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结构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王杏飞邓玉星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广东省广药集团

一、引言：从第四次修宪说起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既是国民权利的宣言书，又充分体现特定国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我国第四次修宪已圆满结束，但关于宪法修改以及司宪等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结束。2003年11月，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修宪建议[1]：“‘三个代表’入宪”、“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等。从2004年通过的修正案来看，“三个代表”入宪、更加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人权的条款彰显明要。但是，“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这一提议却被搁置了。关于司宪问题，有学者认为“司宪也称宪法的司法适用”[2]。此论者主张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督宪权）和解释宪法（解释权）与法院司行宪法（司宪权）三者界分清楚[3]。另有人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违宪审查问题的热烈讨论带有很强的就事论事、急功近利色彩。而对与违宪审查相关的一些前提性、基础性理论研究都远不够充分。”[4]其主要理由是：没有充分研究什么是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概念问题以及违宪概念问题、违宪与违法关系如何以及建立违宪审查的相关背景等问题缺乏深刻研究。对于司宪问题，论者认为法院根本就不能成为宪法诉讼的主角，理由：一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是法律而非宪法；二是人民法院没有宪法的解释权；三是法院没有审理宪法诉讼的权威[5]。

二、问题：宪法的性质

宪法究竟是什么？它是法律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表达了何种意义？初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规范（norm）”与“规则（rule）”的不同内涵。规范用以表达意义，而规则或法则用以描述现象和事实。法律不过是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命题，通过这些规范我们表达那些应该是或应该要发生的事件或行为。规范表达意义，由此规范的创制意味着产生有意愿的行为。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就在于法律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意愿而不是纯自然的赋予。与此同时，规范作为一行为的特定意义（该行为指向其他人的行为），与意愿之行为有细致的区分。后者意味着规范的实在状态。也就是说规范是应然，而意愿之行为却是一种实然。因此，这一行为构成的情形被描述为：一个个别的意愿，要求其它个体应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指涉一种实然，亦即个体的意愿行为之既存事实；后半部分指涉一种应然，亦即指向作为行为之意义的规范。上述分析便是凯尔逊“纯粹法”理论的基本前提。在凯尔逊看来，“法律是主权国家所意图或采纳的一系列命令的集合，这些命令应得到那些服从于它的臣民们的遵守，这些命令期待达成它所意愿之特定目的，其期待之未来应该是每一个行为者动机”[6]。在纯粹法学理论中，规范成为实然与应然的连接点。申言之，当某一行为既满足了行为人的个体意愿，又满足了规范的实质性的要求，就使得实然与应然联系起来。这一命题在凯尔逊的理论中，表达为有效和实效的关系。这一命题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在于有效和实效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二，两者不能同时满足，一个法规范在其产生效用之前已经生效。因此规范的有效是不依赖于实际生效的。其三，如果规范不能保持永远的实际效力的话，那么规范将不再具有有效性。简言之，有效性表达的是一个正当性的命题，而实效则是正当性的实际表达，二者的联系惟在于事实会制约意义。如果意义永远不能实现的话，整个法律体系的实效是其成员规范的效力的条件，而不是理由[7]。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规范是表达意义的，因此宪法规范也是表达意义的。这一意义表达之所以有效，是来源于一种假设，而这一假设则是与规范的实际效力相关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没有能够在实际中产生作用。宪法仍然在表达某种政党的或民众的意愿。问题是，这些意愿的实际效果在为这些宪法规范的有效性提供条件时的确还不充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分析现行宪法规范结构或意义表达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规范结构的构建：一个方法论基础

本文作者：纪高峰任立民工作单位：苏州大学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世界万物莫不是由许多可以被划分为一定单元的基本要素所组成。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有机的整体,而各个基本要素之间的搭配与组合即为结构。由此推之,所谓宪法结构就是构成宪法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结合和搭配。然而,宪法结构远非这句话能够阐明的。既然事物由不同的元素构成,元素间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联系则呈现出不同结构。另外,不同的宪法定义也会推出不同的宪法结构研究内容。如只视宪法为宪法典,则相应的只有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而不涉及宪法体系的结构问题。有的学者把宪法定性为三种状态[1]: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由此,不同形式的宪法也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宪法结构。本文试从多种角度对宪法结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不同形态下的宪法的结构问题

