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教育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陈鸿鹏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法学院

一、宪法教育的涵义

1.宪法教育的涵义。长期以来，关于建立“宪政中国”一直存在着诸多的困难，从清末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提到的“民智未开”，到后来鲁迅先生或柏杨先生不断揭露的所谓民族劣根性，都认为中国民众的素质是建立宪政制度的阻碍，这种思想影响到了后来的实干家，孙中山更多地注意了自由的消极面，常把自由比作“离心力”“、一盘散沙”“、放荡不羁”，视自由为民族和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基于此，孙中山先生在建立中华民国后，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希望逐步建立国民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新中国建立后，在民主法治方面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大致也是基于相同的想法。实质上“，民智未开”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长期以来宪法教育缺乏的表现，但如果把宪法教育的缺乏归结为民族的劣根性是很不妥当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作为美国公民在权利意识方面和美国人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香港人对英国法律制度的适应也说明了这一点，并不是国人不能适应民主、缺乏参政议政的素质，而是缺乏这方面的教育。由于关于宪法教育的书籍和文章都比较少，因此尚未见到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个人认为，所谓宪法教育是指以普及宪法知识为手段，旨在培养宪法意识、树立宪法信仰的教育方式。与通常提到的普法教育方式不同，宪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宗教式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宪法意识到宪法信仰的过渡。2.宪法教育与普法教育的区别。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展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在一个长期被儒家思想影响的、法治思想较为淡薄的国家，进行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声势浩大、时间长久的普法“补课”活动，可谓亘古未有。事实上，长期的普法教育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普法教育虽然包括对宪法意识的普及，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其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目的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目的是树立意识、培养信仰，而普法教育是一种知识性的教育。宪法教育是建立宪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宪政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完善都必须要由人来做，这里的人既包括享有公权力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公权力之外的所有民众。民众通过选举等方式参政议政是宪政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由民众引起的宪法诉讼、行政诉讼、媒体的监督可以暴露当下宪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通过司法、立法机关的工作来促成制度的完善，而作为宪政制度运作的重要参加者———政府工作人员更是不可或缺。简言之，宪政制度的运行，需要沐浴在这个制度之下的所有人的参与。而宪政的本质是由若干规则组成的一个大的国家运作的规则体系，其良性运行要以参加者尊重规则乃至自觉地遵守规则为基础。如何实现自觉地遵守规则就是宪法教育的任务。而通常意义上的普法教育，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侧重法制教育的普及率，忽视了法治的亲历亲为。通常我们把学习法律或者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称为法律人，这种做法有意无意地把法律抬高到了类似于“交响乐”的高度，而实质上，法律尤其是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应当是平民百姓都能看到听到的“通俗音乐”，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素质是每个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我们的“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离培养公民法律素养，建立宪法信仰还有一定的距离。（2）手段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宪法教育必须从小做起，而普法教育是可以后期补足的。从幼儿园、小学等初级课本中的历史人物、革命先烈的事迹，到孩子们观看的卡通片中的英雄，很多都反映了一种不屈不挠、为了成功拼搏努力的精神，这种精神教育比书本中的知识教育更让人印象深刻，更能影响一个人将来的性格。因为人类是从模仿开始，在模仿中逐步建立自我的，因此，孩提时代对英雄的模仿也会在无形中学到这种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正因为这种教育从小开始渗透，其效果才会持久，甚至影响人的一生。宪法教育的目的决定了宪法教育也是这种意识方面的教育，也必须要从小做起，从娃娃抓起。这种教育的方式决定了其手段的多样性，既可以是传统的书本教育，也可以通过电视、电影等媒体渗透，其目的就是培养公民的宪法意识，建立宪法信仰。而通常意义上的普法教育表现为短期法律培训，很难在培养信仰方面发生作用。

