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观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从我国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宪法观出发，注重分析了我国三代领导核心对我国宪法制订和修正工作所做出的巨大历史功勋。进而提出“三个代表”是对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入宪不仅仅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与时俱进发展的需要。最终，我们提出了“三个代表”入宪的形式以及对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的两条修正意见。

【关键词】实事求是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宪法观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共制定过四部宪法，即54、75、78和82年宪法，对宪法进行了五次大的修订（1979、1980、1988、1993及1999年修订）。同时，在建国初期至54宪法颁布前，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共同纲领》。这些宪法和宪法性质的文件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稳定、繁荣和健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几次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无不是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宪法思想指导下进行完成的，54年宪法是由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它是同志宪法观的忠实反映；82年宪法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的大势所趋下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它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全面体现；93年与99年宪法的两次修订主要是******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99年宪法的修正案则是******同志宪法观的真实写照。

从我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我国三代党领导核心的宪法观的体现上，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深入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殊国情的产物，它为解决我国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的阐述。因此，笔者建议“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应当作为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同在我国宪法、宪政建设中居于指导性地位。

一、同志的宪法观

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实施至今不到22年，可已进行了四次修改，这实在是近现代宪法史上不多见的现象，颇具中国特色。从现有的有关宪法修改言论来看，中国宪法学显然对此缺乏直接的关注和专门的研究，更无系统的、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解释，这与热议中的宪法修改的其他具体问题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对每五年就修改一次的事实，与其说中国宪法学对如此频繁的宪法修改是一种“审美疲劳”式的冷漠和熟视无睹，还不如说它陷入了理论困惑，从而在形式上保持着一种“藏拙”式的沉默。中国宪法学的理论困惑在于其基于自身对宪法稳定性的理解而对宪法修改存有疑虑，既无力平抑公众高涨的宪法修改要求，拒斥频繁的宪法修改，也不能或无法从既有的对宪法稳定性的理解中就宪法修改及其必要性、正当性、合理性给予深刻的理论关怀，从而指导、影响和评判当今中国宪法修改的实践。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宪法学对处于特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学者称之为转型社会）及其宪法（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转型宪法）的特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更没有形成以此为基础并能满足转型社会及其宪法所需要的宪法稳定理论。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检视中国宪法学对宪法稳定性理解的局限性出发，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宪法稳定观作为回应。

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之检讨

中国宪法学所理解的宪法稳定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稳定性，指的是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

变动性。这种认识源于对宪法形式上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这一特征的逻辑推论，即认为宪法较之于普通法律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往往不易修改，因而具有稳定性，故宪法的稳定性就是指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变动性。亦有学者将宪法的稳定性表述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对宪法进行较大的修改。①这种基于宪法形式上的特征而得出的有关宪法稳定性的认识，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笔者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揭示出宪法稳定性的实质，基于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而追求的所谓宪法稳定性也只能是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追求的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并不一定是宪法的真正稳定。从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徒具形式稳定的宪法，不能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往往没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作用。

其次，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不能解释和描述一个国家现实的宪法状况。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虽然宪法典是宪法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宪法规范往往还以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等形式存在。即使宪法典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变动或进行较大修改，也不能说明宪法是稳定的，也许宪法是以制定和修改宪法性法律与创设宪法惯例的形式在变化。因此，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即使是对成文宪法国家而言，也不能对其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客观描述。对不成文宪法国家而言，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在逻辑上将不成文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排斥在其解释体系之外。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作为一种解释宪法稳定性的观点，缺乏对不成文宪法稳定性的说明，既不具备理论的普适性，更不能对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解释。