宪法形态是指宪法这种社会现象存在的形式和状态。[2]以宪法内容的存在形式划分为文书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鉴于文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将在后文有详细论述。1.观念宪法观念宪法即以思想意识形态存在着有关宪法的原理、原则以及应当具有的内容和精神的宪法理想状态。观念宪法实际上具有宪法模型的性质,它由一系列范畴、假设和原理构成。由于观念宪法一般被理解为对特定国家的宪法及宪政实践给予评价的主观标准,所以其结构问题往往被忽视。这里涉及到主观客观化的问题。笔者认为,观念宪法虽为主观事物,但同样存在结构问题,而绝非/虚无的真空地带。如前述,观念也是由一系列的范畴、假设和原理组成,那么,它们也必定存在一定的逻辑排列顺序。另外,按照对观念宪法的一般的分类[3]:个体宪法观念、阶层宪法观念和社会宪法观念,三种宪法观念之间以及每种宪法观念内部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布局,这同样说明了观念宪法结构的客观性,只不过这种结构不像文书宪法结构那样易于理解和把握。2.现实宪法现实宪法是指应当由宪法来调整的那些社会关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机制和效果[4]。它既是观念宪法、成文宪法的客观依据,又是成文宪法规范和调整的客体[5]。并且,按照王广辉教授的观点,现实宪法有两种存在状态。第一,文书宪法规范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表达在文书宪法中的那些原则、制度、对社会关系运行状态的设计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关系中实现的程度。第二,没有以宪法规范表现出来,但却实际地存在的宪法惯例之中[6]。仅以现实宪法存在的外部形式而言,两种状态之间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搭配的,而绝非各行其道。与文书宪法、观念宪法的结构不同,现实宪法的结构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实宪法的各个构成元素挣脱不开它们相互之间的张力而呈现出不确定性,否则就要涉及宪法修改或新的宪法解释等其他问题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反观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文书宪法的结构,尤其是对文书宪法中的宪法典的结构问题进行阐述。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的结构即是指单一宪法文件的成文宪法(即宪法典)在内容上的体系和安排[7]。如此定义视野过于狭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由于各国制宪的指导思想、现实情况、民族习惯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宪法结构也有各自的特点。[8]所以学者对宪法结构进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笔者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突破口,重新审视宪法结构,仅作为一种新尝试,当然理论论证还有待深化。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对宪法结构的研究多局限于宪法典形式体例的描述上,所以真正的研究成果颇为寥寥。笔者认为,除了要以不同形态的宪法为入口扩大视野外,根据我国具体实际对文书宪法本身也要多做突破。

二、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

文书宪法,即文本宪法,是以确切的词语组合而成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宪法。既可为单一的法律文书,又可以多个法律文书的方式而存在。就各国的情况而言,文书宪法的实际构成除了宪法典还包括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宪法惯例等。所以,文书宪法的宪法结构从广义的宪法渊源形式看,表现为宪法体系;而从狭义的宪法典理解则表现为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和形式结构。1.宪法体系把宪法体系视作宪法结构是长期被忽视甚至是被排斥的。因为宪法体系的关注多局限于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被等同为宪法形式了。其实宪法的不同渊源形式之间同样存在着有逻辑、系统的关联。而且在不同的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在成文法国家,宪法体系表现为成文宪法典为核心,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为补充的/中心发散性结构;而在不成文宪法国家,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它们之间的结构问题可称之为/等列平行型,没有处于核心地位的法律规范,故结构较零散。由我国宪法的渊源形式,可知我国宪法体系应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表面上看是健全的,但由于我国法统接近于大陆法系,而且宪法形式直接移植于前苏联,这就对宪法典的过度崇拜成为必然,以至于宪法成为/供奉在神龛上的圣物![9]最明显的就是宪法立法实质上的落后,致使因/公民的基本权利未落实为立法,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琳琅满目的公民权利与自由就缺乏法律的保障,就只是一张写满漂亮言辞的空头支票或者-乌托邦.条款而已。[1]为此,针对我国宪法体系的现状,力求摒弃思想上的种种障碍,逐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宪法体系。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公民基本权利立法、国家机构组织立法、监督立法、地方自治立法、有关宪政程序、宪政特别举措等方面的立法。这是积极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不能怠慢,但应遵循我国实际,防止急功近利、妄想一蹴而就的心理。2.宪法典的结构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宪法典的结构分为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但二者的具体所指又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即指宪法典的体例而言[11]。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法典的形式结构不仅包括宪法典的体例,还包括宪法典的格式[12],即指名称、目录、序言、正文、附件等。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只不过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差异。相比之下,后者更为细致深入一些。针对宪法典的体例而言,我国现行宪法堪称佳品,也是以往宪法结构研究的重点,成果较多,故略去不谈。这里仅就以宪法典的格式反映出来的宪法典的内容结构加以论证分析。宪法典的内容结构是指由于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调整方式的不同,按宪法典的格式形式把宪法典的整体内容划分为若干部分,并由此形成的合乎科学的搭配和组合。一般而言,包括六大部分: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职权、国家的标志及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理想,体现着一国政治的传统和精神。

本文作者：王鲁青

一实践中宪法内容选择的几种模式

宪法内容的选择,受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宪法权威的价值评价,特别是受该国通过宪法所要建立的各种体制的制约。本文要分析探索的是,关于宪法自身结构性的内容选择,而非具体制度性内容的选择,因此,该部分内容是关于宪法文化自身发展的理论探讨。