二、中国宪法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1908年8月27日由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宪法字样的宪法文件，也就是说中国的宪法教育最早从1908年开始。但中国历史上也存在过类似于宪法教育的国民教育，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顽强的生命力，直接影响到今天中国的宪法教育和宪政建设。从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把儒教所倡导的“礼”作为国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法律制度以及各种判例逐步确立了从家族到社会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并由此产生了国民对“礼”的信仰和畏惧，最终形成了礼教传统。现在依旧流行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畏官”的思想恐怕就是这种“礼”的传统的延续，这种思想与宪法教育主张的“国家是由税款支撑的，作为宪法教育的必要性分析纳税人有权监督税款的使用”等观点无疑是相悖的。五四时期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宪政思想历程转轨的时代。西方宪政文化所内含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作为西方宪政底盘的个人主义都被“五四人”掏挖出来。他们自觉地树立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并把民主升华为一种根固的信仰。但所处的特殊时代决定了五四人对民族的拯救给予了比个人更多的关注。个人主义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无政府主义在一些知识分子中流行外，并没有在整个国家得到重视。相反，由于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西方的理论、思想无不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成为富国强民的“工具”。在以自由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不能立即转化被使用时，个人主义就迅速地被遗弃。严复在早期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把自由作为国家富强的工具。然而在真正将自由与中国现状联系在一起时，严复出于对国民素质的怀疑和对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把自由分为“国群自由”和“小己自由”，逐步地把秩序放到了个人自由之上。到辛亥革命之后，严复对自由主义彻底绝望，确信“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转而追求秩序。无独有偶，与严复相比，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先生，在过多地关注了自由消极面之后，提出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争取国家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牺牲个人自由，追求军队式的统一，即秩序。大概由于救亡图存者对祖国爱得太深，所以在付诸行动时难免急切，抑或是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主张“一山不容二虎”，所以缺乏妥协的精神，乃至于在此后的百年，秩序与个人主义式的自由一直没有办法共存。毕竟观念与制度是一整套的东西，即便是急切的爱国热忱也不能改变其中国化的时间段，更不可能断章取义，片面消化。缘于此，个人权利、自由在集体主义中被淡化、忽略不计，所以中国的宪法教育虽然在五四之后一直都有提及，但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重视，更没有落到实处。从198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即“五五”全民普法教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对宪法教育有所裨益。与此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公民读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公民读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五普法公民读本》等，但基本上都处于实验阶段，还没有真正地落实到现实的教育中。

三、建立和完善宪法教育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李德龙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宪政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和制度尚未形成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但其演化的历史场景却决定了,自其萌生之日起就在人类政治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宪政已成为近代以来政治革命的普适性目标。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宪政革命大多是从立宪开始。但立宪并不等于宪政,制定了形式上像模像样、内容上无所不包的宪法,并不必然地就可以建设宪政国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部宪法,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宪法文本,但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有宪政主义[1](第3页)。如果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那么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因此,不管是科学文本宪法的制定、还是文明宪法理念的培植及文明宪法行为的实施的过程,与其说是宪法效力的实现过程,还不如说是宪法教育的过程,因为宪法教育的本质就是教化、传承、培植和发展宪法知识、宪政精神和宪政文化。

