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范文10篇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本文作者：吴延溢工作单位：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宪法监督的概念,法学界的说法颇多,而且往往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等概念交替使用,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把宪法监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宪法监督是对有关宪法活动实行全面的监督,从监督主体来说,包括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从宪法监督对象来看,既包括立法活动、司法活动、行政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组织的活动。狭义的宪法监督一般指由国家专司宪法监督的机关实行的监督,在对象上偏重于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监督。[1](P.7)2、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概念包括宪法监督的性质、主体和对象等内容,并把宪法监督分为制度意义上的监督和一般意义上的监督,前者是指由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实施的监督,后者是指由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和公民个人实施的宪法监督。[2](P.4)3、认为宪法监督就是保障宪法实施各种措施和手段。甚至把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活动追究、制裁触犯刑律的违宪行为也看作是宪法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3](P..371-373)4、将宪法监督看作是违宪审查制度,即特定国家机关为保障宪法的实施,对国家的根本活动,主要是立法活动是否合宪进行审查,并对违宪行为给予纠正和必要制裁的专门活动。[4](P..24)上述各种观点在宪法监督的目的和性质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监督对象上分歧较大,就其原因,是这些学者在他们的学理研究中都不经意地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范畴)))宪法监督的客体。这里所说的客体是宪法监督所指向的目标,它不是具体的人或组织,也不是具体的活动或行为,而是指抽象的权力。虽然客体和对象是紧密相联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客体是监督所指向目标的最终和全部的内涵,在宪法监督法律关系中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反映了问题的实质;而对象则是这种客体的人格化的承担者,具有具体性和特殊性,是实质问题的现实表现,其形式有:国家机关、政党、非政党组织以及特定个人。在上述各种观点中,都只提到了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由于没有把宪法监督客体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来进行考察,从而在讨论宪法监督对象时至少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在确定宪法监督对象时缺乏应有的标准和依据,从而导致在宪法监督的对象上众说纷纭(其中一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公民能否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不少人倾向于肯定之说,其实这种倾向已经偏离了宪法制约权力和维护权利的双重精神,而且把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也列入宪法监督的对象,显然已经迷失了宪法监督的客体,因为只有权力才能成为宪法监督的客体,而权利不能成为客体,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二是容易将客体和对象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如李忠先生在讨论公民能否成为宪法监督对象时,虽然观点很精辟,但在表述时则将对象与客体二词混同,未能进行逻辑上的切换。[2](P.129-13)当然,确立宪法监督客体范畴的意义远不在于界定宪法监督对象,而主要是在于:1、为构造坚实的宪法监督理论提供一个逻辑起点。从客体范畴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出宪法监督的对象、内容和主体等一系列宪法监督的实体性范畴,如可以将宪法监督内容理解为宪法监督客体的法务化的存在方式(这里使用法务一词是要说明宪法监督的内容必须是权力主体的法律行为或法律性事务,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力主体之间的权限争议、特定个人依职权行使的法律行为、选举争讼、缔结条约等,而不包括非法律性事务,如资料整理、纯技术活动、内部管理、道德性行为等);再如,根据权力与权力之间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我们还可对宪法监督主体作出复合性或多元性考察,进而在现有各种宪法监督模式的比较中探索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模式。2、在民主与宪政之间架构内在的理论关联。关于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历来争论不休,主要观点徘徊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是以宪法学家伊利和霍姆斯为代表,认为民主与宪政密不可分,相互支持;另一是以卢梭、潘恩、杰弗逊等为代表,认为这两个概念完全背道而驰,互不相容。在现代宪政文明的社会,人们似乎更多地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因为宪政的精神要义已被理解为对权力的制约和对权利的维护,而非建立统治秩序与特权;民主的要义在于权力的来源与构造,而非暴民的统治。可见,在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权力这个中间范畴。