1以美国宪法为范例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

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并且第一次将反对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建立共和体制规定在宪法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美国宪法也成为全世界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宪法模式。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的立意,就是把宪法作为国家权力之间制衡,以及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法制化的依据。从这个立意出发,美国宪法内容就是制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行使、制衡与监督的规则。从美国宪法原本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特点,即美国宪法原本只有七条,前三条分别规定联邦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和职权,第四条规定联邦各州间法律的效力、州加入联邦等内容,第五条规定宪法的特殊修改程序及有关事项,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和法律与各州宪法和法律的效力关系,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条件。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美国宪法原本并没有规定,而是后来的宪法修正案作的补充规定。但是,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内容,只是对宪法原本的补充,在结构上没有扩充。所以,从宪法的实践内容来看,美国宪法只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和公民权利这样两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属于程序性内容。一从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宪法权威观的特点,他们对宪法权威主要理解为它是联邦公民最高意志的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必须使国家权力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国家权力的分解与制衡,保障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制化。因而,美国宪法的结构内容选择体现的是宪法至上观念,充分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最高权威,而经济制度内容只字不提。这种结构的选择,首先是由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宪法只规定社会生活中必需的社会管理规则,新生问题先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权对宪法的解释来解决,待实践要明确了,再决定是否通过宪法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是使它二百多年来极为稳定的主要原因。美国宪法模式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尽管在具体安排上有些差别,但结构性内容选择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法结构选择的模式。

2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模式

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至今不到22年，可已进行了四次修改，这实在是近现代宪法史上不多见的现象，颇具中国特色。从现有的有关宪法修改言论来看，中国宪法学显然对此缺乏直接的关注和专门的研究，更无系统的、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这与热议中的宪法修改的其他具体问题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对每五年就修改一次的事实，与其说中国宪法学对如此频繁的宪法修改是一种“审美疲劳”式的冷漠和熟视无睹，还不如说它陷入了理论困惑，从而在形式上保持着一种“藏拙”式的沉默。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困惑在于其基于自身对宪法稳定性的理解而对宪法修改存有疑虑，既无力平抑公众高涨的宪法修改要求，拒斥频繁的宪法修改，也不能或无法从既有的对宪法稳定性的理解中就宪法修改及其必要性、正当性、合理性给予深刻的理论关怀，从而指导、影响和评判当今中国宪法修改的实践。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宪法学对处于特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学者称之为转型社会）及其宪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转型宪法）的特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没有形成以此为基础并能满足转型社会及其宪法所需要的宪法稳定理论。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检视中国宪法学对宪法稳定性理解的局限性出发，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宪法稳定观作为回应。

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之检讨

中国宪法学所理解的宪法稳定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稳定性，指的是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

变动性。这种认识源于对宪法形式上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这一特征的逻辑推论，即认为宪法较之于普通法律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往往不易修改，因而具有稳定性，故宪法的稳定性就是指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变动性。亦有学者将宪法的稳定性表述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①这种基于宪法形式上的特征而得出的有关宪法稳定性的认识，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笔者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揭示出宪法稳定性的实质，基于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而追求的所谓宪法稳定性也只能是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追求的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并不一定是宪法的真正稳定。从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徒具形式稳定的宪法，不能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往往没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作用。

其次，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不能解释和描述一个国家现实的宪法状况。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虽然宪法典是宪法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宪法规范往往还以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等形式存在。即使宪法典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变动或进行较大修改，也不能说明宪法是稳定的，也许宪法是以制定和修改宪法性法律与创设宪法惯例的形式在变化。因此，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即使是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也不能对其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客观描述。对不成文宪法国家而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在逻辑上将不成文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排斥在其解释体系之外。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作为一种解释宪法稳定性的观点，缺乏对不成文宪法稳定性的说明，既不具备理论的普适性，更不能对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解释。

本文作者：皮纯协吴德星

宪法规范,是调整国家宪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它规定了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宪法规范同其他法律规范一样,有着共同的逻辑结构,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

一、关于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问题

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是完整的,宪法规范更不能例外。从逻辑结构上讲,宪法规范由“假定”、“处理”、“假定行为”、“行为后果”四个环节组成。假定,是指宪法所设定的某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处理,是指销”的规定,对于有权机关来说,是一种“处理”,代表一种“行为模式;对于被“罢免”或“撤销”者来说,则是一种“制裁”,表示一种“法律后果”。所以.对于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必须运用动态的方法、系统的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样道理,一个宪法规范的“处理”部分,也可能是另一宪法规范的“假定”部分。例如,宪法第l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摹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的范几个问题论有关法宪规宪法所设定的在假定的条件一下,宪政法律关系主体应该采取的具体行为;这两者可归结为“行为模式”。假定行为,是指在上述“行为模式”中,宪政法律关系主体实际采取的具体行为;行为后果,是指宪政法律关系主体因其“假定行为”可受到的制裁或奖励;“假定行为”和“行为后果”可归结为“法律后果”。根据形式逻辑三段论格式,“行为模式”为大前提,“假定行为”即小前提,“行为后果”是结论。宪法规范逻辑结构的完整性具有独特的表现。由f宪法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宪法规范在宪法条文中规定“行为模式”较多;规定“法律后果”较少。而且在“行为模式”中,也多只有“处理”部分,没有明确的“假定”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某一宪法规范的“假定”部分可能是隐含在“处理”部分之中,也可能是与其他宪法规范的“处理”部分一起,同在一“假定”节制之下。例如,宪法第33条至第56条关于公民纂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民(包括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确认.是一种“处理”方式。这个“处理”的“假定”部分是什么呢?这就是宪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根本制度”,可视为是一种确认式的“处理”,它同时也可视为对第2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J飞人民”的“假定”。第二条本身也是一种“处理”,它也可能是其他有关宪法规范的“假定”

