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程序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宪法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之首要问题，是宪法解释程序的合理设计。我国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同样必须有合理的宪法解释程序。本文通对宪法解释的类型化分析，探讨了我国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程序

一、引言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为一切法令之效力渊源，宪法规定之含义如何，关系着国家宪政秩序之稳定，人民权利之保障。因此，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含义，排除违宪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使立法机关不得以违宪的法律，行政机关以违宪的法规、命令歪曲宪法的精神，变异宪法的性质，损害人民的权利。我国修宪伊始，宪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人权、公共利益等，要明确其内涵，落实修宪精神，更需要借助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则有待于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与之配合。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即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可以说，宪法解释程序直接制约着宪法解释活动的进行，没有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活动就无从发起，一旦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将宪法束之高阁，任由宪法与现实脱节，或者轻易的发动修宪程序，而此两者，都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宪法精神的落实。我国自1982年宪法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大的宪法修改，而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最主要、最经常手段”[1]的宪法解释，却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宪法解释程序的欠缺可以说是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宪政国家，根据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宪法解释程序，计有立法机构解释宪法的程序、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程序和特别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2].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宪法解释程序呢？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设计，与宪法解释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导然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因此，阐述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选择，必须明确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第6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尽管对于这种立法机关解释体制存在着诸多批评，例如，由于籍宪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所以，将违宪审查制度化之职责完全交由立法机关，等于是要立法者自己设计一套限制自身权力之制度。这是违背常理的安排。[3]的确，由立法机关执掌宪法解释职权，存在着“自己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困惑，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也最具权威性，若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4]应当看到，由代议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具有长久的传统，在我国更是一以贯之，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的条件使之胜任和履行其职责。我国宪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固然，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工作还不理想，还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本身。目前我国制约宪法解释工作进行的首要问题不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内部缺乏必要的运行机制，以致制约了宪法解释工作的进行。因此，我们在我国探讨宪法解释程序，只能以立法机关解释模式为出发点。

宪法解释是宪法适用的重要手段，所谓宪法解释是指有权解释宪法的机关根据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对宪法条文、语句和文字的含义所作的说明。这是狭义上的概念，而广义上宪法解释的概念将解释的主体扩大为政府、团体、专家等对宪法作的无权解释。宪法的有权解释涉及法的公信力及法的实施等问题，所以更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规则，本文对宪法解释程序的探讨，也着眼于对有权机关应遵循的步骤、形式和方法。

一、宪法解释程序的概念

宪法解释程序由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者、宪法解释的主体、宪法解释的对象以及宪法解释的具体步骤组成。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者是指有法定资格提请宪法解释机关启动宪法解释活动的团体或个人，既可以是宪法解释机关自身，也可以是宪法解释机关外的其他有权主体。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启动者参照的是一般法律解释启动主体的规定，即可以由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宪法解释案。宪法解释的主体是指谁有权解释宪法，也便是狭义上的宪法解释机关。根据不同国家对于宪法解释体制的规定来看，解释的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立法机关解释，由立法机关参照程序和原则来解释宪法；其二是普通司法机关解释，在审理具体案件，普通司法机关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如果是违宪的，则法院有权拒绝适用，即司法机关附带性宪法解释体制包含于宪法审查之中；其三是专门机关解释，这种制度将宪法解释蕴含于违宪审查之中。宪法解释的客体也即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宪法解释主体所面对一种宪法文字的存在形式。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宪法说、宪法条文说和宪法规范说。宪法说反对将宪法解释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条文，而是把宪法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释。宪法条文说是一种传统并占主导性地位的观念，其把宪法条文看作是宪法解释的对象。宪法规范说反对将宪法解释仅仅局限于对条文的阐释，更需要将规范的内在特征作为切入点，进而相互印证的解释。宪法解释的具体步骤是指宪法解释主体在对解释对象进行宪法解释时所遵循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则。在将宪法解释应用于具体案件进行附带性解释的国家，宪法解释是置于争议案件的解决过程之中的；在实行立法机关解释宪法和特定专门机关对宪法进行抽象审查时进行宪法解释的国家，遵循的具体步骤有提出议案、审议、表决和公布等。

二、宪法解释程序的类型

不同法系的国家由于法律传统以及宪法体制的差异，其宪法解释程序也有所区别。但它都与宪法审查制度的类型紧密相关，以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宪法解释程序做不同的分类：以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可分为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司法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和专门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以是否以具体案件的存在为前提可将宪法解释程序可分为抽象型宪法解释程序和具体案件型宪法解释程序。在此我们以后者为例对宪法解释程序的类型做一划分：

