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制范文10篇

议员薪酬是议员在任职期间享受的物质待遇，主要包括工资和津贴两个组成部分。议员薪酬之有无及高低，不仅影响议员及议会的工作成效，而且还涉及公众的财政负担。议员薪酬事项如此重要，由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加以规定是不少国家的选择。据笔者对193个国家宪法文本的统计，有104个国家就议员薪酬事项作出规定，占53.9%[1]。本文主要就各国议会议员薪酬的宪法规制进行比较研究。

一、议员薪酬的历史变迁

议员获得薪酬在当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却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被称为“议会之母”的英国，虽然中世纪早期的法律曾规定各选区为其议员支付日薪，但16世纪后，该制度逐渐被废弃，议会亦不承担为议员支付薪酬的责任。从16世纪后期一直到1911年，议员一直没有任何薪酬，义务为国家工作。究其原因，在于两种观念的影响：一是“义务议员”观念，即当议员是为国尽义务，不应赖此谋生，因而，法律要求竞选议员者事先申明本人没有生存问题，结果下院议员只有家产富足者才能问津；二是“兼职议员”观念，即想当议员却又没有足以生活的财产，就必须有一份足以谋生的职业，而在当时议员工作量确实很少，人们每年完全可以用大部分时间去干本职工作挣钱，再花少许功夫去参加议会的活动。到20世纪初，其成员没有富足家产的工党曾以工会会费供养工党议员，但这一做法在1909年被法院判决违法。议员有无薪酬直接影响工党能否在议会立足，最终，经过工党积极斗争，1911年下院通过决定，议员每年有权从议会获得400英镑的生活费用，终结了议员无偿工作的时代[2]。不仅英国，德国和法国早期亦实行议员无薪制。“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是完全不收报酬的；法国王政时代，贵族院固不消说，就是众议院也采取无酬主义。”[3]但后来两国均采取了领薪制。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四十条规定：“国民议员有权免费乘坐任何德国铁路车辆，并依据联邦法律获得相应补偿。”法国1848年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每个人民代表应获得津贴，且不得放弃。”1852年12月25日元老院法令第十四条规定：“立法院议员在常会和特别会议期间获得津贴，每月两千五百法郎。”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议员有权获得薪酬规定在宪法中的国家。其1787年宪法第一条第六款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应取得由法律规定，并从合众国国库中支付的服务报酬。”时至今日，议员无薪制已普遍被各国抛弃，但在一些英联邦国家宪法中，仍有将议员经济状况与议员资格挂钩的规定，可以认为是义务议员和兼职□张献勇徐文慧国外议会评介议员薪酬的宪法规制议员观念的某种遗迹。如马来西亚，一方面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国会得制定法律规定两院议员的薪金”；另一方面第四十八条又规定，“未清偿债务的破产人”丧失成为议员的资格。

二、获得薪酬是议员的宪法权利

从世界范围看，不少国家已将取得薪酬规定为议员的宪法权利。如柬埔寨宪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和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分别规定，众议员、参议员应当获得报酬。印度宪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议会各院议员有权获得议会以法律规定的薪俸和津贴。”莫桑比克宪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议员应享有的权利和其他特权中包括“依法获得酬劳和补贴”。马其顿宪法第六十四条第六款规定，“议员有权获得法定的报酬”。作为一种宪法权利，议员获得的薪酬是一种什么性质？爱尔兰、瑞典、希腊、乌拉圭、利比里亚等国家将其视为履行职责的工作报酬。如爱尔兰宪法第十五条第十五款规定：“议会得制定法律规定两院议员就其履行公共代表责任支付津贴，给予议员旅行自由，并为议员履行其职责提供其他的方便。”瑞典议会法第九章第六条规定：“议员应领取由公共基金拨付的工作报酬。”希腊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为履行其职责，议会议员有权接受国家的补助和业务经费。”乌拉圭宪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参议员与众议员在任职期间如不违背相关的减薪规定可按月获得工资作为其工作报酬。”利比里亚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应当因为他们的服务而从共和国收受法定的报酬。”而德国、匈牙利、刚果（金）等国家则将其看作为保障议员独立所进行的必要补偿。德国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议员有权要求适当的、能保障其独立性的补偿。”匈牙利宪法第三章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为保障其独立，议员享有豁免权，并得支领薪酬”。刚果（金）宪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国家众议员和参议员有权获得维持独立和尊严的公正的津贴”。无论是将议员薪酬的性质界定为议员履行职责的工作报酬，还是保障议员独立所做的必要补偿，一般都是针对专职议员而言，而且其范围通常既包括工资又包括津贴。进一步考察各国宪法文本会发现，兼职议员的薪酬仅限于履职期间享受补贴。如古巴宪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代表履行职责期间，不享受工资而领取津贴，其数额相当于原工资和行使职责所需的额外开支。代表享有免费旅游、医疗和交通的服务。”比利时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参议员无工资。参议员有权获得费用补贴，补贴为每年4000比利时法郎。在比利时境内，参议员有权在公权力机关经营或特许的道路上免费通行。”通说认为，权利是可以放弃的，那么议员能否放弃领取薪酬？绝大多数国家未就此作出明确规定，根据通说，议员有权放弃。但前述法国1848年宪法明文规定议员不得放弃领取薪酬。又如在德国，尽管1949年基本法未规定议员不得放弃薪酬，但法律规定议员薪酬具有不可放弃性，即使议员非常富有，也必须领取，但可以将这笔钱的一半转让他人领取。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使议员不能为自己丧失独立性寻找借口，因而领取这笔钱对于某些富有议员而言，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义务和责任[4]。

三、议员薪酬的法律保留

摘要:保障一个国家的长期安定与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有效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宪法宣誓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仪式，也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法制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状，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希望本文能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宪法宣誓制度

我国于2015年7月1日正式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明确了宣誓的主体、誓词的内容、宣誓的流程，并于2018年2月24日对宣誓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正在不断的完善。通过宪法宣誓制度，公职人员可以增强自身的职业使命感与工作的上进心，提高各个方面的素质，有利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更好地为人民提供社会服务，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下面，先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概述。

一、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概述

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誓词内容为:“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第一，宪法宣誓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是宪法，有明确的条文来对这一制度进行规范，这体现了宪法宣誓制度的约束性，因此宣誓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它具有明确的规定与固定的章程，是宪法制度的直接体现。第二，宪法宣誓制度的宣誓主体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公职人员，在其就职前进行宣誓，不仅是忠于宪法、忠于国家的体现，也是对自身的警醒与约束。第三，宪法宣誓仪式是法定程序，如果省略或者违反了宣誓这一程序，则是一种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庄严、公开的宣誓行为是国家公职人员对社会公众的承诺，也代表着社会公众可以对其工作进行监督，通过宣誓的誓词，社会公众对宪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助于培养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第四，宪法宣誓的对象是宪法，这是宪法宣誓区别于其他宣誓的关键所在。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体现了对国家公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私权利的保障。如果宣誓的对象并非宪法，就无法体现法治的重要性，违背了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制。

