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规范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迟姗姗工作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宪法规范的效力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规范的效力就是宪法的效力，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立法的基础，任何普通法律不能与它相抵触，任何人不能有超越它的特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权威性，但无具体惩罚性，它通过其他法律达到制裁目的。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一、宪法的效力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

（一）概念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本文作者：吴杰

研究宪法规范的特点,对深入了解什么是宪法和增强宪法观念,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法律规范,就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宪法是法律的一种,因此宪法规范也具有一般法律规范的共同特征。它们在阶级本质上相同,都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都是由国家按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规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准则;并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所以宪法规范和普通部门法的法律规范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我国宪法序言明确指出:“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宪法规范是国家的根本性规范。它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宪法规范内容的广泛性

宪法既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的总章程,因此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必然是非常广泛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宪法规定的内容广泛。宪法的内容通常包括:建国的宗旨和蓝图、国家的性质、政权的组织形式和选举制度、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济制度和精神文明建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原则和国家机构体系,以及国家的标志,等等。各国宪法的内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规定了国家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重大间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国防、外交等许多方面。二是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主体广泛。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企业事业组织和全体公民,甚至还包括在本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经济组织。如我国宪法第18条和第32条的规定。相反,普通法律所规定的内容比较狭窄,它们只是规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重要问题,只调整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如刑法只规定有关犯罪和适用刑罚方面的问题,民法只规定有关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方面的间题,诉讼法也只是规定有关诉讼程序方面的间题。这是因为宪法和普通部门法分工不同。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所以它管的面当然要宽;其他部门法是国家生活某一方面的专门章程,所以它们的任务比较单一,调整的范围也比较窄.正由于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面广,所以有人感到学习宪法比较困难,如有的人说:“翻开宪法讲义,内容浩如烟海”,感到难以掌握.这正是由于不了解宪法规范特点的缘故.我们知道,宪法内容的广泛性,这只是宪法规范的特点之一,而宪法内容另一个方面的特点则是带有根本性。宪法内容带有这两个方面的特点,这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本身所决定的。宪法不是法律大全,不能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不能什么问题都要规定.正如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并不是法律汇编。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宪法给这种机关将来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础。”宪法的任务是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性间题.所以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宪法过程中,应当很好地掌握宪法规范内容的广泛性和根本性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正因为宪法内容广泛,所以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和法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民族学以及其他部门法学都有关系。但宪法终归是国家的根本法,因此宪法学的内容是有一定范围的。所以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宪法时,要掌握好分寸和界限。既要注意它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掌,握彼此的交叉关系,又要明确宪法和普通法律之间的正确分工,要很好理解“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这个特点.