1.抽象型宪法解释程序，代表性国家为法国。法国实行由宪法委员会审查宪法的制度，它对宪法的抽象性审查主要是在法律颁布之前的事前审查。这种审查制度将宪法解释作为一种纯粹的文本推理活动，而不因某一具体的案件启动。因此类似于法国的抽象宪法解释程序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书面程序的特点。宪法解释由宪法委员会委员书面进行，没有司法审查中的言词辩论和对峙双方的参与。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不排除非正式的交换口头意见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电话方式或通过某些公务员听证的方式。但这些方式都无法形成正式的文件，更不能被作为法定方式而原因适用”。其二，解释程序封闭性的特征。从实践来看，宪法委员会从受理案件到裁决的公布都是秘密进行的，其中的程序性文件并不得为人查阅。

「内容提要」宪法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之首要问题，是宪法解释程序的合理设计。我国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同样必须有合理的宪法解释程序。本文通对宪法解释的类型化分析，探讨了我国宪法解释的具体程序。

「关键词」宪法解释违宪审查程序

一、引言

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为一切法令之效力渊源，宪法规定之含义如何，关系着国家宪政秩序之稳定，人民权利之保障。因此，宪法解释对于宪法精神的落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宪法解释，阐明宪法含义，排除违宪的法律、法规，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性，使立法机关不得以违宪的法律，行政机关以违宪的法规、命令歪曲宪法的精神，变异宪法的性质，损害人民的权利。我国修宪伊始，宪法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人权、公共利益等，要明确其内涵，落实修宪精神，更需要借助宪法解释。而宪法解释的真正有效运作，则有待于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与之配合。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即体现在其作为实现宪法解释的手段或途径的有效性，使宪法解释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可以说，宪法解释程序直接制约着宪法解释活动的进行，没有相应的宪法解释程序，宪法解释活动就无从发起，一旦出现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或者将宪法束之高阁，任由宪法与现实脱节，或者轻易的发动修宪程序，而此两者，都不利于宪法的成长和宪法精神的落实。我国自1982年宪法以来，已经进行了5次大的宪法修改，而作为“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最主要、最经常手段”[1]的宪法解释，却没有真正进行过一次，宪法解释程序的欠缺可以说是其主要原因。

二、我国宪法解释的程序的选择

当今世界各宪政国家，根据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宪法解释程序，计有立法机构解释宪法的程序、普通法院解释宪法的程序和特别机关解释宪法的程序[2].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宪法解释程序呢？笔者认为，宪法解释程序的具体设计，与宪法解释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宪法解释主体的不同，必导然致宪法解释程序的差异。因此，阐述我国宪法解释程序的选择，必须明确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我国宪法第6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尽管对于这种立法机关解释体制存在着诸多批评，例如，由于籍宪法解释进行违宪审查的对象主要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所以，将违宪审查制度化之职责完全交由立法机关，等于是要立法者自己设计一套限制自身权力之制度。这是违背常理的安排。[3]的确，由立法机关执掌宪法解释职权，存在着“自己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困惑，但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宪法也最具权威性，若果真能行之有效，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法。[4]应当看到，由代议机关或国家权力机关进行宪法的监督，解释宪法具有长久的传统，在我国更是一以贯之，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的条件使之胜任和履行其职责。我国宪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立法机关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从理论上讲，也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固然，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工作还不理想，还不尽如人意，但是这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本身。目前我国制约宪法解释工作进行的首要问题不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其内部缺乏必要的运行机制，以致制约了宪法解释工作的进行。因此，我们在我国探讨宪法解释程序，只能以立法机关解释模式为出发点。

一、研究角度的界定

在各国宪法审查实践中，受审查的法律若存在多种解释可能，审查主体通常会优先选用最能符合宪法的那项解释方案，这里所运用的方法，就是“合宪性限定解释”。在普通法院宪法审查模式中，对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审查纠结在同一个审查过程中展开，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并没有在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展开。而在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中，这项方法被运用于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然而，普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常常碰到相关法律具有合宪性嫌疑和多种解释可能，通常而言，最能保全相关法律合宪性的解释方案，应成为普通法院的首选。这里所运用的方法，与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原理上是相通的，但由于普通法院不具有宪法解释权，笔者用“合宪性法律解释”来指称这项方法，这两项近似的方法可统称为“合宪性解释”。