二、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现状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对行政权的控制一直是各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主线。文章跳出学科限制，透过宪政的宏观视角，试图在行政权的规控理念和规控模式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行政权，宪法，规制

国家权力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国家最大任务是防恶，也惟有国家才能做出大恶来。”基于“国家是必要的恶”的理性共识，人类不得不牺牲部分效率为国家权力的运行设计出种种框架和程序，以使其合乎目的地正确、充分、有效行使，而这一切自近代以来则集中表现为宪政体制的确立。[1]就价值层

面而言，宪政自来到世间便给市民社会带来了区别于权威时代的一种全新的“生活之道”，在这里否定了善的独占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尊奉价值相对主义和利益多元化。于是权力也就自然失去了其绝对性和神圣性的光环；社会是多元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其既定的场域内依特定的轨迹运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政又称“限政”。从制度层面上看，宪政则表现为一整套权力（利）制约机制和权力（利）冲突解决机制，该机制通过宪政程序的设计来协调、规控国家权力，让其“带着镣铐跳舞”。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行政权自始就是宪政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规制行政权的必要性、西方行政权的规制模式及其沿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就中国行政权的宪法规制作以初浅的探讨。

一、行政权的品格缺陷及其目的性悖离

（一）权力的共性分析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对行政权的控制一直是各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主线。文章跳出学科限制，透过宪政的宏观视角，试图在行政权的规控理念和规控模式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行政权，宪法，规制

国家权力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国家最大任务是防恶，也惟有国家才能做出大恶来。”基于“国家是必要的恶”的理性共识，人类不得不牺牲部分效率为国家权力的运行设计出种种框架和程序，以使其合乎目的地正确、充分、有效行使，而这一切自近代以来则集中表现为宪政体制的确立。[1]就价值层

面而言，宪政自来到世间便给市民社会带来了区别于权威时代的一种全新的“生活之道”，在这里否定了善的独占性和无限的可能性，尊奉价值相对主义和利益多元化。于是权力也就自然失去了其绝对性和神圣性的光环；社会是多元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在其既定的场域内依特定的轨迹运行。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政又称“限政”。从制度层面上看，宪政则表现为一整套权力（利）制约机制和权力（利）冲突解决机制，该机制通过宪政程序的设计来协调、规控国家权力，让其“带着镣铐跳舞”。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行政权自始就是宪政理论与实践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对规制行政权的必要性、西方行政权的规制模式及其沿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就中国行政权的宪法规制作以初浅的探讨。

一、行政权的品格缺陷及其目的性悖离

（一）权力的共性分析

【摘要】为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中共中央在三地试点改革，并在三省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当前总结改革经验准备向全国推广。这涉及到监察委权力的运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迈出坚实步伐就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改革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为改革顺利进行提供法治保障。国家监察权的权力范围广，对其监督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对权力的监督是为了更好保证权力的不滥用，秉承依法治国，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监察委；权力制约

一、监察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报告指出当前仍然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依然复杂，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依然存在，并未解决。所以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是当前首要任务，建立监督网，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接下来要将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展开来，组建一支由国家、省、市和县的监察委员会队伍，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新成立监察委员会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形成“一府两院一委”的格局。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就监察体制而言，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或国家的权力稳固所需。各国监察体制的模式不尽相同，腐败程度不一，各国采取的改革措施和手段不一，面对的都是腐败问题，任何改革的最后结果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自《试点方案》实施至今，取得了显著的实效，也就是说监察体制改革取得了实效。腐败是自古以来未曾治愈的顽疾，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不论权力大小，当前能做的是想办法减少腐败，不断创新监察体制并改革对于遏制腐败具有显效。顺应时代的发展，增设监察委员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置于国家权力中，大大增加了反腐败力度。[1]设立监察委员会属于重大政治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必须在一定的法律界限之内，具备合法性、合宪性方可进行。在试点阶段就开始遵循相应的法治原则，为改革顺利提供法制保障。[2]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也是党建立统一权威的反腐败体制，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制约是任何国家治理首要任务，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是对权力制约的新方式、新探索。

二、监察委权力来源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摘要）公布，正式确立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法律地位，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我国法治进程中对权力的监督、对腐败的打击，是国家治理中的主要问题，因此依法治国必先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要是依宪执政。设立监察委体现了权力来源于人民。需要明确的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说我国权力配置中，人大的立法权的法律位阶很高。以往的“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受其监督。[3]监察委成员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也受其监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授权的依据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和全国人大直接授权。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宪法中指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人大属于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也就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行使全国人大作为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全国人大事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试点授权决定，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可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试点授权决定明确指出授权的宪法依据是什么。二是全国人大直接授权，宪法中列举全国人大的职权中指出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有修宪权、立法权、任免权和重大问题决定权监察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涉及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人大可启用修宪权来推动改革。[4]监察体制改革后成立的监察委作为国家机构，行使国家权力。其权力由宪法赋予，职权内容遵照《宪法》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且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平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在与监察委的权力运作。监察委权力属性的配置直接影响其权力的运作，也对监察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作用。[5]按照法理，监察委作为一个行使国家公权的机关要恪守“职权法定”原则，作为与一府两院并列的机关，行使的权力要恪守“职权限定”。[6]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强化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各个工作人员的监督，提升反腐效率。监察委的调查权需得到法律层面的明确授权，其合法性来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7]从试点地区来看，监察委成员组成均是党员且属于国家公务员。《方案》要求以选举和任命的形式产生监察委，监察委由人大选出，北京市、山西省和浙江省由纪委书记担任监察委主任，纪委副书记担任监察委副主任，监察委员中多数成员是纪委委员。从三地试点地区来看，监察委的机构设置是将整合国家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职侵权局等机关。[8]明确指出，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依据《宪法》和《行政监察法》，监察委享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和行政处分权。监察委的监察范围是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监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监察委留置权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说明情况，这使监察委的工作开展更具有时效性。监察委员会是独立于行政机关且与行政机关相互平行的国家机关，其职能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过行政监察机关。国家层面来说，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职能超过国家行政监察机关。监察委不同于行政监察机关，《国家监察法》和《行政监察法》职能安排不同。《行政监察法》属于行政法，《国家监察法》属于宪法相关法。[9]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范围过大，如果对调查权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就很容易侵犯人权。探索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法治路径，从程序上约束调查权的行使。[10]

摘要:当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规制模式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进而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这一规制模式预设权利从属于集体目标，在规制程序设计和违法惩治方式上倾向于放纵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由，忽视对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生命与尊严的制度保障，导致在法规范体系内部对侵害“生命与尊严”行为的评价上的矛盾，有违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展望未来，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应当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保障”，确立生命与尊严的价值基础地位，在对相互冲突的价值进行适度平衡的基础上建构以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法律”为规范基础的刑法与行政法规制相结合的法律规制体系。