二、宪法规范的根本性

宪法规范的根本性是宪法规范的核心特点。要深入了解这个特点以及宪法规范和普通法律规范的区别,就必须弄清近代意义宪法与古代“宪法”的根本区别。大家知道,法律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法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即近代意义的宪法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古代不少国家虽然都使用过“宪法”一词,但都不是近、现代宪法的含义。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例如尚书说命:“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想”;晋书:“稽古宪章,大鳖制度”;唐书:“永垂宪则,贻簌后世”国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等等,这里所说的宪、宪章、宪则、宪法,都是指一般的法度、典章而言。日本公元604年的《圣德太子十九条宪法》,英国亨利二世1164年的《克拉伦敦宪法》,,也是属于普通法律。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国王或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君主“口含天宪”,“金口玉言”,他的圣旨是国家活动的最高依据.“法自君出”,中外都如此。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制定一部国家最高法律来限制王权。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出现的.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需要,又是法律本身发展的结果。近代意义的宪法和宪法观念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法治思想的传播和法治的确立而逐步形成的。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出现了根本组织法的观念.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搜集158国的法律,加以比较研究,就其性质和作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法律,另一类是有关国家根本组织法的法律,他认为这种法律就是宪法,所以他写了《关于雅典宪法》一书。后来他又在《政治论》一书中明确主张法律应以宪法为根据,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组织法,与普通法律有区别。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虽然与近代宪法观念有点接近,但还是有相当距离的。因为它仅局限于国家根本法组织法的范围。不过应当看到他是最早阐述宪法思想的先躯,他的上述观点可以说是近代宪法观念的萌芽。英国在十三世纪初期,由于英王的专横,引起贵族诸侯的不满,他们联合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向英王进进行斗争,在强大压力下,英王约翰被迫于12巧年颁布英国宪政史上有名的《自由大宪章》,承认贵族的参政权,规定国王不得任意征税,不得非法拘捕人。后来有的宪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把这部大宪章说成是英国的第一部宪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大宪章的主要内容是保护贵族等的特权,并没有确认民主制度,所以不能与近代宪法等量齐观。但是,大宪章的基本精神是限制王权,它建立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无论任何人,连国家最高统治者国王也必须遵守法律,为近代宪法树立了典范。法国在十三世纪末期,国王菲力浦四世因与教皇发生冲突,他为了纠合和利用贵族、教士和城市市民的力量来对抗教皇,让他们推举代表组成“等级会议”共商国政。从“等级会议”的组织和权力来看,虽然不能同后来的议会相比,它没有权力制定象今天的国家根本法,但它曾将法律分为两种:一种是王法,另一种是国法。国王对王法可自行变更或废止;国法是国家的基本的法律,叫做“根本法”或“宪法”,国王不得自行修改或废除,如果要修改或废除,必须经过“等级会议”的同意。当时“等级会议”确定的这种国法,虽然在内容和效力上不能与近代宪法等同,但它在立法实践上确立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即国家基本法律的修改或废除的权限属于代议机关,其程序比普通法律严格。这种“根本法”观念与近代意义宪法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和国王之间的不断妥协,从1628年起陆续颁布了许多宪法性文件,从而使英国成为制定宪法最早的国家,并且又是典型的不成文宪法。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于1787年制定了宪法,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成文宪法。接着,法国和其他国家也先后制定了宪法。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几乎都有了宪法。现在,宪法已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且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这是所有立宪国家都一致公认的。但如何理解它的含义,就不完全一致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学者把宪法分为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前者是以宪法的形式为标准来区分的。后者是以宪法的内容为标准来区分的。就是说,形式意义的宪法是指具有成文宪法法典,经制宪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通过后公布,其制定和修改程序与普通法律不同,效力也高于普通法律。只有这样的法才能称之为宪法。而实质意义的宪法是指,凡规定国家的基本组织及其权限、公民的权利义务以及基本国策的法,都是宪法。这两种分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严格来讲,都不够科学。如果按照“形式意义”的观点来识别宪法,那么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就不算是宪法。我认为英国宪法虽然存在下列特点:一是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法典;二是有一部分宪法范存在于惯例和判例之中;三是宪法的效力与修改程序和普通法相同。但英国有许多重要法律是规定有关国家生活中根本性间题的,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典、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1911年的国会法、1918年颁布又经1969年修改的国民参政法,等等,这些重要法律,对于限制王权,削弱封建专制,保障公民权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间,这些宪法性文件都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英国还有不少宪法惯例,例如内阁是由下议院中的多数党组成,内阁对议会负责,议会至少每年必须召开一次会议,等等。这些重要制度虽然没有写在正式文件中,但都存在于惯例之中,也应当是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所以英国实际是有宪法的。实际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宪法惯例,如美国的两党制度,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提名等。我国国家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间题,执政党一中国共产党正式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出之前,通常都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向各派广泛征求意见,这些做法虽然在法律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也应看作是一种宪法惯例。所以这种宪法规范与普通法律规范也是不同的。另外,还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由几个宪法性文件组成的,例如法国第三共和国宪法就是由1875年2月至7月陆续颁布的三个文件(《国家政权机关组织法》、《参议院组织法》和《国家政权机关相互关系法)))组成。它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宪法法典,但实际也是一部宪法。至于以“实质意义”作为区别宪法的组点,其中有一种解释也欠全面,即“以法的内容为标准,而区别其是否为宪法”的说法。的确,我们认为不成文宪法也属于宪法是以其内容规定来确定的,但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是国家根本法不同于普通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认为,区分宪法的标准,既要看法的内容规定,又要看法的效力及其制定和修改程序,这些都是国家根本法区别于普通法律的重要特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这些特征。宪法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根本法,就是因为它具有根本性的特点。根本性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表现在内容规定上。第一,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例如,我国宪法第1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它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总的制度。另外,宪法还规定下列许多根本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地方制度(其中又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等。第二,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例如,我国宪法序言规定:“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还明确指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原则。如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重大原则,第3条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第4条规定了民族平等原则,第5条规定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第12条规定了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等等。第四,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国策。例如,我国宪法总纲规定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规定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等等。第五,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例如,我国宪法第2章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六,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组织。例如,我国宪法第3章规定了国家机构的体系,规定我国中央和地方主要国家机关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正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所以许多国家把宪法的名称叫做根本法或基本法。如苏联1936年宪法正式名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南斯拉夫1953年宪法叫《南斯拉夫新根本法》,联邦德国1949年宪法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澳大利亚宪法也叫《澳大利亚联邦基本法》.这里顺便指出,目前我国许多报刊经常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叫做基本法,有的为强调重要性,甚至把一些基本法律称为国家根本大法,这显然是不对的。制定1982年宪法时,为了规范法律用语,有意识地把全国人大制定的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法律称为基本法律,就是为了区别于基本法—宪法,但有的人以为基本法也就是基本法律,有的报刊甚至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刊登,我认为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摘要本文在追溯“种族”概念自身的起源与发展后，从“种族”的宪法规范背景、五国的历史背景、国际公约背景三途径入手分析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从而主张在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框架内，结合各国实践情况，予以灵活解释。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本文作者：黄雄祝静芳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研究所