术语的区分界定，若不是概念游戏，当有其问题意识。具有相通原理的解释方法，之所以还需要分而视之，在于该方法在不同主体运用过程中存在的区别与关联，这对于该方法的运用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申言之，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与运用，并不只是展示法规范内涵的技术问题，它总是身处给定的国家权力架构，承载相应的政治哲学理念，面临复杂纠结的案件事实。因此，全面探讨一项方法，如下两个相互结合的层面不可偏废：

第一是原理层面，包括技术性原理与理论性原理以及它们的运用。

第二是制度层面，主要关注特定的法解释制度中不同解释主体在运用一项方法时的分工与关联，并探究与之相关的权限分际等问题。

基于原理层面对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考察，我国宪法学者近两年已展开较多的论述。而宪法审查主体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普通法院运用合宪性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分意义，主要在第二个层面凸显出来，由此成为从制度层面缕析合宪性限定解释时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制度层面之考察的前提问题是：谁是解释主体。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第67条第2项赋予的“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权限，由此，这个普通法院之外的机关成为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者。在实定宪法秩序设定的权限分际格局中，笔者将分别考察这项方法在宪法审查中所体现出来的多重面向，辨析其究竟是宪法解释抑或法律解释，其所产生的各项解释结论的效力，进而探讨其与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关联。希冀通过此来认识两者在我国宪法秩序中合理地位，以达成两者之间的统筹兼顾、合理分工，并联手促进我国宪法之规范效力的实现。

摘要：宪法程序是宪法实施的途径和方法，是使宪法有实效的最关键的问题。它包括正当程序原则、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和合宪性监督程序、立宪程序等内容。其中合宪性监督程序（又称违宪审查程序或宪法解释程序）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它可以避免非程序的政治纷争中的难题。

关键词：宪法；宪法程序；国家权力运行程序；合宪性监督程序

一、宪法实效与宪法程序

宪法实效是宪法实施的问题，它涉及的是如何把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自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实施成为我国宪法学理论的热点或焦点。开始是宪法的“实施保障”、“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问题，后来是宪法的“法律性”、“规范性”和“适用性”问题，再后来就是宪法解释、宪法判例以及宪法惯例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和归纳，这些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忧虑，即如果没有宪法程序，没有宪法的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宪法将被束之高阁。也就是说，宪法是否被实施，最关键的问题是看宪法有无相应的程序。“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问题是，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等程序性前提的规定却一直残缺不全。……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1]

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制约国家政治系统的行为，因此宪法实施监督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政治系统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而不是以某宪法实施机关进行具体的决策来取代国家政治系统。因此，宪法实施制度应当是通过某种常设的程序进行合宪性监督，这也就是一种发现并排除违宪行为或状态的机制。合宪性监督程序已成为20世纪民主政治的重点，并有迹象表明，它会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

要使宪法有实效，还应当从宪法文本本身说起。就宪法的实体内容而言，它不必规定细枝末节，不必规定政府空想的承诺，因为这反而会影响宪法的合法性和权威；它需要把重点放在“制度的设计与一般原则的陈述”[2]（P100）上，特别是法律程序的规定上。美国学者奥德舒克认为：宪法所确定的规则及程序必须足够明确；一部宪法要想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文件，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包括这样的条款-法院可以予以实施并且这种实施并不打乱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适当的权力平衡，也无需使法院扮演地位更高的立法者角色[2]（P102-103）。这样的宪法就是有程序设计的宪法。

在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时，我们需要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既要充分肯定20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程中宪法发挥的重要功能，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分析宪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宪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的经验与思路。在中国的宪政体制中人民法院的角色是什么，在宪法实施中人民法院应发挥什么功能，法官如何履行遵守和执行宪法的义务，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实现宪法价值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法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担负着实现社会正义的重大责任，法官宪法意识的高低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和宪法实施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精神与基本内容的理解、认同与情感，社会主体的宪法意识不仅体现人们对共同体价值体系的认同，而且体现宪法价值社会化的过程与结果。宪法意识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宪法规范的存在与实际利益。当社会生活中发生各种争议时，人们自然寻求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各种救济途径。在现代社会中宪法诉讼是保障基本权利价值，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保护多数人统治下的少数人利益的最基本和有效的途径，也是宪政体制存在的基础。因此，宪法进入司法审判过程是宪政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宪政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首先面对的法律是宪法，即如何对宪法负责，如何履行遵守和执行宪法义务。我国宪法对法官遵守宪法义务做了明确规定，赋予其维护宪法尊严的责任。法院作为行使司法权的审判机关，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官法》第三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七条规定的法官七项义务中首要义务是“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些规定表明，法官作为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所有的审判活动中必须遵守宪法，执行宪法，以宪法为依据进行一切审判活动。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认为，法官与宪法没有直接关系，或者在实际审判活动中有些法官更注重普通法律规定，对所审理的各类案件中存在的宪法问题则缺乏必要的关注。如果遇到普通法律没有规定但宪法有规定的问题时，法官有时陷入法律与现实生活、体制与理念之间的矛盾。随着法治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的社会问题可能转变为法律争议，法律争议有可能更多地转变为宪法争议，而解决宪法争议的各种机制中司法发挥功能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法官在解决宪法争议方面将承担日益重要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提高宪法意识，树立捍卫宪法尊严的基本理念。

