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价值范文10篇

一、宪法价值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要求、有用与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9]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价。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与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0]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法的价值等，法的价值只是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宪法价值呢？这是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宪法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从法的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11]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价值观”时指出，“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12]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功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13]

本文作者：王崇英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法政学院

在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快速化发展的态势下,中国怎样加快法律现代化的进程,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不仅需要我们对现代中国宪法价值予以关注,而且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中外宪法价值取向的关系,明确现代中国宪法价值变化的基本方向,推动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宪法价值的基本涵义

从词义上看,宪法价值,即指宪法的功能和效用。从具体的内涵上看,宪法价值主要表现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宪法的工具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法律体系的各部门法其中包括宪法,都是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服务的政治工具。就宪法来说,它是国家的根本法,首先是通过它来体现国家的根本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然后又要通过它来保障它所规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有关基本制度。这表明,宪法除了体现掌握国家政权阶级的阶级意志外,还要保护掌握政权阶级的利益,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保护工具。宪法的目标价值,是指通过宪法功能和有关法律保障体系的作用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从宪法是一种政治工具这一意义来讲,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有法可依,并以它为基础制定和修订各部门法,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调整国家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此达到巩固社会经济基础,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权力主体(人民)的利益,并依靠权力主体(人民)建设法制国家,达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目标。现代中国宪法价值,既包括了工具价值,也包括了目标价值,并在这两种价值的有机统一和相互作用下,推动中国现代法治和现代化的发展。

二、现代中外宪法价值取向的比较

现代宪法价值取向的一个新特点,是如何既体现宪法的工具价值,又体现宪法的目标价值。在这两种宪法价值互动的过程中,中外宪法价值的取向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其一,重视宪法的基础作用,促进国家法治化。总体来说,西方国家比较注意宪法工具价值与宪法目标价值之间的联系,注重宪法根本法的地位,较早地走上了依宪立法、依宪行政、依宪司法的法治化道路。现代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宪法的价值,特别是重视宪法工具价值到宪法目标价值的转变。这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有所体现,它不但确认了自身的根本法地位,要求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序言),而且在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地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这表明我国已经步入了以宪法为基础进行法治建设国家的行例。其二,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价值的核心体现。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在宪法中比较强调人权,注重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目前,世界各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有所规定或体现。就以中国现行宪法来看,从第33条到第51条,都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宪法体现的价值与国际人权的要求相一致。23年9月13日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华过程中在南京大学作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演讲时曾说:中国的宪法中包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且在内容上完全可以同西欧或国际人权目录相比拟;言论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5条和36条))))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在宪法中均有阐述。[1]其三,重视法治行政,制约国家权力。法治行政和制约国家权力,是宪法价值的又一特征。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法治建设,基本确立了法治行政,并以此达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确保公民依法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中国在这方面也有长足进步,从2世纪9年代起,已制定和修订法律法规有数百条,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与行政部门的关系日渐得到了法律的规范。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请求法院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裁量,这均显示了中国实行法治行政和对国家权力的具体制约。当然,现代中外宪法价值的发展除了有相似之处外,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一,在法治化上,由于主要受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各国法治化的进程不尽相同。一般来讲,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其法治化的历程较为久远,它们在立法和实施法律上日渐完备,积累了一些法治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法治化建设起步不久,就从新中国依宪法治的第一部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算起,不到5年,若从改革开放后的现行宪法算起,才2多年。因而,其法治化的历程还很短,在法治方面不仅立法不够完备,而且经验也不够丰富。其二,在人权观上,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将人权视为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利,强调人权的基点是个人,突出个体人权。在中国,我们强调人权是具体的,既承认个体人权,也突出集体人权,更重视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特别是生存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贡献,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这是人权保障的基点。其三,在国家权力制约上,西方国家宪法一般确立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但在中国,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权力模式,而是通过宪法确立国家权力机关为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受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这是一种国家权力统一的内在监督模式,或称自身监督模式。同时,中国宪法又明确规定人民有权对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监督,这是一种外在监督模式。这些表明,我国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实质上是一种内外结合的二元约束模式。

什么是宪法价值与宪法价值冲突，这是本文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对二者进行合理的界定，才能以此为基础去合理地探究宪法价值冲突本身及其相应的解决机制。

一、宪法价值

“价值”原为经济学上的语汇，例如“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等，用以表示产品对人而言的要求、有用与相对稀缺。据国外学者考证，这一范畴引入哲学、人文科学之中，始于19世纪下半叶赫尔曼•洛采所创立的价值哲学。[9]自此以后，“价值”成为一个伦理性的概念，用以表达人们的某种需求或对事物的相关评价。按照哲学界的一般说法，所谓价值，就是在人的实践——认识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客体的存在、性质及其运动是否与主体本性、目的与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10]由此可见，价值体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表征着作为价值主体而言的人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契合程度。

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法的价值等，法的价值只是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宪法价值呢？这是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宪法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从法的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11]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价值观”时指出，“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12]

本文作者：陈英工作单位：贵州大学

一、宪法价值取向生态化的时代背景

2世纪中叶以后,人类挟其利用核能及电子科技的能力,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科技时代。这次科技革命虽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便利与文明,但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也百十倍于过去的工业革命,特别是公害的频生、自然环境的恶化、物种灭绝的危机,不仅伴随而生,而且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与世纪性问题既向传统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为法律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即法律的生态化,但法律的生态化又肇始于旧的发展模式和旧的伦理观念的破除。作为与自然人的生存关系极为密切的政治宣言宪法,自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熟视无睹。当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法律特别是宪法的传统价值理念及其制度规范。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具体说来,宪法价值取向的时代背景可以概述如下:

(一)生态危机全球化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费卡普拉在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6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不只是政府的危机,也不只是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变迁。无论是作为个人,作为社会,作为一种文化,还是作为全球的生态系统,我们都正在达到一个转折点。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危机已经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从而也把人类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推向一个崭新发展的时代,实现人类由征服掠夺生态环境资源,到保护建设生态环境资源的大转变,创造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加灿烂辉煌的生态文明,并使之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文明形式。因此,21世纪将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生态时代。对宪法价值取向随着情势的变迁而进行修正,才能应对生态危机所带来的文明转型。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确立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起人类对自身生存发展状态的严重反省,终于认识到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掠夺和浪费资源的发展道路。现代经济发展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这条黑色道路走下去,必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5我们共同的未来6在分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后,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正式的形成。它要求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可以支撑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协调关系;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从而真正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增强环境支撑能力、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把法律生态化的理念注入宪法价值理念中去,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三)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经济形态正在由资源经济(或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或智力经济)转变。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它不是以自然资源而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从而可以根本改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大量索取、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利用模式与生产方式。通过知识经济,能够逐渐降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从而有效地缓解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人类解决环境资源危机找到了根本出路,也为人类走出环境危机的困境提供了根本保障。宪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正是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使其更加和谐。

本文作者：韩国莉工作单位：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一、宪法价值的含义

宪法价值的含义有一般与个别之分。宪法价值的一般含义主要是指宪法价值蕴涵着工具价值、目标价值和形式价值,即宪法价值的工具(效用)、目标(取向)、形式等具有普遍性。无论哪个国家、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宪法价值,都具有这些基本特性。首先,宪法的价值表现为工具价值。工具即有用,无用不成之为工具。古希腊的雅典之所以要把宪法确立为它的政体,作为一种区别于普通法律的组织法,就在于宪法的价值体现为一种有用的政治工具,有利于雅典城邦推行奴隶制。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之所以要创立宪法,也在于宪法是强化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法律工具。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实施社会主义宪法,同样是在于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有利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社会利益的和谐。概言之,宪法是一种有用的政治工具。其次,宪法价值表现为目标价值。宪法目标价值是宪法工具价值的延伸。掌握有用的工具,只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而已,而更高层次上的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宪政国家不仅把宪法作为依法治国的主要手段,而且通过依法治国,最终达到建设法治国家的终极目标。再次,宪法价值表现为形式价值。其形式价值表现为调整基本社会关系,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意义的宪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体现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因此,在成文宪法国家中,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首先必须服从宪法,并以宪法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在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宪法同其他部门法相比居于根本法的地位。宪法价值的个别含义主要是指宪法价值蕴涵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特性。首先,宪法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价值。宪法虽然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属于政治领域和上层建筑,但它产生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基础,是一个宪政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集中体现。资本主义宪政国家的民主政治,总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利益,这种利益本质上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这是宪法价值在经济上的特殊反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价值在经济上的反映则不同,其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全体人民利益和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体现和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其次,宪法价值表现为特殊的政治价值。宪法特殊的政治价值,集中表现为宪法是政治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原则总体,宪法规定政治体制、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和官员的一般职能和权限,以及如何行使这些职权。但是,宪法的本质在于阶级性。虽然其他部门法同样也具有阶级性,但相对而言,宪法更集中、更全面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在宪法概念中,不因为没有出现阶级词语,而阶级性即被改变或消失。在宪法的内容上,也不因为各国宪法对该国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表述不一致而阶级性即被改变。再次,宪法价值表现为特殊的文化价值。宪法的文化价值,集中反映在促进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理论的发展,如果没有职业法学家的创造性探索,就不可能出现近代宪法。罗马法作为简单商品经济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它为私人财产提供了完备的保护,成为宪法保障个人权利的法律基础。宗教改革,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神学支柱,确定了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使宗教信仰成为个人的自由,为宪法的产生打扫出了一片空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大旗,运用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以人权反对神权,以民主对抗专制,使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深入人心,为运用成文宪法构建近代民主政治描绘了理想的蓝图。因此,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其自己特有的精神文明。总之,宪法价值的含义广泛而丰富。就其工具价值、目标价值、形式价值而论,也蕴涵着一般的、个别的、普遍的和特殊的价值内容。

二、宪法价值的特征

宪法价值与一般法律价值一样,也具有客观性与主体性、历史性与阶级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一元性与多元性统一的特点。然而,宪法价值作为法律价值的一个部分或特殊表现形式,必然有其不同于其他法律的价值的特点。在分析宪法价值的特点时,既要考虑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所具有的特点,也要考虑宪法规范本身的特点以及宪法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特点,从三个特点统一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研究,其特征体现如下。其一,原则性与概括性。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涉及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其中成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要严于普通法律的制定和修改程序。马克思曾用宪法法律的准绳[1]来说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斯大林说得更加明确: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2]这一根本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规范不同于普通法的规范,而必然具有原则性或概括性,其为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提供指导性原则。也就是说,主体在造就宪法时赋予其原则性的潜在价值。这种潜在价值在实现的过程中,只能与主体之间发生宏观的相互关系,只能转化为宏观性的现实价值。这种宏观性的现实价值尽管比较抽象,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晶核或酵母,可以派生出许多微观价值。其二,适应性与广泛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宪法正是为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恰当的划界,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设定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任何宪法的首要任务。5法国人权宣言6第16条宣布: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尽管不同国家宪法的结构和内容有许多不同,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宪法的结构和内容也可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必须有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并且在宪法结构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美国学者迦纳认为,典型的成文宪法包括三组条文,其中第一组就是规定公民基本的权利,并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某种限制,用以保障公民能安全享受这种权利。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公民的基本义务包括由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应履行的最主要的义务。正因为如此,宪法规范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就具有高度适应性,它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承受客观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只要客观形势的变化尚没有引起国家根本制度的质的变化,尚未达到完成国家根本任务的程度,宪法的潜在价值就仍照样存在。这种高适应性的潜在价值在转化为实然价值过程中,必然带来广泛性的现实价值。其三,国家性与权威性。宪法能集中或全面地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因此认为宪法的本质在于集中表现了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关系[3]。在剥削阶级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首先是表现为阶级力量强弱对比关系,也表现为宪法随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变化而产生相应的改变;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则包括各种阶层和社会组织、社会集团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一方主要是国家或国家机关,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以解决公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权利制衡权力的问题;调整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以解决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调整国家机构内部的关系,以解决权力分工制约的问题。所有这些,说明国家或国家机关是宪法关系的一方主体。宪法既凝结了公民和社会的需要和意志,也凝结了国家的需要和意志,在公民权利、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适当的平衡。这种表面上以国家为轴心而实质以公民为轴心的宪法必将对国家、社会、公民具有应然价值。这种国家性的应然价值在与公民、社会、国家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权威性(或至上性)的实然价值。其四,配补性与适用性。宪法与民主政治不可分割。近代意义的宪法是随着民主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是民主法律化的结果。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4]。资产阶级制定宪法的目的,是为了把反封建的革命成果巩固下来,把资产阶级争得的民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社会主义宪法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越来越充实,范围也会越来越广。两种不同的宪法使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民主事实是宪法价值的根据。不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或是以无产阶级民主为根据的宪法,都能在其实施前具有潜在价值,在其实施后逐步具有实然价值。