宪法规范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并富有弹性的规范体系，其不可能规定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这也导致近年在行政权力的运行领域，特别是行政立法环节出现了与宪法规范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现象。行政立法的过度膨胀已经成为阻碍行政法与宪政建设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疾。因此，我们必须对宪法规范与行政立法之间的冲突进行辩证地审视与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合理的冲突调适与解决机制。行政立法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行政权运行的逻辑起点，从整体上分析宪法规范同行政权运行相冲突的原因和表现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把握宪法规范与行政立法的冲突表现。在宪法的运行过程中，出现规范与现实的冲突是正常的现象，冲突是绝对的，两者的协调则是相对的。这是因为在宪法的实现过程中，宪法规范并不是在事实要件中得到完全吸收，没有被吸收的事实自然也就同一定的宪法规范之间存在着距离。其中这些没有被吸收的事实即未被规范化的领域同宪法规范的调整之间便会出现矛盾，从而产生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宪法通常被解释为政治法，政治现象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给宪法运行带来了各种矛盾与困难。既来源于政治权力的需求，同时又必须规范政治权力是宪法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政治权力本身的属性和特征也是造成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主要原因。从规范与现实冲突的领域来看，冲突可分为立法冲突、司法冲突与行政冲突。而从我国的实践来看，行政权在运行过程中同宪法相矛盾的现象应当是最普遍、最明显的，这是因为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最需要自由空间，又最容易膨胀，最自由无度的权力。同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权力最大，人员最多，管理范围最广且活跃性最强的机关。当行政权与宪法规范发生冲突时，其结果总是直接关系到公民与社会的利益。因此，这种冲突的表现与结果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行政权同宪法的冲突主要表现在：（1）行政权的产生过程与宪法规范冲突。宪法对不同层次的行政权的产生过程做了具体规定，但有些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没有合宪性基础。（2）行政决策过程与宪法原则相抵触。（3）行政裁量作为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形式，在特定条件下与宪法规定的价值产生不一致，从而产生冲突。（4）行政立法与宪法的冲突。现代社会中，行政立法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行政立法的程序、社会评价效果等方面则可能会出现与宪法价值不相符合的方面，从而导致冲突的产生。

规范发生冲突的四个方面中，行政立法与宪法规范的冲突在这一领域是尤为突出的。综观中外行政法治的实践，行政立法的过度膨胀已经成为阻碍行政法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权力总量是既定的，国家权力的扩张膨胀必然减损和侵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政府的权力越大，尤其是政府拥有立法所有权时，公民的权利就会成为行政权的附庸，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必将成为政府的恩施。”简单地说，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呈现出此消彼涨的态势。随着行政立法的膨胀，政府对社会及其个人生活的干预必然增加，导致行政相对人权利自由实际上的克减，“宪法赋权，行政法限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集会游行的自由，但是由于特别的原因，有关集会游行的立法却出现了实际上限制公民行使集会游行自由的倾向，以致遭到学者的批评；还有，各地纷纷出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又相继解禁，这种以行政立法形式随意干预公民的正常生活习俗的做法，无疑是行政权力运用不当的集中体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规章规定献血，接受法制宣传教育等为公民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等等。诸如此类限制公民基本权利，随意设定公民基本义务的行政规范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毫无疑问，类似以上的这些行政立法是与宪法规范，宪法价值相冲突，行政立法的膨胀已经严重背离了限制政府权力、行政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宪政精神。甚至有学者称：“行政立法的膨胀是行政法发展对宪法发展所产生的最主要的消极影响。”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宪法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某些规定过细或过于原则甚至缺乏规定的情况同时存在。而社会的急速转型以及释宪，违宪审查机制的虚置又加剧了宪法的保守性、滞后性和不适应性。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立法的深入发展也对宪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早在80年代中期，深圳经济特区基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曾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肯定了土地使用权出租的做法。后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修正案的形式改变了1982年宪法关于禁止土地出租的规定，承认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从表面上看，前述做法突破了当时宪法的规定，但它却并未被宣布违宪。