关键词:克隆人技术立法;功利主义;生命和人的尊严;刑法规制;行政法规制;新兴权利

21世纪，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命科学技术便是克隆人技术。克隆人技术的实施过程涉及对人类基因的复制和胚胎生命的损毁，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尤其是克隆羊多利诞生以后，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现实可能性，国际社会和各国相继通过立法对克隆人技术予以禁止。在通过立法对克隆人技术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学界围绕是否应当禁止克隆人技术、应当如何规制克隆人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宪法视角对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进行分析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以宪法为最高法的法律秩序中，所有的立法行为都必须接受宪法的拘束，并寻求与宪法价值的协调，克隆人技术立法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本身涉及重要的宪法价值，对其进行立法规制需要协调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克隆人技术对生命权和人的尊严等宪法价值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生殖性克隆只需要复制一方的基因，不需要男女精卵的结合，这完全改变了宪法上“人”的概念的生物学基础，给人的主体价值带来了根本性冲击。

治疗性克隆需要克隆人类的胚胎，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用于研究，而提取胚胎干细胞的过程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胚胎的损毁，这对宪法保护胚胎的生命构成致命威胁。但同时，克隆人技术可以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与其基因相关的孩子，其成果还可以用于治疗人类面临的诸多疾病，从这一角度分析，克隆人技术属于宪法上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的保护范围，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规制就会涉及对生育权和科研自由的限制。这样一来，克隆人技术立法要面对如何在上述冲突的宪法价值中进行选择和平衡的问题。基于上述宪法视角审视我国克隆人技术的相关立法笔者发现，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是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在规制程序设计和违法惩治方式上倾向于放纵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由，忽视对克隆胚胎和克隆人生命与尊严的制度保障，进而导致在法规范体系内部对侵害“生命与尊严”行为的评价上的矛盾。通过宪法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控制，确保克隆人技术立法贯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宪法精神，并在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也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一、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功利主义”逻辑

在道德哲学中，功利主义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功利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相关联。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意味着，法律———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法律程序———被人们和各种团体看作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或手段。边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的重要先驱，他提出了一种立法的功利主义科学，认为制定和执行法律的目的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克隆人技术立法的“功利主义”逻辑强调克隆人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这一技术运用中涉及的相关权利保障则处于从属地位。我国克隆人技术立法规制秉持“功利主义”逻辑，强调克隆人技术对国民健康和医疗进步的功利价值，形成以“部门规章”为规范基础的宽松型行政法规制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克隆方式产生一个孩子，在很多情况下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克隆人技术可以作为生育孩子的方式，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妇或想过单身生活的人，克隆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育选择。对于一方具有基因遗传病的夫妇，若其不愿让孩子冒携带遗传病的风险，通过克隆人技术，可以克隆没有携带遗传病的一方，产生克隆孩子。克隆人也能被用于扩大非传统的家庭选择。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有助于实现同性恋者的生育权。比如，纽约的一个同性恋活动组织克隆权利联合战线(CloneRightsUnitedFront)反对纽约禁止克隆人的立法提议，认为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在有些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可能被用于产生一个孩子，以寄托父母对已故的孩子的思念之情。有些父母可能为了寄托对故人的怀念之情而希望克隆他们已故的孩子。［2］克隆人技术在医疗方面也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在治疗性克隆技术方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人类克服诸多疾病带来希望，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历来难以克服的疾病有望得到缓解。并且，在当前诸多病人需要的人体器官极度短缺的情况，治疗性克隆技术通过对胚胎干细胞的引导，能够使其发育成人体所需要的器官。但正如有学者适切地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给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对宪法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冲击。［3］克隆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保护的人的价值也构成强烈地冲击和威胁。而如何对迅速发展中的克隆人技术予以适切地法律规制便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二、人类克隆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克隆是由一个个体通过无性繁殖方式产生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4］P283克隆是从英文的“clone”一词音译而来的，而英文的“clone”是源于希腊语的“Klon”。“Klon”在希腊语中意思是“细枝”，希腊人了解到折下有些树的枝条予以栽培，将会复制该树。［5］P17“克隆”这一最初与园艺学相关的概念后来被用于描述动物的“无性生殖”。克隆被用于描述人的无性生殖时，出现了“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等概念。人或动物的克隆有多种方法，主要包括卵裂球分离、胚胎分裂和细胞核置换。卵裂球分离是通过分裂细胞期胚胎(如2－8细胞期胚胎)，使其形成多组相同的卵裂球，进而发育成多个相同个体的一种克隆方法。胚胎分裂是通过将有性生殖产生的受精胚胎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胚胎以产下具有相同基因组的人工双胞或多胞胎。细胞核置换是指将成年供体细胞(体细胞含有完整的染色体)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的卵子细胞(卵母细胞)。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体细胞内取出细胞核置换到去核卵子中，通过电击使得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发育成胚胎、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发育成新的个体。克隆羊多莉便是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的。本文探讨的克隆人技术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克隆胚胎用于提取干细胞从事治疗研究或用于产生新的人类个体的技术。克隆一词运用于人类的时候，存在“克隆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等概念。“克隆人”是比较常用的概念，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作动词时指运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类个体的尝试，作名词时指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人。治疗性克隆是以治疗为目的，借助克隆技术产生胚胎干细胞。［6］生殖性克隆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相当于动词意义上的“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人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将妇女的卵母细胞去核，通过电击等方法使得体细胞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使其发育成人体胚胎，然后将该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进一步发育成胎儿，进而产生克隆孩子。生殖性克隆与人类传统的有性生殖截然不同。有性生殖是通过精子与卵子结合为受精卵，发育成胚胎进而形成胎儿、产生孩子的过程。此种方式产生的孩子的基因来自提供精卵的男女双方。生殖性克隆是一种无性生殖，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克隆孩子的基因结构几乎完全复制了供体的基因结构。克隆人技术与动物克隆技术在技术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克隆人技术的最初发展体现为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1938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HansSpemann)提出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动物克隆的设想。1952年，美国胚胎学家布利格斯和肯恩成功克隆青蛙早期胚胎细胞。1958年，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的研究团队成功克隆蝌蚪。1996年7月5日，英国的威尔慕特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克隆羊“多莉”，打破了科学界关于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想法，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相继被成功克隆出来。2001年11月，美国一家先进细胞技术公司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7］P1－22015年12月，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克隆人技术，从事人的克隆已经在技术上完全可能。①