首先，法官应具有基本的宪法知识。宪法知识是建立宪法理念的基础，没有必要的宪法知识就不可能产生维护宪法的意志与理念，不可能按照宪法要求合理地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应具备的素质中宪法知识是最基本的知识，它直接影响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基本的宪法知识使法官能够认识到审判权的来源、行使审判权的目的与解决宪法争议的基本方法。正因为宪法知识是法官的基本素质，凡是建立司法考试制度、律师考试制度的国家普遍把宪法知识作为基本的考试科目，而且在整个考试科目与分数上突出宪法知识。在法官的培训方面宪法知识的培训也是最基本的内容，要求法官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在从事法官职业时牢牢地确立宪法理念。在我国过去进行的律师考试和去年开始进行的统一司法考试中宪法知识的考核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比例还是偏低的。另外，在法院、检察院录用考试中宪法知识似乎是“非专业知识”，没有成为考核的基本内容。不重视法官的宪法知识是目前我国法官队伍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国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缺乏宪法知识与没有经过宪法思维训练的法官是不可能成为合格法官的。在作者看来，在我国推行法官的职业化是必要的，但职业化的前提首先是掌握基本宪法知识，树立现代宪法理念。因为对法官来说职业道德与人格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宪法理念来实现的，不以宪法理念为基础的职业化是空洞的，有可能给司法理性带来损害。

其次，以宪法知识为基础，进行宪法思维的训练，培养宪法思考能力，能够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宪法的思考与分析，以达到理性的判断。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法官的宪法思维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宪法诉讼制度，但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发挥司法能动性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比如法官要善于发现各种法律问题以及各类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可能出现的合宪性问题。如发现有违宪怀疑的法律、法规时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程序请求有解释权的机关作出必要的解释。大量的宪法争议首先存在于审理案件过程中，法官的发现和判断是及时地启动解释程序和合宪性审查的基础。按照宪法和《法官法》的要求，法官的基本责任是不适用违宪的法律、法规，为受侵害的宪法权利提供司法救济。尽管法官个人还没有法律的解释权，但从履行执行宪法义务的要求看，法官实际上需要进行一定意义上的“解释”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发现可能违宪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因为法官在执行宪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以宪法为依据判断审判中可能适用法规是否符合宪法，需要判断宪法争议的性质。这种判断权实际上允许法官进行职权范围内的、必要的解释。

第三，提高法官的宪法意识，强化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功能，有助于解决司法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司法改革本质上是宪政体制的调整问题，首先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确定法院的宪法地位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司法改革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更多地从宪法角度思考问题，没有把司法改革作为宪法问题来认识。司法改革本身要符合合宪性要求，需要在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寻求改革的基础。因此，探讨司法改革目标、内容、形式与具体步骤时需要以宪法理念来思考和解决问题，避免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违宪状态。就法院而言，司法改革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属于“改革”内容，而是如何执行宪法的问题。法院执行宪法是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执行宪法的过程之中，确立宪法理念，在宪法框架内思考司法改革问题。在改革过程中法官应以健全的宪法思维对待各种社会问题，强化执行宪法的力度。

提高法官宪法意识是加强宪法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需要进一步提高法官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取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比如在司法考试和法院录用考试中适当增加考核宪法知识的比例；建立法官向宪法宣誓的制度；宪法知识培训制度；建立司法解释合宪性审查制度等。当然，提高法官宪法意识，发挥法官运用宪法功能的基本途径是尽快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把宪法在司法审判中适用的制度法律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在法律上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以前，我们需要积极发挥现有制度的功能，使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履行执行宪法的义务。比如，积极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功能，在尊重宪法解释权的前提下对基本权利的救济问题进行必要的判断，为基本权利受害者提供救济。特别是宪法基本权利没有被转化为普通法律权利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提供的司法救济对宪政体制与宪法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理念与体制的矛盾中通过个案为启动现有解释程序与建立中国宪法诉讼制度提供素材是必要的。毫无疑问