二、对客体的进一步考察

这里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宪法监督的权力?为何权利不能作为宪法监督的客体?作为宪法监督客体的权力和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同的。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有很多种说法,诸如支配力量说、行为能力说、意志能力说和控制关系说等。[5](P.16-18)它们孰优孰劣,本文在此无意评说,也无意再下一个新的逻辑定义,因为这既不能雪中送炭也不能锦上添花,这里只是想通过对权力的层次性分析来进一步圈定作为宪法监督客体的权力。权力层次的区分按不同审视角度可有不同的划分,从存在方式上看,权力概念可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广义的权力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一般性权力。它是权力的最原始最直观的形式,表现为人对人的社会支配,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权力,这种权力是某一主体利用某种资源对客体实行价值控制,以实现主体意志、目标或利益的一种特殊社会力量。第二层次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反映了一定社会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在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权力广泛地存在于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之中。第三层次是职权。职权实质上是公共权力人格化和事务化所采取的方式。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多样,出现了比较规范、稳定的机构和职位。这些机构和职位往往被授予一定的权力,机构、职位和权力的实际关系又是通过具体的个人体现出来的。公共权力的外延不仅包括国家权力,而且还包括政党权力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公共权力,而且它们都需要接受监督。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要置于宪法监督之下。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6](P.256)党要受监督。[7](P.27)也是从这种客体意义上看,我们会发现,宪法监督是与人大监督不同的两个概念。人大监督的客体限于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的国家权力,对不是由它产生的各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不能进行监督。根据英国学者迈克#曼的观点,公共权力从其作用方式上看,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公共机构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即公共机构(主要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进行例行化、契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主行动的权力。其二是公共机构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power),即公共机构事实上渗透到市民社会中,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8](P.18)迈克#曼的这种划分的确闪烁着真知灼见,只是在用词上似乎有欠精当,特别是专制权力这一提法更加不符合国人的文化语境,最好是将这种划分表述为意志性权力与能力性权力。基于此,宪法所要监督的客体范围又可进一步锁定在前者,因为前者具有主观意志性和外在强制性,存在滥用与腐败的可能,并且其支配力量远远胜过市民社会中普通个体(公民、法人等)的抗御能力,确有必要进行监控,而后者是一种客观能力,可以进行评价,但无须监控。权利为什么不能成为宪法监督的客体?理由有三:1、这是由宪法的宗旨决定的。立宪的基本内容在于确立国家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国家权力是为了对其进行制约,确立公民的宪法权利则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它,是对人之为人的肯定和尊重。人的权利并非渊源于宪法,不是宪法创造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了宪法,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其任何权威,可能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了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进宪法中。[9](P.13)相反,国家权力的逻辑起点在于立宪确认,但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公共权力的不正当侵犯,也应对其进行宪法监督。2、这是由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从实体讲,宪法所要监督的内容关系到国家生活的各主要方面,具有宏观性和公共性,它所监督的对象一般拥有强大的权力资源,这些对象所实施的违宪行为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比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个人要广泛和严重得多。从程序上讲,对于公民之间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纠纷与争议,一般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果将权利作为宪法监督客体,把公民作为宪法监督对象,势必与普通法院的管辖发生冲突。3、按照国际惯例,当个人成为宪法监督对象时,应是指特定的个人,不是一般的公民,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某些人之所以能成为宪法监督对象,不是因为他是权利主体,而是因为他与特定的权力或职权相关联。如日本宪法第99条规定,负有尊重和维护宪法义务的特定个人包括天皇或摄政、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但不包括普通公民。意大利宪法第134条规定,宪法法院的监督对象只限于共和国总统和各部部长。

三、将公共权力置于宪法监督之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要]宪法监督是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由此，预期的宪法最高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最高权威。2000年的《立法法》和2007年1月1日实施的《监督法》标志着宪法监督模式的初步制度化、程序化，是中国宪政发展的一大进步，但这种模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仍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中国；宪法监督；模式；反思

潘恩在讨论宪法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宪法界定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以此作为限制政府的方式，任何超越此界限行使权力的政府行为都构成“无权利之权力”。如果政府行使了无权利之权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但潘恩没有说明，这种反抗权是法律权利，抑或是政治权利？这种抵抗是合法的反叛，抑或只是法律外的革命？

在古代，除非事实上的革命，找不到对违宪行为的救济措施，而革命一旦发生，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宪法，而是国家制度。中世纪，违宪审查思想开始萌芽，英国的坎登爵士提出自然法的原则要得到遵守，就必须融入到英格兰宪法中，即法律的解释者应当界定个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政府的界限，这种理论在近代演化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而宪法至上的原则“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1803年，美国联邦法官约翰·马歇尔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以“制度化的限制”来维护宪政秩序的第一步。二战结束后，宪法监督成为宪政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一书中总结到：“一个宪法政治秩序的基本功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在选票箱之外对于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制度化的限制来实现的。”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本文作者：马月娥工作单位：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

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司法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行文件是否合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和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监督制度，以此来维持宪法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一、宪法监督模式