二、关于宪法规范的种类问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宪法规范作不同的分类。我们研究宪法的目的在f促进宪法的完善、保障宪法的实施。而宪法的完善和实施要求宪法规范本身具有结构形式上的完善性和具体内容卜的科学性。对宪法规范的分类也应据此标准。宪法规范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但其“行为模式”却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行为模式”侧重于设定权利,可视其为权利性宪法规范。有的“行为模式”侧重J’设定义务,可称其为义务性宪法规范。也有的“行为模式”既设定权利又设定义务,可称其为权利义务结合性宪法规范。这种权利义务结合性宪法规范,可能表现为权利义务统一的宪法规范,如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时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粗行;也可能表现为权利义务同一的宪法规范,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无法体现法律的国家强制性,宪法的最高权威性。但是,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在宪法条文中却有不同表现。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可能存在于同一条文中;可能存在于不同条文之中;可能存在于不luJ的宪法性文件中;也可能共同存在于宪法性文件及其他法律性文件中。对于“法律后果”,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制裁”。根据行为主体“假定行为”的不同,其“法律后果”可能是“制故”,也可能是“奖励”。即使是“制战”,它可能直接表现为“宪政制战”,也可能具体表现为刑事制故、民事制故、行政制裁。而且,在某种情况下,某几种“行为模式”也可能具有一概括性“法律后果”。对于同一宪法条文,在不同的宪法规范逻辑结构中也可能担任不同的角色。如宪法关于“罢免”、“撤如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89条关f全因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职权的规定,这种职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不得放弃、转让,必须履行。这样,根据宪法规范逻辑结构的“行为模式”,可将其分为如下三点:(l)权利性宪法规范;(2)义务性宪法规范;(3)权利义务结合性宪法规范。它又分两种情况:一种可视为(l)、(2)两种宪法规范的逻辑归宿,即权利义务统的宪法规范;另一种则是权利义务同一的宪法规范,即职权性宪法规范。根据宪法规范的内容,可将其分为如卜三点:门)关于国家制度的宪法规范。如我国宪法关j、国家性质、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立法、司法、行政制度的规定。〔2)关于国家形式的宪法规范。如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政权机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3)关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宪法规范。如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上述两种分类方法,既可使我们从立法技术上使宪法规范更加科学、完整,又可从内容上使宪法更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国家民主政治的现实。这样,就可运用宪法学原理进一步完善宪法,当加则加、当减则减,使宪法简繁适当、完整统一。

[内容摘要]由于对传统义务本位的深恶痛绝，研究义务特别是宪法义务被看作是“屈服国家”或“过时的思想”。宪法学界普遍认识到人性与失察权力结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人性与失范权利结合可能产生的后果关注较少，造成了宪法义务研究阙如的事实。世界多数国家宪法都有公民义务的规定，鉴于此，我们在对155部宪法中义务内容与结构量化比较的基础上尝试做出一些结论和预测。

[关键词]宪法公民国家宪法义务

宪法义务的存在既是古代的、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它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全能政府和自由主义危机所进行的一种学理与实践的反思和内省。今天宪法义务已经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规定：“（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人人在行使它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权利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为“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风化。”可以进行某种限制。1981年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家庭和社会、国家和其他社区及国际社会负有义务，顾及他人权利、集体安全、道德和共同利益；不歧视相互尊重；维护家庭和谐、尊重、赡养父母，为本国社会服务；不得危害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和国家团结，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纳税，维护非洲文化的积极价值，为实现非洲统一贡献力量。1948年《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规定了社会义务，父母与子女的义务，受教育义务，选举，守法，为社区和国家服务，与社会保险和福利有关的义务，纳税，工作，克制在外国从事政治活动等。1969年《美洲人权公约》规定对家庭社会人类负有责任，每人的权利都受其他人的权利、全体的安全和大众福利的正当要求所限制等。

如同各洲人权宪章规定的宪法义务有区别一样，在各国宪法中，宪法义务的内容和结构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地域、时间、发达程度和国家性质为别对我们所掌握的宪法予以分类，并量化各国宪法义务的数量、种类和结构。通过对各国宪法义务共识与差异的比较研究，推测宪法义务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尝试归纳与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宪法义务的完善提供借鉴。这种基于数据的比较有的我们认为印证了某种发展趋势，有的我们试图从中推出一定的结论，有的我们并没有结论或者根本得不出结论，我们仅从兴趣和资料的角度把数据提供给读者，留下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一、宪法义务内容比较