一、树立正确的宪法观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宪法的重要目的

从宪法学科教学内容安排看，主要包括宪法基础理论、国家制度、国家机构，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四个部分。对党员领导干部宪法学习来讲，当然也要遵循宪法学科的一般规律，进行全面的学习。并且，还要特别注意整体学习的推进，不可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这需要在4较为长期的学习周期中逐步完成，并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得到检验。但是，对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宪法学习的首要任务，更在于要树立正确的宪法观，尤其要注意学会、弄懂宪法是什么、宪法是怎样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些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搞明白宪法的法律本质，宪法与其他国家法律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内心认同宪法的地位、性质和作用，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宪法的权威，在工作中切实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真正发挥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真正体现宪法作为治国重器的法治核心作用，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学习贯彻宪法的根本要求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保证。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方式，由来已久。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法治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即法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良法，二是普遍服从，存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普遍服从”是法治所要达到的状态以及实现这种状态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相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提出用“科学立法”制定良法，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达到“全民守法”的“普遍駆”。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古往今来，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模式也是不一样的，要根据各自的地理、民族、文化、习俗、宗教、经济、历史等等复杂的因素，作出自己的法治模式和道路选择以及制度安排。尽管有些国家之间的法治道路会更为相近一些，但是，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提倡和实行法治的历史不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法治，以及当今世界各国的法治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品格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有前所未有的更为广阔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法治的这种独特品格，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铸就的。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洽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的关键，在于方向正确：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根基。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是有机的统一。

三、宪法权威是法治权威的首要体现

“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宪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在本质上都是法。但是，宪法和其他一般法不一样，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尚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对此，我们有着高度的认同。同时，必须正视我国法治的另外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倡导和实行法治的时间毕竟较短，尤其是与那些老牌的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是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与此相适应的是法治权威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宪法权威有待加强。强调，宪法集中＿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维护宪法权威和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是一致的；捍卫宪法尊严和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是一致的；保证宪法实施和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是一致的。

[关键词]母法观念中国宪法影响

[内容摘要]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和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功能，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和法治建设非凡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

一、“母法”摘要：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探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摘要：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1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熟悉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摘要：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非凡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假如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新问题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和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有关宪法、宪政新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公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熟悉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探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和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2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摘要：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3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4“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功能，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假如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内容摘要]“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键词]母法观念中国宪法影响

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现行的1982年宪法施行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这部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经过1988、1993和1999年三次修正案修改以后，它更加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999年的修正案，把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通过法定程序载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在我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它不仅在国内的民主法制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宪法学界的关注。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全国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遵守的根本活动准则。宪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这些道理，不仅是我们宪法学界的共识，也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肯定。大家知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真要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树立法治观念，首先是宪法观念，也就是要正确理解宪法，维护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如果没有宪法观念，或者宪法观念不强，那么依法治国也只是一句空话。而在我们中国，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主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人治的阴魂历久不散，它对依法治国的负面效应严重存在，不可低估。所以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观念更新和制度改革，坚持不懈，循序渐进，决不能一蹴而就。宪法规定“依法治国”，就是用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人民摒弃人治、实行法冶的决心和信念，也顺应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当强调指出，既然宪法作了规定，那就须采取切实措施，为它的实施而努力奋斗。而增强宪法观念，实在是所有一切措施中不可或缺的首要因素。

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思考本来，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就说过：“宪法通过以后，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地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从1986年开始在全体公民中进行的三个五年的普法教育，都把宪法作为它的主要内容。我们在肯定普法教育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宪法离“家喻户晓”的要求还相当远。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有些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有哪些宪法修正案，甚至不知道“依法治国”已经写进了宪法。司法部长张福森2001年4月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的“三五”普法教育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广大公民、公务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与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的决议〉（即“四五”普法决议）规定：“继续深入宣传学习宪法，强化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为此，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正像在1996年2月中央举办关于依法治国的法制讲座时所指出的：“一种观念的树立，一种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充分认识到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并逐步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说起宪法观念，它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具体的，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至它的兴衰密切联系的。譬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那么我们有没有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正确维护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呢？又譬如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是不是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而是颠倒了主仆关系，做官当老爷，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了呢？当然，这只是举其荤荤大者。宪法的一系列具体规范，都需要认真落实。而增强宪法观念，对领导干部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树立宪法观念，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做好宪法的宣传教育工作，才能带领和推动人民群众增强宪法观念，维护宪法权威，为推进依法治国作出贡献。

这里，我想提出同宪法宣传教育，特别是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冶国紧密相关的两点建议，供有关方面考虑：