三、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

作为20世纪末生命科学革命重要的突破之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能够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宪法保护的价值带来了巨大冲击。(一)克隆人技术对生命价值的冲击克隆人技术的研究首先给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带来巨大冲击。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会在医学研究领域带来突破，尤其面对当前用于器官移植的人体器官极度匮乏的状况，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治疗性克隆研究的过程需要从克隆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必然要损害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的生命。在医学研究领域，科研工作者以治疗疾病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名义故意损毁胚胎，对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构成侵害。在生殖性克隆领域，克隆人技术目前还不成熟，克隆孩子可能面临严重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方面风险。动物克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动物克隆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成功率很低。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其成功率很低、克隆出来的动物可能存在生理和免疫方面的缺陷。有学者指出，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率很低，目前公认的成功率在1%－3%，克隆胚胎移植后的出生率平均不到10%。［8］在277只克隆羊实验中，只有一只羊(克隆羊多莉)得以存活。［9］P811第二，基因异常、疾病与畸形。动物克隆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疾病或遗传性畸形问题。20世纪50年代对于青蛙的克隆实验有时会出现遗传性畸形。在德克萨斯州的格林纳达公司曾经运用分化的胚胎细胞对牛进行克隆时，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异常大，有些出生时便重达180磅，比正常75磅的出生重量的两倍还多。并且，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伴随着疾病，比如糖尿病、心脏肥大，有18%－20%的克隆牛，出生后死亡了。克隆羊多莉诞生后，克隆多莉的科研团队利用胚胎细胞进行转基因动物克隆。这次试验中，团队将羊的胚胎细胞的DNA转移到425个去核卵子中，有14个成功受孕，最后只有6只羊成功被克隆出来，有些羊的重量是正常羊体重的两倍。实验中的高死亡率预示着克隆可能实际上会破坏细胞的DNA。此外，克隆人也可能面临分化细胞基因片段的重新排列，此类重新排列会使得克隆人产生问题。［10］P651－652第三，过早老化问题。当前科学界没有研究清楚细胞老化的过程，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克隆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供体的年龄或基因钟，这可能导致克隆人是短命的。②克隆动物成功率低、畸形问题和早期死亡问题意味着通过克隆人技术生产人类个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而有意制造可能有缺陷的人，这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二)克隆人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冲击克隆人技术也对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带来了冲击。克隆人技术会改变“人”的生物学基础，对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概念带来冲击。对人类传统生育方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传统生殖领域中性交生殖的基本模式，其最初的发展面临社会的重重阻力，随着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而当前的克隆人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改变生育观念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11］因为通过克隆人技术生育的孩子与传统生育方式和当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具有本质的差别，其不是基于精卵结合的产物，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技术能否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已经不是一个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尽管其安全性目前仍然被人们所担忧。克隆人技术能否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孩子已经成为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领域应不应当允许的问题。这便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基本概念。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在宪法上是要坚持关于“人”和“生育”的传统观念，对克隆人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还是要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对宪法概念的内涵作出适当地调整，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克隆人技术，这也是宪法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当前的宪法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宪法学并没有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对于什么是宪法上的“人”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宪法基础理论，对于宪法上生育概念的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克隆人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宪法学上的判断，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判断的过程必然具有极大的推测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克隆人技术对克隆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其实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科学证据，对其进行判断必然是具有推测性的。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生殖性克隆方式产生的孩子会丧失掌控自己生活和个人信息的能力，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NBAC观察指出:细胞核置换的克隆，在某种程度上，为完全控制一个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方面(基因)提供了可能，这是一种完全的控制，这种控制引发了根据一定的规格生产孩子的想象。如果克隆人是被创造出来满足被克隆者的虚荣心或满足已经存在的个体的需求，比如一个孩子需要骨髓，它可能会降低克隆人的人格。从死去的孩子上克隆的孩子，在获得自身内在价值方面，有相对少的机会。［12］P52－74我们在一个基因决定的时代，DNA的发现者之一JamesWatson和人类染色体工程主任指出:“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命运在星球之中，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命运在我们的基因之中。”［13］P217大量的心理成长的研究说明，孩子需要一个自治的意识。这对于从其父母或死去的孩子那里克隆出来的克隆人来说非常困难。尽管克隆人可能不相信基因决定，被克隆的生活将会一直萦绕于克隆人，对于克隆人的生活造成不适当的影响，并以一种其他人不会遭遇的形式形塑克隆人。［14］P1686生殖性克隆通过复制他人的基因而克隆孩子，使得克隆孩子像工厂的产品一样，被有计划地设计与生产出来，故意创造一个基因与其他人相同的孩子涉嫌对宪法上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价值构成挑战。生殖性克隆还有影响克隆孩子的自我印象，涉嫌侵犯其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克隆人与天生的双胞胎非常不同。对于双胞胎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开始于未知，因此，与其他非双胞胎一样，保持着对于未来的选择。据此，一个人的基因组对其未来影响的未知，对于自发、自由而真实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和自身，是必不可少的。克隆人影响了孩子面向未来开放的权利。［15］P561－567宪法学必须要回答克隆人技术是否侵犯了宪法上人的尊严的问题。基因独特性是否是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人的尊严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判定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的方法有哪些，在宪法学上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即使在人的尊严价值得到广泛运用的德国，人的尊严也被批评囊括的内容过于宽泛。并且，在克隆人技术领域，伦理层面的人的尊严与宪法上的人的尊严交织在一起，而如何在宪法规范层面形成具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判断标准也面临挑战。(三)克隆人技术对社会与家庭秩序的冲击克隆人技术还对宪法上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带来冲击。在社会秩序方面，克隆人技术可能会被滥用。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带来人类个体的商品化。波士顿学院的神学家LisaSowhillCahill指出生殖性克隆可能会导致人的基因的商品化，也会导致对人类基因的操纵以生产社会期待的孩子。［16］P60生殖性克隆可能会让社会逐渐认为孩子是一种可批量制作的“产品”，克隆人可能成为“可被用于拆卸为备用零部件”被制造的目的仅仅在于医疗用途，比如要求其捐献其器官。［17］P65有些想追逐“长生不老”的人可能会通过克隆孩子寻求需要移植的人体器官，使得克隆孩子成为人类器官的储存器。此外，克隆人会被提前知道其基因构成，因此克隆人可能受到非难或歧视。比如，如果某人被克隆，年轻时便死于遗传性疾病，该年轻人的克隆人可能会被要求保险或遭受就业歧视。生殖性克隆对个体概念的侵蚀会影响整个社会关于“人”的观念的变革，进而会冲击传统的社会观念与社会结构。有学者指出，对于自己或他人，具有被提前决定的基因身份，其隐私与自主可能会被严重削减。不顾及个人或公众知晓被克隆人。克隆技术可能会通过侵蚀个性的概念而扩大对社会的影响，而个性概念是隐私与自主观念的核心。克隆除了会削弱个体的自由意志外，还会削弱那些致力于培育个人自主及禁止对个体进行强制操纵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18/］P498生殖性克隆复制人类基因，可能会对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构成威胁。克隆人的前景引发了对社会整体影响的诸多严重关切。克隆可能会影响到进化，因为它会提升基因的单一性，由此会提升危险性，因为克隆人对于将来的某些疾病会没有抵抗力。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GeorgeJohnson教授反对克隆人，因为“基因多样性是我们应对不确定未来的首要防御。剥夺基因多样性，哪怕是部分的，也会威胁到我们的物种。”［19］遗传的适应性使得人类能够生存，生产基因相同的人会威胁到人类。尽管克隆羊已经怀孕了，克隆人能否怀孕也值得关切。尽管存在上述危险，也有评论者认为如何克隆人被限制在极少数情形下，那么人类的进化不会受到影响，其对人类的基因库的影响也不会高于自然生育的双胞胎对人类的基因库的影响。［20］在家庭秩序方面，在传统观念中，男女结合生育孩子、繁衍后代是他们缔结婚姻、构建家庭的核心目的之一，而克隆人对于婚姻与家庭在营造生育环境的重要地位上构成重要冲击。生殖性克隆会改变传统上父母子女关系的认定，因为克隆人是被克隆者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与被克隆者与自然性交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与其父母的关系不同，不具有在遗传学上的继承性，这样以来，可能会导致代际关系的混乱，对宪法保障的伦理秩序构成冲击。在家庭关系中，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克隆孩子会更像物而不是人，因为克隆孩子是被设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礼物。此外，在有些特殊情况下，生殖性克隆产生的孩子可能会面临不合理的期待。比如，当克隆孩子的基因是源自于夫妇死去的孩子的基因，这时可能被这一夫妇视为第一个孩子的替代品，而对于第一个孩子的个性等特征的期待往往会被强加于第二个孩子之上。但实际上，由于后天环境的不同，克隆孩子与第一个孩子在基因上虽相同，但在性格特征等方面会有差异。由于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夫妇可能对于克隆孩子会过度保护，并会将第一个孩子的喜好强加于克隆孩子身上。此外，对于克隆孩子基因是源于优秀运动员的情况，夫妇对克隆孩子往往具有一定的期待，但克隆孩子的发展可能会与夫妇的期待相背离，比如克隆孩子可能会摔伤了腿而不能做运动员。［21］P653宪法应当如何应对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保护的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的冲击也是宪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总之，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宪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为宪法(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如何通过宪法规制克隆人技术的立法，为克隆人技术的研究确立界限，保护生命和人的尊严价值，并在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合理的平衡是无法回避的宪法命题。