一、宪法教育之于宪政的理论渊源

宪法教育的原初状态为公民教育,其理念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在5政治学6中写道:保全诸政体(宪法)的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2](第275页)美国法学家庞德在担任中国国民政府顾问之时(1948年),针对中国明确提出了法律教育对宪政建设的重要性,他说:法律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所以依我的看法首先的第一件事,也是中国建立永久的立宪政体的关键,就是要创设并维持一个组成完美而统一的法律训练体系,庶几整个的中国法律可有一种研习的传统而确保其发展,同时亦将保证稳妥、有效的司法行政,以及人民与官吏间公正的和谐关系。此一步骤,颇为重要。[3](第58页)新宪政论者则认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实践的工具。也就是说,根据许多现行的宪政思想,设计这些制度是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但政治制度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这是从柏拉图开始一长串的政治理论家所主张的。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政治制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个性?对于宪政理论家们来说,答案就是培养为适当地发挥立宪政体功能所需要的那种个性。既然如此,立宪政体的宪法就必须规定对公民进行教育。[4](第39页)上述论断从理论上确证了立宪政体需要法律,尤其是宪法;而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有效实施又必须需要系统而有效的法律教育,尤其是宪法教育。有宪政思潮而无宪法,宪政将难以实现,有宪法而无具有宪法精神和宪政理念的公民和具备宪法思维的法官、行政官及法律家,宪法也难以发生应有的效力。这是因为,宪法是有别于宪法条文的,宪法并不是宪法条文的简单汇集,宪法法条即便是没有宪法教育或宪法理念的培植与传授,仍不失其存在,但宪法则不然,如果它不植根于人们理念之中,尤其是现实生活之中,其将难以发挥作用。据庞德考察:古希腊时代,法条虽极繁多,但是没有法律及法律教育,此之所谓法律及对于法条解释阐发及适用的整个体系之谓。现今世界各国,具有发达的法律制度者,莫不有统一的法律教育,有发达的宪政团体者,同时也有发达的法律制度与之并肩滋长。[3](第59页)因此,欲使宪法成为普通民众和官方行动的指南,宪法不仅要成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和政府组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要成为一种法律活的源头,使适用宪法的人以及受宪法恩惠的公民,受到良好的宪法教育,接受宪法的洗礼。

二、宪法教育在培植宪法意识方面的催化价值

对于宪法教育与宪政的定位,孟德斯鸠说过: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并不需要很多的道义。前者有法律的力量,后者有经常举着的君主的手臂,可以去管理或支持一切。但是,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品德[5](第19-2页)。孟德斯鸠同时指出:在共和国,教育的目的是品德[5](第29页),这种品德就是热爱法律与祖国[5](第34页)。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政府和世界的万物一样,要保存它;就要爱它。因此,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的爱。教育应该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5](第34页)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的。[5](第34页)可见,优良的政治品德是优良的共和政体得以建立和保存的前提性条件,而宪法教育则是配置良好的政治品德的途径。因为,社会主体对宪法知识的把握和对宪法的政治认同感即宪法意识并不能天然地生成而必须借助于宪法教育来培养。首先,宪法教育是宪法内化为宪法心理的重要途径。宪法心理作为宪法意识的浅层结构,是社会主体对宪法、宪法现象的一种不系统的、随意的反映形式,属于对宪法的感性认识,是形成良好的宪法意识的引擎和原动力。这种感性认识往往是外力教化的结果,而非天然生成。宪法教育作为一种有选择的、反复进行的、前后一致的宪法信息传递过程,通过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宪法实践活动等途径定然会对社会主体产生一种无形的导向作用。因此,宪法教育对宪法心理的形成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宪法教育是强化宪法思维的有效手段。宪法思维是在宪法心理基础上对宪法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稳定的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倾向,即用宪法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习惯。培育宪法思维,就是要教导宪法受教育者在思考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时,必须以宪法为出发点,以宪法为根据,以维护宪法权威和促进宪法价值的实现为根本目标。可见,宪法思维的本质是运用宪法,而运用的前提是必须对宪法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而宪法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认识和把握的基本途径。同时,宪法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宪法习惯,而习惯的形成需要长期的培养,在这一层面上,宪法教育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再次,宪法教育是宪法思想形成和传播的推动力。宪法思想是宪法和宪法现象作为特定的客观存在在社会主体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是宪法思维的进一步延伸,是经过思维加工后所形成的系统的、理性化的宪法理论体系。它在宪法意识乃至整个宪政生活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伟大的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6](第4页)这些思想的延续和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的基础条件,教育的主旨恰恰就在于传承人类这种伟大的思想。理所当然,宪法教育的宗旨也在于传播和继承宪法思想,宪法思想中的民主、秩序、权利保障、权力制约思想本身就属于宪法教育的主要内容。最后,宪法教育是培育宪法道德的摇篮。宪法道德是社会主体一心向宪的政治信念,是社会主体严格按照宪法实施自己行为的心理规范,它是把宪法理性与宪法规范结合起来的心理过程,或者说在宪政建设过程中用理性来约束情感和行为动机的心理过程。其基点在于社会主体能成为一个舍身为宪的人,社会成员具备了为民请命、舍身护宪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政治操守,是宪法意识的最高境界。对于社会主体的这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通过渐次的、不断强化的宪法教育,使宪法精神和宪法文化融化于社会成员的血脉之中。