三、宪法的正义、自由与秩序价值

本文作者：王崇英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法政学院

一、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取向的变化发展

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制度,制定了宪法性文件)))5共同纲领6。接着,1954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确立前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简称五四宪法。此后,相继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修正制定了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对这四部宪法的价值认识,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对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取向的变化认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以为领导核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的,尤其在立宪方面功不可没。并以宪法为基础颁行大量法规,使中国开始全面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对作为主要领导者来说,他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和宪法的论述还是很多的。建国后,他的许多政论和重要讲话,实质上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和法制主旋律而阐述的。比如,他有名的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5论十大关系6、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等论著,都大量涉及中国宪政和宪法理论与实践。当时的对中国宪法价值的认识建立在中国现代化目标上,即是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价值视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具。但随着他晚年左倾错误的发生,连对宪法工具价值的认识也随之淡漠。尤其是十年期间,中国法制遭受严重挫折。2.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其中大量的就是对宪法、法制所遭受的破坏进行拨乱反正,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修宪和立法工作,使制定法大量增加,法制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主题,邓小平对中国宪政的论述就更多了。在他有名的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6、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6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价值,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新要求。并强调了正确处理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等价值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宪政、宪法价值的认识,在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工作的基础上,一方面,仍把宪法价值认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则开始认识到了依宪民主,依宪法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目标价值。3.以为领导核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为领导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在继续坚持原有价值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治国的基本方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这表明,中国自有宪法以来,第一次以发展的姿态,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宪法价值认识的一次根本性转变,而且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根本取向。

二、中国现代化对宪法价值转换的新要求

中国现代化本身就包含法制现代化。考察中国现代化对宪法价值转换的新要求,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1.基本权利、义务和个人的关联从根本上说,宪法的最高价值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秩序需要的有机统一。¹笔者很赞同谢晖先生的分析:人的本质是其个体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个体性必然强调自由的需求指向,而社会性又必然强调秩序需要的指向;这两种需求的法律表达,应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主要以保障主体自由为己任,而义务以保障社会秩序为己任。º按照人的本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重性来看,体现在宪法价值中,自然性表现为,个人对其基本权利的要求与运用。社会性表现为个人对社会基本义务的遵守和履行。这两个方面既要求人的个体化、个性化,又要求人的理性化,即能理性地处理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从个人与基本权利的关联上讲,应该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产生,本身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整合,要能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以很好的行使,必须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意志;否则,宪法的基本权利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体现。当然,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意志,绝非是说对那种无纪律、无政府的不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自由意志也要给予保障和尊重,而是说受到保障和尊重的是符合宪法基本权利的那种共同相融的、有利于社会秩序的个人自由意志。从个人与基本义务关联上讲,基本义务与个人意志也是密切关联的。即是说,一方面,基本义务是体现社会秩序所要求个人应该遵守和履行的宪法规则;另一方面,基本义务中的宪法规则是通过个人自由意志整合而成的共同遵守、履行的准则。因而,在基本义务中也包含着个人自由意志的价值。以上表明,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体现了个人自由意志为本位的价值特征。我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其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这一价值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执行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个人自由意志的价值。同时,个人自由意志又必须是合宪的。2.权力法定原则权力法定原则是相对过去的权力钦定原则而言,是一种发展和必然要求。权力钦定原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确定的基本形式,即由君主安排和分配国家权力。这在东西方古代社会几乎是一个通理。正因为如此,才有其后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等强烈鼓吹的分权学说和权力制约主张»。与权力钦定原则相对的是权力约定原则,这是一种来自自然法的社会契约为基础形成的权力规定原则,其要义是使权力受制于法律,即只有法律下的权力,无法律上的权力,只有法律中的权力,无法律外的权力。从权力钦定原则和权力约定原则基本概念的比较中,可见权力法定原则来源于权力约定原则的要义,它是指权力的主体(人民),权力的执行者(官员)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无法律之上或之外的权力。在当今社会,作为宪法的权力法定原则,不仅规定着国家权力的来源,而且规定着国家和公民权力的行使。如果没有权力的法定,权力的行使便没有了标准,权力的滥用到处泛滥,这只能是一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权力公开放任,就会出现新的权力钦定,即现代达官贵人一人说了算,就会出现封建性的人治,而非民主性的法治;同时,还会出现权力主体(人民)的冷淡,使权力失去真义,法治国家就会成为空谈。3.法治与道德的互契随着我们经济市场化、政治化、法律化、文明化方向的确立,人们对法治与道德的关系越来越表示关切。在关切中凸现的问题是德治主位?还是法治主位?是法律化道德?还是道德化法律?这缠绕人们心际的问题,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价值呢?谢辉先生曾说:如果是道德化法律,则在中国依然维持了流传久远的价值结构,因此,无所谓中国法制现代化;相反,如果是法律化道德,则意味着中国精神价值的重建,意味着中国向法制现代化的必然发展。¼谢先生的这段话是明确的,他倡扬法律化道德,并把它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必然趋势,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见解。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道德就此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呢?我们要进行正确的辨析。一方面,对于那些陈旧、落后、腐朽的,凡有碍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传统道德,的确需要清理;另一方面,对那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有促进作用的,如爱国主义、实事求是、清正廉洁、重志进取、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还是需要弘扬的。当然,在我们沿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向法治化时代的时候,必然也是法治为价值取向的时代。这种时代的价值主导,将是使法律充分体现道德性,使法律具有合理的道德前提和价值基础,即体现为一种法治与道德的互契。但是,在法治与道德的互契中,其法治的基础是宪法,没有宪法作法治的核心就无法法治,也无法达到法治与道德的互契。毫无头绪,任意繁殖的法律只会导致法律功能本身的严重异化,即法律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负担。½可见,在法治与道德的互契中,最根本的是宪法。有了宪法,才能有序地法治,也才能法治与道德互契,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4.权威与民众的互动从外国提供的经验来看,以英美为代表的欧美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权威与民众互动的过程。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从清末立宪开始起步入法治轨道,中间经过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所谓法治权威的效果怎样呢?由于当时的那些传统的权威们,不能制定良法,没有一部象样的宪法来推动法治,其权威只能随着人治而告终,最终被人民所唾弃。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则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在野变为执政,就在于能集中民意推行良法。虽然在也犯过错误,但始终能以人民利益为前提,坚持法制化的道路,同时也受到一定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因而,能始终保持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权威,是全面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唯一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权威与法治互为因果的背后却是民众因素。除了首先体现出是否符合民众意志的法治外,还要体现出民众的权力运用,即参与和主导。如果民众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体现,不能积极参与和主导,法治就没有根基和目标。要使民众真正积极地参与和主导,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其中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民众权利运用的最基本条件,也是民众运用其他权利的基础。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是一种权威与民众更密切、更有效的互动。