摘要:十八大以来，确立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宪法宣传相关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次修订后，亟须对宪法宣传内容、形式和方式等进行探究。适应新时代合宪性审查等宪法实施法治要求，结合党政机构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乡村振兴等改革发展需要，应当深化对新时代宪法宣传模式转换的认识。其中，既要以治理维度重新审视新时代宪法宣传内容，也要以全面嵌入视角深刻认识新时代宪法宣传形式，更应从互动式方式角度探究增强新时代宪法宣传效果。

关键词:新时代;宪法宣传;法治传播;嵌入式传播;互动式传播

一、宪法宣传由制度维度传播向治理维度传播转换

与法制宣传向法治宣传转换的我国法治传播发展趋势相适应，宪法宣传不仅需要关注宪法文本层面的法治传播问题，也需要注重与法治实践对接。与宪法在法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相适应，应当在注重法治实践路径基础上，明确宪法宣传的治理维度意义。融合理想主义法治观和现实主义法治观，注重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际效用，是宪法宣传发挥法治再启蒙作用的关键。［1］宪法修订带来的宪法宣传内容重大变化，呈现了宪法宣传的治理维度价值。(一)宪法宣传内容体系化。宪法宣传内容体系化是宪法实现治理维度传播的制度基础。2018年宪法修改过程中吸收了2015年立法法修订成果，在宪法层面对立法权进行了全面界定。从立法权修订的内容看，地方立法权扩大有利于地方采用立法手段解决本地具体问题，丰富将法治方式向基层传递的法治效果。从法治传播角度讲，这是进一步强化自上而下的法治启蒙方式。纵观世界范围内各主要国家，通过司法权进行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运作成为主流，这与司法权的现实权力效力和社会基础存在密切联系。即使在主张议会主权的柔性宪法的英国，议会至上性也是对司法权力的客观反映。“历史的发展将议会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地位，但它的统治形式决定了主权之运用必须要求其同盟者，即法院的通力合作。”［2］反观我国，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立法权成为推进宪法实施、宪法宣传的关键权力。不同于政治化、行政化运作方式，立法权运作具有制度化、体系化优势，宪法修订中完善立法权设定的内容，为系统化地发挥立法权的宪法宣传作用提供了制度基础。通过在宪法层面定位各层次立法权，拓宽了宪法宣传的法治渠道，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方式，促进了治理维度宪法宣传科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宪法规定层面与立法法相关制度进行协调，促进各层次立法权规制制度实现体系化，为强化立法权系统化规制提供了必要制度化渠道。根据报告，新时代法治实践以公权力全面规制为重要特点。与合法性审查不同，合宪性审查对公权力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宪性审查尤其强化了对立法权规制。所以，宪法宣传内容体系化的法治化路径，成为有效传播新时代公权力规制理念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新时代宪法宣教治理维度传播的重要内容。(二)宪法宣传内容法治化。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内容，在原有的法治宣传职能分工基础上，新增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责。这既是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的明确定位，也是对法治宣传职能定位的进一步明确化。从《决定》的具体内容角度讲，其将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能定位，置于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等职能之列，彰显了宪法宣传进一步融入我国宪法法治实践的法治意图，是宪法宣传内容由政治化向法治化转型的重要体现。从法治传播规律角度讲，《决定》中确定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配合宪法宣传的职能定位，是在宪法宣传中灵活运用“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通过此种方式既明确了宪法宣传的法治实践内容，又增进了宪法宣传相关机构职能分工的细化，确保在法治实践中有效增进宪法宣传内容的法治化。具体来讲，适应新时代党政机构改革需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成为宪法宣传内容法治化的突出问题。在新时代法治建设中，仅仅关注法律体系内部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法治体系发展的客观需要。不同于法律体系，党内法规属于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宪法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新时代法治实践中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不一致之处，合宪性审查具有其独特法治价值。合宪性审查成为提高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整体协调性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法治传播渠道强化合宪性审查的法治作用，具有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在现实层面，与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情况不同，目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仅在普法领域实现了一体化。法治传播路径，尤其是宪法的法治传播途径，是增进新时代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整体协调性的重要法治渠道。在理论层面，通过宪法法治宣传，可以借助法治社会的舆论作用，加速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协调运作，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法治目标。(三)宪法宣传内容综合化。新中国现行宪法于2018年进行了第五次修正。与前四次修正相比，第五次宪法修改幅度较大，修改涉及的内容呈现宽领域全方面特征。此次修改不仅涉及经济领域问题，还对国家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规制，不仅在宪法宣传的具体形式方面进行明确化，还突出了不同于法制内涵的法治建设深意，这极大地丰富了宪法宣传内容。宪法修正案提纲挈领地从指导思想、具体方向、本质认识、发展认识等方面为新时代法治发展做出部署。为更好地向社会传递宪法修正案的科学思想等，新时代宪法宣传正逢其时。与宪法修改内容的宽领域全方面特点相适应，宪法宣传内容呈现综合化特征，指导思想、具体方向、本质认识、发展认识等成为宪法宣传法治内容综合化的重要线索。其中，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向，将宪法宣传置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宏大背景下，促进宪法宣传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途径，将宪法宣传置于法治意识、法治实践和法治文化等多维度中，促进宪法宣传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顺应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体现的法治发展趋势，应当以宪法宣传内容综合化，展现新时代宪法与时俱进的理性特征，服务于国家、社会等多维度治理的现实法治需要。