宪法实施是宪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重点问题，倍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当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以及“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①的倡导，使得宪法实施成为热点话题，并让人们沉寂已久的“宪法的雄心”变得热切而有所期待。对于宪法实施重要性的认识社会各界是基本一致的，即宪法实施与“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1]紧密相连，法治国家意味着宪法实施的充分状态。本文通过运用宪法学基本原理和理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分析并指出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中，宪法实施的基本条件是观念与行动力。首先厘清宪法实施的内涵，其次取得“宪法共识”，突出强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职业群体的宪法意识，逐步完善宪法解释制度与宪法监督制度，使宪法成为“活的机关”。

一、宪法实施的学理基础

宪法实施是宪法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对于宪法实施内涵的认识已经远远超出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透过对宪法实施内涵的理解反映出来的其实是隐含在背后的治国理念和宪政文化传统。而对于这一概念内涵认识上的歧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施政实践的路径选择、体制设计，甚或可能影响到未来法治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因此，宪法实施的基础条件首先就要对宪法实施的内涵有一个清晰地界定。宪法实施一词中的“实施”，英文对应的单词为“execution”或“implementation”。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execution”一词具有“使之产生效果”[2]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宪法应当具备社会效果才能称之为实施。宪法实施作为宪法学上的术语，学者均认同宪法实施应当是使宪法产生实际社会效果的一种制度形态和动态过程。但在宪法实施的具体内容上却存在着较大分歧。目前学术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宪法实施是指宪法规范在客观实际生活中的贯彻落实，是宪法制定颁布后的运行状态,也是宪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其内容是将宪法文字上的、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生动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进而将体现在宪法规范中的人民意志转化为人的行为。宪法实施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宪法的执行和宪法的适用，二是宪法的遵守[3]。第二，宪法实施即是将书面上的宪法规范变成为社会现实的过程、方式和手段。宪法实施包括三个基本方面：首先，观念形态，如宪法意识、宪法信仰、宪法观念等；其次，制度形态，包括保障宪法实施的各种制度；最后，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阶段及不同阶段所存在的问题[4]。第三，宪法实施是相对宪法制定而言的概念，是指把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制度的一套理论、观念、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是广义、宽泛、宏观意义上的概念，它包括通过立法使宪法法律化，行政机关执行宪法，司法机关司法宪法等。宪法实施的具体机制包括宪法监督及宪法解释，或者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等[5]。第四，宪法实施是指公权力部门依据宪法作出的国家行为。宪法实施分两类：程序性实施是指公权力机构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或行为；实体性实施则是指以特定宪法条款为目标作出的决定或行为[6]。我国的立法和行政实施一般均为程序实施，司法性适用构成实体实施的主体。现行宪法在实施中还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在这里，宪法实施主要是指实体性实施，即宪法的司法适用。第五，宪法实施，又叫宪法适用，是指国家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从宪法规范的特点出发使其得以落实贯彻并发挥作用的专门活动。宪法实施具有两种方式，一是立法实施,二是解释实施[7]。与宪法实施相关联的词汇包括宪法遵守、宪法适用、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保障、违宪审查等。还有狭义宪法实施的观点和主张，指适用宪法规范处理宪法争议，矫正违宪行为的活动[8]。主张宪法实施意味着要参照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如果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宪法实施。对此，笔者认为宪法实施与违宪审查不是同一概念。只不过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违宪审查作为宪法监督方式发挥了作用。违宪审查是宪法实施的监督方式，但还不是唯一途径。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要适用某项法律，藉此涉及到该法律的合宪性审查，但法院不可能适用穷尽全部法律条文，没有适用到的法律条文也存在违宪的可能性。因此，仅依靠违宪审查来保障宪法实施是不够的。此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相互监督机制，如依据宪法由特定机关严格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对法律规范的废止、对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以及对错案的追究等则属于宪法监督的范畴，而非宪法实施本身。现行宪法使用的是“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表述形式②，尽管没有明确宪法实施的内涵，但可以从宪法文本及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推断出制宪者的意图。第一，宪法实施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公权力机关，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第二，宪法实施的内容。（时任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8年版）中指出：“宪法通过以后，从宪法的原则精神到具体条文规定，都要保证全部实施。”第三，宪法实施的方式。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都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宪法实施包括宪法遵守，贯穿于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涵盖了全部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个人。其次是宪法执行，即国家公权力机关直接运用宪法来处理具体事情的活动[9]。再次是宪法监督，它是宪法实施的保障，要求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来源和运行机制必须依照宪法规范进行。笔者所认同的宪法实施就是文本意义上的宪法原则和规范转换成为社会现实，并能够很好地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形态或动态过程。宪法实施的第一层次包含两种实施形态，其一为常态的宪法实施，即以宪法文本为依据，全部主体在宪法授权范围内行使各自的职权，严格按照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其二为特殊的宪法实施，即特定机关在宪法颁行实施后，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条文进行的修改活动，以使宪法规范能够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宪法实施的第二层次：即宪法监督和制约机制。其一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同时也包含各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机制。其二是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社会组织与公民在宪法实施过程中通过行使监督权，对各个国家机关进行监督。通过权力—权力之间、权利—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关系发挥协同效应，共同促成宪法实施。