第一，领导机关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凡是涉及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和内容的，最好尽可能提到宪法或者引用宪法的规定。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阐明了依法冶国的基本方略，它五次提到宪法，重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提到了“依法治国”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却没有提到宪法。其实，上述“五爱‘等内容宪法早有明文规定，”普及道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等等也都是宪法所规定了的。我们用已有的宪法规范来进行教育，必将大大增强公民的宪法观念，有力地做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语）。否则，把许多可以用来宣传宪法、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好机会白白放过，让它溜走，岂非可惜？我认为存在这个情况本身也是个宪法观念问题。

内容提要：宪政民主论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民主的新认识。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内容入宪表明我们正在放弃历时长久的“革命”民主观，并形成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主题词：宪法修正，“革命”民主，宪政民主，政治文明，人权保障

宪法是人民的圣典。每当修宪时，它都要氤氲一层神圣而美丽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聚焦会使修宪议题演变为公共话语，更因为现代修宪已成为与社会各阶层、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对利益安排的预期和憧憬使它吸引人们的凝视与关怀。但宪法终究不是凡器，它高贵得让人陌生，抽象得让人疑惑，灿烂得让人不能亲近。因此，宪法修正案的正式出台，不是宪法行程的归宿，而只是漫漫征程的起点。我们要认真对待、深入解读宪法修正所折射出的宪政民主理念。纵观中国的修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国家权力的新认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的内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反映了人们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孰本孰末的认知变迁。公民权利的“顺序在先”引导着公民意识的复苏和勃兴，并为法治理念的导入储备力量。九九宪法修正案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树立宪政民主观的重要里程碑，它表达了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法律之下的权力的法治信念。而二零零四年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则表达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良宪治国的坚定决心，是对“宪法者，公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一法治普遍真理的回归，是对国家权力价值的鲜明认知。二十年，四次宪法修改，“权利优位”、“法治模式”和人权理念随之确立。显然，这样的价值和制度选择，昭示了人们对宪政民主观的趋近。新近的修正案对“政治文明”和“人权”等的宣示，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和固化，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基础和价值根基的新认知。

一、宪政民主论构成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的首要基础

权力何以能正当存在并保持持久一直是政治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垄断有组织的暴力以抵御外来侵扰、维持国内政治社会秩序，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但暴力并不能为政权提供正当性的支持。正如卢梭所言，“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①].事实上，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籍暴力和强制统治，只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自政治权力存在以来，人们便不断追问其存在并为少数人执掌的正当性，并创造种种理论来论证其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构成了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一）权力正当性理论的演变

内容摘要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阶级性社会性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本文作者：赵莉工作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现代经济法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以说,宏观调控是经济法首要的内容,这是由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所决定的。因为,国家的干预首先是宏观层面的干预。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表现形式是什么?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往往是从单纯所谓的经济法角度来看的,比如认为表现为金融调控法、财政调控法、价格调控法等。这些认识并非不正确,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宏观调控的法律外在表现形式和复杂性,因而从立法角度有利于相应宏观调控法的出台和制订。但是,通过法律规范宏观调控,不仅意味着要制订一部相应的立法,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通过法律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进行。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它不仅涉及政府是否有权以及如何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公民、企业等个主体切身的利益。可以说,宏观调控不是一个政府的普通行政职能,而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因而,它首先是一个宪法层次的问题。