三、现代中国宪法价值的转换

本文作者：陈纯柱韩兵工作单位：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还没有哪一项发明、创造能够比得上宪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宪法是由一套法律规范而构成，它为特定政治和社会提供了基本价值、目标、结构和过程。”①近现代政治发展史证明，我们只有依照“宪法”来治理国家，实行宪法政治，才能为社会发展和人们的各种活动提供合法性的基础。

一、宪法政治的科学内涵与本质

1、宪法政治的科学内涵“宪政”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宪法学领域使用得较为普遍，而宪法政治的提法却比较陌生。从国外来讲，一些英美的宪法学家多次阐述和研究宪法政治问题:比如，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多次讲到和研究过宪法政治问题;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在著作中多次研究宪法政治问题，认为是法治国家重要的载体。从国内来讲，宪法政治的研究也是热门话题:比如张庆福教授认为，“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②学者刘俊祥认为:“宪政，即宪法政治，是指坚持以人为本的、奉行宪法规则至上性的法治政治”。③谈到宪法政治，人们就想到宪政。从学理上探究，我们认为，宪政和宪法政治的关系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以宪法为基础来规范国家权力和国家活动，以保障公民权利，它要求旧式非民主型、人治型政治转换为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法治型政治。但宪政和宪法政治在形式上还有一些区别:宪政主要是针对过去传统政治体制中的人治而言，它提出了要按照宪法来规范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权力机构，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和价值依托;而宪法政治既包括了宪政的属性，同时又是宪政在政治关系中的拓展和体现，它还包含了宪法规范下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信念。从外延上讲，宪法政治比宪政还要广阔。由此可以揭示出宪法政治的科学内涵:宪法政治是指依照宪法来规范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形态。宪法政治是以宪法为依据并按照宪法规则在国家与社会中运行的一种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是一种依据宪法来调控的政治运动形态。从关系形态上讲，宪法政治的逻辑状态可以外化为运行的宪法和运行的政治;就宪法而言，宪法政治既关注于观念的宪法，也关注于制度的宪法，是观念和制度的统一。就制度宪法而言，既关注于制度的设计，也关注于制度的实施。宪法政治的应然之义就是:“一切政治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价值参照系而展开和设计，一切政治活动的运行和发展都必须循宪法而动。任何背离宪法的政治行为，都应当受到宪法的否定评价和承受相应的宪法制裁后果”。④宪法政治所要求达到的是:宪法与社会必须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宪法的规范驾驭着政治过程，相反，权力的运作也能“适应和服从”宪法规范。⑤宪法政治是政治秩序的宪法化，它以宪法为依据构建的国家制度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以宪法规范和限制国家政治权力为出发点，以国家政治权力在宪法范围内有序运行为标准，以人民的权利保障为价值目标。2、宪法政治的本质揭示以宪法为中心而展开的宪法政治的本质，就是国家的民主法治政治，它是由一个国家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宪法政治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以民主和法治为依托，以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和政治关系为途径，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的政治，它是政治文明走向法治文明的最高形态。宪法政治崇尚宪法至上，它作为静态宪法规范与动态政治实践相统一，以达到政治始终在法治轨道中运行，实现切实有效保障公民权利的理想价值目标。宪法政治的本质决定着宪法政治的核心理念。这就是要使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和公民权利的实现达到平衡，从而也就需要有效协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保证以宪法规范为基础而建立的现代政治制度的运行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在宪法规范国家权力过程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和冲突，一直是宪法政治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实质上也就是宪法政治的基本矛盾。怎么来协调和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怎么来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调控政治关系，必然成为宪法政治运行的价值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视野局限于政府权力之限制，过分夸大政府和个人及社会之对立，以至于造成观念上的狭隘，片面与僵化。”⑥宪法政治对于权力并非一味的限制，一味的限权，而是以宪法为依据来规范与控制国家权力，调控国家的政治关系，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的目的。在我国，政治科学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政治和政治科学曾经长期被当成阶级斗争工具。在现代民主和法治规范背景下，政治终于由单纯的阶级政治转换为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而宪法政治的提出，使人们在民主政治方面进入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全新的政治形态，人们用宪法来规范政治和规范国家权力，调节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配置社会政治资源，培育社会政治信念。宪法政治的这种政治的法治化要求为国家权力的控制和配置以及公民权利的保障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政治学界很多学者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怎么把宪法科学与政治科学结合起来，使政治成为宪法政治，使政治科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一重要课题。