二、激活宪法解释及其制度

宪法解释是在宪法实施、宪法监督过程中必须运用的技术手段，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依赖于比较成熟的宪法解释制度，宪法实施就是将宪法原则、精神和规范忠实地予以贯彻和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对宪法原则和规范的正确解读。鉴于宪法解释的重要现实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宪法实施其实就是经由宪法解释来进行的，是解释的事业[10]。依据宪法学基本原理，宪法解释就是以宪法实施为目的，解释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应用”[11]。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概括性特点，使得宪法规范蕴含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内涵，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从而引发不同的社会效果。特别是当牵涉到价值判断时，结论会大相径庭，导致巨大的分歧。因此，需要借助于宪法解释活动来统一对宪法规范的理解和认识，以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但是，宪法解释并不等同于宪法实施本身，它与宪法监督连接在一起，宪法监督离不开宪法解释，宪法监督权的行使与宪法解释紧密相关，拥有宪法监督权的前提是要有宪法解释权，没有宪法解释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权。现行宪法文本中有关于宪法解释制度的设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宪法解释实践。有人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次释法可以被认为是宪法解释的具体实践，但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毕竟不是宪法，显然不能将其称为是宪法解释。从长远来看，有必要确立完善的宪法解释程序，扩大宪法解释的运用范围，使宪法解释成为调整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基本形式[12]。依据宪法学理论，宪法规范在词语的使用上和逻辑上与普通法律有很大区别，比较而言宪法规范的用词更为抽象化和原则化，因此这就决定了在宪法实施的监督过程中，澄清、查明和确定宪法规范的含义是必须要进行的工作。而且宪法监督不仅是法律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意味着宪法监督会引发相应的政治效果。因此，这就决定了宪法解释不单纯是一个依赖于宪法文本中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词而进行的专业性、技术性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参照和援引更为广泛的渊源的政治过程，其中包括制宪者的意图、政治哲学与理论、道德以及一个特定时代的宪法共识。正因如此，宪法解释权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应该由一个经由宪法特别授权的机关来行使，而不是泛泛的由多个机关共享的权力。法院依据宪法授权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裁决具体案件时涉及到对宪法的理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需要对宪法规范的含义进行正确解读，以便将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也要对相应的宪法规范进行正确的理解，以便指导行政执法活动。这些只是涉及对宪法的理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如果说这些具体活动都属于宪法实施中的宪法解释活动的话，那么宪法解释本身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假设每个国家机关都拥有宪法解释权，基于各自行使宪法所赋予职权的需要对宪法规范进行解读，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诚然，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实行具体工作行为时，都是以对宪法规范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宪法价值的理解为前提的，但这仅仅是对宪法的理解而已，并非宪法解释本身。只有当对这些宪法实施的具体职权行为进行合宪性监督时，宪法解释才具有实际意义。宪法监督机关一旦发现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主体的职权行为及其结果有违反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嫌疑时，有权依法定程序开展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宪法原则和规范进行解释，以阐明宪法的本意。如何化解宪法解释制度的不健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其一，强化备案审查制度。将现有的备案审查制度从形式审查转向实质审查，在审查意见和结论中，通过阐明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的意义，对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宪法指引和宪法指导。其二，鉴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受到会期时限的限制③，应该设立一个专门性的工作机构，辅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成相关的工作。特别是在目前各个地方的改革、“先行先试”如火如荼，大量的地方性法规、规定需要审查。由一个常设的、专门性的工作机构审核后提出意见，然后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上，通过法定程序提交最终结果，促使宪法监督机制处于经常性工作状态。其三，确立宪法解释程序规则。成立专门宪法工作机构更为可靠。不论是“宪法委员会”，还是“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由专门性宪法工作机构规范的运用宪法解释的程序、解释方法和解释原则。