相反，这一新生事物经过实践检验后却在宪法修改时被接纳。这一现象以及此后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发生，引发了1996——1997年间宪法学界有关“良性违宪”的激烈讨论，一方面要维护宪法至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宪法自身滞后与宪政实施不足的严酷现实。其实质即是在宪法精神下行政法“超前”突破而对宪法发展的实际推动，这是一种合乎宪法精髓的良性推动。因此，行政立法与宪法规范的这种互动关系，行政立法与宪法规范之间的冲突是宪法运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宪政环境正常发展的情况下，行政立法与宪法规范的冲突并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当前的关键应当是尽可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建立其一种合理的机制，有效预防和解决宪法运行中出现的行政立法与宪法规范的冲突，这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在实际生活，为什么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会出现，并能为政府用来约束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并且还获得了大多数人的遵守，这与人们的法律与维权意识的缺乏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宪法至上”的宪法意识。宪法意识是构成宪法现象逻辑结构的四大要素之一，在四大要素中，宪法规范是处于核心地位，宪法意识必须通过对宪法规范产生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的结果凝结在宪法规范之中才有意义，否则就不可能构成所谓的“宪法现象”。因此，要使宪法规范具有权威并使其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不可动摇的地位，那么必须首先确立“宪法至上”的宪法意识与基本理念，“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的核心，也是法治国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宪法如果没有至上的权威，那么宪政、法治都失去依托，更不用说通过宪法的权威来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和解决行政立法与宪法的冲突了。要树立“宪法至上”的宪法意识，则必须贯彻“宪法优位”，“宪法保留”的原则，宪法优位意味着宪法对一般的法律具有优位性，一切法律或对人民有约束力的决议、决定，都不得同宪法规范和宪法原则相抵触。

（一）以“宪法优位”、“宪法保留”为原则，牢固树立的行使要受到宪法的约束，即使是在行政机关有较大活动空间和创造余地时，行政权的行使以及低于法律阶位的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仍应顾及到宪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而宪法保留则是指凡属于国家基本制度及基本秩序的事项均应由宪法规定或由宪法授权的法律予以规定。例如，对公民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规定，国体、政体等问题，均应由宪法加以规定，行政立法是不能任意超越这个权限的。行政立法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宪法的健康发展，但是，在把握宪法原则与精髓的前提下，行政立法的发展突破了某些文字的规定，是否也简单地视之为违宪呢？这个答案在具有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宪政体制下，可能很容易就能回答，但是正是由于我国违宪审查机构与制度设置的匮乏，从而使违宪与否失去了评判的主体和标准，这无论是对行政立法，行政权的运行还是宪法的健康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几年前，宪法学界就“良性违宪”所展开的激烈讨论就是极好的佐证。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构建一套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并将这一权力交由一个独立性强、权威性高的专门机构去行使。笔者认为，要深入解决和预防行政立法和宪法规范的冲突，甚至包括解决其他的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尽快建立违宪审查机构与制度，并通过违宪审查机制的有效运作，使宪法规范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朝着良性的方向持续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宪政的早日实现。

宪法规范的效力与宪法规范的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宪法规范的适用性是保障宪法规范性与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在有着完善违宪审查机制的国家，宪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在宪法诉讼中，宪法的规定和原则通过比较规范的程序得到实现，维护了宪法的效力，客观上减少了缺乏权利救济的现象，也较好地约束了行政权的运行过程。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的适用主要仍是通过非司法化的途径进行的。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就应当是保障宪法规范实现的有效途径。社会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静默的宪法要适应变化迅捷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行政立法，就必须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机制。除了宪法修改外，主要还应当通过宪法监督制度和宪法解释制度，利用监督者的解释技术来调节呆板宪法条文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关系，从而使得行政立法权的行使既灵活又不会突破宪法所允许的范围。但是，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享有的释宪权的闲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造成现行宪法适应性差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尚未变动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对现行宪法进行大规模修改之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有责任担负起践行解释宪法的重任，从而努力阐明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弥补宪法条文规定的不足，推动宪法制度的实施和观念的普及，保证行政立法与宪法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发展。

本文作者：王杏飞邓玉星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广东省广药集团

一、引言：从第四次修宪说起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既是国民权利的宣言书，又充分体现特定国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我国第四次修宪已圆满结束，但关于宪法修改以及司宪等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结束。2003年11月，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修宪建议[1]：“‘三个代表’入宪”、“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等。从2004年通过的修正案来看，“三个代表”入宪、更加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人权的条款彰显明要。但是，“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这一提议却被搁置了。关于司宪问题，有学者认为“司宪也称宪法的司法适用”[2]。此论者主张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督宪权）和解释宪法（解释权）与法院司行宪法（司宪权）三者界分清楚[3]。另有人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违宪审查问题的热烈讨论带有很强的就事论事、急功近利色彩。而对与违宪审查相关的一些前提性、基础性理论研究都远不够充分。”[4]其主要理由是：没有充分研究什么是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概念问题以及违宪概念问题、违宪与违法关系如何以及建立违宪审查的相关背景等问题缺乏深刻研究。对于司宪问题，论者认为法院根本就不能成为宪法诉讼的主角，理由：一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是法律而非宪法；二是人民法院没有宪法的解释权；三是法院没有审理宪法诉讼的权威[5]。