二、宪法宣传形式由单纯说教传播向全方位嵌入传播转换

(一)显性宣传:确立宪法宣传日和宪法宣誓制度，促进说教式宪法宣传向生活中、工作中行动式宪法宣传转化。2014年国家将法制宣传日确立为宪法宣传日，2015年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制度确立，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正式将宪法宣誓制度列入宪法规范。宪法宣传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将显性宪法宣传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彰显了国家培育宪法理念的决心，引导社会公众和国家公职人员结合生活和工作实际增强宪法意识。采用宪法宣传日和宪法宣誓的国家宪法教育形式，具有兼顾国民教育和国家工作人员职业教育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与其他形式的国民教育不同，宪法宣传日将政治化和生活化融为一体，力图以节日的生活化发挥法治启蒙多重作用。不同于单纯政治化宪法宣教形式，生活化宪法宣传教育是弥补自上而下法治宣教弊端的重要形式。通过融入生活，体系化、综合化的宪法宣传教育内容得87以生动展现，有利于克服政治说教的形式化弊端。同时，现代大数据技术能够有力地支持开展生活化宪法宣传教育。司法公开、立法参与以及政府大数据开放等为形成法治宣传教育大数据基础提供了便利条件。以探究横向相关关系见长的大数据思维，有助于拓展生活化法治宣传教育空间。“所谓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认为公开的数据一旦处理得当就能为千百万人急需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3］大数据思维指导下的宪法宣传教育，通过精准提炼生活中有代表性的宪法事例，在法律适用的基础上明确宪法实施的价值，推动宪法宣教的政治化话语向法治化话语转化，深化自下而上的法治启蒙的法治价值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与现有的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不同，宪法宣誓属于就职时的身体力行的自我法治教育形式。目前系统内法治宣传主要侧重于就职后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技能方面，而且在传授过程中传者和受者角色定位相对固定，这种法治宣传教育形式一般仅限于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法治运用问题，对公职人员职业的认同态度等缺乏关注。在国家工作人员开始相应职位工作前，宪法宣誓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业态度提升到宪法高度，以法定程序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信仰。更为重要的是，宪法宣誓实质上是国家工作人员采取了自我教育的形式，在相应职位工作开始前，为自己职业道路提示信仰遵循，促进产生内在的心理约束。［4］同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教育作用，促使广大公众从宪法高度审视权力具体行使者，以宪法实施方式激发公众的人民主体意识，［5］为监督公权力合法运行做好必要的法治启蒙。(二)隐性宣传:将人民本位的宪法理念贯穿于新时代重要党政行为中，促进说教式宪法宣传向改革中实践式宪法宣传转化。在显性宪法宣传之余，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步入新时代以来，国家采取了诸多重大改革举措，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宪法理念，成为隐性宪法宣教的重要形式。1.主体层面的变革，理论发展中的隐性宪法宣传新时代伊始的党政机构调整，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适应新时代改革需要，丰富原有依法行政的新时代法治内涵，尤其在党政机构合并等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原有的行政法治主体将发生重大变革。原有行政主体概念是适应行政诉讼确定被告的实践需要产生的，不同于行政诉讼片段化处理需要，机构改革采取着眼于行政公务高效处理的行政过程视角。党政机构调整拓展了实际的行政权力主体外延，行政法治理论需要对行政主体内涵进行相应深化，从而发挥理论服务于实践的良好作用。深化新时代行政主体内涵的法治认识，应当以更新的行政法治文化为基础。精简机构体现的促进公务高效处理的服务为民理念，是新时代行政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以法治文化视角诠释新时代行政主体内涵，应当摒弃以行政权为本位的治理模式，从行政公务合法高效处理入手，以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为着眼点，通过强化行政过程中的服务意识，增进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互信，从而切实高效强化公权力约束。与行政法治理论变革相适应，应当适时强化人民本位的宪法宣教。因为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定位，在宪法层面人民处于国家权力的最终享有者地位。在法治语境下，在宪法层面强化人民本位的法治理念，实质上是加强公权力监督制约的根本法治基础。这既为精简高效的机构设置提供了有利的法治解释，也是在行政法治滞后情况下加强公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讲，与党政机构改革相适应的宪法宣传，应当突出精简协调高效的实质法治目的宣教，通过深化新时代服务行政的人民本位内涵，丰富行政法治宣教功能。深言之，主体层面的行政法治变革，应当通过人民本位的宪法理念进行补强，从新时代法治理论视角深化隐性宪法宣传的重要作用。2.行为层面的变革，权力规制中的隐性宪法宣传以监察体制改革为代表的权力规制模式，在传统法律他制之余促进了党内法治的发展，在强化外在监督制约之余提倡权力自我约束。在法治行为方面，促进事后监督向事中监督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党内法治关注到权力的具体行使者，促进机构责任向人员与机关责任兼顾的方向发展。与其相适应，在法治宣传方面，应当在原有的法律宣传基础上，强化对公职人员进行党内法规宣教，发挥党内法规的行政法治作用，有效增强行政行为事中监督作用。从行政程序角度讲，就是在缺乏顶层设计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公职人员对自身行为约束作用，弥补行政程序法治缺陷。随着“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推进，公职人员基于开展社会宣教的需要，其自主学习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动力逐步增强。在操作层面，顺应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传播需要，通过提高系统内法治传播效力，提高相关社会普法的说服力。作为法律和党内法规的上位法，宪法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人民本位的宪法理念有助于从政治、法律、社会等多角度统筹协调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法治适用。宪法宣教作为传播人民本位宪法理念的重要形式，应当发挥促进新时代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协调适用的法治作用。这既是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法治传播整体推进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讲，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熔于一炉，从宪法宣教层面推进新时代廉政教育，在监察制度完善过程中，从人民本位视角充分发挥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双重规制作用。深言之，行为层面的公权力规制，需要发挥人民本位宪法理念的多层面全面推进功能，促进从新时代权力规制视角深化隐性宪法宣传的重要作用。3.行为依据方面的变革，权利保护中的隐性宪法宣传在完善行政立法权规制的基础上，近期国务院出台了《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规范性文件虽然在法律体系内属于效力等级最低的规范形式，但是规范性文件适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直接产生影响。加强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通过规制法治体系的直接运行，可以有效实现群众切身利益保护的规范化，从而将人民本位理念有效贯穿到具体行为中。尤其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由于行政立法权仅下放到设区的市一级，规范性文件制定是乡镇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法治途径。新时代对规范性文件制定加强监督，不仅是强化权利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夯实权利保护的法治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从操作层面讲，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等的规制，是将权力运用从事中规范向事前规范拓展，从而将人民本位的法治理念贯穿于权力运用始终。这是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人民本位理念的全面嵌入体现，是新时代权利保护的全面加强。为实现全面嵌入的良好法治效果，宪法宣教应当成为弘扬人民本位理念的重要法治渠道。具体来讲，人民本位的宪法宣教，为避免形式化、运动化宣教的弊端，应当从法治细节入手。在严禁越权发文、严控发文数量的情况下，讲求实效的规范性文件一般针对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进行细化规定。从每一行政行为合理化微观层面切实落实权力限制、权利保护的宪法理念，针对行政法治的薄弱环节开展宪法宣教。其实，这是将服务行政理念全面融入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通过将服务行政理念贯彻到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环节，以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力量有效深化人民本位的理论内涵。深言之，需要以服务行政的和谐文化基因强化新时代宪法宣教的文化基础，从新时代权利保护视角深化隐性宪法宣传的重要作用。