（一）国外典型的宪法监督模式

1．美国的普通法院附带审查模式。普通法院附带审查也称司法审查模式，是指普通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涉讼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宪法监督模式由美国创立，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作出判决，该判决指出：解释法律的权限属于司法部门的领域，是司法部门的业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2．德国的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模式。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是指由宪法法院这一专设的宪法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审查、裁决违宪案件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由奥地利在1920年首创。从德国的宪法法院的组成来看，其主要由16名法官组成，法官由国会选举产生。在监督方式上，其主要有3种监督方式：第一，具体审查，对具体的争讼案件进行审查；第二，抽象审查，对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性文件在生效之前进行审查。第三，宪法控诉，公民在用尽一切法律手段之后，仍然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其还可向宪法法院提起控诉要求其保护宪法权利。3．英国的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是指一国的宪法监督权由议会和普通法院共同行使，它们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监督宪法实施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监督主体的双重性，即议会和普通法院，二者各自实施不同的监督。就议会来说，其主要职责有：通过事先审查的方式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通过质询、辩论的方式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及合法性；议会上议院审查下议院提出的弹劾案以及普通民、刑事上诉案件。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公民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案件。

（二）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

摘要:宪法因其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与根本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而在整体法律体系中居最高地位，宪法的实施就是将宪法所体现的人民意志实现为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过程，宪法与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使得宪法监督更为重要。我国的宪法监督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适合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也仍在探索之中，在吸收借鉴宪法监督的各种模式之优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与法制的具体现实情况，才能找到最适宜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宪法监督模式。

关键词:宪法监督;宪法监督的模式;完善建议

一、何为宪法监督

关于宪法监督概念的界定在如今学界不论在内涵方面还是外延方面都尚未形成共识，总结各种学说言论可将这种界定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将宪法监督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是对有关宪法的活动进行全面监督，监督的主体包括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监督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和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公民的组织如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活动。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主体为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实行的监督，宪法监督的对象则更加侧重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第二种是将宪法监督进行广义的阐释。这样的广义理解表示对宪法监督的主体、对象、方式、范围都做广义的理解。对主体、对象、方式、范围都不作任何限定。第三种是将宪法监督进行狭义的阐释。有将宪法监督称为违宪审查的观点，也有将宪法监督限定于制度意义的表述。在我国关于宪法概念定义的影响下，宪法监督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其他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实施宪法的行为和违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强制执行的活动。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是监督宪法的实施。［1］

二、寻找适合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

本文作者：刘国利史秀娟工作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健全民主法律制度。法治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这要求我们必须完善宪法的规定,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而宪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完善的宪法监督制度。事实上,虽然我国早在1954年宪法中就已经规定了宪法监督制度,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运行的监督机制。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有效的专门监督机关显然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仅就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宪法监督机关