本文作者：乔新生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时俱进，中央全面部署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不少党组织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提高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执政观念。

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党政治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首先，政党政治承认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承认不同阶层需要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利用政党组织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其次，政党政治承认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和矛盾，各个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平台上，通过政治博弈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现代政党政治中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排斥其他党派的存在，承认了当代政党政治的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自己所代表的阶层，然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本阶级民众实现共同的目标。

“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执政基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方向。“三个代表”写进宪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确保自己的执政基础永世长存。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其实是一种宪法教育，是在宪法的框架内重新审视执政党执政的纲领和执政的方式。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作为公民抽象的人格化身，被赋予了一切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公民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公民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

为了确保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我国制定了选举法、代表法、组织法等一系列宪法性的法律，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会剥夺公民宪法上的权利。但是，必须承认，要把宪法上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我们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首先，在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公务员占，这些在各级权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官员不可能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如果假定这些领导干部能够天然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可以被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所取代，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类监督措施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由于公民需要对各级政府官员实行监督，所以才有必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减少各级政府官员，让那些能够真正代表选民利益的公民进入到人民代表大会。其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限制执政党和其他党派的权力，相反地，在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表述中，写进了公民义务的内容。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宪法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宣言书，宪法是写满公民权利的清单，宪法不应该表述公民的义务。宪法应该从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全面规范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和义务，防止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中国的宪法观念必须改变。第三，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各国宪法之中。我国宪法从来不排斥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在宪法修正案中，加入了“政治文明”的内容。然而，政治文明不仅仅是选举文明，它还包括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将自由、平等这些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写入宪法，有助于从根本上限制公共权力机关的权力，有助于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第四，政党政治是一种监督政治。政党政治要求执政党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执政党必须接受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乃至公民的监督。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权力架构，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为了落实政党政治的监督职能。如果没有看到国家权力机关架构存在的实质意义，没有从观念上树立监督的意识，那么，就会对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力机关的监督活动产生抵触情绪，执政党就会游离于宪法之外，成为不受节制的特殊党派。第五，宪法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晴雨表，透过宪法，可以了解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国的宪法正处在从“革命性宪法”向“改革宪法”过渡的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剧烈变动，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经常性地处于碰撞之中。能否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真正有效地控制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成为衡量宪法优劣的基本标志。我国将保护公民财产不受侵犯和保护人权同时写进宪法修正案，充分考虑到了不同阶层利益的需求，实现了宪法层次上的动态利益平衡。但是必须看到，要想真正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制定宪政宪法，将各阶层公民的共同意愿永久固定下来，使得每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预期。第六，作为公民共同的契约，宪法必须建立诉讼体制，如果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了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公民可以提起宪法诉讼。

当前我国尚未建立宪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在普通法院的行政诉讼中，不能对国家机关抽象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样的宪政体制安排不利于公民拿起宪法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利于从根本上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所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当考虑修改宪法，建立宪法诉讼机制。

加强宪法宣传教育维护宪法权威尊严

在第三个“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司法部共同举办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xxx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加强宪法的宣传教育，树立宪法观念，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xxx指出，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十六大把“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从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等各个方面，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xxx指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全面推进经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正确实施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都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在立法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44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6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48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行政执法和司法方面，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行政执法、司法审判和检察的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不断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水平明显提高，促进了领导方式的转变。在法制宣传教育方面，通过四个五年普法教育，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观念和氛围逐步形成。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宣传宪法和法律，宣传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法制教育和法制实践相结合，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xxx说，坚持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要继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尤其要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宣传，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和社会活动的基本规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要加强经济法制方面的宣传教育，普及市场经济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社会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要进一步做好对普通群众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引起广大公民对社会法律环境的关注，熟悉法律、认知法律，提高履行法律义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增强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的责任感；要加大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者受人民委托，是国家法律的直接执行者，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对依法治国和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法制宣传教育，使国家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面提高依法办事、依法监督的能力，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玉亭、福建省泉州市代市长郑道溪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在会上围绕“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主题作了发言(发言摘登见二版)。