二、宪法政治的本质特征

宪法政治不仅仅是静态的制度体系，更是一个动态的法治实践，或者是一种把宪政体制和政治实践统一起来的法治主义形态。与传统政治相对应，宪法政治的基本特征可以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概括:1、宪法政治是以宪法为主要规范的“国家政治”宪法政治要面对的首要内容应该是宪法。现代国家都是以宪法为基础并且是在法治规范下建立和运行的，因而国家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必然是宪法规范和宪法主导下的政治理念、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因此，宪法政治就是社会发展到超越阶级政治而进入以宪法为主导的政治时代，它是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标志所在。一是宪法具有法律性。宪法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为国家运行和公民权利行使提供合法性，而且宪法和其它法律一样，还具有规范性、可操作性、强制性等特征;二是宪法具有中立性。清华大学林来梵教授认为:“作为一种价值载体，宪法规范本身可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因为它并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就好像一种单纯的容器。”⑦宪法尽管它本身包含着特定的价值，“但这不能否认它仍然具有中立性。正是这种中立性，不仅要求公民，也要求政府必须遵守宪法，使宪法成为可以而且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并被作为司法评判的最终标准。”⑧三是宪法具有最高权威性或至上性。宪法不仅是规范国家政权体系运作的最高准则，更是人权保障的最高法律准则。人权保障是宪法追求的最终价值，宪法的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有宪法的基础上才有国家的宪法政治，即宪法政治的运作和实施。宪法政治，就是依照宪法来施政，是以宪法为中心而设计和展开的一种政治模式和政治运动形态。2、宪法政治是以民主法治为依托的现代“科学政治”宪法政治不同于传统政治，它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以民主制度为基础，通过民主创设国家权力，从而使国家权力的运作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历史上的阶级政治都是以人的意志作为政治运行的主导和载体，在皇权意志下的政治，是以个人悲喜为载体的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被冠以封建专制而遗臭历史。现代民主抛弃个人专制的陋习，而倡导全民意志管理国家，这种由全民意志上升到国家意志并由国家制定和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意志，就是法律。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宪法政治与民主和法治是分不开的，宪法政治的生成首先要依托民主，同时需要法律作为保障。“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光有宪法，没有行宪的社会环境，没有护宪的法律机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宪政的。”⑨宪法政治超越阶级政治而上升为国家政治，必须要以民主和法治为载体。而宪法政治就是在法律意志下的政治行为，就是由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使阶级的政治上升到科学的政治。3、宪法政治是以分权制约为途径的“限制政治”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宪法政治的重要基础应该是法治政治。这种法治政治是国家权力的规则性和政治法治性的统一，是对国家政治的强力性和权治政治的限制与否定。一切有权力的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⑩。美国学者卡尔•娄文斯强调:“宪法是控制权力过程的基本文件，其目的在于提出限制和控制政权的范围，把规定的权力从统治者的绝对控制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活动过程中取得合法的分享。”瑏瑡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都必须置于宪法预设的控制之下，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这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政”就是“限政”，即国家权力必须通过分权制衡和法治才能得到有效的限制。而实施宪法的价值就在于划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并为其设立一套理性的运行规则和管理机制。使权力受到规范和制约，这既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人类社会的政治规律。4、宪法政治是以保障人权为终极目标的“人本政治”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和社会的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在传统的政治社会，人权常常被神权和皇权所践踏，人性、人权荡然无存。现代社会催生着人性的尊崇和人权的解放，而宪法的诞生为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规范开辟了新的纪元，也给人权带来了制度保障。一部宪法就是一部人权宣言书，在宪政社会，人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宪政制度形成之初，就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联合国成立之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了普遍人权的存在及其基本的共同内容。在世界很多国家制定的宪法中，保障人权也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宪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就包括了要维护基本人权的内容。我国宪法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宪法政治运行的今天，人权问题是宪法中的重要内容，所以，宪法政治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以宪法为基础的、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制度政治或“人本政治”。

本文作者：唐光诚工作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依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与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并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作用是：通过行使检察权，保障审判权和行政权的依法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然而，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依然锁定于“诉讼监督”的范围，形成对行政权网开一面的状态，导致行政权力滥用、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政行为的严重存在，既有违国家的宪政架构，也必然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却如火如荼，反映了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给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回归带来机遇与挑战。

一、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冲突

中国检察制度应当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一方面必须符合中国检察制度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设置中国检察制度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监督现实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当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缺失，不能满足我国行政监督现实的客观需要时，必然会通过理论、立法和实践诸多方面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

