意识相对单薄。因此，树立宪法权威对于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

论文关键词：宪法权威宪法信仰宪法监督

“权威”一词，其原意是指威信及创始人，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后来演变为泛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要求人们信从和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和决定性的影响。。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其他法律规范的制定的依据，具有一国“母法”地位，因此宪法具有应然权威性，理应被人民确信和信仰。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宪法的实际运行中，宪法的权威并没有被切实的贯彻，宪法权威存在弱化的现象。宪法权威缺失的表现：首先，普通公民宪法信仰的缺失，宪法意识不足。“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所谓信仰即“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因此，宪法信仰即人们从内心深处对宪法的尊崇、热爱、认同、遵守和捍卫宪法的信念。宪法信仰的树立，直接关系到宪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影响着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和法治的进步。在现实生活中，普通公民普遍表现对宪法规范缺乏了解，仅知宪法其名，不知宪法其实，甚至更多的把宪法看作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宣言，并没有认识到宪法作为自己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地位，在自己的合法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从普通法中寻找救济，忽视了宪法的根本保护。这种宪法信仰缺失，宪法意识的淡薄，使宪法权威在全社会贯彻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和舆论氛围。在违宪现象出现时，或者不知其违宪，或者知其违宪，而不能主动站出来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再者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人员还存在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党内某些同志囿于党长期以来的威信，习惯党政不分，在工作的过程中，往往重政策而轻宪法：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及宪法具体案件较少，造成工作人员在平时的工作中往往将宪法束之高阁，并没有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运用，久而久之，宪法的最高法意识在司法工作人员脑中逐渐淡漠。长此以往，宪法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成为一种名义上的最高法，成为了一个“纸老虎”，宪法权威的树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一、我国宪法权威缺失的原因

(一)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虽已被结束，但封建思想的流毒依然存在。在封建专制社会中，由于法自君出，皇帝是实际的最高决策者，君主可一言兴法，也可一言废法，法律成了实现君主专制的手段。再加上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和受忍让、服从的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使人民往往对法望之却步，不愿诉讼，即使发生争讼时，或者忍辱负重，寻求自力救济，或者把希望寄托于“贤主名君”，久而久之，形成一种“重人治、轻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民主、权利观念十分淡薄，宪法观念更无从谈起。建国后，我国又历经十年“”，宪法受到无情的践踏，使本来薄弱的法治观念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宪法对于我国来说毕竟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其成长有着固有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代表了一定的精神价值和历史传统，在我国还没有培育起宪法成长的土壤时，社会公众往往对宪法是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宪法得不到其应有的崇敬，宪法的权威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