二、问题：宪法的性质

宪法究竟是什么？它是法律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表达了何种意义？初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规范（norm）”与“规则（rule）”的不同内涵。规范用以表达意义，而规则或法则用以描述现象和事实。法律不过是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命题，通过这些规范我们表达那些应该是或应该要发生的事件或行为。规范表达意义，由此规范的创制意味着产生有意愿的行为。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就在于法律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意愿而不是纯自然的赋予。与此同时，规范作为一行为的特定意义（该行为指向其他人的行为），与意愿之行为有细致的区分。后者意味着规范的实在状态。也就是说规范是应然，而意愿之行为却是一种实然。因此，这一行为构成的情形被描述为：一个个别的意愿，要求其它个体应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指涉一种实然，亦即个体的意愿行为之既存事实；后半部分指涉一种应然，亦即指向作为行为之意义的规范。上述分析便是凯尔逊“纯粹法”理论的基本前提。在凯尔逊看来，“法律是主权国家所意图或采纳的一系列命令的集合，这些命令应得到那些服从于它的臣民们的遵守，这些命令期待达成它所意愿之特定目的，其期待之未来应该是每一个行为者动机”[6]。在纯粹法学理论中，规范成为实然与应然的连接点。申言之，当某一行为既满足了行为人的个体意愿，又满足了规范的实质性的要求，就使得实然与应然联系起来。这一命题在凯尔逊的理论中，表达为有效和实效的关系。这一命题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在于有效和实效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二，两者不能同时满足，一个法规范在其产生效用之前已经生效。因此规范的有效是不依赖于实际生效的。其三，如果规范不能保持永远的实际效力的话，那么规范将不再具有有效性。简言之，有效性表达的是一个正当性的命题，而实效则是正当性的实际表达，二者的联系惟在于事实会制约意义。如果意义永远不能实现的话，整个法律体系的实效是其成员规范的效力的条件，而不是理由[7]。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规范是表达意义的，因此宪法规范也是表达意义的。这一意义表达之所以有效，是来源于一种假设，而这一假设则是与规范的实际效力相关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没有能够在实际中产生作用。宪法仍然在表达某种政党的或民众的意愿。问题是，这些意愿的实际效果在为这些宪法规范的有效性提供条件时的确还不充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分析现行宪法规范结构或意义表达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规范结构的构建：一个方法论基础

本文作者：张文琴聂永刚工作单位：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一、宪法规范应增强可操作性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调整的内容涉及行的外显阶段,其实质就是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现实到社会关系所有领域的最深层次,是对社会关系进化。从法律主体方面而言,这一运行过程就是人们行全方位的、基本调整的法,有最广泛的效力范实施并实现法的活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在围,因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机关将法制定实际上被执行、适用和遵守的情况,会给社会带来成文之后,法就越过了其内潜阶段,进人了实质运不同的效果。将“应然性”的法转化为“已然性”的法律实效的过程,是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性和最高性,为宪法中各权力、权利和义务主体的督等一系列环节的有机组合。在这个有机组合系统行为提供法律模式,即规定各主体的权力范围、权中,法律规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宪法规范作为利和义务及其实现方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规范的一类,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人民行为准则、违宪责任等,是建立正常运作的宪法秩意志和利益,规定我国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治中序的必要条件。如果单纯在宪法中写人一些空洞抽最基本的行为规则,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具象、口号式的条文,一方面不利于宪法的实施,另有根本性、最高性、包容性和概括性、违宪制裁的一方面也使宪法规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宪法“最特殊性等特点,对宪法关系进行调整,进而影响国高的法律效力”也就成了空话。从现代法律的特点家和社会生活。作为根本法的法律规范,它又是其来看,其科学性、技术性比以往法律更强。弗里德他普遍法律规范的基础,对其他法律规范具有制约曼说:“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法律必须更明确、重作用。形式和拘泥‘法律”,。因此宪法规范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明确程序性规范是宪法功能实现的途径