关于宪法义务的内容比较主要涉及在各国宪法中有无直接规定宪法义务以及种类。宪法义务的内容与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同时似乎也与一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有所关联。

内容摘要：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在各国成文宪法中的地位不同。从宪法典形式结构来看，公民基本权利可见于宪法典的序言、正文或者修正案中，这样的不同地位只是制宪方式的不同，不存在孰优孰劣。从宪法典内容结构来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同地位则可能反映出宪法观念的的不同。在宪法典中，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应该在国家机构、基本义务条款之前，以突显保障基本权利的宪政目的。

关键词：公民基本权利，公民基本义务，国家机构，宪法典

公民基本权利，就是指具有某国国籍的自然人享有的、由宪法规定的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术语，是我国宪法和宪法学界通用的术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把公民基本权利称作人权和公民权，并把它作为宪法的核心内容。但是，后来的一些国家宪法直接使用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称谓。[①]

应当注意的是，“公民基本权利”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宪法学术语，即一些国家的宪法学界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表明公民在国家生活的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在第二种意义上的使用是指它是一个宪法用语，即很多国家的《宪法》都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个术语。[②]本文是在宪法学意义上使用“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术语的。

基本权利的宪法规定可以分为形式和内容两大方面，形式是指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以及表现内容的方式，虽然内容是决定性的，但形式服务于内容，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性。“在社会活动和科学研究中，形式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③]就笔者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国内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基本权利的宪法表现形式的论文，即使在一些比较宪法学的专著中，也基本上只是对权利内容方面的比较，而没有涉及到形式这一方面。

本文所谓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总的来说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宪法典形式结构的视野中来观察，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宪法文件的一部分，它集中出现在文本中的什么地方——序言、正文或者修正案；二是在宪法典内容结构的视野中来观察，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与关于国家根本制度条款、与关于国家机构条款以及与公民基本义务条款之间，孰先孰后。其中，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宪法观念，而宪法观念对宪法的创制和实施、宪法的类型和功能都有重要影响。[④]

内容摘要：宪法文本结构中的总纲属于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入宪是宪法理念与社会现实变化的综合结果。总纲的效力不同于宪法正文，它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属性。作为方针条款或者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其实施有待立法裁量，并排除司法审查。

关键词：宪法结构，总纲，国家政策，宪法效力

引论

在以往的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序言与正文的效力已有较多与翔实的分析，[①]而总纲的宪法地位与效力还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讨论。与纯粹具有法规范性质的宪法正文不同，宪法文本中“总纲”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但也不同于非法律文件的道德宣示，而是具有独特的法律意义。考察“总纲”的内容，其中多数属于国家的政策规定，故也可称为基本国策或者国家政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宪法中国家政策给予不同的性质认定，有的称为“方针条款”，[②]有的称为“政策指导原则”，[③]也有的称为“宪德”，以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或者“宪律”。[④]作为“方针条款”或者“政策指导原则”，虽然总纲与宪法正文的纯粹法规范对国家诸机关所产生的拘束力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又并非没有任何拘束力，而是以区别于宪法正文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事务产生影响。

在法学理论上，原则和指导方针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具有很大差异。原则是笼统的，法规范是具体的；原则是待执行的，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才具备实施的基础，法院不可以此作为裁决纠纷的依据，法规范是自身可以执行的，也是法院可以直接实施的依据。原则与法规范在特性与法律效力上的差异决定了国家政策特殊的宪法形式。总体而言，宪法中的国家政策规定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有三方面的差异：一是在名称上，其内容多被称为国家政策；二是在宪法文本结构上，其不被置于正文之中，它们或者在总纲中，或者在章节上单独列出，或者被置于其它部分，如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处；三是在宪法效力上，国家政策不像普通宪法规范那样产生直接的拘束力，它是宪法对国家机关发出的指示与委托，其实施有待立法机关进一步制定法律，以明确具体概念、实施的标准与程序。

目前，虽然国家政策入宪仍然不属于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但却是一个值得在宪法理论上加以探讨的宪法问题。为了对国家政策入宪及其宪法效力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本文将通过两种实证方法开展分析：一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方法，目的是探求宪法结构形式变化的现实基础；一是法律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实证方法，目的是探求宪法总纲及国家政策宪法效力的特征。

本文作者：刘根工作单位：井冈山学院

宪法规范是法治国家的根本规范，是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一。宪法规范之研究是宪政国家一项基础性理论研究，宪法规范是实施宪政、适用宪法的前提，因而具有极大的研究和应用价值。然而，学界对宪法规范的概念、结构、特点等研究仅满足于法理学的一般结论或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理论创新较少，解决实际问题不多”，[1]P18。因此，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对宪法规范做出切合实际的理论阐述，以增强宪法规范理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一、系属宪法体系的宪法规范