二、经济宪法的含义

经济宪法是德国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该国学者伯姆最先把经济宪法定义为一种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合作程序的种类与方式的综合决定。豪依塞尔认为,经济宪法是一个国家与其经济的整体关系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法律秩序的基本内容,所以其基本原则立场需要通过宪法加以规定。基于此,德国学界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上边所说的经济宪法还只是从狭义角度而言的,除此之外,还有广义上的经济宪法,即不仅包括宪法中的规定,还包括具有宪法性的法律规定。如有学者认为,广义经济宪法是指那些不受其法律部门范围制约的,能够从根本上长期决定经济生活流程的规范的总和(施托贝尔,28)。而对经济生活特别重要的法律规范或能够从根本上长期决定经济生活流程的规范包括营利事业法、卡特尔法、经济稳定发展法。这些法律已不是一般的基本法律,而是现代民主国家根本性的规范。因为从内容上看,它们并非简单规定行政机关与公民或企业等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更是规定保护个体基本自由(如营业自由、自由竞争)和制约政府的东西,所以,它们事实上是规定国家与整体经济的关系的法律,是经济宪法。经济宪法包含以下含义。第一,它是规定国家与其整体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经济宪法是对一个国家基本经济关系的规定。所谓基本经济关系是指一个国家中涉及公民基本经济权利与国家经济调控权的经济关系,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涉及公民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经济关系,二是国家或者说是政府的经济调控权的经济关系。前者是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和保护,后者是宪法对政府经济权力的赋予和限制,二者统一于宪法之下的以权利为中心的权利与权力的架构与平衡。第二,其重点在于国家的经济调控权,即主要规定国家基本的经济权力。尽管经济宪法理念在于平衡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经济权力,但其目的是赋予政府相应的经济调控权,以推动政府的经济行为,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能动作用。第三,它以规范和制约政府经济调控权为己任,即经济宪法在赋予政府相应经济调控权力的同时,也要在宪政的框架内规范和约束其经济调控行为,防止政府不当的经济调控行为,其理念就是首先要充分保护个体的基本经济权利。所以,我国有学者指出,经济宪法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和规律确立起来的,保障公民经济权利与自由、制约国家经济权力的根本法规,以及据此形成的宪治经济秩序(赵世义,21)。经济宪法最早源于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第151条就规定,经济生活秩序要符合正义的原则,其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生存价值的要求。在这一界限内,单个主体的经济自由应受到保护。法律强制只可以行使于恢复受害者权利及维持公共幸福的紧急需要。工商业的自由,应依国家法律的规定予以保障。这一条被认为是经济宪法的先驱。二战后,德国的5基本法6中也有相应规定。可以说,2世纪5年代以来,宪法史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宪法价值的重心和基点从传统人权和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开始由所谓政治立宪向经济立宪转化。后者是指在这一历史阶段,有关国家通过制定或修改宪法,以引导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即将侧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因而呈现出所谓宪法之经济化,或由政治宪法至经济宪法的发展态势。美国宪法主要是通过经济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等来保护公民自由和制约政府经济行为的。美国大法官波斯纳谈到,在19世纪3年代后期之前的5年里,依据联邦最高法院所解释的美国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契约自由一直是正当程序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契约自由原则是联邦最高法院废除(虽然并没有一直这么做)许多管制经济活动的州和联邦法律的理由。美国特有的司法审查机制对于保护公民个人自由,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只要政治人心目中不存在公共利益,同时缺乏宪法约束,则无论是哪种政治过程,都会产生不好的经济政策。因此认为应该有合理的宪法规则约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所以,经济宪法已成为现代宪法学中重要的内容,成为一个包括经济生活中有关国家与整体经济关系规定的法学问题。可以说,经济宪法的出现是国家对经济干预发生质的变化的必然结果。对国家经济干预上升到相应立宪层次,一方面使得国家经济干预取得宪法的认可,一方面则使得国家经济干预限制在相应的度内,即不得因此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界限,国家干预经济就会成为侵犯公民权的代名词,自由权力取消了自由权利。

三、经济宪法与国家经济宏观调控

「摘要」本文从我国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宪法观出发，注重分析了我国三代领导核心对我国宪法制订和修正工作所做出的巨大历史功勋。进而提出“三个代表”是对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入宪不仅仅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与时俱进发展的需要。最终，我们提出了“三个代表”入宪的形式以及对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的两条修正意见。

「关键词」实事求是，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宪法观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共制定过四部宪法，即54、75、78和82年宪法，对宪法进行了五次大的修订（1979、1980、1988、1993及1999年修订）。同时，在建国初期至54宪法颁布前，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共同纲领》。这些宪法和宪法性质的文件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稳定、繁荣和健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几次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无不是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宪法思想指导下进行完成的，54年宪法是由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它是同志宪法观的忠实反映；82年宪法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的大势所趋下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它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全面体现；93年与99年宪法的两次修订主要是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99年宪法的修正案则是同志宪法观的真实写照。

从我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我国三代党领导核心的宪法观的体现上，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深入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殊国情的产物，它为解决我国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的阐述。因此，笔者建议“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应当作为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同在我国宪法、宪政建设中居于指导性地位。

一、同志的宪法观