众所周知,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定的生活模式,这要求宪法规定的内容能够真正地、直接地作用于社会现实关系,实现直接地调整,从而实现宪法的目的、精神、价值。当宪法的要求不能实现时,就需要宪法的保障机制发挥作用,促使宪法的要求能够实现,使宪法的理想设计不致落空,这就是宪法监督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宪法监督机制就是保障宪法内容切实实现的制度。这一功能当然要通过一定的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因此,明确宪法监督机关是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前提。通过对世界各国宪法监督体制的考察可知,宪法监督体制大体上有四种:一是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由普通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监督制。二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制。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制。四是以英国、前苏联为代表的立法机关监督体制。川从我国宪法的规定上看,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列举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其中规定了“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职能。可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机关,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是立法机关监督体制,当无异议。但宪法第99条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直观上看,违反宪法显然也属这两个条文中所称的“不适当”,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也是宪法监督机关?例如某一县政府了一项行政决定,该县人大常委会认为该决定违反了宪法,要依宪法第104条对其进行改变或撤销。这是否是在行使宪法监督权?可见,这种疑问的产生和存在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有的学者依据这两个条文认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也是宪法监督机关,t2j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条文连同第89条、108条也是属于宪法监督规范体系范围内的。[3j针对这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应该明确,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是宪法监督机关。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首先,宪法未明文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及地方各级政府是宪法监督机关。宪法对国家机关权力的设定往往是以列举的方式授予的,采取这种方式的目的是为限制国家机关权力滥用,法律未明文列举可以行使某种权力,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否则即为超越职权违法,这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之一。因此,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不是宪法监督机关。宪法之所以如此规定,这是由宪法和全国人大的性质及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而全国人大是由人民所选举的代表产生,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宪法由其制定,当然也应由其监督实施,这样才能使人民意志统一。其他国家机关都是依据人大的授权行使一定的国家职能。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只是地方的权力机关,只代表地方利益,反映本地方人民意志。由于全国人大实行会议制度,而宪法监督又是一项专门性的工作,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代行全国人大部分职能的常设机构—常委会行使宪法监督职能在实践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宪法监督权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专门权力。第二,地方各级人大及地方各级政府无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总是和宪法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宪法解释是宪法监督的前提,只有明确地解释了宪法的内容、精神,才能进一步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违反了宪法。当普通立法未将某些宪法规范的内容或精神具体化时,就需要对这些普通法的立法空白进行有效解释,使宪法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从现行法的规定上看,只有第67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列举中明确规定了此项权力。由于常委会的权力源于人大,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由此可以推论出全国人大也有权进行解释。况且,宪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由人大进行解释也更能够反映制定宪法者的本意和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样看来,宪法解释权也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行使,地方国家机关不能行使宪法解释权。一方面,因为无宪法依据,任何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力)都是由法律所赋予的。如前所述,法律未明文列举可以行使某种权力,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地方各级权力机关不能代表全体人民意志,我国现行宪法未规定地方国家级机关有宪法解释权,自然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另一方面,这也是国家保障法制统一性的需要,若允许地方国家机关享有宪法解释权,则会使解释权主体不统一,当出现不同理解时,对宪法适用会造成混乱,公民无法遵守宪法,这不利于法制的统一。第三,仅依靠第99条“地方各级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不能得出地方人大是宪法监督机关的结论。因为,在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中也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如果依据第99条,认为地方各级人大是宪法监督机关,那么,依据序言最后一段,则所有社会主体都可成为宪法监督的主体。所以,当我们理解第99条时,应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宪法监督,应指国家权力制约性的监督,是有权机关对其他机关依法定职权进行的约束,而不是指序言最后一段一般意义上的监督;另一方面,对第99条的内容,我们更应该从义务的角度去理解,即地方人大保证遵守宪法,依宪法授权行使职权,而不是行使具体的监督权。第四,改变、撤销权与宪法监督并非等同关系。第99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这两个条文也被视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机关”的法律依据,因为“不适当的决定、决议、命令”当然应当包含“违反宪法的决定、命令、决议”,但事实上,对于这两个条文,我们不应该如此简单的理解。1.从字面上看,违反宪法确实应属“不适当”,但宪法仅规定了可以改变或撤销“不适当的决定、命令、决议”而未涉及其他,如规定、解释、意见、计划、函、通知、批复、答复、指示、指导等。这些职权活动也有可能违反宪法而属于“不适当”,为什么宪法未规定对此可以改变或撤销。可见,第99条和第104条的立法原意并非是宪法监督。2.“撤销”确属违反宪法的制裁方式,但却不是唯一的方式。纵观世界各国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机关几乎都是单一的,并未形成中央地方分级体系。因此,宪法监督机关可以享有该国宪法所设定的所有监督方式。而我国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是宪法监督机关,却只对部分事项享有撤销权,显然与通例不符,且也不利于有效地进行监督。3.若从宪法监督角度去理解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的“改变或撤销”权,还会造成条文含义的重复、混乱。如第62条第2项列举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第11项又规定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这表明:第62条的这两项内容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而设立的。第2项既然已经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当然包含有可以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反宪法的立法、决议、决定的含义。但若将第11项列举的“不适当”也理解为包含“违反宪法”之意,显然不够准确,条文含义有了重复。而法是应该明确、严谨、简洁的。法律之间不应含义重复,同一部门法内部同一条文更不应该前后重复,历次修订都未考虑此处说明修宪者认为此处不矛盾、不重复。因此,这里所说的“不适当的决定”应指违反宪法以外的其他决定,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第67条所做的决定特赦、宣布进人紧急状态、全国总动员等决定,不符合现实情况而属于不适当。同时,若11项所列举的“不适当”包含“违反宪法”之意,不但条文重复,而且可改变或可撤销的对象也稍闲过窄,仅规定有权撤销不适当决定,违反宪法的立法、决议、规定等不能撤销。显然这样理解是错误的。4.同样,依据宪法第67条,也不能证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可以行使宪法监督权。第67条第1项规定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同时第7项规定“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第8项规定“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这条也规定了“撤销权”,与其他几个条文相近,但理解此条文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第1项虽与第7、8项有重复之处,但二者区别更多:第7、8项可撤销的对象不仅包括违反宪法的决定、立法,还包括违反法律、违反行政法规的立法、决定,后者显然是宪法监督所不能包含的。而且,从宪法监督角度去理解第1项与第7、8项的关系,应是一种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关系。第7、8项只是特别强调了宪法监督的某一方式和特定对象,这表明,对于违反宪法或违反法的规定、决议、立法,应以撤销的方式处理。这如同宪法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同时,又特别强调保障妇女、儿童、老人、归侨的权益。其立法本意应是使人大常委会职权明确、便于操作。因此,第67条条文前后内容并不矛盾,与其他条文所列的撤销权内容并不一致。另外,第89条第13项规定国务院有权“改变或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规章”。第14项规定“改变或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第108条规定“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内有权改变或撤销下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可见,国务院和县以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也享有改变、撤销权,但不能据此得出行政机关也是宪法监督机关的结论,否则,作为法律执行机关的行政机关也成为监督法律乃至宪法实施的机关,这是荒谬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宪法监督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门工作,其他任何机关包括地方权力机关都无权行使。