宪法规范作为法律规范中最根本的一种,首先体现在宪法条文之中。宪法条文有两类表现形式:一类较为抽象、灵活,有的只规定一些原则性的内容,不涉及具体事项。如我国1982年《宪法》第8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其中“鼓励、指导和帮助”的规定就较为抽象、灵活;有的则提出一种奋斗方向,如我国现行《宪法》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另一类则是以明确具体的规定形式出现,如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从宪法的实施角度来讲,第二类明确具体的法律规范形式显然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功能。由于其明确做了操作性的规定,从而使这类法律规范具有了直接的法律效力,充分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法的属性上同其他法律没有区别,而其规范形式一方面直接影响宪法自身功能的实现,同时对其他基本法律规范有重要影响。如何在宪法规范的运行和发展中维护其权威宪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判例以及宪法解释、宪法修正案等。这些宪法规范也同其他法律一样,既有实体性的规范,又有程序性的规范。与普遍法律不同的是,宪法规范的实体和程序统一于宪法整体中。美国学者塞尔兹尼克认为:“任何抽象的规范都不可能决定一项具体的判决或一种具体的行为步骤。”正如其他实体法的实现要通过相应的程序法一样,宪法的实际功能要得以充分体现,必须对程序性规范加以明确。明确程度性规范,首先是将宪法活动中各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明确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行使是否合法的标准,以使权力主体能在明确的、法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并得到证明其正当的充足依据。其次是对行为主体的行为程式加以规定,尤其是对权力主体确认权力的程序加以规定,如政府行使行政权的程序规定,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程序规定等。为切实保障宪法规范的落实与贯彻,应当在宪法规范中建立完善的、可明确操作运行的宪法监督机制,对不同级别的宪法性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属于立法机关监督的情形,有经常性的监督主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采用事前审与事后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但这两种方式各有不足,事前审的不足是由于对行为缺乏实践的检验,有时不能及时发现间题;事后审的不足则在于行为主体对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充分时,依宪法原则性规范所为的“合法”行为有可能成为“非法”,易在审查中引起争议。我国采用事前审与事后审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审查,笔者认为不能理解为这二种形式同时进行。因为一旦事前审查没有发现问题,而事后审查又认定前行为违宪时,则会引起这样一种效果:审查机关对同一行为前后有截然相反的认识。这样就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我国目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审查机关,而由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委会组成监督网络。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由于其工作涉及面广,事实上不可能对宪法主体的每一项宪法性行为都进行充分有效的调查,这样势必影响宪法监督的质量;宪法监督的对象也仅限于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客观上存在宪法监督的盲区,不利于宪法完全意义上的贯彻落实。因此我国目前宪法的程序性规范中,首先应当规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同时吸收司法参与,使宪法运行司法化,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违宪审查权;其次应扩大宪法审查的范围,不仅对宪法主体,尤其是对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同时也应对其宪法性行为进行审查。

三、制裁性规范是宪法功能实现的有效保障

一、引言：问题之所在

大激荡的时代，总是给宪法学以及宪法学者们提出一连串严峻的、近乎是诘难性质的问题。自70年代末以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向来一本正经的宪法者们陷入一种困窘之中；实在的宪法规范总是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甚至无情地冲破；与秩序那样乱象纷呈。在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法传统的国家里，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在此情形之下，应该如何确立起那种有赖于宪法安定性的宪法权威，进而确立起又以宪法权威为表征的宪法秩序，最终实现依法治国（theurleoflaw）的核心内涵呢？

面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其中，又必须在宪法理论上对这样个问题作出彻底的自我解答：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消解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论？

作为这样的一个理论尝试，本文认为：（1）实在的宪法规范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变动，定的宪法秩序之所以难以形成，意味着中国尚未确立起一种类似于美国现代宪法学家K.罗斯登（Karl.Lowenstein）所谓的“规范（normative）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为此不能一味地笼统地去针砭促成这种宪法规范变动的外在的“非规范行为”；[1]（2）“规范宪法”是一个国作为产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独特现象，而未必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普产物；（3）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才能修成正果，成为具有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而在其间，宪法的变动、尤其是宪法的变迁[Verfassungswandlung（德）]和宪法的修改这两种形态上的宪法变动现象是无可避的。

二、规范宪法及其内面条件

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既不构成非实现宪法政治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实现宪法政治的充分条件。在这两上命题之中，前者有英国的例子为证。法国人D.托克维耶（D.Tocqueville）曾经断然地说“英国没有宪法”，[2]美国的T.潘恩（TheomasPaine）更指摘英国“拿不出一部宪法”，[3]但人们并不会否认英国是一个具有优良的宪政传统的国家。甚至也正因为英国并不为实在的宪法规范这种“礼法”所拘而能自行宪政，所以已故的中国宪法学家何华辉曾经盛赞“足见英国人具有优良的宪政素质，英国作为近代宪政运动的开拓者并非偶然”。[4]然而要理解后者，即理解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并不构成实现宪政的充分条件这一道理，则可能颇费周折。当代中国宪法学界似乎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才开始真正理解这个谛见的。[5]