一、依法行政对宪法教育的促进作用

新宪政主义者认为：“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实践的工具。也就是说，根据许多现行的宪政思想，设计这些制度是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但政治制度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3]依法行政的过程，实际上是实施宪法、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实践政治制度的过程，因而其教育作用不言自明。

（一）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意识培育的过程

美国学者埃尔曼认为：“在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之后，受法律影响的人类利害关系将会逐渐变得更加广泛。通过社会公共机构，法律系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将渐渐克服其分散状态，最终结果是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成为现代法律文化的特征。”[4]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或行为模式，普遍性使法律文化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的生活和法律越来越紧密，人们越来越依赖法律，逐渐地人们就会接受法律，并相信法律。除非人们信赖法律，除非他们赋予法律以普遍性和终极的意义。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法律，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法律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如果在人们看来，有一种法律与他们信仰的某种超验实体相悖，他们就会抛弃它。[5]宪政是指“一种关于人类社会应如何组织其国家及其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思想，其精髓在于以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产生、更替及其权力的行使，藉以防止人民的人权受到政权的侵害，并进而确保政权的行使能符合人民的利益。”[6]依法行政本身就是宪政的产物，宪政与其说是一种权力的制度建构，不如说是维护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终极价值观念。依法行政正好说明政府是按宪法与法律的规制行政，这正是宪政所设计的基本价值之所在。宪政建设需要存在一个作为背景的、大众化的、为公众接受的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作为条件，需要人们相信这些限权观念应该得到贯彻实施。法律产生实效的前提是社会文化对法律统治的接受。宪政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同时，也取决于公共权力机构对它的接受程度。公共权力机关依法行政正好说明他们接受了限权的思想，这正是宪政的要求与期冀。依法行政说明政府的行政行为符合宪法与法律的规制，服从并受到了宪法与法律的约束。长期下去，就会自发生长一种权力受限的宪政文化与行政文化。

密尔说过：“任何政府形式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们本身的美德和智慧。”[7]政府依法行政，目的是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而公民权利的实现，就会树立社会正义观念，树立公民的权利保障意识，这样不仅增进了公民的宪政观念，而且培养了公民的宪法意识。