（一）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迷失引发的理论论战多年以来，在我国法学界存在一种十分奇特的学术现象。一方面，中国检察制度屡屡遭到一些刑事法学者的质疑，在对于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一种代表性的意见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将其归入行政机关的名下，成为单独的公诉机构，将原有检察权中的监督权交由权力机关行使，将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交由监察部门或者新设的廉政部门行使，或者保留现有的检察机关，但仅赋予其公诉权和诉讼监督权。有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取消检察机关，但是他们从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理学关注的课题”出发，从理论上对检察权的性质和范围进行分析，进而对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产生怀疑。而这一怀疑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对检察机关现有地位和作用的否定。〔1〕为此引发了一次次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理论论战，引起法学界的高度关注。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较普遍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监督的范围窄、权力小、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应研究改进和完善这种监督制度和方式。〔2〕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监督应当更为全面、丰富。〔3〕这些观点散见于行政法学论著中，而往往被法学界忽视。从宪法规定来看，对于检察机关的定位应该说一直以来是非常明确的。1954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下“一府两院”的国家体制，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体制。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后来的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从法律的有关规定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内容上受到严格限制，即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中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和公诉；对法律遵守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严重违反法律以致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追诉；对法律适用情况的监督只限于对三大诉讼活动中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以及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进行监督。〔4〕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局限于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等方面，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成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具体体现。而由于两大法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赋予了检察官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从20世纪开始，一些英美法系国家陆续针对职务犯罪案件作出特别规定，赋予检察官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直接侦查权。〔5〕如此，现行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与西方国家检察机关相比，就没有很大的差别，并且西方一些国家的检察机关还拥有参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刑事法学者以中国检察制度的实然性为基点对比西方国家检察机关职权的特点，按图索骥来质疑我国检察制度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被忽视的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因为，行政法学者的观点从中国检察制度的应然性揭示了我国现行检察制度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也就是说，把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都拥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等同于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能的观点，既不符合我国行政执法权力缺乏监督的客观实际，也没有体现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为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和诉讼监督方面，只能说是符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是，30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使我国各个方面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行政法律制度建设突飞猛进，行政权的扩张是改革开放初期远远不能相比的。如果依然把检察机关的职权锁定在“诉讼监督”的范围，则行政检察监督的缺失，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的普遍滥用，严重影响国家法制的统一。中国检察制度为何屡屡遭到质疑？在质疑与反质疑的争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往往都是从检察制度的实然性出发，而忽视了对检察制度应然性的研究。特别是一些论者对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制度属于司法制度的推断，违反了检察制度的应然性要求，必然频频招致刑事法学者的质疑。正是由于一些论者漠视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这个中国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固守于现有法律规定的检察职权之“雷池”，在我国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机关和西方国家行政属性的检察机关都拥有公诉权和侦查权“趋同”的情况下，陷入了一次次只是关于检察机关的“名份”意义的理论论战。有学者认为，或许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检察权的行政权定位，乃至取消检察体制的学理探讨让检察官们感到惶恐，他们忙于解说法律监督权的法理基础而忽略了对法律监督程序化的细微探究。〔6〕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检察制度时应当引起注意的。然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以及刑事法学者与行政法学者对中国检察制度大相径庭的观点，反映了中国检察制度实然性与应然性矛盾冲突的理论问题，这是推动中国检察制度逐步完善的动力，也是必然出现的学术现象。

（二）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游走于法律的边缘一般认为，我国现已形成较为系统全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行政监督体系。〔7〕实际上，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存在重大法制缺陷，即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缺位问题。纵观我国现行行政监督体系，无论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还是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都是通过公民为维护个体利益的救济程序，客观上起到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这种监督，其实只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一般违法行为进行监督，而对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一直以来却处于监督的空白。譬如，行政处罚是国家法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和西方目前的情况不同，西方的行政处罚从来没有发达到我国的程度，刑罚是西方国家制止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有资料说，我国法律内容的80％要靠行政部门执行，行政处罚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与公民关系密切、渗透各个领域的一种制度。〔8〕而我国对行政处罚权的监督，只是对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利益的行为通过公民的行政诉讼达到司法监督的目的，而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滥用职权、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违法行政行为却游离于监督之外。在经济转型时期，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急剧增加，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犯罪的总量持续居高不下。立案数量从1998年的5.2万起增长到2001年的8.5万起，年均增长20%左右，远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增长速度。〔9〕行政处罚程序是追诉经济犯罪行为的重要行政法律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同样涉及刑事犯罪，而行政处罚程序却没有设置一套基本的法律监督机制，对已经查出的经济犯罪案件是否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基本上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说了算，两者在监督制度设计上的天壤之别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国检察权是按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理论来设置的，保障行政权的合法行使是检察权行使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检察机关放弃对80％行政法律执行的监督，必然会给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所以，无论是在理论上存在对中国检察制度的质疑，还是在法律上存在对检察权的限制，当行政权滥用达到严重程度的时候，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对行政机关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监督问题必然会通过检察实践表现出来，成为行政法学者呼唤检察监督的实践注脚。进入21世纪以来，行政处罚中违反刑事法律的严重问题触目惊心，引起了中央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已经注意到对行政处罚权的检察监督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2001年4月，国务院了《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要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沟通便捷、防范有力、查处及时的打击经济犯罪的协作机制，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犯罪行为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第一次提出了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问题。同年7月，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确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本框架。2006年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安部、监察部又联合公布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初步构建，给长期以来行政处罚的封闭模式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于防止行政处罚权的滥用，打击经济犯罪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监督的一次重大实践。仅据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称，2008年，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864件，比上年增加4%。〔10〕20世纪末，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国有资产流失而监管部门怠于起诉、社会公益受侵害而无人起诉等现象日益突出。一些检察院从“检察权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理论出发，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督促起诉:发现对负有国家或社会公益监管职责的监管部门不履行监管职责时，检察机关会督促其及时提起民事诉讼，追回国有资产。浙江省检察机关自2004年实行督促起诉制度以来，办理督促起诉案件1500余件，已为国家挽回国有资产共计约17亿元，其中60%至70%出现在土地出让领域。〔11〕目前，我国已有10多个省（市）的检察机关相继开展了这项工作。与督促起诉应运而生的是检察机关督促监管的兴起，创新开展非诉讼监督工作。如2008年2月28日，哈尔滨市阿城区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科注意到当地某媒体报道该区玉泉镇粉尘严重污染问题后，立即深入当地调查，发现该镇共有149家企业，一些采石、水泥生产企业没有采取环保措施，造成当地粉尘污染严重，给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带来危害。为此，该院向区环保局发出了加大环境监管力度，责成污染企业尽快整改的检察建议。该区环保局十分重视，多次召开局务会研究整治方案。最终，在玉泉镇涉及环保不达标的71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被处以罚款，两家企业被责令停产整顿，62家企业被责令限期整顿，使当地粉尘污染问题得到较好的治理。〔12〕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是对检察理论和立法的猛烈撞击，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中国检察制度的法制走向。当然，也许是由于我国行政处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和西方国家对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法行政行为选择公益诉讼的路径，使我们无从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解析这个中国特色的法律问题；而我们的检察理论研究又以法律规定为“雷池”，所以面对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长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成为与法治国家极不协调的现象，而不能在行政检察监督立法方面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作者：陈驰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宪法价值是价值哲学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展开,它应该具有一般价值,尤其是法的价值的共性,即宪法的理想和应然状态以及宪法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宪法研究呈现出的整体特点是:基于宪法典的事实分析—解释宪法—肯定宪政现状。这样既缺乏价值研究,又没有把实证研究引向深入。其结果是实证研究只重视解释宪法,价值研究只重视关心注释马列经典著作,这样就使注释加颂扬成为宪法学研究的主要形式,而宪法观念、思想和价值评价等理论性研究却显得软弱无力。可见,价值研究和实证分析同等重要,甚至对于当前中国宪法的理论与实践现状而言,前者具有更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宪法既是对社会民主事实的确认,对国家制度的安排和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是对人类政治理想的指引和人们行为的道德评价——宪法本身就是人类关于理想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思想结果和制度设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在由宪法而到宪政的漫漫征程中,宪法价值的灵魂与统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宪法价值的内涵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本身又包含了哪些价值指标?它为哪些价值的实现保驾护航?它又为促进这些价值的实现进行了怎样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创新?这些都是我们在宪法价值的研究中所无法回避的。