目前“，宪法规范”一词在宪法学中被广泛使用，表明学界已接纳了这一法学术语。宪法规范是法制社会的根本规范，已为近代以降立宪运动所证实。宪法规范居于法律规范之首，其权威性无可质疑。然而，在西方法律哲学名著中，“什么是宪法规范”，法哲学家们却未给出现成的回答，甚至于根本没有论及宪法规范问题。在我国，学界对宪法规范的概念表述不一，仍然存在分歧。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2]P125二是“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规范)。”[3]P13三是“宪法规范是由民主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宪法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最基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4]P41四是“宪法规范是指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5]P21宪法规范与宪法体系是密切关联的。作为法律规范体系的一个单元，宪法规范有别于其他法律规范，且存在于宪法体系之中。因此，确立宪法规范的概念，首先必须明确界定宪法体系的范围，否则就会犯内涵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的逻辑错误。然而这一前提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就上述概念而言，它们对于学习和研究宪法规范虽有一定启发作用，但这些概念经得起宪政实践的检验吗？首先，上述前三种概念均将宪法规范定位于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上，此乃宪法的特点所决定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然而，此类概念超出了宪法体系的范围，内涵过于宽泛，因而不够科学。从实证分析角度看，并非所有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规范都是宪法规范，各国在其它部门法中也存在一些类似规范，而它们却不属于宪法规范。例如刑法，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而言，其涉及面同样十分广泛，也有国家最基本、最主要社会关系。如社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等；也有一般的社会关系，例如，市场交易关系、人身关系等。尽管刑法中也有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它调整的手段是刑罚方法，且存在于刑法体系而非宪法体系之中，因此，它们只能称之为刑法规范，而不能因其调整的社会关系最基本、最重要之故而称2006年其为宪法规范。而第四种概念内涵则偏小。它只用宪法效力设为限制条件，把宪法规范仅仅限于宪法典范围内。然而成文法国家的宪法体系既包括宪法典，又有宪法性法律、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等，从学理上讲，仅有宪法典才具有宪法效力，即最高法律效力。其实，从世界范围看，“宪法典或者宪法性文件都由各种宪法规范构成”[2]P30，也即宪法规范既存在于宪法典之中，也存在于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之中。显然，第四种观点过于狭窄，不可能正确揭示宪法规范的科学内涵。可见，我们在分析宪法规范时应将宪法规范确定在宪法体系范围内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易造成以偏概全或概念不周延的逻辑错误，引起争议。其次，上述概念过于笼统。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规范是宪法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基本的构成单位。”[4]P40这就产生了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即宪法规范是等同于宪法规则，还是表示包括宪法规则、宪法原则、宪法概念在内的一个整体概念呢？上述概念表述者均未论及此问题，因而导致宪法学研究、宪法学理论中“话语不通”“、逻辑混乱”的现象。英国法学家沃克(David•M•Walker)主张“法律规范就是法律规则。”[6]P803近年来“我国法学家倾向于把规则与规范看作同一概念。”[7]P70概念必须明确、规范。据此，笔者认为，宪法规范与宪法规则当属同一概念，即与宪法规则并列使用，但不表示包含宪法规则、概念、原则三者在内的上位概念。美国法哲学家本杰明•N•卡多佐曾说过：“定义是种冒险，描述却可以提供帮助。”[8]P16据此，笔者在这里力图对宪法规范作这样的说明，即：宪法规范是指存在于一国宪法体系之中，规定宪法主体的权利（力）、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指示、规定，又称“宪法规则”。这一表述的优点在于：一是将宪法规范界定在宪法体系范围之内，避免了宪法规范的宽泛无边或过于狭窄：二是表明宪法规范即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和宪法概念共同构成一国宪法的基本要素，明确了宪法规范与宪法规则、原则、概念之间的关系；三是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一种，在分类上与刑法规范、民法规范、诉讼规范等是并列的，从而使宪法规范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之中。