（二）依法行政的过程就是宪法信仰的坚定过程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宪法学习宣传兴起高潮。自宪法修正案颁布实施以来，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级各部门把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摆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核心位置，迅速在全社会兴起学习宣传教育高潮。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等几大班子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报告会、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原原本本认真学习宪法，为全省学习宣传宪法活动作出表率。全省各级各部门集中开展悬挂宪法宣传标语挂图、设置宪法宣传专栏等活动，精心设计安排宪法读深入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文/王良本发放、宪法宣誓仪式、宪法学习交流报告会、宪法宣传品牌“四个一”活动，推出宪法进机关、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进军营、进网络、进新型社会组织、进特殊工作领域“十进”模式，启动网上宪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全省注册参赛人数突破602万人，创全国省级层面主题普法教育活动参赛人数历史之最。自宪法修正案通过以来，全省开展千人以上规模宣传教育活动7万余场次，培训普法骨干5万多人，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互联网+普法平台”推送各类宪法宣传信息1000余万条。二是制定政策出台条例，夯实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措施。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紧密结合普法实际，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法治宣传教育提供制度保障。省委深改办审议通过，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和省普法办公室等联合出台《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把学法档案纳入干部人事档案统一管理，在全国首次将法治知识纳入全省党员干部德廉和党风党纪知识学习测试内容。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七五”普法决议、2016—2020年依法治省规划和《山东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明确“谁执法谁普法、谁主管谁负责”责任和检查考核、经费保障、责任追究等具体措施，使普法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省委宣传部、政法委、新闻出版广电、法院、检察院、普法办等部门联合出台加强媒体公益普法宣传、法治文化建设、以案释法工作等6个意见，推进普法责任制落实。三是突出重点，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效明显。突出关键少数和关键群体，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把宪法法律列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内容，使学习宪法法律成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普遍落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抓住青少年这个“关键群体”，深化法治进校园活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青少年法治教育格局。坚持精准普法，围绕加强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扶贫攻坚、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组织开展“国家安全日”“平安行•你我他”、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等各类专题法治宣传教育1000余场次，公民宪法意识、法治意识明显增强。注重法治实践，深入开展法治创建活动，全省有6个市、135个县（市、区）荣获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单位，175个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总体数量居全国前列。严格依法立法，牢固树立依法立法理念，严守立法权限，严格做到不与上位法相抵触，切实把握地方立法的“红线”和“底线”。从1980年至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400余件地方性法规、决定和批准设区的市500余件地方性法规、决定，为推进法治山东和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四是弘扬文化传统，法治文化建设取得新突破。全省各地认真学习贯彻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弘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普法宣传全过程，以齐鲁传统优秀文化为依托，推进传承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相融合，做好法德共进、法德结合文章，厚植法治素养，积极实施法治文化阵地拓展、精品创作、活动惠民、品牌创建、媒体传播和理论创新“六大工程”，打造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曲阜政德教育基地、沂蒙精神教育基地、胶东党性教育基地等，创作出青岛微电影《韶华叹》、莱芜梆子《儿行千里》、反腐专题片《永不停歇的征程》等优秀剧目，创建了烟台“法德共进”、日照“法德一体”等特色普法品牌。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社会工程。

下一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宣传教育应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要从讲政治高度强化普法教育责任落实。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各级各部门要按照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法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形成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健全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用法制度；持续实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和德廉法考试制度，将学法用法及考试成绩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考核提拔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增强领导干部忠于宪法、尊崇宪法、维护宪法意识，提升依法决策、依法办事能力；切实抓好领导干部学习培训，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教育部门将宪法法律学习列入培训计划，开设与其职业特点相对应的法律课程。完善考核考评机制。加大普法、依法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的“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定性指标考核中权重，制定科学完备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研究制定“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考核指标体系和以法治、德治、自治为重点的乡镇、村（社区）法治创建指标体系。二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法治宣传教育。要抓好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要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编写统一法治教材教案，制订具体教学计划；配齐配强法治校长（法治辅导员），充实配备法治教育专业师资队伍；学校要加强与司法机关协作，通过以案释法，用鲜活事例上好法治宣传教育课；公安、文化执法、网管等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加强对网吧、游戏厅、娱乐、纹身场所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管，强化行业自律，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要抓好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法治宣传教育。各普法成员单位要重点下沉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托律师、人民调解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员、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群体，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需求，采取“量体裁衣”式普法，增强普法效果。要抓好企业管理人员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依法纳税、诚信守法、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等专项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其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要抓好社区矫正人员的法治宣传教育。各职能部门要积极研究制定社区矫正监管、法治教育、矫正期满效果评估等工作标准和规范，确保社区矫正人员法治教育落实到位、质量到位、效果到位，为他们成为合格公民重返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三要创新形式载体，增强普法学法用法实效。要根据普法对象的特点，分区域、分行业、分节点，开展“订单式”精准普法。要把普法工作纳入县、乡、村三级网格化服务管理，充分发挥网格管理员贴近人民群众的优势，宣传宪法法律和政策法规，让文本上的宪法法律在基层在群众中“学起来”“热起来”“活起来”“用起来”。要加快推广实施“法律顾问全覆盖”工程，切实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重点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乡村旅游等法律政策进行送法下乡、送法上门，使每一个农民成为法律上的明白人。要继续推进“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依托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大众传播平台，搭建全民普法阵地，形成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互动式”普法。要打造法治文化精品，提升法治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宣传、文化及媒体等部门单位要深入挖掘齐鲁传统优秀文化中法德共治元素并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内涵，培育法治文化精品，形成“一市一品牌、一县一特色、部门有特点、行业有亮点”的山东法治文化格局。四要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宪法和普法工作的监督检查。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视察、专题调研等形式，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依法全面开展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