一、宪法价值的初步分析

关于宪法价值的界定,国内学者研究的不多,而且仅有的几位也是思路不同,观点各异,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大体说来,表现为两种思想进路:一种从宪法的外在目的和内在运行机制出发,列举式的概括出宪法的价值,这是大多数学者的思想进路。如李龙教授就将宪法的价值概括为国家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其中每一类价值又分为若干种具体的价值:宪法的国家价值包括宪法是立国的政治宣言、治国的法律根据、建国的基本纲领和卫国的有力武器;宪法的社会价值包括安全、民主、秩序、人权、自由等;宪法的法律价值包括立法的基础、法律平等、正当程序等。[1]周叶中教授则将宪法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宪法在社会生活中所促进的价值,即宪法的目的性价值(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经济的发展,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社会的公共福利等);宪法本身所具有和反映的价值(如平等、自由、法治等);以及宪法的价值评价标准。[2]汪习根将宪法价值与依法治国联系起来,认为宪法对构造法治国家有重要价值:宪法是法治国家立国的政治宣言;宪法是法治国际治国的法律根据;宪法是法治国家强国的经济宪章。[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宪法的核心价值或基本价值是公平和民主,[4]或者认为宪法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法律价值又应当包括公平、效益、自由、平等、人权、秩序、正义和安全等。[5]严格说来,这种列举式的界定方法,不是科学的定义方法,最多只是概括了宪法价值的某些内容。而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列举出不同的价值内容,很难有一致的意见和确定的理解,这就很容易对宪法价值的内涵流于空乏而不及其本质。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宪法价值,应该是有丰富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而且其内容是相对稳定的、统一的,这样才既有利于宪法的学科建设,又有利于宪法价值这一概念的普遍推广和使用。为此,应该从宪法价值的一般内容中抽象出它的本质属性来界定其概念,而不是用一般内容来代替本质属性。根据逻辑学的定义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练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这就是另一种界定宪法价值的思想进路,即从一般价值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宪法价值不过是价值的一般理论在宪法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如朱福惠先生就认为,在研究宪法价值时,应当避免价值范围过宽。宪法的价值是人们对宪法产生的预期需求,民主、平等、保障人权等是宪法价值实现的积极结果,而不是价值本身。[6]这种观点的思想进路和概括方法是可取的,但他把价值看作是人们的“预期需求”,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根据我们对价值的哲学思考,价值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客体的期望与评价。换言之,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双向的互动过程,二者统一的切合点就是实践——价值产生于主体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价值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首先是客观的。朱先生将宪法价值仅仅看作是人们对宪法的“预期需求”这一主观形态,而忽视了宪法价值同时又是宪法对人们法治需要的满足这一客观属性的观点,值得商榷。试想,如果没有宪法本身的法治属性与功能,即宪法不能满足人们治国安邦和人权保障的基本需求,而仅有人们的主观“预期”,何来客观的宪法价值?相比而言,广东商学院的吴家清教授,在宪法价值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价值的本质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认为:“宪法价值就是:潜含着主体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的宪法在与主体相互作用过程中对主体发生的效应。”[7]这个概念较好地体现了宪法价值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很好的糅合了一般价值两个层面的内容。而且作者为了进一步解释宪法价值丰富的内容,特意对宪法价值关系做了细化分析,认为宪法价值关系包括四个层面:应然性宪法价值发生关系;应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实然性宪法价值形成关系和实然性宪法价值体悟关系。显然,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抽象概括的方法实值得学习和借鉴!美中不足的是,在解释宪法价值的时候又用了“价值需要(或价值预期)”这样含有“价值”的语词,违背了形式逻辑关于给概念下定义不得同语反复的规则要求,此其一。其二,价值不仅仅是“效应”,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效应”仅仅是价值的一种属性,它不能代表价值的全部属性,尤其是价值的本质属性。那么,该如何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呢?

二、法的价值的一般分析

为了正本清源,我们还得从价值的基本含义说起。我们知道,宪法价值是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对宪法的本质进行的全面透视和哲学反思。因此,宪法价值属于价值哲学的范畴,当然也属于法哲学的范畴。要科学分析宪法价值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在全面廓清一般价值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法律价值的含义和特征,然后以此为理论基础,才能科学界定宪法价值的规定性。所谓价值就是标志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对于客体的评价两个方面。价值的这一规定性包含了四层含义:首先,价值是一个标志着主客体关系的特殊范畴。其次,价值的构成要素有:主体、客体、主客体统一的实践以及价值的内容。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指主体活动所指向的,并反过来制约主体活动的外界对象,是人的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实在。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就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即实践过程。这是价值的第三个构成要素。第四、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主体对于客体的期望与评价。同样,所谓法的价值就是标志着人与法的关系的特殊范畴,是法对于人的意义,包括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于法的期望和评价两个方面。它同样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几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法的价值主体是人,包括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社会、人类等。但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往往笼统的说人是价值主体。其次,法的价值的客体是法,即广义上的法律现象,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制度形态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以及现实形态的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最后,法的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对法的期望与评价。作为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宪法,当然要以上述关于法的价值的一般理论为指导,才能科学界定的内涵。