本文作者：程莉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早在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1858年条约争端案、东格陵兰案和自由区案等国际争端中,国际条约与国内宪法之间发生冲突后国际条约的效力如何认定就引起了国际法学者的广泛讨论,常设国际法庭等国际裁判机构作出的裁决也莫衷一是。国家拥有缔约能力,至于什么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按照什么程序行使则是缔约权的问题,由各国国内法特别是宪法自行决定。从历史上看,国际条约违反宪法规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二:条约的缔结程序违反宪法的程序性规则、缔约代表违反宪法关于缔约权权限的规定缔结国际条约。这里的宪法规范,包括成文宪法、宪法判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宪法性法律等广义上宪法的概念。如果缔约没有遵守宪法的限制,所缔结的条约在国内法上当然不能算是合法的成立,不过究竟只是在国内无效而引起违宪的责任,抑或在国际上也无效,则是公法上争论已久的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答,理论上它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相关联,历来有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不同的学说,而一元论又分为国内法优先派和国际法优先派。以此不同的理论为依托,在条约效力认定上国际法学者们、国际实践分为三个阵营,它们分别是宪法主义阵营、国际法主义阵营及折中主义阵营。

一、宪法主义条约无效

(一)学者观点宪法主义学者以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为基础。舒金于1930年对国际法学会的报告中说:一个条约只是在经有权机关缔结并且关于缔结条约的一切宪法规定都已得到遵守的条件下,才拘束缔约各方。0[1]242-243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元首拥有的权力来自于市民法,我们怎么能忽视它创设的这些限制呢?外交代表不能逾越上级授予的权力,国家元首只能以国家授予他的权威来约束国家本身[2]463。霍尔(Hall)和奥本海(Oppenheim)强调的是,凡没有依照宪法规定经过议会同意缔结的条约,不但在国内不能执行,并且在国际关系上不能拘束国家。因为缔约权的存在是为执行宪法所规定和定义的政府的意图和目标,没有违反宪法规定而有效的条约[3]23。但同时,奥本海也指出,这个原则的运用不应使各国政府可以为所欲为,以致损害条约的神圣和信实的义务[4]。

(二)国际实践在国际实践上,根据违宪的理由否认条约的国际效力的事例也曾发生过,通常引用的有如下几件[2]464:1835年,美国对影响其商业利益的秘鲁和智利签订的双边通商条约提出抗议,秘鲁方对条约的批准因为是由一位无权的Sala-verry将军进行的,违反秘鲁国宪法条约无效。根据秘鲁的宪法规定,对条约的批准权力由立法机构来行使,该条约随后被秘鲁宣告无效。1861年秘鲁要求厄瓜多尔履行双方在1860年8月20日缔结的条约。厄瓜多尔政府答辩称:国际法的原则很清楚地表明缔结公共条约的能力排他性地归属于主权,违反一国宪法规定未经立法机构同意的条约是无效的,因此交换批准书的行为不发生拘束力。不过,这类违宪理由提出条约无效的主张鲜有得到缔约他方的承认的。

(三)对宪法主义的评价从学者观点、国际实践来看,似乎符合宪法性规定已成为一种国际习惯法,不可否认,宪法主义有其优点:该主义与近代各国对外关系的民主控制原则相符合,实行该主义就不会发生一个条约在国内法上无效而在国际法上却有效的矛盾现象,将保障条约更好地履行,因为缔约国对于一个既在国内法上又在国际法上有效的条约,按照约定必须遵守0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应当善意履行。但该主义固有的缺陷也不可忽视。首先,对于一个国家关于缔约权的宪法上限制,其他国家不易知悉。但同时也该看到,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变得透明且容易获取,透明、公开机制也在各大国际组织相继建立并加强,所以对一国成文宪法的知悉已较可行。然而,对于存在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的国家,由法院判决而形成的宪法惯例往往会修正成文宪法,让缔约对方犹如水中望月0。其次,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缔约机关是否违反其宪法上的限制进行审查也是有失国际礼仪的行为,甚至有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之嫌。正如1835年10月14日智利在反对美国观点的答复中有一句表述是:Salaverry将军是否是合法的秘鲁总统不应是他国有权干涉的问题。再次,条约因违反宪法而无效在国际法上与禁止反言原则0相悖,有助长道德风险0的可能。它易于使缔约一方在条约规定对其发生不利的情况下,借口条约的缔结违反其宪法上的限制,来规避其所承担的条约上的义务,因而国家在缔结条约时怠于审查,疏于防范,即产生道德风险0,有损条约的稳定和国际秩序。权衡利弊后可以发现宪法主义的这些缺点不能忽视,颇为严重,从而宪法主义实际上很难实行。