作者:王良 单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在战后日本宪法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权是指受教育者的保护者（包括亲权者和监护人）或教育担当者决定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内容的权能，主要涉及市民社会中教育自由的问题，有所谓“父母的教育权”、“教师的教育权”、“居民的教育权”以及“国民的教育权”、“国家的教育权”等说法，它与传统的学术自由或大学自治等概念紧密相关，属于自由权的范畴；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使所有国民不分贫富均能接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教育，国家在立法及行政上有责任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受教育权包括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等内容，与其相提并论的是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基本权等概念，属于社会权的范畴。[1]本文将基于这种认识，分别就战后日本教育权中涉及的教育的政治中立、教育自由或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国民的教育权”和“国家的教育权”等问题以及受教育权中涉及的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的无偿性等问题，结合相关案例，进行扼要考察和论述。

1、教育的政治中立

有关教育的政治中立，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教员服务于国民全体，必须自觉自身的使命，努力实现其职责。”同法第8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不准从事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动。”同法第10条第1款也规定：“教育不应服从不当的支配，应该对国民全体直接负责。”从立法过程和立法意图来看，本条关注的主要是“教育权的独立”问题，其中包括①教育应该免受政治的或官僚的支配，独立对国民负责；②学术自由必须在教育上得到尊重；③教育行政必须在前两项条件下为实现教育的目的进行必要的各种条件的整备。[2]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政治中立，根据《教育基本法》的精神，还制定有《关于确保义务教育诸学校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规定禁止教唆或煽动支持特定政党等的教育，对违反者科以相应的刑罚，目的在于使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免受党派势力的不当影响和支配。因此，以所谓国家民族的名义，强行灌输一党一派的片面错误的观点，在国民主权的市民社会里是不能允许的行为。这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自由权的侧面，即提供和实施教育的一方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有企图“支配”受教育者的意图或行为。这是日本战后自由主义教育观在教育法制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对战前单方面灌输“忠君爱国”观念的军国主义教育观的彻底否定。除此之外，教育机能的独立性也要求教育免受行政权及政治上的不当干涉。

2、教育自由与学术自由

教育自由是指教育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从享有教育自由的主体来看，通常包括父母家庭教育及选择学校的自由、教师教育的自由、受教育者学习的自由、国民执笔教科书及出版的自由、国民设立私立学校的自由、私立学校教育的自由等。虽然作为社会权之一的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介入教育的所有方面，如决定教育的内容等。关于宪法上教师的教育自由的根据，虽然存在不同见解，但主要依据的是宪法第13条、第23条和第26条。《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所有国民作为个人受到尊重。有关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之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与其他国策上，有必要予以最大的尊重。”尽管《日本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教育自由”的明文规定，但作为“一般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一部分”，教育自由与个人隐私权等一样，得到宪法上的广泛保障。此外，将教育自由的根据求之于《日本国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规定，是建立在对“学术自由仅限于大学的教授自由（Lehrfreiheit）”这种一般见解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认为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一样，也享有学术自由。下级教育机关被限制“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只能从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学生的学习权得到说明，就是说作为下级教育机关的教师，不能不考虑教育对象的智力水平，灌输学生不能判断和接受的教学内容。而大学层面上的教育自由则直接表现为学术自由，与思想。良心的自由、信教自由、表达自由同样属于精神自由的范畴，是指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发表免受公权力的干涉。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除了教师。校长在人事上、设施管理上以及学生管理上的自治，还包括在实现研究教育作用上的自治、预算管理上的自治等。自治的主体通常以教授会为中心，至于学生是否应该作为自治主体参加大学的管理运营，则应该由各大学自主决定。[3]另外，也有观点不承认“教育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延伸，强调必须区分“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和“教育自由”的概念，认为教育自由是为了满足宪法第2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学习权）的要求而存在，与作为绝对自由的“学术自由”不同，需要考虑其“自由”的妥当性。[4]