二、宪法规范的两重结构

宪法规范不仅在内容上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而且在逻辑结构上与其他法律规范也不同。法律规范（法律规则）通常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是法律的规范性最明显的标志，这同其它社会规范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规范都不具有这种严密的逻辑结构。”既然宪法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一种，宪法规范同样具有逻辑结构。受我国法理学的影响，宪法学界对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研究主要有以下二种学说：一是主张宪法规范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组成；二是主张“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一般包括规范发生的条件、规范形态和规范调控方式”。[5]P24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划分方法，但基本上均坚持“三要素说”。应当看到，对法律规则（规范）的逻辑结构分析是一个深奥而又一直颇有争议的问题。英国法学家边沁（JeremyBentham）对法律规范的结构是这样解释的：“在一个单一的法律规范或简单的规范中，基本的组成要素就是行为和方面。”纯粹法学派的创始人汉斯•凯尔森(HansKalsen)认为，一个法律规范应当由规范内容、规范主体、规范行为和履行条件四个要素构成。我国法学界对法律规范也同样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要素说和二要素说。三要素说主张，法律规则有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二要素说主张将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分为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两部分。通说认为，法律是由法律规范构成的，所有的法律规范又都包含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的适用都是有条件的，而且，“如果这里界定意义上的‘强制’是法律的一个要素，那么组成法律秩序的规范就一定是规定强制行为，即制裁的规范。”从构建一国法律秩序讲，法律规范，尤其是义务性规范应当有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所以义务性规范应当具备三要素。而“二要素说”的确更为简明和具有可操作性，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因此“，二要素说”和“三要素说”各有其优劣，不可一概而论。笔者并不赞同我国法理学界完全放弃三要素说而转采二要素说的观点。故笔者主张，宪法规范同时存在“三要素说”和“二要素”两重逻辑结构。这里的宪法规范的“三要素”是由行为主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构成。“行为主体”是指宪法法律关系的参与者，即国家、民族、政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行为模式”是指法律规则中规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定主体可以行为、应该行为、不得行为的行为方式。它可以是苛以义务的，也可以是授权的。而“法律后果”是“指规则中指示可能的法律结果或法律反应的部分。”它包括鼓励、奖励和制裁。例如我国“八二宪法”第五条第三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里“，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是行为主体“；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是行为模式；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则指出了法律后果。“二要素”是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由于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概括性等特点所决定“，三要素”结构在宪法条文中所占比例很少，而“二要素”结构所占比重大。以往学者试图用一种具体范式统摄所有的宪法规范，然而这种努力受到了宪法实践的无情挑战，因为，无论是主张“三要素说”，还是主张“二要素说”，都无法对宪法规范的结构作出合理的解释，难免出现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宪法学界开始产生诸多困惑：是宪法规范出现了问题还是法律规范理论出了问题？抑或目前我们还未寻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笔者所主张的“两式逻辑结构说”恰恰找到了一种解释方法，它简明易懂，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针对性，更适合宪法规范的自身特点。在分析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时，有一种观点值得研究。学者有观点认为，宪法以条款形式只表述了宪法规范的行为模式部分，宪法规范的法律后果部分则表现于其它部门法之中或分散在其它部门法的条款之中。这实则是凯尔森的观点。凯尔森还举例说，一国实在法“首先在组成法律条文的几句话里确定偷窃的概念，然后在另一句话里规定制裁，而这另一句话可能是同一法律的另一条文的组成部分，或者也可能甚至是一个完全不同法律的组成部分。”的确，从一国整个法律系统或纯粹法理论而言是如此。但从法学的分科看，这一认识是有限的。宪法规范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倘若宪法规范的部分要素可以存在于其他部门法之中，那么存在于某一部门法之中的该要素是属于宪法还是其他法律，或者是否某一个宪法规范同时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呢？毫无疑问，这种认识混淆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将损害整个法学体系，导致法学各学科之间的研究对象无法界分。

本文作者：廖原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当前对行政权的控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我国选择了法治作为控制行政权的基本路径，但其中相当部分的制度、机制并未能良好地运行起来，与法治化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要实现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行政内部监督的权力配置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对权力实施监督必须要有监督的权力，权力体系内的权力配置与监督权的地位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效力，加强监督必须重视对权力结构的研究，最终要从权力结构上解决问题”。监督权与被监督权之间必须是一种大体平衡的关系，监督权过小难以起到监督效果，监督权过于庞大，其本身又会成为难以制约的权力，监督权虽为制约和监控行政权而设立的，但其自身也必须符合法治行政中权力的有效与有限原则，因此行政内部监督的权力结构应适当而均衡。行政机关的权力结构和行政内部监督之间联系极为紧密，可以说行政权力结构决定着行政内部监督的成效。一个国家的整体权力结构的布局是宪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梳理我国行政内部监督权力结构，必须从宪法规范中来考察行政权力的基本结构的形态以及这种结构形态对我国行政内部监督会产生哪些影响。