三、宪法监督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宪法解释学的建立是现代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与基础，现代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完善。从宪法学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宪法学开始于宪法解释，终止于宪法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学反映了现代宪法学发展的基本去向。因此，在探讨宪法学理论与体系时需要认真研究宪法解释的价值，建立科学的解释原则、程序与方法，以推动宪法学的规范化与生活化，提高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专业化水平，发挥宪法学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功能。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体系

（一）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学分支学科

宪法学体系是由不同的知识、理论与规则组成的有机的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运用宪法治理国家的基本经验与智慧。宪法学知识体系通常由宪法学说史、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政治学、宪法哲学、宪法政策学、宪法解释学等学科构成。在整个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宪法解释学处于知识体系的核心与基础的地位，直接影响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为整个宪法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价值判断与方法的基础。宪法学体系的建立与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实际上以宪法解释学的成果为基础，并为宪政发展的未来提供方向。在考虑宪法学体系与框架时首先需要以解释学的知识、技术与规则为基础，把宪法解释学的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的良性互动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活动得到实现的。宪法解释学不仅作为宪法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同时也作为制约和影响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基础性要素而存在。因此，在分析宪法学体系时我们需要研究宪法学结构的分析与解释的功能、宪法社会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经济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治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学说史与宪法解释学、宪法哲学与宪法解释学、宪法政策学与宪法解释学等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2]

（二）宪法解释学与宪法原理

宪法解释活动以宪法原理为基础，并在宪法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宪法解释的实践为不断完善宪法原理提供了现实基础与验证原理的平台，构成推动宪法原理不断发展的动力。宪法解释学的出发点是宪法本身价值的理解，即什么是宪法，宪法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现代宪法学由不同的原理构成，其中影响宪法学整体发展的基本原理是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宪法观与宪法理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解释实践的发展。比如，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的协调是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在个人权利保护与团体利益关系上，宪法解释活动应合理地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在社会各种冲突中追求利益的平衡。特别是，在解释基本权利时，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个人与团体的价值是宪法解释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在宪法解释实践中不能保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那么有可能破坏宪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作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解释的多元化与原理的统一性是宪法体制得到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宪法解释/原则/冲突/物权法

内容提要：文章以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之争为例，专门梳理了关于宪法解释的基本的理论预设、宪法解释的权力边界特别是对政治性争论的应有态度和对宪法条文冲突的解决方法。结合我国的宪法解释实践，对我国的人大常委会在宪法解释中的得失进行了探讨。

童之伟教授的《〈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一文（以下简称《宪法之门》），效果是震撼性的，论证的方式却存有缺失。文章强调的不过是任何一个宪法性争端都要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即所涉宪法条文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①]

《宪法之门》一文涉及到宪法解释的论证，存在着重大瑕疵。

一、回望《宪法之门》

《宪法之门》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批驳了物权法（草案）弹赞双方的立场：一方面，文章认为看不出草案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因为对何谓社会主义的答案不应简单地求助于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刻舟求剑地从已成往事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体制出发，而应该接受党的十三大报告对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定位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文章认为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容内含着对公私财产的差别待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所有物权的规定确有违宪之虞。文章的结论是：物权法（草案）的违宪性，源于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之间的抵牾”，而消除这种抵牾的最佳方式是由人大常委会正式释宪。

摘要：增强宪法意识是推进宪法实施的根本前提，树立和增强宪法意识首先就要树立和增强人民意识，其次要增强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增强权力正当行使意识、切实树立和增强宪法权威意识。当前宪法实施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需要健全、违宪行为有待及时纠正、公民参与行宪需要加强。推进宪法实施的路径主要包括进一步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完善当前宪法解释制度、强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强化推进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切实维护我国宪法的最高权威。

关键词：宪法意识；宪法实施；合宪性审查；宪法权威

2014年12月，明确指出：要切实增强宪法意识，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1］新时代，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遵循。要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宣传宪法知识，切实树立和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因为宪法意识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法治素养状况和宪法法治的实施水平，成为当前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的根本前提。