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相关的典型案例有“东京大学人民剧团事件”（最高法院昭和38年5月22日大法庭判决）。本案涉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学生集会的正当性问题。本案判决认为日本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条款包括“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其研究成果发表的自由”，“为了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上承认大学的自治”，“因为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以深入探究真理，教授研究专门的学问和技艺为本质，直接意味着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发表、教授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使这些得以保障的自治……。”在本案中，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学生的集会不是真的为了学术研究或其成果的发表，其行为相当于实际社会中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时，不享有大学保有的特别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的研究、发表”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由大学自身行使，而是由警察行使，势必造成警察权的滥用，从而侵害大学的自治。[5]

[摘要]“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宪法教育的主渠道，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宪法教育中实施实践教学对于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和学生获得感具有重要价值。文章总结了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的意义、原则，并重点探讨应通过建立包括课堂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校外实践教学在内的立体化宪法教育实践教学模式和完善的评估体系来确保其实施效果，最终实现提升大学生宪法素养的目标，增强宪法教育教学的时代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

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宪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核心和关键[1]。高校宪法教育是指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以了解和掌握宪法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大学生宪法意识、提升其宪法素养为目标的教育活动。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加强对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形成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精神的价值认同，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而言，都具有重大价值。通过宪法教育活动，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宪法知识，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有深刻理解，具有高度自觉的宪法意志和信仰；能够正确行使公民基本权利和履行公民基本义务，将宪法规定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遵宪守宪，用宪法维护个人正当权益，也有利于其监督国家公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逐步形成良好的宪法实施氛围。“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宪法教育的主要渠道，在本课宪法教育的过程中加强实践教学，对于增强宪法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设计的重要意义

高校宪法教育实践教学就是将宪法教育的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等相结合，通过实践教学活动，帮助大学生对各种关联宪法的现实问题、现象进行分析，获得相关经验与领悟，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切实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一）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对于宪法法律行为的判断抉择能力

为进一步系统学习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和省委、省教育厅文件要求，做好新修正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全面推进教育系统依法治教工作，不断增强教育系统干部员工和广大师生的宪法意识，使教育系统干部职工、师生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决捍卫者。结合全县教育系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在全县教育系统各项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中，加强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宣传教育，采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教育系统干部员工和广大师生的宪法意识和法治意识，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建设和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二、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学懂原文、悟透原理；同时，在遵循系统性、连贯性基础上，注重全面准确领会和把握这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深刻理解宪法修正案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调整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完善了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充实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修改了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增加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通过开展主题宪法宣传实践活动，使教育系统干部员工熟悉掌握宪法知识，自觉遵守、维护和运用宪法，使青少年普遍掌握基本的宪法知识，从小树立宪法意识，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三、主要安排

摘要：宪法教育在我国法治教育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在中小学开展宪法教育对学生、学校和国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从过去的法制教育，到现在的法治教育，宪法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学校应转变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宪法教育，从课程教学、实践活动、师资队伍建设、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改进，并充分利用新媒体，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和途径。

关键词：中小学；学校；教师；学生；宪法教育

1中小学开展宪法教育的意义

中小学开展宪法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中小学生个人角度来说，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宪法素养，促进自己实现更好的发展；从学校角度来讲，有利于创建安全和谐的校园，为学生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从国家角度来看，有利于为实现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提供重要的条件。可以说，开展中小学宪法教育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1.1有利于提高学生宪法素养

开展宪法教育有利于提高中小学生的宪法素养，增长宪法知识，增强宪法观念，提高维权能力。首先，有利于学生增长宪法知识，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公民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组成、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等内容。其次，有利于学生增强宪法观念，在学习宪法知识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宪法信仰，形成尊重、维护宪法的自觉行为，乃至形成现代法治社会最为需要的法治观念。再者，有利于提高中小学生的维权能力。学法旨在知晓法律、遵守法律和运用法律，学生通过学习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可以提高中小学生的法律能力和素质，当自己的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时，勇于并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