本文作者：秦强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宪法,在法治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通常称其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如果抛开空泛的口号,而用规范主义的视角深入分析宪法的概念与功能,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为什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关系到宪法理论中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要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清晰而详尽的回答,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宪法观,即宪法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对宪法的本质和价值定位作出一个正确的回答之后,关于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性的疑问自然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对于宪法本质的界定对宪法研究来说,便具有根本性的前提作用,对这个问题的界定不同,直接会影响到宪法的体系、结构以及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一、宪法的本质:一种控权的理念

从宪法发展的历史上看,宪法的本质可以大体归结为三种理论:第一是神志论,即神的意志论,是把宪法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神或上帝的意志,宪法是神或上帝的意志的反映或体现。这种宪法观主要体现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宪法观念上。第二种是政治契约说或人民意志论,认为宪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契约,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启蒙时期的启蒙大师们大都主张这种观点。在国家问题上,启蒙思想家们大多秉持一种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政权不是上帝授予国王的,而是人们签订契约的结果,宪法就是这种契约。他们认为,人们一开始就生活在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状态中。但是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着种种不便,人们为了克服这种障碍,更好地生存,便相互约定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给一个固定的个人或机构行使,这个个人或机构利用这些权利颁布法律,成立政府,组建国家。由于国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主权必须属于人民。如果政权侵犯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废除原先的契约,重新订立新的契约,组织新的政府。第三种观点是阶级意志论,认为宪法的本质是阶级意志的体现,宪法反映阶级的意志,体现阶级的利益。这种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规定国家机关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以及统治阶级需要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总章程,体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1]张庆福先生对于宪法本质的这三种总结精要地概括了历史上的主要宪法类型,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宪法的本质问题容易只重视宪法的历史意义而忽视了宪法的共性,例如神意论仅仅是启蒙运动以前的一种观点,现在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而政治契约说至今仍然成为西方国家评价宪法的一种主流思想,但是它的一个局限是其影响力仅仅局限于西方传统国家,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很小。而阶级意志论恰恰相反,它的生命力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也极其有限。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宪法本质问题,容易造成一种历史上的割裂,使东西方在宪法本质问题上无法进行沟通,从而会加深东西方在宪法与人权问题上本来就存在的隔阂。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寻找出一个能够适用于东西方世界的宪法的概念,而这个努力或尝试只能从宪法的性质上说起。从性质上讲,宪法不仅仅是一种制度规范,更应是一种价值理念。宪法不是对社会现象的冷峻的分析与总结,而是凝聚着立法者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倾向于其中。因此,宪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价值性或正义性。其他国家法律可能因为立法技术等原因而成为恶法,但是,宪法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恶法,因为其他的恶法可以通过违宪审查加以修正,但是如果连宪法也堕落了,谁来对宪法进行修正呢?所以,现代宪政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法治就是法律自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宪法之治。宪法的价值性主要体现为宪法的正义性上,作为宪法价值的正义,就是宪法所具有的平等、公正、合理的属性,或者说是指宪法的平等性、公正性、合理性。[2]从实践上看,宪法的正义与否主要体现在宪法实际功能上。从近代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宪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因此,宪法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其对权力的规范上和对权利的保障上。所以,宪法的最主要的职能是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在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二者的关系当中,限制权力是手段,保障权利是目的,限制权力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障权利。这并不意味着限制权力不如保障权利的地位重要,恰恰相反,限制权力是保障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对权力的限制,权力就会成为侵害权利的首要敌人,因此,在宪法的功能上,限制权力的紧迫性要优先于权利保障的根本性。这种宪法对权力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第一,宪法的产生本身即说明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限制,国家权力不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第二,宪法确认人民主权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认定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三,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宪法划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范围;第四,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之间在职能上的分立,将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配置,相互之间保护某种制约和平衡,以防止国家权力集中到某个机关。[3]所以,宪法的首要职能或者说是最本质的属性就是限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运作程序、运作依据等进行限定,最终达到控制国家权力的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

二、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宪法的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宪法必须是一种根本大法,必须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否则的话,它的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本质功能就无从体现。宪法的根本性主要表现为宪法规范的内容上。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宪法关系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各种规范的总和。[4]根据宪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基本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

「内容概要」本文拟就阿富汗2004年宪法文本进行分析，从而对阿富汗宪法制定的背景，以及宪法典的结构及其主要内容作简单的介绍，以期能够对阿富汗的2004年宪法能有一个大致之了解。

「关键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过渡时期政府，大支尔格国民议会，独立选举委员会，独立人权委员，波恩协议

一、引言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阿富汗宪法》）于2004年1月4日由阿富汗大支尔格国民议会的550名代表表决通过，由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1]签字后于2004年1月26日生效，这标志着阿富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同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宪法现象。笔者认为我们应对阿富汗这样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宪法投以关注的目光。

阿富汗2004年宪法除引言外，共有12章计162条，其文本结构如下：

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