一、增强宪法意识是推进宪法实施的根本前提

（一）增强人民意识。党的报告明确阐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包括宪法在内的一切法律实施都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念，树立和增强宪法意识首先就要树立和增强人民意识。宪法是人民的宪法，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要思想的首要内容。［2］宪法实施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宪法实施的关键还是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要运用宪法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维护全体人民宪法权益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作为检验宪法实施的根本标准。要让宪法能够及时反映和体现民意，成为人民意愿的晴雨表，要深入坚持群众路线，时刻把人民对宪法的期盼作为宪法的发展目标。要运用新时代的宪法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尊重人民的首创性和积极性，不断完善和不断探索适合我们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不断扩大新时代的人民民主，让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和新时代的宪法实施给人民带来更多看得见的实惠和利益。要让宪法走进民众的现实生活当中，让宪法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让民众能够实际看得见宪法的福利，让民众时刻感受宪法的温暖，才能真正用宪法凝聚民心，使我们的党永葆先进性，不断提升依宪执政的权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实现一个有尊严的公民所必须的和不可或缺的权利，是派生公民其他权利的母体性权利。公民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享有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而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更是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享有某种根本利益的可能性。公民不但要树立和增强权利意识，更要树立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宪法是公民权利宣言书，也是公民权利保障书。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权利是一个核心要素，更是法治运行的终极目标和使命指向。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更是现代法治社会所不可缺失的重要元素，要落实权利救济机制，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国家承担起应尽的人权保障义务，公民更应该树立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敢于为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诉诸正当程序，包括穷尽各种司法程序。要有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意识，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国家依法保护各种主体的平等权益，公民也有义务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掌握着国家公权力的公务人员更应该树立和增强基本权利意识，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宪执政，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公权力行使者的基本权利意识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公权力意识，最缺乏的就是基本权利意识。公民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国家对公权力规范和制约的状况来决定的，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宪法实施水平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状况。（三）增强权力正当行使意识。宪法属于公法范畴，对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权等方面都做出了全面规定，对公权力行使也做出了最基本的规定，成为公权力运行的最基本规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不应该也决不能把宪法当作摆设，不遵循宪法的基本规范去行使和运用国家公权力就是对宪法尊严的最大挑战和最严重的破坏。有权必有责，权责应该是统一的，这是最基本的权力运行规则，要树立和增强公权力正当行使意识，彻底摆脱毫无底线的特权意识。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定职责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正当程序而为，做到既不滥权、又不越权，既要积极而为，更要正当而为。法定行使是基础，正当行使是根本，坚决秉持法定行使和正当行使同样重要的基本理念。法定行使首先要坚持权力的边界意识和法定授权的根本问题，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国家公权力来自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授予和让渡，所行使的国家公权力是否有宪法的依据，是否违背宪法的最基本宗旨，公民权利的边界就是国家公权力的界限。正当行使是保证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程序并在法定范围内行使的关键，不正当行使权力的意图和目的一旦存在，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设置公权力的宗旨。由于公权力的自身属性使然，也被称之为公权力的自由裁量属性，宪法不可能对公权力的具体行使程序规定的一览无余，必然给其留下一定的空间和余地，这也决定了公权力行使者树立和增强权力正当行使意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自由裁量权的中间地带，正当行使权力才是对宪法的根本遵循。（四）增强宪法权威意识。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万法之法，宪法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的权威性决不能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规定，尤其是在政治和法治社会实践当中都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论是应然性还是实然性上都一定是最权威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也比较完善和成熟，人们也普遍意识到了宪法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及其重要性，人们的宪法权威观念也得到了极大地增强，可以说在应然性上基本实现了我国宪法的权威性。同时，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构和运行的实然性上也取得了长足性进展，具体体现为现行宪法的修改完善、宪法宣誓仪式的开展、国家宪法日的设立、宪法进万家的普及和宣传、宪法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公民宪法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宪法已经行走在进入普通百姓社会生活的道路上。树立和增强宪法权威意识意义重大，对于公权力行使者而言，只有真正树立宪法权威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做到尊重和遵循国家宪法，做到敬畏权力、敬畏宪法，才能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视民众为宪法法治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才能实现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只有真正树立宪法权威意识，才能做到发自内心的对宪法认同和遵循，才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做宪法秩序的维护者、践行者，并且能够敢于拿起宪法武器监督公权力、维护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宪法权威的最大受益者。

二、宪法实施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