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定位与基本内涵

（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定位。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是我们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党内建章立制与加强思想建党两个层面并举，力图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巩固执政基础，密切党群关系，确保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执政党自身建设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落实其他三个“全面”战略的重要保证。它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体现了执政党自身建设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统一，是“四个全面”之魂。正如所说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领导核心与方向指引的保障。（二）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涵。1．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是“全面”首先，管党、治党要面向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建的全领域、全方位；同时，管党、治党的重点就是抓住党员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其次，管党治党要突出制度治党的迫切性与关键性地位，同时要明确思想建党的必要性，治党也需要法治与德治两手共抓，党规党纪的他律约束与党性先进性思想教育的自律约束并举。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人的行为除了受到外界环境、制度的他律约束之外，还时时、事事受到自身思想理念与价值观的自律约束。因此，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在强调加强党内规章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内政治思想与政党伦理道德建设。必须将党的思想理论和尊崇党章的党性与党的先进性教育作为党内思想建设的重点内容，以增强全党反腐倡廉的自律约束，使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紧密结合、自律约束与他律约束并举。2．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严”“严”就是党内制度要严、党内思想教育要严、党内纪律执行要严、党内腐败惩治要严；“严”就是真管、敢管、长管，“从严”贯穿管党治党始终。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三严三实”教育等，有力推动了铁腕反腐，为从根本上杜绝党内权力腐败，形成廉洁的党内政治生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党内制度改革与建设的根本是制定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党内法规制度，以及科学规定制度执行的合理性程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使全面从严治党由从严治标走向科学治本，明确了党建制度改革与建设的新思路。党内一系列法规文件的制定与颁布正在不断完善党建的制度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与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供基本遵循。从严治党的“严”，需要党内规矩制度改革与建设,需要大力建构制度笼子，还需要从严落实制度，从严执纪。制度笼子建构固然重要，但是关键还在于制度的执行。要从严执纪，首先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执行制度。其次，需要强化制度执行与监督检查。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制度落实。他在讲到抓整治“四风”时强调“一抓到底”，要强化制度执行，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出台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再次，从严执纪需要特别关注“关键少数”，重点在从严治吏。3．全面从严治党的要害是“治”从严治党应从制度治党入手，以党内的“关键少数”为从严治党的主要对象，以党内法规与制度制约“关键少数”的权力。同时，从严治党也不能忽视以党内基本纪律要求大多数党员群众，用党纪约束普通党员的思想行为。在党规党纪面前，没有一个党员可以成为特殊与例外。因此，在强调重点关注“关键少数”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大多数”的遵纪守规，这样才可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宗旨。从严治党的“治”，还体现在把党的领导落到实处，落到日常管理监督中去。各级党的领导既是党规治理的主要对象，又是执行“治党”职责的责任主体。从严治党必须突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要求，使领导干部保持政治立场不动摇，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从严治党的“治”，还体现在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用纪律管住管好全体党员，在日常管理监督中从严执纪，敢于较真、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特别是使党员干部绷紧作风之弦。从严治党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兼顾，在坚持纪律惩戒的同时，更要推进向善向上的党的道德伦理建设，在思想道德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底线。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阶段性成果

（一）铁拳反腐成果显著。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提出尽管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它的实践早已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从监督“八项规定”贯彻落实拉开序幕，一系列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受到处理，“四风”蔓延态势得到有效遏制，党风与社会风气大大改善；党中央铁腕反腐，抓巡视、广派驻，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治“裸官”、铺“天网”，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啃下不少硬骨头，极大提振了民众对反腐倡廉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中央派驻纪检机构成功实现全覆盖，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空白。中央纪委设置了47家派驻机构，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全覆盖，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管党治党已经跨越不少治理的险滩洼地，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二）党内制度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制度治党。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首次开展党内法规清理的同时，已经陆续制定出台36件重要党内法规，其中准则1件、条例6件、规则6件、规定14件、细则9件。其中不乏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制定的党内法规，不少新的法规具有基础性的、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2014年8月中央出台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在全面落实过程中，2015年已完成该方案提出的55项改革任务中的42项。党的十八大以后，陆续颁布的一些新的重要党内法规文件已经开始发挥深刻影响。例如，2012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八项规定》，为全面扭转党的作风，改善党群关系，引领社会风气发挥着长期指导性作用。2013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成为党内法规制定的“立法法”，从此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有法可依，进入一个更加科学规范的新阶段。2015年4月颁布了《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全党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教育活动，它与“八项规定”精神相呼应，共同对新时期保持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产生了深刻影响。2015年6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填补了自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建立党组制度以来党内有关党组工作法规制度的空白，具有里程碑意义。2015年8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是党内监督制度创新方面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为铁腕反腐铸造的利剑，对于形成“不敢腐”的政治氛围意义深远。2015年10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党内纪律“负面清单”，它第一次全面阐明党纪处分的五大原则与党内六大纪律，为塑造党内“不想腐”的氛围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同期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思想作风建党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安排，它为全党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思想道德“高线”，为塑造党内“不想腐”的氛围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以制度治党为主线，不放松思想建党，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取得一系列宝贵的阶段性成果。