本文作者：徐继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宪法学界普遍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分类，宪法可分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国内宪法学界在研究宪法的价值问题时，都是对宪法的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进行研究，几乎没有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进行专门研究。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情，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展开研究，以就教于学界。宪法最先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宪法具有诸如：正义、秩序、公平、自由、人权、平等、效益、安全等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问题是这些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是否完全一致？换言之，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是否等同于上述普适性性、抽象的价值？如果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的价值与上述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不能等同？那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如何？这里我们所说的宪法价值的位序：是指按宪法价值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所排定的先后次序。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它能够指导我国在宪政实践中，根据我国宪法价值重要性程度，有针对性的开展宪法价值建设。韩大元教授认为：“立宪主义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立宪主义的历史最早起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发展的确为其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文明成果，但它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占品，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孕育着具有浓厚民族风格、体现民族精神的立宪主义价值体系，每一种文明在丰富立宪主义财富的过程中均处于同等地位，所创造的成果具有同等价值。……并通过对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得出西方立宪主义原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并不直接适合于亚洲实际的结论”[1]按照韩大元教授的结论：西方立宪主义原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并不直接适合于亚洲实际。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是否就能一定等同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呢？上述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是否都一样重要呢？是否存在宪法价值的位序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按位序主要包括：秩序与稳定；公平与效率；自由与人权。（这里我们所说的“主要包括”，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并不仅限于此，诸如安全、民主、法治等也是我国宪法的价值。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的其中三组。）

一、秩序与稳定

英国社会学家科亨认为，所谓秩序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社会的可控性，即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的各种调控因素，包括限制和禁止性因素等；第二、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如某一社会持续地维持某种状态的过程；第三、行为的互动性，这是指人们的行为具有相互引起、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特点，因而不是偶然的、无序的；第四、社会活动中的可预测因素，因为，在无序状态中，人们便无法预测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难以进行各种活动。[2]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秩序的概念，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3]他还指出：“法律是一种行使国家强制力的威胁，从而设想法律是一种强力的秩序。”[4]因此“与法律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5]宪法就是一种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为社会所公认的、能够产生出具有实际政治效能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将围绕取得、保持政治权力的政治斗争纳入一定秩序的轨道，使国家政治生活保持稳定状态。”[6]我们认为，回顾法律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法律本身就是道德衰落倾向出现、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之后产生的，法律的出现就是为了形成社会的秩序，因而，秩序是法律价值的最高体现。所谓宪法秩序，是指在人类的宪政实践中，宪法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动的、可控的、有序的、一致的、稳定的政治生活现实状态。宪法秩序是人类宪政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类宪政实践中，并推动人类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宪法秩序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的结果。近代宪法就是为了使民主政治生活满足这种秩序建构的需要而产生的。秩序之所以能成为宪法的价值，是基于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普遍而持久的有序状态的期盼。这种期盼体现的是理想的法律秩序；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秩序是一种现实的秩序，它是执法与守法的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我国理想的法律秩序与现实的法律秩序之间还有差距，我们要尽快消除现实生活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政府的权力不断受到限制，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这一切，没有社会秩序的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宪法的稳定价值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而言，与秩序价值一样，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8]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9]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必须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局面。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从根本上依靠宪法来保障与确认。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与发展，主要依靠“政策先行，宪法事后确认”的方式进行。这也是采取的渐进式、稳定的政治治理方式。从我国“八二宪法”之后的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自由。历史的教训非常深刻。“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放弃了他对政治稳定问题的审慎态度，重新陷入对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错误追求。”[10]结果，导致了“”和“”的发生。“五四宪法”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濒临崩溃，人民无法安居乐业。宪法作为根本大法，规定着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些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只要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国家就能从根本上保持有序与稳定状态。近年来，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而宪法及宪法性法律，为公民不同意见表达提供了合法平台，只要我们采取宽容、平衡、协商的方式，通过合法的途径逐步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的国家就能从根本上长期保持有序与稳定状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秩序与稳定，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精神上的自由或刚强属于个人的美德，而国家的美德在则在于安全稳定。”[11]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宪法的秩序与稳定价值，是动态的、变化的，一旦我国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消除了；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宪法的范围内逐步解决了；政府管理行为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矛盾逐步克服了，到那时，秩序与稳定在我国宪法价值中的位序可能发生变化。我们相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秩序与稳定仍然是我国宪法的第一位的价值。

二、公平与效率

公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伦理之维。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应以公平，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古希腊先贤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12]”公平，作为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应成为我国宪法的基本价值。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一切科学和技艺都以善为目的，一切之中最主要的科学则以最大和最高的善为目的，政治之学术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3]公平原则要求“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14]马克思主义者，从人的共同特性，人的共同自然本性，强调作为人类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5]宪政运行只有遵循公平的原则，在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差距调整到合理的限度内，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效率，表达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派首先把成本、效率等一些经济学概念与方法引进了法学领域，……从根本上讲，这是法与经济内在联系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是基于法律担负着实现资源最大限度使用与优化配置的新使命，是基于法律对当代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16]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两者的关系问题，学界已经争论很久，有的说，发展是硬道理，应该始终强调效率优先；有的说，过去经济不发达时，应该强调效率优先，现在经济已经极大的发展，应该强调公平优先。我们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理解。只有提高了效率，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条件；只有实现了社会公平，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效率。我们认为，公平与效率必须同时兼顾，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只讲效率，社会就会失去公平。“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因此，政治正义的主要体现就是制度正义。”[17]如果没有较高的效率，也不能解决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就拿就业来说，我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根据计算，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上年结转的1400万人。按经济增长8％－9%计算，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300万人左右。[18]即使按照年经济增长8％－9％，我国尚有1300人失业，如果经济增长率更低一些，我国下岗失业的人口会更多，这对社会稳定也会产生影响。对于这些失业者而言，社会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下中国，当社会有了秩序和稳定之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国家来说，公平和效率，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故此，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公平和效率是第二位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