一、行政机关的权力结构

（一）宪法所架构的行政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包含着两重涵义，一重是权力的内在结构，包括了权力的要素构成等。另一重是形式上结构，指的是权力整体布局的问题。周永坤先生认为“，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权力的配置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孔繁军先生则认为“所谓权力结构是指因权力分配而形成的各权种之间及各权种与人民权力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依赖这种相互关系所形成的权力体系。在法治国家中，权力结构问题是法治的基础问题，也是核心问题”。两位学者虽然表述不同，但意思相近。我国宪法将权力分为所有者和行使者，所有者是人民，而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是国家机构，孔繁军先生就是从权力的所有者与行使者这两者之间关系来分析权力结构的。周永坤先生则从权力自身来看，由组织体系、权力配置以及不同权力之间关系来解释权力结构，而人民权力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行政权力结构是权力分工基础上的行政权力整体性的关系状态和有序性的活动过程，既包括行政管理中权力安排的静态结构，也包括行政管理中权力运行的动态结构。我国行政权力主要还是由政府部门行使，因此其结构的基本构成是政府权力结构，“主要是指一级政府内部的机构框架和权力配置，其横向结构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规模、权力分工、不同职能机构的比例，各类机构之间的关系等，纵向结构包括管理层级，各层级的权力配置以及层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行政权力的静态结构体现于我国行政组织的整体布局，宪法不可能将行政机关的组织明确地规定出来，而是通过纵横方向配置权力的形式来设置行政组织。国家权力结构有横向与纵向之分，横向是将国家权力依其性质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纵向而言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具体到行政机关的权力结构，大体也可以按纵横两道来进行划分。宪法对行政权力的横向结构设计，主要通过对政府职能的配置来实现。宪法在国家机构这一章中对国务院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职权进行了划分，由此而形成了各级政府的横向权力结构。如《宪法》第89条第（五）至（十一）款对国务院职权的规定，就要求国务院根据职权职能的要求设立若干部委来履行这些职责。而地方各级政府同样依据宪法所配置的职能职权来设立本级政府的各个部门，搭建起权力的横向载体。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地方政府中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而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宪法对于国务院的职权用的是“领导和管理”，而各级地方政府的职权只用了“管理”，可见它们之间的权限是有区别的，这种权限的分配方式意在加强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我国的权力形态主要以中央集权为主导，强调的是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由此我国的行政内部监督的主要权力形态是以权力的层级制为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分配状况看，其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型，在顶端集合到一点，而越往下其结构面越广。每一层级的政府与其部门之间也存在一个塔形结构，政府作为本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其权力等级高于政府的部门。而政府的权力直接对应的是上一级政府，政府部门的权力点则对应的是两点，一是本级政府，二是上一级的政府职能部门。因此本级政府与上一级的职能部门都有相应的权力来控制和影响职能部门。同一级的政府部门则各自在职权范围内对其他部门形成一定的制约力，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行政权力制约的复杂结构。行政内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即是行政权力的动态结构，行政权力的动态结构受制于行政组织的结构，由此可知我国的行政权力动态结构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运动过程。

（二）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趋势。宪法首先是从静态来规范行政组织与行政权力的结构，权力必须具体化并在实践中运行。行政权力结构是属于行政体制的范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之后，我国对行政体制进行了多次的改革。行政权力结构必须要与经济体制相匹配，因此在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行政体制必须要随之调整，概括而言，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方式主要是放权、分权与收权。放权主要是纵向的权力结构调整，将中央权力向地方下放，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上，一直存在着放权与收权的博弈。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法律关系上的问题，从目前宪法的规范来解读，地方各级政府是被当成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的指令来行事。但实际上地方既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也有地方的特殊性，在现行宪法与法律中没有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得很清晰的基础之上，行政权力结构只是在政府组织这一层较为明确，而组织所承担的职权与职能则相对模糊。法与现实出现了较大的反差，导致了多次改革的循环往复而收效却不大。分权主要是横向权力结构调整，将政府权力向社会分解，能由社会自主处理的事务政府不再过多干预。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分层是宪政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政府的功能总是有限度的，即便是在计划体制下的所谓“全能政府”，国家统管一切的时代，也并未能将一切事务有效地管理好，政府过多插手市场和社会的事务，反而造成了人民需求与公共供给的巨大矛盾。“发育成熟的社会自治使得公民可以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处理公共事务，自发形成一些社团或协会满足特殊公共需求。大量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承担了政府不再行使的职能，既能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又能提高满足这种需求的效率，因为这些自治组织提供的服务非常具有针对性，交易成本低”。就我国的现状而言“，在市场日益发达的今天，在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之外，出现了大量政府无法控制的自发性因素。无数的公司与政府不具备原来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那种行政隶属关系。大量的流动人口也脱离了原有的行政控制体系，政府控制的覆盖率已经大幅度地缩小。政府仅仅通过社会原有的信息传递系统，已经远远不能了解整个社会的状态。同样，通过这种行政化的自上而下的体系，政府也不能有效地治理每个人。政府与松散的个体打交道的成本，高得无法承受”。因此行政体制要能顺利改革，必须培育好社会公共治理的环境。而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已然得到关注，如宪法中关于公民结社权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其实都是宪法中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基础保障。收权是将部分地方权力回收，减少地方干预，确保职能的有效行使。比如将一些政府部门进行垂直化管理，或将原属于地市一级管理的县级地方由省级政府来管理，减少层级干预。收权最具代表性的措施就是实行垂直化管理模式，主要方式是对一些部门实行了中央垂直管理或省以下垂直管理。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央与地方职权以及目前的行政部门的双重管理模式的反思。其目的是为了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保障上级政府的政令畅通，是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关系方面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但垂直管理并非一剂能治“百病”的药方，必须要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地方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进行明确划分，属于上一级政府职能职权的事务并且不宜由下级政府进行管理的业务范围，才能采取垂直管理的模式。“省管县”其实有双重效果，一是放权的效果，即将权力下放到县，增强县一级政府的权力，减少中间层级；二是收权效果，省一级政府将市一级政府管理县的权力收回，使市与县一样同处于省的管辖之下，从而可以对公共行政权力和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宪法》第30条将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二层次是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第三个层次为乡、民族乡、镇。从宪法条文的表述来看，县与市同在一个层次并无市辖县之意。市辖县是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起来的，因此省辖县其实是对宪法原旨的回归。但是由于市辖县已经成为我国大陆地区主要的行政层级模式，因此目前省辖县的改革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一些试点。

二、权力结构形态对行政内部监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