二、宪法监督机关的现状

第一,认识上,对何者为有权的宪法监督机关还存在认识不明的问题。宪法一方面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列举中规定其享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另一方面,又在第99条、第104条等条文中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有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遵守和执行的职责,并进一步规定了对不适当决定、命令的撤销权。有学者据此将其列为宪法监督体系,使人们在观念上无法准确判断宪法监督主体。表面健全,实际混乱。第二,监督机构缺乏专职化,使宪法监督难于实现。川一方面,宪法强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另一方面,面对违反宪法的事实又未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取过任何行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无疑是监督机构自身的问题。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常委会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也可召开临时会议。但鉴于人大的组成情况,事实上,全国人大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仅半月左右,常委会每两月也只召开一次会议,每次只有6、7天。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务多、任务重、精通法律代表少,宪法监督又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花费一定时间的工作,从而导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行使宪法监督权方面力不从心。同时,长期以来,人大的权力机关地位也未得到充分尊重,人大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一直比较弱,客观上也导致监督权难于实现。第三,人大职权行使缺乏制度保障。组织机构和制度程序是国家权力行使中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宪法监督中除组织机构问题外,在职权行使的程序制度方面也存在不足。首先是人大职权的行使缺乏具体程序规定。例如监督权的发动程序、监督对象范围、监督方式、制裁措施等都缺乏明确具体规定,导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行使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其次,与宪法监督相配套的一些制度同样缺乏具体化规定。如宪法解释是宪法监督的前提,判断一事实行为是否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内容是否合乎宪法,必然涉及宪法解释,通过对宪法相应内容的解释、明确,才能进一步判断何者符合宪法,何者违反宪法。再如,违宪责任追究制度,这是宪法监督的后续制度。判定一行为违宪后,应如何追究违宪责任者责任,这是宪法监督应有之意。但实际工作中,并无具体化、明确化规定。从而导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即使想行使监督权也无法落实。另外,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机关的特性,导致宪法监督只能是针对抽象立法的监督。宪法、立法法及有关的组织法,只规定规范性法律文件可通过批准、备案、撤销等方式审查,未及其他。而事实上,宪法监督对象不仅包括对抽象立法行为审查,还包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进行审查,也包括对政治性团体、社会团体的行为进行审查,处理国家机关权限争议等。对这些方面的监督尚属空白。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是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监督表现为按照一定形式和程序进行的各项具体监督制度，要使监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不断改进和创新。

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组织法还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之一就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

从实施情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对备案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工作。但由于没有建立专司宪法监督的机构，宪法监督实际上没有很好开展起来。（1）宪法监督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强制行为。违宪是一种国家行为，特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反宪法。宪法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审查有关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纠正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违反宪法的职务行为。（2）建立专司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许多同志建议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违宪审查工作，提出对违宪行为的处理意见，以议案的形式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这一机构既符合我国国家体制，又保证了违宪审查工作的经常性。（3）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的程序。我国实施宪法监督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审查规范性文件。对此立法法作了一些规定。二是受理违宪控告。在这方面还没有法律规定，需要对谁可以提出违宪控告、谁受理和承办违宪控告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执法检查制度

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为了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逐步建立了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制度。执法检查成为人大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监督制度，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摘要: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宪法监督机制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机制成为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宪法监督模式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任何法律都要服从宪法，有效地实施宪法极其重要。目前，我国对宪法监督有涉及法律主要有以下四部:《宪法》、《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正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提出应对建议;第三部分总结。