三、辩证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基本关系

（一）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需要辩证思维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创新是要解决执政党自身存在的深层矛盾问题。首先是理想目标与现实考验之间的矛盾，即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理想目标，与党面临着“四大挑战”（执政挑战、改革开放挑战、市场经济挑战、外部环境挑战）的现实考验的矛盾。其次是理想目标与现实存在的危险之间的矛盾，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还与自身遭遇的“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现实危险存在矛盾。要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创新，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指引，厘清其中一些基本关系，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的前定法规与创新法规之间的关系、“国法”与“党规”的关系、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关系、治党能力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关系等。（二）辩证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关系。1．清理党内前定法规与创设新法规的关系正确处理全面清理前定党内法规制度与创设新的法规制度的关系，对于全面摸内法规制度家底，有效维护党内法规制度协调统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目标，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央对前定党规的处理，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既不一刀切，一概否认，也不全盘继承，而是采取了辩证思维方法，根据时代的变化，尤其是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扬弃前定党内法规文件，即废止那些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或适用期已过的文件，保存那些继续有效的法规文件，但是对其中有些文件加以必要的修改。即使那些已经宣布废止和失效的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也需要肯定其历史价值，不是简单视如敝屣，而是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继续做好存档、查档利用等管理工作，发挥它们的历史借鉴与参考价值；而对于需作修改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则纳入新的党内法规制定工作整体规划中，作出统一安排，有步骤地完成；对前定党内法规中继续有效的党内法规文件，则依旧需要贯彻落实。正确处理前定党内法规制度的全面清理与新法规制度的创设关系，是构建党内法规制度科学体系的基础工作。2．治党制度创新中“国法”与“党规”的关系在党内法规制度创新中，关键是要处理好“党规”与“国法”的关系。长期以来管党治党存在一个误区，即把国家法律当成党内的纪律底线，对“党规”与“国法”不加区别，导致不同“法”的调节对象与权利义务的混淆。同志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管党治党不是以党的法规与纪律为尺子，而是以“国法”的相关法律为依据，“党规”与“国法”不分，两者混用，党规党纪套用“法言法语”，错把国家法律当成党内的纪律底线。例如，20世纪90年代颁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纪律处分条例》，其中不少规定都照搬国家司法条文，混淆了“党规”与“国法”的调节对象、权利义务的要求，降低了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治国理政的“国法”调节的主体对象是13亿多公民，强调的是一般公民的法律责任与法定义务；管党治党的“党纪”调节的主体对象是8700万左右的党员，重点约束党内“关键少数”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强调的是党员的政治责任与党章规定的政治义务。治党与治国的对象与宗旨不尽相同，“党规”与“国法”不能混用。党内法规应具有两重属性，既有法律的一些特征，更有政策的一些特征。“党规”具有广义的“法”的某些特征，因此可以纳入广义的“法治体系”的范畴之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形成包括五个方面组成的“两大法治体系”，即“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的“国家法治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显然，党内法规体系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广义“法”的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态，尤其是宪法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决定了党内法规具有某些类似于国家法的特征。1982年宪法在序言部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唯一的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宪法赋予的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党章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广大党员对效力稳定、形式规范的党内法规可以形成像对国家法一样的预期，借以作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合理行为。尽管如此，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的对比中，党内法规的制定与形式更具有政策的一般性质，也可以归入政策范畴。党章尽管是党内最高法规，其修订形式明显与“国法”常规修订形式不尽相同。党章在每次党代会后一般都会加以修订，并补充新的内容；党内一般法规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关于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党内规定在十年内已经修订两次：1990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1997年中共中央对此文件修改补充，印发了《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2000年再一次修改补充前定文件，印发了《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修改和补充是党内法规制定与完善的一种常态，这种特征使党内法规更具有政策的即时性、具体性与灵活性的性质，和国家法律的相对稳定与抽象性的特点不尽一致。从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而言，有些领域的规范，党内法规可能比国家法规更能发挥指导作用。例如，干部选拔任用领域的法规、军队治理的法规，一般都受到党内相关法规指导地位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范的是党政部门所有相关层级的领导干部，而不仅仅是党的领导干部。就“党规”与“国法”之间的基本关系而言，党内法规归根到底必须尊重宪法与国家法的凌驾性。1982年宪法总纲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以往存在的管党治党中“党规”与“国法”混同的直接后果，就是纪委成了党内的“公检法”，党内纪律审查往往成了“司法调查”，党内生活形成一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现象。如果没有严格的党规党纪，缺乏从严执纪，其结果就可能是党员干部作风纪律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党内监督、执纪、问责无法落到实处，党内权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所难免。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开始全面清除套用“国法”的相关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依“国法”治国理政、依“党规”管党治党的要求。强调：“需要明确的是，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划定了党内纪律“高压线”，党纪严于国法，基本上解决了“党规”与“国法”混同的问题。3．全面从严治党中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的关系首先，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生态建设中，需要有效整合诸多因素，发挥合力作用。其次，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相辅相成。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对等，而应该分清主次，否则就可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克服党内“四大危险”的主要抓手。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制度治党与从严执纪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固然是基础，但是即使有了好的制度，还需要从严执纪，付诸行动，需要形成从严治党的治理能力。从严治党的能力，除了制定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之外，首先表现在有效执行党规党纪、有效实现党内监督的能力上。不能认为建造了制度的“笼子”，就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要发挥法规制度的效能，必须严格落实党内监督主体责任，真正有人依照党内规章制度敢抓敢管，真正使党内纪律规矩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而不是吓人的“纸老虎”，只有这样才能展示法规制度约束权力的作用与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从严执纪与党内监督制度化方面，初步形成了问责常态化，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氛围。经过几轮中央巡视工作的监督问责，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在巡视问责中落马。仅2015年，全国共有850余个单位的党委、纪委和1.5万多名党员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以《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为主导的党内监督法规的颁布执行，一套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的建设必将铸就党内铁腕反腐的制度利剑。5．制度治党与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系无论是制度治党还是思想建党，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将有效促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制度治党的有效性。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制度治党的重要基础。优化党内政治生态首先需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夯实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需要进一步推进制度治党的进程，尤其需要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颁布的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文件真正落到实处，转化为营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尤其要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两部党内法规为抓手，推进党内反腐斗争，既处理“腐败存量”，又坚决遏制“腐败增量”。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要坚持制度建设为本，真正做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施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全面从严治党。再次，政治生态的优化集中体现在干部的选拔与领导班子的建设上。2016年各级党委开始换届，2017年党的即将召开，要通过党委换届，以优化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为抓手，将一批腐败、不作为、被问责的干部清出干部队伍，将一大批经受住各种考验的优秀党员干部选入各级领导班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regulation的经济法含义；“规制”的界分；代结论：宏观调控权提炼的“外部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规制”一词源于英文regulation”、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市场失灵”）为目的、日本学者根据regulation苦心创制的“规制”一词所调整的领域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学界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规制的方式有多种、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内涵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regulation在经济法上的含义是规制，规制包括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办性规制，非权办性规制包含了宏观调控的诸多特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从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副产品，经济法的研究范式也得以最终确立。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法律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授予国会的贸易调控权（regulation)。

关键词:宏观调控权；规制；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生成的依据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贸易条款”。但是，“从联邦法律看，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经最高法院逐步解释后，使联邦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决定权目前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活动，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动，即超越各州边界的活动（指州际贸易，相对于完全属于各州权限的州内贸易而言）。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如果可以，则意味着尽管“宏观调控”语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普遍实践所产生的这种重叠性共识，可以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如果不可以，则将证成当下我国经济法学界种种宏观调控法理论的原创性与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容应对来自经济法学界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因而，对于regulation(regulate)的解读就成了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