一、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现状

目前，我国宪法监督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宪法自身监督，另一类则是宪法外部监督。《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本文作者：皮纯协任志宽

本文就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维护宪法的实施,谈几点看法。

一、完普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是指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宪法性的惯例)规定,拥有立法解释权或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的法律、法令、命令、行政措施以及国家机关或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以维护宪法的权威,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一九八二年宪法(以下简称新宪法)认真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规定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新宪法中,与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关的序言和条文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宪法序言中宣告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威,指出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同时宣告宪法是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扣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活动的根本准则。第二,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三,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为了有效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并且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地-方各级人氏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以及撤销下一级人大不适当的决议。第五,对于宪法行为的监督也有相应的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一总原则指导下规定: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全国人大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也要遵守宪法的总原则,即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权利,如不遵守这项原则,而滥用权利,就会受到谴责直到追究法律责任。宪法对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也没有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如果谁要违反,就是违宪,构成犯罪行为的,还要受到刑罚的制裁。新宪法这些规定比前三部宪法监督保障的内容大大地充实和具体化了。这些规定是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并且适当参照外国经验制定的,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国情,也体现了新时期的新特点。这些规定为宪法的切实实施提供了保障。现在全国人民、各级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以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规定为法律依据,为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各地区为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为了保证各项法律、法规、命令、决议不同宪法相抵触,各地都组织人员进行了清理法规的活动并且初步取得了成须,为了保障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保障公民的申诉控告、检举权,各地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设立了信访接待部门,建立了接待日制度,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宪法中有关于监督保证宪法实施制度的规定固然是很好的,但宪法毕竞不是法律大全,只能作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需要用具体的单行法规等形式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完善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完善这种同宪法监督保障制度配套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从理论上看。宪法是一个画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因此,保障宪法的实施,就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维护其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统一。否则,国家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这就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落实。如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那么,就应有一套具体制度,规定违宪案件由谁来追究,怎样追究,依照什么程序追究等等。其次,从工作实践上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同宪法、法律相悖的法规或违宪行为。例如,个别的现行法律条文同新宪法有关条文的内容不尽一致。再如,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司法的解释性的文件,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八二年刑事审判和检察工作方面的解释性文件就不下七十份。这种文件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某间题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法律依据,属于司法或检察解释。这从司法检察实践上看,效果很好,能使部门法中某些规定更加具体化,也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另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就某间题的联合解释或个人就某问题的解释等。笔者认为,如果属于重大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如果属于司法检察实践中的问题,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或司法解释。这种联合解释或个人解释的形式的范围和效力,可以研究,即使是司法检察解释,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如,某省一地区人大常委会有一年攫自决定不召开人大会议。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另外,完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展开,这是很深刻的变革,涉及面很广,为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办事有章可循,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在这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保证上述暂行规定的合宪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完普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可以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宪法的实施,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把宪法监督权归于立法机关,也有专门设立监督机构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从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第一,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大国民议会负责对宪法的实施情况执行一般监督,并单独决定法律的合宪性。第二,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执行监督以及通过法律进行准备工作,大国民议会在其五年任期内选举本届的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由大国民议会代表中选出委员大部分,并另选非代表的专家一部分.(不得超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就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报告或者意见。南斯拉夫则是设立专门性的宪法法院来负责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法院由邦议会选举的院长和十三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八年,不得连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从法官中产生,任期一年,实行轮换制,宪法法院法官不得兼职。联邦宪法法院职责是:第一,裁决共和国(自治省)的法律和其他文件,以及联邦各机关,各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条例等是否同联邦宪法、法律相一致。第二,解决联邦共和国(自治省)之间,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以及不同共和国领土上的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争议,解决共和国或自治省宪法法院之间,法院和联邦机关之间,联邦机关同共和国(自治省)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如果宪法法院确认某项法律同联邦宪法不一致,它就作出裁决,然后将裁决提交主管议会,主管议会有义务在控制裁决之日起六个月内消除这种违宪的事情,若在期限内未消除,该违宪法律即归无效,宪法法院对此将作出裁决予以确认。任何人都可以评定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问题,主动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也、一以自己起诉。从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各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其共同点。第一,各国宪法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机构保障。第二,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必须是高度权威的机构。第三,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虽然各有不同,监督范围、违宪审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究竞以哪一种形式较为合适,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上述外国的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